八字神煞三丘五墓(八字神煞三丘五墓代表什么)

历史的尘埃——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一)

余欣

　　维大唐清泰四年岁次丁酉八月辛巳朔十九日己亥，孤子归义军行军司马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谁（谯）郡曹元深等，敢昭告于后土地神祇、五方帝、五岳四渎、山川百灵、廿四气、七十二候、四时八节、太岁将军、十二时神、墓左墓右、守塚大夫、丘承（丞）墓伯、四封都尉、魂门停（亭）长、地下府君、阡陌、游击、三丘五墓、家亲丈人。今既吉辰良日，奉设微诚，五綵信弊（幣），金银宝玉，清酒肥羊，鹿脯鲜果，三屠上味。惟愿诸神留恩降福，率领所部，次弟就座，领纳微献，赐以嘉福。主人再拜，行酒上香。奉请东方苍龙甲乙墓左之神，奉请南方朱雀丙丁墓前之神，奉请西方白虎庚辛墓右之神，奉请北方玄武壬癸墓后之神，奉请中央黄帝后土戊己墓内之神，奉请乾坤震巽离兑坎艮八卦神君，元曹、墓典、墓录、墓鬼、殃祸、墓秏（耗）之神，童子、宝藏、金印、金柜（匮）、玉信、黄泉都尉、蒿里丈人，一切诸神等各依率所部降临就位，依次而坐，听师具陈。主人再拜，行酒上香。重启诸神百官等，今既日好时良，宿值天仓，主人尊父大王灵柩，去乙末年二月十日，于此沙州莫高乡阳开之里，依案阴阳典礼，安厝宅兆，修荣（营）坟墓，至今月十九日毕功葬了。当时良师巽择，并皆众吉，上顺天文，下依地理，四神当位，八将依行，倾（顷）亩足数，阡陌无差，骐（麒）蹸（麟）、凤凰，章光、玉堂，各在本冗，功曹、传送，皆乘利道，金柜（匮）、玉堂，安图不失，明堂炳烛，百神定职。加以合会天仓，百福所集，万善来臻。又恐营选（造）之日，堀（掘）凿筑治，惊动地神，发泄上气，工匠不谨，触犯幽祇。或侵阴阳，九坎八煞，非意相妨，或罗天纲，或犯魁罡，或惊土府，或越辛（胜）光，或逆岁时，横忓飞祥。今日谢过，百殃消亡，死者得安，生者吉祥。苍龙扶左，白虎扶右，朱雀尊前，玄武御后，宝藏金柜（匮），四方日益，〔百〕官崇利，公侯卿相，世禄不绝，所向休泰，永保亢吉。尚飨！主人再拜，行酒上香。主人某乙等谨复重启，所献微礼，蒙降福祐，愿镇谢已后，亡者魂神，安宁幽室，生者兴崇，子孙昌盛，长保嘉庆，内外贞吉，福善日臻，祸殃休息。殷勤奉谢，庶士（事）如法，薄礼虽轻，微意实重，既蒙慈泽，领纳丹诚，上下诸神，尽情幸乐，皆为醉饱，三爵既固，福崇嘉庆。今日直（值）符、直（值）使，前后游击，邪魅驱逐万里，阡陌、将军、亭长、都尉，卫护幽宅，永保贞吉，丘墓安静，子孙富贵吉昌。既昭周流，宣祭已毕，时多味歇，请收余祚。尚飨！便酌酒与主人寿福及散洒四方。又取酒祝曰，今蒙福祐，愿亡灵幽室，永无灾难。饮酒讫，再拜。又重请三王之礼，悉以周遍，镇谢之福，收藏已讫。合座饱满，上下喜欢。时延日暮，不敢稽留，坐者既疲，立者复劳，酒冷无味，肉冷无气，愿神严驾，各还本位。在左还左，在右还右，上官还天，下官还地，垂恩纳祐，勿令故气邪精，横相忓扰，所逰恶气，远驱万里，子孙安吉，永无后难。上下再拜，送神上路。谨以终始，再拜。

《曹元深祭神文》的性质　　郝春文认为“太岁将军”、“苍龙”、“白虎”之类，源于道教，还有一些名目虽然暂时未能考出其源流，但从其名称看，很可能也与道教有关。因此，这篇祭神文透露出曹氏家族在尊儒崇佛的同时，也信奉道教。我们对归义军时期道教的传播和发展，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对此笔者持一定的保留态度，认为这些神煞和仪式未必就是属于道教的，而有可能代表了更源远流长的中华本土鬼神信仰及生死禁忌。我们先对《祭神文》的性质略作考索，但侧重点将落在郝氏未考的墓葬神煞上。　　宋代王洙等所纂集之《地理新书》，年代稍晚于《曹元深祭神文》。在卷一五《送葬避忌》中有“五姓墓内神祇方位傍通”中，列有宫、商、角、徵、羽等五姓的墓内神煞所在十二地支方位表，并有一段文字说明若触犯这些神煞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及祭神所带来的好处。现略去表格，征引表后文字如下：右，青龙，犯之，三年内害家长及子孙；朱雀，犯之，主县官文书、公讼争斗；白虎，犯之，主年内害子孙；玄武，犯之，散失钱财，盗贼，凶；宝藏，去墓九尺，主横得钱财物，吉；中冢，犯之，大凶；金匮，向而祭之，得财帛，进益，吉；金印，去墓九尺，主富贵；向而祭之，吉；玉信，去墓九尺，主富贵，向而祭之，吉；丈人，去墓十二丈，犯之，主贫困，少子息；丘丞，犯之，令人颠狂，暴死；墓伯，犯之，令人暴死，后代不利；童子，犯之，主多病、无子；元曹，犯之，主暴死；墓录，犯之，主县官斗讼；墓典，犯之，主多病；墓耗，犯之，呼人口，大凶；殃祸，犯之，主百日外害人口；墓鬼，犯之，大凶。　　《祭神文》中的墓葬神煞几乎在《地理新书》中都可以找到，为曹元深为何要祭祀这些神煞提供了注脚。但是要彻底弄清楚文中诸神煞，必须先确定《祭神文》的性质，而这一点需要联系东汉以来的墓券（买地券）和墓中陶瓶上的镇墓文方能解决。先征引一件典型的墓券以供参照，《东汉延熹四年（161）九月平阴县钟仲游妻墓券》：　　延熹四年九月丙辰朔卅日乙酉直，闭。黄帝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墓左墓右、主墓狱史、墓门亭长，莫不皆在。今平阴偃人乡苌富里钟仲游妻薄命蚤（早）死，今来下葬，自买万世冢田，贾直九万九千，钱即日毕。四角立封，中央明堂。皆有尺六桃卷（券），钱布铅人。时证知者：先□（世）曾王父母□□□氏知也。自今以后，不得干□（扰）。主人（以下背）有天帝教，如律令。这是现存最早的一件镇墓性质的墓券。由其行文款式已大体齐备，可以推想此类范式的形成应当更早。《曹元深祭神文》中的墓葬神煞基本上都可以从中找到原型，甚至有些直接对应。这些具体的神煞，下文再作考述。我们再引录一件和《祭神文》同时代的《后蜀广政十八年（955）十二月眉州彭山县宋琳地券》：维广政十八年太岁乙卯十二月乙亥朔二十日甲申。大蜀国眉州彭山县乐阳乡北通零里殁故宋琳地券。然琳生居郡邑，死安宅兆，昨去十月二十三日倾背，今葬协从。相地袭吉，宜于上代营内庚地，置造□宅。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上至青天。下至黄泉。内方勾陈，分掌四城（域）。丘承（丞）墓陌（伯），封步界畔。道路将军，整齐阡陌。阡（千）秋万岁，永无殃咎。若辄有犯诃禁者，将军、佰（陌）长付河伯。今用酒脯钱财，共为信契。财地交度，工匠修营，永保求（休）吉。知见人岁月主者。保人今日直苻（符）。故气邪精，不得忓吝。先有居者，各去万里。如为（违）此约者，地府主吏，自当期祸。主人内外，存亡安吉，一如五帝使者女青召（诏）书契券。急急如律令[7]。这件地券所提供的信息，对于我们解决《祭神文》的性质问题很有参照价值：首次出现用酒脯钱财祭祀地下诸神吏作为盟信。在其他墓券中，信契的建立是依赖于这两种手段：其一是声称此地是以多少多少钱从地下诸神那儿买来的。虚拟的钱币常动辄云数万，无非是想表明这是一桩合法的买卖，其所有权不得任意剥夺。其二是假借最高神的名义下诏书、符册给阴间所司，诸神必须奉勅执行。文中的语句都包含着命令、警告的口吻。经常被借用的神有黄帝，如《钟仲游妻墓券》；有黄神，《东汉熹平二年（173）十二月张叔敬镇墓文》：“黄神生五岳，主生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有天帝，如《东汉某年（二世纪）刘伯平镇墓券》云“执天帝下令，移雒东乡东郡里刘伯平”，《唐某年（八世纪）许州扶沟县赵公达及某氏镇墓券》称“天帝告”；也有以“天地使者”的名义，如《东汉阳嘉二年八月曹伯鲁镇墓文》：“天帝使者谨为曹伯鲁之家移央（殃）去咎”；有太上老君，如《南齐永明三年（485）十一月南阳郡涅阳县都乡上支里宋武陵王前军参军事刘觊镇墓券》云“太上老君符勅”、“一如泰清玄元上三天无极大神太上老君陛下女青诏书律令”；有五方帝，如上文《宋琳地券》云“五帝使者女青召（诏）书契券”，《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六月庐州合肥县姜氏为亡妹买地券》云“急急如五帝使者书律令”，《南宋淳祐三年（1243）七月福州怀安县赵与骏妻黄氏买山券》云“五帝使者奉太上勅，急急如律令”。从来源上看，都是中国本土的信仰，而从时间上看，大致是汉代为天帝、黄帝或黄神，他们是上古时期就已形成的最高神。索安(Anna Seidel)认为他们是在汉代民间信仰的多样传统和背景下，对同一个最高天神的不同称谓，黄神即黄帝，表明阴间主司和死者的归属不限于太山和蒿里，这一职能已扩大到整个五岳。道教兴起的南北朝则是太上老君，五代十国以后多为五方帝。但是这种时代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十国时期还用天帝或太上老君的例证也不是没有，如《南汉大宝五年（962）十月内侍省马氏二十四娘买地券》曰“神仙若问何处追寻，太上老君勅青诏书，急急如律令”。如果我们将以上这两种手段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威逼利诱”。　　但是，在《宋琳地券》中出现了另一种手段，即以酒脯钱财祭祀诸神，这既是一种交易，甚至可以说是对神的贿赂，也是一种盟信仪式。目的是想让诸神按照人的意志尽忠职守，护卫亡灵，“阡（千）秋万岁，永无殃咎”。这种做法也被以后的买地券所继承，如《金明昌二年（1191）七月河南府洛阳县赵通买地券》：“今以牲牢酒饭、百味香新，共为信契。时（财）地交相分付，工匠修营安厝，已后永保休吉。”由此件买地券可知，这种祭祀地下神吏的仪式用的是太牢，规格较《宋琳地券》为高，而与《祭神文》相等，只是《祭神文》表述得更为明确：“奉设微献，五彩信弊（幣），金银宝玉，清酒肥羊，鹿脯鲜果，三屠上味。”　　吐鲁番阿斯塔那332号墓出土的几件《唐祭五方神》残片，提供了更为关键的信息，表明这种祭祀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因此，它的发轫是与买地券同时代的，祭祀仪式与买地券存在着密切的连带关系。现征引相对较为完整的一件残片如下:　　]〔西〕方白帝白〔招据〕， [ 〔兽〕白虎□神□〔威〕振怒，赤娥若鸟，玄蚉无所犯，此〔诸神〕死鬼怖。其某甲死鬼无系属处，故书名字，□□方神，愿为禁摄，莫史（使）犯人，速摄囚。主人再拜，酌酒行〔伤〕（觞）。敢告北方黑帝协纲纪，恒山之神兽玄武，□神玄冥，难恶处，飞惊千里憎（层）冰固。 ]其某甲死鬼。 ]〔方〕神速。 ] 〔北〕方神速。 ]〔莫〕使犯人，生死路别，不得相亲。 ]付北方神，速摄囚，主人再 ]〔拜〕刘昭瑞指出，这件文书反映的内容是镇墓活动，这类巫、道迷信，类似于道教科仪中的“醮墓仪”。此文书虽然出土于唐墓中，但语言和表述的观念都比较古老。反映死生有别这种生死观的镇墓材料，据内地考古所见，盛行于东汉，南北朝时已极为罕见，隋唐时已完全绝迹。上举醮墓文书形式和内容都比较原始，因此很可能直接来源于东汉。至此，我们可以比照买地券和《唐祭五方神》，对《曹元深祭神文》的性质作如下的推断：曹元深在曹议金下葬之后，举行醮墓仪式，以作动土触犯神祇的谢罪及将来护佑之功的酬答，或许还兼作买地的证盟，即地券中所谓“用酒脯钱财，共为信契。” 《祭神文》就是专用于这一仪式上宣读的祈愿文。“勿令故气邪精，横相忓扰，所逰恶气，远驱万里，子孙安吉，永无后难”云云，表明唐宋时代人们信仰中的生死异途，死者魂神不得相注的观念虽已淡化，不再是醮谢的主要目的，但仍有一丝痕迹残存。　　此外，《宋琳地券》写于前蜀时期的眉州，引发我们对敦煌下葬之后祭地府诸神仪式的来源的思考：是否由蜀地传入？拙文《唐宋之际敦煌妇女结社研究――以一件女人社社条文书考释为中心》中，有一小节对以往有关敦煌与四川之间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并提出敦煌的“走桥”风俗有可能源于蜀地的看法。现在《祭神文》的研究，似乎又为两地间的关系增添了一条新的例证。

历史的尘埃——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二)

《祭神文》中诸神的分类

　　《祭神文》中开列的诸神名单，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杂乱无章，其实是有内在依据的。要解释这个问题，也必须溯源至汉代的镇墓文。《熹平二年张叔敬镇墓文》：

　　熹平二年十二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天帝使者告，张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冢丞冢令、主冢司令、魂门亭长、冢中游击等。敢告，移丘丞、墓栢（伯）、地下二千石、东冢侯、西冢伯、地下击犆卿、耗（蒿）里伍长等。今日吉良，非用他故，但以死人张叔敬薄命蚤（早）死，当来下归丘墓。黄神生五岳，主生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生人筑高台，死人归，深自狸（埋）。眉须（须）以（已）落，下为土灰。今故上复除之药，欲令后世无有死者。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立制牡厉，辟除土咎，欲令祸殃不行。传到，约勒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急急如律令。

　　就整个镇墓文的性质和形式而言，是作为死人的阴间通行证，颇类似于汉代的“传”，或者说“过所”。吴荣曾指出：“文中常用‘谨告’、‘移’、‘令’等字眼，文末则用‘急急如律令’或‘如律令’作为结束语。这是仿效官府文书的文体，但多数的文句押韵合辙，却又和文书不同。”本件镇墓文中，“告”和“移”这两个文书术语的使用也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它们将天帝使者所要传达命令的对象作了层次上的区分。“告”是天帝使者直接下达命令给负责守护张氏墓的神祇。“移”是次一级传达，他们的关系稍间接一些，是对墓中死者有管辖职权的阴曹官吏。

　　相应地，《曹元深祭神文》也大致作了一下诸神等级的区分。但因为所祭祀诸神的座次要依照神的等级排定，所以和《张叔敬镇墓文》的次序刚好相反。第一次奉请的神级别较高，相当于《镇墓文》中“移”的对象，“主人再拜，行酒上香”之后第二次奉请的级别稍低，相当于《镇墓文》中“告”的对象。分两次祈愿，可能是买地券依然划为两个层级的反映。可惜曹议金墓没有发掘，买地券是否真的作此区分难以确知。当然，《祭神文》的等级界限并不是很严格，第一次奉请的混入了魂门亭长，第二次奉请的大多是墓内之神，但黄泉都尉和蒿里丈人却又厕身其间。

　　如果仔细分辨，第一次祈愿的还可以两个层次分地上神和地下神，地上神又可分为两组：后土地神祗、五方帝、五岳四渎、山川百灵可归为“空间神”，廿四气、七十二候、四时八节、太岁将军、十二时神可冠之以“时间神”。我认为，中国传统的命运观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人的行事是否与宇宙（时空）运行的恰当的坐标点相合。一切占卜术都是围绕这一基本原则展开，祭祀这样的大事自然也不例外，所以要将这些“时空神”放在首要的位置。下葬之后要祭祀“时空神”，也在南朝就已初露端倪，《南齐永明三年刘觊镇墓券》在地下神煞之前就列有“天一地二、孟仲四季、黄神（帝？）后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