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农历6月17日生辰八字(农历1969年10月9日是阳历几月几日)

从晚清到，百姓怎样打官司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龙泉司法档案》还原卷纸背后的司法史

通览各个时期的状纸，包伟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起初，状纸上还普遍使用“号泣青天大老爷明鉴”，随后出现的是“伏乞知事暨承审官俯赐”或“请求县政府恩准（赐准）”，后期，状纸的结尾则统一地使用了“请求察核”“谨呈公鉴”等语句。

语气的变化，正反映了当时司法制度的变革

“升——堂——”

“威——武——”

“堂下何人，所为何事？”

“草民冤枉，请青天大老爷做主哇——”

这是无数古装影视剧中，无数次出现过的镜头，如果想象古人如何打官司，这些镜头就会浮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

但是，他们如何打官司，他们为什么打官司，他们打官司需要哪些手续……这些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在“戏说”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在司法档案中，我们方能重新走进历史深处。

在浙西南的一座山城里，一组1.7万余卷、88万余页的“龙泉晚清司法档案”（以下简称“龙泉司法档案”），记载了两万多个诉讼案件，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是目前已知晚清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基层司法档案文献，已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五辑合影。

而为了整理选编这批档案，档案人、学人、出版人进行了一场12年的接力，到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五辑96册全部完成出版。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和龙泉宝剑锻制技艺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还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学者指出，“龙泉司法档案”堪称是这座山城的“第三件国宝”。

“抠门”局长的宝贝

2003年6月，朱志伟从龙泉市委党校副校长调任市档案局（馆）的第七任局（馆）长。交接工作时，前任给了他一串钥匙。据说从1986年，档案局（馆）正式成立，它一直由一把手保管。

“这串钥匙是哪里的？”

前任走得匆忙没有细说，朱志伟忙着熟悉新工作，也没顾得上细问。等想起这个问题，已经是几天后的事情了。

同事告诉他，那是“敌伪档案”的库房钥匙。

档案局有两幢小楼，一幢是危房，另一幢也是危房；一幢存放党委政府档案，一幢存放“敌伪档案”。

同事还告诉他，这批档案1985年从县法院移交过来后，就存放在那里，原封不动、乏人问津。

叫上同事，带上钥匙，“新官”想去看看老档案的样子。

朱志伟记得，那是幢四层砖木结构的房子，一楼二楼是办公室，三楼四楼是库房。二楼和三楼间的楼梯还装了一道可以平移推拉的防盗栅栏门，门上挂了一只大铁锁。三四楼各有两间库房，走进其中一间库房，两人先撞了一头蜘蛛网，继而看到一副破败的景象：木柜子的门已经合不上了，铁皮箱上是厚厚一层灰。

“这些还是省档案局留给我们的，当年因为龙泉地处深山，省档案局觉得这里适合搞‘三线’建设，就把后库造在这里。后来后库撤销，文件运回杭州了，箱子柜子留给我们用。”朱志伟回忆说，而这个库房也是别人留下的——交通局的旧楼。

“曾经也有人提出，可以找人整理一下，没有用的就处理掉。据说，附近有个县在上世纪50年代，就拉了几卡车的旧档案送到温州打成了纸浆。”龙泉市现隶属于地级市的丽水，1990年撤县建市，历史上，丽水曾并入温州专区。

档案纸。

“当年专门装了一道防盗门，钥匙一直由一把手掌管，自有道理。”毕业于丽水师专中文系的朱志伟思忖着抽出几本档案，只见字迹端正，都是繁体字竖行书写，用的多是宣纸。

“我觉得里面都是龙泉的历史，只是没有时间研究，研究出来，没准是龙泉的宝贝。但是要加快保护抢救。”

龙泉气候湿润，食用菌是当地的著名土特产。但是这一气候却给纸质档案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在进馆前，60%以上的案卷存在虫蛀、霉变、破损等情况。

2005年10月，龙泉市档案馆新馆启用。建筑面积原本规划2000平方米，经过朱志伟和同事们反复争取，最终翻了一倍。时至今日，馆里的新进人员都知道，现在的硬件设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但是有一件事，老同事们还是会觉得“老朱局长”抠，他为了节约搬运费，硬是带着大家，在10天时间里搬运了10多万卷档案。

说起朱志伟的“抠门”，不止一件。不过，朱志伟对这批宝贝，挺大方，专门花钱订制了几千个无酸纸档案盒，把它们整理装盒，乔迁新居。

大学与小城的文化之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的地方大量销毁历史档案，还被国务院通报批评。龙泉这批档案能保存下来，堪称幸事。”浙江省档案局原副局长韩李敏说。

朱志伟则认为，龙泉地处浙江西南部山区，瓯江上游，不易受到外界干扰，是档案能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抗战的时候，浙江省政府迁到我们下游的云和县，有170多个单位继续往上游搬，搬到龙泉。”

其中，还有浙江大学。1939年，浙大西迁，为满足东南学子就近入学需要，在龙泉成立浙东分校，后改名为龙泉分校，办学七年，招生逾千。

2007年秋天，浙江大学历史系（原杭州大学历史系）的三个老同学一起吃饭，为学术研究寻找方向。“我和包伟民、方新德是82届的，不但同班，而且同寝室。”韩李敏告诉记者。

其时，浙江提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浙江大学也在研究加强人文学科，向各院系征求意见。在一个座谈会上，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包伟民教授斟酌再三后提议：人文学科往往是学者个体思考，不一定适合做大项目，但是就史学而言，像大型档案文献整理，还是需要大量投入的。

领导听进去了，于是，包伟民和同学兼同事方新德，去找韩李敏。“我们问老韩，浙江省里有没有什么档案文献，他告诉我们有一些，然后我们在省内转了一大圈。”

“我向老包他们推荐了好几套档案，其中也有龙泉。”韩李敏1990年左右带工作组去丽水，在龙泉看过它们。“当时就有许多纸张虫蛀霉烂了，但是从晚清到，保存如此完整，在全国少见。”

“听说包教授要来，我当时很高兴，”朱志伟说，档案搬到新馆之后，他们也专门请了退休老职工和退休教师来整理。“2004年我们就花了上万块钱买了电脑和扫描仪，但是没有能力研究，研究不透保护就不彻底。”

“浙大和龙泉一直有市校合作机制，所以我也有个‘小算盘’，能通过‘市校合作’办点事。包老师当时已经到了温州，在看当地的历史档案，但是听说他买不到温州到龙泉的车票差点不想来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着急。”

2007年11月20日，包伟民带着青年教师徐立望经过一番周折，还是到了龙泉。“包老师到龙泉天已经黑了，我骑着电瓶车去接他。”第二天一早，朱志伟带包伟民一行到了档案馆，先看了一批文书档案，但是客人感觉学术价值一般。“然后我就和包老师说，还有一批司法档案。他看了以后，问我之前有没有整理过。我说，没有。”

原本当天就要返回的包伟民推迟了行程。临别前，他告诉朱志伟，是好东西，但是要花时间认真整理，重新制作目录和概要。

大受鼓舞的朱志伟，就像当年四处呼吁扩建档案馆一样，到处找领导，争取经费和项目。

2008年7月，市校合作项目“龙泉司法档案研究与整理”正式启动。包伟民说，如果没有龙泉和浙大的特殊关系，这个项目能否开展，也很难说，而朱局长在当地找一个个领导去磨，也很不容易。

拂却尘埃现明珠

龙泉市档案馆的306室，门楣上是“档案库房”六个红色宋体字，门里则是一排十只手摇档案密集柜。保管利用科科长章亚鹏摇动手柄，密集柜徐徐分开。“龙泉司法档案”就存放在这里。

“室内温度是14－24℃，可以有2摄氏度浮动，湿度是45－60%，可以有5个百分点的浮动。”章亚鹏问记者，“是不是还有点气味？听说当时整理档案时气味还要浓，之前为了防蛀，洒过敌敌畏。”

新中国成立后，这批档案被当时的龙泉县人民政府完整接收，“”时被封存在县公安局，1969年做过整理，1973年，龙泉县法院恢复工作后又进行了整理，直到1985年移交至龙泉县档案馆。新任龙泉市档案馆馆长魏晓霞说，现在他们在整理时，还时常发现，当时档案整理并不规范。“有些档案褶皱都没有抚平，就在背面贴上衬纸了。”

2006年，这批档案被列入省级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项目，得到了国家档案局和浙江省档案局的支持。2011年6月，龙泉市档案局又建立了档案裱糊中心，目前的工作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在2008年，“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数字化工作，对档案进行了全彩扫描。2009年1月，浙大历史系编研团队对档案开始重新编目。

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次整理很不规范，同一案件的文件散落在不同的卷宗中，重新编目势在必行。“我只能发动研究生，逐张阅读上百万页的材料，再编目录，后来我去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了，是两个学生吴铮强和杜正贞接手。”包伟民告诉记者。而浙大历史系副教授吴铮强则回顾说，编目主要是组织学生们做的，虽然很粗糙，但是也为后面的选编与研究提供了一个特别必要的基础。

“我之前的研究方向是宋史，但是‘龙泉司法档案’对我同样具有吸引力。”吴铮强回顾说，“我偏向做社会史，这批材料对社会史研究价值太大了，不能仅写几篇文章，要大规模地开展系统整理研究。”

但是，经费一开始并无着落。又是靠历史系的同班同学帮忙，包伟民得到了第一笔经费。正好，浙大当时有个对外来资金的配套政策，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又配套了一笔。“当时我还给省社科联打过报告，后来他们告诉我，这项工作已经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经费批下来了。不过接到他们电话时，我已经到了人大，连忙叫浙大方面去对接。”

有如一辆汽车，接连发动了几次，终于缓缓前行，进而驶上了快车道。“龙泉司法档案”犹如一颗明珠被拂去表面的浮尘，日益光耀夺目。多位专家学者对它给予高度评价，著名清史学者戴逸、著名近代史学者黄兴涛、著名法制史学者黄静嘉不约而同地将它定性为晚清时期保存最完整的地方司法档案，法制史学者王更称它是继宝剑、瓷器之后的龙泉又一宝。

2011年2月，浙江大学成立了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以龙泉司法档案为核心，专业收集、整理、编纂与研究地方历史文书。2013年11月，“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批准，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5年，“龙泉司法档案”又入选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延续比断裂更重要

在龙泉市档案馆的二楼，步入“龙泉司法档案”的展厅，一件件档案，定格了近代基层生活的一个个瞬间，也能让人通过对比，看到社会的变与不变。

这是一张立嗣文书，寡妇叶张氏虽有一子两女，但是儿子去世后，只能过继夫家侄子叶世根为继子。“一切权益概嗣子所有”，出嫁的女儿不能继承——这样的规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文书见证人中，叶张氏的弟弟作为母舅，排名最靠前。至今，“娘亲舅大”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民俗，拜年先给娘舅拜，兄弟分家要娘舅主持。各级党委政府大力倡导的调解工作也常被喻为“做娘舅”。

这是一张大红庚帖，写上未婚夫妻的生辰八字，互换后缔结婚约，又经县官批示“注销”。

订婚这个环节，在现代已经淡化了，即使离婚，也不需要政府官员签字，好合好散的，上婚姻登记处，否则，法院见。

但是，庚帖上的“大红（烛）成对”，也就是一对大红蜡烛，现在，仍是当地布置洞房的必需品，只是改成了电灯模型。

“档案也不能说是完全客观，毕竟是人写出来的，但是它未经后人的修改筛选，相对来说保证了原始状况。传统史学研究比较注重上层的国家治理，但是基层治理是怎么做的，基层生活是怎么样的，这批档案恰好能给我们提供明确的信息。”

宣统元年呈状。

语气的变化，正反映了当时司法制度的变革。我国古代一直延续行政与司法合一的制度，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到了近代，司法机构才逐渐独立出来。龙泉县要到1929年11月1日才正式成立法院，在此之前，浙江省一级已经单设的司法机关的发函对象仍然是龙泉县政府。

制度的建立，特别是落实到基层，往往需要一个过程。

“契约”和“契约精神”，现在被许多人时常挂在嘴上。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杜正贞在编纂档案时，研究了当时的契约运行后发现，如果中间人离世，就会造成契约死无对证的状态。“中国传统的契约镶嵌在具体而生动的社会关系中，一旦远离了这个社会关系，不论是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对契约的理解就存在风险。”

这样的判断，即使在今天，对于司法者来说，也不无裨益。

“其实基层生活延续性非常强，我们要强调历史的延续，延续比断裂更重要，研究延续就很有必要研究基层生活。”包伟民对记者说。

为地方文书档案出版“发凡起例”

2010年5月底，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成立，包伟民任中心主任。在中心成立的学术会议上，他向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和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介绍了“龙泉司法档案”，探讨能否在中华书局出版。

“进入新千年后，学术界在区域史研究方面形成了新趋势。在这一轮学术新潮中，学者也关注地方档案的新发现和新认识，像台湾的淡新档案、四川的南部县衙档案都很受关注。”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徐俊回顾说，他们一直以跟进和服务于学术研究为职责，也很关心重要地方档案的发现及研究状况。

许多读者了解中华书局，主要是它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等大批传世文献。书局大众图书出版中心主任李静则告诉记者，中华书局也一直在做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如著名的《尹湾汉墓简牍》《天水放马滩秦简》等，因此，对此类文献价值有自己的判断。“2010年，我和同事罗丹妮来杭州了解浙大团队的档案整理编目工作，就感觉很有价值。”

2011年9月，“龙泉司法档案”迎来了出版人。“包老师开私家车带我们去的龙泉，开了5个小时，高速公路上的隧道太多了，真是翻山越岭。”徐俊感慨地说，为了这部档案早日面世，当地的档案工作者和浙江大学的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每次开会，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都会参加，出版工作是多方合力。”

2012年3月，中华书局提出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二辑出版计划被国家出版基金批准，得到资助，并列为重大项目。2017年2月，中华书局提出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四、五辑出版计划被国家出版基金批准，再度得到资助，并列为重大项目。换言之，它两度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龙泉项目组先后有李静、柳宪、孙晓林和李爽等编辑，还有编校部参加。我们和浙大团队不仅完成了出版任务，而且让地方文书档案的整理出版，达到了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传统经典的标准和规范，有发凡起例之功。”徐俊介绍说，有的地方档案出版也就是以卷宗为单元的简单影印，而《龙泉司法档案选编》还包含了研究性的整理成果。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全书5辑96册，共收录案例343个。每一案例均由案件名称、内容提要、档案索引、图录四部分组成。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编辑李爽介绍说，整理之后，以案件为核心，以时间为脉络，清晰地归聚串联起散布于不同卷宗中的各类文书，有利于研究者阅读和使用。

“因为原始档案是散乱而不成体系的，当时我们就考虑，可能同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档案，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应该找到适合它们的整理方法。”李静说，中华书局和浙大双方经过反复沟通，制定了非常详细、多达数十页的整理规范，可以说是把点校二十四史的精神，用到了整理“龙泉司法档案”上。也因为此，《选编》第二辑的审读报告获得了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2015年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比的一等奖。

撷取近代百年的一个个基层瞬间

“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内容始于1851年，止于1949年，跨度99年，记录的诉讼案件逾两万宗。

“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档案学，是‘有文必档’，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这有利有弊，杂是杂了一点，但是许多信息都能保存下来，也是件好事。”韩李敏说，中国的档案学科是近代以后慢慢建立的，但还是有“舍不得扔”的习惯，西方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只有10%需要长期归档，我们现在这一比例还有30-40%。

在这种情况下，用选编的形式进行整理出版更为合适。包伟民说，由于案例众多，不少案情类似，可以从中选取有典型性的案例，以案件类型的典型性、审判程序的完整性、时代的特殊性和整体的史料价值作为首要的选编因素。

这就需要编纂人员在明悉地方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经济状况、人群组织、风俗习惯的基础上，遴选充分展示社会变迁和基层司法细节的案件，且要兼顾文书的保存情况，付出的心血是巨大的。

“我和杜正贞都是兼职做‘龙泉司法档案’的工作，特别是做《选编》的第一辑时，天天熬夜。”吴铮强回忆说，“直到浙大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后，傅俊等专职研究人员接手，我们才轻松了一些。”

“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是法学，可惜未能如愿，但是却让我遇到了‘龙泉司法档案’。”李爽说，在《选编》第二辑编辑工作的冲刺阶段，自己的梦境里都是一幅幅展开的文书。“这套书就像是镌刻在我的生命里。”

2012年8月，《选编》首辑出版，2019年9月，《选编》五辑96册全部出齐，编辑工作历时8年，共涵盖约1084个卷宗、26528件档案，审校了近4万面校样、6万余幅图版。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者、民俗学者赵世瑜表示，《选编》展现了变革时代的山区社会和人的生活世界，而对研究者来说，万里长征才迈出了第一步。

杜正贞则告诉记者，这批档案记录的是清代的法律诉讼制度向近现代法律诉讼制度转变的过程，可以看人们如何在一套新的话语体系下去解决老问题，怎么应对变化了的制度，对于现在的基层治理和法治建设，也会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历史学要求我们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史料中的人和事，将它们置于那个时代的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但是社会学和法学的解读就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利用和研究这批档案。学科和学者读者的多样性，才能带来对其理解的完整性。”

和吴铮强一样，傅俊的本行也是宋史。“我的本行是作南宋村落史研究，但是宋代留下的相关资料很少，而编纂这批档案，能更贴近基层社会细节和日常状态，帮助我认识和想象800年前的社会生活。”

而在龙泉，“龙泉司法档案”仍静静地躺在档案馆的库房里，等待着更多人来开掘。

新馆长魏晓霞说，一方面，他们自己在培养研究力量，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有更多学者来关注它。

老馆长朱志伟说，如果它能再接再厉，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和《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作为一名老档案人，心愿足矣。（记者冯源）

闯关涉险，扒火车回家

网络配图

闯关涉险，扒火车回家

作者：王骥

转自：30号院

1969年1月25日农历腊月八号，我们被送出首都北京，到陕北农村接受再教育。二十来天过去，即是插队之后的第一个“传统中国新年”，几乎所有到达延安的北京知青都在村里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春节一过就开始有知青回北京了。那时候，走出校门去兵团、去农场的和我们下乡插队的都叫“知青”，可是待遇却相差甚远。前两者每月有工资、吃食堂、发服装、享受公费医疗，回家探亲还给报销火车票……我们插队的知青呢，自己挣工分、自己做饭、自己花钱看病，还得步行七十里山路才能找到县医院。衣服更没有人发，破了自己补了再补，连回家的火车票钱都得家里出，明显的不公平。

来陕北插队的知青大多数没钱买票坐车回北京，他们又是孝敬父母的，也不忍心再开口向手头拮据的父母要钱买回家的车票，不少知青是一家兄弟姊妹几个，天南海北、各自一方下放插队，早就耗尽了家里的最后一分钱。因为实在没钱，有的知青也就不得不打消了回家探亲的念头；有些知青没钱也想回家看看天天为他们担惊受怕的父母，除了“扒火车”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们知青所说的“扒火车”，不是抗日战争时枣庄铁道游击队的“扒火车、炸桥梁、打击日本鬼子”，而是不买火车票坐火车，或者叫“蹭火车”、“逃票”更为准确。

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是蹭客车，但因为客车途中要查票，有胆小怕惹事的知青，就扒货车。这扒货车是最惨的，没吃没喝，走走停停，不少人冻病了，还要受到职业乞丐和盲流的欺负；有时候坐错方向，那就更惨了。而扒运煤的车，真就是“惨不忍睹”了，一趟下来，浑身上下每一个汗毛孔里都填满了煤灰，回家之后要用猪胰子（北京底层市民用的一种白颜色的，低档圆球形肥皂，当时购买此物不要肥皂票，但是很难在商店里买到）或用碱水清洗一周，才能洗干净。很长时间，脸都是黑黢黢的。

我们史家岔村的知青第一次坐火车回北京，是下乡第一年的五月份。我们村的知青大都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邮电学院以及其他高校知识分子家庭，真正去体验扒火车，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科学分析，勇于实践。

那些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道奇特风景，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会背上几句毛主席语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最为提倡的方法。针对如何扒火车的问题，我想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提倡调查研究的，要想扒火车成功率高，就得认真学习，调查研究铁路系统的规章制度，最关键的是得了解各个车次的查票情况。

在内蒙、山西、东北的知青朋友、同学早就写信把他们扒火车的经验传递到了史家岔，我觉得那只代表全国铁路的普遍性，一定要了解往返西安到北京这条线路不同车次的特殊性。特别是“铜川——西安”、“西安——北京”客车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

要想掌握完整信息，就必须按照毛主席说的“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列车时刻表

遗憾的是我们师大二附中的同学没有分到铁路上工作的，家长有在铁路系统工作的，也是在铁道部党校，或是铁道研究院的技术人员和铁道学院的教师，指望不上。

我倒是有一个北京十二中的朋友，他的同学都是铁路职工子弟，他虽然被分配到国营工厂上班，却一直通过他的同学帮我了解铁路上的动态。那年月铁路工人也有亲属下乡插队，对咱知青有一些同情心，但凡他们知道的信息，迟迟早早都汇总到了史家岔村我这里。他们再三告诫我，一定要坐特快或直快，扒车最方便，千万不能坐慢车。一般情况长途快车查两次票，像成都到北京、重庆到北京、兰州到北京、北京到西宁（隔一天有一趟）、乌鲁木齐到北京，这些车次都是如此。中短途车只查一次票。甚至还细微到一些车次具体的查票规律，比如，西安到北京、西安到郑州的客车晚上12点以后不查票，怕影响旅客休息。所有客车早上7点钟以前也不查票，车厢要搞卫生。餐车开饭时间不查票，坐后半夜车最安全，等等。

村里知青们的家庭经济条件还算可以，虽然有些同学的家长被停发工资了。女生们都奉公守法，乖乖地买票乘车，男生则试着“扒火车”。

为了行动方便，男知青决定化整为零了，按照其他地区知青扒火车的经验，每个知青必须要带上一点钱坐汽车和吃饭用。当然如果途中出现意外，可能有时候还要住旅店。钱一定要藏好，放在上衣或裤子口袋里，随时可以拿出来用。

根据其他知青的经验，他们的钱都是放在游泳裤衩的裤裆处，那个位置是双层布料，藏在两层布之间，纸币不容易滑动。不过用钱时很麻烦，尤其是在大商店里买东西，众目睽睽之下，把手先伸到腰间皮带里，再费劲伸到游泳裤衩的裤裆处，拿出来折叠的纸币，还没等打开，纸币上带着的那种男性特有的汗味儿已经散发出来了。特别是面对女售货员的时候，真有点无地自容。

还有的知青建议把钱藏在鞋里，当然，最好是藏在袜子里面，需要用钱的时候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地把鞋袜脱下来，把钱拿出来，让风吹一吹，把那浸透脚汗的纸币吹干。否则不光有脚汗，还有脚臭味。特别是在买食品的时候，买东西的知青和卖东西的售货员都会很尴尬。

1969年国内流通的10元人民币正面是黑案，六位人民代表的半身像，背面印有图像，两面都没有毛主席头像，老百姓习惯称这种纸币为“大团结”。如果当时的纸币印有毛主席头像，知青们也不敢把它折起来藏在鞋袜里，更不敢藏在裤衩里。若真是那样，一旦被发现就是罪，必死无疑。

其实所有的铁路列车员和检票员都不会对没有车票的知青搜身，把钱藏起来是防备乘警和火车站警察，还有当时维持秩序的民兵搜身。

一个从小接受孔孟之道教育的孩子，不买票乘火车回家是此生当中的第一次，但是他表现得很沉着，就像是和列车员做捉迷藏的游戏......

插队50年当年扒火车的知青左2葛家璐、白敏、齐松涛、伏永泉、王骥、诸永琦。

我和葛家璐第一拨离开村子，清晨从史家岔出发，步行六十里到茶坊汽车站已经是下午四点钟，当天去铜川的汽车已经没有了。整整走了一天的路，此时已是饥肠辘辘。茶坊街的西头，路南边有个食堂，那里卖的素烩菜一毛五分钱一碗，我们每人吃了一碗烩菜、四个五分钱、二两粮票一个的黑面馍，晚上又往回走了十里路，到了史家坪一个叫后洼的村子，那村里住着一个北京110中学的知青，绰号韩大头，我们在他那里借宿一夜。

第二天一清早，韩大头陪着我们来到了茶坊汽车站，排队买票的人很多。汽车从延安发车开往铜川，路过茶坊，车上有几个空位子，茶坊汽车站才能卖几张票，因此能否买到去铜川的汽车票，只能等车到站再说。

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一辆排气管冒着黑烟，破旧不堪的客车开进站来了，汽车站只卖了六张去铜川的票，这辆客车就满员了，我们只能继续等待。

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卡车上没有棚子。等了很长时间的知青、农民还有其他的旅客都很着急，所有人一窝蜂都挤在了售票窗口。

韩大头在茶坊地面上还是有面子的，他让我和葛家璐先上车，汽车站的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拦阻，我们已经快速地从汽车两边的车槽帮爬上了汽车。司售人员正要轰我们下车的时候，韩大头一只手举着汽车票，晃着他的大脑袋、嘴里唱着“苏珊娜别为我哭泣……”，另一只手用响指打着拍子，把车票交给了司售人员验票。

车厢里的旅客坐的满满的，整个车厢没有凳子、椅子，甚至连个坐垫都没有，所有的人都只能坐在货车车厢板上，车厢板是木头的，几条铁板用铆钉横在上面，进行稳定和加固，坐在上面觉得硌屁股。车厢里人挤人，无论男女老少，人和人之间几乎没有了空间，想一个洗衣板似乎都很难。

下午五点多汽车开到铜川，我和葛家璐下了汽车没顾得上掸去身上的尘土，就快速地往铜川火车站走。从铜川开往西安的列车都是慢车，一天只有两班，324次列车早上7:00发车，322次下午15:55发车。我们到达火车站时，322次车已经开走了，当天再没有从铜川开往西安的列车了。

为第二天上火车做准备，在车站内，我们仔细考察了一番。铜川站建筑相对比较简单，车站南边有一个小铁栅栏门，似乎可以自由出入火车站。

是在铜川找个小旅馆住上一夜，还是在大街上坐等一夜，省下住旅馆的钱晚上好好吃一顿饭？其实，到陕北快半年，久未尝到肉香的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完全一样，先好好地吃一顿。

我们找了一家规模不算小的食堂，一个回锅肉和一个拔丝肉，再加几个全麦馍的晚餐，满足了口腹之欲之时，也让我们有一种过于“奢侈”的感觉。

吃饱了饭，在街上转一转，走一走，晚上坐在一个有高台阶的商店门口，既可以坐在那里放松一下腿脚，还可以靠在上面一节的台阶边上，松动一下腰。迷迷糊糊睡不着，望着满天的星斗和昏暗的路灯，想去找口水喝。铜川是一个小城市，不会像我们村也是吃水井里的水，不知道哪里有自来水龙头。于是，我们在街上闲逛了起来。

走着走着，在一个路口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一个老头儿在卖醪糟（米酒）。他面前有一个很小的火炉，火炉里的煤散发着燃烧时产生的刺鼻气味，火炉上面架着一个外面已经烧黑了的旧平底铝锅，微弱的火苗舔着锅底，醪糟在小锅里翻滚着，散发出一阵阵淡淡的清香。醪糟两分钱一碗，要是想加个鸡蛋还要再加六分钱，做成一碗蛋花醪糟或者荷包蛋醪糟。

我们知青没有那么多的钱，能喝上一碗两分钱的热醪糟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坐在火炉上风口的小板凳上，慢慢品尝着、享受着。喝完了一碗醪糟，浑身热乎乎的，也不觉得渴了。

在街上走着，天发亮了，我们俩没有手表，也不知道是几点了。为了保险，天没亮之前我们就赶到了火车站，发现前一天火车站南边开着的那扇小铁栅栏门已经被人锁上了。进入车站售票处，挂在墙上的大钟时针指着是六点，已经有几十名知青和当地人在那里排队买票。

很快就排到了售票窗口，我从窗口递进去一毛钱，“两张站台票”，售票员连头都没抬，熟练地把两张站台票从窗口丢了出来。

铜川火车站是个小站，作为首发站，每天只有两班从铜川开往西安的列车。自从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以后，这火车站也开始热闹起来，除了买火车票的知青，买站台票进站的知青也不少，他们和买火车票的知青一同进站，一起上火车，却很少见到送站的知青从火车上走下来，几乎没看见过拿站台票的知青再走出车站。

北京站站台票

知青买站台票上火车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车站上的工作人员也已经见怪不怪。这个火车站，本来人手就少，而且几乎每一个铁路职工都有亲属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很多事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根据其他知青们的经验，我们上了靠近列车中部的车厢，如果赶上查票，前后车厢都有活动的余地。

我和葛家璐手上都有几毛钱零钱，我们商量好了，不管在哪里被列车员查到让补票，都说是刚上车，拿手里的零钱只补一张到下一站的票。到站后迅速下车，走到前面的车厢或后面的车厢，再次上车，然后再到中间的车厢会师。

从铜川开往西安的火车都是小站停车，两个车站之间运行时间几乎都在10到15分钟，没有一个是超过20分钟的。列车乘务员照顾旅客们上车、下车忙的不亦乐乎，在车厢里查票，只不过是一个工作环节，并不十分认真。车厢里人不多，差不多也就七成的乘坐率。

从铜川到西安，一路上只查了一次票，查票的是一个男列车员，从车头方向往车尾走过来。他还在前面一个车厢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他，我和葛家璐迅速分开，我向前迎着查票的列车员走，葛家璐向后面的车厢走去。

男列车员正在查一个三人座位最里边一个抱小孩女人的票，我正好走到他身边，从他背后一迈腿走了过去。他回头望了我一眼，我友好地向他点了一下头，继续向前面的车厢走去，头都没回，检票的列车员没有追问我。

大约30分钟之后，我和葛家璐又都重新回到了原来的那个车厢。葛家璐告诉我，他到了最后一节车厢，那节车厢没有查票，或许是还没有查到。他在一个停车的小站下了车，又迅速找到原来的车厢，重新上车。他告诉我，他路过的几节车厢，厕所全锁上了，可能是知青在厕所里面反锁着门。

列车员查到了几个没有票的知青，先是让他们补票，知青们说“没钱”，列车员说：“没钱补票，就到下一站下车吧。”不过，也只是这样说说，一会儿就像没这回事了，既没有轰他们下车，更没有把他们交给乘警。

葛家璐的父亲是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讲授古代汉语课程的专家，我们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李裕德，就是他爸爸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作为一个教授的孩子，一个从小接受孔孟之道教育的孩子，不买票乘火车回家是此生当中的第一次，但是他表现得很沉着，就像是和列车员做捉迷藏的游戏，紧张亢奋之余，心中多少还有些窃喜。

大部分知青都参加过大串联，后来想起来，那不就是毛主席给咱们提供一次扒火车的演练机会吗？

我在英国利物浦火车站。

火车到了咸阳，有一些知青下车了，我知道他们也是根据其他知青的经验，咸阳站比西安站容易出站，出站后花上几毛钱买一张咸阳到西安的火车票，或改乘汽车到西安，再从西安扒火车回北京。这样太繁琐了，不可取。其实，咸阳到西安是不可能查票的，列车员要搞卫生。这些知青们担心的就是没有火车票如何出西安火车站的问题。

火车到西安站了，从出站口出站，十有八九会被擒住。不少“扒火车”的知青就是在出站口被抓住的，由于没钱补票，还被送到遣送站，和流氓、小偷、乞丐关在一起，最终被遣送回公社。凡是被遣送回来的知青都是没钱的孩子、老实孩子、好孩子。我见过一个张村驿公社的男孩，他是跟着表姐去插队的，第一次回北京就在西安火车站被抓住，那年他才14岁。从西安遣送回延安的一路上，他在几个遣送站分别关押了一段时间，最后被遣送回公社，这件事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不小的伤害。

大部分知青都参加过大串联，后来想起来，那不就是毛主席给咱们提供一次扒火车的演练机会吗？去延安插队的半年前，也就是1968年的夏天，我去过西安，虽然当时没有想到半年以后要去延安农村插队，西安是我们往返北京和延安的必经之路，但是出于对西安古城的喜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敬，准备日后有机会再来西安好好逛一逛，西安火车站的鸟瞰平面图，一直存储在我的大脑中。

与铁路系统有关的朋友告诉我，西安站往西是西安铁路局建筑段，下车后，我告诉葛家璐跟着我，沿着铁道向西走，不远就能看见一个出口，有人看着，但是没人管。其实，即便有人管，也不怕，咱们都是学过毛主席战略思想的知青，早就准备好应对策略，如果看路口的工人盘问，顺口告诉他是“建筑段的”，而且一定要边说边向前走，就没事。葛家璐照着我说的做，很快，我们就走出了车站。

出了西安火车站，我们到钟楼附近一家羊肉餐馆，每个人要了一碗羊汤泡馍。说是小餐馆，其实就是街边摊，羊汤泡馍就是羊骨头熬的汤泡馍，比羊肉泡馍便宜。吃饱后，我们去葛家璐的一个亲戚家休息。

第二天，褚永琦和伏永泉也赶到了西安。在铜川到西安的火车上，他们也顺利地通过了查票这一关。出火车站同样按照我告诉他们的方法，也很顺利。但是，会合之后，出了一点意外，我们分散了，我和褚永琦在一起，身上的钱花完了，不得不又返回村里休整几天再出来。

回到村里休息了十几天，我们磨了一斗麦子，做了一些陕西白面锅盔带在路上吃。褚永琦收到了家里的汇款，我也收到了同学寄来的十块钱，我们决定再次出发。

对于有过一次同样经历的知青来说，第二次的出行就像是“老中医照原方抓药——轻车熟路”。在茶坊汽车站顺利坐上汽车，下午3:20到达铜川，要想赶上半小时后发车的铜川到西安的322次列车，就必须快速向火车站跑。好在汽车站离火车站不远，我们好赖是轻装前进，每个人除了一个可以斜背的书包，没有任何行李，想走就走，想跑就跑，仅用了十分钟时间，就到了火车站。买站台票上车，一路上很容易躲过了列车员查票。

到了西安火车站，天已经黑了。向戴手表的人问了一下时间，我们迅速顺着1号站台贴着南墙一直向西走去。此时不能停留，必须迅速出站，一旦让站里的执勤人员记住了你的样子，将不利于坐下一趟车从西安回北京。

从上次出站的小门走了出去，不远就是大街，在街上吃了点东西，把肚子填饱了迅速又往车站售票处赶，售票处里没有什么人，开放的售票窗口前只有一两个人在那里买票。

我们买了站台票，大大方方进了火车站。在站台上扫视了一下整个列车，发现靠近餐车的一节硬座车厢门口上车的人不多，我们上去之后看到有一些窗口的座位还没有人坐。当时首发站卖火车票是从车厢的两头开始，中间的车厢基本是空的，说明车票没有卖完。那时，不管是出差还是探亲，谁坐火车都不愿意坐夜车，坐夜车的旅客一般都是没买到白天的车票，或是有急事不得不乘坐夜车，当然还有一小部分像我们这样无票乘车的。

褚永琦也是我们师大二附中的同学，父亲是师大地理系的教师，又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孩子。不买火车票扒车回家，和葛家璐一样，也是平生第一次。

上了火车，我和褚永琦按照事先的约定，我坐在紧挨车门的一个三人椅靠近过道的座位，褚永琦坐在车厢中部一个两人椅靠过道座位。我们有意识选择最靠过道的位子，放弃靠近车窗的座位，为的是互相之间随时可以观察对方周围的情况。当年只有在首发站买的硬座票有座位号，途经站卖的硬座票都没有座位号，只能上车看到哪有座位，就在哪里坐下。所以我们坐稳了之后，不担心有人会要我们的位子，只要车一开，这个座位就像是我们预先定好的一样。

列车摇摇晃晃，车轮经过铁轨缝隙处发出轰轰的声音，听着这声音，感觉离家越来越近了。

列车员提着一把大铁壶问每一位旅客是否要开水，每个车窗边的小桌上都摆着公用的厚厚的白色瓷杯，杯子的中央有一个明显的铁路徽图案。

我自己带了一个带把的搪瓷饮水杯，北京人习惯叫它“把缸子”，一直藏在我的小书包里，需要时，再拿出来。

一个列车员站在了车厢中间，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接下来对大家说：“我们进入夜间行车了，请广大革命旅客在夜间行车时提高革命警惕，注意好自己的行李，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我感觉他好像是在告诉我们，好好睡觉吧，今天晚上不查票。我和褚永琦对了一下眼神，脸上都露出了微笑。

第二天早上6:40左右，列车进入了洛阳站。每两节车厢之间，站台上都有一辆卖食品的手推车，车上放满了纸袋子，每一个纸袋子里装着十个猪肉大葱馅儿的热包子，五毛钱一袋。

我买了两袋包子，上车后，一袋放到了我座位旁边的小桌上，另外一袋给褚永琦送去，他说不饿，我告诉他，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再吃，或者等到查票的时候再吃。

洛阳站上了不少旅客，车厢里没有空位子了，有的旅客只能站在过道里。列车过了巩义，下一站是郑州，这段区间运行时间是一个小时，我提示褚永琦可能要查票了。

果不其然，列车开出巩义火车站不远就开始查票了，列车长带着一个列车员，后面还有一个乘警跟着。乘警不管查票，可能是为列车长保驾护航。那年月乘警腰里还挎着一把手枪，吓唬坏人的，咱是知青，都是一个革命队伍里的，不用怕他。

查票从靠近餐车那边开始，褚永琦表现得非常镇静，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和周围的几个女知青聊天。列车员要求大家出示火车票，她们都从容地拿出了火车票，褚永琦坐在那里连动都没动，嘴里嚼着包子，用手指了一下我坐的方向。列车员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了我，我欠了一下身子，举了一下右手，示意票在我这里。我知道褚永琦和列车员说的肯定是他的座位和我在一起，坐在那边是和那几位知青聊天。通过肢体语言的沟通，大家心照不宣。

列车员继续查其他人的车票，我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了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搪瓷水杯，不慌不忙地向着后面车厢的热水锅炉走去。这水杯是道具，打开水是为了躲避查票。

早上要喝热水的人多，火车上的开水供不应求。不是每个车厢都有开水锅炉，走过了两个车厢，看到一个锅炉，不管水开不开，我站在锅炉旁等候。那时候烧烟煤，锅炉附近挺呛人的，在这里等，不是等水烧开，是等查票的人过来。

查票的列车员走过来了，我立刻打了一杯冒着热气的水，端着杯子迎着他们走过去。水开不开无所谓，反正不是为了喝开水，但是必须要能看见热气。我用热水杯开路，嘴里念着“小心烫着、小心烫着”，声音不高不低、不卑不亢，查票的列车长一行人看见热水杯自觉就把路让开，列车长还叮嘱我“慢点走，别烫着”。

我端着杯子走回查过票的车厢，回到原来的座位上，闭上眼睛睡一小觉，稳稳当当坐到了郑州。

当时郑州是中国铁路运输的最大枢纽，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在这里交汇。列车到达郑州是上午9:20，晚点16分钟，这在当时很正常。站台上等着上火车的旅客拥在黄线以外，手里提着旅行袋和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包裹。

在郑州下车的旅客刚走下火车，上车的旅客立即堵住了车门，经列车员一一验票后，顺序上车。车厢里不仅没有空位子，过道的地上坐满了人，两节车厢的连接处也站满了人。行李架上堆满了行李，似乎已经超出承载能力，许多人把行李放在地上，自己坐在行李上。陕西人、河南人大嗓高腔的说话声、婴儿的哭闹声、列车上的广播声……汇成了一首铁路“交响曲”；汗味、劣质烟草燃烧时产生的气味，旅客口中散发出的白酒味和大蒜味，混合成一种独特的气息，在拥挤的车厢中飘荡。在列车如此超员的情况下，从郑州到北京这一路上可能不会再查票了。

过了保定，列车员开始搞卫生了，正如所料，不再查票了。

晚上8:00到达北京站，列车晚点十几分钟。作为北京知青，咱对北京火车站就太熟悉了。我们由地下通道向出站的相反方向走，在最后一个东边出口出去，然后顺铁路南边的一条路再向东走500米，路的南边有一个小门，穿过这个小门就是北京站的铁路职工宿舍，一眼望去，成排的低矮平房混杂着临时搭建的小棚子，房顶上盖着油毡的简易棚屋拥挤不堪，如同现在的城中村。从这些杂乱无章的简陋平房之间穿出去，就算出了站。如今这里已经是修复后的明城墙遗址公园。

吃完烧鸡，快要查票了，这时我拿起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搪瓷水杯去打开水。

我乘坐日本新干线，1993 年。

第一次回家，在北京住了二十几天，和当时回北京的在全国各地上山下乡的知青进行交流，虚心向他们学习“扒火车”的经验。

离开北京最早的插队知青是去内蒙农区和牧区，去山西插队的也比去陕北延安早好几个月，他们都是我最主要的调查和学习对象。此外，在铁路工作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经常在西安与北京两地往返出差的人员，以及四川、甘肃、青海、新疆经常路过西安去北京的人，总之就是往返于北京至西安这条铁路线以及这条铁路延长线的革命群众，熟悉或不熟悉的慢慢都成为了我的调查对象。

当时北京火车站、西安火车站和全国一些重要的火车大站的售票窗口，都对旅客出售一种叫《火车时刻表》的铅印小本，那小本子里印着所有通过本站客车的信息。

北京站出售的《火车时刻表》，高10CM，宽7.9CM，在封面的上半部印着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封面的下半部印有“火车时刻表”五个大字，这五个字下面是一个铁路徽，铁路徽下面是“北京站”三个字。打开小本本的第一页全是毛主席语录，第二页是一张可以打开，相当于小本子6倍大的“全国铁路示意图”。示意图的后面一页才是“北京站开出列车时刻表”的第一页，在这一页的第15行，印着“79次北京到西安，10:15开车”。当然，还有每天路过西安的客车信息，43次北京到兰州、33次北京到成都、35次北京到西宁、69次北京到乌鲁木齐……有去就有回，这些信息都印在这售价一毛钱的《火车时刻表》上。在小本子的后面还印有北京到西安的硬座票价，是17块1毛。这价钱对我没用，反正也没打算买票。

对于我这样爱读书的中学生来说，这小本子虽算不上是一本教科书，但起码是一本出行指南。从1969年开始连续几年，购买北京站出售的《火车时刻表》的主要群体是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的家属。我在决定去延安插队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火车时刻表》。当年铁路运输和客车发车时间每半年调整一次，所以每半年必须买一本新的备用。

离开北京返回延安时，对于“扒火车”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进站、出站不是问题，五分钱买一张站台票就能进站、上火车。出站更方便，只要在火车进站时仔细观察地形，就会发现车站不远处铁道边的工作人员出口在哪里，所有的火车站，沿铁道走都能走出站。以西直门火车站为例，顺着铁道向北走，高粱桥的出口如果出不去，四道口也能出去，再不行五道口也出去了，还有清华园呢……不是非得走到青龙桥、南口才能出去。

从北京回延安，首先得解决顺利到西安的问题，为了安全，必须在郑州换车。我首先选择了北京开往凭祥的5次特快，20：55从北京站发车，没想到在北京到保定的行车区间，硬座车厢就开始查票了，还得照方抓药，拿上水杯去打开水，顺利通过了查票这一关。

到达郑州是早上6:00，当时，郑州铁路局是全国最大的铁路局，管理是最好的。郑州站1站台一直向南走不到500米，东面就有一个铁路职工的进出口，当然有人看守。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操着河南话问我：“干啥呐？”我站住不慌不忙、像个下夜班的铁路职工，两眼盯住对方，所问非所答地回答一句，“又是你值班啊？”还没等他想起我是谁的时候，我已经走得没有踪影了。只要沉着冷静，一切都会化险为夷。我想到今后可能要经常出入郑州站，为了出入站方便，必须要学几句河南话。

走出火车站后，吃早点喝胡辣汤。因为要等晚上从郑州到西安的火车，一整天的时间，百无聊赖只能在街上闲逛，到公园的长椅上休息，晚饭后返回火车站。站台票都不买了，从早上出站的那个门又走回去了，乘坐晚上21：12从郑州开往西安的79次客车，这个车是北京发车途经郑州。

当年知青公认郑州站是管理最严的，停靠郑州站的火车，每一节车厢门口都有一个乘务员把守，验票上车，没有火车票很难登上火车。

咱没票，就要调查研究。先在站台上观察车厢内的情况，发现有空座位，我立刻把简单的行李（其实就是一个书包，书包里装有一个搪瓷水杯），从车窗递给空座旁边的人，请他帮忙占下座位。

这时，我没急着上车，在站台上走一走，要等该下车的下完了，该上车的上完了再说。站台上有卖烧鸡的小推车，我买了一只最小的烧鸡，等到响第一遍铃的时候，那些从火车上下到站台来购买食品、香烟、啤酒的旅客开始返回车厢，在他们上车时，我也跟着上车，一般这时车门口的乘务员不再查票。谁知那天赶上一位特别认真的乘务员，要看我的车票，我一边告诉他，票在车上，一边用双手将烧鸡送到他鼻子前，让他闻到烧鸡的香味，对他说：“这儿的烧鸡真香！”他微笑着做出请我上车的手势。

上了车，我找到事先占好的座位，拿出烧鸡请周围的人吃，初来乍到谁好意思吃啊，那就自己吃吧。

吃完烧鸡，快要查票了，这时我拿起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搪瓷水杯去打开水。火车一般在大站上水，有半个小时水就烧开了，那天，所有车厢都刚在郑州加满水，附近的锅炉水不热，我就在列车上找有热水的锅炉。整个列车硬座车厢的锅炉里都是温水，温水没有水蒸气，咱用不上。于是我拿着空杯子穿过餐车到卧铺车厢，看那些坐卧铺的旅客打扑克牌。按时间推算，估计硬座车厢查票工作结束，才又回到硬座车厢，坐回自己的位子上继续吃鸡，安安稳稳坐到西安。

到达西安是早上7:08，不用出站，换一个站台坐8:00发车的321次西安开往铜川的客车，当天下午一点多到铜川。

年复一年扒车回家，经验告诉我，从北京到郑州这一段，乘坐15次北京到广州的特快客车最好，22:10北京站发车第二天早上7:31到郑州。这一段是夜间行车不查票。其实白天坐车可以直接上硬卧车厢，在车厢里看人打扑克牌，卧铺车厢从来不查票，白天一节车厢里多两、三个人显不出来。当年，有一种扑克牌打法叫“打升级”，非常流行，我就是有一次坐火车回北京在卧铺车厢学会的。

在火车上工作的铁路职工，有很多人的亲属也是知青，都有同情心，也能理解知青扒车。

扒火车次数多了，难免遇上“有惊无险”的时候。有一次在列车上赶上查票，我拿着杯子去打开水，连续走了几个车厢，锅炉都没有开水，可能是一夜的行程旅客们把锅炉里的开水都喝完了，新添的水没烧开，连冒出来的热气都看不见，眼看列车员就走到我身边了。我站在车厢一头走道里，左边是厕所，早晨上厕所的人都在门口排着队等候。右边是三个洗脸的水池，正好有一个人洗漱完，刚刚离去。我把水杯放在那池子旁边，把两只手并在一起做成碗状接着凉水，向脸上泼去。然后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本本，里边装有20片上海产的美加净香皂纸。那个香皂纸外边的包装是红白两色，长约7CM，宽约4CM，每张香皂纸都是奶白色的，洗手时用一张纸蘸水在手上搓，就可以出现不少的泡沫。这是中上海工人阶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的新产品。

火车上用的美加净香皂纸

我迅速抽出了五张香皂纸涂在脸上，两只手不停地在脸上反复涂抹、搓揉，一两分钟后，睁开一只眼睛看了一下水池子后面的镜子，已经是满脸的肥皂泡了。虽然不像京剧脸谱中的曹操，这一满脸的肥皂泡已足以遮盖我的真实面目。当列车员查票走到洗手池和厕所门口的时候，在场的人，有人从口袋里立即掏出票来，有人回座位去取票。

我顾不上用冷水冲脸，主动要求列车员和我一同去他们查过票的那个车厢，到我的座位拿票给他们检查。列车员说：“你先洗脸，把脸洗干净了，咱们再去拿票。”我说：“这样会影响你们的工作，先去拿票吧。”刚往前走了一步，我“哎呦”叫了一声：“肥皂迷眼睛啦！”我像盲人一样，被列车员搀扶着回到了洗脸池旁，列车员帮助我打开了水龙头，把我的手送到水龙头的出水口。我不停地用水冲洗着眼睛，同时用另外一只眼睛的余光通过水龙头后面镜子的反射，看到了列车员在偷偷地笑，有三、四个等着洗脸的旅客也跟着傻笑。

查票的列车员们等了两、三分钟，走开了，我继续冲洗了几分钟，没见列车员又返回来。我迅速回到原来那节车厢，找到原来的位子重新坐下，总算是躲过了查票。那次慌乱之中把水杯丢了，应该就落在了洗脸池边上，下火车时忘记了去找。回北京后，我又买了一个新的搪瓷水杯，新水杯上印的毛主席语录是前不久刚发表的最高指示。

白天坐火车旅客多，中途上车没有座位是经常的。坐火车没有座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花很少的钱买张短途票可以解决没有座位的问题。

有一次从北京回陕北，天气很热，在北京站坐的夜车，不查票。天亮后在郑州下车，休息了一天又回到郑州站，准备乘坐275次郑州发车开往西安的直达客车。这次实实在在花钱买了一张郑州到上街的车票，票价6毛钱，有座位号，是我特意要的靠窗子的座位。由于是始发站，车厢里旅客不多，显得挺空旷。

从郑州到上街，火车运行58分钟，行程37公里，坐汽车走公路32公里，汽车车票只要5毛钱，比坐火车便宜1毛钱，因此很少有人从郑州坐火车去上街。我周围的人都是到西安、临潼、华山的旅客，最近路程也是到三门峡的。他们都看到我拿着车票找座位，知道这个靠窗子的座位是我的，可是没人知道我的车票是到“上街站”的。

火车刚离开郑州站，一位列车员就来查票，每一位旅客都拿出自己的火车票，列车员并没有把每一张票拿到手里仔细核实。我拿着火车票，把贴着座位号的那一面拿给他看，告诉他：“我到西安。”说完就把车票收了起来。周围有不少旅客随声附和，“我们也是到西安的……”

火车运行大约一小时就到上街车站了，也许是紧张，脸上出了不少虚汗，我当着周围所有旅客的面，把车票拿出来刮着脸上的汗，然后把票放到小桌上一个空火柴盒里，关上火柴盒，车票的四分之一露在火柴盒外面，可以看到始发站“郑州站”三个字，到达站“上街站”三个字在火柴盒里面，谁也看不到。

火柴盒连同车票放在小桌靠车窗的一侧，过灵宝时，车厢里又要查票了，可巧刮来一阵风，就着风劲，我中指一弹，火柴盒连同我的车票一同飞出车窗外，我大喊了一声“我的车票！”周围的人立即将目光投向车窗口，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火车票和空火柴盒在风中飘然逝去。我做出一副很着急的样子，我是真的挺着急，担心大风把车票再给刮回来，或者刮到列车的其它窗口里。

周围的旅客都安慰我，“别着急，等会儿查票，我们大家给你证明”。过了一个多小时，查票的人终于被等来了，周围的旅客在出示自己车票的同时，都争先恐后地为我作证，“这位同志是去西安的，他的票放在小桌被一阵大风给刮走了……”查票的人没再多问，继续他们的工作，向另一个车厢走去。也许他的大脑中还保留着第一次来我这里查票的印象。

其实这事挺悬的，按照铁路的规定，车票丢失了，也应该补票，当然不用补全票。以这么多人作证，只需要补从查票发生地点到西安这一段的票，没多少钱了。这次在周围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当然就全免了。我更加相信毛主席说的那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和我有联系的铁路职工和他们的子弟三番五次提醒我，尽可能乘坐北京铁路局的快车，在火车上工作的铁路职工，有很多人的亲属也是知青，都有同情心，也能理解知青扒车。如果万一被查到无票乘车，一定要说自己是铁路职工的家属，让查票的人知道这是自己人，比如“父母在丰台桥梁厂或机务段工作”，“插队前是铁路中学的学生”等等，以换取查票人员的同情。可是在我五年半的延安农村插队生涯中，多次来往于北京、西安两地之间，扒火车从未失过手，这些为失手后设计的补救方案也没派上用场。

我的一位小学同学老武，是我们同学中最早扒火车的。他父亲年轻时在德国留学，和朱德是同学，朱德还介绍他父亲加入了， 后来老武的爸爸在国际工作，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初期被打倒了。老武在老爸倒霉的日子里，不得不去海南农场，每天夜里三点钟起来割橡胶。父亲落实政策后，老武成了第一批内部招生回北京上大学的学员。

回北京后，他首先找到我，送给我两张可以免费坐火车的纸，这纸的上端有三个大字“代记录”，底下还有一个五分钱硬币大小的印章。老武教我如何填写，还特意叮嘱我，“进站不能用，还是靠买站台票进站上车。万一赶上查票，躲不过去，列车员看了代记录，会允许你坐到纸上填写的到达站下车”。

当时，全国各铁路局的乘车记录填写不统一，这“代记录”就更难辨真假了。最好的，也是最可靠的办法是买一张首发站最便宜的正规车票，出北京买北京到丰台，回北京买西安到临潼，把车票上面贴的座位号小条揭下来，再贴到“代记录”上，就万无一失了。“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自有后来人”，老武继承了他老爹在国际工作期间同国内外派斗争的经验，他在多年的扒车经历中，只在广西失过一次手。我有自己的方法，老武给的“代记录”一直保存到我病退回北京。回北京工作后，只想好好上班，永远不再扒火车，甚至不想再坐火车了，永远告别火车这种交通工具。

当年，也曾经有人要送给我一套可以打开火车上所有车门的钥匙，赶上查票时，好有地方藏身。这太专业了，被我谢绝了。

从户口迁出之后那一刻，自己已经失去了知青的身份，再继续扒火车回家，似乎有点不太合适......

意大利ART火车

坐火车的故事太多了，虽然写不成一千零一夜，也能讲上三天三夜。

随着扒火车回家次数的增多，有关铁路方面的知识逐渐丰富起来，知道了一些“通勤票”、“接牌”之类的铁路术语，也开始关注铁路工人这一社会阶层，逐渐了解他们。我认为他们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这也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邓中夏为什么来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在那里点燃北方革命火种的原因。有了林祥谦在江岸车站英勇就义的无畏精神激励，有了铁路职工及其子弟的支持与关照，咱有什么理由不去尝试和实践扒火车？咱扒火车能有不成功的道理吗？

孟子说，天时、地利、人和，是一切事情成功的三要素。这扒火车，更是如此。天时绝对是第一位的，中央召开全会时、全国人大开会时、公安部严打时期，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等，但凡国内外有大事发生时，绝对不能冒然行动，这一点扒火车回家的知青都很清楚，谁也不会往枪口上撞。

1974年7月初，我接到通知去县里知青办办理转回北京的手续。这是我插队五年半中第四次来到县知青办。第一次是开回北京看病的证明，第二次是帮助我们村的葛嘉璐同学办理招工手续，第三次是递交转回北京的申请和主管部门要求的资料，这次是给自己办理回北京的手续。

接待我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个子中等，瘦瘦的，他自我介绍叫刘春玉，是当年知青办的主要办事人员。我把名字报给他之后， 他立即回复我说：“你回北京的申请，北京市知青安置办公室已经批准下来了，现在就可以给你办手续。拿着手续，你到公社办理粮食关系和户口准迁证。”我连忙道谢，刘春玉说：“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早就知道你，只不过没有机会见面。”

给我办完了手续，他非要留下我在他家里吃饭，他老婆是四川人，他特意叫他婆姨炒了两个菜，一盘菜中居然还有几块四川腊肉，他婆姨还找了几个白面膜来。那年月，县城里的基层干部生活也是很艰苦的。吃饭时我们聊了一些关于知青政策以及当时知青存在的一些问题。我的一些说法得到了他的认可，双方都有一些相见恨晚的感觉。

吃完饭送我出门的时候，刘春雨竟然跟我这样说：“早就听别人说过，你来延安插队五、六年了，每年都回家一、两趟，坐火车从来不买车票，是这样吧？这次你离开延安回北京，别再扒火车啦，我们知青办给你报销回北京的全部路费，包括从茶坊到铜川的汽车票，铜川到北京的全部火车票。”

我们刚才在一起吃饭，但是没有喝过一口酒，这绝不会是他的酒后失言。让知青办给我报销回程的车票，可能会让他们很为难，我再三婉言谢绝。刘春玉对我说：“咱们县还有三个知青也被批准回北京，他们三个人现在都已经回到北京了，但是箱子都在村里，我通知他们村里这两天尽快送到知青办来，你负责把这三个箱子在铜川托运回北京，加上你的箱子一共四个箱子，全部的托运费咱们县知青办给你报销。你算是替我们知青办出差，你个人的火车票报销，也是合情合理的，你就不要推辞了。”

三天以后，按照我和刘春玉的约定，我找了一辆去铜川拉货的，由北京知青驾驶的延安地区运输公司的解放牌卡车，免费帮我们把这四个知青的箱子拉到铜川。在铜川火车站的铁路货运处，我选择了一种价格比较便宜，被称为“零担”的托运方式运回北京。

付了托运费后，我请那位免费为我们拉箱子的北京知青朋友吃了一顿饭，再到火车站售票窗口买票时，发现自己身上所有的钱已经不够买一张从铜川到西安再到北京的全程火车票了。

从户口迁出之后那一刻，自己已经失去了知青的身份，再继续扒火车回家，似乎有点不太合适，而且我身上还带着户口迁移证和我的粮食关系证明。这时，我不得不拿出来一位知青朋友为我开的某学校的证明，以学生身份请求按铁路规章制度售予学生探亲优待火车票。

我把证明信递进了售票窗口，售票员仔细阅读了证明信上的每一个字，抬头看了看我，拿出了一个由很多张纸票装订起来的本子，大约11cm宽，18cm长，始发站和终点站要用手写汉字填上去。这是一本纸质的，由售票人员填写的手撕里程代码车票，而且是复写的。

软质代用火车票

一张软纸车票的大小，比当时的一张硬纸板火车票大十几倍。软纸车票上第一行印着“西安铁路局”几个字，第二行左边是一个明显的铁路徽，与铁路徽平行的是三个比较大的字“代用票”，车票的右边是火车票价。在车票的中间，有三个手工填写票价的空格，由上自下分别是：全票、半票、儿童票三项。销售纸质车票，要用一个薄铁板压在车票上，现场剪裁。

我的票价写在“半票”那一个空格里，我拿着这张剪裁好的软纸学生票，登上了铜川开往西安的火车。

口袋里有票坐火车就是踏实，到西安的这一路上居然没有查票，让我有一点失落感。列车快进站了，我忽然产生一种感觉，不是我扒火车的技术有多么高明，也不单是掌握了火车查票的规律，更不是勇敢能解决的事。扒火车能够成功，是列车员和广大铁路职工在暗中帮助我们知青，回想起在延安插队五年半时光中扒火车的每一个情节，列车员和铁路职工对我们上山下乡知青似乎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查验火车票也只是因为职责所在。

转乘西安到北京的火车，在售票处办理签字，售票员在我的软纸车票后面贴上了一个座位号码，还加盖了一个西安站的圆形图章。

拿着软纸车票进站，我找到属于自己的位子，还是靠窗户的。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北京女知青，一聊起来才知道她也在我们富县插队。列车快到郑州的时候开始查票了，当列车员查验完我的软纸票之后，那位女知青很吃惊地问我，你的票怎么和我的不一样呢？我告诉她这是我们优秀知青的特别火车票。（很多年之后，有幸又在知青聚会时见到她，我请她看国家话剧院演出的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的话剧《死无葬身之地》）

40年之后与当年同车回北京的女知青相遇。

回到北京后，我给县知青办的刘春玉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已经平安到达北京，把托运回来的箱子都发给它们的主人了，托运费和我回来的火车票就不用知青办报销了。

信寄出去一个星期后，接到一个传呼电话，对方告诉我，他是北京支援延安的干部，名字叫杨万通，是大批支延干部返回北京之后，留在延安为数不多的北京干部，专门负责为富县的北京知青办理返京手续，负责联系北京市及西城区知青安置办的联络工作。他说很快就要回富县了，让我把返京火车票和在铜川托运箱子的尽快交给他。我和他说算了，不用县里报销了，别麻烦县里了。杨万通说，这么多年你们不容易，我们答应给你报销就必须给你报销，我们在工作中是言而有信的……。由于我回北京买的是半价学生票，只好跟他说火车票丢了。他用命令的口气跟我说：“你去北京火车站找一张西安到北京的火车票，哪一天的都行。拿上你托运行李的，这两天之内尽快送到我家里来……”他将地址告诉了我，在西直门外一个叫做榆树馆的地方。

我在北京火车站的出站口找到了一张西安开往北京的硬座火车票，拿着火车票和在铜川给同学们托运行李的，找到了杨万通的家，楼房一个单元两间很小的房子。

第一次见到了杨万通，这位北京支援延安干部个子不高、人很瘦、50岁左右。他接过火车票和托运行李的，立刻按着票面上的价格，如数把钱给了我。他说：“我先用自己的钱垫上，回到富县我再报销。你赶快把粮食和户口关系落上，找个工作好好上班吧，准备迎接你的新生活。”

我回到北京工作几年以后，我的同学、知青齐松涛还真调到北京铁路局内燃段工作，但那时我已经很少坐火车了，即便坐火车也是日本的新干线，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的欧洲之星了。

随着上山下乡政策的寿终正寝，知青“扒火车”也成为历史故事了。我把我的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是要让年轻人了解当年知青的智慧和勇气，知道我们知青在特殊环境下，如何闯出一条既惊险刺激又饱含辛酸的回家之路。

【作者介绍】王骥，1969年1月赴延安插队， 1974年7月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教练员，做过医生、担任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国际拳联医学委员会委员，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亚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担任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等职务。调到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在《运动休闲》《世界体育报道》《全明星猜想》《体育人间》《体坛风云人物》《谁是球王》系列及人物纪录片担任导演，责任编辑等职务。退休后担任纪录片导演和体育推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