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八字命理(杨振宁八字五行)

附录：

撰文：葛墨林（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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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杨振宁先生

在1986年6月，杨振宁先生从香港飞到北京，应陈省身先生之邀到南开大学。因为陈省身先生1985年在南开大学建立了南开数学所，他请杨振宁先生在南开大学数学所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

1985年，我从美国回到兰州大学。1986年的一天，我接到了杨振宁先生从香港给我打来的长途电话，那时候长途电话还是很少，他说要我86年的6月7号到北京饭店见他，有事情跟我谈。我问大概什么事，他说你知道不知道陈省身先生，我说知道，但是没有见过面，只知道陈先生是一个很著名的大数学家。他说你是否知道陈先生在南开办了一个数学所？我说听说过，但是并不知道详细的情况。他说好，你到北京来，我们谈谈关于数学所里头的事情。

那一年6月7日我就到了北京饭店。杨先生说他想在陈先生的数学所里头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就问我是不是可以到研究室去工作？我说当然好了，我很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可是当时调动工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到了1986年9月，我虽然还没有正式调到南开大学，但是那时候理论物理研究室成立，我已经开始在那工作了。最开始的时候，杨振宁先生给我们确定方向，就是关于物理统计模型的精确解，和新发展起来的相应的数学物理领域的最新进展。因为我过去是做杨-米尔斯理论的，离这个方向很远，不知怎么入手。杨先生回美国以后，就给我们寄来了美国的著名学者Kauffman关于这方面的一个预印本，说这个方向很值得注意。于是我就开始学习入门。杨先生说，在数学所要有数学特点，但要密切结合物理。

到了1987年，杨振宁先生强调，当时在这方面的研究，要注意国际上非常著名的前苏联的法捷耶夫院士的学派。他说要沿这个方向开展研究，因为比较密切结合物理。他把法捷耶夫也请到了南开，给我们做报告，这样方向就比较明确了。我们就边学习边研究。

我问杨先生，为什么要做这个方向。他说1973年的时候来北京，他就做了两方面的报告，一个报告就是关于杨-米尔斯规范场(这个报告我当时有机会去听了)，这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北京以外的学界，包括谷超豪，李华中，我的老师段一士先生等等，就形成了研究杨-米尔斯规范场的一个队伍和一个主导方向。但是杨先生说他当时还讲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用贝塔设定法，求解非线性模型，这是求一大类非线性可积系统严格解的一种方法，其实指的就是现在称为的杨-Baxter方程。他说这个方面讲完以后，国内没有人跟随去做，现在他在南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就从这个方向再继续做下去。

我就问他，现在都已经86年、 87年了，您提的这个方向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这方面还能有大的发展吗？杨先生说，这一方向还有重要的发展，你们要抓紧做。从以后发展看，杨先生这预见真的很对，因为没有几年俄罗斯著名数学家德林菲尔就因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得了菲尔兹奖。

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我们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我们研究组在国内也没有什么名气，所招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是从东北师范大学和兰州大学，湖南师大等来的学生，当时南开大学的领导，包括校长母国光教授，他们真是非常的开放，真正的大胆改革。这些学生有的学籍在兰州大学，因为我从兰州大学到南开大学，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报研究生的时候还报的兰州大学，后来知道我到了南开，又跑到南开来找我。那时候南开大学就给了研究生住房，并给了他们许多学习方面的方便。理论物理室招收了东北师大来的7位博士生，有代表性的是薛康和孙昌璞（其后成为杨先生在国内合招的博士），因此杨先生同东北师大来往密切。

杨先生1993年，2001年和2006年三次访问东北师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93年第一次杨先生到了长春，住在东北师大招待所。需要强调的是，杨先生访问大学，从来不住校外的高级的饭店，而这些学校的招待所连“星级”都不够。

杨先生在东北师大报告、座谈之后，我们去长白山天池旅行。当时交通不方便，记得先从长春乘火车，然后又乘坐汽车穿过长白山的林区，费的时间比较多，才到长白山。我记得非常清楚，杨先生这次从长春到长白山来回就都穿着那件浅紫色夹克，因为那是个秋天，我记得夹克已经洗得有点褪色。杨先生那时候年过70了，但是非常精神。爬长白山天池的时候，因为当时汽车还不能直达，需步行上山。最后那段是要爬斜坡，全是火山灰，大角度往上爬，一边爬一下往下溜，爬到天池岸边的时候往下一看，它有一个像甬道似的窄路，长约10米，两边是天池的湖水。我是不敢去，觉得太危险了。而杨先生自个儿兴趣特别高，他就自己走到终点，别人还给他照了相。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幕，是在回程时他停车的时候，走到路边爬上一个斜坡，有棵树，不太高，他爬到树上去，大伙给照了相，那件夹克很显眼，记得当时大家也都很开心。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以后杨先生经常来中国，到1995年以后他基本上就把重点转到清华，住在清华的甲所。（注：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定居后住一栋小楼，那是他自掏腰包盖的，没要学校一分钱。）有一次我接杨先生来南开。陈省身先生当时在南开的宁园住。宁园有两层，并不大，一楼进去往右拐有一个书房，不到20平方米。书房对面，有一个客房，大概也就是十二、三平方米，里头就是一张大床，一个大衣柜，连沙发都没有，只有两把椅子。杨先生陈先生当时谈的很高兴。他回到香港以后，给我来了一个信息，就说他穿的夹克忘记在陈先生住所一楼客房的大衣柜里头了，让我找到给他寄回到香港去。我就赶紧去，见到那件浅紫色夹克果然在那挂着，洗得有点发白褪色了，于是弄个包裹寄到香港去了。

1995年以后杨先生基本上都在清华了。我还见他平常一直穿这件夹克。这么一件夹克他穿了十几年。

同时杨先生吃东西有个特点，没吃过的他都不吃。比如我们上次去长白山的路上经过森林，当地主事的人，一听杨振宁先生来了，当然都非常高兴，就给弄一些奇怪的鸟，还有什么山珍，杨先生一概不吃。

杨先生自个的生活其实很简单，一件衣服都穿这么多年。可是他在1990年代的时候，光美元的现金就给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捐了上百万。当时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的工资是由亲自批准的，他把工资也捐给了清华大学。

杨先生自己还要到香港中文大学做博文教授拿一些待遇。据我不完全的了解，杨先生与此同时给清华高等研究中心募捐来的，包括各种证券，据说已经超过1500万美元。可是他请客的时候，非常简单。吃完了饭，当然都是杨先生付钱，翁帆拿着个小钱包自个跑去付费。他们的生活费还要靠翁帆精打细算，从来没见她穿特别贵的衣服，戴什么特别首饰。

想起这件事来，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他对自己，一个夹克穿十几年，即便褪色了，他觉得还可以穿，但是给清华捐这么多钱，他都认为是应该的。这虽是一件小事，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自己节俭，也不希望国家花没用的钱

我记得以前在《知识分子》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因为在前些年包括有些水军在攻击杨先生。据我的了解，有些就是因为与杨先生反对在中国做超高能加速器有关。这件事从物理的角度来说，杨先生说的是有道理。我想把这件事情在这里再提一下。

杨先生作为推动上世纪后半叶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发展的一个主导性人物，可以说是粒子物理的奠基人之一。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建超高能加速器？当时他最直接的道理是觉得花几百亿甚至更多，我们中国花这些钱不值得，应该用到更实用的地方，要用到国家急需项目。

这是开始，后来我才了解到主要是因为加速器是个工程，作为科学工程，目的要十分清晰，指标要非常明确。就是你做什么物理，你有什么可靠的物理理论指导。现在你不知道什么物理，花这么多钱去做什么，指标都不清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是绝对不花这个钱的，日本本来想做，最终也把这个项目取消掉了。

杨先生是很了解情况的。后来我才了解到，如仔细去看，回顾关于整个物理发展方面杨先生给国家提的意见，其实对于加速器的发展是非常重视的。他的一个著名的学生在美国的赵午就是做加速器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先生的观点，说高能物理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怎么发展。

我可以总结一句话，杨先生认为现在高能物理从整个物理发展角度来说，高峰已经过了，不是大家所最关心的，不像上个世纪后半叶那样大家兴高采烈地去研究了。实际上，任何一个学科总有它的高峰，低谷。杨先生一贯主张做新的领域，要创新。那么即使在高能物理的领域里，他其实并不反对做加速器，他是说你最好要切中中国实际的重大需求，这是杨先生一直的主张。

我举个例子，1980年我从美国回国前，请教杨先生，回国我们要组织一点活动，你认为物理方面应该组织什么活动？他当时回答得非常明确，他说你们一定要组织自由电子激光的讨论会，他说自由电子激光将来有重要的用途和前途。

后来我回到兰州以后，组织了一次，也是中国第一次自由电子激光加速器(FEL)的讨论会。为什么要自由电子激光？我们知道自由电子激光是弄一些特殊磁性排列的装置，让电子（包括加速装置）在那摆动转圈，假设电子转的很密的话，这个里头就会射出一束激光，而这个激光频段很好，同时它可以微调。我记当时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前身）校长刘盛纲先生很热情支持，他是留苏的，是当时中国做速调管的权威。刘先生来了，还有高能所的冼鼎昌研究员，后来他在北京做同步辐射的光源，很早被选为中科院的院士。

所以杨先生从1980年代初重视这个方向，在83年的时候，他在石溪开了一门课，讲了十四讲，关于物理方面理论的发展，其中有一节就是自由电子激光，我现在还有笔记，这细节我就不说了。其实杨先生每隔上一两年他就会给国内做物理的人提一些重要的发展方向，希望大家去做，占到先机。

再说说加速器。我们知道北京的加速器原来是个单环，那么以后怎么办？就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提高能量去做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选好能区提高亮度，但是要找物理比较明确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国际上都没有我们搞得好，要发现新现象。

最后由当时高能所的所长方守贤院士做决定。他是中国加速器事业的主要实施者，最后确定做双环，就是两个环对撞，最后证明这个是很成功的。那么双环做的不错以后，高能物理要怎么办？当时的高能所所长方守贤，和以后当所长的陈和生院士，他们都跟杨振宁先生讨论过，我的印象很深。实际上他们同合作者就是把高能物理的方向，主要对准了国家的急需。上海光源就是成功的例子，散裂中子源也是个突出的例子。散裂中子源可用于探测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可以说是国之利器。可是我们国家过去没有，杨振宁先生非常支持，嘱咐一定要做好。

杨先生在2019年已经97岁的高龄了，亲自跑到散裂中子源实验室地下参观，他非常支持，而且评价很高，㪚裂中子源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杨先生十几年前给国家有关部门写信，提议中国及早做软X射线的自由电子激光，将来在研究生物和有关的方面会有很大的用途。

当时国际上都刚刚在造，花钱不是很多，而且他有的学生在美国，可以来帮忙，可惜这个信转了些年，最后才落实。包括上海自由电子激光，他们已做出优秀的成果，这在我们国家也是件重要的事情。

杨先生还关注核废料处理的加速器的建造。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杨先生不是一听加速器就反对，他是主张现在所建的加速器最好是要能够做物理，又可以切合中国的或者部门行业的重大需求，解决国家急需的问题。我觉得杨先生眼光是比我们要超前的太多了。

我跟方守贤院士非常熟。我经常听老方跟我说，他对杨先生观点是非常的佩服，他就亲自到上海同合作者做出质子加速器，用以治疗癌症，比如可以治疗鼻腔癌等。这些杨先生都非常支持，他说的该花的钱要针对国家的急需，克服瓶颈，又发挥了高能特别的长处，就完全应该去做的。

杨先生对于自己，一件夹克穿很多年都舍不得丢掉，没有什么很奢华的东西，而且他自己捐很多钱，对于国家来说，他觉得哪些不该花钱，他就站出来说话，即使不受欢迎，他觉得问心无愧。虽然表面上这几件事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觉得从小事到大事上都能反映出杨先生的一个心态，自己节俭，也不希望国家花没用的钱。

作者：林世清

节选：

奔走报国

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当时正处于自强中的中国人民一个巨大的鼓舞和信心，证明了中国人同样可以站在科学之巅。

对于自己所做的贡献，杨振宁曾说过：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我想我的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除了巨大的科学成就外，杨振宁多年来一直在各个领域积极推动和帮助中国科教及其他领域的发展。

1971年，应当时“”学生的邀请，杨振宁积极参与运动，活跃在全美各大高校演讲，一腔热血感染了大批热血青年。

1977年，杨振宁等在美国波士顿正式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并担任会长，积极促进中美关系。他还在当时的《纽约时报》上出资整版刊登了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向美国政府施压，积极推动两国建交，有意思的是，他还在这封英文公开信旁加了八个中文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同时，杨振宁还在美国各地积极公开演讲，帮助大批的顶尖华裔学者消除顾虑，很多人开始回到中国探亲。

1979年，访美，杨振宁代表全美华人协会和全美各界华人，在欢迎夫妇的宴会上，发表了题为“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的致辞。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中科大少年班，吴健雄物理奖、陈省身数学奖，求是科技基金会等众多日后对中国科教领域产生积极影响的大事，都得到了杨振宁的积极帮助和推动。

落叶归根

1997年，时任清华校长王大中与杨振宁反复磋商后，决定仿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成功经验，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后更名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在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成立初期，杨振宁给中心捐了100万美元，其中包括了他的诺贝尔奖金，几乎把他当时的大部分积蓄都捐了，此后更是通过各种渠道，为中心募集了1500万美元。同时，他还大力培养和引进人才，帮助清华引进了姚期智等顶尖人才。

2003年，杨振宁全职回国并定居清华，他本来1999年就打算回国，但因为首任妻子生病，陪她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几年。

2004年，已经年过80的杨振宁在清华给本科生上课讲授普通物理，他说：现在很多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但我觉得，给本科生上课很重要。我也希望我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每一次课前，我要花两个小时认真备课，我要了解学生的进度。

2015年2月，杨振宁正式放弃美国国籍，并于2015年4月1日成为中国公民，后由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转为中科院院士。

几十年来，在很多场合，杨振宁都会唱起一首歌，那是他学自他父亲的一首五四时代的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回国后定居清华时，杨振宁特地给他的住所起了个名字：归根居。

作者：刘亚东

节选：

杨振宁与刘亚东

如约而至的访谈持续了近三个小时，非常成功。时过境迁，中国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科技发展短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那个相当多国人还在为温饱而挣扎的历史时期，杨振宁强调全力发展经济，“只有经济获得发展才能确保基础性研究、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关活动顺利进行。”

而他2003年回国定居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又开始为加强基础研究而不遗余力地整合资源，奔走呼号，建言献策。着力点的改变，恰恰反映出杨振宁一以贯之的认识和理念。他在这次访谈中关于“基础研究，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的精辟论述，今天看来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殷殷爱国之忱丹青不渝，拳拳报国之志溢于言表！9月22日下午，“庆祝杨振宁百岁华诞”大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尔后有感，我发布了“杨振宁不欠这个国家什么，倒是那些‘键盘侠’欠他老人家一声道歉”一文。翁帆女士读后，通过友人向我表示感谢。我却有一种悲凉感。不过是为杨翁夫妇说了几句公道话，反映的也仅仅是所有善良人的共同价值观，何需感谢？只能说明这样的声音太微弱，舆论环境太恶劣！

去年，“该不该责骂一些网民”曾引发热议。其实，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责骂解决不了问题，公众需要启蒙！我想告诉那些喷子，爱国绝不仅有“邓稼先模式”。郁达夫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珍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好在，这些人虽然数量不少，但终究代表不了我们的民族！

10月1日是国庆日，也是杨振宁100岁的正日子。与国同庆，恰为美谈。我翻出了26年前的旧作“杨振宁纵论科技精英下海”。原载于1995年10月12日《科技日报》的这篇报道，荣获中国国际新闻奖（后并入中国新闻奖）。阡陌红尘，弹指瞬间；不胜唏嘘，无限感慨。附以此文，权当给杨振宁先生贺寿。

杨振宁纵论科技精英下海

早在中美关系乍暖还寒的1971年夏天，杨振宁博士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既熟悉又陌生、已阔别26载的故土———比基辛格秘密访华仅晚一星期，比尼克松访华则早了半年！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是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美籍华裔著名学者。从那时起，杨振宁便以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和相互了解为己任，不遗余力地推动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虽然身在海外，但他心系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每每献计献策，为中国走向富强昌盛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1995年9月28日下午，记者如约前往位于长岛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拜访了这位世界级的理论物理学大师。73岁高龄的杨振宁博士在办公室里，精神矍铄地阐述了他关于中国科技工作者“下海”经商的看法。

26年前，刘亚东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采访杨振宁。

杨振宁指出，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准备应对下个世纪以高技术较量为核心内容的综合国力竞争。纵观最近20年的国际市场，每隔几年就有一种代表明天工业发展方向的“主干”产品问世，如个人计算机、大哥大、高清晰度电视等等。可以预言，今后的国际市场逐鹿将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智力密集型工业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这一发展主要是以中低技术为支撑，而中低技术难以使经济长期保持成长势头。因此，高技术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命运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忧患意识，丝毫不能为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所迷惑。

在高技术商品竞争中，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决定因素在于人。杨振宁认为，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大批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下海”，更加有效地参与经济建设。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一项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千千万万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从事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事业，开发出能够在国际高技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产品，中国才有希望，他们自己也才更有前途。只有经济获得发展才能确保基础性研究、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关活动顺利进行；只有与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科学技术才能逐渐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事实上，在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持上，今天的中国与10年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比如，过去人们要申请到各地开学术会议的经费十分困难，现在就比较容易了。即使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用于开会的钱还是明显增加。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经济发展了。

“曙光1000”研制团队部分成员，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技研究可以分为3个层次。即纯学术研究、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纯学术研究一般为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可以起到“登高望远”作用；发展研究是指把理论可行性物化成现实存在的探索过程；商品研究旨在改进发展研究的成果，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杨振宁强调，时代在前进，科技研究的侧重点也在改变。以前，科技研究主要是一个纯学术范畴；而现在，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成为其最为丰富和活跃的内涵。在发达国家，对于科技研究的财政支持90％以上投入到应用方面，纯学术方面还不到10％。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尤其需要扶植能够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科技研究，鼓励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在商品经济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科技工作者都“下海”，这要因人而异。有的人“下海”后会淹死的。陈景润就是一个例子。就让他安心做纯学术研究好了。

国内一些人对于科技工作者经商忧心忡忡，杨振宁却不以为然。他指出，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一些科技工作者“下海”必然会在人们思想上造成某种程度的混乱，这不足为怪。中国自古存在轻商意识。现在仍有很多人认为，从商是鄙俗的，做学问才清高。即使做学问，他们也都宁愿挤在纯粹学术的狭小天地。这对国家的发展十分不利。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一是需要全社会克服偏见，树立新的风尚；二是需要政府提供一些条件，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一些教授之所以不肯“下海”，除了因为觉得丢脸外，还因为惧“海”。万一从商不成功怎么办？本来，他可以当一辈子教授的。政府是否可以就此想个办法，比如告诉他：“没关系，你去做5年，不行可以回来。”这样他就有安全感。科技工作者经商或许会使某些研究领域一时少出若干成果，但却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彻底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迂腐观念，从而自觉地更多寻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现和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从长远看，其正面影响要远远大于负面影响。目前，国内大学里最优秀的学生较少选择纯理论的学科和专业，也是因为他们有了更好的出路，这恰恰是国家的需要。

就高层次科技人才“下海”，杨振宁举了香港的两个例子。过去，人们要想录下某一电视节目，必须在指定的时间进行比较复杂的操作。大约十几年前，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师和他的朋友们想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现在，全世界很多报刊的电视节目预告上，每个节目后面都有一个号码。只要把某一号码输入一台与电视机相连的附属设备，这个节目到时就会自动被录下来。这名教师和他的朋友们料到这个机器受人欢迎，也想出了怎样制造。于是，他们便游说别人投资，建立了生产这种机器的工厂。该工厂发展得很快，已在世界各地销售其产品。这位教师离开了学校，从事着与此新事业有关的各种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的另一位教师找到了以低廉成本生产液晶显示板的途径。他也不再教书，而成立了专门经营这种业务的公司，为各种用户生产不同规格尺寸的液晶显示板，生意十分红火。如果中国大陆有了更多的这种人才，相信定会给经济带来空前的繁荣。

杨振宁说，将纯粹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日本和美国都很成功，英国则很不成功。以生物工程为例，英国在这一领域积聚了很多一流的科技人才，乃至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但他们只会做纯粹的研究，不肯或不会“下海”，所以他们的生物工程赚不来钱。在这方面，英国与中国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没能有效地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不同的是，英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很高，而中国由于财力限制尚不具备这样的科技实力。所以，较之中国，英国的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此现象值得中国做深入研究。总的说来，这与它的政府政策、学术界风气以及金融投资结构有关。英国在金融投资结构上与日本和美国有很大差别。要想使工业发展，必需有技术上的新见解，当这种新见解还不成气候时，就得有人愿意出钱来试试，这就是风险投资。把风险投资者和技术人才衔接起来，英国不会做，日本和美国却很会做。杨振宁指出，中国也应走这条路。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体制和管理问题。中国须造就众多既有科技头脑，又有商品意识的人，他们能看出哪些科技成果值得做风险投资，哪些不值得。中国现在有必要也有能力着手这件事了。

采访结束时，夜幕已经低垂。高速公路上滚滚的车流好似条条火龙。我打开录音机，杨振宁博士那纯正的普通话立刻与车窗外的钢铁与混凝土音符交织在一起。“……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其它都是次要的。我认为，已经‘下海’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希望他们的人数能够多些，再多些……”

节选：

杨先生对我的帮助，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方面。自我回国开展光量子信息实验研究时，其实就已经与我在奥地利留学时的老师Anton Zeilinger教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后来甚至和他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对我们的国际合作带来了一些困扰。

杨先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地帮我协调，专门邀请Zeilinger教授到清华来访问，借此机会和我还有Zeilinger教授一起进行了沟通，促使我们团队后来和奥地利科学院基于“墨子号”卫星成功开展洲际量子通信的合作研究。直到现在我们和Zeilinger教授团队还时常有合作。因此，在大多数人看来，杨先生是受众人崇敬的科学大师，但对我而言则更像是一位充满智慧且关爱学生的师长。

与杨先生的交往中，还不时出现一些趣事。我还记得在2005年第一次与杨先生交谈时，他告诉我获得了当年的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后来我到新疆去参加颁奖典礼，正好在电梯里遇见了杨先生。我很激动地向他问好，杨先生却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回答是中国科大的。杨先生说科大有一个叫潘建伟的工作不错，这回获奖了。我只得直言我就是潘建伟，杨先生听后哈哈一笑，说：“抱歉，我记不清你长什么样子了。”

后来又与杨先生见过几回面，他仍然没有记住，直到见面的次数多了，才终于记得我的样子。其实这并不是由于杨先生年纪大了，我们团队的很多年轻教授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一个人的工作记得很清楚，却往往记不清他的长相，这应该是我们都专注于学问本身使然。

还有一次偶然的事件让我印象深刻。2016年杨先生在北大出席求是颁奖典礼时不慎跌倒。杨先生当时已是九旬高龄，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揪心，杨先生却像一个孩子似的笑着对我说，潘建伟啊，我刚才摔了一跤！无论是“脸盲”还是“老顽童”，其实都是体现了一个学者醉心于学术的纯净的灵魂；而这种纯净的灵魂，正是产生大师的心灵土壤。

杨先生曾经深有感触地告诉过我一些他过去的经历，例如，1945年他出国留学的时候，在去往美国的船上第一次吃到了冰激凌，感叹道世上竟然有如此美味的食物。杨先生甚至还说，直到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吃饱了。从这些略带辛酸的往事，可以感受到杨先生他们那一辈科学家，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求学的不易，而这份对科学真理的向往和执着，最终带来了中国今天的科技繁荣。

杨振宁与我

2019年，随着“墨子号”量子卫星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我们荣幸地将“墨子号”载荷样机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杨先生出席了捐赠仪式。在捐赠仪式上，杨先生感慨道：“我们这一辈人过去总是盼望着中国‘天亮’，如今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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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是施一公

第一个例子，2015年，为了庆祝屠呦呦先生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求是基金会在中国科协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求是之家研讨会，邀请了往届求是青年学者和求是大奖获得者参加。杨先生以“救亡”为主题作了发言，阐述了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忧虑和建议。

杨先生也十分关心我个人的学术进展。2015年8月，我带领团队首次捕获剪接体高分辨率结构，他9月初发来邮件，邀请我到清华高研院作专题分享，由他亲自主持。

杨先生对青年人格外关心。2012年，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第一届学堂班毕业生学术年会，学生们特别希望能请到杨先生，他欣然应允。

2017年，杨先生出席了由我主持的面向清华师生的一次巅峰论坛。主讲人是DNA双螺旋的发现者之一沃森（James Watson），我专门邀请杨先生作为嘉宾和沃森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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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获“求是奖"终身成就奖，图源清华大学。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一个传真信的事，因为这正显现出杨振宁虽然是一个大科学家，却也是一位极能尊重他人、没有身份架子的平易人物。我认识的著名华人科学家不少，能够像他这样的不讲究身段，没有架子，其实很少。我也好些次看到他在一个研讨会休息时间，被一个年轻学生缠着讨论问题，不克分身的场面，因为他多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作者：黄庆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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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强调应用科学研究

与李政道恰好相反，杨振宁于1972年6月第二次回国时就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此后，他又突出强调中国要大力开展发展性科学、应用性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杨振宁突出强调应用研究的理由，也同样雄辩有力，同样给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科学界以极大的启发。

持续反对中国建设高能加速器

杨振宁于1971年7月首次回国访问，回国期间主要是省亲和参观各条战线上的 “样板” 工程，与中国科学界并未深入交流。1972年6月，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李政道同年9月第一次回国）。也即是在这次回国期间，杨振宁开始介入到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的争论之中。

1972年7月4日，杨振宁应邀参加中科院组织的 “高能物理发展与展望” 座谈会，会上中国物理学家提出中国要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人才。出乎参加座谈会的中国科学家意料的是，杨振宁在会上反对中国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而且态度坚决。

他说：“拿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来发展高能加速器，从中国工业发展来看，我很难投票赞成…… 中国去年的钢产量是2100万吨，可以等这个数字增加三倍以后再来讨论。这个数字是美国和苏联的六分之一，但美国和苏联的人口是中国的三分之二。中国有很多别的事情做，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但我不觉得应当就是在高能加速器方面。” [7] 应当说，眼界开阔、对中美情况都有了解的杨振宁是务实的。

确实，1972年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奢谈建造大型加速器极不现实，而且当时高等教育几乎停滞，没有人才根本就不可能建成加速器。在杨振宁看来，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并发展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尽管中国科学家对杨振宁直言不讳的意见感到很不舒服，但杨振宁的意见确实很在理，这对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科学家而言，无疑是一针清醒剂。

尽管杨振宁极力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但中国科学家有着自己的长远考虑，张文裕等18名科学家联名于当年9月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发展中国的高能物理并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建议。周恩来亲笔批示给予支持。1973年，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高能加速器建设也提上日程。1975年，国家批准建造4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1978年国家改为批准建造5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然后建造5000亿伏质子加速器，史称 “八七工程”。

也就在 “八七工程” 上马的时候，杨振宁再次回国，并且 “不识时务” 地再次公开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1978年8月18日，和方毅接见杨振宁，会谈中，杨振宁明确表示自己反对祖国建造大型加速器，以至于在会见结束时指示在场的副总理方毅，专门组织专家再次与杨振宁详谈。8月19日下午，方毅率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钱三强、朱洪元等著名物理学家再次与杨振宁座谈。虽然杨振宁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但 “八七工程” 上马已成既定事实。[8] 此时的中国科学界，急于奋起直追的心情更为迫切，不可能因为杨振宁的反对而下马一个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重大科学工程。

然而，好景不长，“八七工程” 过于贪大求高，不幸被杨振宁言中，不符合中国实际，被迫下马。

话说1978年底 “八七工程” 上马后，因耗资巨大，也遭到国内科学界其他学科的反对，据说就有 “我们这儿饭都吃不饱，高能物理所在那儿吃肥肉” [8] 的说法。因此从1979年开始，国家就开始考虑调整高能加速器建设，也就是下马 “八七工程”。

1980年1月，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后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大型学术会议——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召开，包括李政道、杨振宁在内的海内外华裔物理学家群贤毕至。会议期间，由李政道牵头拟就了一封致中国政府的信，呼吁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建设高能加速器。绝大多数到会物理学家都在这封信上签名了，而杨振宁却没有签名。不仅如此，他还于当年3月12日给所有参会的科学家写了一封信，再次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已经十分清楚我的意见……我不能够无愧于心地去签署这个文件，因为我认为真正需要的不是我的签名，而是中国人民的签名。” [8] 这是有史可考的，杨振宁第三次公开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

1981年底，在经过更为理性、周全的论证与国际咨询之后，中国政府决定放弃建设大型质子同步加速器，改为建设规模较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就在中国政府作出这个决策不久，也就是1981年底，杨振宁致信和方毅，再次提出反对意见。而且这次意见更有针对性、更为具体、更具前瞻性，试图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指出方向。这封信影响很大，因而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这封信的主体内容及有关情况。

杨振宁在信中明确了自己反对建造大型加速器的观点，进而深刻指出，中国的科学研究 “倾向于走两个极端：或者太注意原理的研究，或者太注意产品的研究（制造与改良）。介于这两种研究之间的发展性研究似乎没有被注重。” “发展性研究是一种中期的投资，希望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内成果能增强社会生产力。这种投资我觉得是当前中国科技研究系统中十分脆弱的一个环节。” “原理的研究成果往往名气大，叫得响，而发展性的研究各工厂视为财富，不肯公开，所以在中国容易产生一个而错误的印象，以为美国原理研究经费比发展性的研究多得多。事实与此正相反。” 杨振宁指出，美国的发展性研究经费大约是原理性研究经费的10倍。“原理的研究的社会支持在美国只是这30年才开始的。这个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实际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长期，这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绝对不是偶然的。” [9] 在这些论证基础上，杨振宁认为中国应大力开展发展性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必须承认，杨振宁的上述观点是非常精辟的，已经超越了就事论事的层面，转而从学理层面、中国实际以及汲取国际经验的角度，为中国科技发展提出了极具指导意义的建设性意见。

1981年12月28日，审阅了杨振宁的这封信，并作出重要批示：“由有关部门进行讨论，拟出方案。” [10] 由此可见，是非常重视这封信的内容的。又因杨振宁的这封信有理有据，不仅找准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痛点”，为中国科技战略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还有的明确批示，所以此信内容引起中国政府和科技界的广泛讨论。以至于《光明日报》于1982年3月5日以较大篇幅刊登了此信的主体内容，并特意加了一个 “编者按”：“希望本文能引起国内科技界的重视，并欢迎大家就本文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 [9] 这足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官方的态度。

也就是从这封信开始，鉴于中国政府已正式决定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杨振宁不再公开反对中国搞高能加速器，而是主张中国政府要更多地重视发展性研究，也就是应用科学研究。

基础与应用之辩的时代意义

通过上面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李、杨二人观点相左，但他们给予中国的意见和建议却也都是有理有据，都是出于要把中国的事情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好这一爱国心的，并非出于一己之私。这一点必须首先明确。

李、杨二人的观点相左，主要源于他们看待中国问题进而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的出发点不同。李政道针对 “” 对基础研究的否定及其恶劣影响以及改革开放后功利主义在中国的盛行，极力主张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当然没有错；杨振宁针对中国科技和工业落后的现实状况，极力主张要更加重视应用科学研究以满足国家建设的急需，也没有错。因此，在如何看待李、杨观点相左这一问题上，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窠臼，非要评判二者孰优孰劣、谁对谁错。事实上，他们二人的观点不同，只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本来，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都非常重要，二者都不可偏废，这是无须争论的。但这个问题在中国有其特殊性。中国的近代科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背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沉重使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一定是与国家战略、国家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建国以后，“学科” 与 “任务” 之间到底该如何平衡的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 后，国家建设步入正轨，各个领域都急需财政支持，可是国家却很穷，分摊到科学技术研究上的科研经费极为有限，这里多拿一分，那里就少了一分。这也是那个历史时期基础与应用之争以及李、杨关于基础与应用之辩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李、杨二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华裔科学家。更重要的是，他们二位都是十分爱国的。1980年10月，当时在美国访学的周光召在给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的一封信中谈及了华裔科学家莫伟的一些看法：“莫伟找我谈了三次，谈了一些情况和意见，他意思是希望我把这些意见转告国内…… 有些人不了解中国情况，有些人有私心，中国政府不要轻信他们…… 莫讲据他看只有李和杨没有私心，热情希望把中国事情搞好。” [14]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外华人对李、杨二人的评价，中国政府也因此对他们二人的意见和建议格外重视。

就此而言，李、杨二人观点相左，对于中国科技发展而言，反而是好事情。不同观点的碰撞，能让中国领导人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进而能让中国的科技战略决策更加理性、务实、周全。或许，这也是李、杨关于基础与应用之辩的最大现实意义之所在。

节选：

何祚庥先生及夫人庆承瑞老师，拍摄：王峥

《科学大师》：在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上，究竟是谁的贡献更大一些，我们外行人不懂，你们是粒子物理学家，你们应该能做出判断吧？

何祚庥：如果一定要我们对他们两位在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可能不再守恒的问题上，“谁”的贡献“更大”一些？其实，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并列第一。

李政道的一位好友斯坦伯格教授，曾这样评定他们两位的贡献。李政道探讨的是奇异粒子的弱相互相作用可能存在不守恒，所谓“τ-θ之迷”，都是指的奇异粒子，而杨先生却认为还应进一步探讨一下中子、质子等非奇异粒子间的弱相互作用也可能不守恒。

奇异粒子，非奇异粒子，这是在性质上甚不相同的两类粒子。两位科学大师的科学构思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粒子物理里完整的“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说。

所以，斯坦伯格教授的说法，也是实际上支持了一个比较公认的观点：并列第一。

《科学大师》：一般人不知道杨先生晚年以来的状况，尤其学术上的活动。他比较关心一些什么问题？

何祚庥：复旦大学有一位比我们年轻的教授，施郁教授， 50多岁，在杨先生那儿住了半年，给杨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从科学史的角度论述了杨先生的多方面的贡献。

他特别提出，杨先生有一个很标准的思维，他更关注物理学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可能的发展方向，他带过一段时间清华的本科生，重心就是指导后辈青年应该往哪些重要的学术领域发展。现在年纪大了，他也讲不动课了，但他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思想留下来。

比如跟他念博士的学生，早年他带的是粒子物理。但是后来带的学生却不再是粒子物理了。

他有个博士生叫做余理华，他跟我有点关系，他父亲是我在清华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余瑞璜教授。余理华上世纪七十年代去的美国，当然是拿了我们的介绍信，包括他父亲的介绍信，杨振宁就收下他了。

杨振宁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又是粒子物理学家，余理华很愿意跟他学，但他就叫余理华去做自由电子激光，就不是粒子物理学。

余理华在那个领域做得极好。但他在读博士学位时那个时候自由电子激光还没做出来，八字还没一撇，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领域。

杨先生还有一个学生赵午，他叫他从高能物理改做高能加速器，杨先生看物理学问题格局上开阔一些，眼光也更远。

他和李政道先生一样，是在为中国科学发展布局，比如说清华，除了物理之外，姚期智院士，也是杨先生请回来的，姚院士代表的是计算机物理和人工智能的交叉结合，不得了的大方向。

姚院士也是这一新兴科学领域的开拓者，奠基人。还有当时还不太为大多数人熟悉的科技新秀、密码学专家王小云，也被聘为清华高等研究院的杨振宁讲座教授。

杨先生当然也关注粒子物理的重大的科研动向。比如中科院高能所的所长王贻芳教授要推动建设超大型粒子对撞机，这和杨先生的“盛宴已经闭幕”（The Party is over.）的理念相冲突。

杨先生不吐不快，直接泼了冷水。

据我所知，他写了封信给领导人，他说他多年以来就反对建这种超级大型对撞机。

在美国他就反对。他说这个事情做起来花钱太多，技术很复杂，中国也没有这个力量，要请国外人来做，等于花了钱，而最后的主要成果都是被人家拿走了，而中国还有许许多多更重要的事情有待开拓，都要投入大量的钱。而且今后10年20年的物理学发展重心不在这个地方，等等。

领导人看了以后，作了一个批示，“看来此事不成熟”。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一个重大工程审查委员会，11个人专门来审查，因为要通盘考虑，不只是高能加速器，还有航天、互联网等等各种重大科研项目。

我知道的最后结果是6:5否决，就是这个超大型对撞机不做了，等于做了一个正式的结论。

杨先生关注各种物理问题的这一角度我认为十分重要，就是说你不要把发展方向搞错了。

节选：

这栋陈赛蒙斯楼建成于2005年，是杨振宁亲自远赴海外为国内大学拉到的赞助

杨振宁并不是2003年底才回到中国，其实他早在冷战炽烈的1971年，就率先的回到中国。

冷战期间，莫说是在美国的中国人不能到中国大陆，就是一般美国人也禁止前去，杨振宁除了一个大弟也在美做物理教授，父母与弟妹四人都在大陆，他的父亲杨武之早岁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得数学博士，后来在清华、西南联大与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杨振宁1957年得诺贝尔奖之后，父亲得到大陆政府特许到日内瓦与杨振宁见面几次，他与儿子谈到新中国的进步，引起杨振宁好奇，杨武之应大陆官方要求或暗示，曾劝杨振宁回大陆看看，但是也知道杨振宁追求学术更上层楼，应该留在美国，因此并没有要儿子回到中国工作。

最近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也有究竟他动机的怪论，一些传闻说他回国是为了享受部长级待遇，也有说他一年得了多少收入。其实如果要追究利益，杨振宁为北京清华大学设立的一个基金，已捐到一千两百万美元，其中包括杨振宁将美国房子卖掉捐出的一百二十万美金，这都是有账可查的。最近他放弃美国国籍之前，已经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等完善处理了放弃美国籍的相关事宜，在2015年正式放弃了美国籍。

节选：

问：可是为什么杨振宁要加入美国籍？这是不能否认的吧？请问，杨振宁是对美国贡献大，还是对中国贡献大？

答：加入美国籍，不代表就不爱国。中国人认为，这个人是不是“自己人”，要看他是否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看所谓的“国籍”。李小龙就是标准的美国国籍，但基本上大家都把他看成是中国人。中国人一直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血统概念。

李小龙也是美籍

杨振宁加入美国籍，并非是奔着所谓“荣华富贵”去的，而是为了方便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而科学研究是为了造福全人类，我们中国人也因此而受益。这等于是说，我们中国人不花一分钱，让美国佬花大钱，就可以无偿使用杨振宁的研究成果。杨振宁在1971年回到祖国的时候，与邓稼先会晤，邓稼先没有把自己的工作进展透露给杨振宁，杨振宁却直接把海外最热门的量子场理论毫无保留的传授给邓稼先。

如何证明杨振宁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才加入美国籍呢？杨振宁最风光的时候是1957年，这一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颠覆了物理学界三四十年共识的男人”。如果在这个时候加入美国籍，他可以说是立即就能达成心愿。但是他一直拖着，直到漫长的7年等待之后，才勉强地加入美国籍。如果是为了个人利益，他为什么不立即加入？这说明杨振宁对祖国非常有感情，是真的恋恋不舍。

即使加入了美国籍，他也从来没有做过对祖国任何不利的事情。恰恰相反，他竭尽所能，做了很多普通人不敢做的事情，甚至冒着被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威胁，一直在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和中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而奔走。

至于说“为美国贡献大，还是为中国贡献大？”，这个问题很好解答：当然是对中国的贡献大。

美国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一大堆，杨振宁只是其中的一个。中国目前仅有杨振宁一个中国国籍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就以稀缺性而言，杨振宁对中国更加显得意义重大。

我打一个比方，杨振宁是博士生，他的科研成果即可以在清华大学发表，也可以在东南大学发表。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都可以无偿的使用他的一切科研成果。现在，小杨做了院士，他如果去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院士有好几位。如果他去了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原本没有院士。对于东南大学来说，杨振宁对自己学校就尤为重要，仅凭“院士”这个招牌，就可以让学校的地位跃升一个台阶，也更有名气，在招生上更有吸引力，获得巨大的好处。

也就是说，东南大学比清华大学更需要杨振宁的加盟。您说，杨振宁是不是对东南大学的意义和贡献更大？

毛主席会见杨振宁博士

假设杨振宁对中国无用，凭什么他被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敬之以“国士”之礼？

问：既然杨振宁有家国情怀，为什么他当初不肯回国呢？据说他父亲劝他回去，他也不去。邓稼先是主动回去的。

答：有具体的情况。邓稼先之所以主动回去，是因为他有主义信仰。邓稼先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就被海外的党组织培养，他拥有了自己的坚定信仰。作为有主义信仰的人，回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杨振宁是无党派人士，他对一个崭新的建立之后，到底会对知识分子怎么样对待，是心里没有底气的。

要知道，杨振宁和邓稼先，原本“成分”就不一样。邓稼先的岳父是许德衍，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妥妥的副国级高官，邓稼先是典型的“根红苗正”。杨振宁的岳父嘛......此外，杨振宁的岳母一家都在台湾做“人质”，这也是让杨振宁有所顾虑的原因。

实事求是，杨振宁还有担心回国后不能继续进行科研工作的因素。这是最大的因素之一。

据上海交通大学黄庆桥研究员的《杨振宁回国记》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大国外交风云录》，详细记叙了杨振宁当年没能回国的前因后果。

杨振宁和李政道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作为杨振宁的老师，物理学家张文裕被委派到瑞典，向他们转述国家希望他们回国内工作的意愿。杨振宁和李政道听了很感动，爽快的初步表达了愿意回国工作的想法。他们对张文裕说：我们还年轻，争取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去。但很快“反右”运动开始，50多万知识分子和数百万亲属受到不公正待遇，身处海外的杨振宁、李政道听闻之后，感到忧心忡忡。当1958年张文裕再次向二人提出请求的时候，感觉这场国内的运动给二人带来很大的思想震动。他回忆说，二人心事重重，一提及国内的情况就“情绪很差，闷闷不乐”，对回国的热情也明显不像去年那样了。回国的事情就此耽误了下来。

到了1960年，杨振宁的父母杨武之夫妇来到了欧洲，就是否回国与杨振宁进行了谈话。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她已经亲历了大陆的一系列运动，所以当着丈夫的面，坚决反对儿子回国。据杨武之的回忆，他劝杨振宁回国，是上级安排的任务，他也是希望达成任务的，但是他从内心又害怕如果真的回去了，肯定会影响儿子的科学研究。杨武之说，我的内心是尴尬的、矛盾的。

而罗孟华则丝毫不给杨武之面子，当着全家人的面对杨武之说：“你不要误导儿子，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说的杨武之沉默不语。

杨武之和杨振宁父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一晚上的讨论，杨振宁没有被说服。杨振宁告诉父亲，现在回去的话，什么工作也开展不了，而科学家的黄金时期很短暂。杨武之则说，也许没有那么糟糕。杨振宁则指出，他的同学克华在国内遭遇了打击，全家被发配到山区。杨武之听了只能叹息。杨振宁对父亲说，请父亲大人回去讲清楚，即使我留在海外，一样可以为祖国做点事情。

没有完成任务的杨武之回到了中国，后来对杨振宁的弟弟们说：“你母亲反对你大哥（杨振宁）二哥他们回到中国来，说回来不但得不到诺贝尔奖，而且还会受到冲击，我心里想你母亲说的是对的，但我没有直接说出来。”他又说：“我现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杨振宁回国来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做研究？”

杨振宁的二弟杨振平当时也在场，他回忆这场争论说：“父亲希望能争取已经在物理学界成名的大哥回中国。大哥虽然非常愿意替中国服务，可是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利于他的个人的学术进展。回去之后，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滞的现象。他才40岁，如果继续在美国做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果。父亲对儿子的看法也觉得有些道理。因此他心理上有点矛盾。”

问：那杨振宁父亲与儿子断绝关系，是真的还是假的？

答：当然是虚假新闻。北京理工大学的计算机信息专家通过技术手段追查，这虚假消息来源于台湾网站，由日裔主笔加藤撰写。在他的笔下，虚构了杨振宁父子“断绝关系”的谣言。一些网民很可能受到雇用，因为当时有人忘记了更换马甲，结果被查到很多账号的IP地址是一样的，被抓到了现行。

关于杨振宁与父亲的关系，可以看《杨振宁父子感情深厚，断绝关系纯属谣言》。在所有的人物传记、新闻报道、私人书信、亲友见证、旁人记叙中，杨振宁的父亲自始至终对杨振宁的决定没有说过一句话的怨言，而“父亲没有原谅我”是杨振宁自己的心理活动。

对于谣言，杨振宁的同事，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院士于2017年9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其中也有过辟谣：

他在文章《父亲与我》里写道，“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指杨振宁父亲）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杨振宁和他父亲一直父子情深，杨武之从未对杨振宁加入美国籍说过什么，更没有写过什么，这句话只是杨振宁自己内心的感觉。我以为只有率真、坦诚的人才会把对自己形象有损且不为人知的内心独白揭示出来。

节选：

很多人都很关心“杨振宁为中国做了什么贡献”。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杨振宁必须要为中国做贡献”？做不做贡献，都是个人自愿，并不是义务，杨振宁有什么义务必须为中国做贡献？就是一个普通的乞丐，他不为国家做什么贡献，我们也无权指责他，那是他的自由。

杨振宁在这几十年里面，为我们中国做了种种的好事，非要拼命的诋毁他，让全世界产生我们这里是“非人类宜居国家”，“义和拳还在搞”的印象，中国就复兴腾飞了吗？我看，这种行为不是爱国，而是碍国罢了。

作为一个人类，他不犯法，不损害他人，依法纳税，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好人。恕我直言，这样合格的人，在地球上也是不多见的。地球上据说有60多亿人，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好人，恐怕不到十分之一。也就是6亿人。

如果不满足于做一个合格的人，还可以做一个特别优秀的人，那就可以在事业上进步，为国家做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依我观察，一个特别优秀的人，在6亿多合格的好人里面，也是不多见的。充其量为十分之一。也就是6000万人。

杨振宁

有人会说，杨振宁为米国贡献大。

问题在于，凭什么他不能为米国做贡献？

杨振宁为米国做的贡献，并没有损害到我们利益的一分一毫，反而我们可以不花一分钱就拿过来使用。

在特别优秀的人之上，还有一类人叫做伟大的人。就是那种为社会做出特别巨大的贡献，或者人品特别无私的人。这样的人，在特别优秀的人里面充其量是百分之一，也就是60万人。杨振宁就在这60万人里面。

清华大学赠送杨振宁先生的90岁生日礼物

杨振宁先生回国后发表的27篇文章的目录

自1971年杨振宁访问中国开端，杨振宁为中国已经义务服务了49年，没有拿过我们一分钱薪水，还至少捐献了740万美金以上。光是国内的高等学术中心，杨振宁就为我们建设了4座。目前在世界上都有一席之地。比如，大名鼎鼎的清华高等研究院就是杨振宁一手创办的。杨振宁八九十岁都在一线亲自带学生。不仅带研究生，甚至给清华本科生上课。

杨振宁还邀请出几十个一流大科学家回国工作。此外，杨振宁还有、中美交流、建言献策、保卫东亚某岛等等一系列的重大贡献。

杨振宁和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首届基础科学班同学在一起

杨振宁先生和首届基础科学班同学20年重聚首

2011年，杨振宁先生参加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博士毕业典礼

还有一类人，可以称之为神人，或者叫做圣人。这样的人，在伟大的人里面，充其量是百分之一。地球上60万个伟大的人之中，也不过是区区6000个圣人。中国人口占据地球人口1/5，也就是1200个圣人。20世纪50年代初期，海外6000多个留学生，回国的也就是180多个。而这180多个归国科学家里面，真正称得上是圣人的，也不过钱学森等寥寥几人而已，而当时中国人口有四亿六千万。

我们即使以1200个圣人计算，当时的中国有四亿六千五人口，平均几十万人才出一个圣人。几十万人口算一个大县。一个大县才可能出一个圣人，杨振宁这样伟大的人“比不上”圣人，就活该被我们辱骂?如果是这样，我倒想问一问，你们这些辱骂别人的人，你们算什么?你们在这6亿合格的好人里面吗？

大名鼎鼎的姚期智，他就是杨振宁邀请到中国工作的，目前是中科院院士

有人居然会造谣说，杨振宁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所以回国“养老”云云。

可是，当年马里兰大学开出45万年薪邀请杨振宁留在美国，莫非国内提供的薪水更好？美国的生活条件不好吗？不足够“享福”吗？80年代中国的生活水平难道比美国还要“享福”？一个耄耋老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义务协助中国建设了60多座一流的科研实验室，他难道不能在家中“享福”吗？放着高薪厚遇、山清水秀不要，回国吃地沟油呼吸雾霾，这就是你们眼中的“养老”吗？

杨振宁弯腰回答提问

杨振宁他图什么？

名？不要说华人首获诺贝尔奖的荣誉，在美国有着以自己姓名命名的科学研究所，被学术界评价为人类历史上古往今来排名TOP15的科学巨匠，在太空中还有一颗用杨振宁来命名的“杨振宁星”。这个名还不够吗？中国科协高层的一位同志说的好，他认为，杨振宁当选中科院院士，不是给他个人增添光彩，而是给中科院增添光彩。

利？他的养老金不够用吗？清华大学给杨振宁年薪人民币100万元，他为什么多年来分文不取全部捐献？他为什么把美国的住宅卖掉折合百万美元捐献给国家？他难道不能作为遗产留给子孙后代吗？1997年开始，高龄的杨振宁还开始为本科生上课，难道他没有资格养老吗？

杨振宁为科教事业，冒着酷暑严寒奔波各大学，所有报酬全部不取。居然还有黑杨振宁的人说：他坐汽车的，不累。我请问您一句：

您家有老人吗？谁家的老人70多、80多、90多不是休息在家颐养天年？您的心肠、人品、道德在哪里？

杨振宁担任西湖大学校董

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总不愿意先反省自己的错误。无论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只要是为国家做出贡献，我们就应该张开臂膀热忱欢迎。“无论中外，一切人才为我所用”，才是王道。据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杨振宁独自把清华大学的冷原子、凝聚态的科研水平弯道追升了几十年——你能做到吗？杨振宁参加建设了南开大学物理研究室，培养出了好几个中科院院士——你又做了什么吗？

2017年9月14日，杨振宁先生参观上海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解图：1990年代末，杨振宁就独具慧眼，建议中国研制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器，为此多次上书。2017年1月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工作在20—100 nm范围的全相干自由电子激光，还正在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试运转一项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且同步发展更大规模的高重复频率的超导加速器驱动的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中国的自由电子激光事业在杨先生的推动下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节选：

1，杨振宁推荐的年轻学子，通常都可以到美国的常春藤联盟名牌大学读书，美国校方通常会给他这个面子。杨振宁在大陆有一个侄子，也想去美国念书，于是想走伯父杨振宁的门路。在这个年轻人来想，这种事情对于杨振宁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举手之劳。于是，这个侄子请杨振宁给自己写一封推荐信，把自己推荐给美国名校。但是没想到的是，杨振宁却拒绝开这个方便之门。

据杨振宁的堂兄弟杨振斌介绍，杨振宁为人极为正派，不愿为家人亲属谋私利，虽然杨振宁和杨振斌的家里有不少孩子也是学物理的，但是杨振宁从来没有写一封推荐信给美国的大学，这些孩子后来出国留学深造也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杨振斌回忆说：杨振宁总是说，他自己没有亲自教学过这些孩子，对他们的学业成绩并不了解，如果写信推荐是不合适的。

学生上台提问，杨振宁认真聆听

2，20世纪80年代初，杨振宁专程回大陆定居1年，目的是创建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当时大陆的经济未有起色，南开大学很穷，科研经费有限，杨振宁自己掏腰包印刷教材和资料，从香港购买实验器材，运费也是杨振宁个人来出。

3，葛墨林院士介绍，杨振宁曾在70年代，当面向周先生直陈“中国政府的片面的平均主义已经毁了中国的科学”。他在归国的访问和讲学中，多次对于国内教育存在的问题经常提出自己的意见，“哪怕不被某些人欢迎”。“杨先生经常两头不落好。他不像有些人，拐个弯让你揣摩体会。这是学术大师直率的性格。”葛墨林说。

为了中国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1972年7月，杨振宁当面给国家提意见，坦言中国科学发展的许多问题，强调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政府应采取一个多注意基础科学的政策，要抓好基础课的教学，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1972年，中国准备上马建设高能加速器的计划，杨振宁是仅少数表示反对意见的人。当时科学界宣扬“大跃进”，而不是考虑实际效果。当时，我们规划的加速器是500亿电子伏特，而1971年国外已经在使用3000亿电子伏特的加速器。我们打算耗资1亿美金建造的加速器，是别人一二十年前就淘汰掉的。杨振宁据理力争，利用他的特殊身份给上面写信，最后导致这个工程拨款额削减为原来的20%。事实证明，当年的这个加速器项目已经沦为一个笑柄。多亏了杨振宁的直言，我们国家才节省下了8000万美金。70年代的8000万美金，是一个天文数字。在1972年，中国人的人均的GDP才130美金，8000万美金抵得上615385个中国人一年的GDP。但杨振宁也因此得罪了很多国内人士。

他还建议把《科学美国人》译成中文，让祖国有更多的人了解美国和世界的科学发展。这些意见都被采纳。现在我们读到的《环球科学》，其实就是《科学美国人》引起大陆后的中文版本。

《环球科学》

4，70年代末，杨振宁主动和美国大学联系，搞了一个中美学者学术交流计划，每年送一批聪明的年轻学者到美国去培训一年再回国。由于当时国家贫困，拿不出专项经费，杨振宁发着40度高烧抱病在纽约唐人街做现场演讲，号召华人给祖国捐点钱，在1周内募捐到了43万美金，他自己又捐献了工资的一部分，这才将学者们送出去深造。对于这个事情，交流计划的受益者完全不知情，杨振宁从来没有提过，直到20年后才被葛墨林院士透露出来。

5，有一次，高层请他去赴宴，杨振宁当即以下午“我已经有约会了”就拒绝了邀请。其实杨振宁下午是干什么活动呢？其实他是给学生上课。

6，2011年6月18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了一场“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纪念该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诞生25周年，并为研究室创办人杨振宁教授预先庆寿。耄耋之年的杨振宁拒绝被特殊照顾，坚持站立了一个多小时，当众宣读了自己关于冷原子的新发现。工作人员后悔没有提前给杨老先生备一把椅子，杨振宁也没有任何怨言。

更出乎人的意料，有学者因事提前离会，而杨振宁却一直坚持听完19日的最后一场报告，并即兴发言，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在治学上的想法。人们原本猜测，他做完自己的报告就会离开，但是他并没有立即休息，而是在做完报告后还主动询问听众有无疑问。在会议间歇，年轻的学生过来向他请教问题，他也耐心做细致解答，平易近人的让人心生敬佩。

7，杨振宁30多次到南开大学开会，当时南开大学给参加会议者的伙食标准是大陆学者5元，外宾40元。按照规定，杨振宁是可以享受外宾40元标准的，可是杨振宁拒绝了这样的伙食标准，而是和大家一起吃着5元的伙食。他认为人应该平等，做学术也应该平等，不应该搞特权。

8，杨振宁在纽约有一套风景秀丽的大房子，他把房子卖了，折合120万美金，捐献给了清华大学，用做清华大学高等学术中心延揽海外科学家的经费。清华大学高等学术中心就是杨振宁创建的，目前已经在国际上有了很高的地位。

杨振宁的三个儿女

杨振宁他有没有儿女？

有，三个。

可是杨振宁没有把资产留给儿女，而是绝大多数捐献给祖国。

据统计，杨振宁陆陆续续为中国高校至少捐献了740万美金。清华大学1996年就给他开出100万人民币的薪水，杨振宁也没有要。

9，美国马里兰大学为了延揽这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巨匠，主动给杨振宁开出45万美金的高额年薪，邀请他加盟。杨振宁直接对美国人说：no。

杨振宁拒绝了这笔巨款，接受了北京的邀请，到清华大学做全职教授。陈吉宁校长亲自去接他，说清华党委开会讨论过了，打算给你100万人民币年薪。90年代的100万元人民币在大陆也算得上是巨款了，但是杨振宁并没有拿钱。他把清华大学给自己1996~2020年的24年工资全部捐献给了学校，用于引进优秀的教师人才。

杨振宁在做学术报告

此外，杨振宁多年以来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为同行和学子们做学术演讲报告，协助援建了几十座物理实验室，一概分文不取。

10，杨振宁90年代初到内地开会，在机场遇见一个认识他的年轻人。该年轻人热情的上前和杨振宁打招呼，发现杨振宁戴着一块很旧的手表。又问他：您夫人呢？杨振宁回答，她腰有伤在香港不能来。年轻人又看杨振宁坐二等舱，而且一个人没有人员陪同，就诧异的说，您怎么不坐头等舱，不是有单位来接待你吗？杨振宁说，没关系的，这样可以给接待单位多省一点钱。

11，杨振宁刚刚到清华大学做了全职教授，就主动要求给本科生上物理基础课。他提出，中国的大学只重视研究生是不对的，因为本科教育是很重要的。

当时，下海经商热已经传进校园，很多大学教授都热衷于创业，没有几个教授愿意亲自给本科生上课，而是忙着开公司。院士级别的大师给本科生上课，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杨振宁对校长说，现在没有教授愿意给本科生上课是不行的，我要起一个带头作用。说到做到，杨振宁给大学新生认真的上课，每次上课前都备课两个小时。这课一开就是一个学期，学生们对他的课评价很高。

12，朱邦芬院士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主任，与杨振宁算是同事。有一次，朱邦芬给杨振宁发工作邮件，发过了突然想起来，现在已经是凌晨时分了，杨振宁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应该早就就寝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杨振宁很快就回复了邮件。原来，杨振宁每天都辛勤工作到这个时候。

杨振宁以清华大学名义发表SCI论文的目录

杨振宁到清华大学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很出色的工作成绩。当时清华的物理系人心浮动，有些专业课还要到北京师范大学请老师过来上，但是不一定能请到人。杨振宁到任后，一边制定发展方案，一边亲自招兵买马，很快就让物理系脱胎换骨。在杨振宁的带领下，凝聚态、冷原子、统计物理三个物理研究领域弯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

13，杨振宁在清华创建了日后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高等学术中心，学校给日常运作经费，但如果要特邀一些有名气的科学家来担任访问教授，“中心”就要自己拿出钱来。因此，筹款成了“中心”最重要的工作之一。2005年5月，杨振宁奔赴香港为清华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筹款。他对李嘉诚说，如果李先生捐给研究中心10亿元，我们一定会用李先生的名字为该中心命名。由于杨振宁的不懈努力，不到一年时间，杨振宁就完成筹款1000万美元的初期目标。

在清华大学内，有一座漂亮的陈赛蒙斯楼，这栋楼是杨振宁“弄来的”。“对冲基金之王”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的助手是杨振宁的学生，杨振宁让学生联系好詹姆斯·西蒙斯，亲自奔赴海外和对方谈话，希望他能捐一点钱出来，于是清华校园内多了一栋楼。

杨振宁招揽海外顶级人才都经常是亲力亲为，陆续已经有几十位有名望的海外科学家到中国工作，其中有7人后来成为了中科院外籍院士。

14，杨振宁经常对中国政府建言献策。据朱邦芬院士撰文回忆，杨振宁在90年代末独具慧眼的建议中国研制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器，为此多次上书。2017年1月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工作在20—100 nm范围的全相干自由电子激光，还正在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试运转一项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且同步发展更大规模的高重复频率的超导加速器驱动的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

朱邦芬院士点评说，“中国的自由电子激光事业在杨振宁先生的推动下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杨振宁先生参观上海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15，杨振宁夫妇二人对物质追求很小，生活条件非常质朴。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曾经到杨振宁家里做客采访。李昕回忆说：“翁帆结婚以后，将夫妇二人的存款捐赠给清华近200万美元。翁帆和杨振宁并没用去追求豪华生活，他们的家，装修普通，陈设简单，与一般平民无异。”

16，与科幻作家刘慈欣齐名的王晋康先生，他在微博上讲了一个他经历过的往事：

王晋康他经常参加高校的科幻迷活动，活动条件很是简陋，学校最多派一位学生会或团委的普通老师作陪，活动后到学生食堂撮一顿，从没有给过车马费出场费什么。他想，这样“低档次”的活动，有身份的名人是不会参加的，所以也根本没想过会与大名鼎鼎的杨振宁发生什么关联。

北京林业大学科幻协会会长是一个女生，而这个女生的学兄正好是杨振宁带的研究生。女生就对王晋康说，可以尝试着邀请杨振宁先生过来参加玩我们的活动。大家都忐忑不安，像杨振宁那样的大名人也能请到吗？女生联系了她的学兄，本来也没有抱着什么希望，让王晋康绝对没想到的是，喜讯传来，那头杨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邀请！当时，科幻迷们一片欢呼雀跃，“心中已经憧憬着一代宗师与百十个毛头学生聚在一起吃饭的场景”。

可惜后来杨先生没能来，不是他爽约，这样的活动都要学生会向学校报备，清华大学校方在研究后坚决不同意，说杨老先年纪大了80多岁了，怕出意外。王晋康私下嘀咕，他认为很可能是由于这个活动太“低档”，官本位的学校很在乎这个。“于是我与杨先生就这样失之交臂，至今没有见面的机会。但我忘不了他的平易和童心，从此我对他更为崇敬。”

杨振宁:《易经》讲的东西毫无逻辑，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诞生

《易经》成书于上古，被尊为六经之首，更是被各家称为诸经之首，大道之源。

作为古人“卜筮”之书，古人在占卜吉凶、预测好恶时使用龟甲占卜叫做卜，用蓍草占卜叫筮，合称卜筮。其中又包含有“三易”，分为《连山》、《归藏》、《周易》。

《周易》的经文部分。包括卦、爻两种符号和卦辞、爻辞两种说明文字，为占卦所用。共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内容上透露出上古社会和古人思想的一些情况。提出阴阳概念，阐述事物变化原理，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后人广为研究，影响深远。

有人视《周易》为至宝奇书，便有反对者认为其太过迷信玄幻，而是否将易经的核心思想“天人合一、五行阴阳”纳入公民的哲学朴素观、基础科学素质之中，向来便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每当遇到类似讨论话题，便免不了一常激烈的辩论，支持者认为反对之人忘本、不了解先人智慧，而反对者则认为前者固步自封，不知进步变通。

而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杨振宁先生，也是一位对易经持质疑态度的批判者，不仅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批判其中的内容，还认为其“毫无逻辑可言”。

而其批判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一、《易经》的影响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使得近代科学无法在华夏土地上生根发芽，这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对易经产生兴趣的原因正是如此。

二、汉语同样受到影响，这是其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

三、中华文化千年来的审美观念，也与其息息相关。

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与思维形式越发开放，越来越多的传统观念被摒弃，很多古人推崇的思想观念同样被鄙夷，而玄而又玄的《易》便是遭到质疑的头号对象，甚至很多科学家也对其不屑一顾，认为内容缺乏科学根据。

2004年10月，清华大学举办了文化高峰论坛，国学家季羡林、物理学家杨振宁、哲学家任继超、文学家王蒙等人悉数出席，就“全球化与中华文化”为主题展开了一系列探究与分析。

而杨振宁先生，便在此次会议上发表了自己对易经的看法。他认为《易经》注重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通俗来说便是偏向归纳总结，而近代科学的生根发芽需要具备严肃的推演逻辑，《易经》作为中华文化的起源，显然不具备这种逻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人的思维方式，因此近代科学未能领先西方，甚至无法萌芽。

中国古代发展确实偏向归纳总结，对于推演逻辑则相对漠视，技术发明更是被视为“奇淫巧技”，科学成就大多是总结前人的积累，加之不注重过程的先后次序，将世间万物变化与发展归纳总结于一，因此对思想启蒙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所以古时那一套早已不适用现代科学，要是想要走的更远，必须舍弃一些不利的东西。

支持者摇旗呐喊，认为杨振宁发言非常有道理，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沉湎于数千年前的思想，要懂得顺应发展推崇如今的科学研究成果，才能走在时代的前沿，不再被西方所甩开。

反对者却认为杨振宁先生的发言不负责任，片面的将近代科学滞后的原因归咎与易，忽略了其可取之处，以至于发表出这些“隔行如隔山”的言论。

国学大师曾仕强先生曾说：“《易经》不仅仅是五经之首，还是群经之始。它是天地人合一的学问，是宇宙人生所有的奥秘学说，还是后人永远无法超越的经典。”其实，《易经》是非常科学的，只不过它并没有事实来证明它的科学性，它包罗万象，概括万事万物。

支持者有支持的理由，反对者有反对的原因，两种看法并没有孰对孰错之分，有的只是不同观念不同立场，究其根本都是为了传承与发展。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在研究过后，将这个问题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对于《易经》是否具有科学性，中国近代科学为何趋于停滞，在学术界一直被称为“李约瑟难题”，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作品《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这个问题后，至今仍然没有确切答案。

众口难调的争论依旧存在，而杨振宁先生作为早已声明显赫的物理学大家，还能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毫不吝啬的将其分享出来，这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情，尽管将中国近代科学停滞不前的原因归咎于易经偏激了稍许。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天圆地方到球形，不管前人多么确信，如今却早被人推翻，按照人类目前的认知水平，谁也不敢确信何种研究是“真正的真理”，人类对宇宙的探寻不足沧海一粟，如果我们的某些研究答案，只在特定环境下正确呢？这谁也不知道。

邓稼先临终前，杨振宁问他把命都给搭进去，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

杨振宁和邓稼先都是科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两人一个获得了最高的评价，另一个则饱受争议，晚年回国更是迎来谩骂声一片。

他们两人其实是非常要好的同学和朋友，邓稼先在崇德中学时两人成了好朋友，侵华战争爆发后，杨振宁一家随校远赴西南大后方。

后来邓稼先考进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时杨振宁已经是该校大三的学生，两人重逢之后，经常互相交流心得，邓稼先曾对自己的姐姐说，杨振宁是自己的课外老师。

战争胜利之后，杨振宁考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第二年邓稼先考取留美研究生，邓稼先后来读美国普渡大学的物理系还是征求杨振宁的意见之后，才选择继续深造。

可惜的是，后来两个人选择了不同的路，邓稼先义无反顾的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自从邓稼先回国，两人长时间失去联系，天各一方。

邓稼先在获得了博士学位九天之后，谢绝了恩师和好友的挽留，依然决定回国，邓稼先回国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

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领导并亲自参与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

邓稼先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放弃了太多，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的奋斗了数十年，并且他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的安危，自己顶在最危险的岗位上。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邓稼先的卓越贡献，在他活着的时候鲜为人知，一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正是因为邓稼先经常顶在最危险的位置上，他受到辐射身患重病，比如说一次爆炸失败后，为了找到失败的原因，必须有人去原子弹摔碎的地方把一些部件拿回来研究。

当时人们都知道，这样接触很危险，没人愿意去，他依旧是义无反顾，进入了那片试验地，亲自拿着需要的部件走了回来。

在邓稼先病危的时候，杨振宁也第一时间赶到，这个时候的杨振宁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杨振宁问了邓稼先这样一句话。

杨振宁问：“你这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呀”？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因为这两人搞研究，都不是为了钱，他们有自己的目标，不在乎这些东西。

邓稼先也说了原子弹给了十元，这话说完之后，杨振宁愣着不说话了，他的心里应该是五味陈杂，因为对于他来说，这简直不敢想象，因为他的薪水在当时是非常夸张的，别的不说，他获得诺贝尔奖，奖金都是过百万的。

这件事传出来之后，周围的人都是潸然泪下，他们哭的不是因为钱少，而是邓稼先的这种精神，令人永远的敬佩，如果他留在美国，再不济一个月上万的薪水还是没问题的。

当时在核弹研究出后，国家给了整个研究团队一千元，邓稼先作为贡献最大的那一个，分了十元。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家也想多奖一点，可惜当时的确是没有多余的钱给个人，邓稼先等人付出这么多也并不是为了钱。

不得不敬佩那个年代的科学家，他们心中只有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他们的这种爱国情怀，值得我们永远的学习，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国人榜样、国之脊梁。不过这并不是说杨振宁的不好，这两人研究的东西是不同的，如果杨振宁当时选择回国，很大的可能是他不会有如今这样的成就，严格说起来，他不回国完全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