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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一个历史学者用星占数术破除迷信的小系列。

《儒林外史》中记载范进在中举后，邻里乡亲对之态度发生逆转，由先前之嘲讽而变为屈膝奉承。其原因在于，范进中举后便和做官扯上了关系，成为特权阶层。故事背后反映的是古人对做官的痴迷，至死不休。古代社会讲求“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康庄大道，无用之人才去坐馆、种田。

其实这种思想在战国时就已盛行。烽火不断的战国，官学下移，私学大盛，“士”成了最有学问的人。他们依靠自己的才学和主张奔走于诸侯之间，并以此来博取高官厚禄，如商鞅向秦孝公陈说“霸道”而获得高官、赏赐。苏秦没落之时受尽亲人白眼，迨其位高金多，昆弟妻嫂“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高官爵位不仅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而且还可迅速改变自身社会地位，此为下层百姓甚向往之事。

士人除了依靠才学致仕外，还会通过占卜把握天意，增强自己的官运。这些“天意”在目前出土的简帛《日书》中记载很多。出土简帛《日书》是战国秦汉时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实用书籍，对日常民众生活诸多方面都有反映，其中和干禄相关的占卜很有特色，可以大致反映时人的求官心态。

古人对做官及官运的重视从婴儿时便开始关注了。古人认为婴儿出生时日和命运紧密相关，常会据其出生时日来推算五行属性，尔后再依属性起名，这也显示了“命由天定”的思想。“天命难知，人不耐审”“禄命有贫富，知不能丰杀”等观念在古人心中根深蒂固，睡虎地秦简《日书·生子》这种可一眼看透未来命运的简便手册自然成了时人的“掌中宝”。我们把该篇预测婴儿未来为官的条文摘抄如下：

生子：甲申生子，巧，有身事。丙戌生子，有事。庚寅生子，女为贾，男好衣佩而贵。壬辰生子，武而好衣剑。甲辰生子，谷，且武而利弟。戊申生子，宠，事君。壬子生子，勇。癸丑生子，好水，少疾，必为吏。甲寅生子，必为吏。丙辰生子，有疵于体而勇。丁巳生子，彀而美，有秩。乙丑生子，武以工巧。丙寅生子，武以圣。戊辰生子，有宠。辛未生子，肉食。

《生子》按照六十甲子预测婴儿出生日子对应的未来，这与八字算命方法接近，刘乐贤先生将之看作“中国古代算命术的雏形”。在《生子》的占卜结果中，预测孩子未来成为官吏的比重有百分之四十多。孔家坡汉简《日书·生子》以地支纪日，和睡虎地秦简《日书·生子》相比，其预测婴儿未来更为精密，如：“午生子，八日、二月二日不死，为大夫。六十九年以辛未死。”它列出某日出生婴儿若未在预测日子夭折，孩子未来会成为何身份，然后列出该婴儿的寿命及殁世日期。

在《生子》占卜结果中，“勇”“武”“武以圣”等词出现频率较高，这和秦人要依靠军功博得官位的历史环境有关。《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中，军功成为社会成员进阶的重要手段。繁苦劳作的役徒，极为渴望有机会建立军功而获得自由。章邯驭使骊山役徒镇压陈涉等起义军，不仅消灭了陈涉、项梁等人，还实现了巨鹿之围。骊山役徒英勇无比，就是因为英勇杀敌不仅可以借此摆脱贫贱身份，还可获得爵位，进阶显贵行列。故简文关注婴儿是否“勇”“武”，其实也是对其将来能否靠军功成为高官贵人的预判。

预测婴儿未来略显缥缈，身前的吉利无虞才是最让人关心的。新官上任的官吏对未来充满希望，而将来的变幻莫测也让人感到焦虑，所以新官吏对自己上任时间非常重视。睡虎地简《日书·入官》为忧愁的新管理提供了上任良日：

入官良日：丁丑入官，吉，必七徙。寅入官，吉。戌入官，吉。亥入官，吉。申入官，不计去。酉入官，有罪。卯入官，凶。未午辰入官，必辱去。己丑，以见王公，必有拜也。

“入官”即后世所说的“上官”，指官吏就职上任。《入官》主要讲何时上任吉利，何时上任有凶险。此类内容在已经出土的秦汉简帛《日书》非常常见，应是当时官吏的常备品。

官吏上任之后，都希望可以大展宏图，得到上级官长的赏识，因此怎样处理好和上级官长的关系才最为迫切。何时谒见官长会得到赞扬，自己的报告、请求会顺利通过，成为官吏平日最关心的事情。简帛《日书》有多篇以“吏”为名的占卜，是官员查询良时谒见官长的手边书。因内容大致相同，这里仅以睡虎地秦简《日书·吏》为例做分析。先摘抄《吏》的内容如下：

吏：

子，朝见，有告，听。晏见，有告，不听。昼见，有美言。日虒见，令复见之。夕见，有美言。

丑，朝见，有怒。晏见，有美言。昼见，遇怒。日虒见，有告，听。夕见，有恶言。

卯，朝见，喜，请命，许。晏见，悦。昼见，有告，听。日虒见，请命，许。夕见，有怒。

巳，朝见，不悦。晏见，有告，听。昼见，有告，不听。日虒见，有告，遇怒。夕见，有后言。

申，朝见，遇怒。晏见，得语。昼见，不悦。日虒见，有后言。夕见，请命，许。

亥，朝见，有后言。晏见，不怡。昼见，令复见之。日虒见，有恶言。夕见，令复见之。

《吏》按照十二地支纪日，把一日分为五个时段，每个时段有相应的谒见结果。谒见官长的结果如下表（按：地支“未”条依据周家台秦简《吏》篇补出）：

据上表，谒见官长最好的日子是卯、辰、戌三日。五个时段的占卜结果中有四个是吉利的；最坏是亥日，五个结果都不吉利；其次是巳日，五个结果仅一个吉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官吏对谒见官长时日的重视，反映了上下级关系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以及下级官吏对官长赞赏、夸奖的期待。官吏十分重视谒见官长的结果，是法家尊君的要求，还有对自己仕途、性命的担忧。下级官吏的仕途前景与官长对自己的印象紧密相关。如果官长对自己喜爱有加，便可能官运亨通，反之则会丢官丧命。有了《吏》这类须臾便知谒见吉凶的手册，官吏们便可依照占卜结果指导自己的官场活动了。

古人不满足于上面提及的为官择日便利手册，冀望良日更加精确。孔家坡汉简《日书·天牢图》是一种类似博局占的官运择日术：

此天牢系者，一曰除；二曰赀；三曰耐；四曰刑；五曰死。居官、宦御，一曰进大取；二曰多前毋句；四曰深入多取；五曰臣代其主。

本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此天牢……五曰死”，为第一种占卜方法，用于身陷囹圄者。第二部分是“居官、宦御……五曰臣代其主”，为第二种方法，用于已居官者。一图两用，既可占官运，也可占囹圄之期，这或许是古人认为居官与囹圄在一念之间的特殊表达。

无论是预测婴儿遥远的未来，还是《吏》《入官》开卷便得的手册，抑或精确化的《天牢图》，只能给古人提供选择的范围，而无法从根本上加强为官的运势。这就让古人思考如何在择日之外，从根源上破解为官难。生活的处所是和人联系最直接的地方，因此居住场所的好坏深刻影响着古人的运势，这种住宅吉凶的思想就是后世的风水术。睡虎地秦简《日书·相宅》就说，若“庑”的位置若在东面，向着井，可以被太阳照到，那么主人一定会做高官。

除了对住宅内布局的重视外，古人对门似乎更为重视。北大汉简伍《节》和《淮南子·天文》中记录的月气刑德，把门视为阴阳交会、转换之处，因此，门成了阴阳的界限。对门位置的抉择可以改变自身的官运，睡虎地秦简、孔家坡汉简《日书·置室门》都标注了二十二个位置的门的吉凶。现将与做官相关的门的设定摘抄如下：

南门，将军门，弗敢居。

辟门，成之即之盖，廿岁必富，大吉，廿岁更。

大伍门，命曰吉祥门，十二岁更。

则光门，其主昌，柁衣裳，十六岁弗更，乃狂。

屈门，其主昌富，女子为巫，四岁更。

云门，其主必富三世，八岁更，利无爵者。

北门，利为邦门，弗敢居。

刑门，其主必富，十二岁更，弗而耐乃刑。

获门，其主必富，八岁更，左井右囷，囷北向廥。

东门，是谓邦君门，弗敢居，居之凶。

在关联思维的引导下，古人相信门的位置和主人命运捆绑在一起，门位置的设定直接影响主人将来的发展。基于此种思维，住宅主人可据《置室门》选择门的位置，通过阴阳之气与天地相感应，从而顺应天地，使自己官运畅通。

上面述及的几种干禄方式，本质是阴阳五行理论的运用。在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成为“通用语言”，术士以天干、地支为中介，系统化阴阳和五行学说。具体而言，把天干、地支的奇数位对应阳，偶数位对应阴；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寅、卯、辰为木，巳、午、未为火，申、酉、戌为金，亥、子、丑为水，辰、未、戌、丑又为土。干支又代表着时间、方位，古人又把甲乙、寅卯辰对应春季、东方，丙丁、巳午未对应夏季、南方，庚辛、申酉戌对应秋季、西方，壬癸、亥子丑对应冬季、北方。除此之外，还将音律、味道、颜色、禽兽等元素纳入此配置中。这样，干支和时间、方位建立紧密联系，开启了阴阳五行理论的数字化进程，形成无所不包的庞大分类系统，模拟天地运行的占卜用具式盘是其具象化的表达。

阜阳汉墓出土六壬式盘天盘（左）；阜阳汉墓出土六壬式盘地盘（右）

阜阳双古堆汉墓太乙式盘正面（左）；阜阳双古堆汉墓太乙式盘背面（右）

“数”不仅仅是计算，在战国秦汉时期更是一种天道规则的外在表现，即“万物莫逃乎数也”。只有当自己的行为符合天道“数”时，自己要做的事才会顺利，否则就会失败，甚至威胁生命。这也是古人说的“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围，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因此，古人才想通过占卜探寻“数”，以知晓天意，并据此安排自己的官场活动，实现官运畅通目的。

以婴儿出生时日揣测未来、入官求良日、谒见看吉时是“天时”，通过看吉时来讨好上级是求“人和”，通过选择、改变生活布局来追求官运亨通，其实是求“地利”。其实，官吏追求的天、地、人和谐，都利用了“万物有数”观念。孔家坡汉简《天牢图》是按照算术衰分安排的，睡虎地秦简《置室门》二十二门是天干十、地支十二之合的表达，而其东门、南门、西门（不周门）、北门实际是方位、时间的程式化表达，暗含了阴阳五行理论。这些干禄所用占卜方式是一种数字游戏，反映了古人对“数”神秘性的崇拜，也是阴阳五行理论数字化的表达。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简帛阴阳五行类文献集成及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272]、枣庄学院文学院“古文献与语言文化协同创新研究团队”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