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八字(章炳麟徒弟)

最厉害术士，推算118位枭雄八字，还算出了自己的寿命

林庚白，（1897～1941），原名学衡，字凌南，又字众难，自号摩登和尚，时期诗人、政治人物。1897年（另有1894年、1896年之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螺洲镇（今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州尾村）。幼孤早慧，由其姐抚养长成。8岁便负笈北京，一生热心政治，曾加入京津同盟会，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林庚白是南社著名诗人，有“诗怪”之称。

不过，林庚白还有个更为被人熟知的称谓——最厉害的术士。林庚白精通命理，有一本命理著作《人鉴》，又称《《名人命谱》》。他28岁撰此书，书里收集有、袁世凯、黎元洪、曹锟等数任总统；段祺瑞、冯国璋、徐树铮、汪兆铭（精卫） 等几位总理；吴佩孚、冯玉祥、张作霖、陈炯明等大军阀；黄兴、廖仲凯、许崇智等革命元勋；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太炎）、胡适等多位大学者之八字，共计118名，于十三年（1924年）印行初版。

林庚白对上述名人八字都有精辟的分析，然而令林庚白闻名于术数界的倒不是他这本著作，而是他对自已命理的判断以及他的际遇。

例如，当时袁世凯称帝时，他便特别气愤，后来他给袁世凯算过一卦，算过之后特别开心，朋友担心问他怎么样了，他说袁世凯大限已到，他活不到明年前半年的，朋友们都不相信，他一气之下想要将此事刊登在报纸上，在朋友的劝说之下，才就此作罢，但是为了证明他的准确性，他将此事写在了一张纸上，若是日后灵验，也好有个证据。果然，袁世凯在第二年一月份时暴毙而死。人们对他特别的佩服，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来找他给自己算一卦。而林庚白看厌了政坛上的那种生活，便开始以给人算卦为生，而这一营生居然让他挣得比以前还多，日子也阔绰许多。

有了“神算”、“诗怪”这样的护身符，林庚白更是玩世不恭，游戏人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且“每算一命，须致百金”，收入十分可观。

替同乡黄濬、梁鸿志算命，说一人在半年之内，必有大凶。另一人“将来非明正典刑不可”。后来黄濬因向日本人送情报而伏法；梁鸿志成为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枪毙。

对于介绍他加入同盟会的汪精卫，林庚白也毫不留情，咒他过了60岁，便难逃大厄。汪精卫走狗梅思平请林庚白排八字，梅思平为人卑污，“诗怪”趁机嘲弄，当时，上海正有某女法官因贪赃案发，秽名远播，他便笑言：“照你的八字排来，你的命恰和某女法官一模一样。”梅思平大惭。

1941年，林庚白在重庆当立法委员，坚持抗战。他多次推演自己的八字，45岁有一大劫，深信不疑。当时重庆时常遭到日军空袭，为避劫趋吉，林庚白与妻子移居香港。谁知抵港刚十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幸在尖沙嘴被一群日军射杀。近年来，经专家学者考证，林庚白是日军为了震慑在港的爱国人士而蓄意谋杀的。可能这就是命吧，无论怎样，该发生的事还是会发生的。

他斥责光绪，大骂袁世凯，反对，鲁迅是他的弟子:章太炎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罕见的旷世奇才,他既是一个革命家,又是一个大学问家,被鲁迅先生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一生反对皇权专制，反对外来侵略势力,反对社会的一切不公平现象，从来没有妥协过，也没有停止过，被人视为“反对一切”的“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一、章太炎的传奇人生

章太炎，1859年出生于浙江余杭，父亲为他取名炳麟，字枚叔，而他却万分佩服顾绛（顾炎武）的为人，故改名为绛，号太炎，时人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革命家。

1875年初春，章太炎年仅6岁，那天时值下雨，父亲章浚在家邀请了10余位文人、亲友，边饮酒边吟诗词。内有一位与章浚同宗的章老先生酒兴上来，情趣盎然，令小太炎应景诵诗一首。小太炎略作思考答诵：“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顿时，震惊四座。章老先生即令人拿来宣纸笔墨，挥毫录下了这首十分珍贵的“六龄童诗”。该诗现珍藏于章太炎纪念馆。

章大炎幼年深受受祖父及外祖的民族主义熏陶，通过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记》等书，不满于满清的异族统治，奠定了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并在后来与《春秋》的夷狄观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形成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早在16岁参加“童子试”时，就有所显露。参加考试时，章太炎拿到的命题是“论灿烂之大清国”。考场上鸦雀无声，许多考生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大做起、承、转、合的八股文章。想到国家受尽欺凌的画面，他怒火中烧：外舰闯入中国沿海城镇，烧、杀、奸、掠；又想到许多清朝官僚对洋人卑躬屈膝，对人民作威作福……这怎能证明清国“灿烂”呢?于是他挥毫疾书，把满腔积愤洒于字里行间，并呼吁“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不到一个钟点，章太炎便第一个交了卷。

主考官见其他考生，有的仍在咬文嚼字，有的还在挖耳搔头，有的……唯独这名考生才思敏捷，不由暗暗称奇。章太炎正要跨步离开考场，只见主考官拍案而起：“慢，你好大胆!可知罪……”章太炎不亢不卑，坦然自若道：“我之所思，件件合乎当今国人之思。我之所论，桩桩合乎国情之实，何罪之有？”顿时，考场里“哗”地引起一阵骚乱。主考官想驳又驳不倒，气得脸色铁青，又怕事态扩大，可能会连累自己的乌纱帽，速令两名差役把章太炎挟出考场。章的家人见状，知道小少爷闯下大祸，将殃及老爷仕途，个个吓得面如土色，而章太炎却若无其事。

光绪十六年（1890年），21岁的章太炎来到杭州诂经精舍读书。在这座晚清最著名的书院里，太炎得遇著名朴学大师俞樾指点，著有《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学识增益的同时，秉性中的倔强也更加彰显。

1897年，章太炎到上海任《时务报〉主笔，受革命思潮影响，年轻的章太炎意气风发，提出“驰骋百家”，“引古鉴今”的办报主张。他认为：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都可以被中国所借鉴，并且可以作为改变成法的参考。开始的时候，维新派人士读章太炎的文章还能接受，但随着章太炎排满意识不断流露，与保皇派发生巨大分歧，他在《时务报》的处境也越发尴尬。后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台湾、日本等地。

1900年，晚清趋新的士大夫严复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议会”，章太炎应邀参加。在会上，他主张驱逐满、蒙代表，并割辫明志。

1902年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寓染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结交，极力车合孙、康二派的关系，同时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当年夏天回国后，重新改定《訄书》，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奠定者。

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遂发生震倞中外之 “苏报案”。章太炎在法庭上辩论，嘲弄得审判员哭笑不得。对于在《〈革命军〉序》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事，他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

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辩说，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无知的审判员如坠云雾里，非常尴尬。在这样一位学识渊博、雄辩滔滔的“案犯”前，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审才好了。其中一位审判员在目瞪口呆之际，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章太炎听此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

1906年，章太炎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继任《民报》主笔，主持《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期间撰有《中华解》，为“中华” 国号的创始者。此外又参与此期兴起的国粹主义运动，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皮讲学”，并著有《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

辛玄革命后，章太炎回到上海，向黄兴提出“革命军兴，革命觉消”的劝告，并在《光华日报》连载发表政论〈诛政党》。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袁世凯政府东三省筹边使等职。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章太炎进京欲与袁世凯说理，因至新华门大骂，遂遭囚禁。在囚禁时期，再次修订《訄书》，改题《检论》，又集其著作为《章氏丛书》出版。

1916年袁世凯死后，章大炎恢复自由，前往上海。1917年参与护法运动，任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

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讲学，曹聚仁根据记录整理为《国学概论》。期间，章太炎始终没有放弃对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等新军阀势力的期望，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章太炎采取不合作态度，自命 “中华遗民”，曾遭上海党部通缉。

1930年后，章太炎活动限于上海、苏州一带，政治上力主对日强硬。1935年，于苏州锦帆路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招收最后一批学生。章太炎晚年学术由汉学转向朱学及王阳明之心学，而其经学更注重魏晋经学，撰有《汉学论》。

章太炎一生著作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人 《章氏从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此外他还是成就卓著的中医文献学家，著有《章太炎先生论份寒》。章太炎弟子甚众，钱玄同、许寿裝、朱希祖、黄侃、鲁迅、周作人等人均出其门下。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鼻窦癌于苏州锦帆路寓所病逝。时值抗战前夕，章太炎遗言：若有外族入主中华，我后世子孙永世不可奉其官禄。

二、章太炎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鲁迅在临终前撰文回忆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日本史学家河田悌一写过一本论章太炎的著作,叫《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他认为章太炎独立横行,几乎挑战一切和否定一切,他否定慈禧、光绪,否定袁世凯，否定日本军国主义，其至否定过。他之所以反对一切，否定一切，是以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为标准。而他所处的时代,国家太落后,灾祸不断,他不断地反抗,不顾一切地反对,他是一个真正的赤诚的爱国者。

章太炎作为革命家,他不仅致力推翻清王朝,他还参与缔造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没有加入“”,而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监督政府,监督执政党,常常批评政府,也批评。他说政府好比一幢大楼,没有监督没人批评,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很赞同这看法。在任临时大总统时,请章太炎出任教育总长,担任总统枢密顾问,成立护法军政府,请章太炎任秘书长,出任非常大总统,急电召章太炎赴粤相助。他总在第一时间想到章太炎,还三次力荐章太炎出任“国史馆长”。

章太炎一生经历了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两个历史时期，走过曲折的道路，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主义革命失败，他退居书斋，钻研学问，俨然成为一代儒宗。

在学术上，他涉猎甚广，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深湛造诣。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其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亦很大。一生著述颇丰，约有400余万字，但文字古奥难解。主要著作由后人编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和《章氏丛书三编》，自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章太炎全集》，网罗繁富，有中国文化百科全书之称。

章门弟子众多，当时的北京大学，有名的教授，大都出自于章太炎的门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章太炎为人戏谑，以太平天囯为例，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先生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

当年二十七岁的胡适独树一帜，在大师环伺的北京大学，教起《中国哲学史》，其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颇多沿袭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诸篇的观点。胡适实为章太炎中年以前学术衣钵的继承者。但此时章太炎本人的学术已经有所转向，故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甚满意。

胡适则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的盛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2年）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

三、章太炎与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章太炎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宣战。他说：“今日之势使我辈处之，唯有一战，明知必败，然败亦不过失东三省耳，战败而失之，与拱手而授之，有人格与无人格之异，则国家根本之兴废亦异也。”在日军步步蚕食东三省时，他与马相伯、张一麐、李根源、章士钊、黄炎培等，两次联合通电，批评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要求动员组织民众投入抗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忧愤之中的章太炎，不顾花甲年岁，毅然北上进见张学良，代东南民众力呼出兵抗日。

1932年“一·二八”第一次淞沪战役爆发，章太炎严厉抨击政府不抵抗政策，并与爱国老人马相伯联合宣言，指责。目睹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抗日的英雄壮举，他满怀写下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予以热情歌颂。期间，他支持夫人汤国梨参加创办战地医院的活动，救护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后，他们将淞沪战役中死难将士，迁葬于广州七十二烈士墓。章太炎闻听后甚为高兴，他欣然撰写了《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赞颂为国牺牲将士的英雄豪气。当他得悉冯玉祥将军率领同盟军在察哈尔重创敌人时，他与马相伯多次通电祝贺鼓励，并撰写了《察哈尔抗日实录序》，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抗日英雄的崇敬之情。在这前后，他为拯救危亡中的国家，又再次北上京华，在街头进行演讲，鼓动抗日。

对章太炎早有戒心的，竭力想拉拢他，特别邀他去南京，想给他授个什么头衔，企图收买或软禁他。章太炎洞察其中阴谋，以病拒辞。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恰好爱国老人李根源、张一麐、陈石遗、金松岑等发起讲学，邀请已南归在沪的章太炎莅苏讲学两个月，章太炎欣然应邀答应。章太炎一生曾多次举办过这类讲学活动，1932年秋来苏州是他晚年最后一次讲学。他是想用讲学的方法，传播民族文化，以保全其救亡之志。

1933年初，根据章太炎的建议，苏州成立了“国学会”，同时创刊了由章太炎题签、陈石遗主纂的会刊《国学商兑》。章太炎还撰写了会刊宣言。宣言中，章太炎竭力推崇和提倡范仲淹的“忧乐观”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充分表达了他爱护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力主抗日拯救危亡中的国家的意愿。1933年春季，章太炎到苏州讲学不久，伪满政府成立，日本侵略者又在酝酿策划大举进犯中国。章太炎心情激荡，无法平静，他在讲学场所，在与人交往中，大声疾呼抗日救国，勉励前方将士奋力杀敌;而对于消极沉沦的胆小怕事者，他愤而严厉谴责。

　　对于章太炎的影响和声望，政府深感惊恐。他们通过辛亥革命时章太炎与张继、章士钊、邹容等结为弟兄中的张继，转托在苏州的李根源传话，希望四人中的“大哥”章太炎，“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则不顾四弟兄的金兰之谊，立即写下了《答张溥泉(即张继)书》，他以民族存亡的原则出发，向老友晓之大义，劝勉以抗日为重。就这样，章太炎不畏利诱、我行我素、坚持主见的秉性，受到当局的种种限制，诸如他的言论严禁不刊等。对此，章太炎虽已年迈，却毫不气馁。

一次章太炎在杭州“楼外楼”巧遇了夫妇，他还是以怪脾气相待。那天，章太炎恰好在那里写字，客气地说：“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太炎不屑一顾地应付说：“很好很好。”当又问他近来的情况时，他定然回答说：“靠一支笔骗饭吃。”自知没趣，说要用车送章太炎回去，章太炎则坚辞不坐。在无奈情况下，就送了根手杖给章太炎，这倒使他感到中意而爽快地接受了。

　　1935年的春天，委托中常委、国府委员、中执委秘书长的老同盟会员丁唯汾，专程到苏州看望章太炎。丁唯汾原本想与章太炎聊天叙旧，可此时他在章太炎眼中，政治上已非昔日的同志了。就在丁唯汾扫兴而归时，留下信封一个，内存支票一万元，说是给章太炎“疗疾之用”。因考虑直接拒收将导致的震怒招来报复陷害，经其夫人汤国梨的参谋，特在报上刊豋了启事，阐明中央同仁所馈赠的一万元，本是用于治疾，现因病已渐恙，故已移用事关重大又急需经费的国学会。这棘手的一万元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妥善处理。

四、杭州章太炎纪念馆概况

章太炎纪念馆于1988年设立在他的故居之内，位于南屏山北麓，环境清幽，布局具有江南园林风格，是我国唯一集章太炎生平展览、文物收藏、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名人纪念馆。纪念馆后是章太炎墓，墓圆顶，为混凝土结构。墓碑上“章太炎之墓”几个篆字是他本人生前亲书。章太炎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葬于旧离后园，1956年4月迁葬于南屏山北麓，今墓为1981年重修。纪念馆分设三个展厅，陈列“革命先驱”和“国学泰斗”两大专题。馆内通过场景还原、影景合成、变景画、电动图表自动讲解，十分新颖。

参考文献：

1、《章太炎纪念馆》。

2、沈伟东：《章太炎与抗日战争》，《人民政协报》，2023年1月31日。

3、知识贝壳，《近现代人物》，《章太炎》。

清华最牛教授：没有学历，会二三十门外语，誉为三百年一遇的大师

1927年6月2日晚，清华大学南城府街的刚秉庙，夜色凝重，一代大儒王国维的灵柩停放于此，一群年轻的学生站在灵前，含泪行三鞠躬礼。

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教师来到门口，眉头紧蹙，一言不发，对围拢过来的学生点头致意后，便拨开人群，缓缓走到灵前，“咚”的一声跪下，手心向上，额头触地，行起了三跪九叩大礼。

整个灵堂的人瞬间被震惊，当时在场的姜亮夫回忆说，这个场景让他和同学们永生难忘。

这位中年教授叫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也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傅斯年称之为“三百年来唯一人”。这也是陈寅恪一生之中第一次当众下跪。

两年之后的夏天，清华国学院停办，为了纪念王国维，该院募款为其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碑面由梁思成设计，碑文则由陈寅恪撰写，文中写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既是对一位已逝大儒最好的盖棺定论，也是对陈寅恪自身治学旨趣的坚守与独白，而陈寅恪一生的风骨与悲怆也将与这句话紧密相连。

1

1890年7月3日，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

祖父陈宝箴先后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他被曾国藩称为“海内奇士也”。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是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

父亲陈三立是诗坛泰斗，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中举后，历任吏部行走、主事。

辅佐自己的父亲推行新政，结交和扶持了康有为、梁启超等著名人物。

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

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

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

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

2

从1910年开始，12岁时的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著名的巢鸭弘文学院。开始了断断续续的留学生涯！

三年后因患足疾回国治疗。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

一毕业，他就踏上了欧洲游学之旅。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就读。

陈寅恪在德国

家境殷实的陈寅恪从不挥霍，每到一处，不及半载而书橱充盈。在柏林读书时，生活已非常清苦，每天一早，他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整日不吃正餐。

求学十六年，已行万里路，他的足迹遍及世界一流名校。但直到游学结束，他也没拿到一张文凭！（他是为学问而来，不是为学位而来）

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曾有学生问唐筼（陈寅恪的妻子）：外传陈老师懂三十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

唐筼说：其实没有这么多，也就十七种而已。

是啊，也就十七种而已。

彼时，多少学生为获得学衔装点门面，读起书来投机取巧，避难就易，到手的学问还能有不打折扣的？

陈寅恪根本瞧不上那种人，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

无怪乎后来杨步伟对人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的不得了，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人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狮子。”

留学日本时的陈寅恪（中）

3

1925年混乱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但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清华成立了国学研究院。

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进行大学改制，决定设立国学研究院，并听取胡适建议，采用宋、元书院时期的导师制度，由吴宓担任研究院主任，聘请大师，主持筹备事宜。

陈丹青画作《国学研究院》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国学研究院成立以后，曹云祥请胡适做导师，胡适虽然博学，但有自知之明，摇摇手说：“这事儿我还真干不了，

我给你推荐几个人吧！”唰唰唰提笔列出一个名单来，

曹云祥拿起一看，这三人分别是：开创了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国学大家王国维，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作等身的梁启超，与梁启超齐名的南方学术界泰斗章太炎。

曹云祥大喜过望，立即请吴宓来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并将自己亲手签发的聘书交给他，请他去一一聘请三位大师。

在搞定了王国维后，梁启超爽快，一见面就很痛快的答应了。

轮到章太炎的时候，出事了，听说梁启超也位列导师，章太炎就不开心了！坚决就是不去！

后又请到赵元任，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号称“汉语言文学之父”，也是不错。

这时，吴宓想起了他在哈佛时的老同学陈寅恪。于是推荐他给曹云祥。

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问一旁熟知陈寅恪的梁启超。

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著作。”

曹又问：“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大怒说：“陈寅恪没有学位，我梁某人虽著述等身，但加起来也不抵他的三百字。”

曹一听，不再犹豫，请！于是就有了后来清华园“四大导师”的传奇。

是年隆冬，陈寅恪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驶往东方故国的邮轮，来到了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开始了他传道、授业、解惑的传奇人生。

这一年，陈寅恪37岁。

4

到清华大学任教的第一天，他先是送给学生们一副对联：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陈寅恪上课非常有特色，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书上有的我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自己讲过的我不讲。”人们称之为“三不讲”教授。

果真他一张嘴，学生就彻底服气了！

他的学问纵横古今、贯通中西。他迅速掀起了一阵“陈寅恪热”。

校内校外的学生都慕名而来，而且经常这些学生一转头，发现自己的教授们，竟也坐在后面的位置上，听得入迷。

吴宓教授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哲学专家冯友兰，朱自清等，高水准的教授都跑来听他讲学。

连远在城内沙滩的北大学生也成群结队，穿过西直门，慕名跑去偷听。那时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常有土匪出没打劫，甚至不惜杀人越货，铤而走险。

即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意冒险出城，常常是人手操着木棍铁器成群结队而行。于是，就有了这样奇特的一幕：在陈寅恪上课的教室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兵器”。

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也说：“听他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因此，学生们尊敬地称呼他为：“太老师”、“教授的教授”。

因为他出身名门，又富有学识，学生们还称他为“公子中的公子”。

陈寅恪字迹

历史学家郑天挺称他为“教授的教授”，

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古典文学研究大师傅斯年更是惊叹：“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至此，一个被后世流传并影响深远的“四大导师”阵营形成。

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了它的巅峰时代！

5

他学术了得，而转眼间，已经三十好几了，除了他的父亲为他的婚姻大事着急

他的好友赵元任也为他着急。

在赵元任等人的撮合下，他和清末名人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相识了。

才子遇佳人，相见恨晚。

青年唐筼

爱情虽然迟到了，却依然可以很美好。

1928年，他们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他俩一共生了三个孩子，有趣的是，三个还全都是女儿。

他常常教导女儿们：“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

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只是，命运之神却并不喜欢眷顾这样的英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中国的知识分子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没有几净窗明的书斋，也容不下从容缜密的研究。

他的父亲陈三立忧国忧民，做梦都曾大喊“杀日本人”。看着一个个城市相继沦陷，这位老人心生绝望，开始绝食，五天后，就忧愤而死。

此时，陈寅恪正奔波于父亲的丧事之中，国恨、家愁交叠而来。他的右眼也因急火攻心而导致视网膜剥离，必须及时手术，不可延误。

但做了手术，就必须修养一段时间，一修养就恐难逃出日本人之手，成为亡国奴。

几经思虑，陈寅恪放弃手术，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就算瞎了，他也不愿在沦陷区教书。便拖家带口，离开北平。南下！

一家人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跋涉了11个省，搬过10余次家，

最令他痛心的是，在战乱中，他视为宝贝的书籍文稿都被毁了，

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的命运也如无根之萍，四处漂流。

抵达联大时，他的右眼就再也看不见了，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视物！

6

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任教，突然警报响起，日军要轰炸了！

1939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研究院的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

这年暑假，陈寅恪携家人前往香港，准备渡海赶赴伦敦，却不料欧洲战火突起，航海中断，英国之行遂为泡影。他被迫暂居香港。

1939年夏，陈寅恪全家在香港寓所

1940年暑假，陈寅恪再次赴香港等待机会，刚到香港，中国驻英大使却发来电报，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

恰在此时，日军切断了广西与越南的国际交通线，昆仑关失守，回去的希望也被打破，陈寅恪被阻香港，进退维谷。

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又占领了香港。

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

当时他家过得十分拮据，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到了除夕能让女儿吃上白米饭。

日军司令就派宪兵队给陈家送面粉，但他坚决不肯吃敌人的东西。

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宪兵边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妻子边往屋外拖面粉。

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气节。

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也是一个铁骨铮铮，视国家兴亡为至上的爱国志士！

伪港督还拿出20万的军票让陈寅恪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刊物，陈寅恪再次拒绝。

最后多亏了刘文典、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为陈寅恪筹集经费，又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才让陈寅恪一家逃出香港，九死一生，终于返回大陆。

1944年12月12日的清晨，陈寅恪睁开双眼，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了。

7

抗战胜利后，为了治疗眼睛，他再次去牛津大学任教。

没想到，英国医生给他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

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他辞去了聘约，返回祖国。

等回到清华园，他已双目失明，但他却依然坚持教课，为祖国培养人才。

学生朗读课文，连念错一个字，他都能听得出来，要求学生停下重读，那些典籍文章早已长在了他的心里。

1948年北平的冬天，阴云密布，寒风萧瑟，一场改朝换代的世局嬗变正在进行。12月15日，一架直升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游走于政学两界的北大校长胡适匆忙登机，从而拉开了“抢救学人”运动的序幕。

胡适匆忙登机，与陈寅恪一家抵达南京，亲自接机，并劝说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知道意欲控制学界，对此深恶痛绝：“台湾我就不去了。”

1949年1月20日，陈寅恪接受了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盛情邀请，来到了南国校园。

却一直都没有放弃劝说陈寅恪离开大陆的想法，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亲自向陈序经摊牌：“如果答应去香港，我们马上给陈寅恪十万港元及新洋房。”

陈序经一拍桌子，横眉而立：“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房子给他住！”

陈序经的话并非一时冲动，对于“三百年一出的人才”，陈序经看的比什么都重，陈寅恪在岭大的薪水无疑是最高的，甚至比很多教授高出两三倍。

失明后陈寅恪在自家阳台授课

8

1953年，中科院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共有上古、中古、近代三个研究所，拟任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为三所所长。

只是，这样的好日子却并不长久。

1958年，他的教书生涯戛然而止，因被指为封建主义的种族文化论者。铁骨如他，当即愤怒请辞：“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陈寅恪，1964年，已是如此光景

1966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浩劫就开始了。时代阴霾轰然而至，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但他从不诋毁任何人以求自保。

他成了重点打倒对象，当时他身患多病，双目失明、膑足，但是那些没有放过他，两夫妻的工资被冻结，屋内被贴满了大字报，他们还想抬他去礼堂批斗，唐筼拼死阻拦被打成了重伤。

陈寅恪的学生刘节，自愿站了出来代他受批斗。

那些人问刘节有什么感想，他高声回答：“能替恩师受批斗，是我一生的光荣！”

1967年4月2日陈寅恪递交了一份声明，声明中写道：

“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从始至终，陈寅恪都没有诋毁过任何一个人。

1969年，因为“工宣队”看中了这座楼房，要用来作指挥部。中山大学，勒令陈寅恪搬出住了十六年的家，强迫他搬到连乞丐都不住的地方，众人别出心裁，发明了一种新的摧残手段：把高音喇叭放到他的床底下。

美其名曰“让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此时陈氏已病得连吃一点儿汤水类的“流食”都已困难，瘦得不成人形，有少数亲友偷偷登门看望，见他躺在病榻上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陈寅恪心力衰竭，溘然长逝，离世时，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1月21日晚，陈寅恪的妻子唐筼也追随九泉之下的丈夫而去。

当陈寅恪写下“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或许已想到，他也将同王国维一样，为守护这一永恒的信念将付出一生的代价。

当别人为得名声，而争文凭之时，他却视文凭为废纸，潜心治学；

当别人趋炎附势，追逐荣华富贵之时，他却恪守自己的心，不愿从政；

他保持了一个真正学者应有气节，也坚守了自己最珍贵的精神角落。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他最坚守的信念，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点赞，证明你来过！您的赞赏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