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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厂篆刻专辑

王福厂（1880—1960），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初名寿祺，字维季，后更名禔，字福庵，一作福厂。王福厂幼承家学，于文字训诂、诗文，皆富修养。十余岁即以工书法篆刻闻于时，好蓄青田旧石，所藏极富，自称“印佣”。得未刻之石，暇则奏刀以自存。其印初宗“浙派”，后又益以“皖派”之长，复上究周、秦、两汉古印，自成体貌；整饬之中，兼具苍老浑厚之致；偶拟明人印格，亦时有会心。本期特遴选王福厂部分篆刻图版，并配以周建国《王福厂生平及印事》，张遴骏《王福厂：领略古法生新奇》，沈必晟 熊仁强《王福厂早年汉上交游略论》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Part1

王福厂生平及印事

文丨周建国

右军后人 十二即解

福厂祖上“系出琅琊，宋南迁随扈至杭，遂为杭之仁和人”。他曾刻有“琅琊王禔”“右军后人”等印。他生于杭州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祖父（琅琊王氏武林支系十五世）王言是清嘉庆戊寅（1818）恩科举人，父亲王同（1839—1903），字同伯，是清光绪丁丑科（1877）进士，为第二甲第三十七名。曾授刑部福建、江西司主事。辞官归养后以教书、考证校勘金石碑版、著书立说为乐，历主梅青、黾山、塘栖、慈湖各书院讲席，期间以长书院最久。同伯有四子，第四子便是福厂。在如此环境熏陶下，福厂自幼耳濡目染，一心向学。同伯对幼子如此彬彬好学，亦有意引导，常把自己橅碑临帖之作交予其保存。福厂曾说：“余年十二即解，爱好印章，见汪（启淑）丁（敬）两氏印谱，辄心仪焉。”他边勤奋学习，边用心搜集浙皖前贤之作，于28岁时辑得《福庵藏印》16册，内中收印人40家、印章254方。同时，他还究心于文字训诂、金石篆籀之学。27岁时便完成了他第一部著述——《说文部属检异》，越十年又完成了《麋研斋作篆通假》。期间，他着实下了一番苦功，从中穷究了六书原理，对古文、籀文及省文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故他在作书、篆刻时，用字精到，从不臆造，真所谓“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如此的《说文》功底，为他以后确立书法篆刻一代宗师之地位夯实了基础。

隶书　客至诗轴

创社西泠 保存金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杭州，金石书画之风盛行，加之杭州本来就是人杰地灵，文人雅士因风相聚，恣意探讨，并谋求结社以广交同道。福厂此时正任教于钱塘学堂，即崇文书院，与杭州古籍版本、金石书画大收藏家——八千卷楼主丁氏后人丁仁为发小，因两家于金石书画乃是世交。后又与叶铭和吴隐于1904年一同创设建立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经创始者们十年的苦心经营，社会贤达的慷慨相助，于1913年成立西泠印社。当时，创社四君子一致公推海派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出任社长，可见福厂及其他三位年轻创始人为人为艺之开阔胸襟。

《丁丑劫余印存》编成合影

西泠印社四十周年社员合影

幕天席地 名享湘鄂

福厂除精通二篆、嗜好金石书刻外，亦擅算术，遂于1913年辞去教书工作后，以测绘技术供职于铁路局。在至1919年的数年中，他奔波于沪杭、湘鄂路局之间，除工作外，时常为友人写字刻印，曾刻过一方印曰“幕天席地”以自况。1915年，福厂辑成了他第一部印谱——《罗刹江民印稿》，那时他三十五六岁，个人治印风格尚未完全形成，处在转益多师阶段。印面章法、文字结构和用刀上大都仿效秦汉及明清前辈名家，如白文仿陈曼生、赵次闲、吴让之；朱文效元人、“浙派”、赵撝叔。此谱只钤印面，未拓边款，全8册，共收入254方印蜕。仅拓两份，一份自留，一份赠予了唐醉石这一金石知己。

福厂的金石书刻早年已闻名于浙江东南一带，中年旅居长江中游，其书刻艺术又有新突破，求书乞刻者络绎不绝，遂名声大噪于湘楚川汉间。

临殳季良父壶铭文

游艺京师 誉满公卿

1920年春，福厂受聘于印铸局为技正，同事者有唐醉石、冯康侯等。1924年又应“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前身）之聘，出任该会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参与《金薤留珍》印谱钤拓之事。进京不久，便有声于京城艺坛，文人名流为之倾倒，索书求印，络绎不绝。如为溥儒刻“旧王孙”“西山逸士”“心畲书画”“腰下宝玦青珊瑚”等。期间，福厂还应邀出任由画家金拱北之子金潜庵创办的“湖社”画会顾问；还被聘为由庄慕陵、台静农、常维钧、魏建功、金满叔共建的“圆台印社”导师。

……

福厂南艺北传，致使京城艺坛吹起了一股典雅隽永之风，并影响着后世。

篆书　风巧月高七言联

鬻艺沪上 鼎足天下

1928年，福厂又受聘于印铸局任技正，翌年遂客南京。由于秉性使然，不愿为官，对闲居、自食其力之生活的想望日益强烈，并常常反映在书刻作品中，如“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等。1930年11月，他决意引退，虽获再三挽留，而去志已坚，遂将眷属悉数迁沪，静候开缺。在“不使孽泉”一印边款中记：“庚午冬月辞官来沪，卖字渡日，刻此识之。”

从此以后，福厂心无旁鹜，专攻艺事，个人面目，日臻完善。这从以后几年出版的《福厂印谱》中可完全得到证实。1934年出版的《现代篆刻选》1至9辑中，第3辑便是《王福厂印存》，内中收印120方，这些印大都为福厂寓沪鬻艺时所刻之精品。

……

福厂为了弘扬中华书艺印学，让后学有更多的资料可借鉴，他亲自将《福厂印稿》共78册（另一复本为101册，现藏上海博物馆），送到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前身）。据当时馆长顾廷龙生前回忆说，福厂这种嘉惠后学的精神真是可敬可佩，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光大传统、奖掖后人，也正是福厂毕生实践的崇高境界。

Part2

王福厂：领略古法生新奇

文丨张遴骏

“印宗秦汉”，王福厂对此身体力行。

自用印“王禔信玺”用秦印格式，“田”字框格，“禔”字“止”的斜置和“信玺”的篆法都脱胎于秦系玺印。

“上章敦牂”也用秦印形式，对角呼应，气息高古。

“琅琊王禔”款语云：“仿汉琅琊相官印。”

“刘承植”款语云：“汉印中有此式。”

自用印“王禔”一印款语云：“读《十钟山房印举》见此图象，古雅可爱，因仿摹之。”可见王福厂对汉印中的官印、私印、四灵印、图案印等都作了摹仿和借鉴。

王福厂还借鉴汉印中的殳篆印用于创作，如“李博仁印”“沈肇功印”“蔡绳祖印”“王禔私印”等。

“王禔私印”款语云：“偶读《十钟山房印举》，作殳篆印，憀备一格。”殳篆是古代书于兵器上的文字，笔画绸缪盘曲，王福厂对笔画较疏的文字经过盘曲、增饰等手段填满空间，呈现一种繁复茂密的美感。

汉玉印的瘦劲圆润也被王福厂所用，如“殿研”款语云：“福庵仿玉印。”

“躬入篆室”“追摹古人得高趣，别出新意成一家”，线条瘦挺，转折圆润，取法汉玉印而更见整饬精致。

王福厂还从汉朱文印和封泥中取法，独创一路朱文印，如“昭阳作詻”更多取法汉朱文，线条略显短切刀痕。

而“以学愈愚”“合以古籀”等更多借鉴封泥意趣，线条更显波折，蜿蜒涩行，转折处方中带圆，略显扭曲，框线与印文或作粘连，或作残破，成为王福厂独特的朱文印风格。

与当时的一些印人一样，王福厂也善仿古玺，或是宽边细文的朱文小玺，或是带框白文印，尤其是干支纪年印和家人的生辰八字印，王福厂多喜仿古玺为之。

这路印多集金文，如“书博”，款语云：“用颂壶‘书’字，师㝨敦‘博’字，为书博先生治印。”

王福厂的金文书法精整古雅，他仿古玺也是追求秀静安详之美。曾绍杰在他所编的《麋研斋印存》序言中说：“至其以金文入印及所摹宽边古玺，则不免稍失之于拘谨而竭蹶，盖小篆与彝铭文字本属殊途，工整与奔放亦异其趣也。”古玺有奔放奇趣一路，也有秀美精致一路，王福厂仿古玺与他整体的书法篆刻创作审美理念是一致的。

作为“浙派”新军的代表人物，王福厂的篆刻数量最多的当然是“浙派”印风。他对“西泠八家”的印都下了功夫临仿。

如“我生无田食破砚”款语云：“曾见小松司马有此印，兹背临之。”

“瑟君书画”款语云：“福厂仿陈秋堂。”

“麋研斋”款语云：“仿种榆仙馆篆法。”

“锐侯鉴藏”款语云：“仿曼生法。”

“惯迟作答爱书来”款语云：“师赵次闲略变其篆。”

“金石刻画臣能为”款语云：“仿补罗迦室刻印。”

“吴金寿印”款语云：“福厂作此，似钱叔盖。”这些作品虽然都有模板，但王福厂还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他的切刀与早期“浙派”碎刀短切不同，削减了陈鸿寿、赵之琛的恣肆锐利，趋向收敛含蓄，醇和典雅，线条摆动的幅度并不大，但仍能体现切刀的韵味。

“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是王福厂典型的粗白文切刀印，章法基本与仿汉满白印一致，走刀略见起伏。

方笔朱文“周鼓秦山”也是采用汉朱文印的章法，起收笔、转折处更为方折，显现切刀的意趣。

切刀细白文“好古每开卷，居贫常闭门”在赵之琛的切玉法挺劲的基础上稍加圆润。

细朱文印是王福厂最为擅长的一种风格，大致有两种类型。

一为圆朱文式，如“晴窗一日几回看”“以墨林为桃源”“书贵瘦硬方通神”“欲求缥缈反幽深”等，这类印吸收了明人朱文印的结篆特点，但摒弃了明人篆刻的习气，字体修长，章法空灵，丰丽遒逸，肉骨停匀，尽管在王福厂的细朱文印中的比例不高，但显示了他精湛的结篆能力。

二为铁线篆，文字多取横势排迭，章法茂密，用于鉴藏印、词句印、多字印尤多。

如“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排列穷尽精密，无懈可击，走刀流畅中又有微妙起伏。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款语云：“东坡此句，余欲用以作印有年矣，因‘婵娟’二字《说文》不录，今见《新附》有之，亟成此印。”可见王福厂对印文用字的讲究，未有出处宁可不刻。

“麋研斋藏书记”款语云：“寒松老人云，藏书籍书画印宜作朱文，藏金石碑帖印宜作白文印。余谓藏书印不但宜作朱文，其印式更宜窄而长，庶不致将印文压入书行。”当时王福厂的细朱文收藏印尤受藏家喜爱，著名藏书家傅增湘藏书甚丰，一直未遇能刻其称心藏书印的印家，及见王福厂的印章即奉为知音，他在致陈汉第的信中云：“弟藏宋本千余卷，专待福公之章已十余年矣。”“北方刻印绝少名手，且福庵年龄渐高，趁其精力尚强，故多求数方，如此人才此后亦正未易得也。”

除了“浙派”以外，王福厂对清代其他流派印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并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

“领略古法”“存道居士”“古牛山房”等是王福厂师法邓石如的作品，这些印结篆呈夸张的弧度，使印面充满张力，用刀从“浙派”前期的圆朱文中化出，在精准之中又略见切刀趣味，体现了高度的用笔、用刀技巧。

Part3

王福厂早年汉上交游略论

在王福厂和唐醉石交往最为密切的1915年10月，唐醉石接连刻制了“江夏徐氏所收旧刻抄本”“曾在徐行可处”两方印，署款为“制于汉皋”。这里的江夏徐氏，就是近代汉上著名的大藏书家徐行可。

……

回到起首的1927年冬天，王福厂刻了“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印，边款就是“杜工部句。丁卯冬日，有怀行可刻此，预期未知得能如愿否？福庵并记”。在1927年最为风云变幻、人物动荡的徘徊中，王福厂从故都风尘仆仆地来到武汉，想到的是汉上大藏书家徐行可。可以想见，王福厂、唐醉石应该都与这位汉上的大藏书家熟识。

有资料显示，王福厂早年还和另外一位汉上的藏书家过从甚密。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至今还存有徐之谦题王福厂《糜研斋印稿》印蜕稿本巾箱本一册的信息，赫然有“汉阳怀清斋主张仁芬季郁夫鉴藏金石书画之章”，为朱文印章，三列连珠，效元人印法。这方印章，在武汉博物馆收藏的金农《墨梅图》上也有钤盖。在王福厂的这枚印章中，受印人是汉阳张仁芬。

王福厂为张仁芬镌刻的印章，远远不止这一方。在张家后人最近提供的印蜕和印章实物资料中，就有16方署款是王福厂的印章，边款中提及的印为吴隐所刻、款由王福厂补，并记叙和故交大藏书家徐行可同在杭州西湖人倚楼外，其余印章均为王福厂为汉上藏书家张仁芬、张氏家大人张行方及其孙辈张世模所刻。“汉阳张仁芬鉴藏书画之记”朱文异形印章，在武汉博物馆所藏的赵之谦《篆书读书承志》横幅中亦见钤盖。

从印章纪年来看，有准确纪年的印章8枚（除去为徐行可署款的印章），而在1927年之前的印章就有4枚，可以看出藏书家张仁芬与王福厂交往的密切程度，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为什么在1927年故都变故之际，王福厂首先想到的是来武汉碰碰运气。毕竟，武汉有徐行可、张仁芬等一大批生气相通的大藏书家朋友。

Part4

王福厂篆刻欣赏

徐行可与黄季刚

著名藏书家徐行可及其子徐孝宓。

1987年夏始春余，业师李格非先生因病住院，我去探望，先生很高兴。未及寒暄，就从枕边拿出一本书要送给我。他坐起来题签，让我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印章印泥，说：“我没有力气，你自己盖好。”我接过书，是《黄侃手批尔雅正名》。先生说：“我写的跋，你批评。”我还没来得及盖印，就先拜读跋语，先生曰：“汪芸石先生著《尔雅正名》，黄季刚先生阅竟，手为批识，评其得失，章太炎先生亲为作序。此书，曾载于《制言》杂志，现已存书无多。今有湖北省图书馆副馆长徐孝宓先生献出珍藏的黄批手稿，委托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广泛流传，以飨读者，这是一个义举。”接下来详细论述这部手批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方法，但文末署“后学李格非、徐孝宓谨跋”。我笑了，就“批评”起先生：“您写的跋，开头表彰徐先生的‘义举’，末尾又和徐先生联署，这是您表扬，还是徐先生自我表扬？”先生也爽朗地笑了：“当时倒没注意到这一层。徐先生献出珍藏的手稿，当然是一个义举。我说的话跟徐先生讨论过，也应该同署。”

我问：“季刚先生的手稿，怎么由徐先生珍藏？”先生说：“孝宓先生的尊翁徐恕徐行可（1890-1959）先生跟季刚先生交好，常借书给他看。批的作者当然是季刚先生，但书的主人却是行可先生。”我还是有点疑惑：“既是行可先生的珍藏，这书怎么钤盖‘湖北省图书馆藏书’的印章？”先生说：“看来你还不了解徐行可前辈。他是藏书大家，但都化私为公了。我给你写封介绍信，你去拜见孝宓先生，就知道了。”接着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季刚先生在学术界是什么地位，行可先生在藏书界就是同样的地位。”这话不啻如雷贯耳。后来，我听徐孝宓先生简单说起徐氏一门献书的数量、质量和过程，很是惊诧那些富敌石渠、价值连城的珍本秘籍，就那么义无反顾，又轻而易举地献给了公家。孝宓先生那松快的语气，还有那释然的笑容，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每听到或读到与行可先生孝宓先生有关的事情，都会特别注意，并肃然起敬。

黄季刚先生和他的老师章太炎是清代小学的殿军，世人把他们师弟开创的学术流派称为“章黄学派”，至今影响不绝。季刚先生学识渊博，博览载籍。但他少孤，年轻时奔走革命，流亡异域，后以国事日非，遂淡出政治，一心治学。他自然也藏书，但屡屡“伤哉贫也”。他作《题所藏书目簿子上》诗云：“稚圭应记为傭日，昭裔难忘发愤时。十载仅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得聚“三万卷”，那还是他后来生活相对安定时的事。此前他读书更多靠借，借给他书最多最殷勤的是徐行可先生。这从季刚先生残存的日记里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季刚先生现存的日记，未见他和行可先生订交的记录，但季刚先生作《徐母魏太夫人六十生日献寿文》曰：“岁在己未，侃自京师还教武昌，始得交徐行可氏。”己未是1919年，是年季刚先生34岁，行可先生29岁。季刚先生在文章里说他和行可先生“书籍有无，互相通假。浸与论学术之细微，商文章之利钝，如响斯应，罔弗余同”，赞叹“唯吾行可，家富藏书，且购且读。盖自文字训诂之垺，名物制度之琐，书画雕瑑之微，无不周悉，而又谦恭密栗，温厚近人，以是声气广通，所交皆当世知名士，过武昌者，辄思访行可而窥其所藏，显誉日升，年华未艾，诚可贵也”。以是略知行可先生家世、收藏、品行、学识。1921年11月12日，季刚先生辞山西大学教职回到武昌，当天，日记记“徐行可来，未见”。自此数年，两位先哲虽偶有来未见，访不值之事，但三二日必见，不绝于书。关于书事，他们互通有无，但更多的是行可先生借书给季刚先生。观察季刚先生日记书法，略有下列诸类（仅以1922年日记为例）：

一、示。留。就是行可先生拿书给季刚先生看，或是主动留书在季刚先生处。这是行可先生欲向季刚先生有所咨询，或是请他批注校点。如3月2日，“行可来，久谈，以杨星吾先生所辑《古诗存目》六册（少三国一册）见示”。季刚先生发现“杨书即据冯惟讷《古诗纪》为底本，而疏其出处（亦不完全）”，因“劝行可据此以作《诗纪》校勘记，不必于冯著外更著一书。《诗纪》有遗，为补苴而别成一编可也”。又如3月22日，行可先生“复留《绝妙好词笺》附续抄四册余所，嘱余圈点”。季刚先生有些批点就是这样由行可先生珍藏的。此外，“留”书也可以是行可先生自己认为季刚先生可能有用，未经请求而主动相借。如3月1日，“行可留蒋彤编《李申耆年谱》三卷、《小德录》一卷（彤字丹稜）共一册（刘嘉业堂刊）借余阅”，就是这种情形。

二、借。假。就是季刚先生向行可先生借书。如1月13日，“借得岱南阁本孙星衍《周易集解》十册，郑氏佚书（袁钧辑）《易注》一册，吴汝纶《深州风土记》六册”。4月13日，“昨夕行可来，假我《孟子音义》（二卷，通志堂经解本与宋蔡模《孟子集疏》卷八以下合册），钱献之《十经文字通正书》（十四卷二册）、《车制考》（一卷）、《诗音表》（一卷）、《尔雅释地四篇注》（一卷，以上合册，此钱氏四种本），其余一种曰《论语后录》，凡书四册。《诗音表》真是奇书，当细紬绎之也。”4月23日，“从行可处借得《四库提要》经部、《骈雅》、《训纂》、《庄子集释》”。9月26日，“至行可家，借得《洪北江集》十本、《钱竹汀集》一单本（卷卅三至卅七）、戴氏《经考》五卷二册（南陵徐氏刻）、《诚斋全集》廿本（乾隆甲寅吉水杨祠刻）”。这种情况太多，不胜枚举。季刚先生都详载书名、卷数、册数、版本等，可谓郑重其事。

三、赠。贻。行可先生送书给季刚先生。1月22日，行可先生“云将上年余手点之《樊南文集补编》赠余”，次日“徐行可来”，果“以《樊南文集补编详注》赠余”。3月2日，行可先生“并言当赠余《玉台新咏》（近日刊成）一册”，次日“赠余所校畿辅丛书本《玉台新咏考异》（纪容舒撰，十卷）”。3月22日“行可以《绝妙好词笺》贻余”。

四、求。乞。季刚先生知有某书，但无力致之，他就恳请行可先生购买，自己借阅。如4月13日，“行可言陆慈《切韵》，近日敦煌石室出书有其残本，王国维曾影印之。余颇欲行可致书王君求之也”。9月22日，“又闻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卅卷中（罗振玉印，六册三十元）有唐永隆写本《文选》卷二，又唐写本，又卷第二十五，又隋写本，凡《文选》四种，拟乞行可买之，以供校雠”。

我们惊奇地发现，上述各种情形，居然能在同一天发生。如9月22日，季刚先生“拟乞行可”先生购买鸣沙石室《文选》四种之前，记“夕，行可来，以纂喜庐丛书景日本延喜本《文选》第五残卷、又常州先正遗书（盛宣怀刻）尤本《文选考异》一卷见示，又以徐乃昌刻自著《续方言又补》二卷、陈卓人先生著《说文谐声孳生述》两册见假，又贻余慎自爱轩刻（黄梅梅雨田）《字鉴》一册、《佩镌》一册”。行可先生“见示”的《文选考异》，季刚先生“略一展视，疑即尤本之所出，他日当假来校覈”。

当是时，季刚先生设帐武昌高师，与行可先生相见为便。两人交往频繁，相得益彰，彼此都获益匪浅。1922年2月18日，“行可询余以为学之要，余逊谢而告之，谓宜及此盛年，家又非窭，专治一学，上可攀汪小米辈，下亦不失为钮玉樵，因论及治经之术”。足见季刚先生对行可先生期许之高。自然，他们也饮酒赋诗，甚至“手谈”（赌戏，不过文士雅玩而已）。1922年9月25日，季刚先生“为行可撰一联”曰：

有闻必行，请师仲氏；

无物不可，试诘庄生。

联嵌“行可”二字，意思亦佳，是用心之作，可以想见风雅。由于季刚先生日记缺失，有一些重要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但从季刚先生的文集里可以窥见消息。在《量守庐文钞》里，有一篇《跋徐行可所藏刘先生手校文子注本》，文曰：

壬戌六月十七日，行可持是本见示，展视筐当上校语，乃先师仪征刘君手迹。所据诸书，皆其幽居白云观时，见之《道藏》中者也。幸归行可，使侃今者犹得捧玩欷歔。刘君没时，其书皆散。蔡元培诸人，始欲藏其书于大学，知君未没前，曾以未成书之稿数种付侃，来书督索不可少稽缓。继而为德不卒，举君书悉付其族人。天津书店遂往往见君手批书籍，此亦命也。才高运屯，所遭逢不若其家子骏、光伯远甚，已足伤心，矧此残编，复何足道？君卒于己未岁九月廿七日，心丧之制，倏已盈期，追忆平生，宛然心目。循摩是册，不知泪之何从也。

这也是行可先生以所珍藏“见示”季刚先生，季刚先生于是写下这篇文情并茂的跋语。

后来，季刚先生移砚南京中央大学，和行可先生见少散多，仍通函往复。行可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寄书给季刚先生，他最后出现在季刚先生日记里，是1935年8月4日：“徐恕忽贻予新出版《说文谐声谱》稿本十二册。”从一“忽”字可知，这也是行可先生自己判断季刚先生可能有用，主动赠予的。此时，距季刚先生猝然去世只有两个月时间了。

由于季刚先生日记保存不全，他和行可先生分别后的有些情况，也只能从季刚先生的诗文中找到线索了。

在《量守庐诗钞》里，有一首《题行可砚乙丑》：

南来七载仅交君，又作征蓬惨欲分。

此砚好为吾辈识，相从终得似龙云。

这在季刚先生有“临别赠言”的意思。“仅交君”“惨欲分”，依依惜别，不可看轻。

季刚先生给行可先生的书信，在《量守庐文钞》里收录了四通。这里引用其一：

行可姻家老弟大人阁下：舍侄焯（案：黄焯先生字耀先）还自汉上，询知兴居稠适，至慰，至慰。承惠假刘氏印龟书一部，尤觉欣昪。昔与阁下同居武昌，首尾八载，知予贫窭，每值人间秘籍，无不借观。涂污不以为愠，久假不以为嫌，即此一层，交谊已厚如山岳矣。近日闲居，深念平生虽好鄦书，而于数百年所出之古文字，所见未宏。夫山川鼎彝，洨长所信，徒执木版传刻之篆书以为足以羽翼《说文》，抑何隘耶！然处今日而为此学，有较古为易，亦有较古为难者。石印法行，一日顿见无数真迹，此易之说也。一书之值，几可倾家，此难之说也。侃居此每月差有所馀，尽以购书，数月来非有篆文之书不购，节俭衣食尚有不能致者，其若之何，以告阁下，必为之一叹耳。向见黄丕烈藏书题跋，有以五十元易一《鱼玄机集》之事，尚自称豪。又见陈簠斋尺牍，其所收古金石，亦绝无惊人之价，彼何生之优渥哉？阁下近日研讨何书？新得何籍？有如去年所得孙氏《春秋长编》者比否？焉得趁舟西上，住宿清斋，尽见阁下所新得者耶？暇希草示数行以慰怀想。手此，即颂侍安。

读札，不难体会，季刚先生对“同居武昌，首尾八载”，“交谊”“厚如山岳”的怀念，对行可先生“人间秘籍，无不借观”的感激，还有“趁舟西上，住宿清斋，尽见阁下所新得者”的神往。这封信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消息。世人尽知章太炎先生不相信甲骨文，季刚先生作为他的得意弟子，见誉为“天王”，不好公开表示反对，但实际上，季刚先生很早就认识到甲骨文、金文对文字学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才有“承惠假刘氏印龟书一部，尤觉欣昪”的表达，在给行可先生另一通信札中还说：“近世洹上，发得古龟，断缺之馀，亦有瑰宝。”至于“山川鼎彝，洨长所信”，金文就更不会怀疑。季刚先生收集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其中亦有行可先生的奉献。可惜天不假年，没有来得及做进一步的研究。

徐行可先生呵护载籍的功业，化私为公的义举，很多图书、文博学界的专家学者精研有素，知之甚深，发为文章，必富启发。我仅能从行可先生与黄季刚先生的交往方面，侧闻长者之风。孔子说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从这个侧面也能体会行可先生的学行。我相信先师李格非先生的话：“季刚先生在学术界是什么地位，行可先生在藏书界就是同样的地位。”

今年值徐行可先生捐献珍贵古籍、文物六十周年，图书、文博界将举办纪念活动，征稿于我，爰作斯文。

戴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