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3月21日生辰八字(1987年3月27日生辰八字)
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对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的指导作用，进一步明确相关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以往司法办案的经验做法基础上，发布6件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分别是：杨某锵等重大责任事故、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行贿案，李某、王某华、焦某东等强令违章冒险作业、重大责任事故案，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柏某等提供虚明文件案，高某海等危险作业案，李某远危险作业案，赵某宽、赵某龙危险作业不起诉案。杨某锵等重大责任事故、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行贿案明确，要从严惩治建筑施工过程中存在的无证施工、违法改扩建、随意加层、擅自改变建筑物功能结构布局等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对于导致建筑物倒塌、坍塌事故的发生负有首要责任的行为人，该顶格处刑的要在法定量刑幅度范围内顶格判处刑罚，充分体现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政策导向。李某、王某华、焦某东等强令违章冒险作业、重大责任事故案进一步明确了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管理职责的人员虽未采取威逼、胁迫、恐吓等手段，但利用自己的组织、指挥、管理职权强制他人违章作业的，可以构成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对于受他人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的一线生产、作业人员，应当综合考虑其所受到强令的程度、各自行为对引发事故所起作用大小，依法确定刑事责任。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柏某等提供虚明文件案明确，中介组织弄虚作假，提供虚明文件，导致事故企业重大风险和事故隐患未被及时发现，干扰、误导相关部门的监管工作的，依法构成提供虚明文件罪；在对中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裁量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其行为手段、主观过错程度、对安全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大小以及获利情况、一贯表现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依照刑法规定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此外，为明确危险作业罪中“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认定标准问题，为司法办案提供指引，此次还专门选取了高某海等危险作业案、李某远危险作业案和赵某宽、赵某龙危险作业不起诉案等3件危险作业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进一步明确司法实践中危化品经营、矿山开采等较为常见的生产作业活动中“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具体判断标准。一方面，要依法惩治危险作业犯罪，做到该严则严，切实维护生产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又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面准确规范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做到当宽则宽，对于行为人认罪认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同时，注意加强与应急管理等行政监管部门的衔接协作，持续推动溯源治理，确保良好办案效果。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典型案例1.杨某锵等重大责任事故、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行贿案2.李某、王某华、焦某东等强令违章冒险作业、重大责任事故案3.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柏某等提供虚明文件案4.高某海等危险作业案5.李某远危险作业案6.赵某宽、赵某龙危险作业不起诉案案例1杨某锵等重大责任事故、伪造国家机关证件、行贿案——依法严惩生产安全事故首要责任人一、基本案情被告人杨某锵，男，汉族，1955年2月23日出生，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某旅馆经营者、实际控制人。其他被告人身份情况略。2012年，杨某锵在未取得相关规划和建设手续的情况下，在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开工建设四层钢结构建筑物，其间将项目以包工包料方式发包给无钢结构施工资质人员进行建设施工，并委托他人使用不合格建筑施工图纸和伪造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骗取了公安机关消防设计备案手续。杨某锵又于2016年下半年在未履行基本建设程序且未取得相关许可的情况下，以包工包料方式将建筑物发包给他人开展钢结构夹层施工，将建筑物违规增加夹层改建为七层。2017年11月，杨某锵将建筑物四至六层出租给他人用于经营旅馆，并伙同他人采用伪造《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等方法违规办理了旅馆《特种行业许可证》。2020年1月中旬，杨某锵雇佣工人装修建筑物一层店面，工人发现承重钢柱变形并告知杨某锵，杨某锵要求工人不得声张暂停施工，与施工承包人商定了加固方案，但因春节期间找不到工人而未加固，后于同年3月5日雇佣无资质人员违规对建筑物承重钢柱进行焊接加固。3月7日17时45分，旅馆承租人电话告知杨某锵称旅馆大堂玻璃破裂，杨某锵到场查看后离开。当日19时4分和19时6分，旅馆两名承租人先后赶到现场发现旅馆大堂墙面扣板出现裂缝且持续加剧，再次电话告知杨某锵，杨某锵19时11分到达现场查看，旅馆承租人叫人上楼通知疏散，但已错失逃生时机。19时14分建筑物瞬间坍塌，造成29人死亡、50人不同程度受伤，直接经济损失5794万元。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旅馆等事故单位及其实际控制人杨某锵无视法律法规，违法违规建设施工，弄虚作假骗取行政许可，安全责任长期不落实，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另查明，2012年至2019年间，杨某锵在建设旅馆所在建筑物、办理建筑物相关消防备案、申办旅馆《特种行业许可证》等过程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单独或者伙同他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二、处理结果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检察院对杨某锵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行贿罪，对其他被告人分别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提供虚明文件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提起公诉。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锵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在无合法建设手续的情况下雇佣无资质人员，违法违规建设、改建钢结构大楼，违法违规组织装修施工和焊接加固作业，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行为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情节特别恶劣；单独或者伙同他人共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用于骗取消防备案及特种行业许可证审批，导致违规建设的建筑物安全隐患长期存在，严重侵犯国家机关信誉与公信力，最终造成本案严重后果，行为已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情节严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单独或者伙同他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致涉案建筑物、旅馆违法违规建设经营行为得以长期存在，最终发生坍塌，社会影响恶劣，行为已构成行贿罪，情节严重，应依法数罪并罚。据此，依法对杨某锵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二十万元。对其他被告人依法判处相应刑罚。一审宣判后，杨某锵等被告人提出上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典型意义一段时期以来，因为违法违规建设施工导致的用于经营活动的建筑物倒塌、坍塌事故时有发生，部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高额财产损失，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司法机关要加大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从严惩治建筑施工过程中存在的无证施工、随意改扩建、随意加层、擅自改变建筑物功能结构布局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于危及公共安全、构成犯罪的，要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特别是对于导致建筑物倒塌、坍塌事故发生负有首要责任、行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等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罪名的行为人，该顶格处刑的要在法定量刑幅度范围内顶格判处刑罚，充分体现从严惩处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总体政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案例2李某、王某华、焦某东等强令违章冒险作业、重大责任事故案——准确认定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一、基本案情被告人李某，男，汉族，1981年2月24日出生，江苏无锡某运输公司实际经营人和负责人。被告人王某华，男，汉族，1983年6月13日出生，江苏无锡某运输公司驾驶员。被告人焦某东，男，汉族，1972年10月13日出生，江苏无锡某运输公司驾驶员。其他被告人身份情况略。李某2014年9月成立江苏无锡某运输公司从事货物运输业务，担任公司实际经营人和负责人，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理。王某华2019年4月应聘成为该运输公司驾驶员，同年6月底与李某合伙购买苏BQ7191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苏BG976挂号重型平板半挂车），约定利润平分，王某华日常驾驶该车；焦某东2019年5月底应聘成为运输公司驾驶员，驾驶苏BX8061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苏BZ030挂号重型平板半挂车）。李某违反法律法规关于严禁超载的规定，在招聘驾驶员时明确告知对方称公司需要招聘能够“重载”（即严重超载）的驾驶员，驾驶员表示能够驾驶超载车辆才同意入职；在公司购买不含轮胎的货车后，通过找专人安装与车辆轮胎登记信息不一致且承重力更好的钢丝胎、加装用于给刹车和轮胎降温的水箱等方式，对公司货运车辆进行非法改装以提高承载力。经营期间，该运输公司车辆曾被运管部门查出多次超载运输，并曾因超载运输被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约谈警告、因超载运输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被判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李某仍然指挥、管理驾驶员继续严重超载，且在部分驾驶员提出少超载一些货物时作出解聘驾驶员的管理决定。2019年10月10日，王某华、焦某东根据公司安排到码头装载货物，焦某东当日下午驾驶苏BX8061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苏BZ030挂号重型平板半挂车（核载质量32吨）装载7轧共重157.985吨的钢卷先离开码头，王某华随后驾驶苏BQ7191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苏BG976挂号重型平板半挂车（核载质量29吨）装载6轧共重160.855吨的钢卷离开码头。当日18时许，焦某东、王某华驾车先后行驶通过312国道某路段上跨桥左侧车道时桥面发生侧翻，将桥下道路阻断。事故发生时焦某东刚驶离上跨桥桥面侧翻段，王某华正驾车通过上跨桥桥面侧翻段，车辆随侧翻桥面侧滑靠至桥面护栏，致王某华受伤。事故造成行驶在侧翻桥面路段上的车辆随桥面滑落，在桥面路段下方道路上行驶的车辆被砸压，导致3人死亡、9辆机动车不同程度损坏。经鉴定，被毁桥梁价值约2 422 567元，受损9辆车辆损失共计229 015元。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事故直接原因为，两辆重型平板半挂车严重超载、间距较近（荷载分布相对集中），偏心荷载引起的失稳效应远超桥梁上部结构稳定效应，造成桥梁支座系统失效，梁体和墩柱之间产生相对滑动和转动，从而导致梁体侧向滑移倾覆触地。事故发生后，焦某东向公安机关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二、处理结果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对李某以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对王某华、焦某东和其他被告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提起公诉。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明知存在事故隐患、继续作业存在危险，仍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利用组织、指挥、管理职权强制他人违章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行为已构成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情节特别恶劣；王某华、焦某东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行为均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情节特别恶劣。李某已经发现事故隐患，经有关部门提出后仍不采取措施，酌情从重处罚；焦某东有自首情节，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依照经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第2款的规定，以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七年；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判处王某华、焦某东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和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对其他被告人依法判处相应刑罚。一审宣判后，李某、王某华、焦某东提出上诉，后李某、王某华在二审期间申请撤回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李某、王某华撤回上诉，对焦某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典型意义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人员出于追求高额利润等目的，明知存在事故隐患，违背生产、作业人员的主观意愿，强令生产、作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极易导致发生重大事故，社会危害性大，应当予以从严惩处。《刑法修正案（六）》增设的刑法第134条第2款规定了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两高”《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对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的行为方式作了列举式规定。《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134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进行了扩充，罪名修改为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实践中，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人员虽未采取威逼、胁迫、恐吓等手段，但利用自己的组织、指挥、管理职权强制他人违章作业的，也可以构成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对于受他人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的一线生产、作业人员，应当综合考虑其所受到强令的程度、各自行为对引发事故所起作用大小，依法确定刑事责任。案例3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柏某等提供虚明文件案——依法惩治安全评价中介组织犯罪一、基本案情被告单位江苏天某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被告人柏某，男，汉族，1982年4月25日出生，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安全评价师。其他被告人身份情况略。江苏响水某化工公司是依法注册成立的化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擅自改变工艺析出废水中的硝化废料，并对析出的硝化废料刻意隐瞒，大量、长期堆放于不具有安全贮存条件的煤棚、旧固废库等场所内。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具有国家安全评价机构甲级资质，在接受该化工公司委托开展安全评价服务过程中，检查不全面、不深入，仅安排安全评价师柏某一人到公司现场调研甚至不安排任何人员进行现场调研即编制安全评价报告。柏某未对该化工公司提供的硝化工艺流程进行跟踪核查，故意编制虚假报告，项目组其他成员均未实际履行现场调研等职责即在安全评价报告上签名，先后为该化工公司出具2013年和2016年安全评价报告、2016年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报告和2018年复产安全评价报告等4份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虚假安全评价报告，共计收取费用17万元，致使该化工公司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未被及时发现和得到整改。2019年3月21日14时48分许，贮存在该化工公司旧固废库内的大量硝化废料因积热自燃发生爆炸，造成78人死亡、76人重伤，640人住院治疗，直接经济损失198 635.07万元。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中介机构弄虚作假，出具虚假失实文件，导致事故企业硝化废料重大风险和事故隐患未能及时暴露，干扰误导了有关部门的监管工作，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事故发生后，柏某经电话通知自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二、处理结果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检察院以提供虚明文件罪对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和柏某等被告人提起公诉。阜宁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作为承担安全评价职责的中介组织，故意提供虚明文件，情节严重，行为构成提供虚明文件罪；柏某作为该公司提供虚明文件犯罪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为亦构成提供虚明文件罪。柏某有自首情节，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依照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9条第1款的规定，以提供虚明文件罪判处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判处柏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对其他被告人依法判处相应刑罚。一审宣判后，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和柏某等被告人提出上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典型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安全评价中介组织接受委托开展安全评价活动、出具安全评价报告，对生产经营单位能否获得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批准和许可、能否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起到关键性作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出具真实客观的安全评价报告，否则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对于安全评价中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提供虚明文件犯罪行为，在裁量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其行为手段、主观过错程度、对安全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大小以及获利情况、一贯表现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依照刑法规定妥当裁量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案例4高某海等危险作业案——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惩处违法经营存储危化品犯罪一、基本案情被告人高某海，男，汉族，1984年10月30日出生。被不起诉人熊某华，男，汉族，1967年9月6日出生。被不起诉人熊甲，男，汉族，1987年3月19日出生，系熊某华之子。被不起诉人熊乙，男，汉族，1988年4月14日出生，系熊某华之子。2021年6月起，高某海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未经相关机关批准的情况下，通过熊某华租用熊乙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沙文镇扁山村水淹组136号的自建房屋，擅自存储、销售汽油。后熊某华、熊甲和熊乙见有利可图，便购买高某海储存的汽油分装销售，赚取差价。同年12月13日20时许，高某海因操作不当引发汽油燃爆，导致高某海本人面部、四肢多处被烧伤，自有的别克轿车及存储汽油房屋局部被烧毁。二、处理结果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白云分局以涉嫌危险作业罪对高某海、熊某华、熊甲、熊乙立案侦查，后移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高某海、熊某华、熊甲、熊乙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在未取得批准、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从事危险物品经营、存储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并已引发事故，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行为已符合危险作业罪的构成要件。熊某华、熊甲、熊乙三人参与犯罪时间较短，在犯罪中主要负责提供犯罪场所、协助分装销售汽油，系初犯，具有认罪认罚情节，犯罪情节轻微，对熊某华、熊甲、熊乙作出不起诉决定，以危险作业罪对高某海提起公诉。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以危险作业罪判处高某海有期徒刑七个月。宣判后无上诉、抗诉，判决已生效。三、典型意义根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规定，汽油属于危险化学品。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销售、储存汽油均应取得相应证照，操作人员应当经过专业培训、规范操作，储存汽油应当具备相应条件。司法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对于行为人在未经专业培训、无经营资质、无专业设备、无安全储存条件、无应急处理能力情况下，在居民楼附近擅自从事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并由于不规范操作造成行为人本人重度烧伤、周围物品烧毁的后果的，综合考虑其行为方式、案发地点及危害后果，可以认定为刑法第134条之一危险作业罪中“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同时，应当注意区别对待，对于其他为行为人提供便利条件、参与分装赚取差价的人员，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以及认罪认罚等情节，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案例5李某远危险作业案——关闭消防安全设备“现实危险”的把握标准一、基本案情被告人李某远，男，汉族，1975年10月9日出生，浙江省永康市雅某酒店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某公司）负责人。2020年，雅某公司因安全生产需要，在油漆仓库、危废仓库等生产作业区域安装了可燃气体报警器。2021年10月以来，李某远在明知关闭可燃气体报警器会导致无法实时监测生产过程中释放的可燃气体浓度，安全生产存在重大隐患情况下，为节约生产开支而擅自予以关闭。2022年5月10日，雅某公司作业区域发生火灾。同年5月16日至17日，消防部门对雅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该公司存在擅自停用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等影响安全生产问题，且在上述关闭可燃气体报警器区域内发现存放有朗格牌清味底漆固化剂10桶、首邦漆A2固化剂16桶、首邦漆五分哑耐磨爽滑清面漆16桶等大量油漆、稀释剂，遂责令该公司立即整改，并将上述案件线索移送永康市公安局。经检验，上述清面漆、固化剂均系易燃液体，属于危险化学品。二、处理结果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检察院依托数据应用平台通过大数据筛查发现，消防部门移送公安机关的李某远危险作业案一直未予立案。经进一步调取查阅相关案卷材料，永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李某远的行为已经涉嫌危险作业罪，依法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永康市公安局经重新审查后决定立案侦查，立案次日再次对雅某公司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虽然清理了仓库内的清面漆、固化剂等危险化学品，但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仍处于关闭状态。永康市公安局以李某远涉嫌危险作业罪移送永康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永康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李某远擅自关闭可燃气体报警器的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一是关闭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明确，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本案现场虽按规定设置了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但李某远在得知现场可燃气体浓度超标会引发报警装置报警后，为了节省生产开支，未及时采取措施降低现场可燃气体浓度，而是直接关闭停用报警装置，导致企业的生产安全面临重大隐患。二是“危险”具有现实性。涉案现场不仅堆放了3瓶瓶装液化天然气（其中1瓶处于使用状态），还堆放了大量油漆、固化剂等危险化学品以及数吨油漆渣等危废物，企业的车间喷漆中也会产生大量挥发性可燃气体，一旦遇到明火或者浓度达到一定临界值，将引发火灾或者爆炸事故。三是“危险”具有紧迫性。案发前，涉案厂区曾发生过火灾，客观上已经出现了“小事故”，之所以没有发生重大伤亡等严重后果，只是因为在发生重大险情的时段，喷漆车间已经连续几天停止作业，相关区域的可燃气体浓度恰好没有达到临界值，且发现及时得以迅速扑灭，属于由于偶然因素侥幸避免。经消防检查，当即明确提出企业存在“擅自停用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等消防安全隐患，但李某远一直未予整改。永康市人民检察院以危险作业罪对李某远提起公诉。永康市人民法院以危险作业罪判处李某远有期徒刑八个月。宣判后无上诉、抗诉，判决已生效。三、典型意义根据刑法第134条之一规定，危险作业罪中“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是指客观存在的、紧迫的危险，这种危险未及时消除、持续存在，将可能随时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司法实践中，是否属于“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应当结合行业属性、行为对象、现场环境、违规行为严重程度、纠正整改措施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等具体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司法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过程中要准确把握立法原意，对于行为人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已经出现重大险情，或者发生了“小事故”，由于偶然性的客观原因而未造成重大严重后果的情形，可以认定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案例6赵某宽、赵某龙危险作业不起诉案——矿山开采危险作业“现实危险”的把握标准一、基本案情被不起诉人赵某宽，男，汉族，1992年8月28日出生，江西省玉山县某矿负责人。被不起诉人赵某龙，男，汉族，1975年10月6日出生，江西省玉山县某矿管理人员。2021年6月4日，江西省玉山县应急管理局对玉山县某矿开具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收回同年6月6日到期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责令其6月7日前封闭所有地表矿洞。6月12日下午，因矿洞水泵在雨季需要维护，为排出积水使矿点不被淹没，赵某龙经赵某宽同意后，安排王某文拆除封闭矿洞的水泥砖。6月13日16时许，王某文带领程某兴、张某才至矿深150米处维修水泵。因矿洞违规使用木板隔断矿渣，在被水浸泡后木板出现霉变破损，致程某兴在更换水泵过程中被矿渣围困受伤。经鉴定，程某兴伤情评定为轻伤一级。二、处理结果江西省玉山县公安局以涉嫌危险作业罪对赵某宽、赵某龙立案侦查，后移送玉山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玉山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赵某宽、赵某龙的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符合刑法第134条之一第3项之规定，构成危险作业罪。一是本案的“现实危险”具有高度危险性。本案中，涉案企业经营开采矿山作业，与金属冶炼、危险化学品等行业均属高危行业，其生产作业具有高度危险性。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并被责令封闭所有地表矿洞的情况下仍强行进入矿洞作业，具有危及人身安全的现实危险。二是本案的“现实危险”具有现实紧迫性。涉案企业所属矿洞因雨季被长期浸泡，现场防护设施不符合规定出现霉变情形，在矿深150米处进行维修水泵的作业过程中，发生隔断木板破损、矿渣掉落致人身体损伤，因为开展及时有效救援，未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具有现实危险。玉山县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将依法惩罚犯罪与帮助民营企业挽回和减少损失相结合，在听取被害人及当地基层组织要求从宽处理的意见后，对涉案人员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鉴于赵某宽、赵某龙案发后积极抢救伤员、取得被害人谅解，且具有自首情节，犯罪情节较轻，对二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同时，针对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尚未全面排除的安全隐患，向当地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制发检察建议，联合有关部门对企业后续整改进行指导，督促企业配备合格的防坠保护装置、防护设施及用品、专业应急救援团队等，确保企业负责人及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该企业在达到申领条件后重新办理了安全生产许可证。三、典型意义司法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对于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施工等生产作业活动，已经发生安全事故，因开展有效救援尚未造成重大严重后果的情形，可以认定为刑法第134条之一危险作业罪中“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办案中，司法机关应当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准确规范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危险作业犯罪，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应当注意与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等部门加强行刑双向衔接，督促集中排查整治涉案企业风险隐患，推动溯源治理，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编辑：杨冬
共同抢劫杀人致一人死亡案件，如何准确区分主犯之间的罪责
刑事审判参考[第 634 号]龙世成、吴正跃故意杀人、抢劫案一、【基本案情】被告人龙世成，男，苗族，1986年4月23日出生，初中文化，无业。因涉嫌犯抢劫罪于2006年12月31日被逮捕。
被告人吴正跃，男，苗族，1987年3月21日出生，初中文化，无业。因涉嫌犯抢劫罪于2006年12月31日被逮捕。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龙世成、吴正跃犯抢劫罪，向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6年11月28日22时许，被告人龙世成、吴正跃经预谋，携带匕首、塑料胶带、尼龙绳等作案工具，在云南省个旧市租乘被害人李波驾驶的奇瑞牌出租车（价值人民币2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至红河州财校附近公路边时，持匕首戳刺李波，劫得现金100余元和价值400元的NEC.N620型手机1部。后龙世成驾车至个旧市锡城镇戈贾森林公园，将李波拖至公路旁猴子山树林里，二人分别用匕首朝李波颈、胸、背部连捅数十刀，致李当场死亡。
同月24日22日30分许，被告人龙世成、吴正跃经预谋，携带水果刀、塑料胶带等工具，在昆明市租乘被害人保佑文驾驶的桑塔纳出租车至昆明卷烟厂附近龙泉路“友缘”招待所门口时，二人持刀威胁并用塑料胶带捆绑保佑文，劫得现金420元、价值661元的小灵通手机1部、交通银行卡和农业银行卡各1张，并逼迫保佑文说出银行卡密码，后将保捆绑弃于一废弃防空洞内。二人驾车逃离途中，将车丢弃，从保佑文交通银行卡上取走1800元。
二、【裁判结果】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龙世成、吴正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手段抢劫他人财物，其行为均构成抢劫罪；二人在抢劫完毕后，为灭口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又均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数罪并罚。二被告人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龙世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二、被告人吴正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宣判后，被告人龙世成、吴正跃提出上诉。龙世成上诉称，原判未认定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小于吴正跃，量刑失当，请求改判。吴正跃上诉称：其与龙世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可以分清；其归案后如实交代了两次犯罪的详细情况；其亲属愿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一定经济损失；其有认罪、悔罪表现。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认为，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龙世成、吴正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胁迫手段抢劫他人财物，其行为均构成抢劫罪。龙世成、吴正跃抢劫后，为灭口杀死被害人，其行为还构成故意杀人罪。龙世成、吴正跃抢劫财物数额巨大，抢劫后为灭口杀死一人，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在共同犯罪巾，龙世成首先持刀捅刺被害人，两次作案后负责驾车逃跑，毁灭大部分罪证，并占有较多赃物，其作用相对较大。吴正跃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较小，且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综合考虑全案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对吴正跃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对龙世成量刑适当，对吴正跃犯故意杀人罪的量刑不当，犯抢劫罪的量刑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四项、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核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云高刑终字第1494号刑事裁定中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龙世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的部分。
二、撤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云高刑终字第1494号刑事裁定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7）红中刑初字第1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吴正跃犯故意杀人罪的量刑部分和决定执行刑罚部分。
三、被告人吴正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原判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三、【裁判理由】抢劫杀人案件历来属于严厉打击的重点。在共同抢劫杀人案件中，如各被告人之间存在主从犯的区别，则认定罪责大小并不困难，主犯的罪责显然大于从犯。但是，如果各被告人均系主犯，且罪责相当的，如何进一步区分主犯之间的罪责，便成为棘手问题。不少案件，由于区分主犯之间罪责的困难，常有对两名被告人均判处死刑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根据死刑政策精神应从多种角度进一步区分主犯之间的罪责大小，进而准确适用死刑。
（一）区分主犯之间罪责大小的一般规则
共同抢劫杀人致一人死亡的案件，主犯之间的地位、作用看似相当，但根据各人犯罪的具体情节，实际上存在进一步区分罪责大小的必要性和余地。这既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要求，也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体现。不能以分不清主次为由，简单地一律判处死刑。从实践情况看，应综合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作用及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来准确确定罪责大小。
首先，可以从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具体行为来分析其地位、作用。在犯罪预备阶段，通常包括提起犯意、选择犯罪对象、准备犯罪工具等环节。区分各被告人在这一阶段的具体作用，原则上以确定提起犯意者为主。通常，预谋过程中提起犯意的被告人往往也会积极实施犯罪，且常常对共同犯罪行为有一定的控制力，故作用相对突出。对于起意后积极准备工具，直接参与实施抢劫和杀人行为的，即使其在实行阶段的作用卜了其他被告人相同甚至略小，也可以认定其整体罪责较大。但是，如果二人均有犯意，仅是其中一人先说出，另一人一拍即合，并积极参与预谋，起意者在实行阶段作用不突出的，则不宜认定起意者罪责最大。实践中，证实有关犯罪预备事实，尤其是犯意提起这一事实的证据往往只有各被告人供述，如果被告人供述一致，自然容易认定。但常有各被告人供述不一致、相互推诿的情形，这就要结合各被告人自身情况、与被害人的关系等因素，综合分析认定。在实行阶段，关键看谁的行为对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所起作用相对较大。大体上，实施抢劫和伤人行为越主动的，罪责越大，而使用暴力手段有所节制者，罪责相对较小。例如，各被告人均积极动手杀人，但有的连续捅刺多刀，有的仅捅刺一两刀，则捅刺刀数多的罪责较大；再如，一人击打或者捅刺的是被害人的胸腹部等要害部位，另一人捅刺的是腿部、臀部等次要部位，则捅刺要害部位的罪责较大；又如，两被告人一先一后用同样凶器伤及被害人的同样部位，伤害程度也基本相当的，则先实施伤害行为的罪责相对大。在犯罪后续阶段，通常有毁灭罪证、分赃等环节。分析各被告人在这一阶段的具体行为，对于区分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具有补充作用，特别是在无法准确区分各被告人在前两个阶段的作用时，区分各被告人在此阶段的作用大小，有利于准确适用死刑。在一般情况下，可通过下列环节比较所起作用的大小：抛尸、分尸或实施其他毁灭罪证行为的被告人比没有参与这些行为的被告人作用大；主持分赃的被告人比其他被告人作用大；分赃多的被告人比分赃少的被告人作用大；负责销赃的被告人比其他被告人作用大。
其次，区分各被告人在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方面的差异，是确定各被告人罪责的重要依据。如果通过比较犯罪中的具体作用无法准确区分被告人罪责大小的，还应当考察各被告人自身情况、犯罪前后表现等因素，来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例如，一般情况下，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成年人罪责较大；父子或者兄弟共同犯罪的，父亲或者兄长的罪责较大；有累犯、再犯情节或者违法记录的被告人，比素行良好的初犯的罪责更大。从犯罪后的表现看，作案后自首、立功、认罪悔罪、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比不具备这些情节的被告人的罪责要小。当然，对被告人最终罪责的认定，均是综合分析判断的结果。对于犯罪情节十分恶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的案件，如果被告人存预谋、实施、分赃方面作用明显较大，即使其犯罪后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但该情节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也可以依法判处死刑。
（二）对本案二名被告人的罪责大小的具体分析
本案是一起二人共同抢劫杀人致一人死亡的案件。二被告人共同预谋，共同购买作案工具和踩点，均持刀威胁、捅刺并捆绑被害人，共同实施杀人行为造成一人死亡，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但经综合分析，二人在共同犯罪中的罪责仍可进一步区别。首先，在犯罪预备阶段，二人均供述一起购买了作案工具、进行了踩点，但对于谁是抢劫杀人犯意的提起者，二人相互推诿，据现有证据，难以区分二人在该阶段的具体作用。其次，在犯罪实行阶段，二被告人两次作案实施的具体行为不尽相同。在第一次作案中，二人均实施了暴力行为，抢劫后共同杀害了被害人，尸体检验鉴定未能区分系谁的行为直接致死被害人，但二被告人的供述均证实系龙世成首先持刀捅刺了被害人，龙世成首先实施的暴力行为不仅为抢劫罪的完成提供了条件，也为后来故意杀人罹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其作用大于吴正跃。在第二次作案中，二人按照事先分工，一起持刀胁迫被害人、捆绑被害人并将被害人弃于山洞内，二人作用大体相当。综合两次作案情况，可以认定龙世成在犯罪实行阶段的作用大于吴正跃。最后，在犯罪后续阶段，据在案证据，龙世成丢弃、毁灭了大部分罪证，占有赃物也比吴正跃多，也可以认定其在该阶段的作用大于吴正跃。因此，综合本案共同犯罪的具体情节，可以认定龙世成的罪责大于吴正跃。在本案只造成一人死亡，二被告人均无法定从重、从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应只判处一人死刑。故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依法核准龙世成死刑，对吴正跃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四、【案件来源】《刑事审判参考》（2010 年第 4 集，总第 75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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