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姓女孩八字缺水取名(姓陈女孩缺水取什么名字好)

号外！号外！

池州市拟于今年开始打造

池州市包公法治文化阵地群

阵地涵盖包公井法治文化广场、

孝肃街法治文化步行街、

包公祠法治文化宣传基地等

下面就和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9月18日，安徽省司法厅副厅长黄冰霓和池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马家利一行深入到贵池区督导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工作。

督导组一行实地察看了包公井法治文化广场和包公祠、孝肃街等总体布局，规划法治文化阵地路线及范围，力求新打造的法治文化阵地突出地方特色，对包公法治文化阵地群建设提出了建议和要求。

此次督导要求法治文化阵地建设一要结合乡村振兴建设，依托本地现有设施，因地制宜同步推进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注重法治元素与总体景观的设计布局，做到协调融合；二要突出宣传的针对性，围绕与广大基层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针对性宣传，增强基层法治宣传的实效性；三要推进宣传的规范化，建立宣传工作机制，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做到内容定期更新，营造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使广大群众在日常休闲娱乐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法治熏陶。

包公生平

包公池州轶事

四眼包公井

相传，包公知池州上任那年，贵池久旱成灾，城东的清溪河，城西的秋浦河，甚至南门外的平天湖都干涸了，城内水荒尤为严重，许多居民争水经常斗殴流血。包公为此心急如焚。一日，他无意中在府厅围墙外面的石阶下，看到一小块泥地湿津津地冒着雾状的细水珠儿，惊喜万分，当即亲自带领府衙役吏，破土挖井，龟裂的土地，挖下去不到3尺，果然得水，清泉如注。喜讯传开，全城惊奇，居民奔走相告，云集府外井边。为了解决百姓饮水之难，防止争抢打水发生纠纷，包公派了4个衙役日夜轮流守护井边，维持秩序。谁知这4个衙役中竟有3个坐守井边，卖水收银,敲榨勒索，弄得满城百姓怨声载道、叫苦连天。包公得知，怒火烧心，下令罚这3个贫心的衙役各人在井边再打一口井，将功折罪，以谢池城父老。这样4口井连成一个方形，俗称四眼井”。包公命那位正直的衙役看守这4口井，免费供应百姓用水，解除了全城缺水之灾。后人为了纪念这位爱民清官，尊称这组“四眼井”为“包公井”。

秋浦除霸

包公巧断江面浮尸案

包公到池州任知州的那年腊月的一天，发现江面上浮尸一具，奇怪的是尸体只是上下浮动，并不随流而下。包公命役差打捞起来，原来尸首被麻绳扣在一扇石磨上，死者右手还抓着一把带头皮的头发。包公命贵池知县审理此案。知县查明那扇石磨是祝圣寺庙产，当即差衙役去寺中捉拿当家师玄灵和尚，但得知玄灵老僧已投井身亡。知县以\"凶犯谋财害命，畏罪自杀\"为由，呈州府销案。包公私访回来，见县官草草结案，呈折中破绽百出，当即命衙役鸣锣，传谕全城：\"包公升堂审磨盘罗!\"消息传开,轰动全城,男女老少都涌到州府衙门前面，观看包大人断奇案。包公见全城百姓到的差不多了，传令：\"凡今天来看断这桩血案的乡亲，不管男女老少，必须人人头顶青天，手抚心口，脱帽解巾，以敬神灵!\"围观的百姓纷纷脱下帽子或解下头巾，包公居高临下，看得明白，只见一个头缠黑头巾，脸青眼肿的家伙缩头想溜，当即一拍惊堂木，大喝一声：\"凶犯哪里逃，拿下!\"衙役抓住那家伙，扯去头巾，头顶上果真少了一撮头发，连头皮都撕掉了。原来，杀人凶犯名叫王九，系当地有名的无赖。死者原是江北的一家客商，赚了许多银两，准备回家过年。途中到王九家借宿，王九遂起谋财害命之心，趁商人熟睡之机，双手卡住他的脖子，商人拼命挣扎，打肿了王九的脸，打青了王九的眼，抓下了王九的一把头发，客商仍不免一死。王九扛着尸首往江边去，路过祝圣寺，偷了寺中一扇石磨，把尸首栓在石磨上，抛进大江里。哪知他做贼心虚慌慌张张地没有把麻绳扣紧，江水一冲，麻绳松颈，尸体浮出水面。王九听到包公打捞浮尸的消息，吓得魂不附体，因为他偷石磨时被玄灵法师看见了，自知难逃包公之手，把心一横，一不做，二不休，把玄灵法师推到井里，杀人灭口，来个死无对证。但是，王九哪里想到商人手中的头发与和尚光头，为料事如神的包公提供了破案的线索。

END

潮汕地区的改姓现象分析

摘要：自古至今，潮汕地区存在大量改姓现象。潮汕人改姓涉及实用性考虑，往往出自避祸或感恩心理，由复姓向单姓改变体现这一倾向。潮汕地区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改姓有相似之处，但也离不开潮汕地区人民追求实用性的世俗考虑。分析潮汕地区的改姓现象，既要看到全国背景下改姓原因的一致性，也要发现潮汕地区改姓原因的特殊性。“生死异姓”是潮汕人改姓后又回归原姓的突出例子。

关键词：潮汕地区；改姓；回归原姓; 生死异姓”

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姓氏问题是重要的，改姓应视为不小事情。“秦汉以后，家族的姓氏稳定下来，不再数代一变，改姓就成了一件弃祖庙、失根本的大事情。”[1]又，“姓氏是一种非常稳固的文化现象，祖先留下的姓氏，不论美与不美，子孙必须世代相传，不得随意改变。‘坐不改姓，行不改名’是中国人的家族血缘情结”[2]，除非不得已，中国人一般不会改姓。然而，自古至今，潮汕地区的改姓不少，如此现象涉及原因复杂。潮汕地区的改姓现象似乎还没有专门论文进行深入解读和分析。笔者检阅各种史料，发现潮汕地区的改姓现象，并分析相关原因，以供研究者参考。本文所指的潮汕地区，除了现在的汕头、潮州和揭阳三市辖地，还包括从前隶属潮州府、现在归属梅州市的丰顺、大埔二县，涉及客家、福佬二个族群。另外，本文说的改姓，局限于潮汕地区的潮汕人改姓，移入潮汕地区之前的潮汕人先祖的姓氏变化不作讨论。

一、潮汕地区的改姓现象举例

欧阳改为欧姓——

欧阳这个姓是复姓，有改成欧姓，也有改成阳姓。欧阳复姓改为欧姓单姓是潮汕地区复姓改为单姓的典型，可以饶平县南部沿海的海山镇为代表，海山镇有大量欧姓，原来就是姓欧阳，海山镇还有地名“欧边”。然而，复姓欧阳和单姓欧本来有不同郡望，将欧阳姓改为欧姓就混淆了先祖来源，而很多改姓欧的海山镇人并不明白真实情况：

汉惠帝三年（前192），欧阳氏之后裔有后摇者，受封于归越地，被立为东瓯王（东瓯，今浙江省温州市），其子孙以国为姓，始作瓯氏，后改瓯为欧。故欧阳与欧氏，俱属勾践——蹄后裔，而在姓氏使用上，则由于世系不同而有复姓欧阳、单姓为欧之分别。[3]

张廖姓改回单姓——

《梅县志》引述《廖氏大族谱》载：明初，有张元子入赘于廖家，为福建诏安官坡（笔者按：应是“陂”）张廖一族之源。张氏改廖者，其裔以张氏郡号“清河”、廖氏郡号“武威”，各取一字，以“清武”为堂号。[4]台湾出版《五华同乡会会刊》也称，诏安县官坡廖三郎无嗣，洪武七年（1374）招赘云霄西林张伯纪之后裔张元子（又名再辉，张挥第125世孙），单传张廖友来，发誓生则（户籍）姓廖，死则（神位）归张。並将张姓总堂号（清河）与廖姓总堂号（武威）合并，另创（清武）为张廖（变廖）总堂号。[5]

张廖姓曾在饶平县北部客家地区的建饶镇集中居住。由于张廖姓用起来感到怪异，后来张廖姓的人又改成张姓或廖姓。《饶平客家姓氏渊源》统计，饶平张廖姓有1000多人。饶平的张廖后代繁衍至今应有2000人。然而，笔者本人是土生土长饶平人，生活在饶平多年，没有见到一位姓张廖的，根本原因是张廖姓很早就改回单姓。

丘姓改为邱姓——

邱、丘本来就是一姓。将丘姓改成邱姓原来就是为避孔子讳，封建时代结束，又有不少人将邱姓改回丘姓。潮汕地区的邱、丘姓至今仍不时发现，笔者记得20世纪90年代，当年就学的饶平二中，就有一名高中同班同学姓邱，后来本人执教的潮阳籍学生中也有发现姓邱的。说明潮汕地区至今邱、丘仍是同存的，也没有人将两者强行统一，于是造成邱、丘同时存在情况，但总体是丘姓者多于邱姓者。在此强调，丘、邱虽然本是一姓，并不意味两者可以乱用，毕竟公安局只认身份证、户口本的写法，假如某人高考报名用邱，而户口本用丘，录取时需要证明是同一个人。潮汕地区的丘姓改成邱姓，或是邱姓改成丘姓，原因和全国其他地方并无不同，如客家名士丘逢甲，一些历史文献也有写成“邱逢甲”的，而丘逢甲正是提议恢复丘姓者：

据一九九五年新修《丘氏湖山（寮）大族谱》载：今人见姓“丘”“邱”者，每以为不同之两姓，其实为一姓无別，盖吾丘之为姓，自和公（安公）之始写作“丘”。至清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雍正帝尊孔，以“先师孔子讳丘，礼宜回避”为由，下诏凡丘姓之丘加“邑”旁写作“邱”。初年，蕉岭丘逢甲等以为丘氏出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比孔子之前出生，无前人姓回避后人读之理，倡议恢復为丘。现在大部分已将“邱”改写为丘了。[6]

一些稀见姓氏的消失——

潮汕地区历史上一些姓氏曾存在，后来消失了。这些消失的姓氏解释有二种：一是人员离开；二是改姓。更大可能是后者，如复姓、合姓向单姓转变，也有一些较为稀罕的怪姓，因使用不便或易引起误解，或该姓氏人员想依附大姓而改姓，消失的姓氏一般是人数较少的。

大埔县三河镇汇城村位于大埔县城以西14公里处。全村现有居民近600户、2600余人。汇城村历来姓氏多而杂，自清末至以来先后在该村落居者竟有48姓之多，为全县各村之冠！该村耄耋老人周玉成提供了流传民间的《姓氏歌谣》为证：“陈徐饶范蔡，贺杨丘柯钟，张邓沈刘黄，黎程唐朱孔，田罗李郭周，赖叶戴郑翁，吴林卢高许，柳吕练花洪，萧曾阮巫郕，还有池曹红。”[7]笔者特意留意歌谣中出现“郕”、“花”姓，因此两姓在地方极少。大埔姓氏研究者黄志环在另一文中引用十七年（1928）《大埔县志》载该县当时有姓氏102个，“郕”、“花”均不在其中[8]，另外可注意者，十七年《大埔县志》仍有陈李姓，此姓已消失。

个体的换姓——

革命党人改名换姓是全国性的普遍行为，潮汕地区也不例外。留法博士、北大教授、性学奇人张竞生有一个儿子叫黄嘉，此事虽只有一人改姓，但值得注意，因为所改之姓既非父姓，也非母姓。张竞生另一儿子张超回忆：

张竞生1920年代初在北大任教时与“奇女子”褚松雪结婚，1924年生下张应杰。以后又将他改名黄嘉，颇为离奇曲折，连当事人也未知内情。据黄嘉在台湾的同事钟博君撰文称，因其母在自传体小说《花落春犹在》中说其父黄适车祸身亡，且褚原籍嘉兴，故名黄嘉，似也颇合情理。但张超曾询大哥黄嘉，他只知是父亲给改的。说1933年随母至江西时已用此名，说明他也不知其详。1946年，张竞生特地到台湾屏东糖厂与黄嘉竟夕长谈，望他改姓归宗，未果。[9]

张竞生的第二任妻子、江浙才女禇松雪为张竞生在北大执教时认识。后褚松雪和张竞生反目，两人离婚。禇松雪和黄嘉长期居住台湾。张超叙述，禇松雪身份复杂，多谋善变，她是的第一位女上校，也曾是第一位女性高级干部，和谭平山一样，代表人在“大革命”时期投身国共合作。黄嘉是张竞生和禇松雪的唯一儿子。

二、潮汕地区改姓现象的原因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祖系血脉、强调家族传统的民族，改变姓氏在中国人看来，有如背祖弃宗，是情非得已的无奈之举。”[10]又，古人把姓氏看得很重，有权势美色不能动者。《茶香室四钞》卷七引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戎昱美风度，崔中丞爱之，有女国色，欲以妻昱，而不喜其姓戎，能改则订议。昱以诗谢曰：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11]可见，姓氏符号在一些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十分重要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子女姓氏是从父还是从母而导致夫妻离婚的例子，改姓绝非仅是换一二个字那样的简单事情，而是牵涉众多方面。针对潮汕地区的改姓，出现的解释有如下几种。

其一，出于使用方便考虑——

改姓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出于实用性考虑，由复姓向单姓转化是全国性的现象。如将“完颜”姓改为“颜”姓，再如将“爱新觉罗”改为“罗”。潮汕地区的复姓改为单姓如海山“欧阳”姓改为“欧”姓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因为复姓用起来不便，所以改成单姓。合姓如张廖、陈李改回单姓也有这样的原因。

由于中国人采用单姓的人太多，导致大量重复名字，“近年来，妨止姓名重复化的努力一直在进行……还有人主张，鼓励恢复历史上的复姓，如宇姓恢复为宇文姓，完姓恢复为完颜姓等。”[12]不过，有关于潮汕地区单姓向复姓回归，笔者还是较少看到。来自饶平海山的欧少吟女士倒是对笔者提及，“现在海山有的年轻人，取名欧阳某，一般用三个字的姓名”[13]，说明欧姓回归欧阳姓的倾向是存在的。但是在饶平公安局的户口本上，可能还是将“欧阳某”者当成欧姓进行处理。

其二，因为谐音而改姓——

潮阳傅姓和布姓人口共计399人，分布于3个镇（街道）9个管理区（居委会），另外，散居于国内各地共有10人。“明洪熙时（1425），福建泉州南安县人傅怀松迁徙海阳县仙乐乡。嘉靖末年（1566），其裔孙傅华瑶由潮州城迁居潮阳海门，今为潮阳傅姓主要聚居地。另外，海门还有布姓185人，经调查访问，长者认为布原与傅是谐音之误，故暂合并在一起，是否准确，只好留待考证。”[14]

以上是傅、布可能因谐音而改姓的例子，另一例子是成、城的改姓。潮阳成姓和城姓人口共计89人，分布于海门镇的新德、西南门，城南街道的凤东等居委会。另外，散居国内各地共约20人。“潮阳成姓先祖世居南京东门。明初有裔孙成上舍宦游入潮，卜居海阳龙湖（今潮州市龙湖三英），传下第12代孙成尔楠，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因避难流徙至潮阳招收都河渡门西侧的蛇头山仔（即石门，今属汕头市区南山）卜居。尔楠有3子，其中一子迁创于海门成厝巷，遂成为潮阳成姓主要聚居地。另外，海门原有城姓，城是以事命氏而得姓，其得姓祖是负责筑城的官员，但海门成姓长者认为城原与成（姓读城）是谐音之误。然而查海门成姓开基人之裔孙、14世成德平嘉庆二十年花月墓碑，以及15世成茂全墓碑，均署‘城公’，海门成氏与城氏究何关系，只好留待考证了。”[15]

其三，小姓依附大姓——

饶平县钱东镇有紫云村，该村现在是清一色黄姓，一些移居澄海的黄姓子孙每年还会到紫云村祭拜先祖，紫云村黄姓很早就是地方大姓强宗。但是，从前该村是有其他小姓的，自清代至，因为黄姓和其他小姓长期械斗，甚至三饶和黄冈乡绅进行介入、调解。为回避矛盾，其他姓氏不得不移出，或改成黄姓以减少矛盾。

其四，由于收养或感恩心理——

这种情况如上述的张廖姓。再如饶平余英原本姓黄，被余氏人家收养，改为余姓，余英后代发展成为饶平黄冈大宗族：余英是黄冈大姓余氏的开基祖，是螟蛉子，本不姓余，元至正年间进士，授广东封川县节度判官，后辞官归乡，居黃冈，其墓很大，在饶平县联饶镇。余英的先祖又追溯至北宋名臣余靖公，曾为工部尚书，余靖公的孙子嗣光公乃伯庄公之子，“受荫士为潮州司户”。[16]

由于收养或入赘，导致姓氏更改的例子很多，潮汕人此类做法和中国其他地方类似。“赘婚”往往要改从妻姓。甚至寡妇住在夫家，招后夫承当前夫门户，入赘者也要改姓前夫之姓。[17]

汕头澄海有一位土生土长、今年40岁上下的潘女士，对笔者讲述的换姓案例比较奇特，“我的爷爷本姓张，奶奶本姓潘，两人姓氏是对换的，即爷爷改成姓潘，奶奶改成姓张。”[18]而潘女士的奶奶家中只有她一个女儿，相当于潘女士的爷爷是入赘了。男人入赘改姓是一般做法，让人奇怪的是她的奶奶的姓换成丈夫的姓，推测从前有“同姓不婚”的习俗，这户人家为避免他人误会而进行改姓。假如潘小姐的爷爷奶奶如果还在，应该是90岁左右，生于约1930年的时期。现在很少有夫妻互换姓氏了。

其五，出于避祸考虑——

所高陂大塘坝《马氏族谱》（手抄本）载，饶平葵坑开基始祖念九公，原姓马，因避祸，改姓邹。念九公生子十九。十九公生大五，大五公由饶平移居大埔县桃源，历三代，复姓马。[19]

其六，1949年后政府登记造册改变——

在潮州市饶平县坪溪（现并入浮滨镇）境内的上社、岭头两个村子里，村子里大概有2000多巫许氏人，许多巫许氏人移民到台湾和南洋。元朝至正十年（1350年），许大安拜别姑丈姑母，携妻一起迁至坪溪上社乡定居，开山种田，繁衍子孙。虽然离开姑父母，许大安时刻不忘他们的养育之恩，经常告诫自己的子孙说：“所谓姑饲侄，有因然也。故不忘其所生，亦不废其所养，巫许并存，而效前人之复姓，生养同服。”于是，许大安从其儿子木稳开始使用“巫许”姓，后裔子孙无论是居住上社，还是移居岭头，甚至出祖他乡，均以“巫许”为姓，世代相传。上社、岭头建有大小宗祠共19座，祠堂门都堂而皇之写着“巫许宗祠”四个大字。巫许姓未列入《百家姓》，《中华姓氏大辞典》和《潮汕百家姓》中也没有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人民政府干部认为外面没有这个姓氏，“为方便起见”，登记造册时全部改为“许”姓至今。许炳枝老人说，尽管现在身份证、户口本等都写着“许”姓，但子孙们都没有忘记自己世代姓“巫许”，村里每逢传统活动都会用上“巫许”的姓氏。[20]

上文分析了潮汕地区改姓的现象和原因，潮汕的易姓现象要置于全国背景进行分析。中国古人的易姓主要有以下几种：一、避忌（分为避讳、避祸和避耻几种）；二、皇帝赐姓；三、民族融化；四、因事改姓；五、合成地名；六、音讹；七、据地改姓；八、简省旧姓；九、因结婚而改姓。[21]通过对比，会发现潮汕人的易姓，一些现象较为少见，如“皇帝赐姓”、“合成地名”等，至于“因结婚而改姓”、“简省旧姓”是常见的。针对潮汕人的改姓现象，既要看到全国背景下姓氏改变的一般原因，也要发现潮汕地方姓氏改变的特殊原因。自古至今，中国人改姓经常和政治迫害有关，研究者指出：

像这种因为躲避迫害而被迫改姓的情况，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层出不穷，从来没有断绝过，一直延绵千年。到了明清两代，封建的专制迫害未见收敛，反而愈加惨烈。社会上文网之密，文人儒子罹祸受害，被迫改名换姓的人数之多，超过了以前的各朝各代。[22]

潮汕地区移民进入主要在宋元之后，发现潮汕人的改姓和王朝政治关系并不十分密切，适足说明潮汕人较为远离政治，明清两代的“文字狱”对潮汕影响不大，毕竟这里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相较广东客家人，潮汕人对政治较为疏远，这已经为学界公认。虽然潮汕人也有改姓避祸，但更多是避民间私仇，和政治关系不大，上文的张竞生儿子改称黄嘉可能和政治因素有关，但此类例子在潮汕人中不具备普遍性。

三、潮汕地区改姓后的回归原姓

和潮汕地区改姓有关的是改姓者的回归原姓，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如前面所举，改姓的原因往往出于实用的考虑，这也反映了潮汕人世俗生活中注重实用性。笔者认识饶平县黄冈镇一位余姓男子，早年其父亲曾过入赘给一户钟姓人家，男子于是取钟姓，后来这位男子竟又跑到县公安局恢复原姓，如此折腾，只是想突出其原来的城外余氏宗族身份，以更好在外面“混”，毕竟城外余氏是大乡强族。诚然，这位男子的所作所为违的一般收养规则。

上述的张廖姓改回张姓或廖姓，可视为合姓回归原姓的一种做法。改回单姓，也是因为在实际应用中合姓不便。黄志环引述《大埔县志》称，大埔有姓氏102个，比较奇怪的是陈李姓，但今天大埔已经没有这个姓氏了，可能原先姓陈李的又改回陈姓或李姓。这种情况既是改姓、又是回归原姓，出现原因在于合姓使用不便。[23]也有大埔人对笔者讲述，从前大埔青溪镇有陈李姓，生前一个姓，死后墓碑一个姓。如果情况如此，则大埔陈李姓不应当成合姓来看，而是属于“生死异姓”了。至于邱姓改回丘姓，是时代变化，不必再忌讳孔子的名字，潮汕人的这种做法和全国其他地方一致。

潮汕人回归原姓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生死异姓”现象，潮汕很多县都出现这种情况。如生张死李、生杨死金、生陈死陆、生薛死许，生章死许，生陈死林，生陈死谢，生陈死吴等，不一而足。潮汕人的这些“生死异姓”，离不开宗族械斗、避仇、过继或感恩的具体原因，这些因素适足说明潮汕人改姓的有时不得已，也说明潮汕人改姓符合本地人民的世俗化心理，一切以实用为主。潮汕人的宗教态度也是抱实用态度，潮汕人的宗教信仰也并不严格，甚至可同时崇拜多种神灵。

清顺治元年（1644），丰顺潘田陈氏从潘田南迁居揭阳磐溪都周公山，分创今揭东县新亨镇秋江、楼下两村，有“生陈死林”的风俗。原因是潘田陈氏祖先原林姓，迁居丰顺后，受恩于陈姓、遂改姓陈，又念及祖姓，故留下“生陈死林”的风俗。[24]类似情况有饶平县黄冈镇锦里园的“生陈死谢”之俗。历史上锦里园陈姓和谢姓联姻。锦里园的陈姓子孙生前是姓陈的，公安局的户口本、身份证也写着姓陈，但死后放在祠堂中的牌位，就是改成谢姓。笔者曾就此事实地调查，该宗族的一些人回答说“生陈死谢”并非是感恩，而是出自繁衍子孙的心理。奈何该宗族年长的人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笔者没能找到宗族相关文字资料很好解释此事。另外，饶平县中部新圩镇有“生陈死吴”的做法，原因和揭东县新亨镇“生陈死林”类似。

潮汕民俗爱好者黄素龙也举例潮汕地区“生死异姓”的四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新亨镇秋江、楼下两村的“生陈死林”。黄素龙所举的其他例子分别为“生杨死金”、“生章死许”和“生陈死陆”，其一：

揭西县凤江镇赤竹坑村“隆祖公祠”派下的族众，在生姓杨、死后的墓碑和神主都写明姓金，故有“生杨死金”的说法。300多年前，饶平县隆眼都（今澄海隆都镇）后溪乡有一对金姓兄弟从后溪出发，几经辗转来到揭阳县凤湖赤竹坑（今属揭西县凤江镇）定居下来，开始繁衍生息。刚开始，由于周边聚居者都姓杨，一些杨姓人经常借人多势众欺负金姓，金姓族众于是决定继续迁徙。杨姓的族老闻讯后一面批评无理取闹的族人，一面劝说金姓族众改姓融入杨姓大家庭。然而，改姓加盟杨氏家族的金姓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本，去世后墓碑和神主便都恢复金姓。[25]

其二：

揭阳榕城梅云镇潮东村的始祖章荣什，博学多才，兼通地理。元朝末年随福建莆田人许万一入潮。许万一创业于夏桥村，章荣什在许家教万一的3个儿子读书，并为许万一卜“佳城”（即墓地），许万一以礼金酬赠，章荣什拒收。章荣什无子，许万一便以幼子许玉潭为章荣什嗣裔，承章姓。章荣什临终时写下遗嘱，要子孙后代履行“生章死许”之训。既答谢许氏万一之义，又表叶落归根之意。自此子孙恪守祖训，世代相传。[26]

其三：

初期，西胪陈族豪绅煽动族内械斗，给陈氏造成空前灾难。当时，人数相对较少的陆姓，被一陈姓以陆姓乃陈姓之后（陆氏先祖陆通史乃战国陈完十世孙）为由，诱胁陆姓改陈姓，并立下契约，待死后才能改回陆姓（包括墓碑、灯笼、神主等）。1951年土地改革时曾有人倡议恢复陆姓，但有人认为姓氏只是一个人的符号，本无需过分计较，于是，“生陈死陆”的习俗就延续下来。[27]

四、潮汕地区“生死异姓”现象的思考

针对“生死异姓”，查阅到一篇专业论文《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及传说》，作者东南大学讲师李牧深入研究湖北英山的“生承萧姓，死归蒋宗”，以及“生死异姓”之“汪胡一姓”并提出：

胡北英山地区的丧葬习俗“死后易姓”是在特定历史社会环境下，某一宗族的成员为求宗族的生存与发展而根据其所掌握的社会文化资源做出的长期策略性选择。这一习俗的稳定传承取决于宗族间长期存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强烈依附。在外在形式上，习俗的稳定性是通过祖先传说的建构和讲述以及宗族间共同祭祖的仪式来实现的。[28]

另一位研究者蒋燕记来自英山萧氏宗族，其借助《英山县志》和《萧蒋宗谱》对“生承萧姓，死归蒋宗”的动机深入研究后指出：“蒋省一承担着继绝的职责，既是赘婿又是嗣子”；“‘生承萧姓，死归蒋宗’是处于两难抉择……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赘婿并非是一件体面的事情……他知道只有以嗣子的身份才能取得萧氏财富更多的支配权”；“在封建宗法制度中，允许一个男子同时继承两家宗祧，在民间也有‘一子两祧’的习俗，按照这些封建宗法制度和民间习俗，承祧或兼祧的后世子孙，均应祭祀被承继户主的祖先，或者祭祀双方的祖先，只有这个样，才所谓‘礼以义起也’”；“‘生承萧姓，死归蒋宗’的伦理架构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除了当年蒋萧双方约定之外，更大的成分是源于后世子孙对蒋氏先祖的认同感和作为蒋氏子孙的自豪感。”[29]

两位研究者的结论为“生死异姓”现象作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上述情况说明，“生死异姓”在中国某些地区是存在的，甚至延续多年。湖北英山地近安徽，当地文化习俗更多受到安徽影响，而安徽是中国宗族意识强烈地区，中国宗族意识较强的省份主要有山东、安徽、江西、福建和广东。“英山原属安徽省辖，因剿匪关系，二十一年改隶湖北，故地理位置，自皖西变为鄂东，但仍处大别山的一部份，则永远变不了。”[30]时期的英山，“同一村落的各户，几乎都是同族一脉相传再经分居所形成，除非某户人口或产业发生重大变动，很少有外人参与其间，各族有美奂美仑的祠堂，供奉历代祖宗，故祠堂所在，代表该族迁入的发祥地；这些家族村民，最大的好处，是充份发挥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互助精神，而远居十里以外，也都非亲即戚，或是互通有无的世交，所以每户对四周人家，皆能了若指掌”。[31]

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承萧姓，死归蒋宗”源起极早，“如果从子才算始祖起，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已有800年的历史了。”[32]但放眼全国，“生死异姓”现象在潮汕地区表现最为强烈，潮汕地区也是中国宗族意识极强地区。今天的广东梅州地区也有“生死异姓”之俗，说明“生死异姓”在宗族意识强烈、宗族凝聚力强大的地方较易出现。李牧提出“这一习俗的稳定传承取决于宗族间长期存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强烈依附”，但从实际情况看，蒋省一做出“生萧死蒋”的选择，正是综合了两家宗族名望、改姓获得经济利益、感恩亲家、封建时代赘婿地位低下等多种考虑，实际上也没有外人强迫蒋省一不得不做出“生萧死蒋”的选择。黄素龙提出，在潮汕地区，“生死异姓”的出现“不乏有为了感恩而改姓的，但也有因受到大姓的胁迫而不得不改为他姓。”[33]黄素龙所举的四个例子中，有二个就是属于感恩改姓，二个属于小姓依附大姓。依笔者调查，潮汕地区“生死异姓”习俗的出现除了避仇和械斗，更多来自感恩、过继和兼祧两姓的心理，换言之，“生死异姓”更多来自改姓者的主动选择。

无独有偶，原属潮州府的大埔县是纯客家县，也是客家意识最为强烈的地区之一，对近代客家研究推波助澜的温廷敬、邹鲁均是大埔人，大埔出现“生蒋死熊”现象，就是改姓者的主动选择。据考，大埔蒋姓主要聚居於桃源的新东、上墩以及高陂的红星、桃花，有农业人口五百余人：

大埔县桃源镇新东村的《蒋氏族谱》记载：“始祖原山熊蒋公，谥积德，生于明嘉靖八年已丑（注：公元一五二九年），世居饶平登坑……”原山公原姓蒋，时因世乱不安，由饶平迁入大埔高陂虎坑村落居，虎坑村地处低洼，常受洪水肆虐，种植作物连年失收，生活异常艰难。为长远计，原山公又从虎坑搬迁至泥原村（今桃源镇），桃峰山下开创田园屋宇。不料，山下是苦旱缺水之地，常因旱灾有种无收，惨状难言，欲再行迁徒，已感疲惫不堪，就在苦思无计之时，适闻泥源下村（今新东下村）有叫十五郎的熊姓夫妇，年老无依，蒋原山公与熊姓老人商议，蒋原山公愿到十五郎家中奉侍老人终身，承接熊姓老人田地财产。十五郎夫妇逝世后，常年由蒋原山奉祀。为感熊十五郎之恩德，蒋原山公嘱子孙生姓蒋，死姓熊，子孙遵嘱，在原山公辞世后，其碑刻上“熊蒋原山公”。迄今凡原山公祠堂内的历代神牌，均在蒋姓之前冠以“熊姓，即为熊蒋XX公，世代流传”。[34]

上条材料所可注意者在于，“生蒋死熊”出现于客家意识和宗族意识最为强烈地区，而“生死异姓”是蒋姓人家的自主选择。然而，除了“生死异姓”特征，蒋熊姓有合姓的某些痕迹，就如张廖、张简、陈李姓一样，这说明合姓是客家地区的一种习惯，但合姓在福佬人聚集区并不多见。至于黄志环称“大埔有个熊蒋姓”，还是确得商榷的，仅在神牌上写着“熊蒋某某”，不能充分证明该宗族对外宣称有熊蒋姓氏，并且该姓极少听到。二十八年《大埔县志》所载有陈李姓，不见熊蒋姓，但有熊、蒋二姓。[35]推测在时期，熊蒋姓不为官方承认，即使熊蒋曾是姓氏，当时已经改成熊姓或蒋姓。

又发现，潮汕地区的“生死异姓”是一般死者死后回归本来姓氏，湖北英山的“生萧死蒋”也是这样，而大埔的“生蒋死熊”是反过来，生前用原来姓氏，死后采用恩人姓氏。还注意到，湖北英山的“生萧死蒋”体现之一在墓碑上，即死去的人会在碑上依据传统铭刻“蒋”姓，如“主簿五世祖考蒋公子才，始妣蒋母徐老孺人之墓”[36]，湖北英山“汪胡一姓”的习俗与萧蒋“生死异姓”类似，即汪氏男性族人去世以后，其墓碑上不刻汪姓，而改为胡姓。[37]然而，据笔者亲自对今天潮州市饶平县黄冈镇锦里园“生陈死谢”现象的考察，锦里园陈姓男丁死后仍会在县城黄冈北面山丘的墓碑上写着“考陈公XX”的字样，锦里园族人称陈姓男丁死后会在祠堂牌位中换成谢姓字样。再看上述大埔的“生蒋死熊”是在神位上注明“熊姓，即为熊蒋XX公”。这些不同做法说明各地“生死异姓”在具体实践上存在一些差异。比较遗憾的是锦里园陈姓宗族没有留下相应族谱，故厘清“生陈死谢”的来龙去脉并不容易。

潮汕人死后回归原姓，体现潮汕人对于原来姓氏看得很重，故不会轻易舍弃原来的姓氏，这也是潮汕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体现，即对自己先祖依然十分重视。李牧和蒋燕记的文章是笔者在知网上检索到的深入分析“生死异姓”现象的极少数论文，说明“生死异姓”现象并非全国性的普遍现象，李牧在该文中提到全国其他地方的“生死异姓”时，也仅举例潮汕地区的情况，这从侧面证明潮汕地区“生死异姓”的十分突出。

总之，潮汕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存在例子太多，即使放眼于全国范围，也是十分罕见的改姓和回归原姓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作者陈雪峰，中大史学硕士，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如需引用本文，请以纸质媒体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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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和参考资料

[1]罗晓帆：《中国姓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4页

[2]张宗钦：《改姓、赐姓、贬姓》，《温州会刊》第26卷第6期，2010年12月，第25页

[3]陈泽、吴奎信主编：《潮汕百家姓》，汕头：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411页

[4]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梅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页

[5]张杞芳：《张、廖、简五百年前是一家》，《五华同乡会会刊》第21期，2011年12月，第21页

[6]杨燕秀：《大埔姓氏禁忌趣闻》，《大埔会刊》第35期，1998年12月，第81页

[7]黄志环、杨吕华：《三河镇汇城村姓氏奇多》，《大埔会刊》第38期，2001年12月，第128页

[8]黄志环：《大埔县姓氏考》，《大埔会刊》第44期，2008年1月，第109页

[9]张超：《张竞生长子何以叫黄嘉？》，《北京晨报》之“副刊·连载”版面，2014年5月6日

[10]罗晓帆：《中国姓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11]王新华著：《避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232页

[12]罗晓帆：《中国姓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8—149页

[13]采访人：陈雪峰；采访对象：欧少吟女士（采访对象出生于1973年，为饶平海山镇人，长期居住海山镇和黄冈镇，采访时为黄冈镇一家私营餐馆的工作人员）；采访时间：2019年9月26日；采访地点：饶平县黄冈镇菜场街

[14]潮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潮阳姓氏丛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9页

[15]潮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潮阳姓氏丛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16]邓开颂、余思伟、詹式钦主编：《饶平客家姓氏渊源·余氏渊源》，广东饶平客属海外联谊会编印，1997年，第91页

[17]刘曙、郭劲松编著：《百科知识十万个为什么 历史 12》，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225页

[18]采访人：陈雪峰；采访对象：潘小姐；采访时间：2019年10月17日；采访地点：汕头市澄海区

[19]黄志环编著：《大埔客家姓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20]《饶平大山深藏罕见复姓巫许氏 〈百家姓〉没有收入》，百姓通谱网，http://www.jp5000/wue/newsSn/view/24166；浏览时间：2019年10月17日

[21]刘曙、郭劲松编著：《百科知识十万个为什么 历史 12》，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223—225页

[22]罗晓帆：《中国姓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23]黄志环：《大埔县姓氏考》，《大埔会刊》第44期，2008年1月，第109页

[24]陈宇翰：《潮汕陈姓》，北京：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2010年，第5页

[25]黄素龙：《生死异姓：潮汕姓氏中的奇特现象》，《寻根》，2011年第5期，第129—130页

[26]黄素龙：《生死异姓：潮汕姓氏中的奇特现象》，《寻根》，2011年第5期，第129页

[27]黄素龙：《生死异姓：潮汕姓氏中的奇特现象》，《寻根》，2011年第5期，第130页

[28]李牧：《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及传说》，《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第135页

[29]蒋燕记：《姓氏文化中“生承萧姓，死归蒋宗”现象探源》，《陕西档案》2018年第5期，第21—22页

[30]叶浓荫：《英山风俗琐记》，《湖北文献》第45期，1977年10月，第78页

[31]叶浓荫：《英山风俗琐记》，《湖北文献》第45期，1977年10月，第79页

[32]蒋燕记：《姓氏文化中“生承萧姓，死归蒋宗”现象探源》，《陕西档案》2018年第5期，第21页

[33]黄素龙：《生死异姓：潮汕姓氏中的奇特现象》，《寻根》，2011年第5期，第129页

[34]黄志环：《大埔有个熊蒋姓》，《大埔会刊》第41期，2005年1月，第147页

[35]黄志环：《大埔县姓氏考》，《大埔会刊》第44期，2008年1月，第109页

[36]李牧：《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及传说》，《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第136页

[37]李牧：《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及传说》，《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第144页

绿孔雀VS水电站：一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博弈

8月7日，新平县水塘镇附近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导流洞，目前工程已停建3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完颜文豪摄

8月7日拍摄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导流洞。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荒摄

向阳村村委会办公楼。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荒摄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记者刘荒、完颜文豪、庞明广)8月31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绿孔雀VS水电站：一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博弈——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的背后》的报道。

身形清瘦、皮肤黝黑的李兴贵，怀抱着半米长的水烟筒，嘴巴不时对准竹筒口上端，吧嗒吧嗒猛吸几口。

提起退还水电站征地补偿款，他言语间仍流露出一丝遗憾：为了多年没见的绿孔雀，眼瞅着全村400多万元补偿款，像“到嘴的鸭子一样飞走了”。

这个仅有17户人家的村民小组，隶属于云南省新平县者竜乡向阳村，因靠近绿孔雀栖息地才为外界所知。

村民们声称支持绿孔雀保护行动，但水电站建设的现实利益更诱人，他们心里还有比退款更纠结的弯子绕不过去。

“按照国家政策，肯定要保绿孔雀；按照我们的想法，肯定想拿补偿款。不过，这事最后还得听法院的！”李兴贵的老婆在旁边补充道。

8月19日，这起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云南绿孔雀栖息地保护案，二审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这场历时3年多的拉锯战，即将迎来终审判决结果。

今年3月20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新平公司”）立即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水电站建设项目。

原告、被告均不服从判决，相继提起上诉。

原告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简称“自然之友”）上诉要求，判令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永久停止建设，彻底消除对绿孔雀等珍稀物种生存的重大风险。

从水电站淹没区到绿孔雀栖息地，折射出地方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冲突，而如何在博弈中寻找平衡点，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小标题)舍不得退还的“巨额”补偿款

8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新平县水塘镇附近的水电站坝址，可见对岸山脚下已建成的导流洞口，几台机械设备散落在工地上。沿着杂草没膝的江岸，包裹着石块的石笼网一字码开。

按照水电站最初规划，首台机组今年8月运行发电，蓄水后将淹没新平县和双柏县部分河谷地带。

3年前，一桩以保护绿孔雀为由的环境公益诉讼，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迫使水电站建设戛然而止。

“淹没区涉及者竜乡3个村委会，2400多万元土地补偿款，在村里户头上放了3个月，去年5月就退回去了。”者竜乡党委书记祁芸告诉记者。

按当时补偿标准，李兴贵家可以分到20万元，相比种烤烟和核桃2万多元的年收入，无疑是一笔“巨款”。他10年前盖房欠下10万元惠农贷款，如今每到3年还款期，还要找亲朋凑钱先还后贷，一直这样挪腾循环。

“年纪大了，又没技术，出去打工没人要”，老婆在一旁插话道，村里经济条件都差不多，“一家也不富”。

新平县发改局局长王定周介绍，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核准动态总投资38.87亿元，“新平公司”通过发改部门监控的账户，已累计完成投资12.25亿元。其中，征地移民补偿费为1.92亿元。

截至2017年7月末，全县累计完成淹没区与枢纽工程区土地征收征用协议签订，分别为8279.21亩与2000余亩，移民搬迁安置2户9人。

“当时，老百姓已经同意了。由于资金没补到位，只能边签约边征地，一步步推进。”发改局水库移民办主任徐春文说。

据“新平公司”副总经理赵兴有透露，2017年8月水电站停建后，涉及玉溪和楚雄两市州的征地补偿款，已分别冻结9000万元和8000万元。

另有1900万元补偿款，已经发到当地老乡手里，“从保护国有资产角度，这笔钱肯定要追讨。当然，对实际占用或破坏的土地，该补偿还要补偿。”赵兴有说。

因交通条件落后，李兴贵出村一趟动辄数小时车程，家家摩托车成了标配。村民家女儿多往外嫁，媳妇却很难娶进来。

这两年，由于市场不景气，种核桃有时连工钱都收不回来，乡里考虑引进深加工企业。“这里太偏远了，物流成本特别高。”祁芸说。

“外地人说起云南，就是山清水秀好风光，可我们这里缺水，一年比一年干燥。既要保护好生态，也得考虑人的生活。”在向阳村村委会办公室，村支书谢兴贵向记者感慨道。

当地几位干部围坐一起，七嘴八舌地聊着天。有趣的是，话题中的主角绿孔雀，他们竟没有一个人见过。

已经10多年没见过绿孔雀的李兴贵回忆说，“这家伙特别精，稍有动静就飞得远远的，不来人住的地方。”

与这些不知踪影的绿孔雀相比，守着大山过惯穷日子的村民，似乎更看重眼前的“巨额”补偿款。

“钱退回去的时候，确实舍不得。村民有钱日子好过了，我也好过了。”谢兴贵坦言。

(小标题)扑朔迷离的绿孔雀种群数量

从向阳村到绿孔雀栖息地河滩，不过才18公里路途，越野车却跑了将近两个小时。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几十米就一个大拐弯，车窗外山高谷深，向下望去令人胆战心惊。

浑浊发红的红河水，一路冠以礼社江、石羊江之名，经楚雄州双柏县流入玉溪市新平县，与支流绿汁江交汇后称戛洒江。

在半山腰的林业管护站，一位身穿迷彩服的护林员，从路边岗亭走出来，示意来人做登记，路旁竖立着保护绿孔雀和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陈氏苏铁的警示牌。

记者终于到达一处开阔的河滩，砂石缝隙间长满杂草，周边林草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往上游走数十米，可见清澈的小江河，流入红色的石羊江，交汇处泾渭分明。

“这片区域安放了30多个红外相机，覆盖约1000亩林地，一般在傍晚能拍到绿孔雀。”者竜乡林业管理员王开明，指着小江河右岸的一片山林说，绿孔雀喜欢在大树上睡觉，下到河滩主要是玩耍、找水喝。

据新平县林草局资源管理与防护股股长李永明介绍，从2017年开始，省里批下来数十万元专项资金，安装106台红外线相机，由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简称“昆明动物所”）提供支持，开展绿孔雀栖息地科研调查。

“通过两年半红外监测影像分析，专家称发现有小孔雀出没，说明种群在繁衍，但现在还不清楚，这一带有多少只绿孔雀。”李永明告诉记者。

小江河对岸双柏县的大幅告示牌上，写着“您已进入恐龙河保护区……禁止违法捕猎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表明这里属于玉溪与楚雄两市州的交界地带。

该案一审判决书载明，绿孔雀主要活动在恐龙河自然保护区低海拔区域，数量50-70只。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7万千瓦，蓄水水位675米。“恐龙河保护区界限调整为680米以上，高出电站水位5米，但建好后仍会淹没一部分绿孔雀栖息地。”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局长张诚民说。

随着该水电站被叫停，双柏县因调整保护区界限，部分人员受到问责处理，原股级保护区却由此升格为正科级。

绿孔雀是我国本土的原生孔雀，曾遍布西南多省，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所写即为绿孔雀。从唐朝铜镜、宋代瓷器到明清官服，均有绿孔雀的元素。

李永明告诉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绿孔雀在全县都有分布，主要生活在半山上。

徐春文认为，“以前农民在高海拔种地填不饱肚子，就改到低海拔的地方种，并到山下四处放牧，把绿孔雀栖息地压缩了”。

历史上，人类农业活动一直威胁绿孔雀的栖息地。随着农民改种甘蔗、柑橘等作物，绿孔雀食物逐渐减少，加上捕猎与用农药包衣种子，绿孔雀惨遭猎杀毒杀，栖息地生境不断消失。

根据“昆明动物所”1991年至1993年的调查结果，绿孔雀仅现于云南西部、中部和南部，野生种群数量约为800-1100只。北京动物园滑荣等人在2015年至2017年的调查中提及，我国现存野生绿孔雀种群数量约为235-280只。

而公开资料多引述的“不足500只”说法，则来自“昆明动物所”等单位2014年至2017年的调查。由于数量濒危，野生绿孔雀被列为我国Ⅰ级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传言比大熊猫还稀有的野生绿孔雀种群，到底数量多少，显得有些扑朔迷离。就连曾拍摄到绿孔雀和发现其踪迹的环保人士，也对其种群数量说法不一。

(小标题)生态保护能预防就不去追惩

2013年底，一次绿汁江河谷季雨林调查，让顾伯健成了绿孔雀生存危机的“吹哨人”。

这位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生，留心到当地老乡频繁提及的绿孔雀和计划建设的水电站。

“由于半山适宜盖房耕作，绿孔雀栖息地被压缩到河谷地带。水电站一旦建起来，就把栖息地淹没了。”顾伯健曾为此多方反映，但收效甚微。

直到2017年3月，此事引起云南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的注意。“云南人印象中孔雀很普遍，连我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师都是这种感觉。”虽说早在2000年，他也曾拍到过绿孔雀，却没引起过多关注。

“忽视绿孔雀这么多年了，感觉自己非常失职，只能努力弥补。”他开始四下呼吁，保护绿孔雀“最后一片完整栖息地”，并联合“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给当时的环境保护部发出停建水电站的紧急建议函。

期间，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两篇报道，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同年7月，“自然之友”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水电站建设将淹没绿孔雀栖息地为由，把“新平公司”、总承包方及受托编制环评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此外，由于在水电站环评审批时，淹没区内的陈氏苏铁，尚未被列入世界苏铁名录。环评既未对其进行评价，也未采取保护性措施，因此成为案件争议焦点之一。

在“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看来，“环评手续该盖的章都盖了，但珍稀物种竟没引起重视，属于重大疏漏。”

“绿孔雀案的标志性意义在于，突破了有损害才有救济的传统理念，过去这类诉讼几乎都是事后，这次提升至事中甚至事前，可以减少或避免生态环境遭受损害。”在北京北三环外的华龙大厦办公室里，张伯驹告诉记者。

“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重要生物可能区域性灭绝。赔偿几亿甚至几十亿，也无法恢复以前的样子。要治病于未病，能预防就不去追惩。”张伯驹说。

1984年出生的张伯驹，回忆自己刚工作时，眼见一片森林被砍伐，在现场哭一场，却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无力感很强。

有段时间，他曾辞职去读书，希望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待环境问题。

“解决问题不只是用对抗的方式，环境问题本质是公共物品的管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如何通过多方有效博弈，尽量把外部负面问题最小化。”张伯驹说。

从有争议的环评报告，到沉默的专家群体，从慷慨激昂的环保人士，到措辞谨慎的地方官员，人们围绕“云南绿孔雀案”的不同态度，呈现出多元的利益诉求。

聊起吃水问题，李兴贵指着平房上的水塔对记者说，水是从26公里外的哀牢山引过来的，“这10年天气太干燥了”。

“村民只能种烤烟等抗旱作物，如果水电站建起来，取水更方便，土地利用率会提高，气候也会湿润些，能给群众带来好处。”祁芸说。

对于人口不足30万，以采矿、冶炼为主要产业的新平县，这样的大型项目对县域经济发展同样重要。“新平没什么出口产业，消费人口基数小，经济不发达，主要靠投资拉动。”一位当地干部坦言。

王定周初步估计，受益于水电站的老百姓，光新平就不少于5万人。

“个人角度看，水电站利大于弊，能解决下游防洪、农灌、饮水问题，周边村民可以发展种植、养殖。”据王定周介绍，戛洒江水电站已在新平上缴耕地占用税、植被恢复费共3.8亿元。

(小标题)即使工程下马善后也很棘手

日前，记者来到新平县水塘镇，在临街一栋外墙无标识的楼房，找到“新平公司”的办公场所。附近的超市老板说，平时楼里还有人进出。

不远处的嘉诚酒店3层外墙上，还挂着“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的横幅。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曾签约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

“他们退租2个月了。公司人多的时候，租了六七间房办公，现在里面都空着。”嘉诚酒店女老板说。

2018年，云南省发布生态保护红线，覆盖水电站淹没区大部分区域。“生态红线是不可调的，这个项目往下建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赵兴有说。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早在2006年就已立项，此后经国家与省级相关部门层层审批，直到2016年导流洞工程开工。

据王定周透露，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新平县就在戛洒江规划了3个梯级水电站，其中两座因种种原因取消。

过去，为保障电力供应和西电东送，云南加快小水电开发。新平县有1江32条河的水能资源，陆续建起20多座小水电站。

“云南生物多样性太丰富了，随便砍一片树林都是好地方，开发时很容易造成生态破坏。”张伯驹说。

一审中，“新平公司”辩称：“水电站极有可能无法继续建设，因此原告起诉的前提不复存在。”

张伯驹向记者透露，对方在二审中仍坚持这个意见，“但拿不出事实证据，也没有提供划入生态红线的相关行政文件，声称无法建设是大概率事件。”

对此，张诚民向记者解释说：“生态保护红线由原来环保部门主导，现在移交给自然资源部，当时生态红线的评估调整，要出台具体的管理办法，包括正面准入清单和负面清单。目前，红线内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很多管理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张伯驹认为，“如果真的证明没法建了，败诉我们也认。不能口头说，没有任何事实支撑，就让我们撤诉或判败诉。”

在他看来，如果水电站能永久停工，对绿孔雀栖息地的影响没那么大，“毕竟还没做大江截留，也没做清库蓄水。”这正是预防性公益诉讼对生态环境事前救济的价值所在。

如今，这座“等待二审判决”的水电站，已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即使不干了，还有一堆善后的事务要处理，后续工作很棘手。”徐春文感慨道，项目停建后，占用的672亩土地要复垦给农户。

“租的临时用地，租金已经付了，还要复垦。但山坡不可能恢复原样，比如租了50亩，复垦可能变成40亩了，现在都成了遗留问题。”王定周说。

还有项目停建后，水库下游的防洪安全等级骤降，部分拟规划的开发项目无法按规划实施，下游的种植养殖业发展将受到制约。

赵兴有介绍，当初公司向建行贷款7.6亿元，停工3年，光利息还了1.9亿元，现在建行要求公司连本带息一次还清，“公司亏损巨大！”

“水电站项目立项在前，划生态红线在后，企业也很难，希望当地政府支持税费返还。”赵兴有说。

“现在，云南省已经下发文件，工程项目要先做生物多样性评价，再来做环评。”张诚民告诉记者。

如今，水电站坝址尴尬地矗立于山谷间，无论最终判决结果如何，损失都已无法避免。要么栖息地被淹没，绿孔雀失去家园；要么水电站永久停建，数亿元的前期工程投入打了水漂。

然而，此案引发的环评质量与手续审批、重大项目投资的风险控制、不同发展阶段的利益博弈等多方面问题，值得人们反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