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胎中头女有姑娘(胎中头女有姑娘,次女有大富大贵,随后男女平平)

周恩来与邓颖超，原本都是“不婚主义者”，为何又成为伴侣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是让无数人羡慕的，两人相濡以沫，生死与共，携手走过了51年的岁月。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其实两人都曾经是“不婚主义者”，甚至对婚姻充满了厌恶，为什么又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呢？

周恩来的“不婚主义”思想，是在日本求学时期形成的，当时刚刚20岁左右，像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对传统思想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理，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所谓排孔、独身、文学革命等主义极端的赞成。”

后来，周恩来还写道：“我今天给乃兄的信，说的人生婚姻的事，我说是人生最苦恼的事。……我想人生在世，恋爱是一种事，夫妻又是一种事。恋爱是情生出来的，不分男女，不分美陋，凡一方面发出情来，那一方能感应的，这就可以算作恋爱。至于夫妻，那纯粹为组织家庭，传流人种的关系，才有这个结合。”

周恩来回国后，组织创建了“觉悟社”，共有20人，有男有女，大家相约不谈恋爱，更不谈婚姻。

当时，邓颖超也是“觉悟社”的一员，对这个规定也非常赞同，后来还写道：“我那时对婚姻是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思想，在那个年代，一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所以在我上学的时候，路上遇到结婚的花轿，就觉得这个妇女完了，当时就没有考虑过结婚的问题。”

那么，这两位“不婚主义者”又是如何转变思想的呢？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

当时，主义运动在欧洲各国如火如荼，出现了很多英雄人物，比如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夫妇，影响力就非常大，成为无数革命青年的偶像。

1919年1月15日，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夫妇被派逮捕，两人携手走上断头台，高呼革命口号，悲壮而又浪漫，感动了无数革命青年，其中就包括周恩来。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周恩来开始反思自己的“不婚主义”思想，觉得能有一个互相扶持的革命伴侣，同样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

于是，周恩来就买了一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夫妇照片的明信片，在背后写上了一句话：“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然后，周恩来将这张明信片寄给了国内的邓颖超。

其实，在那段时间，周恩来与邓颖超一直有书信来往，但说的都是关于革命的事，这次邓颖超收到这张不一样的明信片后，起初并没有在意，还以为周恩来只是在鼓励她，要像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一样为革命而献身，并没有意识到周恩来写那句话的真实含义。

直到周恩来回国后，继续给她写信，表明了自己的心意，邓颖超这才渐渐接受了他的求爱，两人最终在1925年8月8日结为了夫妻。

那么，周恩来为什么选定了邓颖超呢？

其实，周恩来在法国期间有一位女朋友，名叫张若名，当年也是“觉悟社”的一员，相貌俊美，思想先进，连邓颖超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不过，在法国期间，张若名因为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对待，愤而退出了组织，让周恩来觉得，她在革命事业上意志不是很坚定，不适合做自己的革命伴侣。

很多年后，周恩来曾对侄女周秉德说：“我认定的是马克思主义，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要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生伴侣，也理所当然是志同道合的，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

1988年，在周恩来诞辰90周年时，邓颖超还专门回忆了两人的恋爱经过，说：“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谁的性格有什么差异，为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的相爱的基石和保证。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钟情，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了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把我们的相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同志之间，溶化在朋友之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因此，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

邓颖超的这段话，其实就是对两人长达51年的爱情与婚姻的解释，如果只是迷恋于个人的爱情，爱情的火花终究会熄灭，只有把个人的爱情依附于革命之上，溶化于人民中间，共同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才能真正让爱情与婚姻达到永恒！

这样的爱情观，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更有借鉴意义，年轻人都信奉所谓的“爱情至上”，现实却是离婚率越来越高，说到底还是两人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只考虑自己的小世界，等到爱情的火花熄灭后，就再也找不到继续走下去的理由了。

（参考资料：《周恩来与邓颖超》《我的伯父周恩来》《周恩来卫士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