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正月十一八字(1990年正月十一八字命理详解)

陈情匿旧酒 2023-09-19 08:20:42 网友上传

浅谈1980年1元纸币特征及防伪特性

1980年1元纸币规格为140 mm*63 mm，字冠，数字二字冠，八字冠，1980年1元纸币在市场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可，其价格已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依旧是有入手的机会，随着四版币经历市场洗礼后，纸币收藏市场也将整体回暖，而1980年1元纸币的价格一定会快速上涨。

1:1980、1990年第四版人民币壹圆各一枚/CNCS67EPQ、69EPQ，成交价格： RMB 2300

1980年1元纸币的特征

1980年1元纸币正面图案为侗族和瑶族妇女头像，左边为瑶族共戴头饰、耳环图案，左右两侧以桃形花瓣与头饰相映成趣，整体划一，突出民族风格，右边为侗族，其发髻最具代表性，可说是井井有条，层次分明，丝丝缕缕皆艺术。

它的清晰度超过80年2元少女发丝，左边是“燕子桃花”图案，背面是世界著名的万里长城为八达岭长城，所以80年1元普通本来就有高中血统。

2:1980年第四版人民币壹圆二枚连号/CNCS66EPQ×2，成交价格： RMB 2070

随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物质的追求日益加深，纸币收藏题材也日益深入，难度越来越大，富有挑战性的收藏题材逐渐受到有实力的藏家的青睐，其中纸币收藏冠号是纸币收藏发展的必然趋势，收藏地位也逐步得到大家的认可。

因冠数多，分布分散，各冠数的分布区域不同，增加了难度，故1980年1元纸币的收藏在难度和趣味性上均高于其它主题，收藏研究冠数是一项费时费力，脑力，对纸币收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跨越。

3:1980年中国人民银行一圆，两枚错体票：右下印色出错，估价： HKD 1500，成交价格： HKD 2160

1980年1元纸币的防伪特性

印刷萤光币时，有些地方会出现萤光币防伪的图案，而萤光币印刷第四套人民币，则是因为防伪技术不够成熟，所以只在少量小面额货币的冠号上加萤光币防伪标志，而目前第四套人民币的萤光版币由于发行量小，收藏价值较高。

4:1980年中国人民银行一圆一组六枚，EPQ66、67佳品。印色出错1，估价： HKD 1000，成交价格： HKD 1904

其中，1980年1元纸币红金龙是指在荧光灯下，印有金色底纹的祥云图案，也是我国较早发行的一种货币，由于其流通时间长，消耗量大，目前存世量极少，因此，近年来物价也迎来了持续升温。

5:1980年四版人民币1元，趣味号PA66666668, PCGS Gold Shield 68PPQ, 估价： HKD 1500 - 2500，成交价格： HKD 1800

1980年1元纸币发行时间长，所以消耗大，存世少，红金龙更少，流通22年。但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中，人民币最常用的纸币已不再是我们以前使用的一角、二角纸币，1元是我们最常用的纸币，交易活动中使用量最大，消耗最大，这些因素都导致了1980年1元纸币的数量急剧减少，价格攀升。

靠“发功治病”、兜售“法器”敛财，12天狂赚2000万！有人因他自杀……起底害人“”！

今天，无邪君要讲一些并不遥远的故事。要说起这些故事，自然要提到一个人；要提起这个人，就无论如何也躲不开他的卑鄙、他的贪婪以及他的野心。
自称“金菩提宗师”的狄玉明
这个人叫狄玉明，本是个普普通通的肉胎凡体。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肉胎凡体，却创立了一个名为“”的组织，让众多家庭备受其害。至于他本人，则自我包装成了“金菩提宗师”。
其实，“金菩提宗师”的过往毫无“异象”可言。
时间回到1965年2月5日，在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西王孝村，农民狄景浮家生下一名男婴。因为贫穷总是期冀家业兴旺的缘故，狄景浮给这个孩子取名狄玉旺。可是，这个名字并没能使狄家的日子兴旺起来，相反，先是狄景浮犯罪入狱，后来狄玉旺又得了“大肚子”病。于是，狄玉旺这个名字叫了13年后，1978年改成了狄玉明。
狄玉明户口簿信息
1971年，狄景浮刑满出狱，在青海省西宁市的一家援藏建筑公司当了工人。当时，六岁的狄玉明也随父亲去了西宁，此后，又几次在河北武邑老家和青海西宁之间往返居住。
小学和初中阶段，狄玉明的学习成绩一直十分糟糕。初中毕业后，他没能升入高中，而是进了一所体育学校学武。可是，不爱学习和怕吃苦的天性使他在体校也没能待住，没过几天，便从体校退出。文不成武不就，只能在社会上瞎混。此后，他干过多种营生，开过饭馆，也干过理发，但因为好高骛远，习惯于游手好闲，哪个行当都没能长久。到了1984年，19岁的狄玉明只好跟随父亲回到了河北省武邑县老家。
提起狄玉明，旧时邻居称他“好高骛远，游手好闲”
这一回家，让擅长忽悠人的狄玉明邪路逢生，从此发迹。
当时，全国正流行气功热，狄玉明瞅准时机，摇身一变成为在青海得道的“气功大师”，开始在武邑县魏薛庄办班“传功”。短暂的体校学武经历还真帮了他的大忙，他把不多的知识稍加变换，便壮着胆子给人“发功治病”。
同时，他还把自己包装一番，直至成“神”。这时，自童年开始的求医问药经历，竟给他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成为用来骗人的法宝。当初随父亲到了西宁之后，由于水土不服，本来就体弱多病的狄玉明三天两头闹毛病，1972年秋天，曾病倒多日。迷信心很重的母亲王秀珍四处求神拜佛，而这样的努力自然是徒劳无功。后来，经过一位老中医用药调理，狄玉明的身体才慢慢好转起来。之后，母亲便常常带狄玉明去附近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求佛保佑，他也在一些寺庙拜佛坐禅。就是这段经历，竟被狄玉明演绎成这般“神迹”：昏睡多日，得一长者相助，奇迹般苏醒；在黄州得到神秘预言，坐禅中见到四面金佛，20岁时在禅境中得到菩萨洗礼加持。
伪装成“气功大师”的狄玉明
狄玉明编造“”丑态
狄玉明打着“发功治病”的幌子，狠狠捞了一把。同时，随着受骗者日渐增多，他这个“气功大师”的名号也越来越响。生性的贪婪使他的野心一天天膨胀起来，1990年左右，他去了北京。狄玉明此行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拜原“”组织头目为师，学习“”。
为了学习“”，狄玉明于1990年5月11日自拟了一份个人简历。“”某陈姓核心骨干后来在上面批注：“创始人原是弟子，并且在一楼做过服务员。这是他自拟的简历，与他自称青海修炼十多年相比，正是不打自招。”
是黑龙江省鸡西市人，1987年在北京创立“”，曾因涉嫌多项刑事犯罪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2000年偷渡到美国；2006年在美国遭遇车祸死亡。
“”组织头目
1991年，狄玉明在北京创立“”；同年8月带弟子南下广州，与原广东省气功协会取得联系，建立了所谓“研究会”，宣告“”正式出炉。
狄玉明自称“”出自坐落在青海的藏传佛教著名寺院塔尔寺
狄玉明自称“”出自藏传佛教著名寺院塔尔寺，是他经过18年修行创立出来的佛家上乘功法，能够给信众强大的“加持力”。他还自称是唐朝名臣狄仁杰的后代，说什么“佛就是狄，狄就是佛”，自己前世是佛，今世还是佛，走到哪里都有四大金刚抬轿、八大护法跟随。他还自称得到佛的真谛，只要挥一挥手就能给人消灾解难。
狄玉明肆意盗用佛教用语，却连其基本含义都没弄懂。说到“加持”的本意，青海塔尔寺十三世宗康活佛说：“我们加持的都是物品，给人加持的就没有，都是骗人的！”
青海塔尔寺十三世宗康活佛表示，“给人加持”的说法“都是骗人的！”
自我神化的同时，狄玉明对信众妄语许愿，宣称只要看“”的书籍、录像，听“”的录音，就可以祛病健身、调理身体、激发大脑潜能、开发特异功能，就能遥控诊断、遥诊治疗。
狄玉明将总部从北京迁至大连，再到广州，并在26个省区市设立办事处，办学校、搞培训基地，常年招收学员，收取学费，光靠售卖“”录音带、录像带、书籍就获利2000多万元。
狄玉明在“带功报告会”上
“带功报告会”则是狄玉明的又一进财门路。他说自己的声音里带有吉祥讯息，那些所谓的“带功茶叶”“信息水”“法器”等等，总能被他巧妙地抛售给信众。“发功治病”现场，他制造了不少能让瘫子走路、哑巴说话、癌症痊愈的“神迹”。
而狄玉明老家的一位邻居却讲过这么一个笑话：有一次，狄玉明说要“发功”给他治腰疼，用了好长时间、费了好大劲，他一点感觉都没有。狄玉明急得满头大汗，竟然说什么：“你完了你完了……你不接功……”
旧时邻居讲述狄玉明给他“发功”治腰疼的可笑经历
“金菩提宗师”的“杂货店”
蛊惑人心、大肆捞金等种种恶行让狄玉明自感罪责难逃，为逃避法律制裁，他于1999年仓皇出逃加拿大并取得该国国籍。
出国后，狄玉明脱去在国内时的西装革履，换上一副袈裟，声称自己是“药师佛转世”，进而自号“金菩提宗师”。同时，他动用在国内聚敛的巨额钱财，先后在加拿大、美国、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相继修建所谓“禅堂”，编制出一个严密的“”传播网络。2002年，在加拿大温哥华建立“菩提法门协会”，成为境外“”总部。2009年，他又入籍中国台湾，“”总部功能逐渐转往台湾。近年来，又将总部向马来西亚转移。
狄玉明身披袈裟蛊惑他人
狄玉明通过网络对国内“”信众进行遥控指挥，又在网络上打着免费参加培训的幌子，引诱信众赴境外参加所谓的“”和“禅修班”。信众怀着祛病健身的愿望虔诚前往，回来时却总被骗得钱袋空空，尝尽了“金菩提宗师”所“加持”给他们的“法力”苦果。
走进“”所谓的“”，信众就像走进千奇百怪的杂货店，“”的开场节目是引诱信众“点灯”。狄玉明说点“光明灯”能“祈福”，这种灯自然也就价格不菲，每盏最低150元，最贵竟至5000元。
接下来的节目便是物品和“法器”拍卖。而在拍卖的物品中，不光有狄玉明“加持了法力”的佛珠、佛像，居然还有他和老婆穿过的衣服，这种“佛衣”总是会以天价卖出。
以20万元卖给信徒的普通T恤衫
一个狄玉明用过的大海碗以30万元的天价卖给了信众，“”组织狂喜中称该受骗者为“大菩萨”；一尊经狄玉明所谓加持过的观音像喊到了40万；一件普通的T恤衫，因为被狄玉明称施了“法力”，以2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信众。
狄玉明写的“佛”字叫卖到5万元
狄玉明书写的一个“佛”字，在“”上叫卖到5万元。他还拼制出自己打坐莲花的“佛像”，让信众花高价请回家顶礼膜拜。
狄玉明还经常搞什么给信众“灌顶”。所谓的“灌顶”，只不过是用树枝在信众头上轻轻扫一下，可就这一下，就被掏走3万元。
狄玉明用树枝给信徒进行所谓“灌顶”
拜师要先递上拜师红包，红包少则1000元，多则5000元。拜师后就要给“宗师”交“供养金”，有个弟子一次被骗“供养金”竟达10万元。另外，给“宗师”“塑金身”也要求信众掏钱。
2013年，河北唐山一女子因参加“”被骗近300万元，其中包括花费80万元拍下红珊石项链一条、80万元拍下“师母”项链一条、98万元买下观音像一尊……
信众花80万元拍下的“师母”项链
2014年，“”组织500多名信众在马来西亚举办“禅修班”，12天时间里设立7个收费项目和专场，敛财多达2000万元。
“”害人夺命
狄玉明及其“”的罪恶不仅在于骗钱敛财，更在于蛊惑人心、夺人性命。
老黄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住湖北省通城县塘湖镇大埚村。提起被“”害死的妻子，他常常慨叹不已、潸然泪下。
老黄的妻子叫吴月梅（化名），出生于1954年。当初，他种着几亩水田和几丘山地，妻子在家开着小卖部，经营副食和生活日用品，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红红火火。
1999年1月，患有妇科病和胃病的吴月梅听信了“练功能出特异功能，不用打针吃药就能长寿”的谎言，加入修炼“”的行列之中。接下来的日子，吴月梅通过看“”书籍和听录音、看录像，逐渐达到痴迷程度。
是年6月，吴月梅参加了“”组织的“诊治班”，接受“”骨干的“发功治疗”。说是“治疗”，其实就是更进一步。“诊治班”结束之后，吴月梅说通过“师父”的“加持”，身体和灵魂都得到了净化，感觉轻松多了，从此，便关了小卖部，也不干任何农活。
到了9月，吴月梅开始在家“辟谷”修炼，不再吃饭，每天只是吃点水果。三个月后，吴月梅瘦得皮包骨头。
2000年2月，吴月梅开始精神失常，经常自言自语，叨叨什么“师父”要来接她。往后，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同年6月22日，吴月梅在家喝农药自杀，临死还把早已准备好的狄玉明画像抱在怀里。
“”害人之心不死
早在1999年8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了国家体育总局、民政部、公安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健身气功活动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要求坚决取缔各类非法气功组织。2000年3月，原广东省气功协会批准解散“研究会”。
中国政府网登载《关于加强健身气功活动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
但是，逃到境外的狄玉明却贪心不减、贼心不死，继续通过互联网遥控操纵国内“”信众。他们妖言惑众，扰乱社会，以隐秘方式从事非法活动。
警方查获“”非法活动现场
2005年，在河北沧州蛊惑100多名信众掏尽生活积蓄，凑齐60万元供狄玉明在加拿大建立“道场”。
2015年3月，狄玉明在国内的“大弟子”乔建忠以健康讲座为名，召集来自黑龙江、辽宁等8个省市的“”人员，在河北省宁晋县非法聚会。警方及时出动，一举抓获“”人员120余人，收缴大量“”非法资料及物品。在活动现场，还发现一个用于捐款的“功德箱”，活动刚开始，就骗取信众近万元。
用于捐款的“功德箱”
更为可恨的是，“”竟把罪恶的黑手伸向青少年，以举办“青年领袖班”的形式毒害下一代。
2014年7月28日至8月3日，黑龙江省双鸭山、佳木斯、鹤岗的“”信众在双鸭山水泥厂附近一家个体煤场非法聚会，被双鸭山警方查获。经查，活动组织者为双鸭山“”骨干孟某。2014年7月3日至15日，她曾鼓动儿子赴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举办的“青年领袖班”。此次聚会，孟某特别要求参加人员把孩子都带来学习“青年领袖班”的课程。在参加活动的45人中，竟有11名少年儿童。
狄玉明及其“”组织卑鄙至极，他们只顾在罪恶的邪路上一路狂奔，却全然不觉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末日。每一寸被毒菌污染过的土地，都将在阳光的照耀下获得新生，最终堆起一座埋葬邪恶的坟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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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反邪教

94年最后一次到上海，离开前对黄菊说：这是上海最后的机遇

1994年春节，来到上海，站在锦江大酒店的43层旋转餐厅远眺，看到浦江像是一条蜿蜒的巨龙，在明媚的光线下缓缓流动。

老人家不禁感慨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

几年前，浦东还只是一片村庄，交通路线基本没有，基础设施还停留在旧时代。

而面对上海日益加剧的矛盾点，他曾前往上海多地方视察，与共同讨论上海发展。

询问上海的发展进度时，的话犹在耳边：

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

转眼7年过去了，上海的报告一条接着一条，人们的生活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门面渐渐丰满。

不禁感慨道：上海大变样了。

随即他语重心长地对上海市长黄菊说：“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最后一次机遇。”

上海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便一直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城市，而现在更是世界级国际大都市。

为什么说20世纪末是上海最后一次机会？

当时发生了什么变故，导致上海不得不在世纪之交做出重要改变？

不断蜕变的上海

在古代，上海的地理位置并不突出，直到明朝为了抗击倭寇，才在这片区域建设了“上海城”。

一直到清朝末年，上海的存在感一直比较弱。

1840年，因国内禁烟，影响英国人经济收入，直接导致了战争。

英国人用相对先进的兵器轰开中国大门，逼迫清政府签下《南京条约》。

虽然这则条约代表着我国屈辱的历史，但其中一条内容，间接推动了上海的发展：将上海作为对外通商口岸。

1843年后，大量外国士兵在上海街头出现，拿着新奇工具的洋人开始走街串巷，一边用低廉的价格雇佣农民和工人，一边将更多的运往国内。

一时间，停在上海的船越来越多，码头的生意像疾风骤雨一般到处开花。

穿着简陋衣服的工人光着脊梁，用黝黑的臂膀扛起一袋袋货物，缓慢行进在商人和船只之间。

码头的盛况直接影响了上海的发展，坑坑洼洼的道路变得平缓，电车的鸣声由远及近，学着洋人戴墨镜的男人和穿金戴银的女人穿梭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南来北往的外国人称兄道弟。

各种外来的银行、商行、典当行和烟馆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贪婪地吮吸着中华大地的养分。他们将国内的钱敛进自己口袋，转而带到国外，充盈自己国家的国库。

因为一条不平等条约，上海飞速发展，率先成为国际化城市。

在多灾多难的年代，上海的崛起可谓是不幸中的小幸运。

1928年，国民政府在其首都南京成立，上海恰好在南京辐射圈，经济发展再次明显提升。

当时，上海已经是全国无可争议的经济中心，但在历史舞台上，这座城市还有更重要的使命。

由于列强不断侵略我国，导致国内很多地区成了外国人的殖民地。

其中，邻国日本更是试图上演蛇吞象的戏码，将国内接受军国主义的年轻人编入军队中，几乎举全国之力屯兵东北，继而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不但轰动全国，也令其他国家深感不安。

在此之前，列强意在通过强制贸易蚕食中国，而日本大张旗鼓发动战争，势必会影响他们在中国敛财。

当时，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改革，本国国力明显提升，但和英法等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甚至日本明面上发展迅速，背后还欠着西方一屁股债。

为了转移九一八事变带来的影响，日本在上海策划了一二八事变，谎称日本人被中国人殴打，而直接派军队进入上海。

日本人知道上海是中国最为开放的城市，各国政治和军事人员在此聚集，只要上海够乱，他们便没有太多精力用于对九一八事变的种种猜测上。

这一次，极度开放的上海遭受无妄之灾，但也直接点燃了人们的爱国热情。

而上海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在硝烟中盛开的花朵，纵然时刻遭受雨打风吹，但依然馥郁芬芳，光彩照人。

不过上海解放后，上海地头蛇没了，和外国人扯皮的人没了，外国人也再也不是殖民者，上海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段时间上海处于紧急转型期，没有了外国资本的注入、黑社会的影响，上海还是上海，但已不是当初那个鱼龙混杂，三教九流齐聚一堂的上海了。

当然，上海的发展非常迅速，也暴露了一个弊端：太依赖国际贸易。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开始对我国进行封锁，以前人声鼎沸的上海港口，忽然有些没落。

原本往返于大街小巷的外国人都走了，只剩下没权没势也没钱的上海人，惊慌地看着熟悉的街道、路灯、电车。

看着沿街两旁熟悉而陌生的商铺，失落地回忆那些回荡着叫卖声和嬉笑声的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迅速转型，从经济贸易港向工业化城市靠拢。

凭借深厚的工业背景，上海的转型迅速而成功。

当然，转型期间所暴露的短板也让人头疼。

上海的五个倒数第一

作为国内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上海的经济发展一直被看作标杆，而国家也始终对上海的发展抱以极大期望。

可事实上，上海是沿海城市，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其实并不能凸显其特色。

纵然工业可以让上海暂时成为工业强市，但从长远来看，依然要做一定调整。

当上海按照上面的指示一步步发展时，一篇文章打破了往日的宁静，随之而来的各种数据分析，也让上海的短板一次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篇文章，是《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

文章作者叫沈峻坡，在上海研究院工作，研究方向正是上海的发展。

可以说，他是最了解上海的人群中的一员，由他撰写的文章被刊登在《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没多久便受到了上面的重视。

上海经济实力明显，有十个第一也不足为奇。

不过如此公认的经济大市，怎么还有五个倒数第一，这几项倒数第一又是什么呢？

沈俊坡指出的五个倒数第一是：城市人口密度、建筑密度、人均居住面积、车辆事故和三废污染。

前三个“倒数第一”很好理解。

上海经济发展快，大家都愿意来上海找商机，于是人越来越多。

城市人口增长，势必要建造大量建筑，供给流入城市的人居住和消费。

而主要流入城市的人多，人口密度就大。建造的房屋多，建筑密度就大。

上海是经济强市，但土地面积是固定不变的，还不能随意扩张。

于是，平均到每个人的居住面积很小，毫无悬念地成了人均居住面积最小的城市。

至于后面两项倒数第一，更多的是历史问题。

解放后的上海大力发展工业，因此排放的废水和废气不可谓不多。

依靠工业成为经济大市的上海肯定不会因为环境问题就此停手，况且有那么多人要填饱肚子，不发展工业还能做什么呢？

只搞农业可满足不了大家的生活。

一心发展工业的上海招来了大量外来人，而这些人的流动自然会给交通带来一定压力。

原本上海人口密度不大的时期，现有交通设施尚且可以保持当地人正常出行。

但外来人越来越多，原有的交通体系早承受不了，交通变差也是不能规避的事实。

一旦交通变差，便容易出现事故，对交通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其他城市的居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有些人出行全凭步行。

这样占用交通资源较少，即使人口流动多一点也勉强能承受住。

但上海不同，汽车早遍布大街小巷，不断挑战着摇摇欲坠的交通，发生车祸的频率自然居高不下。

当然，上海始终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但由于长时间处于不够科学地发展，导致飞速前进的上海有了诸多牵绊。

俗话说，一个木桶容量不是看最长的板子，而是看最短的。

上海上限高，下限也低，这正是最尴尬的地方。

虽然上海问题的矛盾点一目了然，但当时刚改革开放不久，中国正在发生巨变，多地需要出台政策，以适应自身发展。

而在1978年起，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便在全国各地视察，希望为地区发展提供支持。

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原本是让人很放心的，至少跟内陆的贫穷相比，这里简直是一片足够撑起大家无限遐想的天堂。

而当着手研究上海问题时，他才发现上海繁荣背后的诸多尴尬。

而此时距离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10年。

根据相关机构提供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中心城区只有82公里，其中囊括了10000多生产点，5700家工厂，人均居住面积只有4㎡。

虽然上海繁荣，但有钱人并不多，大多数人选择做公交车。

而在上下班高峰期，每1㎡的公交车占用面积，要容纳至少12人。

在如此拥挤的城市工作，也会存在相应的风险。

1987年，陆家嘴轮渡线因人员拥挤而发生了影响重大的踩踏事件，造成16人死亡，30人重伤，近百人出现不同程度挤伤。

如今，我们根本难以想象上海还有如此狼狈的时刻，但事实正是如此，上海到了不得不调整的阶段。

1988年，甲肝在上海迅速蔓延，很快出现几十万患者。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源于一种叫做毛蚶的食物，食用者感染甲肝后会快速传染身边人，而新患者又会将病症传播到更多人身上。

虽然甲肝传染性强，但蔓延速度原本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

由于上海人口众多，等大家注意到这种病症时，已到了很严峻的地步。

甲肝爆发时期恰好在考察上海前，身边的人劝他推迟考察，等甲肝病症得到控制再去。

但他严肃地说：“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毛蚶病有什么了不起啊。”

几天后他已身处上海，站在街道上四下张望，拥挤的人潮像浩瀚的大海，一眼望不到边。

车子的鸣笛声此起彼伏，使混乱的街道更显不堪。

这时候,他忽然想到这几年针对上海的一系列部署和规划，深感上海问题的棘手。

早在几年前，国务院已经批准了关于“振兴上海”的相关文件，社会各界对此也十分关注。

但几年时间过去了，上海像个庞然大物，挪一挪身子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更不用说深化改革了。

对此,桥梁建筑专家甚至联名给上海政府写信，建议开发浦东。

虽然浦东和浦西相距不远，但当时坊间流传着一句俗语：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

可见当时人们对两地的看法之大，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甚至有点过火的地步了。

纵然是这样，面对上海暴露的问题还有比开发浦东更合适的方案吗？

思来想去，更加坚定了对开发浦东的决心。

1990年，上海的发展终于迎来契机，而将这件喜讯带到上海的，正是。

南浦大桥建成

1990年1月26日，来到上海过年，这是他第三次在上海跨年.

一方面,他一直对上海的发展耿耿于怀;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一定要做成标杆，以此带动其他城市发展，才能实现全国更快更好地走向现代化道路。

大年初一，上海官员给拜年，并汇报上海发展的前期准备。

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给中央报告。”

时任上海市长的面露惭愧：“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

听后笑了起来，这几年关于上海发展的文件一封接着一封，各种渠道收集来的意见信也有很多。

虽然他总是在全国各地视察，但对上海也有自己的判断。所谓发展，怎么可能一开始就理想。

他的身子微微前探，鼓励道：“不用怕，报嘛！”

这次对话，给了很大动力.

在此后的浦东发展中，他身先士卒，各项工作一把抓，在以工业为基础的发展路线上寻求浦东新局面，为浦东新区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年4月，上海政府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制定了16字发展路线：

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

这条路线寄托了大家对浦东的期望，也成了日后浦东发展的主要发展方向。

在此之前，浦东对于上海的主要作用在于水路运输业。

狭长的沿江路线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港口，来自各地的船只从中经过，将货物运到港口，再经由工人分拣并进行二次运输。

对沿海城市来说，港口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一般港口附近区域会布有丰富的运输路线，沿路的商圈迅速成型，并满足来往商人的日常所需。

以此为发展方向的城市有纽约、伦敦、巴黎等。

但是上海的发展方向并不是这样。

虽然浦东拥有大量港口，但基础设施很差，居住在附近的大多是来码头打工的外地人，逃荒过来的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将浦西作为避难所，既没有因身在上海而感到自豪，也没有感受到上海的繁荣。

想发展浦东，首先要做的是打通浦东和浦西之间的路线。

横亘在两地之间的黄浦江既是上海人的生存命脉，也阻碍了浦东和浦西的连接。

所以,建造桥梁，强化两区域之间的联系，是所有发展工作的前提。

在这种大背景下，南浦大桥的修建工作迅速提上日程。

1991年11月20日，黄浦大桥正式建成并通车，浦东和浦西之间，终于有了一个连接点。

第二年1月，继续着南巡之旅。

当他来到上海时，发现了上海的变化，还特意去南浦大桥看了一会。

这是浦东发展的第一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

虽然那时临近春节，来往的车辆远不如平时，但那些通过南浦大桥来往于浦东和浦西的人，好像迸发着新鲜的活力，在平坦的桥面上描绘一幅幅美好的蓝图。

微微扬起头，看着一条条钢索汇集在横梁上，像万海归流一样震撼，不禁升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他默默点头，然后说：“上海这么大，不搞几座桥不行。”

的思路，跟上海政府的规划一致。

现在南浦大桥已经建成，在计划中的桥梁还有扬浦大桥、徐浦大桥等。

南浦大桥的建成让特别激动，他迎着江面的风走在桥上，随后写下“南浦大桥”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很快放大拓印到了南浦大桥的横梁上。

当时已年近90，身体大不如前，但看到上海的变化，还是忍不住多去了几个地方。

从1987年起，他每年都会在上海过春节。

而他南巡视察的最后一年里，依旧在上海过年。

1994年，正好90岁，这是他在上海的第七个春节，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上海。

此时,上海的天气一如既往地湿冷，但对于来说，却比任何一次春节更令人欣喜。

建立浦东新区的口号已经喊了3年，初步建立交通路线的计划基本完成，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东方明珠也在去年建成。

站在最高层俯瞰上海，浦东和浦西的建筑差别很大，但看起来破败不堪的浦东显然正在发生变化。

由于年事已高，的身体很容易疲惫，他坚持视察过几个地方后不得不回宾馆休息。

在离开上海前，特意留出十分钟时间，与当时的上海市长黄菊进行谈话。

“你们上海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90年代，这是你们上海最后的机遇。

这是对上海人民的嘱托，对上海人民的期望，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当说到“责任”一词时，握着黄菊的手紧了紧，好像要努力抓住什么似的。

他的视线越过黄菊，看着远处驶来的火车，不禁长长叹口气。

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目光望着窗外，看着上海的建筑物倒退而去，新的建筑物又像拔地而起的大树扑面而来，心中思绪万千。

浦东崛起之路

根据上海市政府规划的路线，上海的发展属于另辟蹊径。

它没有借鉴国内其他城市的经验，也并不急于打破工业城市的固有形态，建立新格局，而是以浦东为轴心发展金融。

一个工业城市，忽然转向金融领域，其跨度不可谓不大。

但其他城市做不到的，不代表上海不能。

1990年，全国唯一一个以“金融贸易”命名的开发区成立，这个开发区就是后来的陆家嘴。

为了让陆家嘴更快更好地发展，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公司。

当时公司成立时，此地还没有正式开发，整个浦东还是比较混乱的样子。

上面给开发公司的第一笔费用是200万元，但是支付房租和员工工资就用去了一半。剩下的钱显然不够，无法立即实现强有力的招商引资。

后来，通过银企合作协议，开发公司才获得了2亿元巨额贷款。

东方明珠建成后，很快将大家的目光吸引到浦东，电视台经常播放东方明珠的影像。

不过，当时大多数还不知道，浦东新区在刚开始发展时，除了东方明珠这座地标性建筑，只有开发公司一家企业而已。

一直到1994年人民银行搬到这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才迎来第一个金融机构。

即使只有一家银行，开发公司还是制定了一幅“百楼图”。

在他们看来，陆家嘴势必会成为中国的骄傲，虽然一开始并不顺利，但它一定会迸发无尽潜力。

就在人民银行搬到陆家嘴第二年，东亚中国银行董事长林志民来陆家嘴考察，看到整个金融区只有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而很长时间不见办理业务的人，不禁有些失望。

那时候，人民银行像个孤胆英雄，屹立在大片空地中，显得威严而悲凉。

不过，就在林志民考察陆家嘴那年，日本富士银行落地，成为首家入驻陆家嘴的外资银行。

这项布局代表陆家嘴正在走向国际，成为外商在中国从事金融贸易的新选择。

为了吸引更多企业来陆家嘴，人民银行陆续出台了一些利好政策。

不久后，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上海银行等先后落户，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等保险公司也出现在陆家嘴。

空旷的土地越来越少，各家金融机构的牌子挂得高高的，到了晚上则闪耀着明亮的光。

如果有人从中经过，绝对不会想到，几年前这里曾是一片荒芜。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城市几度发展，慢慢升级为中国在世界的名片。而浦东新区的成立，也让世界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

不管在工业还是金融业，上海总能以强大的生命力努力前行，扛起中国发展的大旗。

浦东的成功是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坚持的结果，如果没有对上海的殷切期盼，浦东可能一直是个货物运输的集散地。

来源：全民历史观

满崽回家了！男子被拐33年后回湘认亲，84岁母亲已等他半生

在福建长大的许友强一直认为自己的故乡应该在湖南衡阳市。
在他有限的回忆里，他6岁时被人从家乡拐走，自己的家乡有座跨河的公路铁路两用桥，自己家开了个饭店旅社，周边有电影院、菜市场，旁边还有人弹棉花。
在他小学的时候，一封由拐走他的“中间人”寄到家里的信，让他一度确信他的家应该在衡阳，邮戳上“衡阳”二字一直刻在他的脑子里。
虽然在养父母家中的生活也算一番风顺，他考了大学，进入国企工作，在北京定居。但随着年纪增长，自己寻根的想法却时不时会冒出来。
9年前，他找到了寻亲组织宝贝回家，也曾和志愿者一起前往衡阳寻找记忆，但始终没有找到家，这一度也让他觉得希望不大。
直到今年上半年，衡阳警方依托全国打拐DNA库，在永州市新田县找到一名疑似与许友强有血缘关系的人员，后通过双方DNA比对，证实许友强的老家实际在这里。
9月17日，许友强已经从福建启程赶往湖南。第二天，他将抵达阔别33年的家乡。在家里，84岁的老母亲和三个哥哥正在等着他。
6岁疑被房客拐走，家乡小时候的场景一直在脑中萦绕
今年39岁的许友强6岁起在福建泉州南安市的农村生活，从小时候起就知道自己并非福建这个家的亲生孩子。
养父母没有生育能力，另外还收养了一个亲戚家的女孩做女儿，比许友强小。
6岁的他是怎么适应了这个新家庭的生活，许友强已经没有太多记忆。他在这个家的成长也比较顺利，养父是一个比较严格的人，也比较注重教育，他从小学习成绩也不错，一直读到了大学毕业。后来进入一家国企工作，从事房地产开发工作，并在北京定居。
一年前，他因工作调动回到了福建。因为结婚结的晚，小孩才两三岁。
但随着年纪的增长，给自己的寻根的想法也时不时会从脑中冒出来，有时候会变得强烈。
2013年，已经30岁的他通过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寻亲组织宝贝回家，便向志愿者表达了想要寻家的想法。
在他记忆中，他的名字叫张红寻（音），小时候是从农村长大的，有几个玩伴，老家门前有好多果树，有石樱树，想树，橘子树，柚子树，村后有一片树林和山，后来跟父母搬到了城里，家里开着饭店和旅社。
饭店只有一层楼，饭店门口就是一个大菜市场，菜市场上边有顶棚，里面就是长条形的墩子。菜市场的两头，一边是马路地面与菜市场平齐，马路两边都是密集的房子，另一边有个坡度，旁边有几个打棉花的。
小时候去电影院不是很远，每次都是走路去的，只记得那电影院挺大，有带围墙的广场，大马路上远远就能看到，平时看电影的人很多。
大街上，经常听到《黄土高坡》这首歌，也是他听到的第一首流行歌。这首歌是歌手安雯于1988年首唱于中央电视台《同一祖先》大型晚会。
许友强的记忆中，他生活的那座城市被被一条河一分头二,河上一共有两座桥，其中一座是铁路公路双用桥，公路在上面铁路在下面，桥下面偶尔有些船，船都不大，是一些小船，这座桥感觉有一两公里长，另外一座是拱桥。
这是在他脑海中反复萦绕的故乡的场景。
而家里，有爸爸妈妈和一个哥哥，爸爸妈妈当时五十几岁了，哥哥至少比他大15岁，因为他记得哥哥已经谈了女朋友都快结婚了。家里父母会自已酿米酒，他还喝过，挺甜的。
对于走失的经历，他记得似乎是跟一个来他家住宿的三四十岁的“叔叔”出去玩，然后越玩越远，说是去亲戚家玩，先在那个城市的一户人家玩，然后坐客车去了一家比较远的所谓“亲戚”家。
那家还给他买了一套衣服，然后又坐客车去了好几个地方，然后才开始坐的火车，火车坐了几天记不清了，中途没有转车到了福建，最后再坐客车到了南安。
小时候“中间人”的一封来信曾让他以为家在衡阳
接到许友强的寻亲信息后，宝贝回家志愿者立马介入帮他寻找亲人。根据他的描述，有的志愿者首先猜测是不是武汉或者南京，因为这两座桥梁正是公铁两用桥，但是上、下游并没有桥，很快被排除，又有人提到了长江上的宜宾大桥。
但许友强还说了一个细节，让大家又将目光对准了湖南衡阳。因为许友强回忆说，他记得小学的时候，他曾看到过封来信，邮戳上的信息显示信是从湖南衡阳寄过来的。
许友强曾看过信里面的内容，就是当年带他离开家乡的那个“中间人”写的，问他养父母要钱。后来养父母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他并不清楚，但从此他有了个印象，自己的老家可能在700多公里外的衡阳。
衡阳的志愿者“烈火轻云”和“冬天不冷”又让许友强绘制了一张他记忆中的地图，发现地图与和衡阳确实有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他记忆中的公路铁路两用桥，衡阳就有一座。
一连几年，衡阳的志愿者在衡阳市区开展了一系列的走访调查工作。他们在疑似的菜市场、街道、电影院周围进行走访，到衡阳湘江公铁大桥、石鼓草桥附近走访，到相关的派出所咨询当年的报警记录，又在衡阳的大街小巷张贴寻亲广告，还请当地媒体发布过寻亲信息，但始终没有确切的信息。
2017年大年初三，许友强自己跑到衡阳来，“冬天不冷”带他走访一些可疑的地方，但是他都没有找到当年的记忆。
寻亲9年后民警通过全国打拐DNA库找到其亲人
“我曾经都一度放弃了，觉得希望太小了。”许友强说。
但转机在发生在今年上半年。
2021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团圆行动”专项打拐工作。2022年4月份，衡南县公安局民警联系许友强，采集他的血样进行家族血样系统比对。
很幸运的是，5月16日，公安机关比中了一个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的疑似人员，民警查询到，这个人叫张红福。随后民警电话联系了张红福，向他询问了1989年家中是否有人员失踪。张红福告诉他，他们有兄弟四个，母亲叫刘友菊，1989年11月16日早晨他家四弟张红树被一个在他们家饭店住宿的广东人拐走了。
2022年5月18日，衡南县公安局民警们给刘友菊、张红福母子采集了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DNA库。2022年6月18日，他们又请福建厦门警方采集了许友强的血样并入库。
2022年6月30日，衡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医用刘友菊、张红福的血样进行在全国打拐DNA库里进行人工比对，比中了厦门警方采集的许友强的血样。科学证明，许友强就是刘友菊的亲生儿子张红树。
此前的5月17日，刘友菊老人刚刚过完84岁的生日。
△高中时期的许友强。受访者供图
1989年11月份，家里来了个四十多岁的男客人，在饭店里登记住宿。该客人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在店里玩，经常逗张红树玩，张红树也喜欢跟他玩。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89年11月16日中午，父母发现张红树没有回家吃饭，男租客也没有回来，但是他的行李还在房间里面。家人到处找，没有找到二人。
十多天后，父亲和同村的一个邻居根据男租客登记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及地址找到他家，在广东乐昌县，但是他家只有其哥哥在家，并称他很久没有回去过了。父亲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然后回来了。
1990年正月初三，父母二人再次到广东乐昌找儿子，但是那个男租客还是没有回去过，其哥哥称他常年在外，很少回去，父母只好返回。
父亲在他被拐后半年去世，母亲等这一面已经33年
民警事后分析，经过双方信息的比对，他们发现张红寻对原生家庭的大部分记忆都是对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偏差。主要是张红寻提到记忆中的家乡有两座桥，其中一座是公铁大桥。新田县城没有公铁大桥，而衡阳市有。张红寻在儿时看到过养父母家里一封信，信上有“衡阳”二字。他们分析中间人拐走许友强之后，在衡阳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许友强会存在这个记忆上的偏差。
张红顺说，当年原本父母经营的饭店和旅社生意就不怎么样，因为丢了儿子，他们也无心再经营，一个月后就关掉了店铺，回家务农为生。父亲在半年后又被检查出肺病，很快就去世了。没有找回儿子，成为了他去世前最遗憾的事情。
连续的变故，让刘友菊身上的担子更重。如今已经84岁的她也从未想象过在有生之前还能见到自己的小儿子。
9月17日，许友强从福建厦门买了高铁票，踏上了前往故土的列车。
一路上，他思绪万千，甚至都没想好，见到阔别33年的亲人，他究竟该说些什么。而从寻亲开始，他从未将这件事向养父母和妹妹透露。
“和他们感情也很好，怕他们有所顾忌。”许友强说，他不敢去想象，如果33年前不是被“那个人”带走，自己的生活又是怎么样。他印象中，自己小时候是个很调皮外向的小孩，不像如今是个非常内敛的人。
而在永州新田的老家，许友强的亲人们在家门口插上了彩旗，并备了20桌的饭菜，准备宴请乡邻，庆祝这一喜事。他的二哥和三哥都已经五六十岁，原本在外地打工，这次特意赶回了老家。
母亲许友菊静静坐在家中，等待着“满崽”的归来。
这一面，她已经等了33年。
（文中许友强系化名）
潇湘晨报记者曹伟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