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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乡讯》2022年11月号（乡土）二三连版

本草端明

——“绿巨人”蔡襄的绿植情怀

□陈震辉

蔡襄像

【引言】本草，即以草为本。《墨子》之《贵义》篇曰：“譬若药然，草之本。”此处本草，指中药中的植物药，故后代中药书籍多称“本草”。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更是将本草之名扬之后世，妇孺亦耳熟能详。《汉书·郊祀志》曰：“志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此处“本草待诏”系指具有方药以及本草学识而奉诏的官员。

故本草之名，在于花草嘉木等诸多药用植物，转指治病救人之药物，又引为医者仁心。今移来自用，以指喜植并宽厚仁和之人。蔡襄性端厚，曾任职端明殿学士，有“端明”之号。蔡襄毕生热爱植物，研究植物，植物为民，并能有大成，故雅称其“本草端明”。

古诗体裁大体上有山水田园、边塞征战、咏史怀古、惜别送行、思乡怀远、咏物言志、深闺暗怨等几大类。这些体裁自然需要一些载体，风花雪月、大漠长河、长亭古道、西风瘦马等皆可入诗。这其中，花草嘉木最为常见。翻开唐诗宋词，一片草木盎然，植物名篇数不胜数。白居易“春风吹又生”道出了“草命”生生不息的气质，贺知章“二月春风剪”诠释了“剪柳”艺术的高超，王昌龄“罗裙一色裁”倡导了“荷服”的绿色时尚。这些以植物为主题的古诗，无一不流传千古，人人可诵。

喜欢植物并以植物入诗，这是一种文化素养，更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古代文人墨客喜欢植物，喜欢以植物入诗，似乎成了一种本能。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有无数的诗人吟诵过无数的关于植物的诗作，而能把对植物的热爱贯彻到极致的诗人并不太多，北宋的蔡襄便是其中一位。

一

蔡襄热爱花草树木，是史上有名的“植物人”。他一生热爱植物、研究植物、培育植物、营销植物，并将植物作为诗歌创作的对象。《端明集》收有蔡襄创作诗词近400首，涉及植物数十种，遍布在200多首诗作中。

蔡襄在任职漳州军事判官时，见驿庭内朱槿盛开，当即作诗赞赏，并在离开漳州前又去赏了一回朱槿。15年后，蔡襄再次来到漳州，专程去驿庭观赏，并写了一篇小序，将数次观赏朱槿之事记录下来。“溪馆初寒似早春，寒花相倚醉於人。”如此“倚醉”，如此痴情，世间少有。许多花卉他是反复亲近，屡次吟诵，就象对待老友一般，可见他对花卉喜爱的程度。含笑花原本出自岭南，中原自宋始栽植极为珍贵。蔡襄特意给广东朋友写信，求赠含笑花并作诗回馈，《寄南海李龙图求素馨含笑花》：“二草曾观岭外图，开时尝与暑风俱。使君已自怜清分。分得新条过海无。”这种“讨花”行为蔡襄经常有，就是别人家新载花卉，他也会迫不及待的去观赏，《李阁使新种洛花》：“园馆春游只帝京，可怜哀悴海边城。纵然得酒心犹在，若也逢花眼亦生。”若是客人来了，最好的待客之道也是赏花，《十八日陪提刑郎中吉祥院看牡丹》：“前驺不用传呼宠，待与游人一路归。”

蔡襄热爱植物不仅仅是口头上喜爱，还落实到行动上，有诗为证，《福州堂下小栏花卉多是手栽今已繁盛因赏花有感》：“爱花尽日傍花台，点检当年手自栽。前事已随朝暮变，旧华空见浅深开。”蔡襄甚至还不嫌麻烦，千里迢迢移栽营种多年的爱花，他在《移居转运宇别小栏花木》一诗中说：“素馨出南海，万里来商舶。”

《茶录》拓本

《宋史》之本传载：“（襄）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这样子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在古代中国并不多见。除了种植物，蔡襄还研究植物。他主持制作了北苑贡茶“小龙团”，所著《茶录》总结了古代制茶、品茶的经验。蔡襄把福建茶成功推销出去，偏远落后的福建从此有了一大重要的经济支柱。而《荔枝谱》更是开中国古代植物研究的新篇章，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果树分类学著作”。荔枝本是福建的地方性水果，蔡襄成功得把她变成一门学科，并使之成为宋代福建另一重要的经济作物。

中国古代官员喜欢植物的多了，但是像蔡襄这般喜欢的不多，蔡襄能深入研究多种植物并成为“家”，把欣赏变成研究，把“独乐乐”变成“众乐乐”，把个人爱好变成造福百姓的经济行动。从这点来讲，蔡襄热爱植物不单纯是个人精神之好，而是有人文大爱，堪称“植物人”中的“绿巨人”。

二

蔡襄毕生热爱植物，他的人生也因此丰富多彩。这种多彩人生，不但极大的提高了他个人的修养、气质和内涵，更重要的是带动了人文与经济的大发展，为宋代福建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精神和科技的原动力。

蔡襄所爱植物，首当茶树，其《茶录》作于宋皇祐年间（1049—1054），是继《茶经》之后又一部有影响的茶学专著。后人称该书为“稀世奇珍，永垂不朽”。福建茶本不出名，正如蔡襄所说“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茶录》问世后，福建茶从此脱销。福建茶虽好，但蔡襄的“广告”更好。就“茶论”而言，蔡襄当名列“唐宋茶林四大家”，即茶医黄儒之《品茶要录》、茶圣陆羽之《茶经》、茶神蔡襄之《茶录》、茶皇赵佶之《大观茶论》。

蔡襄“所进上品龙茶最为精好”，即蔡襄监制贡茶之“小团”茶。蔡京子蔡绦所著《铁围山丛谈》详载蔡襄北苑制茶之过程，称其制作精巧形质至极，尤以“小龙团”之“密云龙”与“瑞云翔龙”为最。据宋词人叶梦得记载，时小团茶年仅贡十斤，每斤十饼。欧阳修《龙茶录后序》说，仁宗十分珍惜，宰辅大臣亦不轻赐。一次南郊大礼，赐给中书省、枢密院两府八位大臣共一块，“两府八家分割以归，不敢碾试，相家藏以为宝”。小团珍贵，一至于斯。嘉祐七年，欧阳修被赐一块，“至今藏之”三年不舍得喝。宋人唐庚在《斗茶记》中调侃他把茶放得没有茶味了。苏轼《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亦说：“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

蔡襄还推动了“小团”茶的斗茶风气，“建安人开试，以青白胜黄白。”范仲淹诗云：“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群豪先斗美。”宋刘斧《青琐高议》卷九载蔡襄曾与范仲淹坐论茶诗，称其“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蔡襄纠其错，认为茶色上白次绿，故改“绿”“翠”二字为“玉”“素”。后陈鹄《耆旧续闻》亦做此载。

宋代彭乘著文言轶事小说《墨客挥犀》，记述蔡襄品茶两段趣事，赞其品茶之道出神入化。其一载：“蔡君谟，议茶者莫敢对公发言，建茶所以名重天下，由公也。后公制小团，其品尤精于大团。一日，福唐蔡叶丞秘教召公啜小团，坐久，复有一客至，公啜而味之曰：‘此非独小团，必有大团杂之。’丞惊，呼童话之，对曰：‘本碾造二人茶，继有一客至，造不及，即以大团兼之。’丞神服公之明审。”又一载：“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缝间，寺僧采造，得茶八饼，号石岩白。以四饼遗君谟，以四饼密遣人走京师，遣王内翰禹玉。岁余，君谟被召还阙，访禹玉。禹玉命子弟于茶筒中选取茶之精品者，碾待君谟。君谟捧瓯未尝，辄曰：‘此茶极似能仁石岩白，公何从得之。’禹玉来信，索茶贴验之，乃服。”

除了《北苑十咏》专门叙述产茶的各个工序外，蔡襄还创作了大量其它关于茶的诗篇。蔡襄喜欢茶叶，研究茶叶，品评茶叶，栽培茶叶，制作茶叶，论述茶叶，歌咏茶叶，这么深入的爱古今罕见，是深入骨髓，发自肺腑，源于内心的，这样子的人生一定充实丰满。《茶录》一书，后世论茶者难于逾越，透过这部传承千年的经典，在时光的长河中依然能感受到那抹久久不曾弥散的茶神幽香。

蔡襄热爱植物，次为荔枝。苏轼写有《惠州一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一赞惠州荔枝味美，二赞自己“啖”功了得。其实，蔡襄痴荔不亚于苏轼，他在《荔枝谱》中提到：“人有日噉千颗，未尝为疾。即少觉热，以蜜浆解之。”蔡襄本人能否日啖（噉）千颗，他没有说，但他创作过很多品尝荔枝的诗歌，说明蔡襄本人十分爱吃荔枝，只是他性格宽厚平和，痴荔也是内敛的、内涵的和深沉的。

蔡襄痴荔不仅在嘴上，还在于行动上的实践和理论上的研究。蔡襄著有《荔枝谱》，对荔枝的起源、地理分布、栽培加工和荔枝文化现象等进行系统梳理，称“兴化军风俗，园池胜处唯种荔枝”。蔡襄不仅是福建茶的推手，也是福建荔的代言人。《荔枝谱》翔实记述兴化军荔枝的售销贩卖情况，把闽中荔枝推介给世人。《荔枝谱》刊行后，宣传促进了荔枝的贸易，“茶荔外贸”竟成为赵宋王朝在南方财赋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蔡襄在《净众院尝荔枝》一诗中写到荔枝贸易的盛况：“京华百卉争鲜贵，谁识芳根着海滨。”总之，蔡襄的荔痴已经超越荔枝本身，涉及民生根本，作为一名地方官，关心地方经济发展，这是大爱。

除了最为喜爱的茶和荔枝，蔡襄还特别青睐榕树。在福州、闽南和莆仙方言中，“榕”发音如“松”，以至于在外人眼里闽人榕松不分。泉州梁克家编纂的《三山志》载：“蔡密学知州日，令请邑旁皆植之，又自大义渡夹道至漳泉，人称颂之。诗云：‘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这里所载之松树，便是榕树。在蔡襄倡导植榕的基础上，北宋治平年间，福州郡守张伯玉实行大规模的“编户植榕”，“熙宁以后，绿荫满城，暑不张盖”。他的继任程师孟有诗赞曰：“三楼相望枕城隅，临去犹栽木万株，试问国人来往处，不知曾记使君无？”福州遂成“榕城”，传之千年。

古代不乏名人植树造林的轶闻，政府也鼓励植树。宋太祖为鼓励植树，规定垦荒植树者可以不缴田租，植树成绩好的官吏还可以晋升一级。但是，大规模持续有效的造林实际上少见于史料。历史上有名的几个植树“狂人”，比如三国诸葛亮“成都有桑八百颗”，唐代杜甫“奉祈桃载一百根”，唐代柳宗元“种竹三万竿”，宋苏东坡“少年时种松满东冈”而知杭州“西湖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遂成苏堤春晓”等。但是比起他们，《宋史》所载的蔡襄“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简直是植树“狂魔”了。据说晚清重臣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所到之处遍栽“道柳”。兵部尚书杨昌浚见到连绵不断的“左公柳”后赋诗赞曰：“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诗中的“三千里”是诗人的夸张手法不能当真。而《宋史》关于蔡襄植树的记载却是实指，现今的福漳距离的确约300多公里，合近700里。同时，蔡襄所植树种从环境效益上更胜一筹，他人所载树种多以景观树为主，带有浓厚的文人诗意，不似蔡襄的民本情怀厚重。

蔡襄还是著名的“花粉”文人。其《端明集》诗作主题涉及的花卉有丹枫、桃花、梨花、李花、梅花、牡丹、芍药、佛桑花、荷花、含笑花等。可见，蔡襄并不“情有独钟”某种特定的花卉，而是相当的“花心”，算得上是“骨灰级”的“花粉”了，牡丹的雍容华贵、菊花的高风亮节、荷花的洁身自好、梅花的凌霜傲骨、桃花的安乐美好等，蔡襄一概都不放过。花的气节就是人品质的反映，两者很大程度上是共通的。蔡襄的身上融合了诸多花的节气，或高洁或洒脱、或华贵或坚韧，兼而有之。这或许就是蔡襄性格的真实反映，不偏不倚端正稳重。

爱需要陪伴，蔡襄自然明白其中道理。他在《福州堂下小栏花卉多是手栽今已繁盛因赏花有》诗中自述爱花的情景：“爱花尽日傍花台，点检当年手自栽。”“只有春醪能遣恨，无人栏畔共持杯。”有一种陪伴叫做天长地久，蔡襄酷爱朱槿锲而不舍，“可怜万木彫零尽，独见繁枝烂熳新。”朱瑾好养，常年开放，花开硕大，既华美又朴素，别称“扶桑花”或“佛桑花”。或许朱瑾集中了诸花优点——华美、朴素、坚韧、高洁，所以最受蔡襄重视，以至于在前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念念不忘。花如人人如花，人不语花自语。

三

蔡襄著有诗词近400首，七绝最为擅长，尤以植物入诗，分外清妙。他本人的精神个性、艺术修养、气质禀赋、思想人格、生活经历、审美情趣都深深地渗透在这些有关植物的作品中，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植物诗作。从植物意象的角度来看，他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达到完美统一。欧阳修曾有八字评语“公为文章，清遒粹美”。透过蔡襄的诗意草木，人们看到一位有情有义有担当有气节的蔡襄形象。

蔡襄书法《即惠山泉煮茶》

梅茶，茶如梅花，经寒而后发。蔡襄作《和诗送茶寄孙之翰》以发感慨：“北苑灵芽天下精，要须寒过入春生。”把茶与梅花一样比拟世间少见，这便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具体体现。他在《六月八日山堂试茶》里说：“今朝寂寞山堂里，独对炎晖看雪花。”茶春天发芽，他却在夏天的阳光里品茗赏冬雪，寥寥数字跨越了三个季节。不管冬雪是茶叶的比拟，或是作者脑海里的回忆，作者仍情不自禁发出茶叶经霜而后发的慨叹。在另外一首《北苑十咏·试茶》里，作者更加直白，直呼：“兔毫紫瓯新，蟹眼青泉煮。雪冻作成化，云间未垂缕。”茶色白如雪，煮开若春来，好一个诗意盎然的联想，真是经霜之茶春来发，雪融化为壶中云啊。更有《北苑十咏·采茶》一诗曰：“阴崖喜先至，新苗渐盈把。竟携筠龙归，更带山云写。”采时已带云满筐，焙成缄封凝云液，妙哉。

离草，芍药别称，源于《诗经》：“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人生总是充满无数的别离和幽怨。蔡襄在《华严院西轩见芍药两枝追想吉祥赏花慨然有感》其一诗曰：“的的名花对酒樽。栏边沈醉月黄昏。今朝关外寻兰若，忽见孤芳欲断魂。”蔡襄诗作一向清幽但不忧郁，碰到离草却莫名的起了买醉之心。是遍寻兰若不得而断魂，还是断魂下见到离草而买醉，说不清。其二曰：“吉祥亭下万千枝，看尽将开欲落时。却是双红有深意，故留春色缀人思。”其三曰：“烘帘微照自生光，吹面轻风与送香。谁把金刀收绝艳，醉红深浅上钗梁。”春色缀人思，醉红上钗梁，厚道稳重如蔡公亦大胆敞开私密心思，趣哉。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风流总是关不住。《建溪桃花》曰：“何物山桃不自羞，欲乘风力占溪流。仙源明朋重来路，莫下横波碍客舟。”明明惑于夭桃，却嫁祸于桃夭，蔡公不厚道啊。桃花腊月开放，蔡襄又有话说了，《南剑州芋阳舖见腊月桃花》：“可笑夭桃耐雪风，山家墙外见疏红。为君持酒一相向，生意虽殊寂寞同。”蔡襄佩服凌寒独开的腊桃，就象对腊茶和腊梅一样，充满了敬意，以至于“七年之痒”对他居然没用，依然用情至深，念念不忘再去观赏，并作《过南剑州芋阳舖见桃花》：“七年相别复相逢，墙外千枝依旧红。只有苍颜日憔悴，奈缘多感泣春风。”不但如此，他还看不过瘾，换个地方再看，《过杨乐道宅西桃花盛开》：“城隈绕舍似山家，舍下新桃已放花。无限幽香风正好，不胜狂艳日初斜。自怜马上空愁望，谁向樽前与醉夸。京国难逢春气味，莫随尘事度年华。”因为京城没有桃花可看，那就一次看个够。

《十八日陪提刑郎中吉祥院看牡丹》：“节候初临谷雨期，满天风日助芳菲。生来已占妙香国，开处全烘直指衣。”牡丹是花中皇后，富贵典雅，诗人在谷雨季节里用一团灿烂如火焰般开放的牡丹烘照官服。《二十二日山堂小饮和元郎中牡丹向谢之什》：“香泽最深风静处，醉红须在月明时。”夜里明月悬空一抹醉红芳香扑鼻，实在妙极。《杭州访吉祥璘上人追感苏才翁同赏牡丹》：“曾乘春饮绕花畦，花底余香入燕泥。剪处佳人传烛下，归时明月到云西。重来草树惊秋色，零落交朋感旧题。若使他年逢胜赏，一觞知复共谁携。”燕泥啣香，佳人剪烛，明月照芳菲，惺惺相惜，不知说的是花还是人。蔡襄性厚，却难得有此等“低调的奢华”，有趣的很。

《梦游洛中十首·其一》：“修竹萧萧曲槛前，清泉虢虢小池边。琴中一弄履霜操，人静当庭月正圆。”蔡襄笔下的竹子意境是清癯的，超然物外，配以琴音，空灵悠远。但在看似“出世”的清癯中又蕴含着诗人“入世”的使命感，他在《梦游洛中十首·其二》中说：“履道园池竹万竿，竹间池际笋斑谰。当时酒所夸文战，今日谁登上将坛。”这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需要诗人用竹子般高尚的情操去维护，于是他在《和黄介夫忆竹》一诗中说：“丈夫感气义，岂肯类市货。忆竹夙有尚，直节无染涴。勉哉困益坚，持之以为贺。”阅毕诗篇，不难感受到诗中的那股凛然正气。

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中，一直都有植树护树的描写，不仅反映了古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也是为官要旨的缩影。中国历代都重视植树，西周设“虞人”掌理山泽苑囿；管仲相齐，其牧民之策为“一年之计莫如种谷、十年之计莫如种树”；《诗经·甘棠》说“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可见，古人从植树中悟出了为官要旨，为官之道，在于亲民、为民、利民。

白居易任中州刺史，看到山谷荒芜不由感慨：“巴俗不爱花，竞春人不来”。于是易装亲自与民一起种花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有购花者，不限桃李梅。”在他的倡导下，短短几年穷山秃岭焕新貌；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令军队在河西走廊的六百多里沿途种柳二十六万株，人称“左公柳”，清人杨昌溪曾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而蔡襄知福州，下令所属十二县，在路旁空地遍栽松柏。从福州大义渡口至漳、泉的七百里路大道两侧，遍栽松树，荫庇道路。人民作歌称颂曰：“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清代郑板桥有诗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不管是白居易、左宗棠还是蔡襄，都能关心百姓疾苦，为民办实事做好事，关心生态保护，提高生态质量，并能利用生态造福百姓。“一枝一叶”不管是寓意还是真实的植树造林，都是良官善治的体现。

中国古代奉行小农政策，但亦有一些经济作物，作为民生的必要补充。漆、桑、麻、棉、竹等，都是影响古代中国文明进程的重要作物。

因为有了茶树，才有了制茶工艺，才有了饮茶习惯，有了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到了宋代，茶叶已经成为一大经济作物，它所带动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商业市场。蔡襄主持制作北苑贡茶“小龙团”，所著《茶录》总结了古代制茶、品茶的经验，把福建茶首次成功推销出去，偏远落后的福建从此有了一颗重要的经济支柱。

蔡襄书法《荔枝谱》

闽都每年盛夏荔熟，以一尝古荔的风味为乐。“荔枝干”不仅列为贡品，而且还供外贸出口。他在《荔枝谱》中载：“制成干果以后，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西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故商人贩益广，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可见当时闽地的荔枝，在外贸出口中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荔枝贸易改变长期以来茶叶在福建经济作物市场中单一的局面，开辟了多元的经济发展道路，为发展福建的水果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荔枝谱》体现了蔡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字里行间体现着浓烈的爱乡情怀。在《荔枝谱》第六篇中，他介绍了自己发明的“晒煎”加工法后，又写道：“其费荔枝减常岁十之后六七。然修贡者皆取于民，后之主吏，利其多取以责赂，晒煎之法不行矣。”意即以此法有利于民，但对贪官污吏不利，因而不能推行，这种刚正不阿、针砭时弊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总之，作为一名文人、学者和官员，蔡襄的一生和绿色植物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关系深刻得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在具体的性情、爱好、书法、人际关系和仕途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痕迹。作为一名历史人物，他的声名流传千古享誉后世。作为一名绿植爱好者、开创者和践行者，蔡襄千年前的实践，或许也值得今人借鉴。

（本专题图片来自李翔、陈碧钗及本报资料库。）

编辑｜关淋 编审｜林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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