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骏八字(宫崎骏八字命理)

袁凌：墨菲定律

在与一苇和母亲可凡的关系当中，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心理师、父亲的老同学、叔叔、朋友，还是她叫的哥哥，或别的。

和很多早期的同行一样，我也是半路出家的。从鹤岗辞掉厂部宣传科的工作来到北京之后，我还做了不少年头跟煤有瓜葛的生意，譬如劳保用品、小型机械啥的，都是跟人合伙，拿小头。后来煤矿关的越来越多，慢慢地终究做不下去了，以前赚的些许都赔了进去，一直没在北京扎下根来，家庭也破裂了。有一段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晚上睡不着觉，从单人床上起身成了登长白山一样的事。有一次这样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之后，身体轻飘得像张纸，肚子却咕咕雷鸣起来，我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病急乱投医去看了两次心理医生，当时还是个新鲜东西，觉得效果也不是很大。后来忽然想到，现在心理出问题的人多，这倒是个有前途的行当。好在大学学的是中文，又爱看些心理小说，转起方向来倒不算是太匪夷所思。那时候国家还有二级心理师考试，我用两年考了个证书，在北京三环之外租了个稍微大点的房间兼作住处和工作室，就算转行开张了。

十多年下来，我没能靠这行在北京买房子扎根，只是挣一口饭吃。心理学的理论一直在变，女客户是大多数，往往喜欢挑女心理师，还兴起能量疗愈的一派，桌上摆个水晶球，一手覆在球上，随便打量几眼客户，就算是接通了能量场，看透了来人的前世今生。这总让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跳大神。

我像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常常感觉过气了半截。近两年，我从事务所里出来单干，除了坐等客人上门咨询，我也学习别人建了一个微信群读书会，通过带领人一起读某一本书，一面收点会费，一面培养粉丝。一苇妈妈加入那段时间，我们在读的是《墨菲定律》。

起先我没在意可凡的加入，她是群里两个鹤岗老乡拉进来的。不怎么发言，只是静静地潜水。直到半年多以后，到了要交下一季会费的时候，我逐个清点群里的成员，到了她的名字，默默打算将本来不算长的名单划去一格了。没料到可凡不但续了费，还提出找我做一次心理咨询。

因为是第一次，我估摸着报了一个不高不低的价位，约好在我的住处兼工作室见面。这时因为北京的房租涨价，我已经又往外迁了两环，到天通苑二区地铁步行十来分钟的地方租房了。顾客下了地铁，走到稍微不耐烦的时候，也就到了。

可凡出现的时候我有些吃惊，看上去像在哪里见过。她面容白皙但是皱纹偏多，约略看得出年轻时的清秀，个子不低，穿一件浅色外套，里面是恒源祥羊毛衫。头发看得出用心捯饬过，却被北京无处不在的风吹乱了，马尾上还落了一粒杨絮，远看像是鸡毛。我看着她心想，也许我们在鹤岗的公交站牌下一起等过车，或者共同在一个菜摊前停留，仅此而已。但当初她的面容一定是有些出挑，给我留下了印象。

咨询进行得有些费事。她叙述起来语无伦次，总是陷在自己的某个思路里，看不到同一件事情可以作完全别样的解释，每当这时候，我面前总像并非一个人，而是一只落網的飞虫，或者动物园铁笼中兜圈子的熊。我自己的心情也变得郁闷起来，因为在客人身上看到了自己。身为咨询师又不能太干预，只能顺着她说下去，实在不行的时候才表现得不经意地提醒一下，这主要是为了时间。两小时的咨询收费九百块，虽然我的时间并非如此紧缺，却也不能随意延长。

她叙述的线索在眼下和过往之间缠绕，好久之后我总算理出了一点头绪。她早年在鹤岗结过一次婚，生下了女儿，没几年就由于男方的大男子主义和养小三离婚了。以后她带着女儿过，没有再成家，甚至没有再找过男人。女儿考上大学后，她跟着亲戚来到北京，做医疗销售代表和物业管理之类的工作，把女儿一苇送去了日本留学。女儿半年前从日本回来，和她的关系出现了很大问题，像是变了一个人。

听她说着以往的经历，我又产生了某种熟悉感。似乎她生活中的哪个线头，和我已经在那个小城抛离多年的记忆某处是连缀在一起的。她是从小城考到沈阳去的大学生，在那一代人里面属于拔尖的，毕业后分配回到鹤岗，和当地铁矿上的一个人结婚。夫妻俩一起下海做生意，发了家，由于丈夫用度上的毫无节制，后来又破产了，欠下了很多债务。也许是因为在东北有太多这样的情节，一遍遍地上演，没有谁是纯粹置身事外的看客。

丈夫早已不再联络，她现在最头疼的是女儿的事情。女儿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乖巧听话的别家孩子，也顺利地考上了省城一座不错的大学。去日本留学期间，母女定期联系，也没有特别表现出什么异样。回国之后，一苇却表现得事事忤逆，从找工作到交男友、日常生活习惯，你叫她往东，她一定往西。找关系让她去面试，她故意穿成吊儿郎当的装束，用开玩笑的语气回答问题，把面试搞砸了，回来还显得很开心，像是很有面子一样。进了一家外贸公司，没两个月就出来了，说是不想在日本人的公司干。自己说要找别的工作，却又不见下文。外出时候不打招呼，问她见什么朋友不回答，好的坏的一概不知。

在家的时候，习惯把房间门关起来，一整天不出门刷手机，只有吃饭的时候会打照面。偶尔进去一看，乱得不像个女孩子的房间了，还有一种昏昏沉沉的气味，一点不像是年轻人该有的朝气。多问她两句，就吵起来。可凡说，她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说到这里，她似乎会像很多女人一样流泪，准备去拎包里掏餐巾纸了，但终究没有流出泪来，只是眼圈红了。看起来她终究是个要强的女人。

我只能按通常的理论作一些解释，知道对她的问题其实是隔靴搔痒。我提醒可凡注意一苇从小经历了父母离婚，在单亲家庭长大这一事实，这类孩子的心理相比完整家庭的孩子，不论如何都有更敏感的地方。作为母亲，需要和女儿加强沟通，多从一苇的角度想一想，毕竟她已经成年了。

可凡起身收拾拎包，一边礼貌地点点头，我不知道对我的话她听进去了多少，不过看上去她到底放松了一些，还转脸打量了我一眼。这张脸我到底在哪里见过呢？正打算送可凡出门的时候，她停下来问我，你是不是周北方的同学？我有些意外地回答是的。她点点头说，周北方是我的前夫。

她这么一说，我脑子里那些散落的线条算是搭上了。周北方确实是我的同学，但他比我大上四五岁，高中时留级和我到了一个班里。他没有考上大学，复读了一年没有改观，顶班进了矿务局下属的机械厂。他是那种外形轮廓很扎眼的男生，因为大了几岁，在班级也很有大哥范儿，虽然不受老师重视，却总有几个小弟跟随左右，那时候就经常下馆子吹扎啤。他下海之后，喝酒成就了他的生意，曾经显赫一时，在同学圈中召集每年度的饭局，饭局上他的酒量永远首屈一指，比我们这几个上了大学进单位拿死工资，喝不敢喝赌不敢赌的人要潇洒得多。并且他还找了一位女大学生做老婆，照片上可凡的容貌更是引人羡慕。

但喝酒和最终也毁了他，听说他落到妻离子散还坐了几年牢，坐牢期间结了婚的小三也离开了。最近几年他再度出现在同学微信群里，开头说是再度创业成功，不时显摆几张坐宝马赴酒局的照片。后来却开始找同学借钱，不过到现在并未借到我头上，大约他也觉得干个心理咨询什么的实在没有多大油水，不过我还是有几分终究会被他点名的忐忑。

我没有见过可凡，仅仅是看到过周北方手机里展示给大家的照片。但可凡说，她早就从一个老乡处知道我是周北方的同学，这也是她愿意加入微信学习群，和眼下来找我咨询的原因。

我想告诉她，这种熟人间的心理咨询其实是不合适的，因为咨询师会有代入感，又牵涉到很多隐私。不过我和周北方上学期间并不亲密，除了同学圈也没有更深的交集，长年北漂，这方面的忌讳也就少了一些。倒是有点担心，我这间一半像是住处的工作室给她留下了什么印象。

以后我们偶尔在微信上聊几句天，没太提到过去在鹤岗的事，她会就课程学习里的一些疑点单独问我。有几个群友也习惯像她这样，后来他们商量之后提出建议，在线上的读书讨论之外，再搞一个定期线下聚会，当面交流，参与者另外缴纳一笔会费。可凡也参与了，虽然我知道她在物业的工资并不算高。

因为我的住处太过偏远，大家约定在雍和宫附近的一家星巴克定时聚会，那里平时人多，周末的上座率不高，我们的讨论不大会干扰到别人。聚会时大家各点自己的饮料，轮流帮我点一份，阅读的书目仍然是從《墨菲定律》开头，渐渐地大家习惯了坐下来先聊一下家常，再开始读书。可凡往往是来得最早的一个，在角落里占好位置，就着有些昏黄的灯光读膝盖上摊开的书，偶尔会让我想起她的老大学生身份。

像加入线上读书会的经过一样，可凡一开始仍然是最沉默的一个，似乎她额外交了钱的目的只是来这里点杯饮料坐下，当面倾听大家讲话。后来在拉家常之中她也渐渐会说上两句，但仍旧显得矜持。聚会结束后各自回家，多数人是走到雍和宫站分头搭地铁，我搭五号线回天通苑，可凡和另两个人是转二号线，她的住处在上地附近，需要到西直门再转乘十三号线。

有一天在二号线地铁站台上，可凡提出跟我一起去搭五号线，到立水桥再转乘十三号线。我觉得她这样比较绕，但没有说出来，一起上了晚上十点过了仍然显得拥挤的五号线地铁。

地铁上没有座位，我们站在过了惠新西街南口不再开启的车门一边。地铁过了惠新西街北口，开始钻出地面的时候，她背靠着车门问我，如何能让自己想到前夫时不再愤怒？

她说，自己现在看到女儿的一举一动，都会想到前夫，忍不住想骂人、吵架。一苇现在越来越像爸爸了，有时候她都觉得女儿是故意的，为了气她。

车窗外北京的灯火点缀在黑暗的背景中，在可凡身后时而闪过，不足以照亮奥森公园到西山一带大片的黑暗。黑暗中浮现出了我的那位高中同窗的脸。在班上他一直是中心，而我只是个小不点儿，甚至可以说受到过他的欺负，当然对他来说可能是不经意的，就像人会不经意地伸手去按一下树皮上的一只昆虫。后来听说他的没落，心里也会像风吹的水面，掠过一点轻微的皱纹。

这样的联想其实是不专业的。确实我和可凡在这时并不是在进行心理咨询，像是两个老友在聊天，她也没有因此付费，但她毕竟是我的忠实客户。我把心思收回来，问道，一苇和她爸感情好吗？

不好。小时候他也还算疼她，但没多久就闹离婚，他很少回家来，都是我抚养她。再后来，一苇不愿意见她爸，现在更是不愿意人提到她爸。

那你就不能说她像她爸了。你不能在她身上找她爸的影子，对她的伤害会很大。

但她行为举止就是像她爸。邋遢没个边儿，睡早床，到了快吃午饭时还不起床。屋里一股气味。说话特别难听，要不不理你，当你在屋顶下不存在。作息颠倒，半夜刷手机，有时候还跟人出去，很晚才回来，身上一股酒气，说是朋友，不知道是哪来的朋友。越看越像她爸。小时候她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想告诉她，这是心理学上的投射机制，你是把对于丈夫的怨念投射到了女儿身上，这样你会怎么看她怎么像她爸。但说得这样直接并不合适。我只是告诉可凡，人的心理是互动的，共同推动一件事情向前发展，你越看越像，她就会真的越来越像;你看着不像了，她可能就会越来越不像。这是我们正在学的墨菲定律。

可凡认真地听着，没有回答。灯火和黑暗依旧交替在她的面容背后闪过。

车上变得空了一些，但我们都没有坐下来。可凡换了个话头说，她觉得一苇大学学的是外语，又到日本留过学，最合适的就是到外贸公司，可是她就是不愿意，宁肯去找那些不靠谱的什么文化创业公司。她还是觉得，女儿在日本遇到了什么事。

车到立水桥的时候，她忘了下车，我提醒了她一下，她才忽然回过神来。“谢谢你免费听我吐槽，下次再见啊。”我说都是老乡没问题。她冲我微笑了一下，有些急促地跟在别人身后出了车门。

在天通苑下了地铁，正在过天桥的时候，我接到她的一条微信，说有机会的话，让一苇找你聊聊吧。我说可以，不过我估计她不大会愿意，现在她处于自我封闭期。

我沿着一区南边的街道走回家去，这条街道现在变得安静，前两年靠近地铁站排开了半条街的烤面筋、炒河粉和小螺蛳摊子都被清理掉了，再也没有那种闹哄哄的喧嚣，想到这件事情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遗憾。小区铁栅栏有一处铁条被人掰弯了，辟出一个可以进入的洞，比走到小区入口进去再绕回来要省一些路，我像别的赶时间的上班族一样钻进这个洞，越过绿植区走向自己租住的楼房。这几年绿植区栽了不少桑树，暗中闻到一种像是酒酢的气息，忽然想到是桑葚成熟了。我也曾不顾打过农药的警示摘下一捧来吃，享用一点酸酸甜甜的南方滋味，但今晚有些心不在焉。

可凡和她女儿一苇的事情，不知为何占据了我一部分的心理空间，我想到她和周北方那种难解难分的关系，想到可能会见面的一苇，我老同学的女儿。我感到某种好奇，这超出了一个咨询师应该有的心理活动。

一苇申请加我的微信，看她的昵称是“胡不归”，加上以后她問我，知道这三个字的意思吗？我说知道。式微式微胡不归，混得不好干吗不回去。一苇看似对我的解释很满意，哈哈笑起来。交谈变得意外的轻松，我们约定在天通苑华联广场一家咖啡馆见面。

这里离我的住处不算很远，我偶尔会来吃一顿快餐，再骑上二十分钟共享单车回家。那天我扫了一辆小黄车骑到华联广场，外面新开张了一个露天儿童乐园，一些家长正在带领小孩子玩西瓜大作战，旁边矗立的网兜城堡上也有不少孩子在攀上爬下。看来天通苑除了晚上过夜的人多，周末的白天也在逐渐热闹起来了。这意味着很多北漂一族有了下一代。

忽然想到分手了多年的她，如今她大约也漂泊在这座过于广大的城市里，在北京拥有自己一套房子的愿望，大约实现了吧。我不是那个适合帮助她实现愿望的人，更谈不上和她繁衍下一代。她的孩子如今是不是也过了西瓜大作战的年纪，在哪座网兜城堡上爬上爬下呢？

走进Costa，一苇已经坐在那里，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很不相同。她的头发焗过油，不过褪掉了一些，颜色正好达不到鲜亮得反常的程度，又有几分亮眼。一身水红色的穿着显得时髦，深V敞口的衣领露出一抹，显得有一点过于性感，和她单薄的身板及年龄不大匹配，也引来咖啡馆里旁人的目光。她的脸上有一点微笑又捉摸不透的神情，近于某种媚态，却又像是很天真，让人把握不出她的心思。

她的饮料已经点过，我另外再给她点了一杯草莓奶昔，试着跟她聊起来，话题闪闪烁烁，不大敢去触碰有关父亲和日本的话题。她倒似乎经过审视，对我落落大方了起来，渐渐说到在鹤岗的一些往事。那个除了冬天的白和其他季节的黑以外几乎没有其他颜色的城市，她没有任何怀旧之情，小时候只记得家境不错，比起周围的人来都要好一些。后来有一天父母突然开始吵架，她脑子里面的第一个印象是父母站在客厅大茶几的两头，因为父亲经常带朋友来家里吞云吐雾小菜下酒，茶几做得特别的大，水晶的烟灰缸里总是摁满了烟蒂，那天烟灰缸不知怎么到了父亲手里，朝另一头的母亲挥舞着，随时会扔出去，一些积存的烟灰随风飘落到了坐在沙发上的一苇眼睛里。

一苇揉着眼睛却不敢哭，父亲口里吐出一连串骂娘的言辞，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茶几另一头的母亲只是冷冷地盯着他，声音不高不低地回上两句，却对父亲具有极大的杀伤力，让父亲更加暴跳如雷，最终却又彻底泄气，冲出家门一走了之。一苇的眼睛这时已经被烟灰扎得流了好多泪水，却不敢真正地哭，怕哭泣惹得母亲更不高兴。她明白在这场剧烈的冲突中，尽管父亲的声音更高，动作更吓人，得胜的却是母亲，父亲实际上一败涂地。一苇除了跟随母亲进退，没有任何办法。

后来一苇听母亲说父亲找了小三，跟着就是离婚。离婚之后，有段时间父亲给生活费，后来说没钱给了，但还偶尔打电话过来，要一苇去他那里玩，“直到妈妈让我去跟爸爸要房子”。

妈妈怎么会让你去要房子？

是啊，那次让我很恨她。一苇画过的眼角有点上挑起来说。

九岁那年一苇放暑假，爸爸让她过去玩一天。临走前妈妈特意嘱咐，爸爸现在不按时给生活费了，他住的房子当初说好是给你的，只是让他一时借住在那里。现在他跟那个女人结了婚，生了孩子，还住那房子，将来这房子就归了别人了。我打电话他总是不接，你去跟他开口要房子，这房子是你的。

到了父亲家里，并没有见到母亲口中那个小三女人。父亲陪着她出门去买蛋挞和棉花糖，去了天水湖公园划船，在大黄鸭船上她提了房子的事。

在划船的父亲脸色立刻就变了，一苇开始担心他会把她扔下水去，父亲只是沉默地把船划到了岸边，当天的游玩就此结束，父亲没有留她吃晚饭就送她上了公交。到家之后母亲问一苇有没有对父亲提房子的事，一苇说提了，但没说船上的事。

以后一苇常常想起父亲脸上像是瞬间戴上了面具的表情，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一苇大体上就明白了，几年间再没去过父亲家。到北京之后，听说父亲试图再次创业，因为罪坐牢了，到了十七岁那年，父亲从牢里出来了，母亲打听到那套房子没有被法院没收拍卖，又让一苇主动跟爸爸联系，“顺带提一下房子的事情”。

正在吃饭的一苇感到愤怒，把饭碗一摔，忽然间就跟妈妈吵起来了。

妈妈的脾气很暴烈。小时候她的要求很严格，如果有什么方面达不到，她会很严厉地责骂，有时候还会动手。和父亲吵了架之后，她的脾气会变得很差。离婚之后，她的脾气更糟了，一苇根本不敢有一点违背，这次不知怎么就爆发出来，连可凡也一时愣住了。

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没办好，为什么要指使我？那个房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想要你自己去要，不要拿我当枪使！一苇一口气对母亲喊出了这些话，自己都被自己的勇气吓住了。她浑身颤抖起来，脸颊不由自主地收紧，等待着母亲暴怒的耳光落上来。

意外的是那次可凡并没有动手打人，只是冲女儿嚷嚷，这本来就是你的房子，你看我们现在还是租房住，没个自己的地方。一苇说我一点儿都不想要什么房子。争吵含含糊糊地过去了，可凡没再对女儿提起这件事，一苇也没有跟父亲联系过。可凡并没有忘记那套已经变成了白菜价的房子，在穿过半个北京的五号线地铁上，她曾经两次对我提起来，只是没有说到过让女儿去索要的事情。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那套房子里，她曾经是真正的女主人。

这套鹤岗的房子对于一苇毫无意义，里面没有留下跟一苇有关的东西，除了一个铁臂阿童木玩偶，日本货，胸口会发光会呜呜叫，是爸爸有次去日本给一苇带回来的，这也是爸爸唯一的一次给一苇买玩具。这个阿童木一苇还玩了两年，直到和妈妈一起离开那套房子，一苇手里拿上了它，被妈妈夺下去扔在沙发上，说这是你爸爸买的，我们不要。出门的时候一苇最后看了屋里一眼，只见那个玩掉了漆的阿童木孤零零躺在沙发上。

一苇觉得哪里也不是自己的家。不管是有一套据说是登记在自己名字下的房子的鹤岗，还是和母亲多年租房住的北京，甚至中国，一苇都没有什么感觉。大学毕业之前，她根本不想在东北找工作，连北京也没兴趣，只想走得越远越好。

上中学时，一苇的学习很出色，在这方面没有违反母亲的要求，尽管经常会由于玩手机或者偷懒受到批评。她顺利地通过了高考，比可凡的母校要高出一档。在大学里，一苇成绩不错，和同学们的关系也还算好。母亲满足了她去日本留学的愿望，到了日本之后，看起来日子也还顺心。但是回国后一切都变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聊天的后半段，我委婉地提出这个疑问，尽量避免让她感觉是母亲让我来问的。一苇却很坦然地回答了，说是毕业前不久被过。

当时她并没打算回国，想要在日本找机会实习，留下来。有一次去一个株式会社应聘，在一个特别偏远的工业区，会社在一幢近乎半废弃的大楼里，走进去时空无一人。她有些害怕，但还是坐电梯到了四楼，敲开了那家会社的门，里面只坐着一个相貌猥琐的男子，看起来像是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他假模假式地询问了一苇几句，很快就跟那些片里的情节一样，离开了桌子开始对一苇动手动脚，撕开了一苇的衣服和裙子。

一苇的力气很小，脑子里近乎一片空白，但和片里那些实习生的场面不同的是，这个猥琐的男人阳痿，没能真的一苇，但他的手指伸进一苇乱捅了一阵，一苇觉得特别疼痛，大喊大叫使劲挣扎。后来他可能觉得害怕和无趣了，放开了一苇，一苇赶紧逃出了办公室，不敢等电梯，一路从楼梯跌跌撞撞逃下去，离开了那个工业区。这件事发生之后，一苇就不打算留在日本了。

母亲旁敲侧击问过她好几回，最近两次甚至是逼问，一苇都没有回答。除了在日本时的舍友和个别朋友，我是知道这事的第三个人。还好身体没有留下后遗症，但她做过好多次还原这个场景的噩梦，这也是她一到日本那种株式会社里上班就受不了的原因。在那之前，她在日本还遭遇过尾随。就是那种电视上演的痴汉，头发乱糟糟的，穿花格子衬衣，等在她下课的地方，一路尾随她到住处外边，她吓得两腿都在抖，当时她住的地方在一片墓地前面，比较偏僻，事后赶紧搬了家。

但是现在，她又想再次回日本去，感觉自己还是挺喜欢那里的。但是可凡说了，不可能再供她回日本，家里根本没有这笔钱。

可凡跟我说过，回国以来女儿没挣钱，除了吃住在家里，还额外花了她两万块钱，她自己从物业公司离职，还要租房，已经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了。

假如在国内，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想找文化艺术方面的。一苇说。她不喜欢做生意那些事情，很枯燥。在日本，她喜欢那里的文化气息，自己也喜欢写点小文章，还画过一段速写，只是没坚持下去。回国之后，也没有那样自然的风光了。这段时间她认识了一些文化产业方面的朋友，她打算去试一试，如果能上班挣钱，就可以从家里搬出去，她实在不愿意和可凡待在一块儿了。

聊天结束后，我送她上了滴滴快车，自己去坐地铁。她问你刚才也是坐地铁来的啊。我说，是的，习惯了公共交通，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一苇轻笑了一下。

我跟你说的那件事，是信任你，你一定不要告诉可凡。

钻进车门的时候，她回过头来对我说。

一定。我说。

冬天过去，咖啡馆的大楼外边添了两个花坛和一些游乐设施，其中有两个坐上去能转得像带木格的地球仪一样的装置，常常有孩子玩耍。那天可凡早到了一会儿，坐在椅子上晒太阳，我看到她的时候，她在像那些小孩子一样轻轻转动“地球仪”，看到我连忙停下来。我也去坐了一下，我把一苇想要找到工作搬出去的想法告诉了可凡，说这是好事。住在同一个屋顶下，你们的距离太近了，只有彼此，会在对方身上挑毛病，又相互摆脱不了。这在心理学上叫作依赖共生。可凡没说什么。

后来她问我，在日本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明白告诉她，只是说一苇不愿意去日本人的公司，就不要强迫了。至于一苇往文化艺术方面发展的想法，可凡觉得很靠不住。

我有同样的感觉，但还是劝说可凡让她自己去试一下，不能代替女儿做主，不要总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我们读的墨菲定律不是说了么，你总觉得会发生一件坏事，那坏事就会发生。反过来讲也一样。”

可凡不置可否。但她看起来有点高兴地告诉我，她已经尽力不再在一苇身上找她爸爸的影子了，看到她有什么缺点，“我就想到你提醒我的，她是她，她爸是她爸，各归各。”她还说，想到一苇她爸的时候，自己也尽力做到不怨恨，心里不再有这个人就完事了。“恨他，说明还在乎他。他这样的人，不值得我在乎。”她微微笑起来说，轻轻地转动了一下我们身处其中的地球仪。

这次聚会上，有两个一起读书的群友说想考消防工程师证书，国家强制推广消防认证，这个行业收入不低旱涝保收，考过了证书的话，只需要挂在企业名下，并不需要日常去上班，时间自由。只是通过率很低，只有百分之五左右。他们都是半自由状态的职业，打算一起去报培训班，可凡听了也有意，只是害怕自己记忆力不行了。旁边的年轻人青云鼓励她说，你年轻时就是大学生，有功底，考起来一定不会很难。青云在一家教育创业公司做培训招生，人很开朗，听说公司势头不错。过后可凡在微信上跟我说，她想劝说一苇也来参加读书会，和我还有青云他们都交流一下。

过了一段一苇真的来了，和青云挨坐着，青云的样子看上去很落魄。原来培训学校在化学实验课上出了一次事故，一位学生被爆燃的氢氧化钠严重烧伤，鉴定为三级残疾，学校赔了几百万元，生源也大幅流失，被迫關闭了，青云的经济陷入窘迫，聚会时点不起饮料，只能喝水，一苇替他点了一杯。

读书会前半段的气氛还可以。那天阅读的内容是“习得性无助”一节，讲了两个故事：一只锁在笼中的狗因为一再被电击到抽搐，当笼门终于打开时也忘记了逃跑，只是无助地躺在地上呻吟;一个叫米契尔的人两次遭遇空难，浑身烧伤下身瘫痪，依旧百折不挠获得了成功。一苇没有拿书，青云和她合看一本，跟着大家一段段阅读和讨论书本内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听人讲时也还耐心，没有心不在焉或者忽然会爆发的感觉。到了后来我问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时候，一苇指着这一节的副标题“没有绝望的环境，只有绝望的心态”说：

“真是这样吗？如果狗笼子就是永远不会开，或者米契尔不只是下身瘫痪，脑子也摔坏了呢？或者当场挂了，死得特别难看？我不大理解心理学的意义是什么，如果生命说到底就是没有意义的，大家的结局都是走向死亡，所谓调整心态不就是自欺欺人吗？”

这么大的问题，让气氛一时陷入沉默，我能感觉到大家在看着我。我尝试着解释说：“我们用不着一下子走那么远，就像一个人迈步不会立刻就到达地平线。”

“你怎么知道地平线那边一定有什么，也许就是什么都没有呢？小时候你看太阳，不是以为它就落在房子或者山顶后边，等你到了那边去看，又在更远的地方吗？”一苇说。

“对呀，总在更远的地方，所以才有希望。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放弃了，就看不到太阳一直在更远的地方照耀，并没有真正落下了。”

“可我并没感觉阳光照在我的身上，我总是赶不上趟，待在黑暗的这一边。”一苇说，“就算阳光照到了我，我可能也受不住，可能待在阴影里还好些。”

我又想起了没有力气起床那段时间的情形。我隐隐产生了一种怀疑，一苇可能是得了抑郁症。

过了一段，一苇的朋友圈出现了一些沉香制品的照片，譬如几个身穿中式服装，看起来是儒商模样的人坐在四合院内院熏香喝茶，配文——“别人眼里一寸黄金一寸香，我们就这样泡水喝”，其中也有一苇喝沉香水的自拍。试着在图片下评论，一苇口气愉快地回复了，原来她入职了一家沉香文化公司，地址就在雍和宫附近，做老板的助理。我告诉了可凡，她对于这个卖沉香的公司和一苇需要陪老板应酬感到不放心，仍旧希望我能帮她多了解一些。

我试着跟一苇说自己偶尔会去附近的国子监一带闲逛，到时顺路去她公司看看。她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去的那天，一苇来沉香公司附近的地铁口接我，给我和她自己各买了一杯奶茶。和第一次见面的扎眼不一样，她穿着一件有些早于节令，对她的身量来说显得过大的羽绒服，使她在衣服里显得更小，似乎比和我初次见面倒回去了两岁。

我们捧着奶茶走进沉香文化公司，里面其实是一家比较宽敞的店面，连带楼上的办公区。一苇说一半的门面在清违中拆除了。一楼的玻璃柜台和壁橱里陈列着大大小小的沉香制品，标价不菲，玻璃盒子上标明各种产地，从马来西亚到东帝汶，一苇说沉香是一种资源枯竭型产物，所以寸香寸金。当然这里也有便宜的，几十块一小截，拿回去当香熏那种，这似乎是店里唯一低端的东西了。两个店员安安静静站在那里，看上去有些无聊。虽然一切装修得考究，却没法改变生意清冷的事实。他们和一苇看起来也不熟，彼此没有搭什么话。

一苇说自从店面被拆掉了一半后，生意受影响很大。她本人应聘的职位是总经理助理，来之后跟老总出去谈生意应酬了两次，人家觉得她还是比较青涩，职责调整为编公号撰写文案。

一苇说她请了一会儿假，可以陪我出去转转。我们走到了对过的国子监街上，晚秋的树阴仍旧浓密，但发黄的槐叶正在飘落，地上已经铺了一小层。夕阳从身后将我们的影子也铺在地上，一苇的影子裹在那件过于宽大的羽绒服中，显得确实像个小孩。一苇说，她在这里并不是很愉快，待遇和当初谈的有落差，而且自从转为编公号之后，主管老是跟她过不去，似乎是穿小鞋。公号虽然标着传播沉香文化，实际还是卖沉香，有业绩压力。她虽然自己写过一些小文章，却完全不觉得在沉香这么个小众的题目上，自己能写出老板和主管要的爆款。

我只能劝她有这么个工作干着，锻炼文字能力。“将来你对沉香了解多了，也是一种资历。”一苇没有再说什么，转头去看街道两旁卖佛教文化用品的店面。她带我走进了其中一间，不时拿起柜台中的饰品和摆件浏览一下，说自己下班后喜欢到这里逛一趟。即使她并不经常下手买东西，那些店员对于她仍旧显得热情，似乎承认她是一个老练有眼光的顾客。在这里，一苇又显得成熟了一点。

眼下似乎是个时机，我问一苇到沉香公司的消息有没有告诉可心，她说没有。我径直说，她想让我问问你，近来为什么完全不跟她联系，朋友圈也把她屏蔽了。一苇刚才被店面灯光和鎏金佛像饰品反光涂抹的面容有些暗下来，不过看得出她没有生气。“因为她很烦，什么都想知道，又暴力。”她停了下接着说，“的事情已经被她知道了。强行逼我问出来的。”

原来那次我跟可凡说过不要勉强一苇去日企工作后，可凡感觉其中有隐情，回家后使劲追问一苇。开始是问，接着是哭，再后是逼，一苇一直不肯说，可凡就发飙了，摔砸东西，后来变得歇斯底里，拿菜刀架在自己脖子上吼：你今晚不说实话，我就抹了自己脖子！见一苇没有反应，她忽然把眼光转向一苇前一段在街上捡回来喂养的小猫，名字叫小布，因为室友过敏放在这边养。可凡抓住小猫把刀架在猫脖子上。你再不张口，我就先杀猫，再杀自己，都不活了，我他马的早就活够了！一苇看见小猫在明晃晃的刀口下瑟缩，吓得哭了，把日本的事情告诉了可凡。

“我们之间的事，她冲着小猫？她简直就是个疯子、懦夫、杀人犯。我再也不会跟她说话了！”一苇苍白的脸变得发红，似乎是那件过大的羽绒服让她感到热了。

我不知道怎么劝解好，害怕引起一苇的逆反心理。正好这时经过国子监的门面，我问一苇有没有进去看过，里面有历朝历代的状元碑。一苇说没有。我说可惜这会儿闭馆了。“都是文状元吗？有没有武状元？”走过去之后，一苇忽然问我。

我說，都有，文状元的地位通常比武状元高一些。

“为什么呢？”一苇问，“我想当武状元、当将军。”

我望着她。“我一直想当将军。”一苇说，“当不了岳飞，也要当花木兰、梁红玉。我一直觉得自己前世是个英雄，也许是杀气太重，今世投胎到我妈肚子里，落了这么副单薄的身子骨，连只小猫都保护不了。”

从国子监出来，我将一苇送回了公司，再次叮嘱她不要轻易离开，毕竟这里是个正式的公司，还缴纳三险。她似乎听进去了。

过了两个月，一苇忽然在微信上向我借五千块钱。

她还是从沉香公司辞职了，坚持要再回日本。留不成学就办签证过去打工，自己借钱交中介费，不想找可凡要。找朋友和同学借了一圈，还差五千块，想到了我。

我有点小小的意外，毕竟只是见过几次面，而且是咨询师和客户的关系。但又似乎不止于此，说起来我毕竟是她爸爸的老同学，见面时她一直喊我叔叔，在北京又是同样从鹤岗那个小地方出来的老乡。但加上这些，也不一定会使她开口。似乎还有一点什么，无法确定，却是她和我共同感到的。

想到这里，我有些不安起来。我和她们母女之间超过了普通的心理师和顾客的关系，从业务的角度来说，这并不合适。但我还是转账给了一苇。一苇只是轻轻回了句谢谢。再过了半个月，她在朋友圈晒出一张日本国的劳务签证，说是很快要走了。

我约她吃个饭送别一下。地点约在北土城附近，出了地铁五号线不远，地铁线对面延伸元代大都遗留下来的夯土城垣。和我们第一次见面相像，一苇再次穿得很单薄，只是一件深V领的纯白小毛衣，看去禁不住这个早春季节，有一种近乎可怜兮兮的性感，再次让我想起山里那些成精的小动物。

我特意点了一道日本豆腐。等菜上桌时，我问一苇为何一定要回日本去？“我不是喜欢那边的人。人对我来说不重要。”她敲着一根筷子轻轻地说，我心里起了小小的震动。在给顾客做咨询当中，我偶尔会听到人们轻轻地吐出一句话，却是无声的惊雷，譬如，“我觉得爸爸是我的，不是妈妈的”，“我希望她遇到车祸瘫痪在床，這样我就能一直照顾她”。一苇的这句话似乎还要严重一些。

“叔叔，你跟我父亲很熟吗？”吃饭当中一苇问。我踌躇于如何回答她，只好说，虽然算是老同学，关系并不熟，很多年没见过了。

一苇轻轻点了点头，说，我跟他也不熟，也很多年没见过了，我也很多年没有回过鹤岗。她拿起玻璃杯喝了一口开水，水汽从她手指和面容前面升起来，让她有了一丝恍惚的神情，杯身上留下了她的指纹。一时间我也有些恍然，似乎我们是在鹤岗那座老旧的小城里见面，那里的馆子都是东北菜，小鸡炖蘑菇或者大丰收，人们相互碰撞的啤酒杯上带着煤黑的指印，冬天玻璃窗上蒙着一层水汽，漆着太熟悉或者老百姓的字样。

也可能开了一两家老兵、芳华，或者蒙地卡罗字样的咖啡馆，大张玻璃上标着啤酒多少钱一扎的广告，画着倾倒的大啤酒杯子图案，生意清淡，桌椅蒙尘。这么多年过去，整个小城没有变得更漂亮，像一苇的爸爸这样的人还留在小城里，指望着在燃煤剩下的灰堆里继续翻找一点过去的反光。年轻人早都走光了，连在别处金贵的房子也没有人要，一幢幢地空着，反射着唯一不缺乏的淡薄阳光。前不久我看到了网上鼓动按揭不起房子的北漂花白菜价去鹤岗圆梦的消息，只想苦笑，反正我这个老家在那里的人，不会去作这样的打算。

饭后我们在元大都遗留的土垣之下散步，土垣之下桃花零星开放，遮不住干结了一冬的生荒地土。一苇走在我旁边，身形弱小，像是宫崎骏笔下借物的小人阿莉埃蒂，显得有些透明，一阵略为强劲的风吹来，不仅她的单薄小毛衣禁不住，似乎还要将她带走，并不觉得性感，倒是有些可怜。我不知道她再次去日本会遇到什么，又能回避什么，就像那个借物的小人儿，人类孩子的稍微一个闪失，就使她没法在原来的地方生存下去。一苇自己却不承认穿薄了，她显得很有兴味，似乎愿意这样多走一段路程。

已经在路旁道过别，走出两步，她回过来要拥抱一下。拥抱的时候，更觉得她身形的弱小，不便真切去感受。松开后她看着我说，“哥哥，你在北京要好好的。”

一苇突然改换称呼，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看着她坐进出租车，向我挥手而去。我向着地铁站走，心里忽然有一种悲哀，刚才拥抱的一丝温暖感觉，似乎残余在我的胸前，被北方的风吹散。只是这么隐约的一丝，我已很多年没有得到，得到了又转瞬消逝。下一次见面不知在何时，我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以后我离开了一段北京，到外地参加一个心理师督导班，算是充一下电，前段时间感到特别疲倦。回去以后可凡约我见一面，在龙德广场的Costa，我可以搭一趟公交过去。

见面时感觉可凡老了一截，头发的花白已经遮掩不住，不由得想到从第一次线下聚会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在北京，或许由于地方太大，到哪里都需要太多时间，时间的流逝是不知不觉的。季节已经入夏，广场里这一角的冷气开得不足，我们坐在门外吹自然风聊着。可凡说，一苇回日本失败了。

一苇委托的中介是黑的，可凡怀疑她是在百度里随意搜来的。可凡去网上查了这家地址在沈阳的公司，发现它是借助另一个单位的壳，自己并无资质。后来工作签证果然没有办成，一苇却已经交了两万五千块钱，都是她自己借的。

可凡打电话去催要，用了各种办法包括找当地的关系人脉，包括联系媒体曝光，最后只退回来两万块钱，白白损失了五千。一苇要那两万块去还账，可凡问她借钱的来源，说是前单位的同事和朋友。另外短缺的五千块钱，问她是借谁的，一苇不说。

“我想来想去，她该不会找你借钱吧？那样我可一定得赶快还你。”我说没有。

退款转过去之后，一苇拉黑了母亲的微信。前两天解封了，可凡试探着发了一条小猫的消息，没想到回过来的却是劈头盖脸的痛骂，当时可凡完全蒙住了。以前母女虽然闹僵，很久不说话或者争吵，却没有过这样的斥骂，她平生没有被人这样辱骂过。这也是她觉得必须见个人聊聊的原因，想来想去只有我。

可凡把手机递给我，让我看一苇那天晚上发给她的微信语音，密麻麻地有六七十条，都是控诉的语气，到后来羼杂着污言秽语，有些地方不堪入目。我不想一条条地点开那些语音，听到那种尖厉变形的声音，听上去不像我认识的一苇，不是那个借物的小人，倒是另一类动画中复仇的二次元角色。似乎她把积累了二十多年的怨恨，统统凝聚成对生母的致命一击，不计后果。做心理咨询这行以来，我了解很多极端的行为，包括一个少年怀揣刀具准备去捅人报复社会，却没有见过针对亲生母亲这种不堪入目的诟骂。

短信里提到了九岁时让她去向生父索要房子的事情，这件事情给一苇的伤害比看起来的大得多。还有可凡每次想到前夫，就拿一苇来撒气，用她经济上的优势来压服一苇，而她毫无反抗能力，只能屈服。再有是可凡逼问一苇在日本的事件，当时可凡威胁女儿要杀死小猫再自杀，“你是个懦夫、刽子手，不能叫作一个合格的母亲，甚至都不能称为一个人”，末后的一条文字信息说。我想到在十三号线地铁上，可凡提到一苇越来越像她爸爸时脸上的表情，想到她们从鹤岗到北京相依为命的租居岁月，活在彼此的晕轮效应里，已经看不到彼此的其他方面。

可凡说，她现在不想把心全放在一苇身上，消防工程师的科目进展缓慢，上次只考过了一门，却看到新的政府通知，强制的消防认证改为自愿了，这个后半生打算就这样落了空。“有时我也想找个男人，可是真的又不想凑合。”这么多年下来，她没有遇见过多么动心的人，偶尔有的一点暧昧也被她自己打消了，毕竟到了这个年龄，对方大都是有家室的人，她生性不习惯随便。“咬牙坚持下来，却成了这个样子。想想是不是自己太清高了？”

末了她请我有空时去她那里看看，做顿饭给我吃。自从一苇离家之后，她就很少和人一起吃饭，也没有什么朋友去过。

我搭上久违的十三号线，往西北绕了一个大弯子，在可凡往常下车的上地站下了车，扫了一辆哈罗单车骑往可凡说的小区。我迟到了四十分钟，因为这天有个结婚不久的女人来工作室咨询，说好的时间为一个小时，到了钟点却剎不住车。她历数老公从前谈过的恋爱和嫖过的娼，不管是好的坏的，都让她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无法自拔，老公有些大嘴巴，她自己又无法控制地到处去寻找蛛丝马迹。咨询当中她一直在控诉，我几乎插不进话，后来不停地抽泣，到了两个多小时才得以结束，我也不好多收她的钱。这样的咨询到了后来，心理师起不了什么实际的作用，就是充当一个树洞而已。树洞当久了，里面积存的垃圾太多，自己就撑不住了，要找个地方倒掉，却很难有地方，因此我定期会参加课程接受督导，虽然收费不低。

骑自行车让我的头脑清醒了一点，到了红庄，这是一座老式家属楼小区，和北京的很多这类住宅一样平淡无奇，可凡住的是一套常见的二居室，房间干净得有些空荡，没有多少家具，一苇的房间显得更空，衣物大都带走了，剩下几本书，算不上留下了多少往昔的痕迹。可凡的房间里有两本我推荐的心理学书籍，新的一本没有开封。旁边还有一摞消防工程师考证的教材。

猫咪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可凡说它特别胆小，怕见生人，最近做了绝育手术，更是一腔幽怨，钻进一个纸箱子躲了两天，连她伸手去搂也被挠伤。

找了半天，窗台纸盒的缝隙里，我总算看到了这只叫作小布的猫，露着警惕人的神情，发出微弱的呜咽，皮毛下面某处还带着伤口。感觉到人的窥察，它用力地更往缝隙深处缩，并且伸出爪子来防卫，显示着它是多么需要又防备着人，脖子上的伊丽莎白圈卡住了它，无法藏得更深。

可凡张罗的饭菜很丰盛，下厨房忙了半天，我们只吃了一小半她显得有些失望。吃饭当中可凡提到一件事，那次一苇唯一一次去聚会查经后，和青云吃了一顿火锅。去之前可凡特意嘱咐一苇，青云的经济状况不好，不要让他掏钱，特意给了一苇三百块钱，回来后可凡问一苇花了多少钱？一苇说三百多块，除了给她的另外还加了几十块。可凡觉得有些贵了，说了一苇一句，后来又在网上随便跟青云提过一句，说两个都是没有稳定收入的人，随后就被青云拉黑了。“我并没有怪青云的意思，要是你跟他还有联系，方便的时候帮我说一句。”我在手机上翻了一下，并没找到青云的名片，看来被他删除了。可凡叹了一口气说，“这孩子。”

吃完饭我们坐着聊了一会儿，房间里没有沙发，只有两只高凳子，可凡说，自从前几年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医生说不能坐软的，她就把沙发处理了。她在厨房张罗时我坐着凳子，一会儿就觉得腰酸，饭后她让我坐在床上，她坐着一只圆凳跟我聊天，说到这套房子是妹妹早年买的集资房，没有要房租，不然她在北京要坚持不下去了。

后来可凡也坐到了床上，大约是圆凳子坐久了腰不舒服。她眼睛看着前方，继续跟我说着话，我闻到某种香水或者是洗发液的味道，感到一点她身上残留的女人味儿，毕竟她其实和我差不多同龄。长久以来，我是第一个来到这间屋子，坐在她床上的男性。我一边听她轻声说话，一边想象她和一苇冲突的场景，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可凡似乎觉察到了我的心理，解释说：“我可能是不该逼她说出来，可是实在是悬心。冉老师你知道吗，我一方面担心她被坏人害，还担心她真的变坏了。你看她微信的照片，暴露成那个样子，我简直不忍心看。假如是职业需要，那是什么样的职业呢？”

她的语气变慢了，停了一会儿又说：“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说……你跟一苇交往，也不能全信她，把她当后辈小孩。她的心思复杂，有时候是在演戏，可能真的是有坏的一面。”

“按说我当妈的不能讲这话，可这孩子实在是……”可凡叹了口气。

可凡的床也是硬的，没有垫子。我坐在床沿总有些不自在。可凡起身拿了一次杯子，回来后坐得离我更近了。后来她忽然向我倚过来，问：“我可以在你肩膀上靠一会儿吗？”

我没有回答她。可凡的头靠在我肩膀上，我感到她脸颊和下颌的线条，努力坐得正一些，能够承担她倚靠的重量。屋子里太安静，我想听出小布在哪里，但它的响动被什么吸收掉了。眼前浮现出在北土城的残垣前与一苇拥抱的情形，心里感到强烈的不安。显然，我和这对母女已经陷入危险的共生关系，这是我职业上最大的禁忌。自从认识可凡和一苇以来，事情走到今天，已经充分显示了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是怎样的蹩脚。将来又会走到哪一步呢？我感觉可凡的头部在我肩上变得越来越重。“现在男的都喜欢年纪小的……假如你想要个伴，会找怎样的呢？”

听到这个问题，我的肩头骤然一紧，可凡也立刻觉察到，移开了她的头。屋子里的气氛变得尴尬，过一会儿我喝了口水，可凡要去给我加水，我说不用了，站起身来告辞。

可凡把我送到门口，脸上现出一种近似抱歉又难过的神情。她说：“谢谢你。我很久没有这样靠着谁的肩头了。”

那天读过短信，我觉得一苇应该是躁狂的表现，必须吃药或者强制送医院治疗，可凡也认可。但她根本找不到一苇，更别说送她进医院，只能请我帮忙联系。

我试着发了一朵玫瑰给一苇，消息成功地发送了过去，看来她并没有拉黑和我的微信联系。后来她开始给我发语音过来，总是一连发很多条语音，时间一般是在深夜。我如果醒着，也只有偶尔回复一两条给她，回复之后又会引出新的几十条语音。内容大抵是两类，或者是情绪极度低沉，眼前一片黑暗，对自己身体和人生绝望，控诉社会不公;或者是亢奋，说自己病好了要当国际大导演，拍出比宫崎骏更厉害的动画片，或是竞选女首相;如果身体好还想去太空，做宇航员之类。我渐渐感到一苇是得了双相情感障碍，时而狂躁时而抑郁，当她躁狂时我只能保持沉默，等她陷入抑郁，再斟酌说上两句话。她听进去了没有，我不知道，但她一直没有拉黑我，过一段会发差不多重复的语音过来。

我劝一苇去医院看病，她回答，“我根本不想治愈。你说总往坏处想，坏的事情就会发生，还把这个叫什么定律，明明就是迷信，不过我喜欢这个迷信。我就是想看着坏的事情一桩接一桩地发生，让我妈应付不过来，世上所有的人都应付不过来，最后上帝老儿也应付不了，看看他造的是个多么糟糕的世界。我就是喜欢这样，哈哈。”停了一下她又说，“不过，问题在于我并不想出生，到这样糟糕的世上来，而父母违背我的意志生了我。这个问题心理学能解决吗？上帝能解决吗？”

有一天一苇告诉我，她想小猫了。但她不想看到可凡，希望能由我把猫送过去，由可凡给我一笔报酬。她告诉我，自己住在常营附近的一家蛋壳公寓，三个人合租的房子，但让我不要透露给可凡。

我还没有想好是否答应，可凡发信息过来了，一苇暂时取消了对她的屏蔽，把请我送猫的消息告诉了可凡，过后又再次拉黑了她。可凡给我打了五百块钱，说不仅是送猫的费用，还有这一段的帮助酬劳，我没有点接收。

我没有进屋，站在门外看可凡忙活着把小猫关进笼子，拾掇了它的一些东西，猫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一直在喵呜，显得不愿意离开这里。可凡感叹了一句：“现在的年轻人，有的地方怎么不如蓄生。”我没有接话。上次来这里之后，我们之间似乎多了一层不自然的东西，让我不知道对她说什么。

我提上了猫笼子，来到一苇要我保密的地址，由于不能带宠物进地铁，我打了一辆滴滴到草房附近。楼房靠近地铁，外表带着一些红黄两色的框子，看起来比较新潮，大约是专为提供给地铁一族的年轻人住的。如果一苇像她说的其实一直有工作，那她在上什么班呢？

在对讲机里呼叫，开始应答的并不是一苇的声音，怀疑地问了我半天，猫在笼子里喵喵叫起来。后来才换成她，给我开了门。我上到第九层，敲门时一苇却让我把猫笼放在门外，下到楼底等她。我想她是不希望我看到屋子里的样子。在微信上她发给我一两次室内的照片，看得出房间很狭小，像是刚刚容纳下一个人的蛋壳，只是墙上有一些一苇自己的装饰，有一串饰件晚上关灯后会发出血红的微光，有些梦魇的感觉，她问我好不好看，我只能含糊地回答。

出现在楼门口的一苇穿得意外地性感，脸上化了腮红和描眉的妆，似乎有意与上次的见面反衬，把在沉香店工作期间往小长的补了回来。尤其是她深V领露出的，显得格外的深邃，完全脱离了一个小孩子的感觉，使我暗自惊讶那里发生的变化。几乎是立刻，我想到了自己前一段买的那个充气娃娃，脸有点热起来，心里担心着被她发觉什么。

我們一起去附近喝咖啡，落座之后，我感觉到咖啡馆里其余的客人的目光。开口聊天，又觉得是和微信上一连发来几十条语音的她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一苇说，其实她经常戴着面具，可以表现得很乖巧，让见到的人都很喜欢。不想讨人喜欢时，就会表现得很讨厌，最好对方越厌恶她越好。在外面，她经常就是欺骗性的，可以做到让公司的人都很喜欢她。

我想到她面对我是否也在扮演，从第一次在咖啡馆聊天开始。也许这种扮演并非出于有意，是自动代入了某种心理角色？我问她在公司上班吗，是什么性质的公司？她说是文化类的，我也不好深问。

喝了半杯饮料，她给我看手机上一个男生的照片，似笑非笑地问我，你看他还可以吧，文质彬彬的样子。一苇说他是搞摄影的，“一看就是衣冠禽兽。我喜欢这个类型。”一苇和他刚谈了一段时间的恋爱，三天前分手了，“他想通了，我也想通了。”

“他想通了什么？”

“想通了他还年轻，没有玩够啊。”

“那你想通了什么？”

一苇没有回答。我觉得她眼圈下面化的妆容，不知道是否眼圈发红。她的胸部有些过于丰满而暴露了，从上次在大都城垣遗址告别起，其间经历了什么？可凡感到的某种担心，是作为母亲无法触及的，我又能触及她多少呢？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是一个心怀欲念的男人，和她遭遇的那些在本性上并无不同。

喝了一会儿饮料，快到晚饭时间，我们走出咖啡馆，去了一家火锅店，火锅店是一座改装的四合院，没有什么客人，我们在深宅大院般的厅堂上坐下，点了两份肉和不少素菜。我发现一苇胃口不错，和可凡说的平时两天不能正常吃一顿饭不同。她的精神也不错，聊到很多事情，后来说到喜欢唱K，我提出吃完火锅去唱，她挺高兴的样子，说我请你，后来看我在手机上下单了，又要请这顿火锅。我觉得这顿火锅不便宜，问她钱从哪儿来，她说自己有钱。吃火锅期间她去了两次厕所，我趁她出去上厕所时结了账。结账间隙接到一个微信加好友通知，通过从前的客户分享名片，约定后天找我咨询。这样不错，今天的火锅和唱K费用大部分有出处了。

一苇从厕所回来说自己肾不好，虚，憋不住。身弱压不住命。

“我请大师看过命局，说是很讨男人喜欢，但也容易被男人惦记，在日本的遭遇就是起因于此。”

“我的命理是那种很偏的格局，叫杀破狼。你听说过杀破狼吗？”她拿出手机给我解释，这个词包括七杀、破军和贪狼，不甘于平凡，弄不好会伤身，但也可能很有成就。“我觉得一般的工作很没意思，又找不到自己喜欢的。”

知道我结了账之后，她似责怪非责怪地说：“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我下的单在地坛附近的一家麦乐迪，可以走着过去。没有什么客人，我们踩着发光的地板下到底层，在一个迷你包里坐下来，这个迷你包可以坐五六个人，周围的包间大部分都空空荡荡，听不见往昔从门缝漏出各路草根嗓子的嘶吼。落座之后，一苇一定要起身去买水，回来时除了矿泉水还买了两包零食。一苇坐到点歌台旁边，打开屏幕一首首地点唱起来，最初主要是我听她唱。

她的嗓音不错，但是麦克的音量被她调得太高了，一直往上唱，分贝常常高到我的鼓膜接近无法承受的地步，她自己似乎毫无知觉，过了两曲我不得不悄悄时常捂上耳朵。她点的曲目我不熟悉，类型有些难以确定，常常是唱了一半停下来，不等乐曲结束就掐掉，进入下一曲。有些歌我觉得她唱得不错，正在为她鼓掌，她却全不在意地掐断。

我觉得耳朵已经受到了某种损伤，心想，她的鼓膜和我的不一样吗？后来我终于不得不对她提出，把音量关小一点，这时她才意识到，道了歉。一苇让我也点几首，我唱了两首她毫无反应，似乎完全接收不到外界的信息，即使是她自己唱出来的。这就是她会把音量调那么大的原因吗？

我下单的是三小时欢唱套餐，由于只有两个人，到后来她有些唱累了，忽然因为气力不足，由高亢径直转为低弱，和她的情绪一样不可捉摸。她掐断歌曲的频率变得越来越快，似乎已经没有耐心唱完任何一首，后来她终于颓然地撂开麦克，靠在沙发座上喝饮料吃零食。我和她一起吃，她买的零食口感不错，可能也不便宜。我问你经常唱K吗？她说，有时候会，更常去的是酒吧，和一帮朋友，其实也不算是朋友，就是同事和熟人，在酒吧也会遇到生人来挑事、搭讪什么的。

“有一次一个男的要我跟他走。我要他上桌子给我下跪。他真的上桌子来给我跪下了。”

“那你跟他有发展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会有什么发展？他就是那种社会上的人，有个文身就觉得自己是地头蛇了。”

还有一次是和另一桌发生冲突，一苇伸手哗啦一下把他们桌子上的酒水和零食扒拉下去，自己拿起一瓶酒仰脖喝干，哐啷一声摔碎在台阶上，邻桌的人说你这么酷，一苇说姐就是这么酷，那桌人也没敢再挑事儿。

说到这里一苇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换了低沉的语气说，也有别的时候。有一次她因为唱K时的一点小细节，得罪了有势力的人，公司的大客户，客户要她全身脱得只剩下内衣，跪在大理石茶几上，两个客户站起来解开拉链，向她身上滋尿。

“我接受了这个。”一苇的语气似乎是在解释没有什么，“我考虑过，接受了它在我身上发生。”

我有会儿说不出话来。看着面前打扮性感，身量也像是大了一号的一苇，我想到了那个在沉香商店里领我参观，和走在国子监铺撒槐叶街道上的女孩，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这些人没有人性。我不把他们当人，他们也不拿我当人。我最长的恋爱不超过二十天。我真想给自己也像猫那样做个绝育手术，这样我就不再需要那些臭男人。我是真的特别想死，也是真的想好好活着。精神好人兴奋的时候，半夜自己跟自己说话、唱歌，觉得自己是将军，能领军打仗，是外交官，可以拯救世界。衰弱下来又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连臭鱼烂虾都不算，连我养的猫都不如，虽说是我在养她。我经常给自己算命，查八字，查了又知道这些没什么用处。”

过了一会儿，一苇又说自己想死，只是没有舒服的死法。她几乎每天都想过了很多种，没有一种是靠谱的。跳楼怕高，怕死得难看;上吊怕时间长，怕失禁;吃安眠药怕药量不够，睡不过去。日本人最喜欢的燒炭，怕死不了成植物人。没有一种死是容易的，逼人活着，可是活着明明他马的更难。她因为说了很多话，显得特别疲倦，在沙发上躺了下来，似乎要在这里睡着。

假如她在这里睡下了，我将不知怎样面对，会发生什么呢？我感到某种不安的气氛正在滋生，催着她坐起来，退房出了包间，走了一小段路到地铁，帮她打了车，在地铁站口附近看着她离去。她似乎很不情愿离开。

我的耳朵里还在嗡嗡作响。刚才在包厢里听到她说的那件事情，像她最初唱的惊悚的高音，震荡了我的耳膜，让它失去了作出反应的能力。

我需要走进地铁，穿过半个北京城回家，实际只是一处租屋。没有人会在那间一室户里等我。心里甚至有点后悔没有跟她同去，但这是我作为心理咨询师的底线，尽管我并不是一个好的心理师。更不用提我是一苇的长辈、可凡的朋友。

一苇刚才的话，我怎样告诉可凡？也许永远都不会。没有了那只猫的关联，也不知道她们会不会再见面，即使身为母女，同在这座过于庞大空旷的城里。

回到家，我把那个藏在迷你衣柜里的娃娃拿出来，用嘴吹充上了气，用了一次。以前每次使用的时候我都有些勉强，感觉她不管咋说都是坨塑料。这次娃娃却似乎活起来，变成了人，我知道这个人是一苇。从面貌、丰满得有些不协调的胸部到娇小体态，都和她相象。我有些暴力又温柔地使用着娃娃，大脑迷迷糊糊地感到一种极度兴奋却又难受的状态，像是喝了劣质的酒，又被人把酒倒在了身上，酒液似乎又变成了尿液，我和娃娃都沾了满身，我厌恶自己，也厌恶它，却又动作得更猛烈，像是要把它捅破，让它漏气，一下子失去形状死去。事后回过神才知道，满身都是黏糊糊的汗液，和我在娃娃身体里倾泻的黏液一样，很难清洗干净。

我疲疲沓沓地躺在床上，脑子里忽然现出可凡倚靠在我肩头的场景，和她说的话。两个场景拼搭在一起，我感到一种罪孽。想到借物小人里那个孤单少年，他最后除了目送阿莉埃蒂顺水流离开，怎能伸出手去做什么别的呢？

我们那个早已像木乃伊一样没有动静的高中同学群，有一天忽然蠢蠢欲动起来，传来一苇爸爸的消息，说他从牢里出来，打算再次创业。后来我忽然接到一个显示来自鹤岗的电话，犹豫着接了，是一苇爸爸打来的。他的声音听上去老了不少，却努力维持着高中时那种漫不经心又带着大哥范儿的语调，问我在北京过得怎么样。寒暄了半天之后，最后像是要挂电话忽然想起来似的说，对了，我现在新公司正在创业周转，向你借两万块钱。

预感终究实现了，我不知道如何回复他。两万块钱我拿得出，大约他也是特意挑了这么个数目，让人没有充足的理由拒绝。但我确实不想借给他，他的故事在同学圈里传得太久。我说我在北京只是维持个生活，每月挣的几个钱都贴给房东了。他又说只是周转一下，半年后就还我。还描述了如何盈利的前景，显示他对于新的创业特别有把握，一如从前。我不知怎样回复，他看我仍在犹豫，忽然转而提出，听说我在北京跟可凡来往多，想请我帮忙向可凡转达，希望她能借他一些钱，“毕竟我是一苇的父亲。”

我将这件事告诉了可凡。她在电话里斥骂起来，说他是不要脸到什么程度了，想得起来找她来借钱，还说自己是一苇的爸。他连一苇的房子都贪了，还要咋的害娘儿俩？我答应她不再回复一苇爸爸，也不会再接他的电话。很多天里我一直忐忑地等待，还好他并没有再打过来，或许那次通话在看似轻松的语调背后也耗尽了他的勇气。至于他出狱后在鹤岗的情形如何，几个老同学也没有再在群里聊起，看来他们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少说为妙。

有天可凡给我发信息，说一苇通知她愿意去看病了。条件是可凡帮她归还四万多块的欠债。

这些欠债都是她在手机上通过各个小贷平台借的，一个平台到期了就在下一个拆借来补窟窿，本金加上利息滚到了这么多。可凡完全没有想到她欠了这么多，原来她在所谓文化公司的工作没有底薪，只能靠忽悠客户投资来提成，刚出社会的小孩哪来的资源，到现在也没有做成过一单，反倒请饭唱K花销进去不少。除了在沉香公司那一小段，两年多来一直在以贷养贷，越陷越深。

可凡手头没有这么多现金，是找小姨支援的，不过总算换来了一苇愿意去看心理医生。过了半个月左右，一苇恢复了发朋友圈状态，我问了可凡，知道一苇开始服药了。她没有再拉黑可凡的微信，偶尔两人还能就养猫的话题交流两句。

一苇发朋友圈的频率变得密集起来，内容大都是她和小布的照片。她并不像朋友圈里其他那些猫奴一样自称“铲屎官”，而说自己是“妈”，和猫之间有无数的话说，猫的每一个表情，在她看来都值得发出来欣赏。小猫看上去也确实乖巧可爱，和我在可凡屋子里那次见到的很不相同，时常是两张偎依的脸，真有点儿母女的感觉。猫吃顿饭，喝水，玩了一会儿她织着的毛线团，或者是翻起爪子自己洗了个脸，都会让一苇感到入迷。

她跟我说，这种有一个小东西完全依赖你的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总是我依赖别人，还讨人嫌。”“有时候它也会惹我发脾气，不肯好好吃饭，或者是把我的袜子咬烂了。可是它那么小，一掌下去会把它打死，我的气恼就变成心疼了。” 其中有一张，是小猫爬到了雾中挂的那串灯饰的底部，掛在上面，头扭转来看人，眼睛亮亮的。这看起来是它最活泼的时候了。

有时候是发的小猫病恹恹的样子，只露出半张小脸，依偎在穿睡衣的一苇怀里。“我虽然是个病人，但比你强大，我要好好照顾你。”朋友圈的配文说。有时候又变成“妈本事不够，只能让你有吃喝，你一定要锻炼身体，好好吃饭，不能生大病，不然妈妈就看不起了。”

我问她吃药的效果怎么样？她说还行，开始副作用比较大，感觉像挨了一闷棍，那个躁狂的自己被一记打倒了，平躺下来，晚上能够睡着。但又变得嗜睡，头一天早上能睡到第二天晚上，另一种药加量之后，才稍微好了些，但又常常会失眠。她想等病情再好转些，办个卡去健身，好好工作。“挣粮食养活小布。”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夜里，我忽然接到一苇的电话，声音恍恍惚惚，说她服了一把安眠药，是平时一个月的量，以为能很快睡过去，再也不用醒过来。现在神志迷迷糊糊的，也没真正睡过去，心里有些惧怕，因此打电话给我。

我刚刚脱掉了裤子和T恤，只穿着内裤在刷牙，满嘴的泡沫来不及漱干净，又出去穿上裤子T恤，一边穿一边想，怎么办？她的第一个求救电话是打给我。以往的咨询业务中，我遇到过几次客户打电话给我说想自杀的，还有一次是身上揣着菜刀出了门，在公茭车上打给我，说是打算去砍人，这种业内叫危机干预，都被我阻止了下来。但像一苇这样已经服了药再打电话的，我还没有遇到过。眼下只能一边赶过去一边叫救护车，我需要比救护车先到，不然他们也进不了门。上次我只去过楼下，我让一苇告诉我门牌号，幸好她还能清楚说出来，说完又加了一句;别让我妈过来。

电梯里没有信号，我在等待快车的时候打了120，坐上车之后脑子在紧张地转动，一边悬心救护车何时到，一苇在这段时间里会不会昏迷过去，到达再也醒不过来的程度，在微信上告诉她要努力醒着，不要睡。一边在想，光我去不行，怎么办呢？后来我打了电话给可凡，简单说了一苇的情形，又告诉她最好不要过来，直接去医院。

可凡显然被这个消息吓住了，只能哦哦地应答，但她应该听清了我的话。清退拆违过后，北京最近人有点少了，这个点儿三环上不算堵车，我赶到一苇住处，救护车还没有到，一个陌生的女孩给我开了单元门，小间的门虚掩着，推门进去一苇躺在床上，我问她也不回答，有些神志不清了，看来她是起床开了门又睡下的。房间很小，灯光昏暗，墙壁是黄红两色的，上面又悬挂着红绿各色小灯的装饰，让屋里显出一种有些邪魅的气氛，这时就更令人心里发瘆。

哪里又闻到一股腐烂的味道，通常是老年人的房间才会有，像是多日的外卖垃圾没有扔出去，或者某个旮旯死去了一个小动物。我想到那只猫，听到了它胆怯的喵呜，还活着。我试着把一苇的肩膀扶起来，她软绵绵地没反应，只好任她继续躺着，红绿色的灯光落到脸上。又赶紧打电话问120，告诉说车已经派出去一会儿，是最近一家医院的。我让他们赶快一点，救命。一边留神听着楼下有无救护车的声音，又担心楼高听不到。似乎过了太久的时间，救护车的警报声终究响起来了。

接下来的一切倒是顺理成章。救援人员麻利地进门，将人抬上担架，没有要求搭手，只是让我拿上一大包卫生纸。临出门时我顺手抄上了一苇的两件旧衣服，一苇的室友呆呆地看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似乎也不认识一苇这个人。

路上我接到可凡的信息，我让她转头赶往医院。在车上开始输液，护士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写，问是你女儿吧？我说是朋友的女儿。在摇晃的灯光和输液管子的阴影下，护士看我的眼光似乎显得有些奇怪。

救护车开进了一所显得陈旧的医院，走绿色通道到了急诊室，一苇被挪到急救床上，护士开始预备，这时节奏反倒显得慢了下来，毕竟勾兑洗液和调制设备这些事都只能按部就班，还要准备一只大桶倒上清水，让人有一种反常的松弛感，一苇也意外地睁开了眼睛。我按照护士嘱咐握住她的手，这只手小得不够握，似乎不是成年人而是一只小动物的。一苇在看着我，我不知道她的眼神里有什么。她又转头看着那些等下要给自己洗胃的仪器，似乎感到某种不安，又听天由命，还有点好奇。

护士调理好了，吩咐一苇把舌头压住下颚，把管子插到了一苇嘴里，嘱咐我按住一苇的手，因为往胃里插管的时候会很难受。果然随着粗黑的橡胶管子深入，一苇剧烈地颤抖起来，喉咙发出干呕，我手上不得不使劲按住她的手，好在她的手本来也没多大力气，管子通过了喉腔插入胃里，一苇渐渐平静下来，机器开始有条不紊地运作，我的手还紧紧按着，护士让我放松，我看到一苇的手背上留下了我指甲的掐痕。护士嘱咐我拿出卫生卷纸，擦掉一苇吐到床上的水。我们都看着机器里的水如何通过管子呼噜呼噜进入一苇的身体，又从另一根管子中出来，循环一圈后流入地上的大桶，出来的水仍然几乎是清的，只是最初有一点点乳白色。护士说病人当天应该没吃什么东西，安眠药很快都被吸收了。

这让我心里又紧张起来。值班大夫过来瞧了瞧，回到自己办公室，喊我过去。看到他凝重的神情，我的手脚有些发软，似乎他要宣布的肯定是最坏的消息。不过他说，一次吞服的安眠药片不算太多，没有生命危险，住院观察一天，没有特殊情形可以回去。

一苇被转移到病房，我接到可凡打来的电话，才发现她给我发了好多条微信，说她就在医院外边。我穿过来时的绿色通道去见她，走廊里空旷无人，开水箱发出微微的嗡嗡，“急救”灯箱两个红色的字体闪烁。可凡站在通道口，戴着口罩，见了我才取下来，露出两只急切迎上来却又有些躲闪的眼睛。我对着这双眼睛转述了医生的话，它们才渐渐安定下来，早已不知噙在何处的泪滴开始滚落下来，显出懊悔和纠结，“都怪我，又说了那句话。”

“哪句话？”

“说她像她爸爸。”可凡说，“一时没忍住。她做的事情，我实在难以理解——”

昨天可凡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第一次她没接，对方隔几分钟就打一次，她觉得可能不是推销电话，就接了，对方上来就问，你是一苇的母亲吧，你知不知道她是个骗子，老赖，不要脸？

这句话让可凡整个蒙了。对方又说，你还不知道吧，你女儿欠了我们公司两万多块小贷，过期了一直不还，我打电话催收她还把我拉黑了！她就是个人喳，癞皮狗！你能不能替她还？否则我要给她的所有熟人和公司打电话，叫大家认清她的人喳面目，还要向有关部门投诉，停掉她的征信，叫她出门用不成微信支付宝，坐不成高铁，下不成馆子，租不到房子！

挂掉电话，可凡的脑子正在嗡嗡响，又接到一个同样的催收电话，对方是一家银行的，说一苇恶意透支了他们的信用卡，欠款两万多元逾期不还，他们联系不上一苇，准备向法院起诉，让她进入征信黑名单。“你替她想想办法吧，我们是为她的前途着想，她还年轻，还要不要找工作、结婚、出门旅行？”

可凡的头要爆炸了，上次替一苇清空网贷和信用卡的时候，已经一再叮嘱她，这是最后一次，万万不能再有欠账，谁知小半年时间她又借了这么多？单是生活花销不可能有这么大数目，她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我打了电话给一苇，她半天才接，告诉我欠债的原因是她老爸找到她借钱，她自己没有钱，就去网贷和透支信用卡，借了四万块给他！他真是丧尽天良，竟然会找到她，她会借给他！”可凡停了一会儿，接着说，“电话里边我实在气昏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就骂了她几句，千不该万不该，我骂了一苇和她父亲是一路货色，没救了。当时她就挂断了电话，再打过去就不通了，微信也再次拉黑了我。我心里也生气，又混乱如麻，就没再想法联系她。没想到她就服药了！”

我不知对可凡说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宽解。可凡侧脸向走廊张望，问能不能进去探望一下？我想了一下说，怕一苇突然醒过来，一下子又受到更大刺激。可凡轻声说那就算了。

我想起来说，病房没安窗纱，可能会有蚊子，你去外面买一盒吧。可凡离开去买蚊香了，我赶忙回到观察病房，一苇还在沉睡中，药水一滴滴通过管道注入她的手臂脉管。一旁连接的监视器上，心率和脉搏、血壓的几条曲线一高一低地从左向右行进着，像是几列在操场上不停跑圈的学生。有一条老是发出滴滴的警示声，趁注射液换瓶我问了护士，她说不要紧，可能是触点没有贴紧，又摆弄了两下。病房里似乎没有蚊子，是否蚊子也喜欢健康的血液。

可凡的蚊香买回来了，我在走廊里接了回来，终究不敢让她来病房探视，除了怕一苇突然醒来，也担心可凡自己失控。我跟她说，你回家吧，在外面待着也没有什么用。一苇有什么情况，我会随时告诉你。她点点头，让我进去，说她一会儿就走，又把急诊费用转给了我。

观察室另外两张病床上早先没有人，刚才来了一对小伙子，其中一个患者我在值班医生那里见到过，他沉重地低着头，一直在向值班医生诉苦：“你说我的肾有问题，要我住院，我哪里住得起？”他一遍遍地重复，似乎并不是他出问题的肾，而是值班医生的要求让他面临无法摆脱的窘境。值班医生大约见怪不怪，只是用平稳的语气告诉他，你不住院不行。当时我以为他是孤身前来就诊，现在总算还有一位同伴，或许是工友，夜深之际，他们一头一脚地挤在那张病床上。我的倦意也上来了，在床尾叠着的被褥上靠了一会儿，索性在床边坐下来，头靠着床沿打瞌睡，这样我斜抬眼睛能够方便地看到悬挂的注射瓶，避免像第一瓶打完时叫护士不及时针管回血，当时情形还有些紧张。

半夜一苇醒来了，因为输液代谢想上厕所。她身上太软，需要人扶，还要有人在旁边举着瓶子。值班护士除了换药没有到病房来过，我也没想到去叫她们。这是件有些麻烦的事情，我不得不扶着一苇进了女厕所。还好这个时段里面没有人。往后的过程不知道是怎样完成的，隔间里很难容下两个人，扶一苇起来时她身体太软，针头一下从她手腕脱落，掉到了地上，我慌忙给她插回埋设的脉管。回到病房后告诉值班医生，医生严厉地批评了我，说针头和注射液都被污染了，让护士另换了一瓶新药和输液管子。这是个三十多岁刚刚进入中年的医生，大约还在主治医师的职称上苦苦挣扎，因为经常值夜班显得疲惫。他会认为我是个不称职的单身父亲吗？

一苇没有跟我说几句话。从厕所回病房后，她被动地看着护士换药，和重新在她身上安装监测仪器的电极，似乎他们的忙碌和她无关。护士走了以后她问：“我是被抢救了吗？”

我大略告诉了一苇昨夜的经过，包括插胃管时她呕吐的情形。一苇摇摇头说，不记得了，只知道我到了她那里，伸手试探她的鼻息。“我真费事，”她说，“死了一半又想活，连累了你。连累了所有人。”

或许是看到“想活”这两个字在我眼里引起的一线光亮，她接着问我，“你看过一部日本电影没有？《忍》。”

“里面有个忍者的技能是不死。被人杀死肢解了也会活过来，不用说自杀了，敌人因此骂他是怪物。他说，我不是贪生，只是比较不善于死。”

“我就是比较不善于死。”

一苇看着我的脸，似乎在观察我对这句话的反应。过了一下又问;“你是在想我为啥给父亲借钱吧？我知道他还不了。也不是因为我是他女儿，在我心里早就不是了。”

没有等我的回答，她说：“是因为我想到向他开口要房子的情景，觉得耻辱。相比之下，我被催款的银行和小贷公司骂，被爆通讯录，都没有什么。我可以去死，一了百了，只需要给小布找个托付的人家。但是我想到要钱的场景，不再感到耻辱了。”

一苇再次睡着了，后来我也迷迷糊糊睡过去了。早上接到可凡的微信，说她在医院外边，买好了早餐。一苇还没醒过来，但脸色比昨夜好了些。我出去拿早餐，看可凡神情疲倦，像是一夜没睡，身上还微微有种熬夜的气味，问她，说是打车回去也远，就在医院长椅上靠了一夜。

我不知道说什么，只是让她这会儿回家休息，一苇应该没有什么事，医生说到中午就可以回去了。可凡似乎终究放下心来，脸上的皱纹化开了一些。“这孩子，真拿小命不当回事。谁知道她会这样呀。”她有些感慨地说。我发现，几天之内她老了许多，头发添了花白，当初残留的老大学生派头消失殆尽了，和我在鹤岗煤建路上天天擦身而过的那些下岗大姐们没有两样。

告别可凡，我拎上早餐回到病房，一苇已经醒了，靠在床上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哥哥你真好”。

这让前来撤掉监测仪器的护士又多看了我一眼，就是救护车上的那一位，我感觉一苇是故意的。拔掉身上粘的几处监控管线之后，一苇吃饭方便了，看来她挺喜欢吃豆腐脑，并不像一般东北人那样热衷大煎饼。如果她知道了这是可凡买来的，肯定会拒绝。我也吃了一点早餐，东西到了嘴里没有味道，看来是昨晚睡得太不好。一苇吃完早餐又沉沉睡去了，观察室里再度空了下来。

整个上午，我像是一个身处局外又扮演着某种角色的人，待在一苇的病床旁边，等待时间流逝，不知道跟她说什么，也不想问可凡到底回去没有。在这里陪伴的，本来应当是她的父亲，可凡自己，或者一个真正的恋人，而不是我这个蹩脚的咨询师和冒牌的“哥哥”。或许我应该立刻抽身离开，让她们母女处理自己的事情，说到底我的在场又有多大意义？

但我的双脚被一种莫名的力量缠住，仍然待到了下午，一直到送一苇回家的时候。我扶着身体仍旧软绵绵的她上了出租车，回到那间蛋壳公寓里，把她依旧安顿在单人床上，想要离开的时候，一苇让我找找小布。这才想到它独自在家待了一夜，昨夜救护车和众人进屋的情形肯定也让它受到了惊吓。这会儿它完全躲起来了，跟那次在可凡的房子里一样，我费了半天力气才在一个宜家小储物箱的一堆脏衣服下面找到了它。这些衣服肯定已经很久没洗了，就和那些没有提出去倒掉的外卖盒子一样。

我给小布添了食水，换了气味已经过于浓烈的猫砂，找了一只装衣服的大塑料袋把垃圾整理起来，感觉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是离开的时候了。这时一苇让我在床边坐坐，陪她一下。

我又感到上次在KTV里的不安，但仍旧坐到了床沿。一苇伸出手来拉住了我的手，我没有动。

“我知道你想走了”。她说，“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但我把你卷了进来。在这个世界上，我不信任任何人，老师、父亲、男朋友、亲戚、老板、客户，包括可凡。我知道我对不起可凡，可是她也对不起我，她把我生下来这件事就得罪了我。她自以为是的母爱，就是伤害，和我父亲的虐待一样。你知道我對可凡最愤怒的地方是什么吗？”

我没有出声。

“我想了很久，并不是她对我那些极端的苛刻，那些自以为是，包括在青云面前叫我丢尽了面子。是让我去向父亲要房子。上次没有告诉你，我是在一个最不合适的时候对父亲开口的。那天父亲带我去天水湖公园划黄鸭船，忽然下起了雨，父亲和我两人挤在一把伞下边，我们挤得很紧，父亲的伞很大，能恰恰遮住我们两个不被淋湿。周围都是茫茫的湖面，雨滴密麻麻地落到湖面上，溅起无数这样的小水泡。虽然被大雨困住了，我却是很高兴的，我和父亲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候，我还感到父亲也是高兴的，他的胸口挨着我的背，他的胸口温热。

我甚至希望这一刻一直延续下去。”她停了一下，眼里弥漫起来的雾气散开了，“可就是在那时，我干了一生中最愚蠢的一件事。我趁着这个机会，不错，是趁着这个机会，因为可凡派给我的任务，见到父亲后我一直都不敢说，我怕可凡，也怕父亲。这个任务一直压在我的心头。可凡还要求，我一定不能以她的名义要房子，要用我自己的名义，因为按离婚协议房子是归我的。那会儿我感到父亲心情很好，对我很温柔，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把任务完成了。

“爸爸，你啥时候可以把房子还给妈妈和我呢？”

我的声调很随便，像是漫不经心的一句。可我感到靠着的父亲胸膛立刻就变冷了，我们之间也有了距离。他还在撑着大伞，但从那一刻开始，这把伞忽然变小了，再也笼不住我们两个人，我感到我的胳膊湿了，肩头湿了，身上也湿了，简直整个人都湿透了。我还感到父亲的状况跟我一样，就像伞忽然有了无数的窟窿，就像滴到水面上的雨忽然都被风改变了轨迹，只是向着身上横扫。我们冒雨回到了岸上，我感到自己丢尽了脸，搞砸了所有事情。从那一刻开始，我心里极度地痛恨可凡，我知道自己的童年完全成了过去，再也不会有那样的情景了。”

一苇眼里蒙上了一层雨雾。我不知道说什么，轻轻地抽出手来，去给她倒了杯水。一苇喝了点水，再次握住我的手，看着我，她眼里的雨雾渐渐消散，闪出了一丝亮光，奇怪地让我觉得不安，手心出了一层毛毛汗。一苇说：

“我就是這么一个人，任何关系对我都是负累，尽管我也都需要。因为我需要，所以我试了一下，但还是失败了。可能我自己的毛病太多了。

“但是我信任你。我信任你是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真实的任何关系，老师、父亲、叔叔、朋友、恋人，包括我喊你的哥哥。我就那么一喊，也知道你心里不会接受。

“但是现在，我想让你真的做一回哥哥。就一回。过后就作废，不算数。你也不用有什么负担。”

她的手臂忽然使劲把我拉过去，倒在她的身边，双臂搂住了我的脖子。也不知她哪来的力气。我感到了她灼热的呼吸、嘴唇的温度，和冷冰冰的充气娃娃完全不同，也许那个借物小人阿莉埃蒂和少年最后的告别时分，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个吻，挽回人世间全部的凉薄。我的头埋在她胸前，那过于丰满的双峰又完全不像是她的，而是那个充气娃娃的，我搞不清自己身在哪里，是和一苇还是充气娃娃在一起。她像是完全摆脱了服药洗胃后的虚弱，极其地亢奋，周身燃烧了起来，我也跟着她焚烧，烧起来的同时却又有一种极度清醒的不安，似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这双眼睛带着一贯的有些幽怨又责备的神情。

我想停下来，但不能阻止一苇和我自己的焚烧。可凡的目光渐渐模糊了，却像是化成了一层黏糊糊的液体，涂在我和一苇身上，让我从头到脚很不舒服。忽然我看到了一苇在KTV里讲的那个场景，一瞬间火焰被浇灭，我和一苇全身涂满那两个男人的尿液，感到极度的自我厌恶和恐惧，使劲挣脱了她。一苇像是从一场梦游中醒过来，呆呆地看着我。

“你嫌弃我。”过了半天她说，“觉得我脏。从KTV那次我就知道了。”

“你走！”

我离开了蛋壳。电梯里看到先前可凡发的信息，问是不是出院回家了。说她早上回去打了个盹，刚才做好午饭带到医院去，护士说我们已经出院了，还追问她是一苇的什么人，我到底是一苇的哥哥，还是别的什么人？她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想要过来照顾一苇，毕竟服药后的身体没有完全恢复，但她也知道，一苇不会叫她过来。以后怎么办，她完全不敢想，感觉自己成了盲人，走完了这一步，不知道下一步在哪儿。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们娘儿俩真的太辛苦你了。我也是真的没办法”。话像说了半截，停了半分钟，又发过来下一条语音，语气吞吞吐吐，“一苇这孩子，真的特别不懂事……我就怕她没大没小，被人带坏了……你掌握分寸……”

电梯里没有信号，我的脑子里空荡荡的，想不出一句回答，可以在出电梯之后应付可凡。这时电梯井里什么地方奇怪地哐啷了一声，轿厢一震，忽然开始加速下坠，脑子立刻由空荡变得嗡嗡直响，充满了坠入深渊的恐惧，身体一霎时失去了重量，像是要飘起来，最后却又会瞬间变重，致命地砸向底板。一瞬间脑子里闪过很多事情，像听说过的人濒死时脑子里放快进电影，出现的有老家鹤岗的街道，母亲、前妻的形象，但主要的是认识可凡和一苇以来的经过，一步步走向今天，我模模糊糊感到一切都不会结束，只是开端，已经无法置身事外。幸好我的生命马上要结束了。

不料电梯下坠到半路忽然又停住了，卡在四堵墙壁之间，外面没有丝毫光线。头一刻我感到被幽闭的巨大恐慌，急着按操作键盘上的警示按钮，连按了几遍没有回音。也许那头会被人听见，也许永远不会。

片刻等待之后，我的心情却有几分安稳下来，放弃了继续按警铃，坐在电梯底部。在这个绝对封闭的空间里，暂时可以不去想外面的事，等待下一刻或许有人接收到讯号，打开电梯门来救我;或许不会。或许电梯会再度坠落;或许已经离井底咫尺之遥。如果我们心里最坏的那个结果总是会发生，那我又有什么必要去考虑如何应付呢。

奇怪的是，在黑暗之中，我仿佛透过电梯的金属板和钢筋水泥墙壁看到了外面的天空，北京的天空在没有霾的时候很蓝，蓝得近乎透明和空洞，一个人站在大街上仰头望着天空，会有一种下坠的晕眩感。这就是当年我来到北京第一天的感觉，它在今天实现了。一苇和可凡来到北京的第一天，是否也抬头仰望过那样的天空，感到晕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