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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怪蜀黍的算命app使用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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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的时候，我们号的美女灵气主笔曾跑去淘宝算命，还发了一篇文章，说《这届年轻人，一边吐槽长辈迷信，其实自己偷偷云算命》。

但我就不一样，作为一个长期重症迷信的90后，我坚信，在冥冥之中一定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引导着这个世界，算不准的话，一定就是算命师傅的道行有问题。

作为朋友圈里著名的穷B和打假大师（对，因为穷B所以打假），我自然不会轻易的向淘宝交费，也不会找江湖术士算命——因为我有更加神奇的东西，算命APP。

算命APP有很多好处，比如，不用花钱，或者说不用直接花钱。在众多乌烟瘴气的APP中，有一个陪伴了我很久，就是这个原来叫“易奇八字”，后改名为“易奇文化”的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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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算命，这才是真正站在科技和人文的十字路口。看看产品经理怎样把传承千年的八字，变成历史和科技兼具的功能创新：

其一，就是八字排盘功能

所谓算命，就是通过表象，顺藤摸瓜，把冥冥中注定的东西，捋出来给你看。

把算命的过程拆解一下，其实跟程序员写程序很像，无非就是输入、处理、和输出的过程。

让人算，怕被骗，那用机器来算，总能保证客观中立了吧。

于是乎，当你输入一个精确到几时几分的生辰八字以后，就会跳出来一个看上去无比专业的“命盘”，这个命盘上面有着各种易学术语，看上去无比的权威和客观，一下子就奠定了这个APP的专业调性。

但就有一点不好，你看不懂。

但这不重要，下边有翻译的版本，你当然也可以不信下边的翻译版，于是，他们就开了付费的学习班，还能试听。

所谓相信大师不如自己成为大师，这才叫把命运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啊！

其二，“贵人”系统

这是我非常喜欢玩的一个系统，也是我种草这个APP的主要原因。

“星座书上，说我们不合，最后我把那页偷偷撕掉”，同为90后，你们不觉得单纯用星座啥玩意的判断你和另一个人合不合太粗浅了一点吗？就算用，也用咱本土的星星啊！

现在，有理论支撑的中国风方法出现了——合八字。

为了凸显专业，虽然亲测没啥区别，但对方的生日也是要精确到分钟的，只要拥有对方的生日，你就可以在系统里跟他合一下八字，算出你们间的影响指数。

更神奇的是它在这个逻辑上又引入了“贵人”系统，所谓贵人，就是可以无视上面的影响指数，一定会对你产生正向影响的人。

只要分享，不用花钱，就可以让你知道TA是不是你生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是不是很划算？

其三，是摇卦

人，总有需要被指点迷津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会拥抱最传统的易学文化：六爻。六爻是一种常见的正统算卦手法，非常难懂，所以理所应当的，他们依照六爻原有的逻辑，以本挂和变卦为基础，给出了简化版的卦辞。

当然了，在这个小软件里还有其他的各种小东西，比如合婚、运程车、财富船、祈福、甚至烧香，可以说是装在手机里的算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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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勘破命运什么的，天生就刺激了人类的好奇心，自带流量。

说回这个APP，和一般的忽悠相比，这种算命法最神奇的地方在于“透明”，它不会直接给你一个结论，而是基于一个知识框架，给你推演过程，再输出结论。

在传播学上有这么一个关于说服的理论，大致意思是，如果是别人硬塞给你一个结论，那你肯定是排斥的，但是，如果这个结论是你自己推演出来的，就会很容易被接受。

现在要理论有理论，要框架有框架，要推演有推演，有理有据，感觉“和我自己算出来差不多”。

历史无数次的告诉我们，在观点输入这块，看起来像自己得出来的，就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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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命听起来可笑，满足的却是我们亘古以来最深层的焦虑：这是人类面对不确定性资历最久远的解决方案，并且是在穷尽了其他一切努力之后，最后的一道心理保护机制。

自己算着玩的也就罢了，但算命一旦组合上付费，却想来一阵寒意。

付费算命，甚至发展出盲盒、抽卡、各种氪金机制等等……你以为花点钱算命，投入更多，换来的安慰就显得更加可靠，会得到更加靠谱的命运算法加持。

但实际上，这个你付费买的高级算法，只是商家更精确的韭菜识别算法——而且，和淘宝骗你花钱买买买的算法不一样，这种算法“含金量”更高：电商的算法算的是你的付费能力，而付费的AI智能算命，算的，是你的欲望与认知能力之间的距离。

我们号的美女写手在写算命时说，“哪怕终究是错付了又如何，反正，生活辜负我们的还少吗？”

但我相信，生活终究是自己创造的，算命也好，星座也罢，让它做我们生活的帮手和安慰——但不要轻易相信付费，不要让自己的认知弱点变成别人的算命生意。

关于作者

文 / 刘大壮

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新华社党组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总书记关于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

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是做好我国经济工作的逻辑起点。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看，在经历长期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通过高质量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从需求结构变化看，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人民群众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日趋个性化、多样化，必须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从国际经验启示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我国要顺利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需要顺应并遵循这一经济规律。

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粗放型增长，必定因能源、资源、环境等约束条件日趋紧张而不可持续。总书记指出：“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曾经在我国发挥了很大作用，大兵团作战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步伐，但现在再按照过去那种粗放型发展方式来做，不仅国内条件不支持，国际条件也不支持，是不可持续的，不抓紧转变，总有一天会走进死胡同。”高质量发展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将促进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高质量发展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必然要求。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更加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个“需要”不是一般需要，而是“美好生活需要”，反映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需求质的变化。高质量发展聚焦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着力推进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匹配，为产品和服务注入更多科技含量、文化含量，将在更高水平上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民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

高质量发展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为雄厚物质基础的必然要求。纵观世界历史，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富强，不仅需要经济总量的增长，更需要经济质量的提升。有量无质的发展，必然是大而不强。今天，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大台阶。但也要看到，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相比，我们的发展仍有很大差距。必须通过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科学技术、人力资源、生产资本等要素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升经济的质量和韧性，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高质量发展是践行经济思想、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

党的以来，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洞察时代变迁、准确把握发展规律，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经济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工作的科学行动指南。这一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人民性、时代性、实践性、开放性。

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要求，是要实现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高质量发展必须瞄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断深化，必须聚焦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持续升级，必须围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谋篇布局，必须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统筹发力。党的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十年来，我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5万元，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10亿人。实践证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原则和必然要求。

必须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实现内涵型增长。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党的以来，总书记围绕国家科技创新事业提出一系列奠基之举、长远之策：作出建设科技强国的重大决策，确立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战略目标，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总书记引领下，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针对“卡脖子”问题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力度，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2012年的1.91%增长到2021年的2.44%，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从第三十四位上升到第十二位，天宫、蛟龙、中国天眼、大飞机、北斗等一大批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不断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实践证明，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和根本支撑。

必须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进协调发展。总书记指出：“从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出发，我们要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党的以来，总书记远瞩、科学谋划，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推出一系列大手笔大方略，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重点，加快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梯队；以“江河战略”为牵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绘制出一幅联动东中西、协调南北方的中国经济新版图。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总抓手，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持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实践证明，下好高质量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

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以来，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断，形成了生态文明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在绿色低碳发展中让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更加鲜明。

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畅通经济循环，尤其要实现供给侧有效畅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攻坚战，必须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管总的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在突破供给约束堵点，重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坚持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同时，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坚持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使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促进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繁荣发展。

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化危为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提供了科学认识论和方，指引我们准确把握历史大势，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中铸就新的辉煌、创造新的伟业。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机。面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我们瞄准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基础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努力向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进；我们实施强链补链行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为制造业迈向中高端筑基赋能；我们积极塑造多元化的外贸格局，与东盟、欧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更加紧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冲击，我们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健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打牢公共卫生的“安全补丁”，最大程度守护好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不移抓机遇、应变局，打好化险为夷、化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在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中不断育新机、开新局。

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发展和安全，如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初级产品供给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高水平安全才有条件实现高质量发展，只有高质量发展才有可能保障高水平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越是面临复杂情况，越是处于关键时期，越要常怀远虑、居安思危，树立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升斗争本领，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防止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

把握住高质量发展的时与势。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总书记观大势、定大局、谋大事，把中国经济发展放到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和全球视野中来观察和谋划，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科技自立自强谋强国竞争新优势，以区域大战略谋协调发展新优势，以布局重大工程谋深根固本新优势，以绿水青山谋永续发展新优势，以构建新发展格局谋战略主动新优势，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准确把握发展之机，牢牢掌握发展主动，在把握好高质量发展的时与势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坚持高质量发展，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党的十九大作出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宏伟目标，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要不断掌握新技术，满足人民新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由大到强的跨越，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周围，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治理效能，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人民日报

用科技“打捞”历史——从我国南海水下一千五百米发现古代沉船说起

深海考古具有技术门槛高的鲜明特点，正是由于我国深水技术装备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才使深海考古事业发展具有了技术支撑，从设想最终变为现实。

1500米深的南海海底一片漆黑。探照灯前方，上万件瓷器堆积而成的“山峰”突然出现。沉积物下，500年前的瓷器釉色依然鲜艳、光彩夺目。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载人深潜器“深海勇士”号拍摄的画面。

5月下旬，国家文物局、科技部、中国科学院、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在海南三亚联合发布一项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在我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发现两处古代沉船，初步判断应属明代正德年间与弘治年间，推测文物数量超十万件。为期一年的明代沉船遗址考古调查由此拉开帷幕。

这些船上发生过什么故事？它们本来要驶向何方？为什么会在这里沉入海底……正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的我国深海考古技术将帮助我们揭开沉船历史。

被盗捞者“逼”出的中国水下考古

美国作家盖瑞·金德在其描写“中美洲”号沉船事件的作品《寻找黄金船》中这样写道：“海难是上帝写了一半的剧本，句号要由那些沉船打捞者来完成。”

然而，与那些追寻水下财富的离奇传说不同的是，水下考古的使命在于“打捞”历史。

“我一直认为，沉船遗址相当于一个时间胶囊。它把某一个时代切片完整地保存下来。沉船既是最小的等级社会，又是高度浓缩的生存单位。它所能反映的不单单是船载货物，还有时代和航路等时空信息，以及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南海I号”考古队原领队崔勇认为，相比田野考古对象某个单独的祭祀或墓葬遗址，沉船能够带来的历史信息更多元、更综合。

南海正是这样一片“写满”历史的水域。

自唐始，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兴盛，南海成为中国与海外诸国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商贾云集、千帆竞渡，南海历史上的繁荣为其留下了丰富的水下遗产，南海也因此成为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诞生地和策源地，同时也是考古学者与盗捞者的“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上，我国水下考古事业便肇始于一次与盗捞者的斗争。

1984年，西方海上盗捞者迈克·哈彻在我国南海海域发现一艘已沉没两百余年、满载瓷器与黄金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并打捞出青花瓷器等文物百万余件。但为谋求利益最大化，他仅留下青花瓷器23.9万件、金锭125块，以及两门刻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缩写的青铜炮，其余数十万件不具有流通价值，但却有着极高历史价值的青花瓷器等文物被毁坏殆尽。

1986年，逃之夭夭的迈克·哈彻以该沉船无人认领为由，获得了出水文物的拍卖许可，委托荷兰佳士得拍卖行对出水文物进行公开拍卖。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得知后将消息传回国内，但当国家文物局想阻止此次拍卖时，翻遍当时的海洋法公约，却找不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法律依据。“买回来”，是当时把这批出水文物带回中国的唯一可行方法。为此，故宫博物院派遣冯先铭和耿宝昌两位专家，携带三万美元前往荷兰参加拍卖。但这批文物的起拍价格远超想象，在持续3天的拍卖活动中，我国两位专家甚至没有获得一次举牌的机会。最终，近24万件珍宝全部流失海外。

这次水下盗捞事件极大刺激了我国文保工作者。在此背景下，1987年3月，国家文物局牵头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就此开端。同年8月，广州救捞局与英国商业打捞公司在联合寻找“莱茵堡”号沉船的过程中，挖出了包括瓷器、锡器、金腰带在内的数百件中国文物。当时的中方项目负责人尹干洪判断：“这肯定不是英国人要找的‘莱茵堡’号，这是一条我们中国的沉船。”依据双方协议，中方立即中止了此次打捞合作，这艘沉船即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南海Ⅰ号”。

1987年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创建，我国水下考古事业正式起步。在当时水下考古相关人才、技术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国家文物局选派人员向日本、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学习潜水技术和水下考古，初步建立起了一支十余人的水下考古队伍。此后20年间，我国水下考古力量不断壮大。终于，在2007年，我国以世界首创的整体打捞方式对“南海Ⅰ号”进行考古打捞，这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事业迈上新的台阶。

“南海Ⅰ号”的成功打捞极大振奋了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中国水下考古与南海的故事也在继续。在大洋深处，还有更多沉船遗址在静静地等待着。

技术突破让水下考古从浅水走向深海

受深潜技术限制，过往我国水下考古多集中在水深50米以内的水域，作业方式主要以水肺潜水为主。例如，在“南海Ⅰ号”早期考古调查中，崔勇便曾多次潜至水下20多米处，亲手触摸到船体，还拍摄了“南海Ⅰ号”在水下时的唯一清晰影像。

但当水深突破50米乃至百米时，水肺潜水的作业难度便大大增加，工作效率骤减。要向深海挺进，必须借助深海科技的力量。

“在广阔的南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上，沉没着大量古代商船，如何进入深海获取这些沉船信息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的当务之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建忠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面对平均深度1200米，面积逾200万平方公里的南海，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一度只能“望洋兴叹”。

直到2009年，深海里终于开始有了中国人的影子。从2009年至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的首台载人深潜器“蛟龙”号接连取得1000米级、3000米级、5000米级和7000米级海试成功。随后，国产化率达95%的“深海勇士”号将我国深海装备建设推向功能化、谱系化，大大降低了深潜成本。“奋斗者”号在2020年成功坐底万米深度的马里亚纳海沟，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也标志着我国形成了从1000米、4500米、7000米到万米级的全海深深潜能力。

2018年1月27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现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科学院深海所）正式成立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中国水下考古吹响了向深海进军的号角。

451米、529米、606米、1003米……这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过去不敢想象的深度。“‘深海勇士’号一分钟下潜的深度就超越了我过去30多年的下潜纪录。”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孙键是我国最早一批水下考古工作者之一，他曾亲身参与过“南海Ⅰ号”保护发掘项目，对深潜技术带来的水下考古突破同样感到惊讶。

2018年4月，在宝石般蔚蓝的中国南海，当“深海勇士”号在浪涛中浮出水面，母船甲板上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7次下潜，最大深度1003米，借助“深海勇士”号，我国成功完成了首次深海考古调查，填补了我国水下考古的空白。

“深海考古大大拓展了传统意义上水下考古的工作范围，使水下考古的工作触角延展到了此前遥不可及的深海海域，也使得以前沉睡在海洋深处的珍贵遗产，能够直接、立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山东大学海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姜波认为，深海考古已经成为当前水下考古最具价值的前沿研究领域之一。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较之浅海海域沉船，深海沉船在沉没后，能够免受诸多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干扰，因此保存状况往往好于浅海沉船，从而能为海洋史和海洋考古研究提供无与伦比的历史考古信息。

“深海考古具有技术门槛高的鲜明特点，正是由于我国深水技术装备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才使深海考古事业发展具有了技术支撑，从设想最终变为现实。”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祝学华表示，经过多年的研发积累，我国已初步具备了深海考古所需的技术装备和人才队伍，拥有了谱系化、多功能的装备集群，具有低成本、高频次、常态化和业务化的运维能力。中国考古工作者拥有了挺进深海的底气与实力。

载人深潜技术为水下考古搭建实用性平台

相比在浅水区开展的水下考古，深海考古在装备技术、作业模式上大有不同。在水深超过千米的茫茫深海中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无异捞针。唯一能依靠的只有深海科技硬实力。

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成立不久后的2018年4月，该团队就在西沙群岛北礁海域开展了我国首次深海考古调查，前后共6位水下考古工作者跟随“深海勇士”号潜入深海。

出发下潜之前，孙键特意量了自己的脉搏，发现比平时要快一些。“这也很好理解，像‘深海勇士’号这种载人深潜器，我最初是在上中学时在科幻小说中看到过。能坐在里面去探索深海，这太了不起了！”孙键是潜得最深的人之一，在千米深的海底，透过深潜器厚厚的玻璃舷窗，他不断看到透明的鱼虾游过，不由感叹生命之顽强。“海底有些像月球表面，到处是环形山状的地形。”作为潜水高手的他第一次潜得这么深，对海底世界充满了好奇。

2018年4月23日，在我国首次深海考古调查的第四潜次中，第一个文物标本——一只陶罐，被发掘出来。被发现时，陶罐半掩埋在水深约460米的海底泥沙中，罐体完整。深海考古由于受特殊环境限制，需要通过深潜器外接机械手代替水下考古队员的手进行文物提取、沉积物取样等相关操作。

相比于深海科考通常采集的沉积物、岩石等样本，文物的特殊性对机械手本身以及操作提取作业过程都提出了更加精细化的要求。“陶罐体量大，我有些担心能不能用机械手顺利提取、完整运回。”当时参与第四潜次下潜、时任海南省博物馆南海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的李钊曾对深潜器机械手的稳定性有些担心。不仅深潜器中的考古队员感到紧张，当“深海勇士”号用机械手缓缓靠近、抓取文物时，母船上通过显示器观看“直播”的工作人员也都屏气凝神，舱室内安静异常。当文物最终顺利装入置于潜器前端的样品筐，所有人都长舒一口气，欢呼起来。大深度下潜、巡航搜索、精确定位、测量取样、影像记录、提取上浮……一系列流畅利落的操作动作让我国深海考古的第一件文物标本完好无损地来到众人面前。

“熟能生巧”，随着潜次的不断增加，我国深海考古相关技术也在不断迭代升级。2022年8月，在南海北部西沙海槽海域开展的深海考古调查中，我国水下考古深度首次突破2000米，发现了66件文物标本。并且，此次深海考古还首次引入无人深潜技术，开展了载人—无人深潜协同作业。“我们对历史记录进行分析，确定目标区域，然后用测深侧扫设备详细勘探，对可能目标用载人深潜确认。”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副研究员陈传绪介绍，此次西沙海槽深海考古还实现了“双龙出海”，除了已是资深“考古队员”的“深海勇士”号，我国万米级载人深潜器“奋斗者”号也加入到深海考古的行列中。

而在孙键眼里，下潜深度的数值已不是最重要的。拥有丰富潜水经验的他认为，多次深海考古调查证明，载人深潜技术可以为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提供具有一定实用性的平台。“比如，发现深海某个坐标点可能有沉船，我们就能借助它去进行每天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深海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

意外收获揭开中国深海考古新篇章

此次在南海发现大型古代深海沉船，其实始于一次“偶然”。

2022年10月，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出海执行科考任务，在“深海勇士”号第500次下潜，行进至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水深时，其搭载的测深侧扫设备传回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图像。科考队员循迹前去，一座高达3米、由密密麻麻的瓷器堆积而成的“小山”赫然出现在队员眼前。就在该处沉船不远的位置，团队还发现了另一艘沉船，其周围散落着大量原木。

科考团队立刻将消息报至国家和地方有关单位。经过考古专家综合研判，判断第一处沉船应属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并将其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推测文物数量超十万件；另一处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应属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判断其应是从海外装载货物驶往中国的古代船只。就这样，一处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被偶然揭开了面纱。

为了给后续深海考古调查奠定坚实基础，5月20日，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科院深海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团队将一个由钛合金制成的水下永久测绘基点放置在了1500米水深的海床表面。60千克的水下重量以及底部的金属钎能够确保其牢牢“坐稳”在海底。陈传绪介绍，基点放置后，借助长基线定位系统，研究人员能够对该基点进行精确的位置标定，就像给沉船遗址在地图中打上了记号，后期还可以和大地坐标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相衔接，保证测绘数据科学、精准、完备。

南海西北陆坡沉船遗址考古调查项目领队宋建忠告诉记者，此次考古调查工作将用一年左右时间，分三个阶段实施。在5月20日至6月10日的第一阶段中，团队将通过水下搜索调查，摸清两艘沉船文物分布范围，对沉船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资料采集和考古记录工作，适量提取有代表性的文物标本，以及海底底质等科学检测样本。第二、第三阶段将分别在今年8—9月和明年3—4月进行。

深海考古无法实现整体打捞，为了拉近公众与深海文物的距离，“我们会搭载4K和8K的高清摄像设备，对水下文物现场进行拍摄，为大家呈现更清晰的视觉盛宴。同时，我们还将利用水下动态三维激光扫描，叠加光学图像，完成三维扫描及摄影拼接工作，生成一号沉船核心区遗物平面分布图，为将来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对海底文物进行数字化提供基础数据。”陈传绪介绍说。

此时，“探索一号”科考船正带着“深海勇士”号和考古队员们，在南海上执行第一阶段的调查工作。5月23日深夜10点半，船上的网络信号时断时续，陈传绪匆匆回答完记者的问题后，马上又投入到回收潜水器的工作中，这样的忙碌将一直持续到第一阶段工作结束。

五月的南海正是景色宜人，但团队成员无暇欣赏美景，他们的目光正牢牢盯在水下1500米，他们要用中国的深海科技“打捞”中国历史，掀开中国深海考古的新篇章。（记者 都芃）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