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分析郭川(郭子宜讲解四柱八字命理学全视频)

中国足球是同一个村的模式 而欧美足球是同一条船

2017年过完了，让我们从山东鲁能的助教凯文·斯托茨的“总结”说起。

北京时间11月17日，凯文·斯托茨接受了德国媒体《sport1》的采访。他认为中国球员的水平很难达到德乙的水平，中国足球的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斯托茨非常无奈的说道：“我很难理解很多中国的球员，不知道他们是态度有问题还是记性太差，他们非常习惯将教练安排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事实也正是如此，每当你给他布置了一项任务，他们第二天通常不会记得。”

在业余足球，你会看到类似的情形，不是同一个人无数次犯同一个错误，而是不同的人无数次犯同一个错误。事实上，球是人踢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的足球风格肯定是一样的，不管是国家队、职业队还是业余队。举例，11月底，国安外援拉尔夫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说，有些中超球员不爱训练。与之相对应，业余球员更不爱训练。

宏观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足球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知识创新和意识创新的累积过程。换言之，中国国家队的风格和水平跟包括你我在内的数不胜数的业余“球员”是有关联的。它跟美国成熟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知识创新和产品创新非常接近——推动整个产业升级发展的不是IBM、微软等大型企业，而是数不胜数的中小企业。

因此，来自业余足球的样本，同样能说明中国足球整体的问题。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如同北上广深不能代表中国，你得去非北上广深的内地，才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

打个比方，中超中甲就是北上广深，但更能代表中国足球的其实是无数的业余球队。

个人认为，不是球员态度有问题，也不是记性太差。这种“鸡同鸭讲或者说格格不入”的根源也许是东西方不同文明的冲突。来自前航海大国葡萄牙的博阿斯教练团队，一个赛季在中超和亚冠狂揽15张罚单、累计停赛40场还有足协杯决赛颁奖典礼拒领鲜花拒挂奖牌，可以被视为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某种极端体现。

我自己有类似的经验，我读《金刚经》，一个经常的状态是杂念纷飞。我的态度没有问题，我想读懂，但我也清楚这辈子是做不到了。无法交流无法融入的痛苦和迷惘，根源在于一个普通人的精神境界距离佛太过遥远，杂念纷飞就是这种冲突和痛苦的表现。

我们有很多东西，比如中医、麻将、中国菜、琴棋书画篆刻等，是欧美人无法深入其内心的。相反，足球这种西方文明的产品，其实无法深入很多中国人的内心。这跟喜欢足球是两码事，你可以很喜欢某个产品，消费某个产品，但这跟你自己把它做到原品的极致是两码事。

另外，很多中国人以为自己很爱足球，但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觉。很多人爱的只是自己，他是通过足球这样一个工具或道具达到只爱自己的目的。

个体和整体的关系、权威体系和规则意识、探索未知的欲望、勇气和决心……在一个环境决定论者看来，也许是文明的地理载体决定的：我们是农耕文明，脚下的载体是田地和村落；欧美是海洋文明，脚下的载体是海洋和舰船。

简单说，我们是同一个村的行为模式，欧美是同一条船的行为模式，这必将刻录不同的文化基因。

造化弄人，足球恰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玩的游戏，同一个村的玩的是麻将和围棋。

围棋和麻将是一个中国人征服世界的模拟和象征，总之，还是一个人的天下观。而足球不是，足球是一个团队的天下观，一个团队征服世界的模拟游戏。

球队的队长英文为Captain，就是船长的意思。十九世纪，现代足球传入中国，是欧洲舰船从海上带进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东部海滨城市的足球普遍强过内地。

我一直很期待，有合格的专业人士来做点什么。既然没有，只好出来抛个砖先，好让事情有个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题目，需要强调的是，不接受任何要我提供正确答案的指望。凭什么？

西谚云：“所有人的声音都值得倾听，所有的才华来自上帝的恩赐。”重要的不是我对了或错了，重要的是有人愿意去独立思考，并且带动更多的踢球者去做同样的事情。

一

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距今2000-5000年之间，人类有了最早的航海活动。而人类的农耕活动肇始于更早的10000年前。在那样的蛮荒时代，陆地生活等于是在“舒适区和学习区”，海上生活等于是在“学习区和恐慌区”。

相对于陆地的安逸，在海上航行，是一种生死莫测的冒险行为，茫茫大海和未来的彼岸是不可知的世界。为了让大家对航海的危险程度有一个直观的认知，说一个今年发生的航海事故，中国航海第一人郭川，在海上已经失踪多日。这是2017年，高科技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照理说，应该能够找得到人或船的踪迹，但失踪了。往上回溯到新石器晚期，那会人类还刚刚学会玩石头呢。

不难想像，在大海航行中的船上这样一个前途莫测的空间，人们更容易产生“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和情感。打个比方，一条船上60个船员一起出海，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就是这60个人相依为命，同舟共济，少一个人就等于多一份危险。

但在同一个村里，就不是这样。《警世格言》的一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点明了村民和船员的精神积淀不同：村民更容易自我封闭和自我中心，对公共空间缺乏认知。

这句宋代的古训到今天还有用，街上的老大爷摔倒了，扶还是不扶，是一个问题。我们的老祖宗英明神武，早就预言了拉玛西亚影视学院。

一个容易出现的毛病是,意识不到个人行为对整体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举例，在西方社会，一户居民如果长期不打扫自己的庭院草坪，邻居会投诉其影响了社区生活品质，拉低了房地产价格。但在我们的思维里，这是别人家里的事，爱打扫不打扫，不能管。

在足球场上，你会发现，有相当比例的球员没有“我们”的思维，他只能用“我”的思维去阅读和分析比赛。

所以，在国际赛场，中国队是相对不会传球的球队。传球就是交流的工具，传统上的自我封闭，不能站在队友、对手和裁判的角度考虑问题，造成比赛交流机制的不通畅。不会无球跑动？因为，没有公共空间的概念。

在一个自我中心者看来，没有公共空间，都是我的空间。

前富力主教练孔特拉曾这样评价“中国球员像小兵，能执行任务，但缺乏热情，而且心智上欠缺那么一点点，什么是心智？是对整体战术的理解，执行战术的习惯，以及专注度。中国球员在场上总有松懈的时候，这些毁了比赛。”

很多球员无数次犯同一个错误而不自知，即使有教练提醒，就像文章开头凯文·斯托茨所说的，很容易遗忘，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他不是真的遗忘，部分原因是他内心抗拒：我自己家的草坪，我爱咋的就咋的，关你鸟事？

另外的原因在于，与其说我们爱踢球，还不不如说，通过足球来释放自我和宣泄自我。这符合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荣誉感、上进心和自我实现是更高级的心理需求，但如果低级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就无从谈起。

二

在很大程度上，这跟咱村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关。我们从未被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是独立思考的前提。孩子不过是大人的另一个自我，或者大人身体的一部分，或者是大人的工具。因为从小就没有人站在我们的角度来对待我们，只是被作为单细胞生物，去接受一个非黑即白、或非白即黑的既定世界。所以，当我们长大后，面对这个世界无限的多面性和多变性，懵圈了，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准备好，不会踢了。

从小被当作工具而存在，作为回应，当我们长大，内心会把自我以外的东西当作工具。从而，失去了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能力。

个性不足、独立思考不足的人，很难适应错综复杂随时变换的比赛环境。所以，弗格森直言，中国足球没有将好苗子培养成才的能力。通过董方卓在曼联的不自信，缺乏稳定性，爵爷感觉到中国足球出不了人才，是心智、个性、组织能力等软件的问题。

足球，其实是人生的模拟，该你独立面对的痛苦挣扎一点都不会少。再好的队友只能补位一时，不可能背锅一世。

11月23日，吴金贵出席2017年中德青少年足球研究与发展研讨会。谈到青少年球员的沟通、交流和团队精神，他说：“现在中国队员其实不缺好苗子，但往往个体实力不俗，到了集体中便不会配合，不会协作，不会原谅队友，只会埋怨。在足球里少不了尊重，也许在队里你是大牌，也许你进球了，但这不是你独自的功劳，而是团队的功劳。

很多队员从小在8人或者6人的集体宿舍中成长，尽管他们靠得很近，但心很远，他们不会互相交流，只是想着怎么把对方位置挤掉，而不是想着怎么去协作，所以一旦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也不会想着去交流。我在带职业队过程中，便发现想要和一些队员交流心声都很难，因为他们不会表达。所以，作为青训教练员也要从小去跟队员进行沟通交流。”

以里皮为代表的无数外教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中国球员技术不错，不亚于欧洲球员。但是，外国人同时会说，有球还行，无球就不会踢了，不知如何、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位置使用何种技术。

三

为什么出现这种“唯技术论”？中国教育的特点是知识灌输，训练出来的人没有独立人格，只是被拿来利用的“工具”和“机器”。在这里，知识就是现成的价值观、审美观和方。不管对与错，合适不合适，学生只有被动接受的份。

足球中的技术就是足球中的“知识”，但显然，球员没有学到如何运用这些“知识”。高分低能难道不是中国教育一个普遍的问题？

举例，足球青训的一个问题是，训练和比赛比例严重失衡，比赛太少，训练太多。“知识”和“技术”是如此“重要”，球员被迫与之产生的交流和接触是如此的多，以至于人很容易被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没用的所谓“知识”和“技术”对象化。

《范进中举》的范进就是一个例子，在他看来，八股文写得好等于就是世界的全部，他因此疯掉。同样，在业余层面，技术好被很多人认为是足球的全部，对足球的审美变得非常狭隘和单一：只喜欢脚下有球并以能过人和控带球为荣为乐，而拼抢和防守是别人的事情，自己则趁机休息以等待下一次“审美”体验和个性展示。

本质上，技术是获得比赛胜利的诸多重要资源的一个，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好比一把宝剑，本身是不会杀人的。技术好的人好比拥有一把宝剑，技术差的人好比拥有一把锈剑。

宝剑本身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杀别人，反之，运用得不好的话会伤自己。一流高手拿着一把锈剑一样可以杀人不见血，一个俗手，宝剑越锋利，可能伤自己越深。

四

在道法术器四个层次，我们村的青训停留在器、术的低级层面，并以为这就是足球教育的全部。反映到基础教育，教学内容就是灌输带现成答案的知识和技能，过分强调身体、力量、速度和技术这些看得见的器、术，从而扼杀了孩子往道、法的更高层次发展的空间。

我们经常在说，合格的青训教练太少。很大程度上，由于教育者素质的差距，在传授的方式方法上，不合乎道、法的原则。

为什么要跟大师一起学习？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张首晟对此有精彩的讲述：“科学的真理是客观的，但求知的过程却往往是主观的。大师们往往是因求美而得知的。爱因斯坦正是因为坚信宇宙的美妙，才找到了永恒的真理。科学的客观真理，往往从书本上也能学到，而大师们的品位与风格，审美与选择，却只能在大师身边学习工作才能悟到。真善美的结合，我认为才是教育的最高理念。一些专业知识可能被遗忘、被取代。但求知的，品位与风格却能伴随你一生并帮助你达到事业巅峰。”

思考题,为什么里皮短时间内让中国队焕然一新？里皮在足球上的品位与风格，审美与选择，为中国队指明了方向。我通常把教练比做一块磁铁，球员比做周围的铁屑，好教练的存在感体现在改变周边场域的磁场，让所有的铁屑指向同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里皮的存在远比他教了什么做了什么更值钱。显然，里皮的品位与风格，审美与选择，三个代表了意大利国民性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足球是国民性的载体或媒体。

对于孩子而言，足球的知识和技能，本身是可以通过很多途径习得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传授者的、审美、品位与风格，这些道、法的层面上的看不见的东西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我认为，真善美的顺序也许搞错了，应该是真美善，让孩子认知到足球的美好和快乐，培养他们对足球的美的敏感。产生追求美好的心之后，就是向善。这是必须的。因为，善就是呵护那个美。

一旦孩子对足球的美有敏感，有理解之后，自然会产生善心。足球教育的本质，是唤醒孩子心中的美好，对美的敏感，以及心中的善念。

一些普世的价值观，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或不被重视。爱因斯坦说过，爱是一切的答案，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不是这样，很多家长或者教练，如此教育孩子，你不好好踢球，就进不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

对足球本身的热爱没有当作最重要的足球资源来对待，而是把足球当作其他事情的工具。

巴菲特“善良、正直、聪明、能干”的选人排序，在我们村是一个笑话。从小就想着把队友的位置挤掉，长大了岂不是坑蒙拐骗样样精通？殊不知，一个踢球的孩子诚实、善良和正直，或意味着他对足球的美有特别的敏感，他会比别孩子更加热爱足球，更容易形成独立的人格养成和思考能力。

很多教育者无法认知到，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他有意无意在简单粗暴地把自己的足球生命复制给孩子，这样的错误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你能在很多孩子身上看到教练或家长的缺点，自卑、封闭、脆弱、不会与人沟通……

从基础教育的角度，足球是一个教育工具，其目的是帮助孩子们找到自己，成为自己。出几个球星其实是这个工作自然而然的副产品。

不过，很明显地，这不是足球行业一个局部的问题。

五

在业余层面，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粘球帝。在被问及为何不传球时，一位粘球帝答道：“我是来锻炼身体的，不让我触球，踢球还有什么意义？”原来，触球次数被当作一个竞技乐趣的重要指标，这背后的信息量耐人寻味。

我观察到的事实是，大部分人其实是来表达自我的存在感，足球是他显示自我存在感的道具。这个念头是如此执着，以至于即使他认为他自己不理性，他也要表达自我，这是他超越一切的最高诉求。

迟到、不传球、喋喋不休地BB队友，都是表达自我的不同方式。

这种执念几乎是飞蛾扑火一般的，不可阻挡。为什么？一个人，总是缺什么，补什么。

从小到大，俺们村的教育从来都是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对别人有用的人，并用功名利禄来强化这一理念。旧社会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新社会是事业心和成就感，世上不会有比事业心更能忽悠和蛊惑人心的了。

而人的内心告诉要做对自己有用的人先。所以，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直到上班，一直在戴着面具装逼。很多人就这样装进去了。事实上，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尊重自己，就谈不上尊重别人，更不要谈理解他人和团队了。

所以，乔布斯说，“你的时间有限，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的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

台湾学者孙隆基认为，西方文化中，一个人“是”人，每个人最重要的是成为他自己，也即自我实现，将他的天性和活力表现出来；而中国文化中，一个人必须“做人”。一个人单独时是不存在的，他必须要做好人，对别人好，他才得以存在。

俺村的球员为什么没有创造性和想像力？为什么中超只能打703，3个老外在前面弹钢琴，7个中国球员只能当小兵在后面抬钢琴？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创造力是自我实现者的副产品。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表达，当你成为你自己，自己决定自己，自己为自己负责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具备创造的能力。

如果文化教育一味地催眠和诱导，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以至于和人性中对自己有用的人之间有巨大冲突，会产生很多的心因性疾病。我不确定，一亿多精神病患者在多大程度上跟所谓的儒家文化有关。

英国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是创造性，而不是其他，让个体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顺从带给个体一种无用感，并让个体产生诸如没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等想法。创造性的生活是一种健康状态，顺从对生活来说是疾病的基础。”

在很多时候，很多人的意识不得不被迫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对自己有用的人”的本性被迫压抑到潜意识里。

但足球场给了释放和宣泄自我的空间。在比赛中，他不会意识到团队的需要，潜意识里在乎的是，他要表达“做对自己有用的人”的自我。

这个人今天碰巧是业余球员，但明天，也许碰巧是国家队球员。

一个被“对社会有用的人”催眠的人，他的内心是一无所有的，但他被压抑的真实自我必然一直在寻求机会表达出来。当这个人走上球场的时候，他被压抑已久的做“对自己有用当的人”的真实自我，可算逮着一个机会，以加倍代偿的方式喷发出来。为什么不会传球？根本就不想传，不想跟别人分享球权。

当他拿到球的时候，他的内心告诉他，你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球权是你唯一拥有的东西，你从未做一个对自己有用的人，所以，用球权来表达你的自我存在，并帮助你成为一个对自己有用的人。

教练说他 ，太啰嗦了哈。他会点头称是，他的理性或许真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接下来，他还会继续他的完全置团队于不顾的个人表演。很多外国人认为，中国人自私，不守承诺，没有责任心。但很多时候，原因或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成为“对自己有用的人”的心理需要。

在国际赛场，经常有人批评中国队不思进取、不足、没有荣誉感，取胜欲望不强，特鲁西埃曾如此评价中日球员的差别，日本球员输球后，有深深的自责和羞耻感。而中国球员输了球，跟没输没有什么不同。但这是一个伪命题，其深层原因之一还是“对自己有用的人”的集体无意识。

从另外的角度讲，这样的释放自我有和谐社会的功能。在足球场释放和宣泄之后，回到家庭和社会继续装。如此循环，在球场上祸害队友，总比憋坏了去幼儿园祸害孩子强。

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俺们村如此喜欢足球。在足球场上，人自然而然回归到自己，不可能戴着面具装逼。看足球踢足球可以治抑郁症，这是真的。

同时，也不难理解，很多人为何不爱训练,只爱比赛。很简单，比赛提供了释放和宣泄自我的场景，而训练没有。我认识一个朋友，五十多岁的人了，一个星期要打五场比赛，停不下来，一停下来哪哪都不对劲,但从不训练。

其实，宏观上，关于个人和整体的关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有一段名言：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六

不尊重权威和权威体系，也是一目所见的问题。还是回到船上，必须是最有经验和能力的人来掌舵，这符合所有船员的利益。如果不是这样，事故发生的概率一定更高。所以，不尊重权威的后果反而是害了自己。

按照经验和能力的排序，船上形成了一个权威体系：船长、大副、二副、三副、轮机长……由于环境的动荡多变，比如说，经过一场跟海盗的激战，船长死了。那么，剩下的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大副，就应该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如果其他人越级，就是非理性的，对所有船员都是如此。

但在陆地的村里，村长大概谁都能当当，无所谓啦。八字不好的话，遇到某个欺男霸女的恶霸当村长，指不定恨之入骨。

不知道谁说俺村的人老实温顺，遵守纪律。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以来，每隔百十年，咱村就会爆发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据统计，仅清代一朝200多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农民起义就达300次以上，平均每年一次半。起义，造反，在俺村的古代几乎成了一种“文化”。

咱村起义的口号虽然千变万化，但核心意思只有一个，吃口饱饭。被教育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用胃思考的起义者似乎明白了一件事情：我连做一个对自己有用的人都做不到,饿着肚子，怎么有力气对别人对社会有用？

再看一下世界史，发现这种造反文化只在俺村流行，欧洲8世纪才出现第一次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直到16世纪，整个欧洲十几个国家数得上的农民起义加起来只有8次。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

欧洲的起义大都是为了宗教改革、林地使用权这样的理由，增加上帝的荣光。宗教起义更贴切一些。

有秦以来的2000多年，每隔百十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针对权威体系和游戏规则的“造反”。另一个信息是，如果经常吃不饱饭的人太多，时间跨度太长，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物质基础就是用本能在生存，所谓舌尖上的中国。

根据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如果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不能满足的话，其他的荣誉感、上进心等啥的都是扯蛋。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富兰克林·管仲在更早的时候说过类似的话：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最近100年，中国最成功的运动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这六个字深刻地契合了中国人的需求层次。从需求层次上看，1920年代，跟陈胜、吴广那个年代没有区别。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吃不饱饭，在1960年代，我们的父母经历过。

心理需求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但一直强调“对别人和社会有用”的儒家文化显然一直在压抑之。那么，某种意义上说，过往2000多年的Made in china 同质化严重。

人和足球相处的境界有三个层次，本能、思想、灵魂。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踢球方式。反映到足球场上，在业余层面，很多球员不愿意按照权威体系的游戏规则来参与比赛，更多时候在用本能踢球。

用本能思考，会带来那些问题？人会过分相信眼耳鼻舌身意等感官能经验到的世界，并认为这是世界的全部。但是，人无法感觉的世界远远多过能感觉得到的。举一个足球场上的例子，很多业余球员很难接受“足球=3%有球+97%无球”的基本概念，他们认为，足球=100%有球。

一般情况下，中国足球普遍多边路球员，少中路球员。很多时候，只能用能力较强的边路改打中路。下面是一个教练跟边路球员的对话，那谁谁请对号入座。

“今天，中路没人，你改打一下腰。”

“那肯定不行，我打不了。”

“你不行，别人更不行。”

“你还是让别个打，我真的打不了。”

“你们公司老总贪污受贿进去了，你说，是能力和经验值相对高的副总接手，还是能力值更低的地区经理接？”

“肯定是副总接，地区经理水平差点意思。”

“那你还扯啥，赶紧上啊。”

……

但，最后，还是能力更差的“地区经理”改打中路，“副总”死活不肯离开他的“舒适区”。“我”的思维战胜了“我们”的思维，他追求的不是整体胜利，而是个人踢得爽不爽。其次，他不尊重权威、权威体系和游戏规则，再次，只喜欢待在“舒适区”，没有探索未知的欲望和勇气，只愿意打熟悉的位置，不愿意到“学习区”和“恐慌区”去接受有挑战性的工作。

七

前文谈到，很多人的内心深处，是通过踢球来表现自我的存在感，追求的是自嗨，不是团队嗨。如果脚下没球，不能控一下、带两下，过几个人，就会不爽。他们关心的是球队为我做了什么，而不是我为球队做了什么。当教练跟他沟通位置职责和位置要求的时候，他假装听进去了，不住地点头称OK。但一到场上，就原形毕露出自私自利的本来面目。

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合成推理的谬误，即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不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大家都玩自嗨，就是低水平的一盘散沙。事实上，只要有2、3个玩独自嗨的，其他人看着想死的心都有，整个球队离崩溃就不远了。

不是教练，不是队长，而是参与的所有球员,都要有在整体高度这个层面考虑问题的大局观。简单说，11个不同位置的位置职责和要求，通过契约精神和战术纪律连接在一起就是整体战术。

在基本概念和常识层面,这些位置意识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代表着足球的普世价值。只能是人去主动地适应和达到该位置的要求，不可能反过来要求位置来适应你。

不要问球队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球队做了什么，就是这个道理。

同一条船上的人也许更容易接受这样的观念，或者说，这样的观念就是来自船上。

如果是村里的人来玩，就会发现，所谓的战术执行都是被动的，僵硬的，教练强制性的高压下进行，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主动执行。很多业余球队，看上去很有上进心，请教练来做指导，但往往是花钱买罪受，因为合格的教练一定是追求团队嗨的，他的要求会跟球员的内心欲望产生激烈的冲突。

复习一下，前文说了， 在理性上，也许球员是完全明白和清醒的，但在“球队胜利和个人成长”VS内在的“对自己有用的人”的集体无意识的“比赛”中，后者彻底占据上风。

如果一种文化不鼓励“做对自己有用的人”先，那么，你从中找出来11个人，去打足球比赛，就会存在不求上进、荣誉感和取胜愿望不足的问题。这11个人也许是国家队、也许是职业队、也许是业余队。用银子可以改变一时，但再多的银子也无法改变血液里的集体无意识。

举例，战火纷飞中的叙利亚队。有银子吗？在西安打完客场之后，提着蛇皮大口袋到跳蚤市场买60多块的衣服。他们是不是比中国队更有取胜的愿望和斗志？别怪中国队的教练和球员，也别怪社会，这是血液里带来的，来自于他们的文化和集体无意识。地中海东边的叙利亚人的祖先之一腓尼基人，腓尼基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乃犹太人的近邻。 公元前10-8世纪，就是古代最著名的航海家和商人，“他们狭长的船只踏遍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

另外，马斯洛讲了，低级的生理和安全需求满足先，然后才谈得上别的。由此，不难部分的理解，中国足球和国民性的历史和心理原因。举例，爱、诚实、、上进心、荣誉感、取胜愿望和自我实现等，都是更高级的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生理、精神和心理需求层次的集体无意识，是我们必须要承受和跨越的历史。举例，我们为什么身体对抗不过欧洲人？别老拿先天身体构造说事，欧洲中世纪被认为“黑暗”，农民被称为农奴，然而这些中世纪农奴们的实际生活，却比大多数生在盛世的中国百姓还好。

据学者推算，中国古代一个自耕农的年均粮食保有量在扣除各种税负后平均约为640斤，而同时代欧洲农奴的年均粮食消费量约为1070斤。

事实上，温饱问题的解决，正是欧洲后来发生工业革命的前提，率先发起工业革命的英国，正是农民粮食量消费最多的国家。暖饱思足球，建立在航海巨人之上的前日不落帝国是现代足球发源地，不是偶然的。

成书于11世纪的英国人口普查报告《末日审判书》记载，当时的英国农奴居然可以每个周吃一两次肉。

我们知道，不同时代的两位犹太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弗洛姆深刻地着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老弗古典的本能主义决定论和小弗现代的主义决定论，尤其是后者的影响已逐渐取代前者。

后者认为：人不是一堆此时此地的生理上有官能性需求的肉体，而是富于的“超越物”——是“社会的、生物的、历史的产物”——人的就是为着自己的生命有意义，觉得值得活下去的动力。它甚至于比官能性的本能需要的驱动力更加强大。这正是为人之根本的明证。

若受到压抑，没有足够的渲泻的空间，人就会痛苦不堪，其结果就是弱智低能。

八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踢球方式，我们的踢球方式一定是社会形态和时代精神的产物。比如，独生子女，在其成长经历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这个6人团队是围绕他团团转的，他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长大后到球场上，他认为球队也应该围绕他团团转，想怎么胡踢就怎么胡踢。

在他心中，自己就是最好的教练。他要请的其实是保姆、顾问或经纪人。职业层面，有些老板不但要做教练，还要做球员。比如上海申花前老板朱骏。

显然，这不是一个业余队的问题，也不是业余足球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足球的问题。

在业余层面，外在的表现是球传不出来，根本就是不想传出来。在职业层面，就是国家队想传但不会传球，能打多个位置的球员不多。11月份，先后跟塞尔维亚和哥伦比亚打了两场，左后卫郑铮打左中卫、右后卫傅欢打后腰就差了很多。足协杯决赛，中卫石柯打边卫就是不行。12月份，东亚四强赛，傅欢打不了左翼卫，范晓冬打不了左边锋。从另外的角度，恒大之所以强，就是因为他的球员能打多个位置的相对多一些，这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其内核是不会团队合作。同理，用屁股都想得到，日韩的业余队、德国的业余队，其打法风格一定跟其国家队一脉相承、连裆共裤。

2015年，金州勇士60年后重夺NBA总冠军。赛后的现场采访中，主教练科尔谈到了获胜秘诀，“牺牲的精神。”他指的是，由于战术平衡的需要，队中老大伊戈达拉为球队牺牲了自己的个人能力。

牺牲，其实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成就自我。

九

我们踢球，一定要搞明白足球是个什么东西？足球一定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简单解构一下，足球是爱、理性、、诚实、自由、勇气、尊重、谦卑、宽容、好奇心、独立性、分工协作、规则意识、契约精神、个人特性和自我实现的巨大可能性……我们要搞清楚，俺们村有没有这些海船上下来的用来踢球的品质？

比如说，要懂得尊重足球，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选择性肢解足球的普世价值。举例，大规模年龄造假，就是不诚实，不尊重，足球一直以惩罚作为对我们的回应。

2015年，时任北京国安主教练曼萨诺曾委婉地评价中国足球“还没有准备好”。2017年呢？抢毛巾、不卖票给蓝色球迷、足协杯颁奖典礼失礼……，表面上看，有一支球队输不起，但实质上，传递的信息是俺村“依然没有准备好踢球”。

业余层面，对足球的“选择性肢解”和大规模造假来自正脚背，正脚背技术动作错误是如此的普遍和顽固，以至于刚刚讲完就发现白讲了。“造假者”明确地知道自己脚法错了，并且了解错误动作所带来的弊端，但“纠错”的艰难崎岖远不是不踢球的人所能想像。

我感觉到了传统观念的顽固和可怕，正脚背的技术规范，到网上搜一下，大把大把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最起码踢了100、也许200多年了，正脚背该如何踢是有定规的。跟位置职责一样，代表着足球的普世价值。按理说，不需要教练BB，你自己就应该会。

不懂得尊重足球的权威体系、游戏规则和普世价值，自然就谈不上真爱和独立性。足球是中国人的小三，关系甜蜜且暧昧，但只是一个工具、玩具或道具，图的是自己一时痛快，并没有当作终身大事来经营的打算。别看现在折腾得挺热闹，玩到最后极有可能穿起裤子不认人。

在俺村，足球从来没有被当做一个第一性的东西得到独立的尊重和对待，他始终是第二性的东西，处在被利用被压榨被消费的地位。对中国足协来说，足球是政治，对地方政府而言，足球是“名片”，对媒体而言，足球是眼球。对职业球员而言，足球是金钱。对业余球员而言，足球不过是用来放松心灵、锻炼身体、宣泄情感和释放自我的一个工具。

在俺村，足球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扮演了很多角色，但就是没有机会做一回自己。

我们从来都是足球的消费者，而不是建设者。其实，即使从消费的角度，最大的建设者一定是最大的消费者。

既然没有准备好，就不要急于大干快上。目前，中国足球的高速发展模式以透支未来的长远利益为代价，如果不赶紧急刹车，未来还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倒退五年，怎么可能相信“越南、泰国、缅甸是我们的对手”这样一个无稽的事实？但现在，他们已经来了。

十

美国人NoelTichy提出的理论，图里的3个区可以表示为你想学习的事物的等级：最里面一圈，“舒适区”，对于你来说是没有学习难度的知识或者习以为常的事务，自己可以处于舒适心理状态。

中间一圈，“学习区”，对自己来说有一定挑战，与原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足球观不符，因而感到不适，但是不至于太难受。思考之后仍然能够理解接受，那么就在学习区内。最外面一圈，“恐慌区”，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太多的事务或知识，心理感觉会严重不适，可能导致崩溃以致放弃学习。

对于一个人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处于“学习区”，学习具有适当挑战性的东西， 一段时间后，“学习区”会慢慢变为“舒适区”， “舒适区”越变越大，而一部分的“恐慌区” 也会相应变成“学习区”。

尽量呆在自己的“学习区”里，并且随时对“舒适区”保持警觉。

这就是学习和成长。

让我们再看看法国心理学家勒庞的《乌合之众》，就知道对“舒适区”保持警觉有多困难。

显然，原因是相当复杂和难搞的。单从“学习”的历史积淀看，相对于海上的西方人，我们一直待在陆地上的“舒适区和学习区”，缺乏2000-5000年的“学习区和恐慌区”经历。另外，从学习欲望的角度，我们已经了解到上进心不足的历史和心理原因。

以往的观念是，年纪大了，思维固化，比较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业余层面的阅历告诉我，很多十五、六岁的小孩也听不进“跟他们的踢球习惯相违背”的建议。相当比例的业余球员，只愿意待在“舒适区”，探索未知的欲望都没有，更别提勇气和决心。

如果足球基础教育不行，形成了很多错误的动作定型和思维惯性，成年后难以接受新鲜事物的话，就导致了文章开头凯文·斯托茨说的“没记性，多次犯同一个错误”。

中超以及中国球队为何更多依赖个人能力？学习欲望和能力的不足，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一个球员在很低的水平上达到能力的瓶颈之后，你会发现，一个球队的成长，只能依赖更换更好个人能力的球员。不换人，球队就无法成长。不难理解，如果教练也换了，球员的更换愈加剧烈。在这样“动荡”的环境下，整体比赛能力不高可想而知。

十一

岁末年初，总有一些人闲得蛋疼，会想一想，中国足球向何处去？目前，市面上的各种BB，都是在原有框架内做局部的、技术性的修修补补，没有什么卵用。

面向未来的最好方式是回到从前，搞明白我是谁？从那里来？是个什么尿性？

1865年-1868年，两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大清总税务司赫德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清廷提出许多改制强国的建议，他的《局外旁观论》、《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认为，中国人更应该消除制度和文化上的弊端。旁观者清，赫德近距离地看到了体制和文化对中国人的束缚。不过，这些建议30年以后才引起中国改良派的共鸣。赫德写道：“如果政策改变了，中国可以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政策不改变，它将变成各国的奴仆。”

想起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故事：一次看日俄战争的电影，影片中是日本战胜的情形，有中国人给俄国人当侦探，被砍头时，围看的中国人却叫好，“从那一会后，我便觉得学医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广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

中国足球需要鲁迅多过需要里皮。里皮说了，中国球员技术不差，身体不差，差的是团队配合。所以，凡是国民性有问题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技术如何出众，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赢不了球。

显然，这大大超出本文力所能及的范畴。但是，有一点是必须的，谁也不要指望唱着歌吃着火锅，依靠上面的政策和银子舒舒服服橹个几十年就能把足球给踢好了。没有的事，难度相当于给一个村民移植一个船员的心脏，想想吧，这是多么痛彻心肺的领悟，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能推动中国足球的发展，这个人一定是类似《菊与刀》的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文艺家还是隔了一层，建议中国政府像当年美国政府那样，聘请一个专业的文化人类学家来做一份中国社会和民族性的调查分析报告，标题就叫《足球与麻将》。

因为，中国队的对手从来不是日韩伊沙，而是自身那颗天生的只晓得打麻将的内心。（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