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31(1983年10月31日出生是什么命)

王耀武有一疑问，70年后被台湾当局亲手解开：简直堪比卧底

1947年2月23日，华野十个纵队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向北线李仙洲兵团发动了总攻。仅仅四个小时后，李仙洲8个整编师5.6万人在顷刻间覆灭，以李仙洲为首的数十名将校以及数万士兵被华野俘虏，从俄创下了自国共内战开启以来最大的失败。

照说李仙洲的兵力极其雄厚，又背靠莱芜城，无论怎么说也不可能在4个小时内被全歼。对此，李仙洲的上司王耀武想破了脑袋也没想明白，于是他发出了一个著名的疑问：

“就是放五万头猪，就算花三天三夜也抓不完啊？”

莱芜大败，军中谁到底该背这个锅？大家一直众说纷纭。按照内部的说法，主要有二。

在军“丢失”大陆之前，其高层皆认为，李仙洲理应负总责。1947年2月24日，亲自飞临济南为莱芜战役善后。说：“（莱芜战役失利）全在李仙洲指挥部署失误，是其指挥无方实有致之。”

为此还把王耀武大骂一顿，说他是“不知其人不可用而误国至此”。

然而在远赴台湾之后，情况又变了。原来，莱芜战役中的整编46师师长韩练成暴露了。原来早在抗战时期，韩练成就已经秘密入党，成为了我军的“卧底将军”。莱芜战役中，韩练成将所有的情报都提供给了我军。在战役开始之前，韩练成还故意脱离46师的指挥岗，使该师不战而崩，导致了李仙洲集团全局的失利。

因此韩练成被台湾方面扣上了“最危险共谍”的帽子。而莱芜战役的失败，又成了韩练成的“过失”。

然而整整七十年之后，也就是2017年，蔡英文公布了一批历史档案，其中就包括了一些的手令。其中一份手令充分证明，在莱芜战役中，除了韩练成这个“真卧底”，其实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超级卧底”。

要解释为何是“超级卧底”，就要先搞清楚啥叫“手令”。

自秦代以至于清代皇帝的下行文书统称为诏敕、谕旨，它们往往是皇帝不经正式机构程序，以皇帝个人名义下达的命令和意见。一般来说，这些手令墨敕具有和正式文书相等的效力，可谓是一言九鼎，接受者不得不执行。

到了时期，由于者连接出现，因此也有与帝国时期相同的“手令墨敕”。只不过这些手写的文书，一般被称为“手令”。

一方面，这些“手令”很少经过正规程序，经常越级发放；另一方面，所颁布的“手令”特别多，据一位曾长期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以下简称侍从室）人士的估计。自1936年1月起，至1948年4月止。侍从室积累收藏蒋的手令，即有120余箱之多。

一直以“名将”自居，特别喜欢越级指挥，因此手令也成为了进行“遥制”的工具。对此，他的属下将领既深恶痛绝，也无可奈何。长期担任侍从室听员的王正元对此深有体会。他说: “在高级军事指挥官中，没有哪一个不知道喜欢用长途电话询问情况，下达命令，指挥战事的。”

冯玉祥在淞沪会战时注意到: “前方打仗的军队，指挥的权限不一，最高统帅，连一连炮兵他都指挥着。

自命不凡，但他的越级指挥往往起到反效果。李宗仁曾在回忆录中认为，抗战时期军事指挥系统的最大缺点，即为的越级亲自指挥：

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

“他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而在莱芜战役中，将“越级指挥”的破坏性发挥到了极致。

莱芜战役爆发前，原本打算一口气拿下我山东解放区。为此，聚集了40多万兵力。秉承的旨意，陈诚亲临前线，他将攻击部队编为南北两个攻击集团。南兵团为主攻集团，

南兵团为主攻兵团，由整编第 19 军军长欧震指挥整编第 11、 25、 59、 64、 74、 77、 83 师和第 7 军，由陇海路出发，沿沂河、沭河分 3 路直指华东区的中心所在地临沂;。

北兵团为助攻兵团，由第 2 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第12、 73 军和整编第 46 师，由胶济路出莱芜、新泰，切断部队的后路。

按照陈诚的计划，南北集团将像一个核桃夹子一样，把华野这颗硬核桃碾碎。无论华野大军如何在山东转移腾挪，也逃不过被全歼的命运。

面对如此危局，陈毅和粟裕决定打一场大歼灭战，只能破敌一部，必能阻止的这次猛烈攻势。

负责战斗指挥的粟裕敏锐地发现，军这一次行动，似乎吸取了过去失利的教训，南线10余万兵力在宽不过几十里的战线上，以密集平推方式缓慢推进，稍遇抵抗就停滞不前，7天才走了70里。各部都互相观望，表现得十分谨慎。

相比之下，李仙洲的北线部队却表现得相当冒进。该集团下属的8个整编师，已经到达新泰、莱芜等地，摆出了一个一字长蛇阵。按照原计划，北线明明是助攻，如今却喧宾夺主，处于不利的地位。

原本华野准备对敌南集团实施诱敌深入，争取歼敌一部，但欧震十分谨慎，看不出破绽。于是陈毅通过粟裕的报告，想出了一条妙计：“我军为何不示形于南，攻击于北呢？”

因此陈毅提出：“我军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部敌人”。粟裕一听，拍着大腿赞叹道：“军长真是高明啊！”

说句题外话，有人认为陈毅擅长大兵团指挥，实际这是不准确的。就曾说过，陈毅是我军中的“狡猾之最”。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粟裕智计百出，陈毅同样足智多谋。华野的胜利，不能光算在粟裕头上。

陈粟定计之后，立即命令第1 、4 、6、 7纵自临沂北上，会合从胶济线南下的8 、9 、10纵队，围歼李仙洲部。留下陈士榘带领2、 3纵队伪装主力，担任牵制任务。

按照粟裕“壮大声势”的命令，陈士榘在临沂周围大修大建，建造了三道大阵地。一时间三道阵地到处红旗飘飘，锣鼓震天。粟裕就是要让陈诚误以为我军将会死守临沂，与决战。

陈诚不知是计，命令欧震猛攻临沂。而陈士榘则且战且走，最终放弃了这座首府。如此“大胜”，让陈诚狂喜不已。他对记者说：“陈毅所部之新四军，据官方估计，其损失总数已经有16个旅，7个纵队，约当总兵力的三分之二”。

对于这场“狂胜”，也颇为得意，他自信“此次战略可说完全成功”、“此心略慰”。他认为陈毅“失去老巢，不会有大作用了”。如今所要做的，就是堵住黄河渡口，以免陈毅“残部”向黄河北岸流窜。

然而军未经大战便占领临沂，使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起了疑心。虽然占领了临沂，但俘虏不多、缴获也不多，战斗的规模也不大，华野主力显然没有被歼灭。

因此王耀武加紧了侦察，并得到了解放军正在北移的消息。于是王耀武紧急向发电：

“由南向北急进之匪军，应为其主力之转用，显有打击北路兵团之企图。”

至少在此时，王耀武已经知晓了李仙洲正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在致电南京的同时，又命令李仙洲赶紧收缩。

然而对于王耀武的判断却不屑一顾。他说在临沂搜出了重武器，就可以知道华野撤离临沂，并非有计划之行动。解放军主力之所以北移，正说明他们遭受了严重打击，无力与南线主力争锋，故而做出北渡黄河以避战的穷途末路之举。

按照的判断，李仙洲不仅不应该收缩，反而应该主动向南迎敌，进而歼灭“陈毅之残部”。

因此电令王耀武，必须严格执行原南北夹击之作战方案。“勿使其继续北窜”。对王耀武下了命令，但仍觉得不放心。于是他故技重施，再次来个“越级指挥”。他派遣空军向李仙洲空投手令，严令其回防，否则以抗命论处。

本来李仙洲接到王耀武的命令，于2月16日撤离颜庄，73军自颜庄后撤莱芜，12军自莱后撤胶济公路。结果到了2月17日，却命令各部重回原地。部队如此来回运动，疲于奔命。而就在这时，华野十个纵队已经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

王耀武见势不妙，于是不等批准，命令李仙洲部火速后撤。然而由于先前的错误，导致李仙洲延误数日，如今再想撤已经来不及了。

然而即使在这时，局势仍有转圜的余地。李仙洲意识到自己的部队被围之后，于是将部队猬集于莱芜城周围，准备凭借城防工事负隅顽抗。李仙洲认为，华野缺乏重型武器，一时间肯定奈何不了莱芜的城墙。与其攻出去，不如固守待援。

实话实说，如果李仙洲真的据城死守，华野可能还真拿他没办法。8个整编师死守坚城，如果没有足够的重武器，是没那么容易拿下的。

然而就在这时，又来坏事了。

前文提到，蔡英文公布了一些的手令，其中一条就是关于莱芜战役的。（如上图所示）

在这封手令中，不仅痛骂李仙洲不敢正面迎敌，缺乏勇气，还要求李仙洲全力出击：

“今日拂晓全线行总攻，攻击敌军主力在此于一点，即不难迎刃而解……”

原来此时，依然坚定地认为，莱芜城周围的华野部队是“败军之师”，可以轻易击破。

在此前，他命令空军司令周至柔乘机亲自侦查我军动向，结果发现了我军在运河上架的浮桥。由此上当了，他误以为陈毅、粟裕将向西逃跑，北部出现的解放军必然不是什么“攻击主力”。

然而实际上，我军之所以向西架浮桥，不过是粟裕的“疑兵之计”，就是让误以为我军要向西行动。

因此认为李仙洲非但不应该死守，反而应该打出去，要让我军知道的“军威”，同时不准让我军“一人漏网”。

的指挥脱离实际明明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但对于这个极其荒唐的手令，李仙洲又偏偏不得不从。因为他明白，如果不听的手令打了败仗，面对他的将是严厉地惩罚。中央军的将领都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责任。

本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李仙洲虽然觉得不对劲，但仍蒙着脑袋服从了命令。

由于空投手令是临时行为，因此作为李仙洲上司的王耀武可能压根都不知道。

2月23日，李仙洲的五万大军杀出了城外。李部后尾刚刚脱离莱芜，华野便占领了莱芜城，随后从四面八方杀出，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因北撤路线位于一狭长地带，空间有限，无法展开。因此李部被迫向内收缩，互相拥挤、队形大乱，实际已经无法指挥。短短4个小时内，5.6万大军完全瓦解，军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败。

王耀武听闻李仙洲等五万人被俘，不禁发出疑问：“就是放五万头猪，就算花三天三夜也抓不完啊？”他实在无法理解，李仙洲部兵强马壮，为何败得如此之快。

但从蔡英文所公布的手令来看，其最大责任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如果说韩练成是“真卧底”，那么就是之中的“超级卧底”。李仙洲至少有2次机会能够逃出生天，但在的瞎指挥之下，一切都化为了乌有。若不绕开王耀武，越级指挥，也不会有如此的大败。

莱芜之败，让受到了莫大的打击，毕竟他全程指挥此役，其结果却是“如此重大失败为生平未有之惨败”。“实为无上之耻辱。”

然而却不承认自己指挥有什么失误，反而将责任推给下属，说李仙洲指挥无方，王耀武用人不当。不仅如此，还拿徐州绥属主任薛岳做替罪羊，夺了他的兵权，改由顾祝同统一指挥华东战事。

粟裕听闻薛岳下台后，高兴地说：

“薛岳用兵尚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历来是我军手下败将。这无异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更迭上。正象征着的日暮途穷，必然走向崩溃。”

那么为何会越级指挥呢？

按照自己的说法，他只有在部属的能力不足时，才会越级指挥。按照现代的说法，是个“爹味”非常重的人，他对于手下的管教，每多出于家长式的管教。手下的黄埔生，本就是他的学生，他总是以校长自居，总把这些学生视为小孩，老是觉得这些毛头小子会出乱子而不放心……什么事情都不放心他们去做，而事实干预他们，而且干预的厉害。

在开会上，他经常对属下将领说：“你们总觉得我这个老头子絮絮叨叨，不听我的话。但实际上不听我的话，你们都会被抓去。”

不仅看不起黄埔学生，甚至连李宗仁、白崇禧、陈诚、薛岳这些宿将也看不起，常常采取介入其指挥的行动，让人不胜其恼。

对于喜欢越级指挥的真正原因，李宗仁的评价一针见血。他认为暴得大名，只担任过中下级别的军官，缺乏历练。因此非常缺乏大兵团指挥的能力，只能以指挥小兵团的方式来指挥大规模作战，其集中表现就是爱发手令。

面对的漫天手令，像李宗仁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干脆选择拒收，你说什么都不听。

而像薛岳这样半独立的地方实力派，则选择躲避。比如1941年长沙会战时，薛岳本来打得很好，结果在战局紧张之时，一个电话将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大败。薛岳一气之下，竟不听统帅部要求将部队撤往湘西的命令，反而将部队撤退到了江西。有人问薛岳为何这么做，薛岳说：“跑得远一点，蒋委员长的电话就打不通了。”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国共势力的消长，的威信逐渐丧失，他的手令也逐渐失去了效力，将领那是能不听就不听，能躲就躲。

然而在淮海战役中，的手令还是坏了大事。当淮海战役进入最后阶段后，杜聿明带领20多万大军南撤。为了安心打仗，他故意关闭电台，拒守一切电报和文件，就是担心会瞎指挥。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见电报打不通，竟故伎重演，将自己的手令丢给了杜聿明。这一次，杜聿明是想躲都躲不掉。无奈之下，杜聿明只好硬着头皮与我军硬顶。他绝望地说：“罢了，反正天下也是他的，随他怎么折腾吧。”果不其然，杜聿明的20多万大军全军覆没，杜聿明自己也被俘虏，主力从此丧尽。

因此可以说，的失败固然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的越级指挥是最大的原因之一。做重大决策时，总是先征询下级意见，甚至进行往返多次的研商，最终由中央军委作出定案。往往给部下赋予了极大的独断权力，各野战军可按照自己的判断和战场现况指挥作战，因此我军在指挥上具有极大的弹性和机动性，进而每次都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