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月17日的八字(1976年9月17日八字)

周恩来与“”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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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恩来在“”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他赞成将知青上山下乡作为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新方向,通过给知青写信、肯定有关上山下乡题材的剧本等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20世纪 60年代上半期,他提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指导思想；将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知青的安置方向；深入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经验,及时回答了在推进上山下乡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问题；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加大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力度；倡导“半农半读”,推动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在指导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对知青十分关心、爱护,尽力解决知青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确保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关键词]周恩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

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一直延续至80 年代初,其中,最为人瞩目的是其在“”期间的这段历史。其实,作为一种缓解城镇就业压力、适应蓬勃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举措,它在“”前已形成较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与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倡导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其中,周恩来是积极倡导者,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1955 年至1961 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探索阶段。在这一时期,周恩来通过给知青写信等多种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

开始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初是与中国城镇就业压力增大,而农村又急需有文化的青年来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1955 年,在为他亲自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文集》第6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462 页。),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的启动,也成为了激励知青上山下乡的精神动力。中央在1957 年10 月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在中央有关文件和报刊中最初使用的是“下乡上山”这一提法。1967 年7 月9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从此,“上山下乡”成为全国通用的提法。)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655 页。)周恩来十分赞同和关于将上山下乡作为城镇青年就业新方向的思路和举措,并在不同场合对此作了具体阐释。1957 年6 月26 日,他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151 页。)他还对当时劳动工资方面的规定有碍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表示担忧。1957 年9 月5 日,他在国务院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有关劳动工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是许多规定刺激人口增长,不是鼓励人们上山下乡,而是鼓励人们进城。(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73 页。)同年9 月26 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作报告时提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9 页。)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也采取多种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20世纪 50年代中期出现的青年志愿垦荒队,被视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在周恩来报告的感召下组建的。1954年 9月 23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了保证增加农业的产量以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在发展合作化的同时有系统地推广新式农具,推广抽水机和水车,推广良种,改进农作技术,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并且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人民日报》1954年 9月 24日。)周恩来在这里提到的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增产粮食的思路,打动了很多知识青年。在场的北京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杨华听了,“心里就像着了一盆火”。晚年他回忆说:“正是由于周总理在1954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番话,才使我从此毅然决然地向党组织提出远征开垦荒地的请求,成了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长。”(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8年版,第51、58页。)继北京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萝北县之后,天津、上海、河北等 10多个省、市共组织了 50多批青年远征垦荒。

周恩来还通过给知青写信来鼓励他们上山下乡。1957年 12月 23日,他致信上海市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希望你们能够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的农民,并且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110页。)。1958年,上海随之出现了一个上山下乡高潮。1958年4月,周恩来在观看了反映城市知青上山下乡题材的现代豫剧《朝阳沟》后,大加赞扬,并说“要到北京演出,一定会受到欢迎”。同时,对这个戏如何进一步提高,他也作出了指示。( 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 3月 2日。)按周恩来指示修改过的《朝阳沟》在北京公演,后来又被搬上银幕,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对推动知青上山下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1955年至 1961年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相比后来,规模小、人数少,时断时续。从 1955年到 1957年,共有 7.9万多名城镇青年上山下乡。自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也使知青下乡工作一度沉寂。青年志愿垦荒队多数也没有坚持下来。

二、1962年至 1966年:知青上山下乡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对知青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高度重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深刻阐述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

20世纪 60年代初,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调整。在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精简政策的同时,从 196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从这时起,周恩来对知青上山下乡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把推动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党和国家工作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抓。1962年,他在接见各大区农办负责人时指出:“计划生育和组织城市人口下乡,不能看成是一件小事,应当经常抓这件事情。”(《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11页。)1963年 2月 13日,他在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又强调:“我们对人口、劳动力、城市人口怎么样安排,这是一个大事情。总的口号就是面对农村。就是下乡、上山、下水,搞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33页。)他多次主持会议讨论研究知青问题。“”前,一共召开过八次全国性知青工作会议,其中,周恩来亲自到会四次。有一次他听知青工作情况汇报竟长达六个小时,足见他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周恩来还多次深刻阐述知青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1962年 11月 8日,他指出:“我们安置城市下放人员是积极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就业范围、解决城市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这是个长期任务,我们是从这个目的开步走的,所以说这是有前途的事业。”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2页。) 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提出,今后 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 36页。)1965年 2月,他又明确指出,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工作是延绵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一定要远瞩,长期打算,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 1月 17日。)

2、将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知青的安置方向。

20世纪 5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由于缺乏专门领导机构组织协调,不可避免地出现职权不分、彼此掣肘等问题。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有计划地展开,知青安置工作也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从无计划到有计划的转变。这一重要转变,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

周恩来曾多次强调,知青上山下乡不是临时性的措施,而是长期的方针。根据他的指示,在 1962年 10月召开的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上,首次把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就安置对象、方式、经费、物资等制定了相关政策、计划和保障措施,并组建了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1963年 6月 29日至 7月 10日,中央召开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要编制出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15年(1964—1979)的安置规划。根据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提出 15年内,“估计每年有百万左右的人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604页。)。1965年 2月,周恩来在各大区和重点省、市、自治区安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强调:动员城市知青和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是城乡劳动力安排上的一个方面,必须纳入城乡劳动力整体规划之中。目前在城乡劳动力安排上存在着分散现象,需要加强统一管理。(参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430页。)周恩来的这一指示精神,在当年 4月 22日中央转发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语中得到体现。

知青的安置方向也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城市知青最初主要安置在国营农场,但农场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国家财政负担也重,各地都在寻求更好的安置办法。周恩来肯定了时任中央总书记提出的插队办法和浙江嘉兴安置插队知青的经验,积极倡导以插队为主安置知青。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他提出:“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要勤俭办事业,要节省花钱。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39页。)

为进一步统内外认识,有序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1963年 10月,周恩来又指示:“要搞一个决定发下去,越快越好”。(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6页。)1964年 1月 1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我国第一个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9—40页。)

安置方向调整后,插队比例迅速提高。1962年至 1963年,下乡知青主要安置到农场,插队只占 6%。1964年插队比例猛升到61%,1965年进一步上升为63.1%,1966年达到 70%以上。(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79页。)

3、深入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经验,及时回答在推进上山下乡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推进几年后,动员工作较为顺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迫切需要作出进一步解答。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 2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提出统一安排劳动力的七条经验:劳动、精简、安置统一起来；在时间上,冬季动员,春耕前后、麦收前下去；因地制宜；投亲靠友为主；坚持方向,重视巩固,稳步前进,不要着急；统一安排,各方协作；自力更生为主,群众互助,社、队扶助,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3页。)这些经验,涉及知青工作的方方面面,对于提高各级各部门领导的认识,增强他们做好知青工作、关心知青成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无疑有很大帮助。同时,也增强了广大下乡知青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在这七条经验中,周恩来提出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很好地诠释了国家对知青上山下乡持有的基本态度。周恩来指出:下乡知青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我们总要替他们想一想,他们前途怎么样?我们要不关心后代,那么什么人关心呢?国家就是我们这些人在服务嘛!我们就要指引他们,告诉他们往哪一条路上走是正确的；帮助他们,检查他们,负责到底。两句话:国家关心,负责到底。一定要这样他们才放心。发生了错误,我们就要纠正错误。发生了偏差,我们就要去纠正偏差。关心不够,我们就要多去关心。遗留下来的事情还没有解决的,我们就替他们解决。这样才能使他们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安下心,将来就是很好的农村有知识的劳动者,反过来也是能劳动的知识分子,就结合起来了。(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3页。)自 1965年以来,周恩来提出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这两句话多次出现在中央、国务院关于指导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文件中和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贯穿于城乡动员和安置工作之中。

4、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指示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加大宣传力度,鼓励知青上山下乡。

周恩来特别看重先进典型人物在知青上山下乡中的带动作用。1963年 10月 15日,他在与各大区负责安置工作的同志座谈时指出:“华东写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青年一代’、‘第二个春天’等好剧本,北京为什么不能写一个?铁姑娘、邢燕子、侯隽就不能写个剧本?华北局要推动一下。”“其他大区也要抓典型,每个大区、每个省都有这样的青年人。”(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41页、58页。)在20世纪50年代和 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青中间,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周恩来高兴地赞叹说:“天涯处处有芳草,祖国处处有英雄”。他重视培养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知青典型,多次接见他们。1964年 12月 26日,经他安排,邢燕子和董加耕参加了 71岁生日晚宴,坐到身边。(参见卞庆奎:《董加耕:没有看错的年轻人》,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页。)他们后来都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很有影响的带头人。

周恩来还指示将知青上山下乡拍摄成有关电影。1965年 2月 26日,他召集刘白羽等人,提出要把知识青年下放等带方向性的成熟了的题材拍成纪录片(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3页。),并亲自定名为《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

5、倡导“半农半读”,推动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

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举措,无论对社会结构还是对人们的传统观念,都是一次大的冲击。1964年,鉴于城市升学就业压力和大批毕业生不愿意下乡的现状,国家主席多次论述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并把它与上山下乡联系起来。1965年,在倡导半工半读的同时,又提出“城来社去”的新设想。周恩来十分赞成的意见。1964年 12月 21日,他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是一种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这种新型学校能够培养出既能体力劳动、又有文化技术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的人来,为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这种新型学校,是社会主义、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人民日报》1964年 12月 31日。)1965年 11月 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半工半读办法,当教育部长何伟谈到和安置办公室同志商量,准备抽一点安置经费,采取半工半读办法,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时,周恩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办法”(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5—56页。)。1965年 12月 28日,国务院批转当年 8月下旬至 9月中旬召开的安置工作座谈会工作计划时指出:遵照刘主席、周总理对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的指示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明年应结合动员城市知青下乡上山,重点试办半农半读的劳动大学,为逐步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积累经验,为促进农村文化革命、实现科学种田造就人才。(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 61页。)

在领导知青上山下乡同时,周恩来也开始考虑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问题。1966年 2月,当他听说各地知青都愿意到新疆而很少愿意到西藏去时,当即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由新疆兵团组成一千多人的一个团,由知识青年组成,动员他们去西藏。广大知青听说周恩来希望他们去西藏,在三天之内报名的超过三万人,最后去西藏的有两千多人。(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 1月 18日。)

“”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步子比较稳妥,进展较为顺利,其工作成绩是主要的。1962年至 1966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累计达到 129万,其中到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有 87万人,占下乡知青总人数的67.3%。

三、在推动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对知青十分关心、爱护,尽力解决知青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体现了他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和对广大知青的深厚感情。

知青上山下乡在推进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一部分知青思想动荡,不愿劳动；相当一部分知青生活不能自给,住房没有解决,有病无钱治疗；歧视、打击、侮辱知青的违法乱纪事件时有发生等。发现这些问题后,周恩来极为重视,并尽力予以解决。

设立知青工作的领导机构。周恩来很重视下乡知青的管理问题。1964年,遵照他的指示,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兼任组长,以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及有安置任务的区、县,也都整顿、充实办事机构,调配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到 1965年 4月,全国安置工作部门的行政编制总数已达到 6000人。知青工作机构的逐步建立,对于推进上山下乡,解决下乡知青遇到的一些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重视对知青的业余教育,关心知青的精神食粮问题。关于下乡知青的教育问题,周恩来说:“事先要有动员教育工作,小学毕业不能升学的,你要不给他劳动教育,有个两三年准备,他怎么能下乡劳动啊!十二、三岁的孩子不能去,要给他准备,要给他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对这些人从平时的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就得准备。”(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2页。)为满足下乡知青的学习要求,他提出在城市开办劳动后备讲习所,鼓励在农村推广业余教育。按照他的要求,每次安置工作会议都要专题讨论研究下乡知青的业余教育问题,每次发文都会对此提出新的要求。周恩来格外重视在乡知青的精神食粮问题。1963年 10月 18日,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创刊 40周年联欢晚会上提出:今后每年要有大量知青上山下乡,这就需要解决他们的精神食粮问题。1965年 2月 28日,他又提出:“《中国青年》杂志最好是面向农村,这样就可以供应青年精神食粮了。要使下乡青年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军事这四项主要的精神食粮。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任务,青年团要担负起来。”(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3—64页。)

关心“出身不好”的下乡知青。从20世纪 60年代初开始,注重家庭成分的倾向严重起来,一部分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知识青年,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周恩来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批评了这种倾向。1963年,针对有人质疑下乡知青典型侯隽的家庭出身问题,周恩来明确表态说:“我们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不要让孩子背家庭包袱。”( 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83页。)1965年 7月,他在新疆石河子接见上海知青代表,在得知知青卓爱玲因自己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有些难为情时,周恩来告诉知青们:“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741页。)周恩来的讲话发表在各大报刊上,对当时“出身不好”的知青,无疑是很大的鼓励。

选派带队干部照顾知青。考虑到下乡知青多数是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在异地他乡独立生活会遇到种种不便和困难,1963年周恩来在听取工作汇报时,提出动员城镇选派一定数量的干部带领青年下去,帮助安置地区做好安置和巩固工作。根据他的指示,中央下发的有关文件规定:“由城市配备好适当的带队干部,一起和他们下农场落户,至少是在农场工作一个时期,帮助农场做好对这些来场落户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册,第 600页。)在知青转向以插队为主之后,中央又在1964年把这项措施纳入《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要求城市方面“适时派出干部协助生产队进行巩固工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第 45页。)。

周恩来及时发现知青上山下乡中出现的问题并力所能及地予以解决,缓解了知青遇到的困难,也缓解了上山下乡遇到的阻力。这是这一时期知青工作开展较为顺利的一个重要因素。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段历史已经结束,但周恩来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广大知青的关心、爱护,以及他亲切朴实的形象却依然长久地留在千百万知青的记忆中。

蒋友柏：我从未看过幸福的状态，20岁后一直找自己，40岁已近无欲

蒋友柏出生在台湾曾经最为显赫的家族，这个大家族可以称得上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家族，同样也是台湾最后一个威权政体。

作为蒋家第四代，蒋友柏的童年像是拥有一盏阿拉丁神灯一般，享有超乎普通人的特权，过着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

可这一切都在他12岁那年戛然而止，在他还未完全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之时，他又再次遭遇了痛失父亲的打击。

失去庇护的他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摸索前进之路。或许是年轻时候经历过太多，才让他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从未看见过幸福的状态，20岁后我一直在找寻自我，40岁时已近无欲。”

蒋友柏

1976年9月10日，蒋友柏出生在台北。从小时候起，极为严厉的父亲蒋孝勇是一个让他害怕的存在，蒋孝勇始终坚持一个理念：“男孩是用管的，女孩是用疼的，棍棒底下才能出孝子。”

因此，从小不守规矩、不爱学习的他可没少挨父亲的打。

就连吃饭这件小事父亲都为他们立下了不少规矩：例如大人没动筷之前，晚辈不能动筷子；手肘不能放在餐桌上；吃饭不能有声音；咀嚼食物时嘴巴不能张开等等。

对于出生在台湾第一大家族的蒋友柏来说，他的童年时期可以说得上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每天上下学时都有保镖跟随两侧，上下学时均有专车接送，就连老师都要对他避让三分。

蒋友柏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病逝世于台北，终年78岁。蒋经国去世当日，曾经的副总统宣誓就职总统之位。

蒋孝勇深知如果自己和孩子一直留在台湾生活，决然是逃脱不了政治干扰。

于是，他决定遵循父亲去世时留下的遗训：“蒋家人不能再碰政治。”带着一家上下远赴加拿大蒙特利尔生活。

临走之前，蒋孝勇罕见地接受了媒体的公开采访，他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们蒋家是时候同中国的近代史打一个休止符了。”

蒋孝勇

那一年，蒋友柏才12岁，他一点都不想离开台湾，因为要好的小朋友都在这里。初到加拿大后的新生活对于蒋友柏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那时他还不会讲英语，身边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像一个游离于边缘的人，完全无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模式之中。

他甚至开始质疑自己曾经在台湾的生活难道都是假的，从未存在过，以前那些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来都变得非常困难。

唯一让他欣慰的是，来到加拿大后父亲像变了个人一般，不再像从前那般严厉，而是像和朋友一样相处。

蒋友柏

读高中时，蒋友柏和弟弟友常的法语成绩一直都不是很理想，可他们所就读的蒙特利尔是全加拿大唯一一所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城市，因此，在本地就读的学生必须要通过法语考试才有资格升学。

若是继续留在这里读书，蒋友柏和弟弟肯定会因为法语成绩拖后腿，从而申请不到好的大学。

无奈之下，蒋友柏一家只得听从曾祖母宋美龄的建议举家迁往旧金山。

对于这个决定，一家人都十分兴奋不已，这样不仅离回台湾更近，还能为求学、经商提供更为便捷的条件。除此之外，还能常常抽出时间前往纽约陪伴年事已高的宋美龄。

1992年春节过后，蒋孝勇带着一家五口搬到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市，并在这里开办了中兴集团美国分公司。

相较于华裔人口较少的蒙特利尔，拥有18万华人的旧金山市是西半球华人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街头之上熟悉的华人面孔，让蒋友柏感到十分亲切、自在，很快他就融入到了美国的校园生活之中，不再像在加拿大时那样，每天一个人独来独往。

转学到旧金山后，蒋友柏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学习之上，成绩可谓是突飞猛进，每次课程考核总是名列前茅。

1994年高中毕业后，17岁的蒋友柏成功进入久负盛名的纽约大学金融系就读。

蒋孝勇家人

1996年春天，蒋孝勇在台湾荣民总医院查出患有喉癌。再三思量之下，他决定将自己患病的消息开诚布公地告诉蒋友柏。

此时的蒋友柏远在纽约大学读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来不及向学校学校请假，连夜收拾行李和母亲蒋方智怡火速抵达台湾。

此时的蒋孝勇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必须即刻接受手术治疗。

做完切除手术的蒋孝勇病情仍然不容乐观，癌细胞依旧在他体内迅速扩散，医生找到蒋友柏谈话：“你父亲的病情很不乐观，可能只剩下不到18个月的时间了，情况最好也只能撑过两年，你一定要在这段时间里好好陪陪他。”

听闻噩耗的蒋友柏立刻向学院提出申请，请了一年长假陪侍在父亲左右，与他共度生命最后的时刻。

蒋孝勇

蒋孝勇知道自己病情已经十分危急了，他提出自己想要再回美国看看祖母宋美龄与年仅7岁的小儿子蒋友青。

在陪友青过完生日之后，蒋孝勇感觉自己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了，他决定完成自己那个一直以来的心愿，回到中国大陆去看一看。

拗不过父亲的蒋友柏只得陪着父亲踏上此次大陆之旅，回到久违的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这也是蒋友柏第一次来到内地。

1996年12月22日，年仅48岁的蒋孝勇病逝世于台北荣总医院。父亲的猝然离世给了刚刚20岁的蒋友柏很大的打击，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生活的压力，作为家中长子的他明白自己是时候应该挑起照顾家庭的重担了。

蒋孝勇

对于未来蒋友柏更是迷茫，之前的他从未想过自己人生会偏离继承父亲公司这条道路，父亲去世了什么也没有了，那自己学金融还有什么有用呢？

抱着这个想法，蒋孝勇中断了在纽约大学的学业，开始疯狂寻找赚钱的门路。或许是大学学的金融的缘故，亦或许是继承了父亲的经商天赋，蒋友柏就凭借投资房产和期货生意赚了近两百万美元。

为了逃避现实，蒋友柏过上了花天酒地的放纵生活，夜夜在夜店买醉。

这样放纵的生活持续了三四年之后，蒋友柏决定下定决心告别这种生活，回台湾打拼，他总是在心中默默为自己打气：“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蒋友柏

2001年蒋友柏怀着复杂的心情再度回到了台湾，他发誓自己一定要摆脱家族的影响力，向大家证明没有“蒋”姓这一光环，他依旧可以过得很好。

正如他在自传《悬崖边的贵族》里写道的那样：“我不喜欢被别人以蒋家第四代相称，我更喜欢当我自己的“第一代”。为了我和我的后代，我宁愿放弃那残留的政治贵族特权，从零去开创属于我的新时代。”

回到台湾之后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他月收入只有不到2万新台币，勉强能和刚毕业的大学生月收入持平。每个月除去8000块钱的房租，手头就变得相当的拮据。

蒋友柏

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对于自己的未来萌生了一个新想法，与其他蒋家兄弟姐妹选择去做律师、医生等行业不同。

蒋友柏与刚从世界顶级设计学院帕森斯学院毕业的弟弟蒋友常选择了当时在台湾似乎并不体面的商业设计行业作为自己的目标，并于2003年在台北成了全台湾第一家拥有国际知名设计团队的橙果设计公司。

关于为什么会选择踏上这条自己之前从未涉及过的设计行业，蒋友柏也在后来的访谈之中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那个时候设计行业在台湾属于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行业，在外人眼里看来这个行业毫无地位与前途，我想把这个不被看好的行业做起来。”

蒋友柏

为了让公司做大做强，蒋友柏费尽心思请来了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如当红英国设计师迈克•杨、前古驰设计师艾伯特•普切提等，这在当时的台湾设计界十分罕见，强大的设计团队也为这个初出茅庐的设计公司招揽了不少客户。

然而，一个陌生的行业毕竟是存在许多风险，没过多久，公司的问题就出现了。

他们所承接的一项预算为600万台币的赠品设计订单由知名设计师迈克•杨操刀设计，原本蒋友柏对于这笔订单充满了信心，他觉得出自设计大牛之手的作品一定会令客户十分满意。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客户对设计方案很不满，且迈克•杨的设计方案过于艺术性，很难达到最佳成品效果。蒋友柏认为设计出来的产品一定要让客户能够赚到钱，发挥产品应有的价值，而设计师却认为作品的艺术性最为重要。

蒋友柏等人

由于意见分歧，设计师离开了工作室，早先冲着设计师名头而来的客户纷纷不再与橙果合作。没有客户就意味着没有钱挣，眼看着公司就要撑不下去了。

2007年时，蒋友柏遇到了很大的财务困难，许多资深员工纷纷提出辞职。为了留住员工，蒋友柏在春节前夕给每位员工发了八千块的红包。

过完年后，公司原本的50名员工只剩下一半了。

此时的蒋友柏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公司发展不景气，就连媒体都纷纷唱衰，看他笑话。

蒋友柏

蒋友柏自己也很清楚：“如果一个普通的公司倒闭了，不会有什么人去报道，如果我们的橙果设计公司倒闭了，那台湾报纸的新闻版与娱乐版不得挂上一个星期啊。”

尽管如此，蒋友柏只得咬牙继续坚持，苦苦寻找可以让橙果永久经营下去的市场地位，积极调整公司经营策略。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橙果在经历几度濒临倒闭的挫折之后，终于成为了台湾设计行业的翘楚之秀，还和索尼、捷安特、联想等国际知名品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如今19年过去了，橙果设计公司不仅成为了台湾当地最能赚钱的设计公司，在新加坡、韩国等地均有分支，同时还在上海、长沙等地设立了分公司。

蒋友柏

正如蒋友柏的创业之旅一般，他的感情生活同样波折不断。

2002年年初，初回台北的蒋友柏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了第一任妻子林姮怡。

那时的林姮怡因出演偶像剧《薰衣草》，成为了台湾当红偶像中最被看好发展前景的女星之一，她也是很多广告公司首选的模特。见到林姮怡的第一眼，蒋友柏就不由自主地爱上了这个女孩。

外形高大帅气、家世不俗的蒋友柏是周围许多女孩的梦中情人，他身边的许多好友经常打趣道：“要是有友柏看上的女孩子，以最保守来看，不出三个星期准能追到手。”

可林姮怡和别的女孩不同，蒋友柏用了一年时间才将她追到手。

林姮怡

为了让远在海外孤独学习唱歌和乐器弹奏的林姮怡不那么孤单，那一整年里蒋友柏常常往返于台北与新加坡之间，抽出自己尽可能空闲的时间陪伴她。

也正是这样的坚持将林姮怡的心彻底打动了，两人在2003年时一同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婚后的第二年，林姮怡为蒋友柏生下了女儿蒋得曦，之后又生下了儿子蒋得勇。

一儿一女出生之后，蒋友柏每天坚持两点一线生活，除了公司就是家里，他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早点下班回家陪伴妻女。

那段时间在媒体拍摄的照片之中，蒋友柏一家人总是同进同出，十分和谐美满。就连参加综艺节目《康熙来了》时，主持人小s打趣他：“结婚了又不是不能离婚”时，蒋友柏立马摇了摇头反驳道：“不可以离婚，绝对不可以！”

蒋友柏、林姮怡夫妇

然而这段看似童话般美好的婚姻生活，却在走过十余年之后，落寞收场，蒋友柏在大众心中完美丈夫的人设也崩塌殆尽。

谁都没有想到如此痴情的他，也会有出轨的一天。

2013年时，蒋友柏身边多了一名新的私人助理庄涵云，两个人每天同进同出携手出席各个场合。原本大家都觉得这只是出于工作需求罢了，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很快就有媒体拍摄到了两人手牵手亲昵逛街的照片。

在这之后，林姮怡向他提出了协议离婚，这对让众人艳羡不已的夫妻最终以离婚收场。

蒋友柏

就当大众以为两人的关系就此画上句号之时，令人更加瞠目结舌的新状况出现了。

林姮怡将蒋友柏告上了法庭，原本夫妻二人约定两个孩子均由林姮怡抚养，蒋友柏按月向其支付一定的抚养费，可自打离婚之后蒋友柏并未按时履约支付费用，气不过的林姮怡只好与他再度对薄公堂。

不过这些风波却对蒋友柏与新欢庄涵云的感情没有丝毫影响，两人如同往日那般整天出双入对。

蒋友柏等人

或许是20岁之前，蒋友柏就经历过了寻常人到了中年时期才会面临的大起大落。

因此，觉得生活过于平淡、没有的他才会感慨道：“我从未看见过幸福的状态，20岁后我一直在找寻自我，40岁时已经没有任何欲望与诉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