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18日八字(1962年10月18日是什么命)

从一副对联看周恩来的协调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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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生历尽沧桑，虽历经荣辱却不变初衷。他遇事沉着冷静，科学分析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通过制止、回击、调解、疏导等方法，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巧妙科学地应对；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那独到果断、富有创造性的智慧和才能不仅体现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也在经济建设舞台留下了浓墨重彩。其中“大跃进”后在经济调整中的一副对联就是一例生动体现。

对联的产生

1960年8月30日—9月5日，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提出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恩来将“整顿” 改为“调整”, 并增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初步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周恩来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这个方针。

尽管提出了基本工作方针，但是各级领导人对形势的认识并不统一。有的认为经济问题并不十分严重，没必要进行大的调整；有的认为，主要是农业拖了后腿，工业没有什么问题；一些人更是怕又像1959年反右倾那样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怕政策多变。这些情况阻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导致不能主动调整经济，将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于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取得相对最大的产出；拖着大摊子，长线、短线相互拖着一起下降。1961年，在基本建设、工业急剧下降的同时，农业生产下滑的趋势尚未得到扭转，财政、信贷赤字没有消除，货币发行量继续扩大，物价猛烈上涨，人民生活依然十分困难。

为了迅速统一全体干部的认识，认真贯彻调整方针，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要求全党团结起来，踏踏实实地做好调整工作，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调整工作的宏观经济工作的实质，是贯彻综合平衡方针。

1962年3月，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综合平衡方针。他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最大的教训是不能平衡。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 就寸步难移。” 在陈云讲话时，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

上联是 “先抓吃穿用”，

下联是 “实现农轻重”，

横批是 “综合平衡”。①

这幅对联生动地概括了综合平衡方针的目的和方法。

对联是周恩来协调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

(一)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在总结本国经济建设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和中国政府领导人重新开始了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这次探索从1956年初开始，以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代表，在中国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前后形成了一个高潮。周恩来在八大会议上所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总结了执行“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指出，要实现国民经济稳步前进，我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取得的基本经验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还强调，由于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难以完全预计到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年度计划加以调整。确认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强调要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既反对右倾保守，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定了“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经济建设的方针。②

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起，在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国家领导人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并通过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首先表现出来，之后逐步升温，上纲为反右倾保守主义，成为指导经济建设的主导方针。

在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只讲速度，不讲比例、效益；只讲主观愿望，不讲经济规律；不做科学论证，对贯彻反冒进的同志扣帽子，甚至与、右派相提并论，把安排经济计划速度的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不是发扬，摆事实讲道理，而是不允许不同观点的同志申辩。迫使贯彻反冒进方针的中央负责人周恩来、陈云等多次检讨。这样，就轻易否定了八大前后凭借集体智慧形成的许多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批判反冒进，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从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转变为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重大转折点，为即将发动的全民“大跃进”清除思想上的障碍。

“大跃进”导致经济运行出现了空前混乱。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自1958年“大跃进”始至1961年连续4年财政赤字，共计达180.35亿元，亏空严重。与之相伴随，出现了货币发行过多、市场不稳定的现象。1960年，银行信贷资金达954.4亿元，比1957年增加2.35倍。在外部难得开放，内部“池子”有限的环境下，实体经济没有能力承担如此巨额的金融“泡沫”。再加上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残酷的现实使人们的头脑冷静了一些，1959年6月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是没有搞综合平衡，是权力下放太多，强调要搞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要适当收回下放的权力。庐山会议之后的1961年号召全党大搞调查研究，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在这个会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③。国民经济重返综合平衡方针，才有了周恩来的这副对联。

(二)对联体现的是生产目的、产业结构与经济规律

上联 “先抓吃穿用”，既反映了生产目的，也是在市场全面紧张局面下的应对举措。一方面，在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形势下，要优先解决人民急需的吃穿用问题；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需求，这是党的八大确定的基本方针，在调整中要重申，并切实得到重视。

下联 “实现农轻重”，反映的是产业政策。对于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三大产业--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如何协调发展，党的八大前后，在《论十大关系》，对长期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的积累与消费比例不协调，重工业脱离农业，轻工业单独推进不仅难以持续，也影响了农业、轻工业的增长与发展，影响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与逐步改善等问题，有过精辟论述，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总结。但是在“大跃进”追求高速度的冲击下这些远见卓识都被放在一边了。在调整中痛定思痛，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序实现全面发展。周恩来的这副对联提出后不久，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长期经济建设方针。

横批 “综合平衡”是这副对联的核心、精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在新中国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创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经历了20多年的漫长研究，他高度抽象地给出了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即需要在两大部类产品之间进行交换的部分，不仅要总量平衡，而且要结构平衡，不仅要在价值量上相等，而且要在使用价值的形态上配套。1956年八大前后周恩来反复强调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方针正是这一理论中国化的体现。经历了“大跃进”的否定之否定反复后方被重新认可，并在调整工作中赋予指导方针的重要位置。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此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因此当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谈及综合平衡时，他能够迅速插话，创作出这样一副既思想深刻又通俗风趣，合辙押韵的对联。

(三)实施综合平衡方针调整的效果

通过实施综合平衡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伤筋动骨”地调整之后，经济形势迅速好转。1963年，农业增产，工业也走出谷底、转跌为升，基本建设规模开始扩大，人民生活也有改善。1963年9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将1963年到1965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用3年的时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计划。

在新的形势下国民经济的调整取得进一步成效。农业持续恢复性增长；工矿企业设备得到修复，设备的完好率提高，老企业发挥了正常的生产能力；“大跃进”中仓促建设的新企业、新工业基地，得以进行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水利工程逐步进行配套设施建设，新工业基地积极解决职工住房、文教设施的建设问题，使已投入的资金发挥出更大的效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比较协调，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在国民经济走出谷底后，我国有重点地从西方国家引进一批工业项目，建立起了石化、化肥、化纤、塑料、合成洗涤剂等新兴的工业部门，对于减轻农业的压力，增加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填补空白，提高中国工业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还克服困难，集中力量建成了大庆油田，基本实现了石油的自给。1964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进一步加强了国防力量。

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阶段结束，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时期。

从对联看周恩来始终如一的初心与协调理念

周恩来终生为中华复兴而奋斗。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后，周恩来总理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他认为，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是锐意进取又谨慎周详的人。他关于建设的理想做法是有条不紊、稳步前进，所以当“一五”建设中出现了两次“冒进”时，他提出了“反冒进”。1957年到1958年上纲上线地批“反冒进”，背离了经济发展规律。这个错误批掉了按照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之后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我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来，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18日写作《十年总结》。其中指出：“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④

经过1957至1958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周恩来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和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的意见。

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争取通过调查研究与经济工作实践，提高和统一大家的认识。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正是有周恩来这样的好总理，新中国才能在建立初期最困难的岁月中，历经波折而不倒、不散，坚持维护国家独立统一的大局，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进；中国人民才能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坚强地站立起来、没有再倒下。无数的故事表现了感人至深、凝心聚力的周恩来精神。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独有的法宝，是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是可以传之久远、取之不竭的宝藏。

正如哲人所言，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的云烟，日久弥新；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的风雨，更臻醇厚。周恩来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注释：

①《陈云年普》(修订版)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47页。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

1962年中印战争，印军全线溃败，我军为何不乘胜追击（上篇）？

最近几年，中印边境地区冲突不断，印度也许忘记了1962年的中印之战，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1962年，中印之战---中国胜利之后，为什么就停火撤军？没有继续拿下新德里呢？

1962年的中印战争，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国内环境都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爆发的，但是解放军却依然赢得了一场摧枯拉朽、酣畅淋漓的辉煌胜利，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压制了印度。这段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无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这一年，在印度总理尼赫鲁“要用武力对付中国”的叫嚣下，印度本着“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向我国边防部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为了我国的领土安全，边防部队立刻实施了自卫反击作战。这一战几乎将印度近百年来的国运全数败光，而原本嚣张不已的印方将这次战争更是当成了“六二国耻”。

1、战争的起因和背景

上世纪50年代，印度频频挑战我国底线，数次对我国发起流血事件。但是在这场由印度率先挑起的闹剧中，因为顾惜印方是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且同病相怜，所以我国为了和平解决边境问题，对印度多有忍让。却不曾想，印度却将我国的忍让当做懦弱。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印度公然开始推行“前进政策”，加紧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印度一再拒绝中国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提议，1962年更是向边境地区集结兵力，组建了第4军，还赋予第4军自由发动有限战争的权力。

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不断蚕食中国西藏南部的部分领土。到了1962年，尼赫鲁居然下令要把守卫中国领土的中队“清除掉”。

2、1962年我国内忧外患，不容易

国际环境：与苏联决裂，与美国冷战，只能在第三世界的小兄弟混；

新中国的历史上，六十年代初正是中国内外交困最严重的艰难岁月。国际上，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关系始终没有缓和，虽然朝鲜战争的硝烟已经平息了好几年，但是1958年金门炮击的隆隆炮声音犹在耳，此时中国还是处于和西方阵营全面对抗的局面。曾经的“老大哥”苏联，在建国初期确实给予中国很多援助，但此时中苏关系也已经走到了决裂的边缘，苏联已经在1960年撤回了全部专家。所以，六十年代初中国在国际上相当孤立，而印度却由于和中国的矛盾，非常罕见地得到了美苏两大阵营的一致支持。

国内更是困难重重，新中国这个时候刚刚经历三年的自然灾害，农业还未全部恢复，所以基本的粮食供应都难以保证，苏联撤走之后，工业直接停摆，国民经济发展更是陷入停顿。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时候要进行一场战争，确实苦难，战争需要金钱，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的，我们一心想要发展经济，战争能不打就打，可印度正是分析到你的困难和弱点，所以才屡屡出手边境地区，侵占你的领土，反倒激发起了解放军同仇敌忾的高昂士气。

鉴于印度这种态度，1962年10月18日，毛主席召开会议，会上确定了中方将进行自卫反击战。

3、中印战争的经过

中印之战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在1962年的10月份和1962年的11月份；以打促谈，第一阶段打完之后，在国际上造势，说我们谈判，印度不接受，我们就继续打，指导取得绝对胜利之后，印度不得不接受谈判；

第一阶段自卫反击战，是从10月20日到10月28日。

中国政府考虑到，印度与中国一样，都经历过长期被殖民被侵略。中方深知民族独立来之不易，战争只会给两国人民带来灾难。

因此，当中方取得了东段克节朗地区的胜利后，曾于10月24日向印方发出中印停战协议书。印度政府不仅拒绝与中方签署停战协议，反而决定举全国之力，与中方军队抗争，10月低又派3万多印度军队集中在藏南地区，无意和平谈判，我解放军只能继续保家卫国。

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是从10月29日到11月20日。

11月中旬，在印军向我国边防部队发起全线反扑之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部队再次对入侵的印军发起了反击作战。

既然印度如此好战，中方便选择奉陪到底，开始对印进行第二阶段的自卫反击战。到了11月20日，我军在边境线西段清除了印军在班公洛地区的据点。

战后第二天，中国政府宣布中方部队将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后撤，中印战争就此结束。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对印反击战总指挥张国华，先后指挥的两次战役以及一些小型的战斗都取得了胜利。而这场胜利也以我军付出1460余人的伤亡代价，歼灭印军3个旅，生擒包括王牌旅长辛格等战绩，夺取了这次战役的胜利。

4、战后的印度

而这次战役后，原本在第三世界中有着美苏两国支持的印度，在国际的影响力一落千丈，而野心勃勃的尼赫鲁，也因此抑郁而终。在这之后，尼赫鲁原本为了富裕人体地位，加强中央集权而发起的改革运动也因此处于搁置状态。

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对于一个新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来说，稳定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然而，在这场由印度挑起的战争中，印度的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且在战争中印度向英国、苏联等国家贷款购买的武器背负的巨额债款，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潮更是让印度一蹶不振。

除此之外，在战后，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也陆续向我国靠近，与我国建立起了友谊，所以毫不夸张的说，在1962年，这场由印度挑起的战争中，印方将自己国家近百年的国运消耗殆尽也不为过。或许是因为，这次战争带来的巨大影响，印度人甚至还将此视为“六二国耻”。

5、这场战争对于我国的意义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中国边防部队在特殊高原地区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反侵略作战。战区自然环境恶劣，部队机动、指挥、协同不便；交通线长，运输补给困难。中央军委灵活运用军事、政治、外交手段，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也取得了政治外交斗争的主动。反击作战部队克服高原、严寒、山高、谷深的困难，大胆运用穿插迂回，分割包围战术手段，发扬吃苦耐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胜利地完成了作战任务，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

不管其他国家怎么看印度，中国通过中印战争在国际上既树立了和平大国的形象，也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从此之后中国在国际舆论上获得了很多支持，佩服老一辈革命家的远瞩。

这一仗，打出我国50年的和平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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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内从正营级提拔至副军级，曾荣获战斗英雄称号，他后来如何？

“与其跪着死，不如站着死”这是毛主席在1962年宣布对印军实施自卫反击战时所说的话，这句话对当时参加战斗的中人鼓舞极大，在主席的鼓励下，我军中再次出现了像“黄继光、董存瑞”这样不畏生死的战斗英雄，而陈代富就是其中一个。

陈代富在战斗中，用身体堵住爆破筒，炸毁敌人地堡，战后被授予了“战斗英雄”称号，在之后的军旅生涯中，他也是得到了重用，32岁时就被提到了副军级，然而1977年，他却被免了职，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他怎样了？

陈代富1942年出生于四川安岳县，那个年代成长的人，大多数的志愿都是成为一名军人，陈代富也不例外，他在18岁时，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那时中国的军事实力相对还比较弱，经常被外军骚扰，陈代富参军后，立志要做一个保家卫国的人，于是他苦练军事技能，苦学文化知识，终于在1962年时，他报效国家的机会来了。

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中印两军在边境经常引起争端，为解决争端，中方在和平谈判中做出了巨大的让步，然而这却让印军误以为我们好欺负，竟在边境线上开始一步步对我国领土进行蚕食、侵占，对我方和平谈判的意愿视若无睹，面对印军的一再挑衅，毛主席在1962年10月18日下达了对印实施自卫反击战。

1962年11月，丁盛接到命令，率领54军130师及军分区直属部队进入印度瓦弄地区作战，陈代富就在54军130师，11月14日我军先头部队进入瓦弄地区，随后就遭到了印军的猛烈攻击，著名的瓦弄之战就此打响。

瓦弄地区位于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最东端，此地山高林密，作战条件十分艰苦，与印军交上火后，我军指挥部迅速下达了各级部队的作战任务，陈代富所在的5连，接到的任务是负责跟随主力团实施穿插，敌后穿插是我军的拿手好戏，然而陈代富的5连在穿插至“32”高地时，遭到了敌人猛烈的火力阻击。

“32”高地的地形比较特殊，是一处十分重要的战略重地，因此敌人在这里布置了很多火力强大的地堡，地堡之间相互配合，形成了严密的火力网，而他们想要完成任务，这些地堡就必须全部破坏。

很快5连就制定出了炸毁地堡的计划，而陈代富所在的班接到的任务是炸毁其中一个地堡群，一个地堡群有三个小地堡和一个大地堡组成，大地堡在中间，小地堡分散在三个不同的方位，因为地堡无法移动，陈代富一行人开始逐个对地堡进行拔除，很快三个小地堡就被炸毁了，但大地堡的火力过于猛烈，他们一时间也是束手无策。

这个时候陈代富和其他几个战士站了出来，纷纷要求上去炸地堡，此时也没有别的太好的方法，拖得越久，对我军越不利，最终班长一咬牙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于是他们中的一人带着爆破筒就上去了，在敌人密集火力的压制下，想要成功炸毁地堡何其难，很快第一个实施爆破的人就失败了。陈代富看到第一个战友倒下，毫不犹豫的向班长再次请战，看着陈代富坚定的眼神，班长重重的点了点头。

于是陈代富在战友的火力掩护下冲了出去，他是幸运的，成功的摸到了地堡旁，接着他就将爆破筒推进了敌人的地堡中，然而，反应迅速的印军很快就将爆破筒给推了出来。陈代富见状立刻从另一个洞口处，把爆破筒推了进去，同时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不让敌人将爆破筒推出来，远方看到这一幕的战友，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也都暗暗为他捏了一把汗。

就在爆破筒即将爆炸的瞬间，陈代富猛的滚了出去，随着一声巨响，敌人的地堡再没了动静，而陈代富虽然受了重伤，但最后经过抢救后，险而又险的保住了性命，陈代富的壮举像极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用身躯顶住敌人枪口的那一幕。

战斗结束后，陈代富被授予了“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成为了全军学习的榜样，英雄事迹也传遍了全国，他还被升任为了连指导员，之后陈代富也被当成了重点培养对象，1964年升任营职干部，同时被选举为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

1969年升为营指导员，1970年升任团政治处副主任，那一年他娶了同样优秀的军人晏秀华为妻，那一年他28岁正营级。如此年轻就是正营级，照这样发展下去，他很有希望升任师级甚至是军级，但任谁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天会来的这么快。

1973年9月，陈代富正在豫北原阳县参加洪水后的救灾工作，这在这个时候，武汉军区突然来了一位处长，点名要见陈代富，不明所以的陈代富没敢耽搁赶了回去，见面后二人进行了一番寒暄，突然那位处长的话锋一变，向陈代富询问了一些敏感的政策问题，陈代富不敢多言，只是说坚决维护党和中央的决策。最后那位处长说：你是战斗英雄，军队的建设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准备担负重任吧。

半个月后，年仅31岁的陈代富就从团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一跃成为了师副政委，4个月后，再次被任命为武汉军区副政委，同年还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军委委员。坐火箭式的晋升，让陈代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要知道他此时才32岁呀，但放在他面前的委任书他又不得不信。在他被任命为军区副政委后不久，再次接到通知，让他参加中央第三期青年干部学习班。

1974年5月30日，这是他进学习班的第20天，就是在这天，王洪文来了，他来了之后就向所有学员下达了写“反潮流”文章的任务。然而一段时间之后，所有学员都无动于衷，没一个人提笔写，王洪文看到此情况勃然大怒，威胁到说不写就是“政治问题”，随后他还将所有学员分了组，而陈代富还被他任命为了一组组长。最终迫于压力下，陈代富东拼西凑胡乱写了一些话，算是交差了。然而没几天后，陈代富又再次被迫参加了一些“批判运动”。

好在学期很快就结束了，陈代富于7月2日回到了豫北部队，然而他前脚刚进门，催他到武汉就职的电话就打了过来。陈代富回想起这几天的经历，觉得军区副政委这个职位并没有那么简单，但他还是硬着头皮上任了，上任后他更觉得自己之前的猜想没有错，也因此整日惶恐不安。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陈代富决定向上级请辞，去做一些适合自己的实际工作，1975年陈代富转入某步兵师任师政委。

做了师政委之后，陈代富觉得久违的踏实感又回来了，于是他兢兢业业的在师政委的职位上奋战了三年。直到1977年末，陈代富突然被免职审查。而他被审查的原因，就是他在学习班时写的那些话和参加过的运动造成的。他这一审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但终究没有查出他有任何问题，最终给他下了一个“说错话办错事”轻微问题的结论。

而这些子虚乌有的“罪名”也让陈代富17年的军旅生涯付之一炬。从师政委一下成了谋银行的副行长，本来陈代富以为以后可以安稳度日了，结果没过两年，他再次因为同样的问题，从副行长的位置上被调任为了调研员。这时一切委屈和不甘终于爆发了，他在痛苦中从此一蹶不振，对生活充满了迷茫，那年他才45岁。

好在他的妻子不愿看他就此沉沦下去，一直在身边悉心照顾他、鼓励他，最终帮助他走出了阴影，后来陈代富还在妻子的帮助下，学完了大专的所有课程，还拿到了大专文凭。也是在妻子的鼓励下，他开启了长达十年的上京之路，最终他的问题再次得到了中央的重视，经过调查，总政治部终于在1992年还了陈代富的清白。

当陈代富一家看到总政签发的文件上写着“陈代富忠诚于党和国家，战斗英雄的荣誉当之无愧”时，他们全家人都哭了。在那份文件的最后还写着陈代富此后享受正师职待遇，这也算给我们的“战斗英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那一年，我在藏南与印度兵打仗：刺刀卡在敌人肋间拔不出来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文字是真实参与了62年对印反击战的老兵的回忆性文章。真实，真情实感，没有煽情，客观阐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特此分享，老前辈们致敬！

庹文汉（后排左），生于1943年7月，河北北京中学高二参军，战时服役于藏字419部队155团1营3连。1983年转业回京。

程志明（后排中），生于1944年12月，北京五中高三毕业参军，战时服役于藏字419部队154团60迫击炮连。1978年转业回京。

李兴亚（后排右），生于1942年12月，北京三十五中高二参军，战时服役于11师警装连，后随11师转战新疆、兰州军区。1987年转业回京。

章其坤（前排左），生于1943年10月，北京三十七中（现名二龙路中学）高三毕业参军，战时服役于11师33团8连，1970年转业回京。

杨战勇（前排中），生于1943年2月，北京三十五中高二参军，战时服役于11师32团直属82迫击炮连。1972年转业回京。

霍文武（前排右），生于1942年3月，北京五中高三毕业参军，战时服役于11师32团直属82迫击炮连。1976年转业回京。

1962年7月10日，是河北北京中学高二学生庹文汉19周岁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他接到了入伍录取通知书。北京同批入伍新兵共有100名，来自东城西城十几所中学，大部分是高三应届生，也有个别高二学生。他们响应西藏军区号召，准备到西南边境学习外语，参加边防斗争。

古稀之年，回忆起入伍时的心情，庹文汉和他的战友们用四个字概括：“一腔热血”。“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好儿女志在四方’，尽管对西藏的情况一无所知，大家都争着去那个神秘的地方。”

69岁的程志明记得，那年七月正在紧张复习准备考大学，“西藏招兵通知一下来，全班90%的同学都报了名”。经过体检、政审筛选，10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应征入伍，18岁的程志明感到无上光荣。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当时恰好在北京，接见了百名学生兵，鼓励大家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将来大有作为。年轻的小伙子们踌躇满志，并没有想到自己将扎根边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更不会料到将在雪域高原参加一场真刀真枪的战斗。

1

枪还没摸 棺材已备好

1962年7月13日，在亲友们的欢送仪式中，列车满载学生兵离开北京，大约16日到达兰州。在兰州训练军姿军容队列，学习藏族民族政策和传统后，8月17日继续坐火车西行。到甘肃红柳园，改乘“大道奇”（美国生产的道奇牌军用卡车）。刚上路的时候，同学们坐在卡车里志气昂扬，攀上唐古拉山口，情势急转，强烈的高原反应袭来，有人休克，口吐白沫。“饿了想吃，见饭就饱”。刚从北京五中毕业的霍文武，自昆仑山口至当雄，几天时间一口东西都没吃。现年70岁的他身材瘦高，老战友们笑他饿得到现在还这么瘦。

1962年9月4日，经过两个月辗转，学兵们终于抵达拉萨。那是下午四点左右，布达拉宫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壮丽辉煌，看到这样的景色，旅途劳苦瞬间蒸发，“大家一起振臂高呼！从此我们将翻开自己人生新的一页！”

▲李兴亚展示当年我军缴获的印军军用大毛巾

到拉萨一个月，他们并没有像在北京招兵时说的那样学习军事外语，而是参加政治学习，进行形势教育和队列训练。边境越来越紧张，印军建立入侵据点，袭击我军哨所。10月，印军越过克节朗河，打死我军干部战士多名，群情激愤，新兵都写了请战书。百名学生兵在当时的西藏军区是稀有的高学历人才，军区领导决定让他们到实战中锻炼。

“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还是学生，是去学外语的，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将要扮演什么角色，并没有心理准备。”程志明说。

没有时间留给他们做准备。10月中旬的晚上，部队已经向前线开进了，学生兵打散分配到各个连队，一片漆黑中，匆匆登上路过拉萨西郊的运兵车。来不及告诉北京家人自己上了前线，在战场三个月更不可能写信，两军对阵，部队的行动都是严格保密的。直到登上运兵车的一刻，百名学生兵只在照相留念时端了一回枪当作道具，压根儿没学过射击。

部队开到麻麻转运站，眼前的景象让新兵目瞪口呆：空棺材码得像小山一样，那是为可能阵亡的将士准备的。“我头发嗡地一下就炸起来了，这些棺材有没有我的？难说啊⋯⋯”当年19岁的杨战勇忘不了那种视觉冲击。

克节朗地区位于中印边界东段的西端，“麦克马洪线”以北。1962年10月，克节朗河南岸是印军，北岸是我军阵地。麻麻逼近阵地，没有公路，车辆开不过去，所有炮弹靠人和骡马往山坡上运，一个来回要六小时。庹文汉说：“印军根本想不到，在没有路的情况下，我们能趟过林间泥溏把120迫击炮硬是抬上阵地。120迫击炮仅一个底座就几百斤重，一发炮弹47斤，战士的肩膀都压破了，血肉模糊，衬衫甚至长在了肉里，开刀手术才脱得下来。如果120迫击炮没抬上去，只有82迫击炮，威力就大大减弱了。”

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新兵爬坡都胸闷气短，但谁也不愿当怂包，坚持跟着老兵扛大炮上山。最让他们震撼的是支前藏民，负重能力惊人。“藏族男人上一次山，肩上背两发120炮弹，脖子上挂两发82炮弹，手上还能再提两发60炮弹；藏族女人也能一次背两袋50斤的面粉。”

2

闪击克节朗像“打兔子”

10月19日夜，两个120迫击炮连（12门）和两个82迫击炮连全部在山上就位，主攻步兵陆续潜下山坡，埋伏在克节朗河北岸，紧临水边。沿河遍布茂密的原始森林，古树参天，利于掩护。庹文汉被分到藏字419部队1营3连，给排长当通讯员，扛着排长的56式半自动步枪和200发子弹紧跟其后。“那么大的部队，鸦雀无声”。相隔仅十几米处就是印军第7旅大营，一举一动尽收眼底。狭窄而湍急的河水奔流不息，印军丝毫没有感受到，急风骤雨正在对岸蓄势待发。

▲李兴亚留存的印军箱（左）中印

边境自卫反击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勋章（右）

20日早上7时30分，克节朗黎明静悄悄，印军炊事员刚刚起床生火，一张小饼子还没烙完，突然间，河北岸众炮齐发，战役打响了！20岁的霍文武作为11师32团团直82炮连新兵，负责给炮弹安装引信和药包，刚刚接受一点基本训练就参加实战，难免紧张。“部队提出的要求是9分钟超常规发射90发炮弹，必须放完，我们出了问题，装三次都发不出去，倒出来一看炮弹装反了。当时特别害怕，万一倒出来没弄好爆炸了，两个班的战友都得炸没了。后来人家传了笑话：‘82炮，瞎胡闹，打不出，往外倒’。”

新兵们迅速掌握要领，向印军阵地猛烈发炮。原定连续发炮40分钟，只发了20分钟就不得不停止。睡梦中的印军惊醒，从碉堡出来四散而逃，“印度兵跑得漫山遍野，有的提着裤子，有的披着衣服，也不知是哪个战士等不及了，噌地一下跳起来冲过河追击，一个起来整个大部队哗地一下全冲出去了。山上的炮兵不知道啊，炮还没停啊，不能炸到咱们自己人。当时又没有电话，信号弹在原始森林中也打不出去，赶紧派人找到空旷地，连发三颗信号弹，炮击这才停止。”

一说起追歼印军，老兵们兴致勃勃。当时解放军有的持56式半自动步枪，略优于印军的英式步枪，大部分解放军持53式步骑枪。在兵力、战机方面，中方都占绝对优势，士气大振。“那些印度兵只顾着跑，我们干脆看哪里有印度兵就往哪里打，就跟打兔子一样，开始还分着班啊、战斗小组啊，后来全打乱了。有的战士都打到别的连队负责的区域了，最后总结战功时得把战果给人家所在连队记回去。”

克节朗战役原计划打3天，毕竟对手是印军王牌师的王牌旅，有不少是二战老兵，在北非打过隆美尔。没想到一天就解决战斗，歼敌近2000人。旅长达尔维被生擒后很不服气：“胡子兵竟被娃娃兵打败了！”他还说中队打仗“不正规”，“在我们睡觉时就打，而且还从背后打”。他指的是解放军一个连从侧面迂回到印方后面炸碉堡。“他们那个碉堡修得也真差劲”，庹文汉说，“只正面有枪眼，背面没有，让咱们一个班就给炸掉27个碉堡。”这个班后来被授予集体一等功，并被国防部授予“阳廷安”班荣誉称号。

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兵败后也跟着士兵跑到山上密林，躲了一两天，实在饿得不行，下山找吃的，撞上整整一个连的解放军，被逮个正着。庹文汉随部队在克节朗停留一夜，搜山抓捕残部，第二天下午离开时恰好遇上被俘的达尔维。“一看穿的衣服就是大官，后面跟着勤务兵，头上还替他顶着睡套。印度军队里等级制度很鲜明。”

克节朗战役结束后，遵照总参电示，11师32团和419部队于10月21日下午18时，分4路向邱散谋、龙布、吉米塘、水帮桥地区追击。后遵照总参指示“相机攻占达旺”。11师32团的杨战勇回忆：“突然接到命令，轻装跑步前进，除了武器所有东西全扔了。没日没夜急行军几十里，追到达旺，敌人已经跑了，但仍缴获了两架苏制直升机。这时候又渴又饿的劲儿就上来了。背包早都扔了，断粮了，路边的野果、印军扔下的罐头，捡什么就吃什么吧！”

印军有土豆罐头、西红柿罐头等等，中方部队平常吃的是人背马驼的生熟干粮，很少见到这种高级军用食品，吃罐头闹了很多笑话。两个四川兵捡了罐头放在火上烤，想加热后再吃，烤好了拿刀一戳，巨大的空气压力使罐头爆炸飞起来，打得眼角直流血，气得他们一脚把罐头踢走。那时最想找到菠萝罐头和炼乳罐头，不过大多数铁盒扎开都是令人失望的土豆。

3

7天5夜强行军250公里跨越5座山

中队收复达旺后，中国政府建议和平谈判解决边境问题，而印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大举增兵，沿达旺至邦迪拉仅有的一条简易公路，在西山口、德让宗和邦迪拉呈一字长蛇阵分段布防。提出“打头、切尾、斩腰、击背、剖腹”的战术，将印军分割成数段歼灭。为阻止印军向南溃逃，插入敌后切断邦迪拉和德让宗之间的公路进行围歼是成败关键。克节朗战役11师主力没有参加，全师求战心切，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师长余致泉主动请缨承担迂回任务。

在当地藏民的指点下，11师选择了一条由北向南直插德让宗和邦迪拉之间的小道——贝利小道。1913年，英国情报军官贝利上尉，为划定“麦克马洪线”，伪装成探险家勘察地形时发现了这条路。

11月10日傍晚，11师以33团为前卫出发。没有空投，没有车辆，武器物资全靠人背马驮。每个战士身上有干粮熟粮、枪、子弹、TNT炸药块、炮弹等等，人均负重60斤以上，机炮分队人均负重80斤。章其坤身上除了武器装备还有一个藏式风箱，用来生火，他咬牙告诉自己，绝不能掉队，否则影响全班做饭。

这是一条行军难度不亚于红军长征的崎岖路，有些地段只能单人攀着岩缝勉力通过。“马不会走山路，出发没多久，不是摔向万丈深渊，就是被炮弹压垮累死。”李兴亚所在的11师师部警装连一晚上就摔死9匹马。“损失一头牲口，炮身、炮架、炮弹都得人来背。”

藏民的支援令将士十分感动。李兴亚回忆道：“我们警装连押运的物资由一支一千多人的藏族支前民工队负责，多亏西藏老百姓，他们一人能背一两百斤，负担比我们重多了，自己又累又饿，也坚决不肯吃背上的粮食。”

“开始老百姓对我们也没信心，娃娃兵能打败印度人吗？一看我们抓了那么多俘虏，对解放军可崇拜了，说我们大老远跑到西藏不容易，总是要求把战士身上的粮给他们背，还想帮我们背枪呢。那当然不能给。”

行军至卡拉，尽管是11月，正午气温如同盛夏。“‘麦克马洪线’划得真绝，南边全是四季如春的好地方。”老兵们忿忿不平地说。出发时，白雪皑皑寒风刺骨，战士还穿着棉衣，睡觉盖皮大衣，两人头朝相反方向躺着，互相抱着脚。“还管什么臭不臭的，冻得啊！”急行军几昼夜，棉衣外面的布都刮烂了，露出棉花，上面挂满树枝树叶，“一个个都像绵羊似的。那么热的天，也不能把棉衣扔了，没别的衣服穿。裤子也早就破了，屁股都要露出来了，后来部队指示，可以穿缴获的印度兵裤子穿，或者用印度衬衫包住屁股。”

烈日暴晒下，嗓子渴得冒烟，偏偏整整12小时，一点水找不到。“我们在山脊上行军，听见两边山谷里水声哗哗地响，但就是够不着，还大量出汗。”终于发现树林中几个马蹄踩出的坑里面有水。“能是什么水啊，估计就是马尿，大家还互相谦让呢，最后我真的喝了几口坑里的马尿。”李兴亚说。

“渴，饿，困，你说哪个好受？”庹文汉问。“哪个都不好受。但是我感觉，困是最难受的。”强行军途中只能稍作休息，不可能睡完整觉。

“连走路都能睡着，闭着眼杵着棍子往前走。”杨战勇说，“有天早上，我一看包里两块炸药和吃饭的胶木碗都碎了，这一宿行军，迷迷糊糊摔了多少跟头，我根本就不知道。”

霍文武所在的82炮连，有名战友实在太困，“刚打几分钟盹，一听说出发，起来就走，把身上背的6发82炮弹忘了。走出很远才发现，立刻返回去找，过了一天才追上大部队，在敌占区这是很危险的。”

“当人在那种极限状态下，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掉队，掉队被印度兵发现就是死。根本想不到‘为了祖国’、‘为了事业’这些崇高的目标，也许别人想到了，但我没有。”回忆当时的心态，程志明坦诚地说。

11月16日，32团抵达德让宗南侧切断了通往邦迪拉的公路，而33团和31团2营继续前进，直逼邦迪拉，11月17日23时提前1小时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围歼印军48旅的战斗部署。至此，11师历经7天5夜，连续强行军250公里，翻越4000至5000米高山5座，跨峻岭7个，过桥19座，修桥13座，架桥1座，涉冰河1条，深入敌后180公里。

印方也曾担心中队会从这里迂回，但并没有给予重视，只派小股部队阻击，他们认为，当年贝利一行仅有三五人，已是九死一生，大队人马插翅难越，完全没想到插入贝利小道的是11师整整两个团。切断公路后，不明真相的印军甚至还在往邦迪拉空投食物，此时11师背的粮食已在迂回途中吃完，全靠印军直升机“给养”。章其坤印象最深的是蟒油罐头，热沸后浇在米饭上拌盐，虽然没有菜，在战时也是难忘的美味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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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军不是

11师摧营拔寨扫清障碍，庹文汉、程志明所在的419部队也踏上贝利小道，与11师、55师密切配合，围攻“西山口”，全歼印军3个旅，击毙准将旅长豪尔·辛格。西山口海拔高度为4300米，印军认为雄踞天险，可以坚守6个月。这是五个战场中最艰苦的战场，担任主攻的55师从兰州军区到达战区就投入战斗，有一名“滚雷英雄”用自己身体为战友开路。130师师长说过，印军不是，他们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

11师在邦迪拉战场全歼了印军第48旅。这也是没有武器优势的战场，三营营长李少白牺牲，三个步兵连连级指挥员负伤超过50%，可见战斗激烈程度。在三营的13个学生兵3人负伤。

11月20日中午，在进攻时，章其坤所在的11师8连紧随7连突击队，沿山梁下的骡马道前进，突然遭到印军加农炮的轰击。“我们在通过这第一道封锁线时就见到已经有十多名战士倒在地上，老班长大喊一声‘不要停！后面有卫生员！”下了小路转入原始森林向山顶前进时，又遭到印军迫击炮构成的第二道封锁线的拦截，再往上是印军居高临下的阻击：机枪连续扫射和轻机枪点射。“在丛林中前进不久，各班和战斗小组就出现了编制失散的问题，但枪声就是命令，大家就近组合各自为战努力向上冲击。在接近主峰时机炮连赶到，82炮弹猛烈地砸向敌人工事，两个连队顺势冲上主峰，基本全歼印军第一锡克轻步兵营。”

5

搜山“捡”俘虏

印军应敌有个特点，一受到攻击就迅速四散而逃，钻进深山密林，伺机袭扰，因此解放军一个重要任务是“搜山”。搜山时敌在暗处，我在明处，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一名四川学生兵“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经历，在新兵中堪称传奇。他正在密林中搜寻，突然一个印度兵从树后窜出来，两人刺刀“啪”地一下对上了。双方都瞪大眼珠盯着对方，架着刺刀转圈，谁也不敢有一丝松懈，谁也不敢先出刀。老兵们绘声绘色讲起这个同龄人的故事：“四川这小子挺有文化，可能电影小说看得多，僵持间冷不丁一声大喝，抓起帽子就往印度兵脸上摔，印度兵躲闪的刹那，四川兵一个箭步上去就把刺刀去了，正好插在肋骨间，怎么也拔不出来。56式步枪是宽刺刀，血槽浅，按理说扎进去以后拧一下就能。可是他是新兵第一次拼刺刀啊，害怕啊，一个劲儿地往后拽刺刀，印度兵双手握着身体的刺刀被拖着走，啊啊啊地叫。这四川兵大喊：‘班长班长！我刺刀拔不出来了！’班长是老兵，跑过来把刺刀一拧一拔，拿脚一踹，印度兵这才倒地死亡。就这一下拼刺刀，让四川学生兵得了二等功。”

▲被俘的印军伤病人员

受到中国边防部队的宽大待遇

“印度兵逃到山上以后，头两天还抵抗，对我们开枪；第三天就眯着了，你不发现他他不打你；等到了第四、五天，他们饿得不行，自己就会下山。”一天晚上，庹文汉和战友正在聊天，见五个印度兵过来投降。“这五个印度兵被我们追了好几天，他们一点火做饭，我们循着烟就追过去。用印度语喊了两句话让他们举着手过来，一搜身，掏出的全是从老百姓地里掰的干玉米，他们不敢点火没法吃啊，饿的不行了只好出来。”

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下，大批印军因为忍不住寒冷和饥饿投降，甚至有印度兵饿急了冲到解放军的炉灶下手抓米饭，有人发现中方对待俘虏不错，回山上叫战友一起下来。公路边到处是饥寒交迫的印度兵，连同他们抛弃的坦克、汽车、枪炮、各种装备，坐以待“俘”。

李兴亚所在的11师，在迂回敌后的道路上人困马乏，看到奄奄一息的印度兵，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又不能不“捡”。有一次李兴亚和班长一起架着一个印度俘虏赶路，“那个俘虏一米八的大个儿，腿冻伤了走不了，我个子矮，他整个身体重量全压在我身上。当时我们已经急行军几昼夜，粮食和水严重短缺，还得供给俘虏吃喝。我又困又渴又冷，自己身体已经到极限，怎么也想不通，我是来打仗的，还得背着他！我实在受不了了，跟班长说：‘班长你摔一跤转过去，我把他捅死算了！背他干什么！’班长说：‘你别有这个想法，咱们连长指导员都是俘虏过来的，对俘虏待遇要求极严，谁杀俘虏拿脑袋换！’没办法还得背。”谈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李兴亚和战友们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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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没时间考虑怕不怕

1962年11月21日，中队逼近传统习惯边界线。就在这时，中央宣布停火。李兴亚说：“战士都想不通啊，正在兴头上不让打了，有的战士都哭了。”

从12月初开始，中队主动后撤，直到1963年3月撤回到1959年11月的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内。撤退时将重伤病战俘交给印度红十字会，并将缴获的装备武器维修擦拭后归还印方。章其坤记得，离开传统习惯线的鹰巢山口那天，“排长带领全排战士向祖国的大好河山郑重地敬礼，我们向祖国的领空和领土宣誓，我们一定会重回这里，树立界碑建立永久性哨所保卫她不再受外敌的侵略！”50年后，在回忆文章中，章其坤写道：“一生的等待没有重回藏南，再战印顽，成为终身的遗憾！”

▲1962年11月

我西藏地方边防部队遵照我国政府指示

把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印度侵略军的大批武器

擦拭一新，准备交还给印方

1963年春节前夕，11师和419部队陆续回到营地。大年夜，在珠峰脚下洁净的喇嘛庙里，刚刚走过贝利小道的章其坤和战友们躺在缴获的印制毛毯上，盖着皮大衣，感觉就像躺在席梦思、沙发床一样。

从1962年10月18日登上运兵车开往前线，到1963年1月24日农历春节回到营地，将近100天。“战场上100天，对于我们这100个人，是难得的锻炼。”庹文汉说：“你要问怕不怕？当时没考虑怕不怕。在战场上你越怕死，越死得快，因为你一怕动作就迟缓。下了战场才开始后怕。要是有人说：‘班长，咱把那罐头打开吧，说不定明天谁就吃不上了’。凡是说类似这种话的人，不是牺牲就是负伤。他肯定在心里把‘死’想得太多。”

程志明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我们吃了从前想象不到的苦，如果不去参军，就和同学们一起考大学了。现在我已经将近70岁，回头看看，当时确实后悔一阵子，但如果没去西藏，我会后悔一辈子。”程志明永远记得在贝利小道翻山越岭的感觉，“远远看着前面一个山头，以为翻过山就好了，爬一夜翻过去，又是一座山。从那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觉得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我们这些战友常说的话是：大家都是提着脑袋过来的，还怕什么？”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