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14日酉时生八字(1961年8月14日的农历)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生活，是很好玩的

一提起高邮，许多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哦，那里盛产咸鸭蛋！

我们也许还曾记得初中时语文课本里的一篇课文――汪曾祺《端午的鸭蛋》。

还曾记得作者不乏深情与自豪所写下的句子：“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你似乎很少能看到一个如汪曾祺一般的作家。

这个汪曾祺，自道写作的缘由是：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这个汪曾祺多才多艺：

爱画画，少时“以画名”；有很深的书法修养，临过虞世南《夫子庙堂碑》、颜真卿《多宝塔碑》；爱唱戏，唱过青衣、唱过余派老生、还唱了一阵昆曲；好抽烟、嗜饮酒，尤其是个顶出名的作家里的美食家。

这个汪曾祺个性洒脱，颇有“真名士，自风流”的气度：

晚年他回忆为什么会报考西南联大时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

如果你曾读过汪曾祺的作品，无论是写美食的《汪曾祺谈吃》也好，还是写草木山川、花鸟虫鱼的《人间草木》也好，亦或是他的诗化小说名篇《受戒》也好......你也一定会从他那些舒朗清淡的笔墨里，感到一种生的喜悦。

那喜悦是缓缓的、淡淡的、有滋有味的、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的、是生命中最寻常却也最难得的。

著名剧作家史航‍曾用中国现代思想家马一浮一首诗中的两句来形容汪曾祺，深以为然。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一个人在历经世事沉浮、遍览乾坤宇宙之大后，当俯下身子看到草木生发、岁月荣枯，却仍会生出一种怜惜之意。这该是怎样的一颗温柔纯粹的赤子之心啊！

汪曾祺，他是为了让你怅惘而生的！

1920年3月5日，夏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汪曾祺出生。

他曾说：“我的生日是旧历的正月十五。据说我是日落酉时出生，那么正是要‘上灯’的时候。沾了元宵节的光，我的生日总不会忘记。”

七十三岁生日那天，他写了一篇散文――《祈难老》。文章里这样写道：

“这里所谓难老，是希望老得缓慢一点，从容一点，不是‘焉得不速老’的速老，不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那样的衰老。

要想难老，首先要旷达一点，不要太把老当一回事......其次是对名利得失看得淡一些......我以为人不可没有名，也不可太有名。”

文章结尾，他写了一副对联聊当自寿：

“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

对联后，有两行小注：“癸酉年元宵节晚六时，七十三年前这会我正在出生。”

这便是汪曾祺！从无衰瑟之感，亦无颓唐之态，永远淡淡泊泊、从从容容、自自在在。

3岁时，汪曾祺的生母便因病去世了。但幼时的他，凡所应得到的爱从不曾缺少。他的祖父母、父亲都是学养深厚的人。

而他们的这种文化底蕴也通过日常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熏陶着汪曾祺，不仅养成了他此后对人与事的宽厚仁爱之心，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其文化素养。

祖父常亲自执导心爱的孙儿描红，一遍遍描写“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几个大字。

祖母则一年四季从不闲着：做酱、包粽子、做糟鱼、风鸡、汤团等，夏夜纳凉的时候，祖母喜欢给孙儿讲故事，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便是颂扬真善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而父亲汪菊生更是难得的开明，不仅从不把自己意志强加给孩子，更是尊重汪曾祺活泼、好动、独立、多思的个性，将他看做与自己平等的人。

汪曾祺17岁初恋，暑假在家里写情书，父亲不是气急败坏或是忧虑不已，反是调皮地在一旁瞎出主意。

汪曾祺18岁时学会抽烟喝酒，父亲也不动怒，反而将其引为知己。他喝酒，给儿子也倒上一杯；他抽烟，一次抽出两根，儿子一根，他一根。

汪菊生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不是不关心儿子，他只是懂得：孩子大了，应当让他自己去学着体味这个世界。

汪曾祺在一篇散文中写道：“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他的这种脾气影响了我，不仅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年轻时的汪曾祺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汪曾祺是幸运的，与同年的张爱玲相比，他有着一个温暖而开明的幸福家庭。而正是童年时的这些影响，投射到他们各自的人生态度和作品思想中去，便呈现出一种全然的不同。

张爱玲少即成名，却因童年时家庭的不幸，一生孤僻、性极清冷，作品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薄凉之感，而少温暖。

汪曾祺却不是如此。他虽成名较晚，时代变革中更是多次遭逢不幸，然而永远洒脱、达然。他懂得生活、更爱生活，反映到作品中，便常有一种人间烟火的味道，字里行间，让人觉出生活的温暖与喜悦。

1939年，汪曾祺如愿考入当时由三所名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然而，给他留下最难忘印象的却并非学习，而是“跑警报”。

昆明当时的防空力量近乎于无，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有时竟然会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27架飞机来昆明轰炸。

汪曾祺由最初的些许紧张，到渐渐变得习以为常。再后来，这位从小就对“看”一切感兴趣的人，居然开始十分有兴致地观察起同学们跑警报中的言行，并深以为趣味。

汪曾祺后来更用一种幽默口吻写下了一篇散文《跑警报》，还剖析了“跑警报”这一名词的独特内涵，认为“跑”相比“逃”、“躲”，更有一种紧张中透出从容的风度。

只一字，便让人们身临其境般感受到那个动荡时代里人们的真实生活，及那个时代人们的一种坦然从之、生死看淡的名士风度。

汪曾祺天性散淡，最怕受拘束。他不爱进学校图书馆，受不了那种正襟危坐、集体苦读的气氛。对不喜欢的课，他要么听得心不在焉，要么索性逃课。

不好好上课，自然难以通过考试这关。“西洋通史”第一学期期终考试，汪曾祺只得了37分，这意味着第二学期他至少要考83分，两学期成绩平均下来方能及格。

这自然难不倒颇有些小聪明的汪曾祺，考试时，他便拉了两个历史系的学生，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汪曾祺“顾左右而抄之，无往而不胜”。左右逢源，最后得了85分。

但对喜欢老师的课，他却颇为尽心。譬如对自己崇敬的沈从文先生，简直是“凝神而虔诚”。

汪曾祺大学二年级时，终于正式拜见了沈从文先生，并由此开始了两人长达几十年的师生之交、文学之交。

汪曾祺与沈从文

1948年，汪曾祺决心到北平闯荡一番事业，却是一次次饱尝失业的痛苦滋味。求职无门，文章亦难发表出去。以至仰天长叹：“北方不接纳我！”

老师沈从文鼓励他：

“重要的是对生活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在任何逆境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这些话于汪曾祺来说，该当是无比珍贵的。那时的他尚且年轻，经历了些许挫折，便觉得人生无望。然而老师的话，让他懂得，“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他应当以一种热忱、素朴的态度去迎接生活中的一切。

1948年年底，他写信给黄永玉：“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有我这里一点是热的。”便是凭着心里的那一点点温热，让他此后无论面对着怎样的不幸，都能坦然待之。

1957年，反右运动中，汪曾祺因《惶惑》一文被划为“右派”，大字报标题触目惊心：

“击退分子汪曾祺的猖狂进攻！”

“不许汪曾祺污蔑党的领导！”

“彻底批判汪曾祺的右派言行！”

1958年秋，他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便是这个西南联大时期体育始终无法过关的文弱书生，却是要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常常是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

后来，他又被分配在果园上班，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就是硫酸铜加石灰，对上适量的水，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可防治果树病害）。

汪曾祺干得很出色，在给一封朋友的信中，还不无得意地写道：“我是个喷波尔多液的能手，果园的工人谁也没有我喷得匀。他们都没有我细心。”

言语间，自有一种从容淡然。

1961年春天，他完成了一生中很奇特的一部著作――《中国马铃薯图谱》。

那一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人都挨着饿。便在这特殊时期，原本作为普通蔬菜食用的马铃薯的地位迅速上升。

所里领导遂把这项特殊任务交给了汪曾祺――绘制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以便深入进行马铃薯科学种植的研究。

马铃薯研究站在沽源城外，汪曾祺坐了牛车去。老牛拉着，不慌不忙，一步一步挪动着。忽然，路边出现一簇不知名野花，汪曾祺觉得很美，就跳下车，掐了两朵，走一截，又爬上车。

他躺在牛车上看着蓝天，看着无际的大地，心灵觉得一片平静。

正式开始绘画了，汪曾祺每天清晨一起来，就到马铃薯地里掐一把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画。

他曾为此写过一首长诗，记述这段单调漫长却也不乏悠然的生活，寄给老同学朱德熙，其中两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想象一个中年的学者，戴着一副眼睛，手里拿着画笔，紧盯着一朵马铃薯花，在画纸上细细描摹，生活气、文艺气、可爱气，便都在其中了。

到马铃薯花一落，薯块就成熟了，他就开始画薯块。画完一个，就把他埋进牛粪火里烤，然后吃掉。

吃得多了，就吃出了经验。他发现有一种“男爵”薯块，个儿最大，一个可以当一顿饭。最好的是“紫土豆”，外皮乌紫，味道像蒸栗，入口细腻。

在这个人人忍饥挨饿的时刻，汪曾祺这般的生活已算得是种享受了。

他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他懂得从一些细枝末节中找寻生活中的美，哪怕是在人间皆忧患深重的时刻，他也总能发掘出美好的东西。

正如史航所说：“汪曾祺是个老福尔摩斯，是个针对美的侦探。多少少见的东西，少见的美，被他记录下来，作了呈堂证供。他写文章，只思甜，不忆苦。”

汪曾祺后来写过一篇《随遇而安》的散文，记述了自己被错划为“左派”的经历和下放劳动四年的所见所闻。

文章开篇，汪曾祺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他还写道：

“丁玲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中国古代一直被作为豁达乐观品格代表的苏轼，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我想，汪曾祺也是如此的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万事不萦于心，且把生活当作一场游戏，发现那些好玩的地方吧！

他参加葡萄园劳动，已不再感到沉重的负担，反是从葡萄选种、播种、培植、收获中，有无穷尽的用劳动创造生活之美的欢喜。

还写下了一篇很美的《葡萄月令》：

一月，下大雪。

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

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二月里刮春风。

立春后，要刮四十八天“摆条风”。风摆动树的枝头，树醒了，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

......

葡萄出窖。

......

完成图谱绘制任务后，所里暂时没有别的任务派给他。他也不愿让时间白白浪费掉，想到老师沈从文的叮嘱――“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心中便又升腾起创作的渴望。

便在1961年11月，他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短篇小说，一部儿童题材的《羊舍一夕》。

这篇小说仍是延续了他一直以来的特色――散文化倾向。没有什么完整故事和跌宕情节，仅是平静地记述四个农村小孩的喜怒哀乐。但看完后，他们的音容笑貌，却仿佛印记般刻在了内心。

这便是汪曾祺小说的魅力，他是真正地“贴着人物在写” 。

1962年，汪曾祺成为了北京京剧团的一名专职编剧。

很快，来临了，汪曾祺自知不能幸免。他是北京京剧团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他有“前科”，给他贴的大字报的标题是：老右派，新表演。

批斗、罚跪、在头发当中推一剪子开一条“马路”、游街......如是种种辱没人格尊严的“酷刑”一一上演。

后来，“”又把他们关在一个小楼上，每天除了学“语录”，便是劈柴、抬煤。

幸而，家人理解他，成为他心灵的港湾。

后来，在的关注下，汪曾祺得到突击“解放”。看重汪曾祺创作上的才华，但又碍于他曾经“右派”的身份，因而始终对他“重视而不重用”。

对，汪曾祺不无一种感激之情。但即便如此，在面前，他也永远是腰背挺直的，绝不卑躬屈膝。

便是在的“控制使用”下，有了名闻天下的《沙家浜》。里面诸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人一走，茶就凉”等经典唱词，都是汪曾祺琢磨出来的。

1979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上，登了篇汪曾祺的《骑兵列传》，这时他已59岁。

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写出了《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

尤其是《受戒》的问世，更是引发整个文坛的震动。

青年作家们个个吃惊，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写的吗？读者们更是纷纷被小说那如诗如画般的意境、被明海和小英子身上善良的人性、美好的人情、被作者那诗意化清朗疏淡的笔墨所打动。

《受戒》

汪曾祺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汪曾祺一辈子只写过短篇小说。有人劝他应当去写些宏大的作品，可他觉得长篇小说是不真实的，他只写他所熟悉的人与事。

他说：“我与我久，宁作我。”

他说：“人要有一点自知之明，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

汪曾祺曾说：“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市。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

他待生活实在是有一种赤诚，热爱生活，并懂得生活。

他爱吃，且懂得吃。文章里便有着一种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到了昆明，他热衷到处推荐当地土特产：

昆明吉庆祥火腿月饼：天下第一。

昆明的汽锅鸡，特别鲜嫩，屡试不爽。吃了可以“培养正气”。

昆明桃：一掰两半，紫核黄肉，香甜满口。

令游客闻风丧胆的豆汁儿，汪曾祺面不改色几口喝完，还再要了一碗，言语间颇有自得之色：“我是个‘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的，喝豆汁儿，有什么不‘敢’？”

在江阴读书时，他听说过河豚的美名，总想着尝一尝，始终未能如愿。许多年后，仍牵挂不已，写诗道：“六十年来余一恨，不曾拼死吃河豚。”

他不仅会吃，还颇喜欢自己折腾美食。

他常自己独创美味，如塞肉回锅油条，“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用手指将内层掏出空隙，塞入肉茸、葱花、榨菜末，下油锅重炸。”

汪曾祺不无骄傲道：“回锅油条极酥脆，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读他的文章，总让人口舌生津，恨不得立刻奔到厨房里如法炮制。

就是在整个文学圈子里，他也以精湛的烹饪手艺闻名。凡是吃过他菜的作家们，都对他的手艺盛赞不已。

1988年，聂华苓和安格尔夫妇访华，汪曾祺设家宴款待，特意安排了一道淮扬菜煮干丝，聂华苓吃得十分惬意，连最后的一点汤都喝掉了。

后来，台湾女作家陈怡真到北京访问，也指名要到汪曾祺家吃饭。汪曾祺为她做了干贝烧小萝卜、炒云南的干贝菌，陈怡真吃得津津有味。

他爱美食，却也爱酒，是个十足的“酒鬼”。女儿汪明称他是个“泡在酒里的老头儿”，对酒来者不拒，黄酒、白酒、啤酒、洋酒，样样都行。

妻子为了他的身体，在这方面对他管得很严，以至于他馋得连料酒都偷喝。

有一次，他因为胆囊炎发作去医院急诊，医生诊断说，他的病和烟酒没有关系。他立刻笑了起来，开心得如同孩子般，对家人骄傲地说：“我还可以喝酒！”

可到底，他还是由于喝酒过多，患了肝硬化，后引起消化道大出血，于1997年5月16日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突然想起苏轼的一首诗：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浣溪沙》

午后的一盏清茶，伴着新鲜的野蔬，人间真正有滋味的便是这清淡的欢愉了吧！

所谓真名士，大抵便是如汪曾祺这般了吧！

那种时时处处淡定从容的名士风度，那种面对苦难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那种对生活无比的热爱，那种顺应生命、天真自然的赤子心灵，皆在汪曾祺身上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生存状态。

他说：“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我希望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因为曾被温柔的人对待，深深了解那种被温柔对待的感觉。”

便是这种温柔，造就了他舒朗清淡的文学风格。

细细读来，总觉如同夏日的清风、冬日的暖阳、窗边一抹温柔的月色、清晨每家每户里那缓缓升腾缭绕着的炊烟以及菜市里那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热腾腾、鲜亮亮的人间烟火的滋味，让人从心底深处迸出一种对生活无尽的欢喜！

雷锋是什么军衔，你能说准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