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1.12八字(86年1月12日什么命)

1986年，乐清县一木匠失踪，一起惊动中央的大案露出冰山一角

1986年3月下旬，一个消息在温州各县不胫而走：乐清县的小木匠李启峰失踪了！

很快，一场大惊慌席卷了乐清县的20多个乡镇，波及了邻近16个县（市、区），30多万人被卷入，8万多个家庭倾家荡产，许多工厂停产，店铺关门。

事件迅速惊动中央，引起全国乃至海外的关注。

这一切，都起因于 “抬会”。

温州民间融资的传统，最早可以上溯至唐宋，分为“摇会”、“轮会”、“标会”等不同形式。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赚得盘满钵满，年资金利润率一般超过100%，甚至达1000%，对周转资金的需求十分旺盛；而国有银行、信用社的贷款渠道狭窄，审批严，流程长，效率低。于是，民间各种“会”就成为重要融资手段，如同滚雪球一样迅速壮大。

1985年4月，在乐清县海屿乡、柳市镇一带，出现了一种新的高息融资方式——“抬会”。

为什么叫抬会？第一是把利息抬高，第二是把会额抬大。

最早开始这种玩法的，是27岁的李启峰，乐清海屿乡雪湾村人，自幼家境贫困，长大以木匠为业，因为手艺好，讲义气，在当地有一点名气。

李启峰的抬会，入会条件很诱人：

第一个月交1.16万元，之后两个月，每个月返还9000元。

人们一算，短短两个月，就能拿到6400元的高额利息。

在1985年，万元户就是一个普通家庭难以企及的梦想。

很快，通往雪湾村的路上，人流络绎不绝。李启峰的家门口，被挤得水泄不通。

李启峰蓄着八字胡，穿着白色西服，在堂屋背着手走来走去，神情严肃；他的老婆满面红光，跑前跑后。3个会计、5个出纳在记账收款，分发“会员证”，忙得手脚不停；4个保镖戴着墨镜，虎视眈眈。堂屋里堆放着一箱箱的钱。这种纸箱本来用于装烟的，据说一箱装满，有25万元人民币。

“会员证”是一个巴掌大的袖珍笔记本，作会员入会和取款的凭证，上面写着“某月某日收某某人多少钱”，盖有李启峰的印章，一个月后，就可以凭它领钱。

一些中、小会主见有利可图，也积极为李启锋吸收会员。他们向会员收来每扎1.18万元至1.3万元的会款，给李每扎1.16万元。

而李启锋只有靠不断发展新会员，借新还旧，把雪球越滚越大。

至1986年3月19日，李启锋已经在乐清县、平阳县、洞头县、玉环县、瑞安市、温州市鹿城区等地，吸收会员1450余人，收到会款1.58亿元，支付会款1.18亿元，总发生额达2.76亿元。

随之抬会的发展，会员的手笔越来越大。许多人将钱放在箩筐里，上面盖着红薯藤叶，趁天黑时挑着担，往会主家里送。一些人直接推板车、划着船送钱。一次，玉环县有人直接包了一条小船，向李启峰送来76万元现金。

一个女会头收钱，先挨墙放着，不出两个时辰，整面墙就排满了，到晚上，一个房间都堆满了，连脚都插不进。

“到后来大家像疯了一样，钱拿来，就用尺子量一下，或拿秤称，大多是几十万元入会，数额差点没关系。”

到最后，想入抬会，甚至要走后门或者送礼。几万元以下的“小款子”，经常被会主拒收。为了能入会，一些乡亲带着人参、鹿茸、甲鱼、海参之类的礼品，只求会主能收下自己的几万元血汗钱。

在侥幸、狂热和盲从的集体心态驱使下，抬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在乐清，共有大大小小的抬会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万人。从1985年至1987年初，温州9县2区有30万人卷入其中。

1985年，仅乐清一地，会款总发生额就有近12亿元，入会5万多户，占全县总户数的23%，波及整个城镇居民的60%。全县29个机关部门，82名干部，参与了抬会。

抬会，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金融游戏。

有人计算过，1.16万元入会，会头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增加到22个会员，到第12个月，要发展693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1986年春，抬会出现雪崩的迹象，惊慌气氛在各个乡镇散布开来。

大、中、小会主的资金相继出现亏损，资金链断裂，多米诺效应爆发。

上十万的讨债者，冲向会主和其亲戚的家，闹得上百所小学停课放假，工厂停产，商店不能营业，机关不能正常工作，社会治安一片混乱。

有人把会主或家属、子女，绑在柱子上，用竹签手指；有人用烧红的铁块，折磨会主三天三夜致死；有人把会主抓到山上扔进洞里；有人把会主和狼獒关一起，有人把会主关进铁笼浸到河里。各种割耳朵、切手指、的案例时有出现。

据不完全统计，乐清因“会案”被非法拘禁的有1000多人，被杀和悬梁、投河自尽等非正常死亡的有67人，被打伤的有1000多人，200人潜逃，140多处房屋被毁，8万多户家庭倾家荡产。

1986年第12期《乐清公安情况反映》记载：商店长期滞销、积压的200余把三角刮刃，最近被抢购一空。一些会主为了免受暴力逼债者的非人折磨，竟然托熟人开后门，主动要求坐牢。

1986年7月，平阳、苍南两县的会员跑到乐清，讨债不成，情急之下，集结400多名妇女会员，闯入乐清机关大院，强占办公室，哭天喊地，中午冲进食堂，端起饭菜就吃。

乐清翁土羊镇的一个会主潜逃后，许多人都去他家搬东西，一个收破烂的老头最后赶来，因为在这儿存了5000元，看到实在没东西可拿，就将两扇门拆下，一边哭着一边扛着门走了。

1986年3月，察觉苗头不对的乐清县，开始打击非法搞会活动。

1986年3月21日，李启锋夫妻得到通风报信，携带会款12万元外逃，5月4日，在天津被专案组抓获归案。

李启锋逃走当天，乐清县组织一支由公安、工商、银行和基层干部组成的队伍，来到了李启峰的家里，起获现金146箱，共计人民币2907万元，收回李启锋的对外借款883万元，一并发还给会员。李启锋的抬会，合计造成直接损失186万余元。

3月23日，另一个大会主郑乐芬夫妻潜逃。

郑乐芬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长得圆脸胖身，没有读过几年书，人缘不错，丈夫蔡星南是县汽车客运站的职工。

郑乐芬夫妻的抬会，会员除温州外，还远至江苏、山东、新疆等地。会款收入6200余万元，支付会员款6010万余元，收支差额达189.6万元。郑乐芬用这笔钱盖起了一栋三层楼的砖房，还拿出一些借给了邻里朋友。

7月16日，郑乐芬在江苏省金坛县被公安机关抓获，蔡星南在上海自首。

事后对郑氏抬会进行账目清查，在对所有款项和资产进行追缴、变卖之后，会款实际损失49万元。

李启锋、郑乐芬等人被抓，喧嚣一时的“抬会”开始在乐清停摆。余波经过温州多年的努力，在1992年才基本平息。

最终，李启锋、郑乐芬两名会主，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死刑，蔡星南被判无期。

有律师认为，李启峰、郑乐芬二人，除了投机倒把，没有做杀人放火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罪不至死。但是当时的温州乱作一团，他们不死已经不足以平民愤。

法庭用判决表明，金融关系国计民生，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受到严格监管，不能让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乱来，否则必将受到严惩。

1986年8月，温州被确定为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之一。随后，《温州市金融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出台，使温州原先自发的、无序的民间金融状态，走向规范化与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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