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14日生八字算命(1952年7月14日是什么星座)

七月十四节到了，妻子向鲁迅询问过节事宜，鲁迅直呼：不可理喻

农历的七月十四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称中元节。

但“中元节”，只是道教的叫法；在佛教，就称为了“盂兰盆节”了。

这个节日的习俗有祭祖、放河灯、祀亡魂、焚纸锭、祭祀土地等等。

今天是七月十四了，老覃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和他妻子朱安的一件旧事。

在鲁迅的家乡绍兴，七月十四被称为“七月拜”。

有的人家是在七月十四这天烧纸拜土地，有的人家是在七月十五日这天开拜。

鲁迅家到底应该在哪一天拜呢？

因为这样一件小事，鲁迅直呼妻子“不可理喻”。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呢？

话说，1923年7月底，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反目，气愤不过，带着妻子朱安离开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胡同11号院的房屋，另租了北京砖塔胡同61号居住。

朱安是鲁迅的母亲鲁瑞老太太给鲁迅包办婚姻娶的太太，绍兴人，1906年与鲁迅完婚，但从1906年到1919年，鲁迅都在外面东奔西跑，一直有名无实。

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胡同11号院是鲁迅在1919年鼎力购买下来的。

当时，他除了担任教育部佥事，还担任了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校讲师，财力雄厚，为了使一家人能在北京团聚、在北京安家乐业，他拍板变卖了绍兴周家新台门老宅，汇合了自己和弟弟周作人多年积蓄，再加上贷款、向朋友挪借，买下了这一大片土地和房屋。

老覃以前写的《鲁迅少年时的玩伴“闰土”晚年因没钱治病逝世，子女后代如何？》一文里有提到，鲁迅于1919年12月回了一趟绍兴。

这，也是鲁迅在自传体散文《故乡》里写到的“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他此次回绍兴的目的，就是接母亲鲁瑞、妻子朱安和三弟周建人一家迁居北京。

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回故乡，此后再也没有回过。

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胡同11号院的土地有多宽阔呢？

有人打趣说“可以开运动会”。

鲁迅自己也说，之所以看中这个地方，是“空地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

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胡同11号院的房屋有多少间呢？

一共有三个大院。

进门的前院有一排三间一套的南房9间，鲁迅把自己的书房和卧室设在中院西厢房三间，后来为了写作不受打扰，改住前院前罩房的中间的一套三间房子。

中院有高大的正房三间和东、西各三间厢房，正房东、西两间分别住鲁迅的母亲鲁瑞和鲁迅的妻子朱安，中间的堂屋为饭厅。

后院有一排后罩房9间，周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的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后院中间的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西跨院的房子为储藏室和佣人居室。

这一大片院地和这一大片房屋真是羡煞旁人。

鲁迅以为自己一大家子人住在这里，会一直和睦，永不分开。

但是，1923年，因为一件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偷窥”事件，他和周作人闹翻了，被迫在8月2日携带自己的所有物件搬到狭小的砖塔胡同61号。

妻子朱安也属于鲁迅的“私人物件”，也跟了过来。

砖塔胡同61号只有两间房，和在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胡同11号院的时候一样，鲁迅并不和朱安住同一间房，而是他住一间，朱安住一间。

鲁迅不满母亲给他办的包办婚姻，不肯把朱安当自己的妻子。

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还说这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件“礼物”，他只负有赡养的“义务”，不可能牵扯上“爱情”和“亲情”。

鲁迅说这样的话我们都能理解。

毕竟，他和朱安的婚姻是他的母亲强加给他的。

但是，为了报复他的母亲，他用一种近乎绝情的方式来对待朱安，让人不寒而栗。

鲁迅对朱安有多冷血呢？

被鲁迅称为“旧日学生”的“荆君”荆有麟，他和鲁迅在西直门公用库八道湾的老妈子很熟，他曾听其中的胡妈说，“大先生（指鲁迅）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

哪三句？

第一句，太太早晨喊大先生起床，大先生只答一声“哼”。

第二句，太太喊大先生吃饭，大先生只答一声“哼”。

第三句，太太晚上问大先生“关不关门”？大先生答“关”或“不关”。

鲁迅的好友俞英崖也住在北京砖塔胡同。

俞英崖有三个女儿，分别是俞芬、俞芳、俞藻，人称“俞氏三姐妹”。

俞芳后来著有《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教育思想与实践》等作品。

俞芳证实，鲁迅和朱安之间是不怎么说话的。

她回忆，“大先生”和“大师母”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却是各过各的生活，从不交流：“大先生”上班或在家写作；“大师母”则买菜做饭洗衣服，有时也在自己屋里做针线或休息，晚上各在各的屋里睡觉。

甚至，细心的俞芳观察到，“大先生”为了不跟“大师母”多说一句话，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分放在两处，箱底的里面放着换下要洗的衣裤；箱盖的里面放着洗好晾干的衣裤。“大师母”看了，默默在洗衣、晾衣、收衣，无话可说。

不得不说，鲁迅对朱安实在是太过无情、太过刻薄了。

要知道，鲁迅是一个非常活泼、非常健谈的人，他对待周围的亲友、朋辈、同道、学生，从来都是妙语连珠、谈笑风生的。

甚至，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写，鲁迅搬到砖塔胡同61号时，她才12岁，鲁迅不愿意和朱安多说一句话，却热衷于和她们姐妹玩在一块，给她和她的妹妹每人送了一盆积木，而他本人也乐呵呵地参加了进来比赛搭建。

俞芳还深情地写了一个细节：“鲁迅每次捎回点心总有两份：一份给自己，另一份给我们三姐妹。”

这里有一个问题，鲁迅每次捎的回点心分成两份，一份是给了俞芳三姐妹，那么，另一份他是独享呢，还是和朱安共享呢？

答案是独享。

鲁迅写诗称“无情未必真豪杰”，他是“真豪杰”，但对朱安也是真“无情”。

要老覃说，你鲁迅可以不给朱安“爱情”和“亲情”，但起码的道德关怀、起码的尊重还是应该要有的吧？

不要求你和朱安共枕，也不要求你和朱安举案齐眉，但对待朱安像对待普通朋友、甚至像对待俞芳小朋友那样，很难吗？

如果说，鲁迅在母亲跟前嫌弃朱安做的饭菜难吃、当着母亲的面对朱安做给他的棉裤丢到雪地里，那是对母亲给自己包办婚姻的无声抗争。

但是，在砖塔胡同61号，只有他和朱安，他的母亲没有搬来，他没有必要还这样摆谱、没有必要这样甩脸色。

实际上，朱安心灵手巧，不但做得一手好针线活，而且烧得一手好饭菜。

根据鲁迅的学生许羡苏回忆，朱安做的“酱过心的蚌蟹蛋”、“泡得适时的麻哈”，都是世间难得的美味。

但是，鲁迅在享用这些美味的时候，脸色阴郁，不置好坏。

朱安对鲁迅的照顾，无微不至，她为了给鲁迅做好吃的，只能从菜肴的剩余来判断鲁迅对饮食喜好，从中进行调整。

俞芳回忆起这样一件事：鲁迅搬入砖塔胡同后不久，病倒了，不能吃饭，只能吃粥。大师母每次煮粥前，不得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人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回来，给大先生开胃。而她一点也不舍得品尝。

可能是鲁迅在病中毫无抗拒地接受了朱安的一切照料，朱安在砖塔胡同有了一点点“女主人”的感觉。

当鲁迅的朋友和学生前来访，她会忙前忙后地张罗着茶水、糕点；当俞芳姐妹在屋外头玩耍的吵闹声稍大，她会神色紧张地踮着小脚跑过去，低声地叮嘱她们不要吵到“大先生”写作或休息。

鲁迅还在日记里提到，搬入砖塔胡同后那一年的农历的七月十四快到了，朱安在他的房门低声询问：“大少爷，七月拜那一天在什么时候拜？”

这也应该是朱安在以“女主人”的身份在低声下气地向男主人问题。

但鲁迅却在当日的日记中大吐苦水，他一个劲地对孙伏园说这个女人太奇怪，太不可理喻。

到底是谁不可理喻？

鲁迅先生博学多才，对于天文地理、民俗民风，无不通晓。他的《朝花夕拾》中所写绍兴风俗，比如除夕枕边的“压岁钱”与“福橘”；东关“五猖会”的迎神赛会；目连戏中的跳无常等等，那是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他自然知道“七月拜”是怎么回事。

朱安是封建社会里走出来的旧式女子，迷信，她认为“七月拜”是一件大事，必须拜。

之前和鲁迅的母亲住在一起，万事由鲁老太太做主，轮不到她说话。

但在砖塔胡同，只有她和鲁迅两个人，鲁迅是个不理事的主，她不应该站出来操持这件事？她不应该事先征询一下鲁迅的意见？

鲁迅这样大惊小怪，更多的是责怪朱安这天没有遵守“三句话规则”，来向他多说话了。

因为朱安迷信，他是早有了解的。

1915年，朱安尚在绍兴，她的房间里曾蹿进来两条蛇。为此，她让人按民间的习俗请了一道符安宅；还让人把这件事写信告诉给了鲁迅。

鲁迅当时没有回信，但我们读他写的《祝福》，里面写祥林嫂的迷信思想，写得多么深刻。

所以，他应该不会是对朱安咨询“七月拜”的事不满，而是怪朱安不该跟他多说话。

他在日记里这样写，徒让人从中窥知其人之刻薄、之无情。

实际上，朱安像就是祥林嫂一样的人。

鲁迅后来和许广平私奔了，她挺高兴的。

因为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和鲁迅有生育。既然没有生育，死后无人烧纸祭拜，就会成为孤魂野鬼，永远不能超度。

所以，1929年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出生了，她感到由衷的高兴。

她以为，有了海婴，海婴名义上也是她的儿子，她死了以后，海婴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她烧纸、送羹饭、送寒衣……

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了，当时的朱安和鲁老太太在北京，她托人写信给许广平，真诚地希望许广平搬去北平同住，“同甘共苦”、“教养遗孤”。

许广平是个新式女子，当然不肯北上。

但朱安想念和牵挂他们母子一直牵挂到死。

海婴十五六岁了，她没有见过海婴，托人给他写信，请他寄一张他和他母亲的相片，言辞恳切地说：“我是很想你们的。”

1947年6月28日，是朱安去世的前一天。

这一天，她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海婴母子俩。

她说，“许先生待我极好”，“肯维持我”；“海婴很聪明”“我很想见他”。

关于她和鲁迅的感情，她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实事求是地说，鲁迅待她是真的不坏吗？

前面说了，鲁迅病了，她是那样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地照料着鲁迅的一切起居。

但是，1925年9月，即鲁迅从砖塔胡同搬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后，朱安病了，住在日本人山本开的医院里。

荆有麟回忆，他和妻子一同前去看望。鲁迅后来也来了，找医生要过化验单，但只看一眼，就急着邀请荆有麟夫妇到自己家吃中饭。朱安问他：“医生怎么说的？”鲁迅头也不回，简捷地答：“没什么，过几天就会好了。”

荆有麟认为，鲁迅根本就不把朱安放在心上。

其实，当时医生对朱安的诊断，是很严重的。按照鲁迅在1925年9月29日写给许钦文的信里说的，是“胃癌嫌疑”，但他竟然不耐烦在病房多陪朱安一刻，也不愿和朱安多说一句安慰的话，足见其人铁石心肠、冷血残酷。

但善良的朱安毫不计较这一切。

她一如既往地关心和依恋着她的“大先生”。

她在临终前流着泪委托一直对她多有关照的宋琳（即宋紫佩，鲁迅早期学生）给许广平捎信，希望死后葬骨上海，守在“大先生”（鲁迅）身边。

这个愿望并没能实现，她既不能守在“大先生”身边，也不能守在她服侍了一辈子的鲁老太太身边，而是葬在了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

保福寺村消失于1952年至1959年之间。

建国后，中央政府对中关村地区重新规划，紧挨着其南部的保福寺村也被规划掉了，朱安的墓地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尸骨也早已无影无踪了。

如果真有阴世，她真的是一个孤魂野鬼了。

而她在死前一刻，还和记者谈论起“周先生的书房和套院”，谈论起园子里的花树，为周先生最喜欢的那棵樱花死去而深深的自责。

朱安，真的太不幸了。

她的一生，可能没有得到过鲁迅片言只语的关爱和问候。

鲁迅病逝后，朱安不肯接受周作人的钱，原因仅仅是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她作为大先生的妻子，不能接受二先生的接济。

她每天以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度日，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悉心照看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

从这一点上说，她是一个有爱、高尚的人。

她所有的错误，就是不该遇上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