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24日生辰八字(1984年11月24日出生)

脾气很大 2023-11-19 12:24:17 网络

「看不见」主机的电脑火了，我们和用它的人聊了聊

在刚刚开启的云栖大会上，阿里云推出了一款与 MacbookAir M1 一样重，3D 渲染等续航却比 M2 芯片笔记本还多 100% 的产品——无影笔记本，不一样的是，这款设备本地并没有主 CPU/GPU/ 硬盘，都放在了云端。

早些时候，已经有评测炒热了这款云笔记本，在 Cinebench R23 上居然跑出了 120000 多分，秒杀王思聪花费百万组装的 128 核顶级服务器，耳边还没有一点散热轰鸣声，成为新晋的「跑分机皇」。

然而，如今服务器芯片跑分的意义还有多大呢？很久以来，计算机的创新几乎等同于芯片算力的提升，随着摩尔定律逐渐消失，是否意味 PC 的创新走到头了？

其实路早就不止一条。

The personal computer was the bicycle of mind……as history unfolds if we look back, and it is the most awesome tool that we ever invented。个人电脑是大脑的自行车。我坚信如果将来有人回顾人类历史，计算机将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Steve Jobs

乔布斯曾在 1980 年把个人电脑比作「大脑的自行车」（bicycle for the mind），这源于乔布斯儿时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者发现人类骑自行车的效率最高，甚至高于汽车和飞机。

自行车绝对速度不占优势，每一公里消耗的热量却是最低的；随时随地的可用性最高，可以骑行非常近、也可以长途，也是老幼皆宜的工具。

比起传统个人电脑，将个人计算移到云上，或许更加接近「大脑的自行车」。

以一块处理器的利用率而言，传统个人电脑可能有 2/3 的闲置，且很难时刻弹性，算力过去是由硬件厂商的封装决定。无影云笔记本想展示的未来可能是，计算力和硬件形态无关，只和人们的计算需求有关。

你是否想过，灵活改变⾃⼰的电脑？我们希望和无影的用户聊聊，看看他们如何在不同行业的场景下，创建不一样的计算机形态。

一部电影，几十亿核的 CPU

16 年前，宋文创办了 FIRST 青年电影展，这些年 FIRST 走出了文牧野、忻钰坤、周子阳等一大批优秀的导演，也让世界看到中国青年电影的多义样本。

每年电影节里宋文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挖掘新一代的电影力量。

其中在 FIRST 训练营，让年轻创作者在极限的创作条件下完成拍摄和制作。宋文表示，过去他们依赖传统数字硬盘工具制作，但影片的多点制作、有限的传输周期，让创作者想要兼顾效率和质量的挑战极大。

2016 年与韩国著名导演罗泓轸（代表作《黄海》）合作的训练营令宋文印象深刻，当时要在短时间内完成 11 支短片的制作。罗泓轸作为训练营导师需要及时对这些作品进行提出指导意见，比如哪些素材可以通过、哪些需要重拍。

然而罗泓轸身处韩国，创作者分布在杭州、南京等不同城市，素材传输就成了大问题，动辄上千 G 的素材在线传输十分耗时。宋文告诉我们，这种多点制作的系统也是电影行业一直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这种实时多地观看制作结果，又有时效性的高需求，一组什么样的渲染农场、图形工作站可以支持呢？答案是没有。

除此之外，每年 FIRST 组委会最忙碌的事情之一就是协调审片工作。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参赛作品，宋文既对创作者的热情感到喜悦，同时也为紧张的审片时间头疼。

由于评委分散各地，过去通常通过加密硬盘寄送审片，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更存在泄露的风险。电影一旦泄露，会对其交易价值造成较大影响。

对此宋文深有体会，2017 年他的团队拿到了电影《猎凶风河谷》在中国的首映权，为了防止电影上映后泄露片源，观众甚至需要将手机放入一个黑布袋后才能入场观影，以防止盗录。

导演应该扎根拍摄好故事的现场，而不是等待在进度条里。

1.58 亿核小时的云渲染

2020 年疫情期间，业内知名的特效机构墨境天合用无影云电脑+计算存储集群的方式，让分散各地的艺术家复工 80%，以 21 万核 CPU 峰值冲线完成《刺杀小说家》的特效。

到了今年上映的《杨戬传》，在云端的渲染量达到 1.58 亿核小时，约占总时长的 44%。特效师们基本告别了「修改 10 分钟，等渲染抽烟 1 小时」的工作体验。

有了大制作验证过的成熟技术，宋文也开始尝试在 First 引入无影来解决数据安全问题，同时将很多跨地域多点制作的协作流程放在了云端。

宋文希望为更多青年导演提供更方便的前沿的技术能力，让大家更能把专注力放在电影创作本身之上，而不是因为繁琐低效的制作流程束手束脚。他说，导演应该扎根好故事的现场，而不是等待在进度条里。

一辆智能汽车，数百人协作工业文件

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一个智能汽车的设计团队是如何工作的，葛奕言说，设计部门是公司最神秘的部分，因为他们是「高密」的，既是保密，也是精密。

和很多人想象中不一样，葛奕言所在的智己汽车设计团队除了工业，还有时装、珠宝、影视，甚至还有考古背景的人。

在这个团队中，每个设计师都会见证一辆汽车从创意萌生，虚拟渲染、结构，到最后制造和交付的全过程，不仅团队协作频繁，还要兼顾严谨和精密。

以智己 L7 全驱智能底盘为例，它的稳态最大侧向加速数值需要稳定在 0.968G，这让驾驶者能感受极致的漂移而不会失控。这个关键数值背后，是整个工程与设计团队数百人的协作结果，每一个零部件的精确咬合都很重要。

对于葛奕言来说，对产品情感的传递是通过视觉来实现，其中很多环节对精密度有很高的要求，因此需要高性能的计算机去渲染、演算。

除了常用的 Adobe 全家桶，像 CSD Maya、Vray 等渲染工具和软件也是葛奕言平时常用的，对算力的要求也比一般的设计要高，一直十分依赖办公室里笨重的计算机工作站。

工作中最令她无奈的时刻便是宕机和算力崩溃，「因为汽车的设计流程其实需要很多不同部门和小组的协作，环环相扣。」葛奕言表示，过去设计的协作很难离开线下，而他们工作中涉及到的文件庞大，传输耗时还得高度保密，因此一旦远程办公往往会拖累进度。

纵观汽车工业的历史，要驱动这个大型科技产品的创新，离不开生产工具和模式的迭代，就像百年前福特引入流水线生产，智能时代下的电动车也不例外。

云端的高算力

葛奕言和同事们也迎来了一些新变化，他们开始使用无影云电脑进行设计工作，在保证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在线进行文件传输和共享，出差和在家办公只用一台笔记本也可以完成高算力的渲染，同事之间的协作也不再受制于空间。

我期待的状态应该是一个可移动的工作站作为终端显示。后台有一个不管是在显存，还是算力都能完全支持的云工作站，同时做好数据保密，让我心无旁骛投入到设计中。

一个设计师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工具，葛奕言也是如此。

1000 家零售门店的无间断数据流

对康众汽配一个门店的店长 Daisy 来说，每天的工作都在产生客户和交易数据。

Daisy 管理着门店 4000 多种类的产品，积累数十万客户数据。从前端的开单、到配送员的回签单、配送单，门店业绩的报表，每一部分都涉及庞大的信息处理量，而且需要很准确的数据才能盘出门店的库存量。而 Daisy 管理的门店负责给品牌修理厂诉讼直接采购配件，数据的错漏可能会对品牌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数据处理一直是 Daisy 头疼的问题，长期处理大量数据电脑，容易卡顿甚至导致数据丢失，而联系 IT 部门的流程较长，这个过程往往会堆积大量订单无法处理。

1000 家门店数据在云中

现在 Daisy 终于拥有了更趁手的武器，公司将 1000 多家门店的电脑更换为无影一体机，操作变得更加便捷和标准化。 Daisy 只要将账号提供给 IT 部门就能完成设置，系统升级或修复 Bug 五分钟就能搞定，更避免过去数据在本地丢失的风险。

不用担心有人会窃取这个数据，它在云端了。1200 多家门店统一一次性升级，也大大减少了本地寻找运维服务的支出。

一次大数据实验，从几天到 5 分钟

在华东师范大学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王伟一直在和海量数据打交道，他的研究课题涉及云计算和深度学习的框架，经常需要瞬时快速处理庞大的数据。

「不光是一些算法和模型的问题，其实还需要底层的一些基础设施。」王伟表示：

过去单机处理数据的方式已经不适用于大数据，它需要一个分布式的环境，甚至需要调用几千台机器的算力。

大数据是怎么应用的？王伟以金融举例，系统要在 0.1 秒的单位时间之内处理资金动辄上亿的海量交易数据。在王伟平时的科研实验中，无论数据的量级还是所需的算力，都与此相当。

除此之外，在涉及计算机安全的课题里，加密解密的过程少则几小时多则几天，科研人员往往只能在机房里干等这些关键数据的处理。

云计算实验室的算力加速

于是数据学院开始尝试建立云实验室，开始用无影云电脑去代替传统的机房，并开始在教育、科研场景中落地。

王伟认为，云计算实验室和过去传统机房最大的不同就是背后连接的是云端，拥有弹性可扩展的算力，使用体验和本地计算一样不会感到延迟，而且可以 7x 24 小时不间断运行。一次大数据实验可以从过去的几天缩短到 5 分钟。

此外王伟所带的课程也需要较高的算力，传统机房或者学生的自己的笔记本，都已经无法支持像 Tensorflow 和 PaddlePaddle 等深度式学习框架的运行，期末时会出现算力需求峰值，但过去的设备无法按需来弹性提供算力。

现在在一些研究课题中，王伟和他的学生们开始用无影来做无缝的切换，无论学生是在实验室还是在课堂或者寝室，都可以完成他的研究工作。王伟表示，「这种移动式的科研场景，对于老师和学生都非常有价值。」

年轻时王伟就曾幻想，计算机能够演变成一个小盒子，甚至是一张卡片。联网就可以使用并且拥有无限计算能力，如今开始成为现实。

一款显示器的全新生命力

一块屏幕还能有什么创新的空间？这是 MAXHUB 的硬件产品经理郭丹每天在思考的问题。

郭丹负责的产品大都是用在会议场景的显示设备，但一次非常普通的会议却给了她不一样的灵感。

每次开完会回到工位，都要拿一根线连接显示器，能不能更快，显示器能还可以有更大的想象力。

此时，她想到了刚对开发者开放的无影架构。从专注会议场景跨越到个人办公领域，对于郭丹来说是全新的尝试。而作为产品经理还需要面临另一种挑战，就是想法总是很美好很大胆，但真的可以完整的落地吗？

郭丹对这款产品的想法在内部其实也存在争议。无影是一个 B 端产品，显示器则更面向 C 端，应该怎么将两者整合？账号如何统一？运维问题怎么办？核心用户是谁？

一键变成云电脑

经过反复的碰撞，郭丹和团队把它做成市场上首款可以一键变成云电脑的智能显示器，无需装机就能调用 512 核 CPU，运行安卓、Win、Linux 不同生态的软件。整个过程只用了 1 个月左右，比起要去规划研发一台计算机，研发门槛大幅降低。

在郭丹看来，不只是显示器，只要云端计算有足够的支持，无论是音响、空调、灯都能变成一台计算机。

未来屏的形态会越来越多，有交互的地方，也许就会有云计算。

一所乡村学校的小小产品经理

今年 3 月开始，淳安、岱山、⻘⻰等地的数十所小学迎来了全新的云电脑机房。学生们看着这些新电脑十分新奇，这和他们过去开机都要几分钟的电脑，有点不同。

云机房里的电脑看不到主机，只要登陆账户就能用，每个人的账户会同步保存个人的数据，离开课堂回到家还能继续使用。目前这样的云电脑已经面向智慧课堂开放了数万台。

云电脑走进课堂

在数字化的时代，孩子们对于信息科技的需求和感知力都在变大。

第一批学生通过云电脑上「我是产品经理」反馈区，提出了很多对产品的想法，枫树岭的学生说语文课都是小写字母，之后新的云机房就配置一款「小写字幕键盘」。有学生反馈屏幕太大、希望多视频与家人通话，又催生了 21 寸内置摄像头的一体机。

江浩在六年级首次用上了云电脑，他一开始甚至要花一分钟才能输入账号密码，而到了毕业时，江浩已经在云电脑上编写了⼗多个⼩程序，在入学初中前的暑假时，他还「偷偷」在家登录云电脑账号，「怀念当时在云机房里上课的感觉」。

枫树岭镇中心小学校长姜军建认为，「云机房」没有主机、没有 CPU 和硬盘，这个形态本身就让学生产生了对信息科技的浓厚兴趣。非科班出生的乡村老师，也不用担心没有能力管理几十台机器，几乎所有功能都是一键可以配置的。

云机房目前部署的主要是村镇学校，50% 留守儿童，30% 打工子弟，计算力正奔流到更多角落。

计算的未来，完全由用户来定义？

回顾个人计算机发展史，形态架构变化的推动力当然是算力，但计算力的产品化，却不仅仅是一种硅基工程规律，对用户需求变迁的理解，才至关重要。

1965 年，企业工作效率亟需计算的提升，孕育出个人电脑的先驱 Programma 101

在此之前，电脑还是放置在密闭房间里的大型主机，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计算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但公司和个人对计算机提升效率需求不断扩大，想要更强的计算能力、存储器和打印速度。

于是本来就专注开发办公生产力工具的打字机制造商 Olivetti ，决定开发一台「桌上型」电脑，能够放在办公桌上，。Programma 101 就此诞生，个人电脑第一次成为放在桌面上的办公工具。

个人生产力爆发的时代，人们对多媒体交互的强烈需求，催生具备图形用户界面的电脑 Macintosh 。

当时个人电脑基本都使用命令行进行操作，除了程序员对一般用户来说操作门槛极高。然而时代的发展已经让更多人在工作中使用多媒体交互的需求激增，数字生产力需要得到释放。

具备图形操作界面的个人电脑适时而生，1984 年 1 月 24 日苹果正式发布了 Macintosh ，用户可以利用鼠标来进行操作，这种所见即所得的人机交互，让不同职业的用户都可以熟练地用电脑提升效率。

移动办公的场景越来越多，笔记本电脑终于出现。

虽然 Macintosh 配备了便携式的提手，但要带着出门还是过于笨重。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移动办公的需求越来越多，当时还叫「膝上型电脑」的笔记本应运而生。

为了迎合移动办公的需求，康柏、东芝、IBM 等公司都在 1985 年前后争先发布了这种产品。究竟是谁制造了世界上上第一台笔记本电脑？至今仍存在争议。

灵活多变的计算需求，带来了阿里无影新一代笔记本

作为内容行业的从业者，我们常常要在出差途中同时处理文字、图片和视频的编辑，有的视频赶着上线渲染还必须回办公室处理。

这几天我尝试使用阿里无影的新笔记本办公，通过云桌面就能调用我常用的大型应用，有几次在打车路上就完成了一些紧急图片后期处理。

我认为这种不受硬件性能限制的计算机，是更契合这个数字时公方式的生产力工具。

个人电脑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与芯片和互联网一同经历了飞速的发展。直至今日，PC 市场正「史诗级放缓」，「摩尔定律」也逐渐失效。

1965 年 Intel 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预测，每隔 18-24 个月，芯片的晶体管密度就会增加一倍，这就是「摩尔定律」。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认为「摩尔定律已死」，计算终端的创新也遭遇瓶颈，而云计算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就像前文提到那些创建云电脑的人，云不仅将超强的算力以分布式的形式带给每个人，更重要的是，当用户可以根据需求自定义计算后，计算能以不同规模融合到生活与工作中的，真正成为乔布斯口中那个「大脑的自行车」。

前施乐公司首席科学家 Mark Weiser 曾在 1991 年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他预言 21 世纪计算机会融入网络，融入环境，融入生活，用户甚至察觉不到其存在。

这意味着计算机要摆脱本地硬件的限制。比如最近发布的一款仅 85 克的消费级 AR 眼镜 Rokid Air，也通过内置无影，能让你戴着头衔，躺在沙滩椅上，用蓝牙随身键盘处理一份工业建模。

工业 AR 领域的谷东科技，据云栖展出，也通过无影 SDK 将医疗手术、汽车制造的高清数字孪生放到了眼睛里。

类似的 AR 设备不再仅仅依赖显示硬件的提升，元宇宙的应用也不再是鸡肋的在线会议，戴上眼镜，我们甚至就能拥有一台顶级算力的工作站，每个人都能成为数字游民。

电影院可能被重新定义，每个人随身就能把 5D IMAX 影厅带在身上，甚至可以沉浸式成为电影中的角色。

一个完全由用户定义的计算未来正在来临，即使「摩尔定律」失效，计算创新永远不会消失，就像凯文·凯利所说的：

不论摩尔定律──就晶体管密度而言──是否还能经历 10 年、20 年或 30 年的发展并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可以肯定，它会像过去的其他趋势一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升华为新的增长趋势。

回忆杀！198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彻底改变中国？

从1978年到今天，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可复制、最具传奇色彩的40多年。我们从当年除了人一无所有，迅速崛起为现在的世界超级大国。变化之广之大，让人恍若隔世。而1984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不单单是因为小编出生了，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为后来的巨大变迁种下了希望。所以后来，当人们说起1984年，往往会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春潮涌动”。

33岁的王石正在深圳创业，他靠着倒卖鸡饲料，一年赚了300多万，而那时人均月工资只有几十元。

当时，香港对鸡和鸡蛋的需求居高不下，所以鸡饲料也成了抢手货。王石跑到北方，低价购进数千吨鸡饲料，再运回深圳，高价转卖到香港。不过王石也懂得，这种模式就是赚个辛苦钱，他开始考虑要不要转型，应该如何转型。

1984年1月24日下午，王石骑着自行车路过罗湖国际商业大厦，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围观的群众，一打听，才知道邓公来深圳了。王石后来回忆说，“我感觉干大事情的时候好像到了。”

邓公一生有两次南巡，一次是1984年，一次是1992年。

那么，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公，为什么在1984年刚开年就突然决定到深圳来看看？

1983年夏天，某家颇有影响的大报突然登出一篇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的文章，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还有的文章告诫人们，要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很多来深圳参观的老干部更是视特区为异端，惊呼“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

所以，要不要办特区？办特区是对是错？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邓公脑子里一直装着好几个大问号，这促使他南下广东去来看个究竟。

1月24日，邓公抵达深圳，特区的党委书记向邓公介绍了特区开发建设的成绩：1983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比1979年增长了10倍。备受压力的深圳很想得到邓公明确的支持态度，这时邓公灭掉了手里的烟头微笑着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

傍晚，邓公来到建成开业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来到顶楼天台，眺望初具规模的罗湖新城区，而王石就站在楼下的马路仰望他。其后数日，邓公马不停蹄走遍特区，一路上他不讲话，不表态。直到他离开深圳，前往另一个特区珠海后，才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算是给特区经济下了结论。2月1日，已经回到广州的邓公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公的话一锤定音，关于特区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很快，中央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

邓公南巡，激发出来的改革热情和信心，超乎所有人意料。3月，福建55位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轰动全国，不久后国企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同时，也有很多人决定离开体制出去闯荡，干出一番事业来。

1984年，英雄辈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公司元年”。

这年冬天，后世著名的联想集团在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里诞生了。柳传志担任负责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他后来回忆，这是一间20平方米、砖砌的小平房，里面一台电脑都没有，“房子里没有写字台，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角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桌子条凳都不用花钱买，是人家不要的破东西。”全公司只有11个人，全数超过了40岁，唯一的技术专家是另一个副经理张祖祥。

为什么联想会把“家”安在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里呢？因为联想就是计算所办的一家新技术发展公司，柳传志就是计算所里一个专业能力不太强的研究人员。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是当时最权威的计算机研究专业机构，中国发射的原子弹和人造卫星所需要的计算机，都是这个研究所参与研制的。但是到了1984年，部队的研究计划停止后，再也没有资金从上面拨下来，为了全所1500名职工的生计，所长不得不开动脑筋，自办一家公司，积累些钱，为所里解决实际困难。

在上任前，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找柳传志谈话，问他对联想有什么打算。柳传志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但联想在成立最初几个月里，大家最担心的是，月底工资从哪里来。门口虽然高挂“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招牌，但他们并没有经营计算机相关的项目。柳传志先是在计算所的大门旁边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有一回，他听说江西有个女人手上有大批的彩电，只要购进一倒手，每台可以赚上1000元，便急忙派人汇款过去，谁知道那竟是一个骗局，计算所拨给他的20万元启动经费，一下子就被骗走了14万。要知道那时候，计算所的高级教授月工资不到200元，柳传志的工资只有105元。

柳传志的倒爷生涯就这样黯然谢幕了。联想真正赚到的第一笔“大钱”，还是要靠“母公司”中国科学院第二年赠送的一个订单，联想也因此和IBM结下了缘分，具体的故事我们等后面再细说。

南方的王石深思熟虑后，决定去干一场“大事”。他和联想一样，也决定走“科技”路线，于是，“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了，王石当经理，这便是万科的前身。展销中心经营从日本进口的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根据王石的回忆，在1984年前后，全国各地政府掀起一个办公设施改造的热浪，大量的进口设备都是从深圳流入的，许多公司在这次进口热中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王石的脑子可比中科院的研究员活络多了。他可不会老老实实买仪器，展销中心最大的利润来自获取外币的能力。

为什么换外币能赚钱呢？

这里涉及到一个当时特殊的游戏规则。人民币兑换外币有两档价格。在官方牌价下，1美元兑换人民币2.8元，但市场汇价却是1美元兑换人民币4.2元，这中间有一个不小的差价。

王石后来亲口讲述了一个例子，证明他的公司是怎么赚钱的。1984年秋天，一个叫王春堂的北京人来深圳，宣称手头有3000万美元的出口外汇留成，王春堂报的换汇比率为1：3.7，比官方价贵了0.9，但又比市场价便宜0.5。王石向王春堂预定了1000万美元，但是王石当时手头没这么多钱，他干脆贷款2000万元人民币，凑足3700万元交给王春堂。这1000万美元一倒手，王石就卖出4200万元，一进一出赚了500万差价。

如果说柳传志和王石是白手起家，那么张瑞敏则在1984年年底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他被派到濒临倒闭的“青岛日用电器厂”当厂长。你能想象，今天的国民品牌海尔电器，当年竟然是个要厂长亲自监督工人不可随地大小便的草台班子吗？

这家小工厂曾经生产过电动机、电葫芦、吹风机、小台扇、洗衣机等等，由于产品外观粗糙，质量低劣而无人问津。在张瑞敏上任前，一年之内换了三个厂长，工厂的资产与债务相抵后还亏空147万元。

很多年后，张瑞敏回忆道，“工人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大家注意，不是晚上9点，而是早上九点就下班了。

张瑞敏上任后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第一条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大家别笑，我们没有梦回印度，当时在工厂车间里随地大小便是一件司空见惯，而且不被禁止的行为。这条规矩执行半年多后，随地大便的人没有了，但小便还是没能杜绝。

其他制度还包括“不准迟到早退”、“不准在工作时间喝酒”、“车间内不准吸烟”和“不准哄抢工厂物资”，尤其是最后一条，在今天看来是很魔幻的事情。张瑞敏将制度贴出来后，故意把车间门窗全都大开着，布置人在周围观察，看看有没有人来拿东西。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就有一个人大摇大摆地扛走了一箱原料，中午张瑞敏就贴出布告开除此人。

张瑞敏一边整顿企业秩序，一边做出了上任后的第一个决策，那就是转产电冰箱。他引进德国一家冰箱公司利勃海尔的制造技术和设备，“海尔”就此诞生了。而“张瑞敏砸冰箱”的传奇，则发生在明年，我们到时候再细说。

这一年，靠冰箱起家的人可真不少。广东顺德，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拿着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手工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10月，珠江冰箱厂成立，品牌是“容声”，潘宁出任厂长，这便是科龙公司的前身。吉利的老总李书福，当时开了一家照相馆，他发现做冰箱配件更赚钱，便捣鼓出一个冰箱配件厂，也开始走上了工业的征程。

1984年诞生的这些公司，日后将相继散发出属于他们的万丈光芒。不过在当时，他们还非常的幼小，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

只有一个人例外。1984年最闪耀的企业界明星，当属广东省三水县酒厂厂长李经纬。

今天大家可能对李经纬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如果说起健力宝呢？是不是恍然大悟了？

1984年年初，三水酒厂只有几口米酒缸和一条啤酒生产线，一年利润不过几万元，账上只剩28万元。谁也无法想象，不到半年时间里，他们的“健力宝”居然和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起，在洛杉矶奥运会大放光彩。

这个商业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

1984年3月，李经纬得到一个消息，国家体委将在6月份开会，决定中国奥运会代表团的指定饮料。当时李经纬手里有一款尚未投放市场的运动饮料。但是，这个饮料品牌叫什么？商标是什么样子？采用何种包装？消费者喜不喜欢？一切连影子都没有。

4月份在广州有一场亚足联会议，这将是饮料亮相的最佳时机。李经纬要在一个月内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健力宝”这三个字是李经纬自己想出来的，朗朗上口，又有“健康、保健”的意思。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则是健力宝的商标设计：把中国书法与英文字母结合起来。“J”字母顶头的点像个球体，象征着球类运动；下半部由三条曲线并列组成，像三条跑道，象征着田径运动。而从整体来看，这个字又像一个正在做动作的体操运动员。

李经纬的另一个神来之笔，就是用易拉罐来包装饮料。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1978年，中国领导被日本易拉罐饮料震惊的故事。到了1984年，易拉罐依然是高档饮料的代名词，但当时国内易拉罐生产线寥寥无几，李经纬最后找到了深圳百事可乐公司为他代工生产易拉罐。

健力宝一亮相就引起了轰动。在6月份国家体委的评审中，无论是商标、包装，还是口感、功能，健力宝没有争议地成为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指定饮料。

今天大家对奥运会几乎产生了审美疲劳，但是在1984年，当许海峰的射击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时；当女排姑娘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美国队，实现了“三连冠”时；当李宁一人独得3枚金牌，被西方媒体誉为“力量之塔”时，当中国最终夺得15枚金牌，总数位居第四时，整个国家的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了。

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指定饮料，健力宝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热度。女排夺冠后不久，一个思路有点神奇的日本记者发现，中国女排一直在喝一种从未没见过的饮料，他也没去采访和证实，光凭想象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运动员成绩好可能是因为喝了具有某种神奇功效的饮品”，然后信手写了一篇花边新闻稿——《靠“魔水”快速进击》。

这篇报道传回国内，健力宝一夜成名。健力宝是“中国魔水”，女排姑娘是“东方魔女”，两个“魔”交相辉映，给奥运会又增添了一份神秘气息。李经纬就这样交上了好运，1984年健力宝的年销售额为345万元，第二年飞窜到1650万元，再过一年达到1.3亿元，甚至连小伙子追姑娘，都得“买罐健力宝来再说”。此后的十多年里，它一直是“民族饮料第一品牌”。

健力宝的成功，让中国企业家第一次见识到了品牌、营销、公关的力量。

中国经济的发展，自然逃不过外资的眼睛。松下幸之助又一次来中国，推销刚刚从日本工厂里淘汰下来的彩电生产线设备。于是，青岛海信、四川长虹和广东康佳相继引进了松下的彩电生产线，到1985年前后，中国一共引进了105条日本彩电生产线。

德国大众也等到了收获的时候：10月10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资协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两天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举行奠基典礼。同年，桑塔纳汽车在中国组装成功。

所以，1984年，绝对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

“我们都下海吧”。当时在北方便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不被看好的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

老百姓的观念也越来越开放了。《中国妇女》杂志在破天荒刊登了征婚启事。其中一则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煤矿工人，27岁，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父母已故，兄弟四人，房八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我热爱煤矿工作，文化程度高小，无疾病，身高1.64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如谁家中只有女儿又有心招婿的话，我愿到女家落户，尽养老之责，如哪位丧夫之妇有心另寻伴侣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则征婚广告，一经面世，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雪片般地飞来。半年后，刊登启示的煤矿工人朱俊芳与东娘李萍喜结连理。

看到“征婚启事”如此受欢迎，《中国妇女》杂志干脆把它做成了固定栏目，甚至还办了“大龄青年婚姻专号”。看来不管哪个年代，剩男剩女都是个不小的问题。

这一年，广场上穿着喇叭裤跳霹雳舞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理发店里烫发的人永远在排队，老百姓拿到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体育彩票第一次发售。

这一年，29岁的重庆妹子刘晓庆已经红透半边天，她是当时各种挂历、月份牌上最常出现的明星；金庸的小说风靡全国，如果在大学校园路灯下看到有人熬夜在看书，他们多半看的是《笑傲江湖》或者《射雕英雄传》；《高山下的花环》演绎的军旅忠魂让数亿观众流泪，颜值巅峰的唐国强用高超的演技征服了一代人的心。

这一年，邓丽君的歌虽然仍被视为洪水猛兽，但《何日君再来》的旋律，已经传遍大街小巷；李谷一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一连唱了好几首歌，包括那首经典的《难忘今宵》。

这一年，确定香港将在1997年回归的《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大锅饭时代彻底结束，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进城；天津有了我国第一个地质自然保护区；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试验室投入建设；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被成功发射。振奋人心的消息，一个接一个。

在历史的转折中，个人的奋斗、团体的努力、行业的革新，奔腾汇聚，铸就了一个民族崛起之初的火热群象。

当然，还有一些人，1984年也在伺机而动。

他们是刚毕业开始写软件的史玉柱，是拿着46元月薪的潘石屹，是落榜两次才考上杭州师范大学英语系的马云，是全国计算机大赛获奖的天才少年李彦宏，是第一次看见电灯而心潮澎湃的10岁刘强东。

回望1984年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身上始终有股劲儿，耐得住寂寞，不服输。正是有了这股劲，才会不断给自己，给这个时代，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惊喜。

1984年，孕育着蓬勃的生机，昭示着无穷的希望。1984是奇迹的一年，未来，我们还会创造更多奇迹。

好啦，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下期不见不散，祝福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