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4生辰八字(2018年11月24日出生五行)

一个日本间谍口供，差点引起大清官场大地震，尘封百年后才被发现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进行到关键时刻之时，一颗“重磅炸弹”在清廷引爆。

江南道事务监察御史张仲炘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参奏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有通敌之嫌疑。

在《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中,向以正直、敢言著称的张仲炘,列举了李鸿章的三大罪状：

一、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向日本人出售大米和煤炭。

二、李经方与日本王室攀亲。

三、李家在日本开了一家洋行。

四、李鸿章及其家属为谋私利，向日本出售军火和物资，洋枪四万杆，卖进天津军械所，转卖给日本人。

五、天津抓获日本间谍，李鸿章隐匿不报。

消息一出，满朝震惊，光绪也震怒不已，下令彻查。

这道奏折中列举李鸿章的罪行是从哪里来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中国失利主要是败在了军队斗志上和情报上。

　日本早在开战15年前，就开始了在中国的情报搜集，担任这项工作的是日本间谍。

　这些日本间谍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爱国”、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狡猾奸诈。

他们扮成商人，挑着货郎担，在城镇走街串巷。

或者骑着毛驴，在中国乡村一路叫卖。

他们以卖药品和书籍做掩护，在赚钱的同时，又不露声色地搜集了情报。

在货物卖完的情况下，就装扮成相师和算命先生，或者无业游民甚至是乞丐从容返回。

石川伍一18岁来到中国搜集情报，足迹遍布云贵川藏地区。

有一次，石川伍一在川西高原地区活动的时候，因为鬼鬼祟祟被当地人举报到官府，关进大牢。

但是石川伍一从容不迫，拒不招认，一口咬定自己是收购药材皮货等土特产的商人，石川伍一凭着淡定和狡猾，以一口流利的汉语涉险过关，来到天津。

这时候，已经是1893年，日本已经磨刀霍霍，加紧情报搜集工作。

到天津后，成绩斐然的石川伍一晋升为日本驻华武官。

在此期间，他为天皇做出了最大贡献——得到了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出行的绝密情报。

因为掌握了这一情报，日军浪速号巡洋舰在丰岛附近海面设下埋伏，将高升号击沉。

此事件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石川伍一立下头功。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出兵镇压。

日本也趁机出兵朝鲜，烧了王宫，劫持国王。

这时日本不但不撤军，反而不断增兵，野心昭然若揭。

清政府也不得不暗中增兵朝鲜。

为了掩人耳目，清政府租用英国商船高升号运兵，并悬挂英国国旗，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日军舰突袭击沉，不但震惊世界，也让大清朝野吃惊不小。

高升号悬挂英国国旗，运送清兵前往朝鲜。

此事是国家最高机密，石川伍一如何获得？

原来石川伍一收买了一个关键人物——天津军械局的刘棻。

此人并没有担任要职，只是一个秘书，但是他的主子非常了得——李鸿章外甥、北洋军械局一把手张士珩。

张士珩的母亲是李鸿章的长妹，生于道光八年(1828年)。

张氏婆家非常富有，没少接济弟弟李鸿章，因此两家关系更是非同一般。

因此，李鸿章肯定将外甥安排要害部门。

北洋军械局是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一手创办的近代军工企业，段祺瑞就担任过军械局（北洋机器局）的委员。

北洋军械局负责为北洋水师和清军陆军提供枪炮和补给，大清国防全靠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张士珩手握给大清军队提供军火的大权，地位显赫，在当时呼风唤雨、不可一世。

作为他的秘书，刘棻等于是北洋军械局的二把手，掌握着大量有关北洋水师的机密信息。

如果能将其腐蚀，大清的军火机密尽收眼底，打败它易如反掌。

凡是被间谍腐蚀的，要么贪财、要么好色。

刘棻在军械局进口武器中没少吃回扣，不差钱；他缺的是美女。

1894年，石川投其所好，把天津日本美女不厌其烦地往家里送。

得到东洋美女之后，刘棻投桃报李，向日本间谍提供了天津各军营机械的详细单，和军械局每天的量生产和库存量。

这等于是在两国交战之前，向对方交底，性质非常严重。

石川伍一听了喜出望外。

从刘棻这里，石川还得到了高升号行程的绝密情报。

既然石川非常狡猾，他是如何暴露的？

1894年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日本领事馆外交人也随之紧急撤离天津。

但正当他们搭乘英籍客轮重庆号准备逃离之时，一群清兵突然上船，对日本人拳打脚踢、将他们打了个鼻青脸肿。

日本人被胖揍之后，提出抗议，清廷的解释是他们不是清兵，而是假冒的。

这群人的带头者为丰岛海战中被击沉的高升号阵亡士兵的亲属，他们穿了清军衣服上船报仇。

不管怎么样，“清兵”一闹腾，船上乱作一团，鸡飞狗跳、一片狼藉。这一乱不要紧，一封日本领事馆武官泷川具发给驻烟台武官井上敏夫的密函，被抖露出来，被“清兵”装进口袋。

他们虽然看不懂日文，但是直觉告诉他们这封信很有价值，于是他们就上交给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一翻译大吃一惊，密函里出现日本间谍的名字和潜伏地点，其中就有间谍中的战斗机——石川伍一。

破解密函后，天津城守营开始行动，他们顺藤摸瓜、发现了日谍石川伍一和钟崎三郎的藏身地。

既然发现了，就该收网，可是有关部门却迟迟没有行动。

因为两名日谍非常狡猾，就怕被抓，提前躲在英租界。

清政府如果贸然抓人，英租界肯定不答应，因为租界是国中之国，清政府没有权力进去抓人。因此有关部门只能密切监视，等待时机。

三天后的8月4日，石川伍一耐不住寂寞，去了好朋友刘棻天津的家，大概是嫌不过瘾，想再获取点重要情报，向天皇邀功。

可是没想到，这小子点背，被抓个正着。

石川伍一开始的时候极力狡辩，死不认账，但是骨头再硬，也经不住严刑拷打，他还是撑不住交代了犯罪事实。

如此一来，拔出萝卜带出泥，刘棻也暴露了。

但是刘棻后台太硬，有关部门也不敢做主，请示皇上。光绪批示：天王老子也要查！

于是，刘棻被抄家。

家中查到记录有高升号运兵数量和军官姓名及所带物资的信函，高升号被袭的原因找到了。

如此一来，光绪龙颜大怒，下旨严办，各处日谍遭殃了。

　上海法租界，日本间谍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落网。

浙江杭州，藤岛武彦、高见武夫被捕。

但是相比之下，石川一案牵涉到高层，最受朝野关注。

反对李鸿章的一派，认为抓住了把柄，要弹劾他，摘掉他的乌纱帽。

这时候北洋水师已经覆灭，民间对亚洲第一海军惨败质疑声高涨。

得知李鸿章外甥涉嫌通敌，百姓怒不可遏、义愤填膺。

　李鸿章当时的权力，仅次于慈禧和光绪。

李鸿章得知消息也如热锅上的蚂蚁，开始危机公关。

他的对策是：用手中权力，捂盖子，避免此事发酵。

这一捂，就是12天。

在沉默了12天后，李鸿章顶不住压力，于8月15日向总理衙门正式报告石川一案。

但是李鸿章依旧想拖下去，让热点降温，被世人慢慢遗忘。

所以他告诉皇上，称此案仍在积极审讯中。

至此，石川一案已经与前线军情、中美外交及中国内政瓜蔓相连，日本人也知道其已无生望。

得知石川被抓，牵涉到李鸿章，日本在华间谍首脑宗方小太郎非常悲观。

他悲痛地说：“（石川）不失为一世之快男儿也。”、“予望其从容就死，示奴辈以神州男儿之真面目。”

意思是说，石川这次死定了，赶紧死吧，不要给日本国丢脸。

对于李鸿章的缓兵之计，朝野义愤填膺，弹劾李鸿章的奏折雪片般飞到光绪那里，皇帝龙颜大怒，做出重要批示。

8月28日，军机处转达谕旨，要求李鸿章彻查此案。

这时候，李鸿章惊慌失措，但是他觉得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依靠美国人度过危机。

不久，美国外交机构直接插手，对清政府施压。

其驻天津领事根据驻华公使田贝，向大清军机处发函，要求将石川释放回日本，理由是“日本声称此人并非间谍”。

而美国受托承担为日本护侨之职责，所以要求清政府释放石川。

总理衙门照会给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田复礼，内称:"其安分侨民自当照约保护，而此等奸细不在保护之列，亦必从严惩治，已符公法"。

得到皇帝撑腰，海关道盛宣对美国人说话也有了底气。

盛宣怀在发给美国领事的回函中，对美国的要求进行严词驳斥：“本道查《中日修好条规》载明，两国商民，均不准改换衣冠。是两国和好，尚然有此禁例。”

“现在两国失和，忽然改装易服，潜匿民家，四处窥探，其意何居？况日本领事出口之后，日本人之在中国口岸者，已由贵国兼理。该犯石川尽可安寓租界洋行，何以假冒华人，私至城内居住？……至该犯被获之时，形迹可疑之处，不一而足，其为间谍无疑。”

意思是说在和平时期，就不允许日本人穿中国衣服。

这时候两国正在交战，石川被抓时乔装打扮，穿大清服饰，违反外交人员准则。

而且他鬼鬼祟祟藏在中国人家里，早已不是行使职务，已经不受保护，不能享受外交豁免权。

美国人不死心，驻华代理公使田复礼再次求情:"

如遇有日本人在内地做奸细者，立即将其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且此办法，已足以惩其做奸细之罪矣。甚望贵王大臣本仁慈之心，不因两国失和于日本人民恨恶而深绝之可也"。

意思是说，希望大清从人道主义出发，将石川驱逐出境。

在现代，各国对外交官身份的外国间谍都是采取这样的方法，一律赶回老家。

然而对于刺探情报，给清军带来极大危害的石川，大清政府岂能放过？

朝廷这里，光绪皇帝一遍又一遍催促李鸿章，要他赶紧结案，从严惩治石川，以熄灭国人怒火，告慰清军士兵英灵。

9月1日，光绪皇帝再度就石川一案向李鸿章发出密谕，要求他“严行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宽纵”。

光绪态度很明确，警告李鸿章，秉公办案，别耍花招。

朝廷坚定了彻查此案的决心，李鸿章不敢再拖延，办案进度明显加快。

9月11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不得不承认石川伍一系日本奸细。

9月17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递交了结案报告：

“前获倭人石川伍一，饬县屡讯，供词狡展。须将间隙确证予以死罪，始无碍在倭华民。”

“石川伍一，与已革书吏刘棻供认：前驻津之倭海军武员井上敏夫等曾嘱石川伍一转托刘棻，私抄中国海军炮兵数清单，给过谢礼。”

这个报告承认五点：

石川是日本间谍

通过刘棻获取了国家机密。

刘棻泄露国家机密，收受贿赂。

多次审讯，两人均对此供认不讳。

人赃俱获，证据确凿。

9月20日，石川伍一及识张士珩的书吏刘棻刘棻在天津被处决。

石川伍一及刘棻在天津被处决，刘棻是处以斩首之刑，石川伍一却是按照欧美的惯例处以枪毙。

据说，石川是中国第一个被枪毙的犯人，也是第一个被执行枪决的外国人，

此事轰动全国，全国媒体连篇累牍进行报道。

《字林沪报》报道称观者如潮，人心大快。

行刑后，“但闻一片声叫好不绝”。

当日，李鸿章将该案所有案卷包括两人的供词等呈交总理衙门。

10月8日及27日，美国干预的另两起日本间谍案的主犯，也分别在南京和杭州被处决。

自此，轰动全国的日本间谍案画上句号，但是余波未了。

石川案牵连到了李鸿章外甥，当时作为北洋通商大臣，衙门设在天津，全权处理此事的李鸿章却推诿拖延，极力包庇刘棻。

案发后，李鸿章没有立刻上报，而是等到8月15日，总理衙门质询此事，才上报朝廷。

作为刘棻的顶头上司，张士珩难道没有责任？

因此，舆论滔天，矛头直指李鸿章，说他渎职。

甚至，有人怀疑李鸿章与日谍勾结。

9月8日， 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是、通敌。

张仲炘说，天津日本间谍被破获后，还查出地雷炸药八箱。

但李鸿章却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而且私放间谍，并给银资行。 他认为李鸿章办案不力的原因则是日谍案涉及到一个名叫张士珩的人，而此人则是李鸿章的亲外甥。

被石川伍一收买的刘棻是天津军械局的人，天津军械局的负责人正是张士珩。

无独有偶，礼部侍郎志锐也参劾李鸿章，甩出重磅炸弹。

他在奏折中说：1894年9月20日上奏称李鸿章提交的石川伍一的供词是经过删改的"伪供"。

而随着他奏折提交的，还有一份石川伍一的供单。

在这份供单里，石川伍一明确表述道:"张士珩大人与神大人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

同时，他也提到，在中堂大人李鸿章身边，也有很多为日本提供情报的人:

"代日本探官事的人，有中堂签押戴姓、刘姓、汪大人，还有中堂亲近的人，我不认识。"

如果光绪看到，一批要员就会落马，朝廷就会发生大地震。

当然，也不排除石川故意为之，制造。

不过由于事关重大，军机处的大臣把志锐的奏折和石川的供词压了下来，没让光绪看到。

因此，这些重要文件被丢在了军机处的档案堆里，沉睡了百年。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史学界准备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的《中日战争》卷时，这份让人震惊的奏折得以重见天日，内幕惊现眼前。

军机处虽然压下一份奏折，但是不能压下所有，李鸿章还是引火烧身，惹了麻烦。

对于铺天盖地的对李鸿章外甥向日本人转卖军火一事，光绪不能不闻不问。

1894年11月24日，光绪皇帝命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彻查张士珩向日本盗卖军火一事。

张之洞不敢怠慢，让天津团练侍郎王文锦负责调查。

王文锦调查后呈报”“闻所卖军械多为倭人卖去，众口一词，倒卖属实。

而且张士珩已经潜逃——“携眷而去，前往江南藏匿。”

王文锦上谕张之洞“将张士珩设法密查速拿。”

事关重大，张之洞成立以江苏布政使焕章，江苏布政使桂嵩庆、粮道马恩培等十余人组成专案组对张士珩进行调查。

经过张之洞数月核查，直至1895年10月才最终将此案基本查清，结果并未发现张士珩盗卖军火的证据。

最后军机处便拿出了处理意见，除了需对张士珩涉嫌采办军械时以劣充好查证外，其余各项指控，“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

虽然没发现张士珩通敌的罪证，但张之洞仍以张士珩借李鸿章之势结党营私，建议对其革职。

清廷最后以“玩忽防务”的罪名将张士珩革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士珩主持山东学务处，兼参谋处，办理武备学堂。

三十年(1904年)，张士珩主办江南制造局。

三十三年(1907年)，张士珩为山东补用道，赏头品顶戴。

而李鸿章，因为慈禧罩着，得以涉险过关。

石川间谍案，涉及泄露大清高升号行程，大清军火详情，进口军火以次充好，让人触目惊心。

仔细分析，甲午战争中国败给日本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