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19日4点八字(2003年2月19日八字)

从晚清到，百姓怎样打官司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龙泉司法档案》还原卷纸背后的司法史

通览各个时期的状纸，包伟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起初，状纸上还普遍使用“号泣青天大老爷明鉴”，随后出现的是“伏乞知事暨承审官俯赐”或“请求县政府恩准（赐准）”，后期，状纸的结尾则统一地使用了“请求察核”“谨呈公鉴”等语句。

语气的变化，正反映了当时司法制度的变革

“升——堂——”

“威——武——”

“堂下何人，所为何事？”

“草民冤枉，请青天大老爷做主哇——”

这是无数古装影视剧中，无数次出现过的镜头，如果想象古人如何打官司，这些镜头就会浮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

但是，他们如何打官司，他们为什么打官司，他们打官司需要哪些手续……这些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在“戏说”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在司法档案中，我们方能重新走进历史深处。

在浙西南的一座山城里，一组1.7万余卷、88万余页的“龙泉晚清司法档案”（以下简称“龙泉司法档案”），记载了两万多个诉讼案件，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是目前已知晚清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基层司法档案文献，已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五辑合影。

而为了整理选编这批档案，档案人、学人、出版人进行了一场12年的接力，到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五辑96册全部完成出版。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和龙泉宝剑锻制技艺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还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学者指出，“龙泉司法档案”堪称是这座山城的“第三件国宝”。

“抠门”局长的宝贝

2003年6月，朱志伟从龙泉市委党校副校长调任市档案局（馆）的第七任局（馆）长。交接工作时，前任给了他一串钥匙。据说从1986年，档案局（馆）正式成立，它一直由一把手保管。

“这串钥匙是哪里的？”

前任走得匆忙没有细说，朱志伟忙着熟悉新工作，也没顾得上细问。等想起这个问题，已经是几天后的事情了。

同事告诉他，那是“敌伪档案”的库房钥匙。

档案局有两幢小楼，一幢是危房，另一幢也是危房；一幢存放党委政府档案，一幢存放“敌伪档案”。

同事还告诉他，这批档案1985年从县法院移交过来后，就存放在那里，原封不动、乏人问津。

叫上同事，带上钥匙，“新官”想去看看老档案的样子。

朱志伟记得，那是幢四层砖木结构的房子，一楼二楼是办公室，三楼四楼是库房。二楼和三楼间的楼梯还装了一道可以平移推拉的防盗栅栏门，门上挂了一只大铁锁。三四楼各有两间库房，走进其中一间库房，两人先撞了一头蜘蛛网，继而看到一副破败的景象：木柜子的门已经合不上了，铁皮箱上是厚厚一层灰。

“这些还是省档案局留给我们的，当年因为龙泉地处深山，省档案局觉得这里适合搞‘三线’建设，就把后库造在这里。后来后库撤销，文件运回杭州了，箱子柜子留给我们用。”朱志伟回忆说，而这个库房也是别人留下的——交通局的旧楼。

“曾经也有人提出，可以找人整理一下，没有用的就处理掉。据说，附近有个县在上世纪50年代，就拉了几卡车的旧档案送到温州打成了纸浆。”龙泉市现隶属于地级市的丽水，1990年撤县建市，历史上，丽水曾并入温州专区。

档案纸。

“当年专门装了一道防盗门，钥匙一直由一把手掌管，自有道理。”毕业于丽水师专中文系的朱志伟思忖着抽出几本档案，只见字迹端正，都是繁体字竖行书写，用的多是宣纸。

“我觉得里面都是龙泉的历史，只是没有时间研究，研究出来，没准是龙泉的宝贝。但是要加快保护抢救。”

龙泉气候湿润，食用菌是当地的著名土特产。但是这一气候却给纸质档案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在进馆前，60%以上的案卷存在虫蛀、霉变、破损等情况。

2005年10月，龙泉市档案馆新馆启用。建筑面积原本规划2000平方米，经过朱志伟和同事们反复争取，最终翻了一倍。时至今日，馆里的新进人员都知道，现在的硬件设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但是有一件事，老同事们还是会觉得“老朱局长”抠，他为了节约搬运费，硬是带着大家，在10天时间里搬运了10多万卷档案。

说起朱志伟的“抠门”，不止一件。不过，朱志伟对这批宝贝，挺大方，专门花钱订制了几千个无酸纸档案盒，把它们整理装盒，乔迁新居。

大学与小城的文化之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的地方大量销毁历史档案，还被国务院通报批评。龙泉这批档案能保存下来，堪称幸事。”浙江省档案局原副局长韩李敏说。

朱志伟则认为，龙泉地处浙江西南部山区，瓯江上游，不易受到外界干扰，是档案能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抗战的时候，浙江省政府迁到我们下游的云和县，有170多个单位继续往上游搬，搬到龙泉。”

其中，还有浙江大学。1939年，浙大西迁，为满足东南学子就近入学需要，在龙泉成立浙东分校，后改名为龙泉分校，办学七年，招生逾千。

2007年秋天，浙江大学历史系（原杭州大学历史系）的三个老同学一起吃饭，为学术研究寻找方向。“我和包伟民、方新德是82届的，不但同班，而且同寝室。”韩李敏告诉记者。

其时，浙江提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浙江大学也在研究加强人文学科，向各院系征求意见。在一个座谈会上，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包伟民教授斟酌再三后提议：人文学科往往是学者个体思考，不一定适合做大项目，但是就史学而言，像大型档案文献整理，还是需要大量投入的。

领导听进去了，于是，包伟民和同学兼同事方新德，去找韩李敏。“我们问老韩，浙江省里有没有什么档案文献，他告诉我们有一些，然后我们在省内转了一大圈。”

“我向老包他们推荐了好几套档案，其中也有龙泉。”韩李敏1990年左右带工作组去丽水，在龙泉看过它们。“当时就有许多纸张虫蛀霉烂了，但是从晚清到，保存如此完整，在全国少见。”

“听说包教授要来，我当时很高兴，”朱志伟说，档案搬到新馆之后，他们也专门请了退休老职工和退休教师来整理。“2004年我们就花了上万块钱买了电脑和扫描仪，但是没有能力研究，研究不透保护就不彻底。”

“浙大和龙泉一直有市校合作机制，所以我也有个‘小算盘’，能通过‘市校合作’办点事。包老师当时已经到了温州，在看当地的历史档案，但是听说他买不到温州到龙泉的车票差点不想来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着急。”

2007年11月20日，包伟民带着青年教师徐立望经过一番周折，还是到了龙泉。“包老师到龙泉天已经黑了，我骑着电瓶车去接他。”第二天一早，朱志伟带包伟民一行到了档案馆，先看了一批文书档案，但是客人感觉学术价值一般。“然后我就和包老师说，还有一批司法档案。他看了以后，问我之前有没有整理过。我说，没有。”

原本当天就要返回的包伟民推迟了行程。临别前，他告诉朱志伟，是好东西，但是要花时间认真整理，重新制作目录和概要。

大受鼓舞的朱志伟，就像当年四处呼吁扩建档案馆一样，到处找领导，争取经费和项目。

2008年7月，市校合作项目“龙泉司法档案研究与整理”正式启动。包伟民说，如果没有龙泉和浙大的特殊关系，这个项目能否开展，也很难说，而朱局长在当地找一个个领导去磨，也很不容易。

拂却尘埃现明珠

龙泉市档案馆的306室，门楣上是“档案库房”六个红色宋体字，门里则是一排十只手摇档案密集柜。保管利用科科长章亚鹏摇动手柄，密集柜徐徐分开。“龙泉司法档案”就存放在这里。

“室内温度是14－24℃，可以有2摄氏度浮动，湿度是45－60%，可以有5个百分点的浮动。”章亚鹏问记者，“是不是还有点气味？听说当时整理档案时气味还要浓，之前为了防蛀，洒过敌敌畏。”

新中国成立后，这批档案被当时的龙泉县人民政府完整接收，“”时被封存在县公安局，1969年做过整理，1973年，龙泉县法院恢复工作后又进行了整理，直到1985年移交至龙泉县档案馆。新任龙泉市档案馆馆长魏晓霞说，现在他们在整理时，还时常发现，当时档案整理并不规范。“有些档案褶皱都没有抚平，就在背面贴上衬纸了。”

2006年，这批档案被列入省级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项目，得到了国家档案局和浙江省档案局的支持。2011年6月，龙泉市档案局又建立了档案裱糊中心，目前的工作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在2008年，“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数字化工作，对档案进行了全彩扫描。2009年1月，浙大历史系编研团队对档案开始重新编目。

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次整理很不规范，同一案件的文件散落在不同的卷宗中，重新编目势在必行。“我只能发动研究生，逐张阅读上百万页的材料，再编目录，后来我去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了，是两个学生吴铮强和杜正贞接手。”包伟民告诉记者。而浙大历史系副教授吴铮强则回顾说，编目主要是组织学生们做的，虽然很粗糙，但是也为后面的选编与研究提供了一个特别必要的基础。

“我之前的研究方向是宋史，但是‘龙泉司法档案’对我同样具有吸引力。”吴铮强回顾说，“我偏向做社会史，这批材料对社会史研究价值太大了，不能仅写几篇文章，要大规模地开展系统整理研究。”

但是，经费一开始并无着落。又是靠历史系的同班同学帮忙，包伟民得到了第一笔经费。正好，浙大当时有个对外来资金的配套政策，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又配套了一笔。“当时我还给省社科联打过报告，后来他们告诉我，这项工作已经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经费批下来了。不过接到他们电话时，我已经到了人大，连忙叫浙大方面去对接。”

有如一辆汽车，接连发动了几次，终于缓缓前行，进而驶上了快车道。“龙泉司法档案”犹如一颗明珠被拂去表面的浮尘，日益光耀夺目。多位专家学者对它给予高度评价，著名清史学者戴逸、著名近代史学者黄兴涛、著名法制史学者黄静嘉不约而同地将它定性为晚清时期保存最完整的地方司法档案，法制史学者王更称它是继宝剑、瓷器之后的龙泉又一宝。

2011年2月，浙江大学成立了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以龙泉司法档案为核心，专业收集、整理、编纂与研究地方历史文书。2013年11月，“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批准，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5年，“龙泉司法档案”又入选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延续比断裂更重要

在龙泉市档案馆的二楼，步入“龙泉司法档案”的展厅，一件件档案，定格了近代基层生活的一个个瞬间，也能让人通过对比，看到社会的变与不变。

这是一张立嗣文书，寡妇叶张氏虽有一子两女，但是儿子去世后，只能过继夫家侄子叶世根为继子。“一切权益概嗣子所有”，出嫁的女儿不能继承——这样的规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文书见证人中，叶张氏的弟弟作为母舅，排名最靠前。至今，“娘亲舅大”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民俗，拜年先给娘舅拜，兄弟分家要娘舅主持。各级党委政府大力倡导的调解工作也常被喻为“做娘舅”。

这是一张大红庚帖，写上未婚夫妻的生辰八字，互换后缔结婚约，又经县官批示“注销”。

订婚这个环节，在现代已经淡化了，即使离婚，也不需要政府官员签字，好合好散的，上婚姻登记处，否则，法院见。

但是，庚帖上的“大红（烛）成对”，也就是一对大红蜡烛，现在，仍是当地布置洞房的必需品，只是改成了电灯模型。

“档案也不能说是完全客观，毕竟是人写出来的，但是它未经后人的修改筛选，相对来说保证了原始状况。传统史学研究比较注重上层的国家治理，但是基层治理是怎么做的，基层生活是怎么样的，这批档案恰好能给我们提供明确的信息。”

宣统元年呈状。

语气的变化，正反映了当时司法制度的变革。我国古代一直延续行政与司法合一的制度，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到了近代，司法机构才逐渐独立出来。龙泉县要到1929年11月1日才正式成立法院，在此之前，浙江省一级已经单设的司法机关的发函对象仍然是龙泉县政府。

制度的建立，特别是落实到基层，往往需要一个过程。

“契约”和“契约精神”，现在被许多人时常挂在嘴上。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杜正贞在编纂档案时，研究了当时的契约运行后发现，如果中间人离世，就会造成契约死无对证的状态。“中国传统的契约镶嵌在具体而生动的社会关系中，一旦远离了这个社会关系，不论是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对契约的理解就存在风险。”

这样的判断，即使在今天，对于司法者来说，也不无裨益。

“其实基层生活延续性非常强，我们要强调历史的延续，延续比断裂更重要，研究延续就很有必要研究基层生活。”包伟民对记者说。

为地方文书档案出版“发凡起例”

2010年5月底，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成立，包伟民任中心主任。在中心成立的学术会议上，他向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和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介绍了“龙泉司法档案”，探讨能否在中华书局出版。

“进入新千年后，学术界在区域史研究方面形成了新趋势。在这一轮学术新潮中，学者也关注地方档案的新发现和新认识，像台湾的淡新档案、四川的南部县衙档案都很受关注。”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徐俊回顾说，他们一直以跟进和服务于学术研究为职责，也很关心重要地方档案的发现及研究状况。

许多读者了解中华书局，主要是它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等大批传世文献。书局大众图书出版中心主任李静则告诉记者，中华书局也一直在做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如著名的《尹湾汉墓简牍》《天水放马滩秦简》等，因此，对此类文献价值有自己的判断。“2010年，我和同事罗丹妮来杭州了解浙大团队的档案整理编目工作，就感觉很有价值。”

2011年9月，“龙泉司法档案”迎来了出版人。“包老师开私家车带我们去的龙泉，开了5个小时，高速公路上的隧道太多了，真是翻山越岭。”徐俊感慨地说，为了这部档案早日面世，当地的档案工作者和浙江大学的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每次开会，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都会参加，出版工作是多方合力。”

2012年3月，中华书局提出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二辑出版计划被国家出版基金批准，得到资助，并列为重大项目。2017年2月，中华书局提出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四、五辑出版计划被国家出版基金批准，再度得到资助，并列为重大项目。换言之，它两度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龙泉项目组先后有李静、柳宪、孙晓林和李爽等编辑，还有编校部参加。我们和浙大团队不仅完成了出版任务，而且让地方文书档案的整理出版，达到了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传统经典的标准和规范，有发凡起例之功。”徐俊介绍说，有的地方档案出版也就是以卷宗为单元的简单影印，而《龙泉司法档案选编》还包含了研究性的整理成果。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全书5辑96册，共收录案例343个。每一案例均由案件名称、内容提要、档案索引、图录四部分组成。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编辑李爽介绍说，整理之后，以案件为核心，以时间为脉络，清晰地归聚串联起散布于不同卷宗中的各类文书，有利于研究者阅读和使用。

“因为原始档案是散乱而不成体系的，当时我们就考虑，可能同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档案，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应该找到适合它们的整理方法。”李静说，中华书局和浙大双方经过反复沟通，制定了非常详细、多达数十页的整理规范，可以说是把点校二十四史的精神，用到了整理“龙泉司法档案”上。也因为此，《选编》第二辑的审读报告获得了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2015年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比的一等奖。

撷取近代百年的一个个基层瞬间

“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内容始于1851年，止于1949年，跨度99年，记录的诉讼案件逾两万宗。

“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档案学，是‘有文必档’，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这有利有弊，杂是杂了一点，但是许多信息都能保存下来，也是件好事。”韩李敏说，中国的档案学科是近代以后慢慢建立的，但还是有“舍不得扔”的习惯，西方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只有10%需要长期归档，我们现在这一比例还有30-40%。

在这种情况下，用选编的形式进行整理出版更为合适。包伟民说，由于案例众多，不少案情类似，可以从中选取有典型性的案例，以案件类型的典型性、审判程序的完整性、时代的特殊性和整体的史料价值作为首要的选编因素。

这就需要编纂人员在明悉地方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经济状况、人群组织、风俗习惯的基础上，遴选充分展示社会变迁和基层司法细节的案件，且要兼顾文书的保存情况，付出的心血是巨大的。

“我和杜正贞都是兼职做‘龙泉司法档案’的工作，特别是做《选编》的第一辑时，天天熬夜。”吴铮强回忆说，“直到浙大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后，傅俊等专职研究人员接手，我们才轻松了一些。”

“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是法学，可惜未能如愿，但是却让我遇到了‘龙泉司法档案’。”李爽说，在《选编》第二辑编辑工作的冲刺阶段，自己的梦境里都是一幅幅展开的文书。“这套书就像是镌刻在我的生命里。”

2012年8月，《选编》首辑出版，2019年9月，《选编》五辑96册全部出齐，编辑工作历时8年，共涵盖约1084个卷宗、26528件档案，审校了近4万面校样、6万余幅图版。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者、民俗学者赵世瑜表示，《选编》展现了变革时代的山区社会和人的生活世界，而对研究者来说，万里长征才迈出了第一步。

杜正贞则告诉记者，这批档案记录的是清代的法律诉讼制度向近现代法律诉讼制度转变的过程，可以看人们如何在一套新的话语体系下去解决老问题，怎么应对变化了的制度，对于现在的基层治理和法治建设，也会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历史学要求我们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史料中的人和事，将它们置于那个时代的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但是社会学和法学的解读就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利用和研究这批档案。学科和学者读者的多样性，才能带来对其理解的完整性。”

和吴铮强一样，傅俊的本行也是宋史。“我的本行是作南宋村落史研究，但是宋代留下的相关资料很少，而编纂这批档案，能更贴近基层社会细节和日常状态，帮助我认识和想象800年前的社会生活。”

而在龙泉，“龙泉司法档案”仍静静地躺在档案馆的库房里，等待着更多人来开掘。

新馆长魏晓霞说，一方面，他们自己在培养研究力量，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有更多学者来关注它。

老馆长朱志伟说，如果它能再接再厉，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和《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作为一名老档案人，心愿足矣。（记者冯源）

住在隔壁的人贩子：“老乡”同吃同住伺机抱走孩子

住在隔壁的人贩子

为挣钱拐卖9名儿童，广州中院一审，或将面临重刑

11月2日，张维平拐卖儿童案开庭当天，赵丽、申军良等被拐卖儿童的家长在广州市中级法院门前。受访者供图

贵州人赵丽(化名)至今记得14年前的那个冬天。那时，她和丈夫、儿子、婆婆住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的一间出租房里。儿子小前进刚满两岁，白白胖胖，生得可爱。白天，她和丈夫在外打工，婆婆在家照料孩子。

一天早上，赵丽的婆婆正在做家务，住在隔壁的一名老乡说可以帮忙看孩子。婆婆还和人家开玩笑：“你是不是要把我家孩子抱走啊？”老乡笑了：“怎么可能？我才不是那样的人。”

一个小时后，老乡和小前进一起消失了。

多年后，赵丽得知那个老乡叫张维平，曾因拐卖儿童判过两次刑。经他之手拐走或卖出的婴幼儿，至少还有8人。

2017年11月2日，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法庭上，赵丽一眼认出了张维平。她激动地站起来，“我就想问问，为什么要偷走我的儿子？”

张维平说，偷孩子不为别的，就为卖钱。

同吃同住，伺机下手

与张维平做邻居时，赵丽只见过他一两次，叫不上他的名字。

那是2003年10月，张维平住在赵丽家附近的出租屋里，两家相隔不过百米。平日里，他不出门工作，每天都在外面吃快餐。但他会主动与赵丽的家人搭讪，逗小前进玩儿，还给小前进买吃的，热情得有些过分。赵丽也曾提醒孩子的奶奶对陌生人多加注意。但老人认为张维平长相朴实，不像坏人。

“他表现得很喜欢孩子，哄孩子玩。”直到小前进丢了，赵丽才想明白张维平的套路，哄孩子是为了让孩子和他熟悉，抱走时不哭不闹。

利用类似手法，张维平多次得手。有时，他甚至会想办法住到受害人家里。

2005年7月，张维平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龙溪镇，结识了湖南人李树全。在旭日村里，两家的房子相隔不到20米。张维平不上班，经常帮着李奶奶带孙子小成青。

后来，李树全一家搬到龙华镇，没过几天，张维平跟了过去。他对李树全谎称“租不到合适的房子”，在李家的客厅里和李树全一起睡了三四天。“我们每天同吃同住，我给他介绍工作，骑单车载他上下班。”李树全说。

一旦获得孩子的信任，张维平便寻找时机，果断下手。往往只需要一次和孩子独处的机会，便能成功。

2005年8月5日，张维平抱走小成青的那天，李树全不在家，李的妻子正在为家人和张维平准备晚餐。张维平趁着成青妈妈不注意，抱着孩子走出出租屋所在的村庄。走到镇上后，他直接坐上了开往增城的公交车。

一个小时后，他和小成青已经到了40公里外的增城。

2003年9月到2005年12月，张维平经常更换租房地点。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开始物色目标。从锁定目标到诱拐得手，一般不超过一个月。

小前进失踪后，赵丽跟着警察闯进张维平的出租屋。“他的屋子里连牙膏牙刷都没有，床板就用报纸包着人睡在上面，根本不像有人住过。”

卖孩子的打工仔

张维平是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人，1971年10月出生。他身高一米六八左右，皮肤较黑，面容消瘦，嘴边留两抹淡淡的八字胡。

在村里，张家经济条件不好。与邻居相比，老房子低矮简陋。张维平读到初二时便辍了学，在家务农。没几年，便外出务工挣钱。

上世纪90年代，广东成为中国大陆最开放、发展最快的省份。张维平也随着这股热潮，从贵州跑到邻省打工。起初，他在东莞市厚街镇的一家厂子里做鞋，那是全中国最著名的鞋业生产地之一。1996年后，他辗转来到增城，在荔城区(现增城区荔城镇)的一家化纤厂里找到了工作。

到增城打工前后，张维平听老乡说起过一些拐卖孩子的事：与张同县的胡某、同为遵义人的曹某做的就是这样营生，曹某甚至卖掉了自己不到一岁的儿子。张维平还认识一个吴某，对于此间的门道略知一二。

1998年，张维平在石滩镇认识了性工作者“陈英”，相处了一段日子。两人一起住在张维平在化纤厂的宿舍里。

一天，“陈英”把张维平拉到东莞的石碣镇，指着马路边的一个小男孩问他：“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孩子卖掉？”小男孩被一个女人抱着。“陈英”说，那个女人是孩子的妈妈，是自己的四川老乡。

两三天后，“陈英”抱着小男孩来到张维平的宿舍。张维平找吴某帮忙，寻找买主。那一次，张维平、“陈英”见到了男男女女共4名买家。事后，“陈英”从买家处拿到了9000元左右的“抚养费”，还分了张维平500元。

不料，半个多月后，张维平便被警方抓获。1999年7月，他因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抽成的中间人

2003年，在狱中获得减刑的张维平，刑满释放。无处可去之际，他来到了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

在石湾车站附近，他租了一间临时房，每晚只要10元。没事时，他就到村口的小店闲坐。店里两名七八十岁的老人听说张维平因拐卖儿童坐过牢，便介绍他结识了另一个行里人——“梅姨”。

初次与梅姨合作，张维平十分谨慎。偷孩子前，他告诉梅姨，自己和女朋友生了个孩子。因为家中还有妻儿，这个一岁左右的男孩无法带回家抚养。他希望梅姨介绍一个人家收养孩子，收养者只需付一笔“抚养费”。

在张维平的供述中，那是他第一次亲手偷走别人的孩子。收养孩子的夫妇给了他12000元。其中的1000元，他给了梅姨当做介绍费。

仅两个月后，张维平便与梅姨有了第二次合作。他开始熟悉带孩子与买主见面，买主带孩子体检等流程。梅姨承诺：不论男女，只要有小孩，她都要。

从那时起，张维平不再想着到工厂做工，每隔数月就偷个孩子经梅姨之手卖掉。每个男孩12000元，除去给梅姨的部分，张维平能拿到11000元。二人之间还有一种默契。张维平不说孩子是从哪里来的，梅姨也从不过问。

据张维平交代，仅2004年，他就拐走并卖掉三个孩子。2005年，他又得手四次。

除了卖掉自己偷来的孩子，他还帮别人“销赃”。

2004年，他曾与一个名叫“小妹”的性工作者有过短暂交往。小妹先后两次请张维平帮忙卖孩子，张都将孩子从梅姨处出手，并从中获利。

通过梅姨，张维平还帮表弟周容平联系过买家。被卖的是周容平邻居家刚满1岁的男孩，由周等4人入室抢走。孩子卖了13000元，张维平却告诉周只卖了10000元，事后还收了1000元中介费。

2016年张维平在贵州落网后，警方曾问他，是什么心态让他多次拐卖儿童。张维平称，究竟是什么心态，他自己也说不清。

他能说清的一点是，卖孩子得来的收入，都在时输光了。

或将被判重刑

2017年7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张维平、周容平等人提起公诉。这是张维平第三次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诉。

上一次是2010年5月，张维平因拐卖儿童罪被广东省东莞市第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经减刑，其于2015年8月获释。

广州市检的公诉，意味着本案要在广州中院一审。依据刑事诉讼法，在中级法院一审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与周容平等4名没有前科的被告人相比，张维平无疑是最有可能被判重刑的那一个。

2017年11月2日庭审时，另一名被拐儿童的父亲申军良准备了满满一页纸的问题，要张维平回答每一个孩子是从哪里偷的、在哪里交易、被卖到了哪里。张维平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但孩子究竟卖到了哪里、卖给了谁，只有梅姨知道。

“只要你说出梅姨在哪，帮我们找到孩子，我们所有家长愿意给你写谅解书。”申军良说道。张维平和他对视了两秒，点点头。

但他根本不知梅姨的下落。

两人最后一次联络是2005年底。当时电视里多次报道东莞警方的打拐行动，张维平想金盆洗手。他换掉手机卡，主动切断了与梅姨的联系。

依据刑法，拐卖儿童三人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在本次被公诉的5名被告人中，只有张维平没有主动聘请辩护律师。他在法庭上表示：“我希望法院判我死刑，立即执行。”

可是申军良不愿看到张维平被判死刑，在梅姨下落未明的情况下，他是找到9名被拐卖儿童的唯一线索。

“如果张维平被判死刑，我就上诉。”申军良说，他死了，我们的孩子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了。

被拐卖儿童情况

陈前进 (男)

2001年8月19日出生，2003年10月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到水墩镇路上。

体貌特征：耳朵背侧有一小孔；脑门处有一颗黑痣。

朱青龙 (男)

2003年5月11日出生，2004年7月28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不详。

体貌特征：不详。

邓云峰 (男)

2002年9月23日出生，2004年8月23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到河源市紫金县路上。

体貌特征：两处头旋；左手断掌；笑起来脸上有2个酒窝。

钟彬 (男)

2003年7月出生，2004年12月31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县城。

体貌特征：不详。

申聪 (男)

2003年12月7日出生，2005年1月5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

体貌特征：左眼眼角处有一小孔；左脚大脚趾有一绿色胎记；右侧臀部有一圆形红色胎记；右大腿有胎记。

欧阳佳豪 (男)

2002年11月9日出生，2005年5月26日被拐卖。

李成青 (男)

2004年1月8日出生，2005年8月5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到水墩镇路上。

体貌特征：鼻子下有一颗黑痣；嘴巴下有一颗黑痣；耳垂较厚。

鑫 (男)

2003年9月16日出生，2006年1月1日被拐卖。

特写

9个家庭寻子13年

有人卖房坚持，有人中途放弃

13年前，申军良的儿子申聪丢了。

刚满1岁的申聪，被张维平的表弟周容平等人从广东省增城市(现广州市增城区)家中抢走，又经张维平、梅姨之手卖出，最终卖了13000元。

儿子申聪被抢的那天，申军良的人生发生了裂变。

那天前，28岁的他意气风发，是一家电子玩具厂里最年轻的经理，喜欢穿九牧王服装、戴浪琴手表、用最新款诺基亚手机。人均月工资三四百元时，他就能挣到五千元。

那天后，他的体面、志向、自尊和申聪一起没了踪影。一夜之间，他成了悲伤、困窘的中年人。“谁能想到，人贩子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那么近！”他至今认为，是自己年轻时的无知毁掉了儿子一生的幸福。

孩子丢失后，河南人申军良辞掉工作，拿出所有的积蓄，追逐与申聪有关的各种线索。

大海捞针

在13亿多人口的中国，想要找到一个1岁的男孩，无异捞针。申军良用的，大多是笨办法。

一度，他听说周容平抢完孩子去了珠海，自己就跟到珠海。三年中，他白天抱着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摞厚厚的寻人启事和一瓶胶水，在大街小巷贴传单；晚上困了，就靠在路边睡一会儿，醒了继续贴。

虽然没找到儿子，但申军良摸到一个规律：每发出几万份传单，可以得到一条线索。

2016年周容平、张维平落网后，申军良听说申聪被卖到增城区湘江路附近，他在增城转了一年，挨家挨户拜访。湘江路上有五个社区，他边走边贴寻人启事，一个月才全部走遍。附近的学校和菜市场也是他发传单首选的地方。

他也想过讨巧的法子，悬赏。2008年，他在寻人启事中将赏金喊到了10万元。

那段时间，申军良的手机响个不停。自称与申聪有关的消息，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

最初，只要有人提供线索，要多少钱他都给。2009年，一个成都的号码称知道申聪的下落，前提是先转2000元。申军良夹着钱一路小跑，在3公里外找到一家农业银行，汇了过去。按照对方说好的地址，申军良连夜赶去，下了火车，对方已经关机。

寻子过程中，申军良根据张维平的口供和当年的报警记录，结识了另外8个家庭。他们的儿子都被张维平偷了或卖了，至今下落不明。

湖南人邓自和还记得儿子小云峰被拐的那天，2004年8月23日，他和一群亲戚追出去，只捡到孩子的一只拖鞋。那之后，他在广州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住了7天，又把周围的村庄全都转了一遍，却没有发现孩子的踪迹。

2006年元旦，张维平拐走了最后一个孩子——小佳鑫。此后3年，小佳鑫的父亲阿江到各地寻子。申军良说，“2008年10月，阿江寻子无果精神崩溃，乘火车时趁家人不备，跳车身亡。”

就像一团萦绕在身边的雾

寻子的这些年里，申军良几度感觉申聪就在眼前。

2017年，一个男人给申军良提供线索，“你儿子就住在我家隔壁，你快来吧。”

“什么时候买的？”申军良追问。“2005年1月。”时间非常吻合。

“那孩子刚来的时候和申聪一模一样，错不了。长得和你非常接近。”

申军良没敢轻举妄动，让对方帮忙看着。对方不时发来信息，“你的聪聪正在去上学的路上。”“申聪放学回家了正在吃饭。”

申军良睡不着觉，租了一辆车，在孩子家门口守了几天，终于见到了人。他用手机偷偷拍了孩子的侧面照，越看越觉得就是申聪。再看看孩子的家，怎么看都觉得亲切，好像看自己家一样。

他把孩子的照片发给山东省公安厅首席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问他像不像自己。林宇辉也觉得有点像，申军良更确定了。

他甚至想好了该请哪位亲戚过来帮忙，如何与孩子父母谈判，如何与儿子修补关系。可就在最后一刻，DNA比对没成功。

接到通知时，年近40岁的申军良站在路边号啕大哭。

还有一次是2016年3月5日，申军良接到打拐志愿者的电话：抢走申聪的嫌疑人周容平落网。他至今记得电话打来时，手机显示的时间是11:56。

申军良顾不上别的，整理出一个房间后跑到商场。他给申聪买了书包、椅子、被子和一堆学习用品，还想买几件衣服。可10年不见，他不知道申聪的身高、体重。

那一次，申军良又失望了。周容平告诉警方，孩子被抱走后，转手、再转手。最终到了哪里，他不知道。

邓自和也经历过失望。在增城附近的村庄寻找小云峰时，他突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很响亮，和小云峰很像。他停住脚，站在门口仔细听。屋里的孩子断断续续哭了近三小时，邓自和站在外面听了三小时。三小时后，他鼓起勇气敲开门，却是空欢喜一场。

聊起这些年对申聪的寻找，申军良觉得他就像一团萦绕在身边的雾。自己在这氤氲弥漫的雾霭中穿行，好像能看到他，却什么也抓不住。

残存的记忆

时间长了，有的家庭连这团雾也看不到了。

2003年10月，贵州人赵丽的儿子小前进被张维平偷走了。起初，她辞掉工作，疯了似的寻找。但两三个月后，她感到大海捞针式地搜寻希望渺茫，生活还要继续，只能放弃。

小云峰被偷走后，邓自和在广州找了一个多月，家里断了经济来源，连房租都交不上。为了自己和家人生存下去，他只好暂时放下小云峰的事，打工过活。此后几年，邓自和断断续续打听过小云峰的下落，但最初的线索断了，重新搜寻时已无从下手。

有的家庭对找回孩子已彻底不抱希望。2016年，申军良打通了一家人的电话，孩子的父亲在电话中说道：我们不找了。申军良转不过弯：“自己的孩子自己不找，你在想什么？”

13年来，申军良是9个家庭中唯一坚持寻找孩子的人。他充当了家长和警方的联络人，组织大家进法庭旁听，设计传单并张贴传单……

他详细询问了每个孩子的出生日期、被拐卖日期、体貌特征等，并印成彩色宣传单。但时隔多年，有些家长已经很难准确描述出这些细节。

赵丽脑海中关于小前进的印象所剩不多。她强迫自己回忆起关于他的事情，想来想去，只记得他喜欢喝酸奶，有时一天要喝掉两板酸奶。他的耳廓上有两个小孔，“和我这个一模一样。”赵丽摁着自己的耳朵给别人看。

只有申军良能像背书一样流利地说出申聪的特征：“屁股上有一块圆形朱红色胎记，右大腿有一块长形红色胎记，左脚趾有一点绿色胎记，左眼角有个小孔。” 记者 王翀 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