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和名人八字(伟人和名人八字合不合)
历史证明的伟大:他们曾和亲密无间,后来渐行渐远
之所以是,就在于他找到了解放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正确历史道路: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事业,把自己的命运也无条件地奉献给国家和民族。
然而,在的一生中,却有很多遗憾事,比如有的朋友和自己越走越远,当然,志不同不相为谋,也恰恰是他们和的渐行渐远,更加反映了在处理事情上的正确抉择和远瞩。
图 |
萧子升萧子升是青年最要好的同学,他们的年龄相差不到一岁,两个人都是才华横溢,他们在小学是校友,到了中学又是师兄弟,说他们是难得的知己都不为过。
或许,也没有想到,萧子升最后会离开自己。
1910年,17岁的不顾父亲的阻拦,执意离开韶山去东山学堂读书。这是因为受到表哥文运昌的影响,打算去新式学堂读书。
在这里,他第一次遇到萧子升。
图 | 恰同学少年里的萧子升
来学校的时候,挑着一个担子,一边是自己的生活用品,一边全是自己读过的书,比如《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这引起了萧子升极大的兴趣,还没有见过如此爱读书的人。
恰好当时萧子升在扔废品,那是一堆他看过的旧报纸,但却拦住了,然后问:“请问你不要的这些是什么呀?”
萧子升被问住了:“这是报纸呀?难道你没见过?”摇摇头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报纸这个东西!”
随后,萧子升把这一叠报纸全部送给了,十分高兴,用了一个通宵把所有的报纸都看完了,的这种看书的劲头,让萧子升一见如故。
萧子升才华横溢,他十分想和交朋友,但是萧子升即将毕业,去长沙读中学了。谁知道在东山学堂学习不到五个月就毕业了,这让萧子升对更加刮目相看了。
到了长沙,跟上萧子升的步伐,两个人不仅成为了同学,还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和萧子升通过贴告示的方式广招天下有志青年,这些事时隔几十年在长沙仍然是美谈。
图 | 青年
从1917年开始,和萧子升便开始了穷游计划,身上不带一分钱,徒步游历了位于湖南腹地的五个县。在这期间,两个人的友情越来越深。
最让印象深的是去宁乡西部的沩山,因为囊中羞涩,和萧子升借住在了山间的密印寺,和方丈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交谈。
说明来意后,老方丈十分感动,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有志青年,便愉快地接纳了他们。在登记名字的时候,老方丈看着这两个名字,貌似看出了什么。
他笑着说:“这位一定就是。”
萧子升十分诧异:“您怎么知道我们谁是谁?”
小时候曾跟着母亲信佛,以为老方丈会算命,不料老方丈说:“这很简单,你看这萧子升三个字,一个格子里面可以写两个字,而三个字,一个字要写两三个格子,俗话说,字如其人,这个道理二人施主不会不知道吧。”
图 | 沩山
老方丈这么一说,和萧子升哈哈大笑,仔细一看这名字,还真有这么一点道理。的名字写得潇潇洒洒,就像是一个名人的签名,而萧子升写的名字规规矩矩,和女孩子写的一样。
尽管入住寺院,他们还是和老方丈聊了很久,老方丈说:“毛施主性格奔放,日后必定有一番作为。”萧子升说:“我也相信润之。”
或许这个老方丈也没有想到,这个叫的人,日后统领千军万马,成为了开国领袖。
一如几年后写下的名篇: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但没有想到,他毕业的时候竟然和萧子升分道扬镳,甚至到了友谊决裂的地步。
1918年,和萧子升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大多数同学都愿意去法国留学,尽管也很想去,但是他结合了导师杨昌济的建议,决定留在中国。
这是因为,认为,出国留学必然是好事,但是也应该有人留在国内探索自己国家的问题。
图 | 新民学会合影
在一次讨论如何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个问题上,萧子升就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
为了向好友表达自己的想法,他还写信给,希望得到的支持,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觉得光靠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激烈方法的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实际上从这个时候,的思想和萧子升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
图 | 1918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湘潭学友会会员合影(二排左三为)
最后,萧子升选择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逐渐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潮,选择留在中国、研究中国、扎根中国,逐渐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信仰。
实际上,早在第一次进入湖南第一师范的时候,就已经从萧子升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开学第一课,杨昌济的提问是:“同学们为什么来报考师范?”
萧子升回答说:“我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这个国家,来挽救我们的国家。”杨昌济的评价是:“教育救国,也算是志存高远。”
蔡和森的回答是:“我家里穷,我想当老师赚钱。”当然,蔡和森的想法很实际,大家也都支持。
而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报考师范,我就是来试一试,我觉得当老师,可能会有用,所以试一试。”
杨昌济就不懂了:“那你都试过什么?”
图 | 杨昌济
说:“在来师范之前,我去当过兵,当了半年,我就退伍了,因为我觉得还要继续读书,我还考过商业学校,想学做生意,考过警察学校,想去做警察,考过法政学校,想去当法官,我还考过一个肥皂学校。”
杨昌济问他:“肥皂学校是什么?”说:“肥皂学校就是学习制造肥皂的,招生简章上写的,西洋人都说中国人不讲卫生,学习制造肥皂利国利民,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就想当个肥皂制造家。”说完,同学们哄堂大笑。
尽管同学们都觉得这个想法太不切实际了,但是杨昌济却对眼前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他认为眼前这个年轻人不得了。
又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学什么好,因为我始终找不到最根本的问题。”
在杨昌济看来,尽管青年的这个回答有点稚嫩,却彰显了身上最特殊的地方,这也是杨昌济日后专门培养的重大原因。
1920年杨昌济病逝,在临终前,他给章士钊写过一封信,在信中说:“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二子”其一便是。
图|青年
至于萧子升,他选择了远走南美,定居乌拉圭。而,带领中国革命,最后登上了,成为了伟大领袖。
陈独秀第一次得知陈独秀,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风靡一时,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新青年》的主笔。
所以对陈独秀的印象就是一个明星一般的人物,他对陈独秀是无限的崇拜。
尽管在杨昌济的推荐下,曾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但还是想亲眼见到陈独秀,请教一些关于新文化的问题。
毕业后,选择了北漂,后来有幸通过导师推荐,来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员。
实际上,这份工作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帮助同学们录入书籍。但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北大图书馆的书就是他的精神粮食。
图 | 《新青年》杂志
从小嗜爱读书的,走进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他不仅白天读书,晚上也秉烛夜读,一连好几天,甚至都住在了图书馆。
这吸引了李大钊的注意:这到底是谁啊,整天不睡觉,就知道读书。
李大钊主动询问才得知,原来他就是杨昌济老师推荐过来的湖南青年毛润之!
李大钊和经过简单交流就十分感叹,李大钊认为,不要说在他认识的学生中,就算是在整个北大,可以像这样热爱读书的人寥寥无几。
随后,李大钊把推荐给了陈独秀,他告诉陈独秀,这个青年十分优秀,思想也十分进步。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来到北京才接触到的。
图 | 陈独秀和李大钊
陈独秀和见面后,也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陈独秀早就听说过的名字,因为他曾发表过一篇《体育与研究》。
不久,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引荐下,见到胡适和邵飘萍等北大著名导师,对的成长有巨大的帮助,而也学习很快,可以说,北大之行,对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巨大的基础。
1920年秋,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建党,受到陈独秀的邀请,到上海商量事宜,此后,在湖南开始建党工作,成为了中国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图 | 青年(左四)在北京
此后,和陈独秀并肩作战,对于来说,陈独秀既是自己的恩师,也是自己的益友。
和自己最崇拜的人在一起工作,自然是砥砺前行,但是没想到,很快分歧就来了。
起初在“中东路”事件中,陈独秀的“意见”就有体现,1929年7月,张学良想要用武力收回被苏联占有的中东铁路路权,月底,陈独秀给写了第一封信,说当时游行的口号“武装保护苏联”等太超群众了,建议把宣传矛头指向国民政府的误国政策。
矛盾逐渐产生。
不久,陈独秀曾给写信,并在上海宣传托洛茨基思想,遭到中央反对。
其中的原委较为复杂,不久,中央取消了陈独秀在党内的职务。
实际上,从1927年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以来,远见卓识已经得到国际的关注,尽管多次在党内受到排斥,但国际认为,所建立的农民武装和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似乎很符合中国的国情。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经历了诸多命运的考验,甚至一度跌入低谷,最后从逆境中后成长起来。
最后在遵义会议上,确定了的领导地位,在周恩来的强烈推荐下,成为了党内最高领袖。
而此时的,在思想上已经完全进步,也已经不再追随陈独秀的脚步了,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和中国国情相结合。
当然,历史证明是对的。
至于陈独秀,他辞去了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与彻底分道扬镳,再也没有见面,1929年被开除党籍,1942年5月黯然病逝于重庆江津。
图 | 毛主席
七七事变后,得知陈独秀出狱,曾让周恩来去邀请陈独秀,内容很简单:只要陈独秀写一封检讨,就可以回到党内工作。
但是陈独秀婉言谢绝了,他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陈独秀性格倔强,从他的晚年生活就可以看出来。
但是他也是理解并支持的。
尽管如此,在建国后也多次关照陈独秀的后人,因为从来没有忘记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恩师。这正是毛主席伟大的人格魅力。
张国焘和张国焘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李大钊介绍说:这位就是特立(张国焘字特立)同志。
主动上前握手,并说:我是湖南的毛润之。
谁知道,张国焘只是点点头,对不管不顾。曾这样回忆:他们看不起我这个“土雹子”。
当然这也难怪,张国焘出身官绅世家,在还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张国焘已经是北大的学生了,还曾经参与过五四运动,和陈独秀等人混得比较熟。
陈独秀曾对张国焘说:湖南的毛润之很能干,有见地,他在湖南组织了一个主义小组。
这可能是张国焘对印象的重大改变原因之一。所以在上海,张国焘对毕恭毕敬,两个人相处了很久。
图|张国焘
不久,张国焘参加了南昌起义,领导了秋收起义。转战井冈山根据地,张国焘去了鄂豫皖根据地。
两个人在党内一直是并驾齐驱,两个人在长征中,却面临一场重大的明争暗斗。
自从张国焘来到党内,便和进行着各种权力争夺,特别是当张国焘和合兵以后,张国焘和曾在一起共事很长时间,两个人也是朝夕相处,探讨了很多革命理想。
但是在长征后期,张国焘和发生了严重分歧。当时,张国焘坚持南下,但毛主席坚持北上,最后张国焘一怒之下给陈昌浩发了一封电报。
电报内容是,让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央和军委纵队主体在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这件事发生后,张国焘便弄得一发不可收拾,徐向前因为进退两难,最后不得不执行了张国焘南下的决定。
图 | 张国焘和
日后徐向前曾回忆说:当时我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其实当时就有预言,他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跟上来的。”
历史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也正是张国焘的这次重大事件,打心里佩服。
三个月内,张国焘在川康一带和川军作战,此时对川军进行了整改,川军突然露出獠牙,红四方面军遭遇惨败,8万大军所剩无几。
尽管后来张国焘又辗转来到了延安,但是心里还是不想支持,最后叛逃,走向了自己信仰的反面,历史人设最终崩塌。
实际上,纵观历史,曾反对过的人并不少,比如博古等人,但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感受到了的正确方针和伟大,这无疑是最宝贵的。
实事求是地说,在革命年代,到底谁对谁错并没有确定答案,但还是那句话,之所以是,就在于他找到了解放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正确历史道路。
毛主席可以成为一代伟人,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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