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17日生辰八字算命(2002年5月17日出生的人)

住在隔壁的人贩子：“老乡”同吃同住伺机抱走孩子

住在隔壁的人贩子

为挣钱拐卖9名儿童，广州中院一审，或将面临重刑

11月2日，张维平拐卖儿童案开庭当天，赵丽、申军良等被拐卖儿童的家长在广州市中级法院门前。受访者供图

贵州人赵丽(化名)至今记得14年前的那个冬天。那时，她和丈夫、儿子、婆婆住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的一间出租房里。儿子小前进刚满两岁，白白胖胖，生得可爱。白天，她和丈夫在外打工，婆婆在家照料孩子。

一天早上，赵丽的婆婆正在做家务，住在隔壁的一名老乡说可以帮忙看孩子。婆婆还和人家开玩笑：“你是不是要把我家孩子抱走啊？”老乡笑了：“怎么可能？我才不是那样的人。”

一个小时后，老乡和小前进一起消失了。

多年后，赵丽得知那个老乡叫张维平，曾因拐卖儿童判过两次刑。经他之手拐走或卖出的婴幼儿，至少还有8人。

2017年11月2日，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法庭上，赵丽一眼认出了张维平。她激动地站起来，“我就想问问，为什么要偷走我的儿子？”

张维平说，偷孩子不为别的，就为卖钱。

同吃同住，伺机下手

与张维平做邻居时，赵丽只见过他一两次，叫不上他的名字。

那是2003年10月，张维平住在赵丽家附近的出租屋里，两家相隔不过百米。平日里，他不出门工作，每天都在外面吃快餐。但他会主动与赵丽的家人搭讪，逗小前进玩儿，还给小前进买吃的，热情得有些过分。赵丽也曾提醒孩子的奶奶对陌生人多加注意。但老人认为张维平长相朴实，不像坏人。

“他表现得很喜欢孩子，哄孩子玩。”直到小前进丢了，赵丽才想明白张维平的套路，哄孩子是为了让孩子和他熟悉，抱走时不哭不闹。

利用类似手法，张维平多次得手。有时，他甚至会想办法住到受害人家里。

2005年7月，张维平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龙溪镇，结识了湖南人李树全。在旭日村里，两家的房子相隔不到20米。张维平不上班，经常帮着李奶奶带孙子小成青。

后来，李树全一家搬到龙华镇，没过几天，张维平跟了过去。他对李树全谎称“租不到合适的房子”，在李家的客厅里和李树全一起睡了三四天。“我们每天同吃同住，我给他介绍工作，骑单车载他上下班。”李树全说。

一旦获得孩子的信任，张维平便寻找时机，果断下手。往往只需要一次和孩子独处的机会，便能成功。

2005年8月5日，张维平抱走小成青的那天，李树全不在家，李的妻子正在为家人和张维平准备晚餐。张维平趁着成青妈妈不注意，抱着孩子走出出租屋所在的村庄。走到镇上后，他直接坐上了开往增城的公交车。

一个小时后，他和小成青已经到了40公里外的增城。

2003年9月到2005年12月，张维平经常更换租房地点。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开始物色目标。从锁定目标到诱拐得手，一般不超过一个月。

小前进失踪后，赵丽跟着警察闯进张维平的出租屋。“他的屋子里连牙膏牙刷都没有，床板就用报纸包着人睡在上面，根本不像有人住过。”

卖孩子的打工仔

张维平是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人，1971年10月出生。他身高一米六八左右，皮肤较黑，面容消瘦，嘴边留两抹淡淡的八字胡。

在村里，张家经济条件不好。与邻居相比，老房子低矮简陋。张维平读到初二时便辍了学，在家务农。没几年，便外出务工挣钱。

上世纪90年代，广东成为中国大陆最开放、发展最快的省份。张维平也随着这股热潮，从贵州跑到邻省打工。起初，他在东莞市厚街镇的一家厂子里做鞋，那是全中国最著名的鞋业生产地之一。1996年后，他辗转来到增城，在荔城区(现增城区荔城镇)的一家化纤厂里找到了工作。

到增城打工前后，张维平听老乡说起过一些拐卖孩子的事：与张同县的胡某、同为遵义人的曹某做的就是这样营生，曹某甚至卖掉了自己不到一岁的儿子。张维平还认识一个吴某，对于此间的门道略知一二。

1998年，张维平在石滩镇认识了性工作者“陈英”，相处了一段日子。两人一起住在张维平在化纤厂的宿舍里。

一天，“陈英”把张维平拉到东莞的石碣镇，指着马路边的一个小男孩问他：“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孩子卖掉？”小男孩被一个女人抱着。“陈英”说，那个女人是孩子的妈妈，是自己的四川老乡。

两三天后，“陈英”抱着小男孩来到张维平的宿舍。张维平找吴某帮忙，寻找买主。那一次，张维平、“陈英”见到了男男女女共4名买家。事后，“陈英”从买家处拿到了9000元左右的“抚养费”，还分了张维平500元。

不料，半个多月后，张维平便被警方抓获。1999年7月，他因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抽成的中间人

2003年，在狱中获得减刑的张维平，刑满释放。无处可去之际，他来到了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

在石湾车站附近，他租了一间临时房，每晚只要10元。没事时，他就到村口的小店闲坐。店里两名七八十岁的老人听说张维平因拐卖儿童坐过牢，便介绍他结识了另一个行里人——“梅姨”。

初次与梅姨合作，张维平十分谨慎。偷孩子前，他告诉梅姨，自己和女朋友生了个孩子。因为家中还有妻儿，这个一岁左右的男孩无法带回家抚养。他希望梅姨介绍一个人家收养孩子，收养者只需付一笔“抚养费”。

在张维平的供述中，那是他第一次亲手偷走别人的孩子。收养孩子的夫妇给了他12000元。其中的1000元，他给了梅姨当做介绍费。

仅两个月后，张维平便与梅姨有了第二次合作。他开始熟悉带孩子与买主见面，买主带孩子体检等流程。梅姨承诺：不论男女，只要有小孩，她都要。

从那时起，张维平不再想着到工厂做工，每隔数月就偷个孩子经梅姨之手卖掉。每个男孩12000元，除去给梅姨的部分，张维平能拿到11000元。二人之间还有一种默契。张维平不说孩子是从哪里来的，梅姨也从不过问。

据张维平交代，仅2004年，他就拐走并卖掉三个孩子。2005年，他又得手四次。

除了卖掉自己偷来的孩子，他还帮别人“销赃”。

2004年，他曾与一个名叫“小妹”的性工作者有过短暂交往。小妹先后两次请张维平帮忙卖孩子，张都将孩子从梅姨处出手，并从中获利。

通过梅姨，张维平还帮表弟周容平联系过买家。被卖的是周容平邻居家刚满1岁的男孩，由周等4人入室抢走。孩子卖了13000元，张维平却告诉周只卖了10000元，事后还收了1000元中介费。

2016年张维平在贵州落网后，警方曾问他，是什么心态让他多次拐卖儿童。张维平称，究竟是什么心态，他自己也说不清。

他能说清的一点是，卖孩子得来的收入，都在时输光了。

或将被判重刑

2017年7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张维平、周容平等人提起公诉。这是张维平第三次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诉。

上一次是2010年5月，张维平因拐卖儿童罪被广东省东莞市第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经减刑，其于2015年8月获释。

广州市检的公诉，意味着本案要在广州中院一审。依据刑事诉讼法，在中级法院一审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与周容平等4名没有前科的被告人相比，张维平无疑是最有可能被判重刑的那一个。

2017年11月2日庭审时，另一名被拐儿童的父亲申军良准备了满满一页纸的问题，要张维平回答每一个孩子是从哪里偷的、在哪里交易、被卖到了哪里。张维平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但孩子究竟卖到了哪里、卖给了谁，只有梅姨知道。

“只要你说出梅姨在哪，帮我们找到孩子，我们所有家长愿意给你写谅解书。”申军良说道。张维平和他对视了两秒，点点头。

但他根本不知梅姨的下落。

两人最后一次联络是2005年底。当时电视里多次报道东莞警方的打拐行动，张维平想金盆洗手。他换掉手机卡，主动切断了与梅姨的联系。

依据刑法，拐卖儿童三人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在本次被公诉的5名被告人中，只有张维平没有主动聘请辩护律师。他在法庭上表示：“我希望法院判我死刑，立即执行。”

可是申军良不愿看到张维平被判死刑，在梅姨下落未明的情况下，他是找到9名被拐卖儿童的唯一线索。

“如果张维平被判死刑，我就上诉。”申军良说，他死了，我们的孩子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了。

被拐卖儿童情况

陈前进 (男)

2001年8月19日出生，2003年10月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到水墩镇路上。

体貌特征：耳朵背侧有一小孔；脑门处有一颗黑痣。

朱青龙 (男)

2003年5月11日出生，2004年7月28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不详。

体貌特征：不详。

邓云峰 (男)

2002年9月23日出生，2004年8月23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到河源市紫金县路上。

体貌特征：两处头旋；左手断掌；笑起来脸上有2个酒窝。

钟彬 (男)

2003年7月出生，2004年12月31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县城。

体貌特征：不详。

申聪 (男)

2003年12月7日出生，2005年1月5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

体貌特征：左眼眼角处有一小孔；左脚大脚趾有一绿色胎记；右侧臀部有一圆形红色胎记；右大腿有胎记。

欧阳佳豪 (男)

2002年11月9日出生，2005年5月26日被拐卖。

李成青 (男)

2004年1月8日出生，2005年8月5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到水墩镇路上。

体貌特征：鼻子下有一颗黑痣；嘴巴下有一颗黑痣；耳垂较厚。

鑫 (男)

2003年9月16日出生，2006年1月1日被拐卖。

特写

9个家庭寻子13年

有人卖房坚持，有人中途放弃

13年前，申军良的儿子申聪丢了。

刚满1岁的申聪，被张维平的表弟周容平等人从广东省增城市(现广州市增城区)家中抢走，又经张维平、梅姨之手卖出，最终卖了13000元。

儿子申聪被抢的那天，申军良的人生发生了裂变。

那天前，28岁的他意气风发，是一家电子玩具厂里最年轻的经理，喜欢穿九牧王服装、戴浪琴手表、用最新款诺基亚手机。人均月工资三四百元时，他就能挣到五千元。

那天后，他的体面、志向、自尊和申聪一起没了踪影。一夜之间，他成了悲伤、困窘的中年人。“谁能想到，人贩子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那么近！”他至今认为，是自己年轻时的无知毁掉了儿子一生的幸福。

孩子丢失后，河南人申军良辞掉工作，拿出所有的积蓄，追逐与申聪有关的各种线索。

大海捞针

在13亿多人口的中国，想要找到一个1岁的男孩，无异捞针。申军良用的，大多是笨办法。

一度，他听说周容平抢完孩子去了珠海，自己就跟到珠海。三年中，他白天抱着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摞厚厚的寻人启事和一瓶胶水，在大街小巷贴传单；晚上困了，就靠在路边睡一会儿，醒了继续贴。

虽然没找到儿子，但申军良摸到一个规律：每发出几万份传单，可以得到一条线索。

2016年周容平、张维平落网后，申军良听说申聪被卖到增城区湘江路附近，他在增城转了一年，挨家挨户拜访。湘江路上有五个社区，他边走边贴寻人启事，一个月才全部走遍。附近的学校和菜市场也是他发传单首选的地方。

他也想过讨巧的法子，悬赏。2008年，他在寻人启事中将赏金喊到了10万元。

那段时间，申军良的手机响个不停。自称与申聪有关的消息，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

最初，只要有人提供线索，要多少钱他都给。2009年，一个成都的号码称知道申聪的下落，前提是先转2000元。申军良夹着钱一路小跑，在3公里外找到一家农业银行，汇了过去。按照对方说好的地址，申军良连夜赶去，下了火车，对方已经关机。

寻子过程中，申军良根据张维平的口供和当年的报警记录，结识了另外8个家庭。他们的儿子都被张维平偷了或卖了，至今下落不明。

湖南人邓自和还记得儿子小云峰被拐的那天，2004年8月23日，他和一群亲戚追出去，只捡到孩子的一只拖鞋。那之后，他在广州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住了7天，又把周围的村庄全都转了一遍，却没有发现孩子的踪迹。

2006年元旦，张维平拐走了最后一个孩子——小佳鑫。此后3年，小佳鑫的父亲阿江到各地寻子。申军良说，“2008年10月，阿江寻子无果精神崩溃，乘火车时趁家人不备，跳车身亡。”

就像一团萦绕在身边的雾

寻子的这些年里，申军良几度感觉申聪就在眼前。

2017年，一个男人给申军良提供线索，“你儿子就住在我家隔壁，你快来吧。”

“什么时候买的？”申军良追问。“2005年1月。”时间非常吻合。

“那孩子刚来的时候和申聪一模一样，错不了。长得和你非常接近。”

申军良没敢轻举妄动，让对方帮忙看着。对方不时发来信息，“你的聪聪正在去上学的路上。”“申聪放学回家了正在吃饭。”

申军良睡不着觉，租了一辆车，在孩子家门口守了几天，终于见到了人。他用手机偷偷拍了孩子的侧面照，越看越觉得就是申聪。再看看孩子的家，怎么看都觉得亲切，好像看自己家一样。

他把孩子的照片发给山东省公安厅首席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问他像不像自己。林宇辉也觉得有点像，申军良更确定了。

他甚至想好了该请哪位亲戚过来帮忙，如何与孩子父母谈判，如何与儿子修补关系。可就在最后一刻，DNA比对没成功。

接到通知时，年近40岁的申军良站在路边号啕大哭。

还有一次是2016年3月5日，申军良接到打拐志愿者的电话：抢走申聪的嫌疑人周容平落网。他至今记得电话打来时，手机显示的时间是11:56。

申军良顾不上别的，整理出一个房间后跑到商场。他给申聪买了书包、椅子、被子和一堆学习用品，还想买几件衣服。可10年不见，他不知道申聪的身高、体重。

那一次，申军良又失望了。周容平告诉警方，孩子被抱走后，转手、再转手。最终到了哪里，他不知道。

邓自和也经历过失望。在增城附近的村庄寻找小云峰时，他突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很响亮，和小云峰很像。他停住脚，站在门口仔细听。屋里的孩子断断续续哭了近三小时，邓自和站在外面听了三小时。三小时后，他鼓起勇气敲开门，却是空欢喜一场。

聊起这些年对申聪的寻找，申军良觉得他就像一团萦绕在身边的雾。自己在这氤氲弥漫的雾霭中穿行，好像能看到他，却什么也抓不住。

残存的记忆

时间长了，有的家庭连这团雾也看不到了。

2003年10月，贵州人赵丽的儿子小前进被张维平偷走了。起初，她辞掉工作，疯了似的寻找。但两三个月后，她感到大海捞针式地搜寻希望渺茫，生活还要继续，只能放弃。

小云峰被偷走后，邓自和在广州找了一个多月，家里断了经济来源，连房租都交不上。为了自己和家人生存下去，他只好暂时放下小云峰的事，打工过活。此后几年，邓自和断断续续打听过小云峰的下落，但最初的线索断了，重新搜寻时已无从下手。

有的家庭对找回孩子已彻底不抱希望。2016年，申军良打通了一家人的电话，孩子的父亲在电话中说道：我们不找了。申军良转不过弯：“自己的孩子自己不找，你在想什么？”

13年来，申军良是9个家庭中唯一坚持寻找孩子的人。他充当了家长和警方的联络人，组织大家进法庭旁听，设计传单并张贴传单……

他详细询问了每个孩子的出生日期、被拐卖日期、体貌特征等，并印成彩色宣传单。但时隔多年，有些家长已经很难准确描述出这些细节。

赵丽脑海中关于小前进的印象所剩不多。她强迫自己回忆起关于他的事情，想来想去，只记得他喜欢喝酸奶，有时一天要喝掉两板酸奶。他的耳廓上有两个小孔，“和我这个一模一样。”赵丽摁着自己的耳朵给别人看。

只有申军良能像背书一样流利地说出申聪的特征：“屁股上有一块圆形朱红色胎记，右大腿有一块长形红色胎记，左脚趾有一点绿色胎记，左眼角有个小孔。” 记者 王翀 鹏程

2022-2023赛季WCBA联赛浙江稠州银行女篮阵容

2022年11月30日，2022-2023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即WCBA联赛揭幕战在福建省晋江市正式打响。浙江女篮位于A组正在进行常规赛第一循环的比赛。

相比于去年，中锋谭佩莹未进入大名单，小将王佳琦租借至四川远达美乐。同时补入多名年仅18岁的青年小将。

球队注册共16名队员，每场比赛12名队员报名可以参赛。

本赛季浙江女篮大名单为：董可尔、葛佳盈、王海媚、张宇新、单婉丽、郑皓怡、陈佳楠、周琪、张敏、朱丹丹、王乐宜、万济圆、余佳锦、孙凤艺、陈怡君、徐安琪。

以下为详细资料：

徐安琪

徐安琪，2004年3月1日出生，18岁。身高175cm，场上位置为前锋，球衣号码为23号。

陈怡君

陈怡君，2004年2月12日出生，18岁。身高184cm，场上位置为前锋，球衣号码为22号。

孙凤艺

孙凤艺，2004年5月27日出生，18岁。身高184cm，场上位置为后卫，球衣号码为19号。

葛佳盈

葛佳盈，2004年5月27日出生，18岁，浙江宁波人。身高200cm，场上位置为中锋，球衣号码为4号。亚洲U18女篮锦标赛亚军队员。

周琪

周琪，2003年4月9日出生，19岁。身高172cm，场上位置为后卫，球衣号码为11号。

张宇新

张宇新，2003年8月17日出生，19岁。身高176cm，场上位置为前锋，球衣号码为7号。

王乐宜

王乐宜，2002年5月23日出生，20岁。身高182cm，场上位置为前锋，球衣号码为16号。

郑皓怡

郑皓怡，2004年7月6日出生，18岁，浙江杭州人。身高206cm，场上位置为中锋，球衣号码为9号。

单婉丽

单婉丽，1995年11月24日出生，27岁，浙江金华人。身高176cm，场上位置为前锋，球衣号码为8号。

王海媚

王海媚，1997年1月28日出生，25岁，浙江温州人。身高174cm，场上位置为后卫，球衣号码为5号。

董可尔

董可尔，1999年3月13日出生，23岁。身高170cm，场上位置为后卫，球衣号码为3号。前国青女篮队员。

张敏

张敏，1999年6月11日出生，23岁，安徽合肥人。身高178cm，场上位置为前锋，球衣号码为13号。三人篮球国家队队员。

朱丹丹

朱丹丹，2000年3月19日出生，22岁，安徽慈溪人。身高179cm，场上位置为前锋，球衣号码为14号。前国青女篮队员。

余佳锦

余佳锦，2000年7月11日出生，22岁。身高188cm，场上位置为中锋，球衣号码为18号。

陈佳楠

陈佳楠，2000年11月9日出生，22岁。身高167cm，场上位置为后卫，球衣号码为10号。

万济圆

万济圆，2002年7月13日出生，20岁，黑龙江鸡西人。身高187cm，场上位置为中锋，球衣号码为17号。三人篮球东京奥运会铜牌队员。

浙江女篮平均身高181cm，平均年龄为20.7岁。

领队：殷彩萍

教练员：顾佳晴、孙珍珠、殷彩萍（兼）

队医：陈锦驼

球队管理：方俊

其他随队人员：朱旭俊、蒋勇、王慧萍、刘雪璠

每天学点公司法丨《公司法》第二章 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六条　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会会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七）制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九）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

（十）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条文释义本条是对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职权的规定。

　　本条规定了董事会的儿项职权，归纳起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负责召集股东会会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执行股东会的决议。董事会的这些职权，体现了董事会与股东会的实质关系。董事会作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对公司的权力机构一股东大会负责，有权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执行股东会的决议。这既是董事会的职权，也是其法定职责。

(2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在股东会决定了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后，董事会据此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凳方案，并组织实施，是董事会经营决策权最重要的体现。

(3)制定有关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方案，包括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对于这些事项，股东会具有最终决定权，但公司董事会可以通过制订方案，并提交股东会审议、表决，来施加影响，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

(4)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基本管理制度和重要管理人员，包括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州事项，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这些职权也是董事会经营决策权的重要体现，是董事会执行股东会决议、实施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保障公司良好运行的基础。

(5)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公司股东可以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通过公司章程授权董事会其他职权，例如规定由董事会决定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任或者解聘等。

案例分析案例：四川林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王玉娥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再审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焦点是，对林河公司2002年第15次董事会决议是否无效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林河公司2002年第15次董事会决议是否超越其董事会职权范围。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是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历史现象，对公司股份的处理应当同时尊重合法和公司自治的基本原则。在2002年当时适用的1999年修正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及林河公司《公司章程》关于股东会职权、董事会职权的规定中，均没有关于股东会、董事会处置公司股份的职权规定。林河公司《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本公司股份未经董事会或者董事长同意不得转让赠与”，《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董事会是本公司的决策机构，向股东会负责，在股东会闭会期间，负责本公司重大决策”。该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实际是公司章程将股东会闭会期间对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权赋予董事会，即在股东会闭会期间由董事会代股东会行使本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权。

故林河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章程》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公司股份的转让进行决策，系在股东会闭会期间代为行使重大决策权，并未超越董事会职权，不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亦不违反当时1999年修正公司法关于董事会职权的法律规定。另根据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2012年10月19日林河公司股东会决议、10月20日林河公司章程第十六条、同年林河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均载明，截止2012年10月19日，余林持有公司股份为337.12万元，包含本案争议的余林于2002年5月17日出资购买的488218.8元股份，证明林河公司股东会事后已对2002年5月4日公司第15次董事会的有关决定予以追认。而本案原告王玉娥、张文巧直至2017年2月27日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涉案董事会决定无效，并辩称系事后才知晓被侵权，但其长达十多年怠于行使其股东权利，亦足以印证林河公司股东会授权其董事会在股东会闭会期间负责公司重大决策的特殊历史背景，足以认定该项章程规定的授权确属公司管理的实际需要。

因此，二审判决认定“董事会无权作出将林河公司集体股和收回新林镇政府的27万元股份卖给原审第三人余林的决议，该董事会决议属于超越董事会的职权范围作出的”，缺乏证据证明，与事实不符。

（二）林河公司2002年第15次董事会决议效力问题是否应适用2013年修正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认无效。经查，1999年修正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对股东会、董事会的职权规定均无关于处理公司所持股份的明确规定，第四十六条关于董事会的职权规定属于任意性规范而不属于强制性、禁止性规范。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林河公司董事会依据当时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处理公司所持股份，并不违反1999年修正公司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虽然1999年修正公司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但在本案中，林河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董事会是本公司的决策机构，向股东会负责，在股东会闭会期间，负责本公司重大决策”。

本案争议的董事会决议即是在林河公司股东会闭会期间由公司董事会行使重大决策权，决定将公司股份转让给公司董事余林，是董事会代股东会行使重大决策权的结果，该董事会的决定应视为公司股东会的决定，且事后林河公司股东会于2012年10月19日已对2002年5月4日公司第15次董事会的有关决定予以追认。因此，根据公司自治和防止司法过度介入的私法原则，应认定在本案中不存在违反1999年修正公司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1999年修正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本案民事行为发生在2002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因当时的法律对董事会决议是否违法问题已有明确规定，本案应当适用1999年修正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而不应当适用现行的2013年修正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故在本案中，即使王玉娥、张文巧认为董事会决议存在违法情形，亦应当依据1999年修正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的规定行使权利，而不应当依据现行2013年修正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董事会决议无效。

瞭望·治国理政纪事丨数字中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2021年10月18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这样强调。

◆今年2月出台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并提出“到2035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在数字中国建设引领下，“数字福建”建设已从最初的电子政务、民生服务领域，不断向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延伸，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022年我国数据产量达8.1ZB，同比增长22.7%，全球占比10.5%，位居世界第二；大数据产业规模达1.57万亿元，同比增长18%。

◆面向未来，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

数字基础设施规模能级大幅提升。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开通5G基站231.2万个，5G用户达5.61亿户，全球占比均超过60%；

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18.45亿户，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首个实现“物超人”的国家；

算力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位，年增长率近30%……

2023年4月底举行的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一系列数据勾勒出党的以来数字中国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2021年10月18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这样强调。

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就曾用“抢占制高点”对推动“数字福建”建设提出要求，福建因而逐步搭建起覆盖全省、上下贯通、横向联通的“政务一张网”。此后20多年间，“数字福建”建设推动福建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在福建工作期间率先提出建设“数字福建”；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部署“数字浙江”建设，打造“百亿信息化建设”工程；2015年12月，在浙江乌镇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2018年4月，向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发来贺信……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始终以世界眼光敏锐洞察全球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引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党的以来，总书记多次就数字中国建设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深刻阐释了为什么要建设数字中国、怎样建设数字中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017年，“建设数字中国”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今年2月公布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并提出“到2035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建设数字中国是总书记长达几十年对信息化观察、思考和实践的成果。”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主任王钦敏近日撰文表示，从“数字福建”“数字浙江”到数字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数字中国建设从地方实践到全国整体推进，已成为我国数字化发展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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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先机建设“数字福建”

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上出现了“数字地球”这一前沿概念。2000年国庆前夕，刚从国外归来不久的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福州大学副校长王钦敏向时任福建省省长的递交了一份《“数字福建”项目建议书》。同年10月12日，同志在项目建议书上作出批示。

在批示中，指出，建设“数字福建”意义重大，省政府应全力支持。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必须抢占科技制高点。建设“数字福建”，就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制高点之一。

此后，仅用几个月时间，一系列战略思路和顶层设计渐次落地。2000年12月23日，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数字福建”建设工作方案。说，这是福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一大举措。建设“数字福建”，攻占信息化的战略制高点，可以统揽福建省信息化全局，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数字福建”建设，首先从电子政务入手。

2001年，福建新大陆通信公司成为“福建省政务信息网络”工程总集成商。该公司负责人王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在当时需要极大的胆识和魄力。”

“当时，省里部分厅局虽已建成内部局域网，但信息资源数字化和共享程度低，政务信息采集依靠人工、流转仍依靠纸质，跨部门、跨区域之间的数据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共享机制。”福建省数字办主任吴宏武回忆。

亲自挂帅，担任“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福建省积极探索电子政务项目统建共享的建设模式，并快速推进。

2002年1月16日17时18分，轻点鼠标，福建省政务信息网正式开通。该网联通了180个省直单位和9个设区市84个县（区、市），在国内率先实施省级政务信息资源标准化、数字化、网络化、空间化改造，建成分布式、可共享的政务数据库群。

“政务信息网的建设，成为政府内部整体协同的‘高速公路’，也架起了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桥梁。”吴宏武形象地比喻道。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是国家智能社会治理综合实验基地，社区工作者在鼓楼区鼓东街道中山社区介绍“智慧社区”建设情况（2023年4月25日摄）林善传摄/本刊

“数字福建”建设，让群众共享治理便利。

“让‘数字福建’贴近社会、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让人民群众分享‘数字福建’建设成果。”这是提出的要求，也是“数字福建”追求的目标之一。

2001年5月，福建省政府将信息化程度较高的福州市鼓楼区确定为“数字福建”重点项目建设示范区，并选择基础较好的屏西、湖前等7个居民小区为信息化社区建设试点。

“数字福建”为社区生活打开了一扇“数字之门”。到2001年底，鼓楼区7个试点小区基本实现宽带布线到户，网络接入率比原来提高5到10倍，有几幢楼安装了水电自动抄表系统，初步构建起社区信息服务网络。一些群众通过登录社区网站，不出家门就可以向物业管理部门报修。

鼓楼区数字办主任、时任鼓楼区科技局工作人员章世长介绍，依托信息化建设，鼓楼区在全省最早建设“12345”热线电话，后来从电话拓展到电子邮件，群众有求助、举报投诉、政策咨询等需要，都可以通过拨打“12345”帮助解决。

从2000年10月到2002年10月，经过短短两年时间先行先试、大胆探索，福建建立起一整套综合协调机制，推动“数字福建”建设在科学轨道上行稳致远，破解了制约信息化发展的诸多难题。

“数字福建”建设，应时而动不断升级。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20多年来，福建省接续推动“数字福建”建设。特别是党的以来，在数字中国建设引领下，“数字福建”已从最初的电子政务、民生服务领域，不断向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延伸，持续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福建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20多年来，福建省牢记嘱托、砥砺前行，持续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优化升级数字政务服务，加快建设数字社会，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数字福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福建省“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成立以来，历任组长均由福建省委或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相关省直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为小组成员，形成统一领导、协同推进、分工负责的管理体系。

福建省先后制定实施了5份“数字福建”专项规划、22份年度要点，出台《福建省大数据发展条例》等法规及具体产业举措，保证“数字福建”建设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郭宁宁介绍说，20多年来，“数字福建”建设实现“从无到有”向“从有到优”的跃升，为福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特别是软件信息、大数据、物联网、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数字产业集群蓬勃发展，建成了一大批智能车间和示范工厂。

“以福州为例，2022年全市数字经济规模达6166.8亿元，占GDP比重达51.65%，成为做大做优做强省会的重要引擎。”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林宝金说。

在位于石狮高新区的福建中科光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光芯片生产车间里，机器正开足马力生产光芯片（2023年2月23日摄）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4月27日至28日，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2018年以来，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已连续6年在福州举行。

党的以来，我国数字经济由一域遍全局，蓬勃发展。2022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提升至41.5%，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数实深度融合赋能产业升级。在福州长乐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卷绕车间，一根根尼龙丝线在自动化机台飞速卷绕，形成丝饼后落桶，自动传送到下一生产线，在包装车间，机器人早已“守候”在机台旁，自动抓取、拆分，进行套袋、码垛……生产线上400多机台，只有四五个工人在旁操作。

“近年来，福州打造了10个省级以上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600多家纺织化纤企业接入平台，打通产业链、供应链、操作链。”福州市市长吴贤德介绍。

不仅在福建，数字经济规模已超5万亿元的制造业大省江苏，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关键，加速“数实融合”，抢占数字经济新赛道。

截至2022年底，江苏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88.1%、61.6%，各关键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今年起，江苏将力争用3年时间，推动全省5万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全覆盖。

我国持续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目前，产业数字化已成为我国数字经济的主引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2022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41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1.7%。

打造数字产业集群竞争新优势。上臂截肢残障人士佩戴使用“灵犀手”，经过训练就可以依靠意念控制手部动作，与健全人一样拿放物品；进入3D量体舱，秒知身高和“三围”数据，精准挑选服装；借助“AI绘画”，只需输入关键词，几秒钟内就能自动生成艺术画作；戴上特制眼镜，对准汽车发动机进行扫描，使用虚拟工具模拟检修操作……

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320个政府部门和企事业的参展单位，带来了以5G、云计算、AI、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数字政府、智慧城市、能源制造、数字农业、数字教育、医疗康养、数字旅游等多个行业应用领域提供丰富的解决方案。一批批前沿数字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现实生活，数字产业正成为新蓝海。

党的以来，伴随着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软件、电子信息等领域的一批数字产业集群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成为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的主要动能。

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4月27日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以下简称《报告》），2022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5.4万亿元，同比增长5.5%；软件业务收入达10.8万亿元，同比增长11.2%。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同比增长15.5%。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超过25%。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7.2%。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负责人王建伟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等方面发力，分阶段分领域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特别是将加快推动5G、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关键软件等产业集群化发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形成全局带动效应。鼓励推动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具有核心技术产品、生态构建力强的行业龙头企业，通过规模集聚、优势互补来促进新兴产业的高速增长。

激发潜能深挖数据要素富矿。今年3月，大数据流通与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与上海数据交易所完成了国内首个数据交易链的一期建设工作并正式上线，实现“一地挂牌、全链流通”。各数据交易场所可通过加入数据交易链联盟，共享数据交易链上的数据产品目录。

数据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要素。我国的数据要素禀赋较为丰富，数据总量约占全球的20%。2022年，我国数据产量达8.1ZB，同比增长22.7%，全球占比10.5%，位居世界第二；大数据产业规模达1.57万亿元，同比增长18%。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能够促进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进一步激发数据要素潜能，深挖数据要素富矿。

2020年3月印发的《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相并列，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2022年12月印发的《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创造性地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构建中国特色数据产权制度体系。

中央、国务院今年3月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国家数据局，这将有力推进我国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促进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福建、上海、浙江、山东、江西等多地探索立法加强数据保护，从数据界定、收集、流转、交易、利用等方面发掘数据资源要素作用，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培育。上海、北京、广东、福建等地相继成立大数据交易所，系统支持、数据定价、交易服务等不断完善。

顶层设计推动、机构改革保障、法治建设护航、分工部署落实，一系列举措均旨在为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引擎

当前，我国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为数字中国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

今年2月印发的《规划》明确了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战略，并提出“2522”的整体框架。面向未来，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

数字乡村智慧农业。一场春雨后，在福建省安溪县云岭茶庄园，茶农们正抢抓时节采摘新芽。

“茶园安装了连接5G网络的虫情监测传感器，传感器配有可360度旋转的高清摄像头，可全天监测茶园里的病虫害情况，茶园管理更轻松了。”云岭茶庄园经理肖小云说。

打开手机，通过5G网络，摄像头采集的数据可实时传输到手机里。“千里眼”的背后，联通的是能诊断虫情和预警预报的“智慧大脑”。在病虫害发生前，“智慧大脑”已根据采集的环境信息对不同种类病虫害发生的概率进行了预警预报。

云岭茶庄园的“数字变身”，是全国各地智慧农业蓬勃发展的一个案例。近年来，农业遥感、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越来越多应用到各地的田间地头，“田间布控气象监测设备”“虫情测报系统”等可视化管理系统，对区域内的气象环境、土壤墒情、病虫害进行实时监测并上传云端，为农田智慧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我国持续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各级、各地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数字乡村，让农业生产更智慧。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21年，全国用于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社会资本投入954.6亿元，县均社会资本投入3588.8万元、乡村人均投入135.2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7.2%和24%。

数字政务高效协同。对接省、市、县三级300多个数源单位，监测用电量、税务、新登记经营主体、工程项目信息等各类经济指标5000余项，勾勒经济运行“日监测、周分析、月快报、季研判”的高频动态画像——2022年5月上线运行的福建省经济社会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监测与绩效管理平台，以精准研判为宏观经济运行调度提供决策参考。

“这一平台通过实时掌握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经济运行的关键数据，第一时间对经济运行态势进行研判，分析趋势，为高质量发展‘把脉’。”福建省数字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如今，各地综合运用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在充分挖掘数据潜能，城市管理、政府决策、政策执行等正在变得更加科学、更加智慧。

2019年5月，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2021年，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建成，如今平台用户已超10亿人。2022年，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发布数据资源1.5万类，累计支撑共享调用超过5000亿次。大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跨省通办”，数字政务协同服务效能大幅提升。

数字社会普惠便捷。访问总量超过67亿次，上线仅一年的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教育资源库。

2022年，我国全面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当年集成上线的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汇聚了各类优质教育资源4.4万多条，能够让远在边疆、身处农村的孩子和大城市的孩子“同上一堂课”，身临其境，共享共用。

目前，我国中小学校园网络接入率达到100%，拥有多媒体教室的中小学校占比达99.5%。教育信息化对于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成为数字技术改变社会生活的一个生动案例。

数字技术在教育、就业、社保、医药卫生、交通、食品安全等各民生领域场景得到更多应用。2022年，我国地市级、县级远程医疗服务实现全覆盖，全年共开展远程医疗服务超过2670万人次。全国电子社保卡领用人数达7.15亿，各类人社线上服务渠道提供服务近141亿人次。

数字文化方兴未艾。2023年年初举办的上海豫园灯会，引入多媒体、实景结合AR增强现实等技术，游客可通过“扫码”游览AR灯会，体验召唤山海、畅游山海、山海图鉴等活动；2022年，中国移动咪咕与厦门市政府合作推出“鼓浪屿元宇宙”项目，通过数字技术让用户体验鼓浪屿之美……

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为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播形态提供了更多可能。如今，各地文化场馆加快数字化转型，全民阅读、艺术普及以及数字化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中国数字阅读用户达5.3亿。网络文化创造活力进一步激发，全国重点网络文学企业作品超3000万部，网文“出海”吸引约1.5亿用户，海外传播影响力不断增强。

中办国办2022年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为抓手”，将“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作为重点任务。近年来，我国已组织开展多次全国性文化资源普查，形成海量文化资源数据，为全面梳理中华文化资源、呈现中华文化全景奠定基础。

迈上新征程，创造新伟业。数字中国建设必将成为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为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有力支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郑良 王成 周义

刊于《瞭望》2023年第21期

来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