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8日十九时(2018年12月18日10时)

徒 在中国

宗教在中国发展的最早记录可追溯至唐代的景教，并在明朝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东传而开始有系统而广泛的传播。

但因当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较大差异，以及教的一神论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抵触，相对于中国原生的儒教与道教、以及自印度传入的佛教，教在中国的发展缓慢许多；至清末以降，以天主教和新教为主的宗教各宗派才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发展。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调整了宗教政策，宗教才与其他宗教同样重新开始正常的崇拜与传播活动，自此徒数目增长显著，特别是在一些地区，宗教信徒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佛教。

使徒多马的传说：当使徒保罗启程将福音带给西方，做“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使徒多马则向东方进发，将福音带到中国、印度等地，后于归途中在东印度殉道。

使徒巴多罗买的传说：一同来东方传福音的有多马和巴多罗买二人，多马去了印度，而巴多罗买则来到中国。

初期教会逃难来华的传说：公元65年，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徒，70年耶路撒冷被毁，四散逃难的徒当中，有部份来到东方，侨居中国。以上三种传说都指同一时期，即公元65－70年，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的事。这期间的徒多为犹太人，福音主要靠口传，新约圣经尚未诞生，至于旧约圣经被带来中国的可能性也不大。

敍利亚教教士的传说：东汉时代，有敍利亚教士二人，藉学习养蚕治丝，来到中国传教。

三国时代铁十架的传说：明朝洪武年间在江西庐陵掘得大铁十字架，上铸赤乌年月（即三国孙吴时代，由公元238－250年）。铁十架上的对联可解作对的颂赞：“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假如铁十架真是教遗物，那么可以推测教在三世纪曾偶传至中国。

近代主要是英美与瑞典新教组织，和天主教组织来华，他们足迹几乎全中国，并创办了众多大学和医院，中小学。义和团运动期间，很多教士与华人信众被杀害。其后却又有更多人来华，其中有亦有不少冒充教士之名，从事走私，情报等工作，为清末和带来不少混乱。

由于教教义强调只能拜上帝，不能崇拜偶像，因此与"祭奠祖先"等很多中国传统习俗产生了较大抵触，使得教之前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和发展，直到后来来中国传教的刚恒毅（1922年－1932年）与雷鸣远天主教神父向教宗解释中国人祭祖敬孔礼并不违背教会的信仰，中国人这么地做是为了向已亡的父母和祖先表达尊敬。教宗碧岳十二世因而在1939年12月8日删除了祭祖敬孔的禁令，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1912年中华建立，中华临时约法中保障了宗教自由，加上当时很多革命人士以及支持革命的人也是新教徒（例如：孙文、宋教仁、廖德山，以至后期的蒋中正和张学良等），因而在初期新教的发展比清朝时好。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同年底蒋中正与宋美龄完婚，宋家是教家庭，蒋中正也为此受洗为徒，也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正式信奉上帝的领导人，由于国家领导人信奉的关系，新教在中华的发展变得相对宽松顺利许多，甚至政府还给予某种程度的支援与鼓励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战争，男性大多参军，外国传教士被抓进集中营，为了延续教会事工，中华圣公会决定在香港按立一位女性（李添嫒女士）成为牧师，然后派往澳门赴任，成为全世界第一位被按立的女性牧师。中华圣公会的决定引起当时全世界教会的反弹，因为过去女性从来没有担任过教会内任何重要职位。

在普世圣公宗其他教省要求之下，该位女牧师被逼辞去牧师职位；另一方面，中华圣公会努力斡旋，陈明当时中国形势的险峻。最后，中华圣公会的决定终于得到普世圣公宗及其他教省的认同。

1950年7月，中国教界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号召教会“自治、自养、自传”。自治，指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自养，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但由政府拨付基本工资和费用，亦有教徒捐献；自传，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不准在教堂外传教。

1954年7月，中国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提出在中国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

1958年各种不同信仰礼仪背景的教会实行“联合礼拜”。

“”时期，中国教受到严重的冲击，教堂被毁、被侵占，教徒被迫害，一切宗教活动停止。结束后，“拨乱反正”使中国教会又得到复兴。

目前全国性的三自爱国组织有中国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教协会。

现在，在中国大陆各省中，教信徒在人口中比重较高的是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河北、上海、江苏以及云南等地。其中新教在中国大陆大约有2300多万信徒在向政府登记的宗教场所中聚会，一些信徒自发组织，在一些没有进行合法登记的场所中进行聚会。在这些没有登记的宗教场所中聚会的中国徒数目不详，这些教会被称为“家庭教会”，西方也称之为“”。多在贫富悬殊的地区展开布道活动。因为该类地区公共设施质量差，且义务教育普及程度低。教劝人向善的精神更容易传播开来。

201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机构在第三届当代中国宗教论坛上发布2010年《宗教》。书中宣称“我国现有教新教徒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总数估计为2305万人”。而天主教，官方公布的信徒数量有600多万人，但很多信徒并没参加官方的天主教爱国教会，因此并未统计进来。

自1980年代教会恢复至2012年，教全国“两会”共出版发行《圣经》6217万册，每年出版发行350万册，是世界上发行《圣经》最多的国家之一。

港澳地区

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殖民地背景，当地的教发展要比中国内地广泛得多。不管是教发展水平还是教徒在人口中的比例都仍然高于中国内地。

北京

新教传入北京，始于1861年伦敦会的医疗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art）。数年之内，英国圣公会、美北长老会、公理会和美以美会等英美差会均在北京得以立足。

北京的教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在20世纪初经历了较大的发展，成为英美教堂和传教士集中的城市之一，兴办了燕京大学等众多的教育、医疗设施；同时，北京也成为新兴的华人自立教会（例如史家胡同徒会堂）的重要基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中国政府所提倡的三自运动以及对无神论的广为宣传，使得教在北京的发展几经波折。现在教在北京有逐渐恢复发展，徒也逐渐成长，并且在家庭教会中聚会的徒人数明显超过在登记教堂聚会的信徒人数。

上海

位于闹市区的西藏中路沐恩堂（原名慕尔堂）

新教于1843年，即上海开埠的同一年，由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麦都思传入。此后，来自英美各教派的差会陆续进入上海，其中规模较大的包括美南监理会、美国圣公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北长老会，均在19世纪传入。

它们兴建众多的教育、医疗以及慈善机构，例如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许多全国性教团体机构，都将总部设在上海。

在华最大的差会中国内地会虽然在上海并无重要的传教事业，也将总部设在上海。20世纪上半叶，上海又出现不少华人创立的独立团体，影响较大的包括地方教会（徒聚会处）、伯特利教会以及灵粮堂。

目前上海有可统计信徒21万多人（2011年），开放的教堂点164处，其中市区大多为建成多年的老教堂，被列为各级保护文物。上海圣三一堂为中国教两会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