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31日八字(1943年3月30日)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人的精神谱系｜坚定信仰 宁死不屈——红岩精神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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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题：坚定信仰 宁死不屈——红岩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刘敏、陈国洲、周文冲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红岩，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精神地标。

七八十年前，一群中国人胸怀为真理而斗争的坚定信念，抱定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壮烈情怀，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非凡的政治智慧在统治区艰险复杂的环境中不畏强敌英勇斗争，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不折不挠 宁死不屈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员的意志是钢铁！”

这是江竹筠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1948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地下党员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特务用尽各种酷刑，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员身上打开缺口，破坏地下党组织。面对严刑拷打，她始终坚贞不屈。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满怀对新中国无限向往，江竹筠等革命志士壮烈牺牲。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中，中央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员和革命志士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巨大的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影响着许许多多的后来者。解放战争时期，在南方局教育和培养之下成长起来的江竹筠、陈然等员，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用鲜血和生命凝结成伟大的红岩精神，渣滓洞、白公馆都留下了他们不折不挠、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

在重庆渣滓洞看守所旧址景区，游客为烈士献花（5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如今的渣滓洞监狱旧址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人们从各地而来缅怀英魂、重温历史。面对阴森的囚室、可怖的刑具，人们不禁发问：生命诚可贵，是什么让烈士们舍生忘死？自由价更高，是什么让革命志士深入虎穴不惜流血牺牲？

答案，正是信仰！

这是陈然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在狱中写下《我的“自白书”》慨然赴死，以生命履行对党庄严誓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革命斗争到底！”

这是罗世文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罗世文等同志在狱中秘密组建临时党支部，带领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斗争。

1949年春节，渣滓洞监牢之中，狱友们唱响革命歌曲、诵读《宣言》，如火般的语言饱含哲理的智慧，让真理之光照亮了每个人的精神世界。

……

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者和不幸就义的烈士，不少人出身衣食无忧的富裕家庭。投身革命、舍生忘死的抉择源自“为绝大多数人奋斗”的坚定信仰。多少年来，我们党历经艰险磨难，没有被困难压垮，也没有被敌人打倒。在坚定理想信念的指引下，革命志士在荆棘丛生之地挺起腰身，与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中国人精神谱系中写下悲壮而光辉的篇章。

坚若磐石 永不变色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保存着三块银元。年代久远，银元已经布满岁月痕迹。

1941年，员肖林在红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接受党组织“下海经商”的指示，为党的活动筹措经费。当开办的公司完成其使命时，肖林夫妇一次性上交约合12万两黄金的结余资金和折合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仅留下三块银元作为纪念。

这三块银元，见证了红岩精神引领下，中国员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严以修身、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

红岩精神之所以可贵和特殊，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诞生于中国在国统区的革命实践中。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党员同志们身处特殊环境，肩负特殊任务，既要与敌人斗争，还要结交社会各界朋友；既要严格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又要发挥聪明才智应对复杂局面；既要随时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又要面对高官厚禄和腐朽生活的诱惑。

面对如此种种，怎样才能保持初心，不迷失、不变色？

纪律，约束普通人的行为；而信仰和品格，能让人在缺少外界约束时，坚守本色。

1943年3月，在农历45岁生日这一天，周恩来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包括“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等7条。责任担当、价值追求、精神风貌、政治品格……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许多珍贵的精神品格遗产。

参观者在红岩魂陈列馆听讲解员介绍“狱中八条”（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张海舟 摄

根据红岩烈士们狱中意见提炼总结出的“狱中八条”，直到今天都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这些珍贵的纪律，是革命者用鲜血书写的忠诚，是留给后人求解“中国为什么能”的答案之一，也是中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警示录。

铭记精神 永远前行

总书记强调：“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无论是烽火岁月浴血奋战，还是和平年代无私奉献，一代代英雄儿女经历了多少坎坷，付出了多少牺牲，才铺就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复兴之路。他们的脊梁，顶天立地；他们的事迹，气壮山河；他们的精神，光照未来。

今天，在人信仰的旗帜下，在红岩精神的感召下，越来越多人作出无悔的选择——

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观看新生学习课间操（8月24日摄）。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扎根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师者张桂梅帮助1800多名女孩考入大学走出大山。她说：“江姐是我一生的榜样，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

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林在采摘柑橘（1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林，为打破世代闭塞于大山的宿命，带领乡亲们历时7年在绝壁上凿出一条出山路，倾尽15载光阴，带领村民发家致富。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连续奋战20多天的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丰文派出所民警潘继明突发疾病不幸去世，年仅51岁。这位老党员用生命诠释了入警仪式上的誓言：“在红岩精神指引下，为百姓平安忠诚奉献，竭尽全力！”

……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革命志士和时代楷模用忠诚、汗水，甚至生命写就的事迹，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鼓舞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伟大时代需要伟大精神。我们要大力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让红色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让宝贵精神照亮前行之路，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我们就一定能在时代洪流中挺立潮头、奋勇向前。

二战美国损失6架战机弄死4000日本兵：1943年3月2日俾斯麦海空战

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本文章为萨沙原创，谢绝任何媒体转载

二战美国损失6架战机弄死4000日本兵：1943年3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澳洲和美国空军在俾斯麦海针对日本海军的运输船队展开轰炸，造成至少4000人死亡。

俾斯麦海海战是二战巴布亚新几内亚战役的一部分，最好的说明了空军对于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性。

在现代化的二战中，即便拥有强大的海上舰队，只要没有掌握制空权，就可能让自己的舰队一败涂地。

尤其是己方的运输船队，在敌人空中威胁下可能万劫不复。

我们慢慢往下看。

1943年2月，惨烈的瓜岛战役终于结束。美军和日军在瓜岛激战了整整半年，以惨重的损失获得了胜利。

此战美国海军就有29艘军舰沉没，包括多艘主力舰，还损失了高达600多架战机，战死的官兵高达7000多人。

过程很惨烈，瓜岛毕竟彻底被美国控制，遏制了日本对南太平洋的猛烈攻势。如果说中途岛战役挫败了日本海军向东的攻势，瓜岛战役就挫败了他们向南的发展，太平洋的战局开始扭转。

日本将残兵败将从瓜岛撤退以后，预计盟军很快会攻打巴布亚新几内亚。

日军在这里的兵力并不多，必须进行增援。

日本海军很快作出部署，将第51师团增援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第二大城市莱城。

第51师团在1940年的日本本土组建，后调往中国编入关东军序列。第51师团的战斗力还是不错的，参加过诸如广东战役、香港战役等在中国的作战。在1942年，第51师团被派到太平洋的拉包尔，是一支官兵满员、装备充足的劲旅，准备运到莱城同盟军决战。

日军并没有完全失去俾斯麦海上的制空权，航程超远的零式战斗机可以提供一定的空中掩护，只是时间不能很长。

日军计划在2月28日从拉包尔出航，先头部队由8艘驱逐舰保护，共有8艘运输船，搭载约7000日本陆军官兵。

让日本人没想到的是，这个情报完全被美军掌握，迅速完成了轰炸机的准备工作。

28日，日本舰队在木村昌福少将指挥下出发。

这里就要提一提木村昌福少将。木村昌福本来没什么了不起，1941年开战时仅仅是重型巡洋舰的舰长。日本海军高层认为，木村昌福比较擅长掩护运输船队作战，是这方面的特殊人才，才将重要任务交给他。

而木村昌福本人 ，却对这次任务颇为恐惧！日本海军在俾斯麦海已经没有航空母舰，陆地机场起飞的战斗机也不多，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空中掩护。木村昌福的舰队一旦被盟军轰炸机攻击，别说笨重缓慢的运输船，就连8艘驱逐舰都非常危险。

只是任务已经下了，木村昌福必须执行。他只能期盼利用这几天恶劣的天气，尽全力快速抵达莱城。

果然，恶劣气候帮助了木村昌福。在3月1日，盟军的侦察机就发现了这支运输舰队，轰炸机因为狂风暴雨无法作战，在起飞后不久被迫返航。

自然，海上的风暴对日本舰队也是恐怖的，这些数千吨的军舰在怒涛中颠簸。运输船上老练的水手都忍不住呕吐，搭载的步兵更是只能躺在甲板上呕吐，甚至晕船到无法坐起来。

木村昌福的好运气没有持续太久。

3月2日，天气开始好转，倾盆大雨变为绵绵细雨，日本舰队就倒霉了。

当天上午，随着瞭望哨的惊叫，木村昌福发现10架B17重型轰炸机已经飞抵舰队上空。

此时舰队超过美军改造过的对舰攻击中型轰炸机B25的攻击范围，只能先让B17来轰炸。

日本驱逐舰立即对空猛烈炮击，然而B17仍然从容的投下大量炸弹。驱逐舰尚且可以灵活躲避，笨重的运输船就不行了。这一波攻击中，运输舰旭盛丸被击沉，帝洋丸和野岛号被击伤，船上约有1500名日军士兵跳水逃生，其余直接被炸死或者带入海里。

木村昌福不敢久留，留下2艘驱逐舰雪风号和朝云号打捞幸存者，其余舰队仍然高速向莱城航行。

结果却是因祸得福，这两艘驱逐舰反而逃过了盟军的密集轰炸，成为舰队的幸存者。

不过，驱逐舰并不能搭载太多士兵，加上它们也恐惧遭到轰炸。两舰打捞了900多人就逃走了，留下数百日本兵漂浮在海上，自生自灭。

下午，盟军第二波攻击又开始了。8架B17轰炸机，再次飞来从高空投下大量炸弹。

此时天气又转为恶劣，轰炸机的视线不好，盟军大量炸弹仅仅炸伤了运煤舰野岛号。

随着黑夜的到来，木村昌福暂时松了一口气，下令借助夜色全速行驶。

当天曾有数架零式战斗机赶来，进行空中掩护。由于航程不足，零式战斗机只能短时间掩护就要后撤。

混战中，零式战斗机击落了1架B17，不过自己反而被B17的自卫机枪击落了2架。

当晚木村昌福非常紧张，一分钟也没有睡着。作为经验丰富的海军舰长，他明白第二天也就是3月3日是很难熬的。由于舰队更加接近盟军陆地机场，会遭到各种战机的袭击。木村昌福只能声嘶力竭的要求提供战斗机的护航。

上面许诺，天一亮，盖斯马塔机场的零式战斗机就会飞来，提供较长时间的掩护。

而木村昌福为此也放慢了航速，准备在第二天白天航行期间，尽量让舰队保持在盖斯马塔机场掩护范围内。

3月3日上午，几十架零式战斗机果真飞到舰队上空。

木村昌福刚松了一口气，就发现10架澳大利亚的鱼雷轰炸机飞来。零式战斗机立即赶上去，将笨重的鱼雷机打得七零八落。最终只有3架飞机投下鱼雷，无一命中。

此时盟军第二波攻击机群已经到了，包括13架鱼雷轰炸机和13架B17轰炸机。

零式战斗机只能折回来对付这些战机，让它们的这波攻击没有能够造成实质性伤害。

这26架盟军战机的攻击，让日本舰队疯狂躲避，防空队列完全陷入混乱。

此时零式战斗机的燃料不足，几乎耗尽，支持不了多久了。

此时盟军第三波攻击机群就到了，这是13架B25中型轰炸机。

这一波的轰炸，将日本舰队炸的七零八落。

第三波攻击机群还没离开，第四波12架B25轰炸机又赶来了。

此时在木村昌福声嘶力竭的呼喊下，一批数十架零式战斗机赶到。

此时盟军也有28架P38护航战斗机赶来。双方激烈空战，各损失了数架战斗机，不分胜负。

一个盟军战斗机飞行员回忆：“3月3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那天天气好转，我们与日本海航的零式全面交战。我仍然记得，海面上日本舰船乱作一团，躲避我们低空进袭的轰炸机群，熊熊燃烧的日本船只冒着浓密的黑烟的情景。在高空，我们激烈战斗着，我瞄准了12点方位的一架零式，当这架零式试图在我面前右转抢占6点方位时，我用一次长点射就打烂它一大块机身。也许这次射击击中了飞行员或者飞行操纵系统，它立刻一头垂直栽下去，拖着一道淡淡的黑烟。我的其他战友们此时也在和零式激烈的缠斗着。我们很好的完成了分配的任务，让日本战斗机分身乏术，无法攻击我们的轰炸机群。”

赶在天黑前，盟军又进行了第五波，也就是最后一波攻击。这次是12架A20轻型轰炸机和6架B25轰炸机。

在最后三波的攻击中，零式战斗机正在空战，日本舰队基本没有空中掩护，被胖揍一通。

A20轻型轰炸机使用4门20毫米机关炮和6挺12.7毫米机枪，低空反复扫射日本舰队。

对于武装防护的日本运输船来说，这种俯冲扫射也是非常恐怖的。

这些A20的飞行员全部都是澳大利亚空军，其中一个战士回忆：“我们快速将敌军的驱逐舰抛在了身后，但他们持续用自己各种口径的高炮向我们射击，小口径速射炮的呯呯声和大口径高炮的咣咣声不绝于耳，可以看到曳光弹组成的火线在我们的飞机周围放射着。

一艘运输船被纳入了飞机的视野，它伪装的很好，并有前后桅杆。起初它看上去很模糊，但随着飞机的高速接近越来越清晰。机首机炮开火的巨大震动有如雷鸣一般，震的你双脚发麻，同时可以清楚的看到机枪曳光弹组成的火线投射在船身上。经过短暂的沉寂后，橙色的火球忽然从船身上各处喷涌而出”。

然而，给日本舰队造成致命打击的，还是改装后的B25中型轰炸机。

相比只能在高空大量投弹但命中率很低的B17，B25的攻击更为致命。

盟军的B25使用了低空弹跳轰炸技术，投掷220公斤炸弹。也就是轰炸机在低空高速飞行，随后在距离敌舰很近距离投掷炸弹。这些炸弹就像打水漂一样，会在海上连续跳跃，最终击中敌舰。

这种攻击方法的命中率高，一旦击中敌舰就在水线附近，会造成重大损伤。

代价是，这种轰炸方法对于飞行员的技术要求非常高，也比较危险。日军防空武器在近距离的威力较大，像B17一样在中高空投弹是比较安全的。

而美军B25早就苦练了这种攻击模式，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此次B25一共投掷了37枚220公斤炸弹，竟然有高达17枚击中目标。

A20同样也投掷了20枚 ，命中11枚。

这28枚炸弹，导致木村昌福的舰队受到惨重损失。余下的7艘运输船全部中弹。运输船没有装甲防御能力，最终全部沉没。舰队剩下的6艘驱逐舰，也是被打的落花流水。

包括木村旗舰白雪号在内的4艘驱逐舰沉没，木村昌福身负重伤。

由于8艘运输船全毁，船上6900人几乎全部死亡或者跳海逃命。日军残余的2艘驱逐舰在打捞了包括木村昌福在内的数百名官兵后，唯恐盟军再来轰炸而被炸沉，竟然丢下战友，落荒而逃。

这些被遗弃在海上的日本官兵，只有 极少数靠游上附近岛屿幸存，其余全部死在海中。

最终，日军仅仅剩下4艘驱逐舰而已（其中还有2艘是掉队得以幸存），第51师团的6900人只有2000人幸存下来，包括武器在内的2500吨物资全毁。这4000名日军陆军官兵，连美国人的样子都没看到，就葬身鱼腹。

这样痛痛快快的死去，未必是什么坏事。

幸存的2000官兵在莱城苦战到1943年9月，已经所剩无几。由于不断作战和补给断绝，51师团的官兵形同一群饥饿的乞丐，很多士兵甚至没有步枪，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

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满员兵力1万多人的第51师团，仅仅剩下2700多瘦成皮包骨头的残兵败将，损失高达。更可怕的是，他们在饥饿中忍耐了2年时间，投降时人人都像饿鬼一样。

自然，还有一种说法是，舰队的覆灭是因为同著名的灾星军舰雪风号搭档。只要同雪风号一起作战的舰队，基本都不会有好下场。

此次双方战果悬殊，日军损失8艘运输船，4艘驱逐舰，死亡官兵4000人。

而盟国仅仅损失了6架飞机和24名飞行员（其中13人死亡）！这伤亡的24人，主要来自被击落的那架B17，11名机组成员有7人跳伞，都被日军战斗机扫射打死。

此次战役以后，日本再也不敢在盟军掌握大部分制空权的情况下，如此堂而皇之的运输军队。

声明：

本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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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驻澳大使肖千谈到的二战时期澳大利亚战俘的一般信息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千，近日谈到了澳大利亚在二战期间遭受的苦难，特别强调了，包括对达尔文港的轰炸、平民的杀戮和战俘的虐待，都是由日本而非中国所为。肖大使的谈话，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对日本所谓建立国际秩序的强有力的反驳，也是对那些试图破坏中澳关系的言论的有力回击。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极其残暴和野蛮的民族，曾在中国和琉球等地制造大，在虐待战俘方面也是远超德国和意大利等其他法西斯国家。

整个二战期间，超过30000名澳大利亚士兵成为战俘。其中，被德国和意大利俘虏的有8000人，被日本俘虏的有22000人。被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俘虏的8000名澳大利亚人，265人在被俘期间死亡。被日本人俘虏的22000名澳大利亚人，战争结束时，只有13872名战俘被找到，三分之一的战俘被虐待死亡。

被德意俘虏的澳大利亚战俘的死亡率是3.3%，而被日本俘虏的澳大利亚战俘的死亡率是22%。从这极其悬殊的死亡比，就知道日本是一个如何虐待战俘的民族。

1940年至1945年间，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地中海和中东战役中俘虏了澳大利亚人，也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俘虏了澳大利亚人。在德国、被占领的欧洲或北非的行动中跳伞的皇家空军机组人员也成为了战俘。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人俘虏了22000名澳大利亚人：陆军（约21000人）；海军（354）；以及空军（373），以及少量平民。他们被关押在婆罗洲、韩国、中国东北（满洲）、中国海南、拉包尔、安汶、新加坡、帝汶、爪哇、泰国、缅甸和越南等日本占领区的难民营中。

陆军俘虏主要来自新加坡沦陷时被俘的第8师。澳大利亚军队也有在爪哇岛、帝汶岛、安汶岛和新不列颠岛被俘。战俘被组成劳工，为日本军队提供强迫劳动。在整个战争期间，新加坡的樟宜是主要的营地，劳工从这里被送往其他目的地，在其他地区被俘的战俘也通过这里被关押。

泰国铁路医院病房，Murray Griffin 1946。

澳大利亚战俘从新加坡被送往：

缅甸：一支力量Burma : A Force

泰国：D、F、H、部队以及K和L部队（医疗部队）Thailand : D, F, H, Forces and K and L Forces (medical forces)

日本：C、G和J部队；高级官员聚会Japan : C, G and J Forces; Senior Officers Party

婆罗洲：B和E部队Borneo : B and E Forces

中国东北（满洲）、印尼、台湾和韩国。Manchuria, Indochina, Formosa and Korea .

到1945年9月，澳大利亚战俘分散在东南亚各地。最大的群体聚集在新加坡岛和柔佛（5549人）；但4830人被分布在泰国和缅甸偏远地区的几个营地和一些工作组。此外，265人在法属印支；约750个分布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各个岛屿，其中385个分布在爪哇岛，243个分布在苏门答腊岛；大约有100人在安汶；其中两人在Macassar；巴厘岛有七个；另有150人在英属北婆罗洲的古晋。约2700人分布在日本、韩国和中国东北（满洲）之间，约200人留在海南岛。

The railway workers were organised by the Japanese into “groups” or “branches”; some branches had as few as 2,000 workers, others as many as 12,000. Two prisoner-of-war groups - nos. 3 and 5 - functioned on the Thanbyuzayat side of the railway; four - nos. 1,2,4 and 6, plus about 10,000 workers who came under Malayan prisoner-of-war administration - worked forward from Bampong in Thailand.

铁路工人被日本人组织成“团体”或“分支机构”；一些分支机构的员工只有2000人，其他分支机构则多达12000人。两个战俘小组——3号和5号——在铁路的丹彪扎亚（Thanbyuzayat，缅甸地名）一侧活动；四名——1、2、4和6号，加上大约10000名马来亚战俘管理下的工人——从泰国的班蓬向前工作。

在被日本人俘虏的22376名澳大利亚战俘中，约8031人在被俘期间死亡。战争结束后，举行了战争罪审判，以调查有关、和其他死亡原因的报道。

1941年12月，一支名为海鸥部队的澳大利亚部队驶向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的安汶岛。1090人的部队由2/21营和C部队第18反坦克连、2/11野战部队的三个部门、一个部门的澳大利亚陆军服务团、2/12野战救护支队、第23特种牙科部队和104轻型援助支队组成。

1942年2月6日和2月15日至20日，200多名澳大利亚人在安汶的拉哈遭到。

到1942年2月，海鸥部队被囚禁在坦图伊（安汶）。1942年10月，囚犯被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人乘坐太古丸号被送往海南岛，于1942年11月5日下船，被关押在海潮营（W.J.R.Scott上校的部队）。另一组人留在安汶。

在被送往海南岛的263名战俘中，182人在战争结束时还活着。他们乘坐HMS Vindex号和Jerusaleme号医院船返回澳大利亚。那些留在安汶的人经由莫罗泰乘坐HMAS Glenelg、Junee、Cootamundra和Latrobe返回，或者直接乘坐医院船Wanganella前往悉尼。

1942年初，日本人征服了英属和荷属婆罗洲。B和E部队从樟宜乘船前往婆罗洲。B部队（1496人）包括145名军官和医务人员。在第2/10野战团中校A.W.Walsh的指挥下，它于1942年7月8日乘坐乌比丸离开新加坡，经过九天的恶劣旅程，在山打根下船。1943年3月29日，空军登上了德克勒克号轮船。船上有500名在古晋下船的英国囚犯和500名被送往北婆罗洲贝拉岛的澳大利亚囚犯。1943年6月初，E部队被转移到山打根。

B和E部队的囚犯包括来自2/18营、2/19营、2/20营、2/26营、2/29营、2/30营、2/4机枪营和2/10野战救护车的部队。婆罗洲有四个主要营地：山打根、古晋、纳闽和杰塞尔顿。其中，山打根包含了大多数澳大利亚人。Hoshijima Susumi上尉指挥山打根营地。1945年1月，第一次强行进军拉瑙，第二次是在1945年5月。在2500名澳大利亚和英国战俘中，只有6名澳大利亚人在这些“死亡游行”中幸存下来。

总的来说，9500名澳大利亚战俘参与了缅甸-泰国铁路的建设，该铁路从泰国的班蓬到缅甸的Thanbyuzayat。在铁路的每一端都开始动工。总共有2646名澳大利亚人在铁路上工作时死亡。樟宜的囚犯被分成部队，在缅甸或泰国的铁路上工作。这条铁路于1943年10月16日竣工。

缅甸

1942年5月14日，由A·L·瓦利准将指挥的3000人部队是第一支离开新加坡前往缅甸的澳大利亚部队。它主要来自澳大利亚第22旅（Varley于1942年2月被Gordon Bennett提升为准将，并被授予该旅的指挥权）、第2/4机枪营（由C.E.Green少校领导）和第2/30营（由G.E.Ramsay中校领导），还有一个医疗小组主要来自第2/4伤亡清理站（由T.Hamilton中校领导）。1942年5月15日，一支部队乘坐西里伯斯丸从新加坡驶向缅甸的维多利亚角，格林的营和其他一些小组（共1017人）在那里下船。拉姆齐的部队（1000人）前往默吉，其余部队继续前往塔沃伊附近的缅甸半岛。在建造了机场之后，A部队转移到了丹彪扎亚（Thanbyuzayat）。

爪哇战俘（威廉姆斯部队，由J·M·威廉姆斯中校指挥，黑人部队，包括593名澳大利亚人，由C·M·布莱克中校指挥）经新加坡前往毛淡棉，于1942年10月29日至30日抵达缅甸。威廉姆斯部队驻扎在Tanyin，黑人部队驻扎在Kilo 40的Beke Taung营地。1942年10月，HMAS珀斯号的幸存者被运往新加坡，然后又被运往缅甸。1942年10月，385名澳大利亚人在L.J.Robertson少校的指挥下乘坐Moji Maru号离开爪哇；1943年1月17日，他们加入了A部队。

总共有479名澳大利亚士兵在这条铁路的缅甸段丧生。1943年10月，A部队完成任务后返回新加坡。

缅甸-泰国铁路地图。

泰国

大多数来自樟宜和爪哇的澳大利亚囚犯被送往泰国协助修建铁路。1942-43年，D、 F、H部队和K、L部队（医疗）离开樟宜前往泰国。战俘也被从爪哇运来。Tanbaya、Tarsau、Kanburi、Nakom Paton和Tamuan建立了医院。

1943年1月，由E.E.“Weary”Dunlop上校指挥的Dunlop部队从爪哇抵达泰国的Konyu。它被分为两个营，每个营有450人：O营（由H.G.Grenier少校指挥）和P营（由F.A.Woods少校指挥）。邓禄普部队是第一批到达铁路南端的澳大利亚人。J·L·汉兹上尉指挥A营（337人），荷兰R营也由邓禄普指挥。这支部队最终转移到了辛托克。

1943年3月14日至18日，D部队（2242人，中校C.A.McEachern）分四组离开樟宜前往班庞。后来，D部队转移到Hintok（从事纸牌桥的工作），McEachern在那里接管了Dunlop部队的指挥权。D部队也驻扎在坎武里、塔尔绍和孔尤，在那里他们在地狱火山口工作。

1943年4月16日，由S·W·哈里斯中校（英国第18师）率领的包括3662名澳大利亚人的混合盟军F部队离开樟宜前往泰国。C·H·卡普中校指挥着澳大利亚人。F部队乘火车前往班庞，然后向北方约180英里的涅克进发，然后前往下松库赖。5月底，F部队分布在五个主要营地，其中1800名澳大利亚人在下松仓，393人在上松仓，700人在Konkoita。大约1438名F部队士兵没有返回。

1943年5月5日，由R.F.Oakes中校指挥的包括600名澳大利亚人在内的H部队离开樟宜。他们从班庞向北行进140公里，到达塔尔绍。H部队和D部队一起切断了地狱火山口；空军179人死亡。

1943年6月和8月，K和L医疗部队离开樟宜前往泰国。这些人员被用作铁路沿线各医院的劳工。B·H·安德森少校指挥K部队，包括5名医务官和50名其他级别的人员。A.L.Andrews少校指挥由3名军官和70名其他军官组成的AIF部队。

这条铁路于1943年10月16日竣工。大多数囚犯被送回樟宜，一些囚犯在1944年4月至6月间作为技术工人被派往日本从事重工业工作。他们在移居日本之前集中在西贡。一些被送回新加坡进行运输；其他人一直呆在西贡直到战争结束。

1942年10月25日，263名战俘（在W.R.J.Scott中校的领导下）从安汶转移到海南岛。海南岛的条件较为原始，战争结束时，只有182人活着。

澳大利亚囚犯前往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行动始于1942年，1943年继续进行，1944年缅甸-泰国铁路建成后加强了这一行动。到1945年初，在日本有将近3000名澳大利亚战俘。澳大利亚战俘的主要政党如下。

1942年6月和7月，两名在新不列颠岛被俘的澳大利亚人的启程前往日本。一份由J·J·斯坎兰上校率领的约60名军官和19名澳大利亚妇女（包括6名陆军护士）的征兵安全抵达日本。1942年7月，19名澳大利亚妇女随斯坎兰的一行从新英国抵达日本，最终被转移到距离横滨约20英里的Totsuka营地，在那里她们一直呆到战争结束。四十五名军官（包括斯坎兰上校）被带到北海道的Nisi Asi Betu[Nishi Ashi Betu]煤矿工作。

另一批1050名囚犯（包括约200名平民）从拉包尔乘坐蒙得维的亚丸前往日本。1942年7月1日，该船在南中国海吕宋岛附近被一艘美国潜艇击沉。没有战俘在沉船事故中幸存。

1942年11月28日，包括A·E·罗伯逊中校领导下的563名澳大利亚人在内的C部队离开新加坡。部队被分为两部分：队长J.Paterson的小组（约250人）被派往神户川崎营地，Robertson的小组（大约300人）被送往直井营地（东京4号分营）。

1943年4月26日，由R.Glasgow少校率领的200名澳大利亚人组成的G部队在樟宜成立，从新加坡乘坐京高丸前往日本。在Moji，澳大利亚人被带到大正分营，这是大阪和神户周围的一组营地之一。

43年5月16日，包括L.J.A.Byrne中校率领的300名澳大利亚人在内的J部队从新加坡启航。在Moji，J Force中的澳大利亚人被分为两方，一方被派往Moji，另一方被送往Kobe。

1944年6月，267名来自爪哇和帝汶的澳大利亚人经由新加坡和台湾的高澳被派往日本。1944年6月24日，他们的运输船Tamahoko Maru被一艘美国潜艇击沉。在267名澳大利亚人中，只有73人幸存，他们被送往长崎。

1944年7月1日，R·牛顿少校率领的2250人（包括1000名澳大利亚人）离开新加坡前往日本。他们于1944年9月抵达；大约200人被派往长崎，在码头上工作。

1944年9月6日，由A·L·瓦利准将指挥的一支由2300名囚犯组成的部队离开新加坡。这些人之前曾在缅甸-泰国铁路工作。由649名澳大利亚人组成的团队登上了罗桥丸；载有约1000名英国战俘的Kachidiko Maru号也在车队中。在海南岛附近，两艘船只都被一艘美国潜艇击沉：503名AIF、33名RAN和7名RAAF人员在罗桥丸号上丧生；80名幸存者被美国潜艇救起。那些被日本人带走的人被送往川崎工厂集团、Moji和Sakata战俘营。

1945年，只有一批澳大利亚人从新加坡抵达日本。这支由600名澳大利亚人组成的队伍于1945年1月15日抵达莫吉，然后被送往不同的目的地。

1942年3月9日爪哇沦陷后，由A·S·布莱克本准将（第7师）领导的黑部队成为日本人的俘虏。在帝汶被俘的其他澳大利亚人（来自W·W·勒加特中校指挥的2/40步兵营，该营是麻雀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被转移到爪哇和新加坡，然后转移到泰国、日本和其他地方。

澳大利亚军队被关押在爪哇岛的几个营地，主要营地如下：

万隆营地，由E.E.“Weary”Dunlop中校领导。1942年10月，这群人和其他人被转移到巴达维亚附近的马卡苏拉。1943年1月，作为900人的邓禄普部队（由邓禄普中校领导）的一部分，囚犯们从爪哇经新加坡被运送到泰国的孔育。

自行车营地，巴达维亚。A·S·布莱克本准将是那里的高级军官。黑力量包括300名来自珀斯HMAS的澳大利亚海员。1942年8月4日，莱格特中校率领的20名军官和20名士官从东帝汶抵达。1942年10月11日，362名澳大利亚人（在L·J·罗伯逊少校的领导下）前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当时是驻缅甸部队）。1942年11月，自行车营的囚犯转移到马卡苏拉（在邓禄普中校的领导下）。大约有六个爪哇党派通过樟宜，前往加入其他部队。邓禄普是第六爪哇党的指挥官。

其他营地位于瑟朗、莱尔斯和加鲁特。

新英国（拉包尔）和新爱尔兰（卡维恩）

2/22营（由H.H.Carr中校指挥）和附属部队被派往新不列颠，作为Lark部队保护机场

高级军官党、韩国（朝鲜、金森）、满洲和台湾（台湾）

由军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高级军官党于1942年8月16日离开新加坡。该党成员包括C·A·卡拉汉少将和13名澳大利亚高级军官。他们被带到高尾、卡伦科和福尔摩沙的其他战俘营，在那里他们一直呆到1944年11月，然后经日本被带到满洲的奉天。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一直呆在高尾，直到1942年11月，他们被运往门司，并被监禁在横滨。

第二组是一个由6名澳大利亚军官和90名男子组成的工作组，首先被带到高澳，然后被带到韩国的扶桑和首尔。1943年9月，一名澳大利亚军官和50名士兵被调到同样在韩国的科南。

樟宜是新加坡的主要战俘营。大约14972名在新加坡沦陷时被俘的澳大利亚人被监禁在那里（随着征兵被寄出，樟宜的人数下降，然后在缅甸-泰国铁路建成后，人数再次上升）。第2/30营的F.G.“黑杰克”Galleghan中校是樟宜AIF的指挥官。在被送往缅甸-泰国铁路和其他工作营地之前，许多工作人员在樟宜集结。它也被用作其他地方被俘人员的集结营。

在新加坡及其周边地区，囚犯被用来从事繁重的劳动。任务包括修路、货运、排雷和在化工厂工作。这些部队患有脚气病、疟疾和痢疾等疾病。战俘被送往新加坡周围的以下营地：大世界、亚当公园1号、武吉丁马5号、汤姆森路3号、洛尼路、实龙岗路、亚当公园4号、林地、帕希尔保让、河谷路、哈弗洛克路和布拉康马蒂；在马来亚到柔佛巴鲁、默辛和恩道。

苏门答腊岛上的主要战俘营位于巨港。1942年，大约有60名澳大利亚人被监禁在那里，但到战争结束时，共有243人。

1942年2月12日，就在新加坡投降之前，65名澳大利亚护士登上了Vyner Brooke号。2月14日，Vyner Brooke号在班卡岛附近沉没；22名护士成功降落，但被日本士兵射杀。唯一幸存的护士是薇薇安·布尔温克尔修女；在获得十天的自由后，她被抓获并关押在蒙托克。护士们从蒙托克转移到了巨港，然后又转移到了蒙托克，最后是吕布克灵高。战争结束时，只有24名护士返回澳大利亚，其余的都死于囚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