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八字查询(2018年9月18日八字)

1998，被冤案改写的三段人生

1998年秋天，在田里割禾的李锦莲被公安带走时，身上只穿着短袖。他以为只是简单的问话，很快就可以回来了。

二十多天后，女儿李春兰从厦门连夜赶回家，见到的是棺木中母亲的遗体。母亲死因不明，尸检报告至今未拿到。当时律师感觉精力不够，便建议，先解决你爸的案子，再追究你妈的事情。

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案子花了近二十年才得到公正审判。

2018年6月1日，江西高院改判李锦莲无罪。7月18日，李锦莲在律师和女儿李春兰的陪同下，向江西高院提交了4140万的国家赔偿申请书，同时向省监察委提交了两份刑事控告书和一份追责申请书，一是追责办案人员，二是为李锦莲妻子的死讨个说法。按照国家赔偿法，江西高院应在9月18日之前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

7月20日，李锦莲父女为陈春香扫墓。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 图（除署名外）

以上三件事一日未了，李锦莲内心一日不得安宁。而眼下无家可归更加重他的忧郁。老房子年久失修，已不能住人，出狱三个多月，他和女儿仍四处借住于亲戚朋友家。

他的失眠还是很严重，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并深困于无从释放的怨愤和对家人的愧疚，妻子的命，女儿的青春，都无可挽回。近20年牢狱之灾，在他的身体和精神上烙下了难以褪却的黑色印记。他形容：“人自由了，心还没自由。”

冤案的发生

李锦莲的家在深山里，位于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横岭乡茂园村。从县城开车进村，山路曲折陡峭，上上下下，七弯八拐，十几公里的路要走三四十分钟。

当年案发后，62岁的朱中道和63岁的章一鹏两位律师进村调查，把车开到乡政府附近的山脚下，那时山路还没铺水泥，自行车上不去，只能徒步翻山越岭，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

进村山路

1998年10月9日，李锦莲吃过早饭，去田里干农活。这位农民的命运，在这天被彻底改变。

那天他戴了一只电子表。中午12点左右，他带7岁幼子李华去盆珠乡坛前村，喝内兄孙子的满月酒，步行要一个多小时。下午4点半左右返回，途中去了李春兰的中学老师家拿信。

山村通讯不便，没有电话，信件不能送达。在厦门打工的李春兰每个月都会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寄到乡中学，再让老师带回来。

根据老师提供给公安机关的证言，案发当天下午大约5点40分，李锦莲父子来到他家，在门口拆开信看完。当时李锦莲手里提着一只吊篮，里面有花生、包饼，拿出一些给他和孩子吃，边吃边聊，待了10分钟左右。

从老师家走到村里三岔路口至少要12分钟，以此推孙李锦莲路过投毒地点最早在傍晚6点零2分左右，这与原审认定的时间相同，也与其他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而根据被害人母亲肖某香、证人刘某湖和卜某香三人的证言，被害人捡糖时间在下午5点30分之前。亦有其他两位证人证明，肖某香母子回家在前，李锦莲父子路过在后。

这是历任律师为李锦莲做无罪辩护的一个重要理由：没有作案时间。

李锦莲案现场航拍图。 再审辩护人 刘长 提供

李锦莲回忆，回到家，他还没开门，便听见三岔路口那边有人喊“救命”。他先把篮子挂在厨房外的竹竿上，因为牛在哞哞叫，他问邻居要了点稻草喂牛。然后往三岔路口走去，碰到被害人父亲的干姐姐陈某，对方告诉他，肖某香的两个儿子在路上捡糖吃后中毒倒地，现已送去找医生了。他说，应该去化验一下糖纸，看是不是有毒。

第二天早上，李锦莲得知，两个小孩昨晚死了。他去了肖某香家，一屋子人，听见肖某香在哭。陈某说要找些红参给肖某香吃，怕她晕过去。李锦莲说他家有，便回家拿红参给她，陈说以后买来再还他，他说没关系。接着李锦莲做早饭，吃完去了两三公里外的田里割禾。

根据案卷勘查记录，10月10日下午3点，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到达现场，4点开始现场勘查，5点结束。勘查期间，即派人到田里传唤李锦莲。

在2018年江西省高院的第二次再审中，检方认为，侦查人员在侦查初期依据犯罪动机，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通过矛盾排查方式确定李锦莲为重点犯罪嫌疑人，未完全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

李锦莲先回家放下东西，把牛关好，随后被带到村委会，李华也跟去。当时李锦莲穿着短袖和一双破旧解放鞋，以为很快能回来，就没有换衣服。到了村委会，十几名公安人员开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让李锦莲在隔壁村民家等着。开完会，李锦莲抱着已睡着的李华走到村委会门口，村委会会计一把抢过李华抱走，公安则把李锦莲推上车，押到乡政府，关了四天四夜。

10月昼夜温差较大。李锦莲称，第一晚他请刑警帮他买衣服遭拒，后来还把他身上穿的衣服剥了，导致他感冒。他称，被关的四天里，公安轮流审问，要求他靠墙站笔直，不让坐，不让睡，一打瞌睡就扇巴掌，用清凉油涂眼睛，第四天发高烧，站不住，跪在地上，又被拉起来打，他说“我要冻死了”，却被威胁第二天开始不给饭吃。10月14日凌晨两三点，趁两个值班刑警睡着，他从地上爬起来，逃走了。

当年参与此案的侦查人员吕云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承认轮流审讯，“一直有两个人陪着他”，但“没有绝对不让他睡，会安排他休息，睡一两个小时，会叫他起来”。其余细节则予以否认。“没人打他，我所参与的审讯没有打他。”

吕云一开始称李锦莲被带去乡政府的当天晚上就跑了，“他说要喝水，我用热水瓶倒给他，倒水的时候他跑掉了。”但一份公安材料上写着“在10月10日将李锦莲带至横岭乡政府审查至10月14日凌晨”。在记者提出疑问后，他又改称“我就参与了他跑掉的那天晚上”。

“他不逃跑的话，我们也不会把他列为重点嫌疑对象。”吕云说。

逃亡时，李锦莲说他没有想太多，只是受不了折磨，想先躲起来，等公安查出真凶，自己就不用挨打受罪了。

他在山上躲藏了二十多天，其间让弟媳郭兰香去找县检察院讲清楚，保证不打人，他就回去配合调查。

郭兰香在公安笔录中提到，她和哥哥去县检察院找了吴检察长，并说好最迟两天之内把李锦莲送到检察院；吴检察长说可以先到检察院，但还是要跟刑警大队一起联合办案；李锦莲担心回到刑警队又被打，仍说要她找她哥去和刑警队的人说不要打他。

11月12日，在村干部、郭兰香和女儿的陪同下，李锦莲到县检察院说明情况，当天下午被送到县公安局，当晚转移到盆珠乡派出所，12月初又被送回刑警大队。这段时间，家属一直不知道李锦莲被关在哪里，直到12月15日李锦莲被刑事拘留，移至看守所。

2011年和2018年的两次再审中，检方均指出，在监视居住期间将李锦莲主要控制在盘珠派出所、公安局刑警大队，二十多天连续审讯，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在12月5日之前，李锦莲一直没认罪。12月5日第41次讯问时，李锦莲突然认罪；22日被宣布逮捕后，又全部翻供，称有罪供述是在“被打得受不了”的情形下作出的。

吕云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李锦莲认罪第二天，他去核对笔录时，李就翻供了。“我问他一个月都没有交代，昨天晚上为什么交代了，他说他们打了我。”

李锦莲至今还记得，在刑警大队的12天里，签了11份有罪供述、78张材料纸，故意把“莲”签成“连”。从卷宗看，有的一天有早中晚三份笔录、询问到凌晨三四点等。

针对李锦莲所述刑讯逼供情况，吉安中院一审判决认定：公诉人传遂川县公安局主办此案的侦查人员康某到庭作证，康证明，在审讯过程中没有刑讯逼供行为，李锦莲在庭审中承认康某没有对其刑讯逼供。

2005年律师朱中道对李锦莲在看守所的同监室人员田某、李某等人的调查笔录显示，李锦莲被送进看守所时，“脸色寡白，精神不振”，胸前和背上有明显的伤，可见红肿；双手手腕处有铐痕，左手被铐到变形，从肩胛骨处向后拐，不能正常伸展。李锦莲经常喊痛，多次哭。为了减轻他的痛苦，李某帮他接了左手骨骼，帮他贴膏药，用民间偏方“铁打水”每天帮他擦伤，上下午各一次，擦了一个多月。除了李春兰，看守所的张所长也帮他买过膏药。

田某听李锦莲说，他在公安机关里被“吊腊肉”，白天反手铐悬，晚上双手向前铐悬，铐一晚到天亮，不准睡觉；右耳被打坏了，听力下降。“除了被铐被打，还饿他的饭，断他的水，剥掉衣服冻他等等。”

李锦莲回忆，同监室的郭某曾在号子里“审”他，前后4次，还安排了“审判长”“书记员”。因不交待“罪行”，他在寒冬腊月遭受了“洗冷水澡”“过独木桥”等体罚。

最终，郭某等人的证言被作为原审认定李锦莲犯罪事实的七个依据之一。另六个依据中，有李锦莲7岁幼子李华的笔录，因询问地点在乡政府、询问时间长达两日，均违反了刑诉法规定，在后来的再审中被否决了。

2011年江西省高院第一次再审中，省检察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公安机关有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但公安机关在办案方式、方法和相关程序上有争议和不当之处。一审开庭时侦查员唐某到庭作证否认存在刑讯逼供，李锦莲当庭也肯定康某没有对他刑讯逼供，而由于参与侦查审讯的人员众多，不能排除其他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诱供的行为。

第一次再审判决认定：吕云陈述他给李锦莲买了一瓶红花油，是由于当时李锦莲被脚镣铐伤，没有反映存在刑讯逼供情况；看守所同监室人员胡某、李某、田某所述情况都是听李锦莲诉说的，属于传来证据，没有其他证据补强，不能证实本案确实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形。侦查机关的情况说明也证明其他侦查人员不存在刑讯逼供情况。

2018年第二次再审，李锦莲及辩护人依旧提出其遭受严酷刑讯逼供、疲劳审讯、非法拘禁。但判决书上并未对此进行相关认定。这次李锦莲向省监察委提交的两份刑事控告书，主要是针对刑讯逼供的控告。

7月20日，李锦莲与女儿时隔多日回到家中，小路已被荒草淹没，屋旁荒草丛是老房子原址。

这些年，李春兰无数次假设过那些可以避免悲剧的环节：

如果当年是父亲去外面打工，是不是就可以避开这一劫？如果那天父亲不去喝满月酒，是不是就不会经过三岔路口？如果她的那封信写长一点，父亲在老师家多待5分钟，是不是就一点嫌疑也没有了？如果当时家里早点把自己叫回来，母亲是不是就不会死了？

她最后悔、遗憾，最无法释怀的是，当初没有把母亲的死因弄清楚就出殡了。她一门心思扑在父亲的案子上，很多事情想不到去问、去做，等回过神来，已经晚了。

陈春香之死

在遇到陈春香之前，李锦莲跟父亲较劲，一直不肯结婚。

他从小渴望走出山村，出人头地。他想读书，但读完小学，父亲就不让他读了。后来他想去当兵，父亲怕他一去不回，又从中阻挠。为了让他安定下来，父亲开始催他娶妻，他一直不理会，拖了好几年。

当时李锦莲在村里的碾米厂打铁，陈春香来碾过几次米，他看这个女孩长得漂亮，讲话斯文，“感觉很有教养”，跟其他女孩子不一样，便上了心。

1973年结婚时，李锦莲24岁，陈春香20岁。婚后生下李春兰和两个弟弟。

李锦莲与妻子合照。 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 翻拍

在李锦莲眼里，妻子善良、贤惠、孝顺，“脾气相当好”。有次妻子去算八字，算出他有厄运，偷偷找了道士做法事、画符，希望保佑他一生平安。

夫妻俩都是勤劳能吃苦的人，除了家里三亩田，还承包了十几块山地种油茶、杉树、杨梅、板栗等，养了很多猪牛狗鸡鸭鹅，换来在村里数一数二的生活条件。1982年，李锦莲凭靠双手盖起了村里最大最好的房子，两百多平米，两层楼，共十几间房。

后来村里很多人出去打工，李锦莲夫妇也商量着让一个人出去打工，多赚点钱。由于陈春香干不了犁田砍树的重活，最后决定她去打工。她是1998年正月初六走的，跟着村民去了东莞一家纸厂，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临别前，李锦莲对妻子说，现在我们吃点苦，把子女培养好、安排好以后，就可以安享晚年了。

这个约定再也无法实现了。

1998年10月14日凌晨，李锦莲从乡政府逃出来后往山上跑，在黑森森的山林中乱窜时，他想着，“不要让他们抓到打死了”。

他翻了很多座山，渐渐迷失方向，直到天蒙蒙亮，实在走不动了，才就地躺下睡着，睡了整整一个白天，晚上醒来又开始翻山，朝着家的方向往回走，走到家附近的山头上。

横岭乡的深山野林

当李锦莲在山上逃亡时，陈春香正在从东莞回家的路上。

10月15日上午，刚回村的陈春香被公安带到乡政府，关了两天两夜。她被怀疑知道李锦莲的藏身之地并暗中资助。

当时在乡政府隔壁上班的冯先生听到陈春香在哭喊，“声音很大，周围的人应该都听到了。”

从乡政府回来后，陈春香向婆婆、弟媳、小姑子等多名亲戚展示自己的伤势，哭诉在乡政府的遭遇：双手被反铐在窗户上悬空，双腿被皮鞋踢青了；手上的皮肉肿起来一圈，筷子都拿不了；不让上厕所，裤子尿湿了。

吕云对澎湃新闻承认，那两天确实铐了她，防止她像李锦莲一样逃跑。“没有刻意不让她上厕所”，因为男同志不方便带她上厕所，一时没有女同志，“可能会迟延一点”。他表示自己只参与了其中一天的审讯，他在场时没有打她，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打。

在山上风餐露宿的李锦莲也在受非人之苦。他说每天过得“跟野人一样”，挖红薯生吃，以至于到现在都不想吃红薯；睡不着觉，吃不消才眯一会儿，忍受各种蚊虫叮咬。有次睡在树下，一头野猪从他身边经过，吓了一大跳。有天下雨，他钻到一个废弃的坟洞里，脚先进去，头朝外，躺了一晚上。

有天晚上，他在山上远远看见房间里有灯光，便知道妻子回来了。他走到窗前，看到妻子正坐在床上哭，轻声叫她，两人隔着窗讲话，妻子向他哭诉，他说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搞清楚，不是我干的，妻子说我也相信你不会做这样的损事。他不敢久留，讲了十多分钟就走了。

过了两天，他又回了一趟，妻子说她现在吃不了饭，要婆婆喂她，还叮嘱他千万不要露面，如果打死你，我们一家人怎么过？

两次见面中，李锦莲让陈春香去找检察院，陈春香说有人跟着她，哪儿都去不了，李锦莲就让她叫弟媳郭兰香去。

李锦莲，1998年，他就是隔着这个窗户与妻子见面对话。

根据几位亲戚的回忆，陈春香在临死前几天里遭受了“三兄弟”的殴打和精神折磨。三兄弟指被害人父亲李甲和他的两个弟弟李乙、李丙，其中以老二李乙为首（注：三人均为化名）。

10月27日上午，陈春香带着李华走了一个小时山路到邻乡小姑子家。小姑子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那天陈春香哭着说，三兄弟每天晚上上门，连续打了她三个晚上。之后李乙又一个人砸门而入，扯着她头发拉到外面，对她拳打脚踢。小姑子看到陈春香脸是肿的，背是黑的，全身到处是乌青，多数是李乙下的手。

“我嫂子说她到处疼，饭也吃不下，回去可能被他们打死，‘怕以后没命见你了’，她拜托我照顾李华，我说我照顾不来，我自己四个小孩。她还说来的路上，李乙拿了把砍柴刀跟着她，她不敢回家，我就一直送她到家里。”

前一天，陈春香到大姑姐家，也说了类似的话。

2018年7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找到李乙，一开始他情绪非常激动，摆手赶人：“你是李春兰派来的！我不跟你说！”经过一番解释后，才坐下来回答问题，眼神时有躲闪。他全盘否认了上述指控，反复强调他们三兄弟没有进陈春香家门，也没有跟她接触，更没有打她。

这与三兄弟当年的警方笔录有出入。在笔录中，李乙承认上门找了陈春香母子，让他们去把李锦莲找出来，但否认打人，仅砸过他们家东西。“一般白天我跟踪陈春香，晚上跟踪锦梅（李锦莲小弟），我去陈春香家门口守了两夜，又几个晚上我在她家门口的田里，看看李锦莲晚上是否会回家。其中主要是我守……我哥、弟守的比较少。”

李丙则称，当年10月30日晚上9点半，他去陈春香家询问李锦莲是否回来，陈春香否认，他随后离开。凌晨再次去陈春香家，撞门而入，将只穿了短裤和内衣的陈春香拉到屋外，要陈春香母子上山寻找李锦莲。他承认对陈春香有言语威胁，但否认打人。

1998年10月31日约凌晨5点，陈春香母子从山上下来，经过小叔李锦梅家时，陈春香在窗外把他叫醒。李锦梅说，看到三兄弟拿着棍子跟在后面，不敢开门出去，隔着窗与嫂子说话，并看到她背后有一片伤。陈春香求他帮忙，他表示无能为力。后来警方怀疑李锦梅包庇李锦莲逃亡，带走审讯了二十多天。

案发前，李锦莲、陈春香与幼子的合影。 受访者 供图

从李锦梅家离开后，李甲李乙两兄弟又把陈春香母子送到郭兰香家，让郭兰香看好她。郭兰香说，当时嫂子看起来“很痛苦”，一直流泪，问了两遍该怎么办，还说可能会被他们三兄弟害死。

大约早上7点，陈春香母子没吃早饭，回了自己家。郭兰香印象中，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听到婆婆宋氏喊救命，她赶过去时，嫂子已经断了气。

那天早上，宋氏的堂婶来了。堂婶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宋氏住的老房子里，陈春香对她讲了在乡政府的遭遇，最后说：“外婆，我不能陪你了，现在公安又要来了。”然后回到（老房子隔壁的）新房子里。随后，公安人员便来了。堂婶一直待在老房子里，不敢过去。

吕云称，那天去找陈春香，是因为前一晚被害人家属举报李锦莲回家跟老婆见了面。当时去了五个公安人员，想叫她去村委会问话，“没有动她”，大约过了半小时，她在家门口倒下，几分钟后口吐白沫，还没送去抢救就咽气了。

宋氏的公安笔录显示，当时她站在老房子厅门前，看见几个人在拉儿媳陈春香往外走，陈不愿去，被拉了几下，就躺在地上了。她走过去想拉陈起来，拉不动，叫堂婶帮忙把陈抬到房中，不一会陈就死了。宋氏在笔录中描述陈临死前“脸色不好”，但她没有提到“口吐白沫”等症状。

第一时间赶过去的郭兰香说，陈春香没有口吐白沫，“就像睡着一样”，她也没有闻到农药味。

11月1日，公安给陈春香做了尸检，后来李春兰多次问公安人员、公安局长，都没要到尸检报告。但不知为何，“陈春香喝农药自杀”的消息在当天就散开了。

李春兰不相信母亲会自杀，“我妈不是一个冲动的人，很能吃亏，很能忍耐。她很爱我们这个家，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郭兰香也不认同自杀的说法。

李春兰认为除了三兄弟，公安对母亲的死也有责任，那段时间刑警一直住在村里，却没有对三兄弟的“私刑”加以约束。

吕云称他们对此并不知情，只听被害人家属说过“我们天天晚上都安排了人守她家”，陈春香死的那天早上，曾说过“他们（三兄弟）要打死我”。

上次见面后过了几天，李锦莲再次趁夜回家，他说透过窗户看到妻子躺在地上，身体被白布盖住了，只露出一只手，便知道妻子死了。他一下晕倒在地，不省人事。

他回忆，不知过了多久，自己醒来以后，一边流泪，一边往山上走，整个人失魂落魄，走路都没力气，之后每天在山上哭，睡不了觉，也没有去找红薯吃了。出殡那天，他跑到后山上，听着下面敲锣打鼓，哭得肝肠寸断。

7月20日，李锦莲为妻子上坟时痛哭。

李锦莲说，那时他一度绝望到想死。又想到如果自己死了，更没有人能洗脱他的嫌疑了。他要活着说清楚。

漫漫申诉

“我妈走的时候，就比我现在大一岁。”李春兰红着眼说。她今年44岁，未婚。

李春兰是村里第一个读完高中的女孩，为了考大学复读了两年。亲戚们劝李锦莲不要让她读书了，考上大学也是要嫁人的。但李锦莲不愿孩子跟他一样，“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读书，没钱我想办法。”

复读第二年，考的学校还是不理想。刚好一个堂舅从厦门回来，让李春兰跟他去厦门打工，说那边刚开放，好挣钱。家里不是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但父母会很辛苦，李春兰决定先出去打工，挣够学费再回来考大学。

1997年夏天，她进了厦门一家需高中学历的布厂，一天工作八小时，工资很高，很多人想进都进不了。她计划干两年，就能挣够学费了；哪怕继续在厂里干，也能过上不错的生活——她的很多工友后来都自己开厂了。

1998年11月3日，李春兰接到叔叔去县城打来的电话，听闻两个噩耗，立马丢下工作直奔车站。4日上午到家，远远看见小弟，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披麻戴孝站在家门口，懵懂无措的样子，那是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画面。母亲躺在棺材里，衣服已换了，仍渗染了血。而年幼的小弟不懂什么叫“死了”，还跟她撒娇要吃的。

她原本也是个会跟父母撒娇的孩子，从小家里家外什么事都不用她管，父母一心让她读书，衣服也是母亲帮她洗。但突然之间，发生了两个这么大的变故，那段时间，她感觉天就像塌了。

母亲下葬当晚，李春兰到山上找父亲，四处喊他。李锦莲听到女儿的声音，从高处走下来，他的解放鞋磨烂了，脚底被尖树杈刺伤，拄着棍子一瘸一拐，浑身又脏又湿。他一看见女儿就哭，半天说不出话来，“很委屈很委屈的表情，就像孩子见到亲人一样”。

在李春兰的记忆里，这是父亲第一次在她面前哭。往后每年到了十月份，她都忍不住想，那二十多天父亲在山上是怎么熬过来的。

李春兰望着母亲的遗像喃喃自语，最终掩面哭泣。

二十出头的李春兰什么都不懂，东碰西碰，律师还是表哥帮她找的。朱中道接下这个案子后，第一时间邀请了老同学章一鹏共同代理。

1997年，章一鹏从公诉处处长任上退休，李锦莲案的公诉机关正是他此前供职的吉安地区检察院。

两位老律师在村里调查了几天，写成书面意见，交给市里县里几个相关部门，希望能引起重视，查清此案。

1999年7月6日，吉安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锦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0年5月23日，省高院二审驳回李锦莲上诉，维持原判。

从上诉到二审，中间过了10个月，不过总算是有答复。而申诉没有期限。李春兰不知道，那会是如此漫长的一条路。

2000年8月初，李春兰带着小弟去北京申诉，住在地下招待所一个月，凡是她所知里有可能会管父亲案子的地方，都去了。弟弟天天跟着她跑，跑到两脚起泡，累了会闹脾气，李春兰就哄他，歇一下，再继续走。

有次距离目的地只有一站，她为了省一块钱走路过去，但没想到北京的一个站那么远，她顶着烈日感觉走了很久很久，好像一直走不到头。这样的感觉，在后来的十多年里，时常会浮现于她疲惫不堪的心上。

二审之后，家里的积蓄和借来的钱基本花光了，她开始到南昌打工，方便探监和到省高院申诉。每攒一点钱就到北京申诉，这些年去了多少次已记不清了。大多时候得到的回应最多是让她把材料放下，她心里也会好受一点，有的地方连材料都交不上去。

每次出门，她都会自带萝卜干，再买盒米饭或一个馒头，一顿就解决了。没钱住宾馆时，她会在火车站过夜，或者在人多的大街上溜达。有一次，她在北京把钱花光了，没钱买两百块的火车票，不得不逃票回家，提心吊胆十几个小时，躲在厕所里。

因经常旷工，她换工很频繁，最长的干了不到一年。有次她出门办事，没及时赶回来，老板当着别人的面骂她，骂得很难听，她低着头不吭声，不作任何解释，一回宿舍就哭了，好像长久积压的委屈一下涌了出来。

李春兰说自己从不跟人说申诉的事，包括亲戚。她曾跟亲戚借钱，没借到，便再没开过口。她向同学朋友几百几千地借，最少借过一百，至今欠了几十万没还上，有时也会被催。

此外还要照顾年迈的奶奶、供小弟上大学。

李春兰说，奶奶去世后，每次回家到处都是灰尘，大部分房间破得不能住人，她和弟弟就睡在二楼这个储藏室里，当年用于存放小吃、零食，他们三姐弟小时候最喜欢在这里玩。

李春兰说，以前奶奶每年生日，母亲都会记得，早上煮两个蛋给她吃。母亲死了之后，每逢生日，奶奶就会哭。奶奶经常哭，老是问你爸什么时候回来，她总是说快了。

其实她心里也没底，但她从没想过放弃。每次见面，她能深刻感受到父亲的痛苦和渴望，“看着他，即使想放下，也放不下”。

申诉是李锦莲在狱中的精神支柱。狱友取笑他：“（如果）你是冤枉的，我们这里都是冤枉的。”他基本不跟狱友交往，有些人犯的罪很重，杀人等等，他看不起他们。

12个人的牢房，鼾声此起彼伏，李锦莲总是失眠，躺在床上，睁眼闭眼都在想事。有时看到月光照进来，会对着月亮祈祷，为家里，也为自己。

李锦莲在狱中服刑，李春兰则在监外“服刑”。十九年来，她几乎天天在想案子，想办法，想突破口，常常想到失眠，连做梦都是案子。她花了无数时间学习法律知识、研究卷宗，几千页的材料早已烂熟于心，哪些内容在哪一页的什么位置，她一下能找到。

别人劝她结婚，她总说等案子解决后再考虑。出事之前，她有不少追求者，有位同学还跟去了厦门向她表白，对方父母对她也很满意，出事之后，他父母就不同意了。他不死心，给她写了很多信，她没回，他又找到家里来询问她的地址，她没给。姑父说你怎么这么傻。过了两年，她听到他结婚的消息，终于彻底放下了。

打工这些年，也有人追求她，她都拒绝了。她的心里只剩下案子和家人，甚至做好了一辈子不结婚为父申诉的打算。

李锦莲看着破败的家垂头丧气。

真正痛苦的是案子没有进展。

这些年他们至少申诉了300次。2002年，省高院驳回申诉。申诉驳回还算有个说法，而更多的是石沉大海。

2003年，最高检将李锦莲申诉一案转交江西省检察院复查，省检察院的人曾对李锦莲说：“你这个案子好一点，应该很快会有个结果。”前后复查一年多，等来的结果是“不抗诉”。

2005年，最高法决定调卷审查，后指令江西省高院立案再审。之后又等了六年。

2011年，省高院第一次再审开庭。检方指出，本案“存在瑕疵”，证据不足并存在矛盾，唯一能证明李锦莲犯罪的直接证据只有他本人的有罪供述，且不排除刑讯逼供。同年11月，省高院下达再审判决，维持原判。

那次再审，狱警还让李锦莲收拾好东西，说不会再回来了。他把申诉材料、法律书籍、报纸，装了一个大布袋，带去法庭交给女儿。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

狱警干部怕李锦莲想不开，不敢把判决书拿给他看，特地安排了一个小房间让李春兰姐弟与他见面，劝了一上午。李锦莲完全崩溃了，哭着反复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而李春兰说自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绝望的人，她是父亲唯一的依靠，她不能被击倒。她一直劝慰父亲还有机会，“我们还要申诉，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2010年之前，李锦莲坚持不申请减刑，拒绝写报告。后来狱警瞒着他打申请报告，减了四次刑。如果这次没改判，明年他应该能刑满释放了。他曾打算出狱后不回家，直接去北京申诉。

李春兰也是同样的打算。她这么多年的坚持，目的不只是让父亲回家，更是想让父亲“清白地回来”。

重拾生活

2015年，为此案奔走呼号十余年的朱中道因病去世。章一鹏说，李锦莲案不平反，他死不瞑目。但改判之后，他内心仍不得平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冤案？为什么这样明显的冤案，会花这么长时间来纠正？”

李锦莲父女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们付出太多太多了，来得太慢了。”

李锦莲家屋前的田目前尚未要回来。

二十年沧海桑田，出狱后的李锦莲需要面对的是几乎陌生的世界，很多地方、故人他都不记得了，一个人出门会迷路。李春兰说，父亲最难适应的是无家可归，东歇一下西歇一下，来来回回换过几个地方，总归是寄人篱下。

李锦莲说，在狱中除了子女和母亲，没有人来看过他，兄弟姐妹一个都没来。刚回来时，他宁愿住宾馆，也不想回村里见他们。

李春兰说，如果不是过世的家人葬在村里，她一辈子都不想回去，那是个伤心的地方。她觉得自己家破人亡，跟当年作的村民也有关系。

但李锦莲还是想回村里住，想要回被邻居占了的田地。他过去在山上种的茶籽、板栗等，多被村民采摘。他现在快七十了，身体又不好，很难像以前一样劳动。

李锦莲望着弟弟的房子感慨，如果没入狱，现在的自己肯定跟他们一样，拥有漂亮的房子，过着无忧的生活。

“他现在也没有朋友，这么大年纪了，重新建立一个朋友群很难。我也希望给我爸找个老伴，有个人说话心情会好一点，主要得从阴影里走出来。”李春兰说。

6月1日，从法庭无罪释放后，李锦莲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扔掉那件印着“4317”编号的囚服。只是心里的“囚服”，他还扔不掉。

刚出来那阵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在狱中瘦了30斤，落下了肠胃炎和胆囊炎，吃得稍好一些就拉肚子。晚上好不容易睡着了，也很快会醒来。

他心里还有太多事放不下。住房，赔偿，妻子的死因，三个孩子的未来，还有送他入狱的那些人的道歉。

目前，李锦莲与省高院关于赔偿金额协商了三次，尚未达成一致。

申请的4140万元国家赔偿中，其中2000万的精神损失费是李锦莲提的。他认为他所失去的，“两个亿”也无法弥补。

恰恰是那些无法弥补的最折磨他。

这么多年他一直对妻子的死耿耿于怀。

他的母亲，事发时七十多岁，正是要尽孝的时候。2002年，老母亲驼着背到南昌监狱看他，桌上摆着饭菜，谁都没吃，哭了两个小时。那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2012年，母亲去世，李锦莲儿女们怕他承受不住，一直瞒着他。出狱那天，他才得知母亲已去世多年，跪在坟前，哭得喘不过气。

李锦莲在母亲坟前哭诉。

大儿子结婚他不知道，本该由他操办，却“一点忙没帮上”，没摆酒，也没给彩礼。儿媳娘家至今不知道他家的情况。大儿子曾带妻子和孩子来看他，当时孙子一两岁，隔着玻璃打电话说：“爷爷爷爷，快回来，带我去北京。”他嘴上应着“好好”，心里却更苦涩。孙子现在五六岁了，没见过第二面。

他最担心的是小儿子李华，七岁没爹没娘，像孤儿一样长大，一个本来聪明调皮的孩子，变得内向封闭，沉默寡言。案发后李华曾被带去乡政府问话两天，后来李春兰不在家，也常常被村里的孩子欺负，他怕得躲在河边草丛中，天黑了才敢回家。

女儿更不必说，为了他放弃前程，耽误了二十年的青春，至今还单身一人。“我就希望这个女儿，下辈子不要再做我女儿了。”

出狱后的李锦莲仍无法摆脱痛苦。

李春兰说，小弟从小到大的家长会，都是她一个人去开的，坐在教室里，她是最年轻的家长。

她很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孩子。现在四十多了，生育风险大，还不一定能怀上。这些年她不曾好好对待过自己的身体，体重从没超过100斤。

她害怕与同龄人来往，怕徒增伤心。7月下旬，她被邀请参加同学聚会，这是她二十年来第二次参加同学聚会，第一次也是在改判后。在饭桌上，大伙儿互相敬酒、七嘴八舌的时候，李春兰都是全场最安静的人，或低头吃菜，或默默看着，偶尔露出的笑容也显得拘谨。

同学夸她以前优秀又漂亮，是“校花”，她听了更加难过。出事之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没有心思打扮自己，现在还在穿当年的校服和厂服。因常年在外跑，怕热怕晒，她买了三件长袖的白衬衫，轮着穿，配黑色长裤，被人说没有女人味。

她不会用微信，不懂智能手机，一直用老式机，很多字打不出来。因为手汗多，她习惯用透明塑料袋把手机包起来，放进另一个装材料、换洗衣服等随身物品的塑料袋里。她没买过包，走到哪儿都抱着那个塑料袋。

李春兰在夏天的常规打扮，以及那个一直被她抱在手里的塑料袋。

她目前没有工作，仍需借钱度日。她希望尽早结束所有的事情，也许她就能放下包袱，认真生活。为自己而活。

她时常想起，当年去厦门打工时，把高中书本也带了过去，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曾经每一刻都在朝着大学梦、朝着更好的人生努力。

九·一八事变，是一个让我们难以忘记的耻辱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祸于中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入侵东北路线图

柳条湖旧址

时代背景

中国背景：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

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地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联名通电全国称:"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是日起，东三省一律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是为东北易帜。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中东路事件

张学良

1929年6月15日至20日，辽、吉、黑、热四省及哈尔滨特区军政大员齐集沈阳，参加张作霖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讨论中东路等有关问题。7月7日，张学良赴北平与晤谈;10日，南京政府外长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张学良贸然派军占领"中东路"，并将苏联的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驻华机构同时查封，搜查苏联职员·，逮捕200余人，此为"中东路事件"

7月13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并限期答复举行和谈的建议;7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部;苏方认为不能满意，于7月17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苏绝交问题发表对外宣言;7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为苏联事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和《告东北将士》书;7月23日，国民政府关闭驻苏使馆。

至此，中苏邦交完全断绝。苏联在中国的权益暂时委托德国负责。

国共对峙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虽然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是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7万多人，并多次击败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

中原大战结束后，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

1931年7月，再次调集30万军队，以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首先避敌锋芒，绕到敌人的背后，然后攻其后路，打破敌人“围剿”的方略，进行反“围剿”斗争。至8月6日军已被红军拖得极为疲劳，红军作战进入由被动变主动的第二阶段。在红军的不断打击下，军队已无力再战，被迫于9月初下令“围剿”军总退却，至此红军获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国内混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南京中央政府及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

1931年5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 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

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

迅速调兵"讨逆"并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至此，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日军挑衅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愤而填渠毁坝，日本警察以护侨为名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数十人，一手制造流血事件。事后，日本歪曲事实真相，在朝鲜各地煽动风潮，致使旅朝华侨死伤数百人，财产损失无数。同时日本借机增兵满洲，为武装侵略东北大造舆论。

柳条湖事件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这就是所谓的"鱼电"。

江淮水灾

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损失达20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

国民政府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 严重财政赤字，但仍将全国预算七分之一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愈加增多。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筹集钱款赈灾，至1931年底共筹集6000余万救灾款。但湖北、安徽、江苏仍爆发骚乱。

政府的外交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议。随后，他又抽调具有对日工作经验的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蒋作宾出任驻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径来消弭东北的危机。

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政府依据的对日消极态度错误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蒋本人在事变当天并不知情，因此张学良对失土丧师应负一定的责任。据《顾维钧回忆录》425(也有438页)页记载:"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提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自发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队或宣布"独立"，或继续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大部分地区。虽有一部分东北军加入了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但东北寒冷的气候和稀少的村落，抵抗运动很难取得明显效果。

日本方面：控制东北线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一段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由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日本国内情况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而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军费由七亿三千万日元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大规模裁军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以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石原莞尔为首的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

田中奏折

1927年6-7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案，并由田中义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折给天皇，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奏折内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战争开始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立守备队第2营

1931年7月攘外必先安内手令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各队，此事件由称"九·一八事变"。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爆炸后，驻扎在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一触即溃：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当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次日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8000名守军被只有300左右的日军击溃。

日军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至9月19目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1931年9月21日，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1931年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931年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931年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越来越强硬。

黑省沦陷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 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中央政治会

31年9月6日张学良致荣臻不抵抗议也已就此作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可对于是否抵抗问题，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之间明显发生分歧。张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密电，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

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但张学良12月21日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1931年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激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战火蔓延

而与此同时，1931年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12月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不遵令;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令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 ，但已经无济于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撤往宾县。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战争结果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

社会评价

国民政府

外交努力

1931年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1931年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1931年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内部决策和应对

九一八事件发生当夜，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31年9月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但是尚不明了情况。19日晚7点至9点间蒋致电张学良:"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东北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自然在九.一八事情之初，并未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

同日(1931年9月19日)南京中央执委会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主要内容为请蒋即刻回京，并向日方提出抗议。

于1931年9月21日下午2时返回南京，即召集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而1931年9月19日，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确定了"不扩大"方针。同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9月22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 余则视为吞一炸弹。" 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当时日本军部、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外务省之间在处理事件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分歧，可参见上海出版社翻译之《日本外交史》。)

1931年9月22日，国联电请中日两国各遵承诺，撤兵保侨，并由英法德意西等国代表继续处理本案。

因此1931年9月22日在南京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是，它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此点固为11月举行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亦为事变之初，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

事变爆发之初，1931年9月21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9月22日批复:"烟台刘师长勋鉴: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 中正养午。"

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向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9月23日批示:"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 同日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 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

1931年9月25日，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另颁发。"

1931年10月3日，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

1931年10月6日，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

据参加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

当时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也受到国民政府内部部分人士的严厉批评。邵元冲(时任立法院副院长)指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邵元冲日记》，第774-775页)戴传贤(字季陶)、朱培德在1931年9月20日致的电报中也说:"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功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戴传贤、朱培德呈蒋主席九月哿电》，台北:总统府机要室藏，《革命文献拓影》，沈阳事变，第24-25页)

1931年9月30日，国联通过决议重申日本撤兵承诺。但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又轰炸了锦州。此后，随着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约束不了军方反而屈从乃至追随军方扩大侵略，、南京政府逐渐看清事实，开始命令张学良抵抗。

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省时，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公开通电率部抵抗，致电嘉奖鼓励马占山称"我方采取自卫手段，其属正当。幸赖执事(指马占山)指挥若定，各将士奋勇效命，得以催败顽敌，保全疆土，虞电驰闻，何胜愤慨" ，张学良也电示马占山"死守""勿退"。至11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并正式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

1931年11月14日，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会上还作出了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

1931年11月23日，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 (从蒋的电文也可以看出蒋张之间的关系名为上下级，实则遇事只能跟张商量。)随后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但是对于中央军进入自己地盘一事，张未予响应。

黑省沦陷后，1931年底，日军继续进逼锦州。1931年12月8日，针对张学良准备放弃锦州，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张学良不予理会。随后1931年12月15日，在粤方的逼迫下下野。1931年12月25日和1931年12月30日，接替蒋上任的以孙科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 ，但是均为张学良拒绝，张擅自率各部于1932年1月2日撤出锦州。日军随即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态度

1931年9月20日，中国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 ，谴责日军侵略，并提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

九一八后日军抓捕游击队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宣言中认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无产阶级日益强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阀已经不能消灭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的替它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满洲中国领土。满洲事变便是最明显的表现。"

一句话，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看来，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苏联，第二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同样，他们依旧坚信"中国各派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学良及整个在中国民众彼日本强盗大大的时候，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无耻的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他们公开号召广大民众起来革命:"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的斗争。

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自然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但是各国帝国主义自己互相冲突的战争也日益紧迫。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

1931年9月30日，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 ，声称"要求投降帝国主义的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异向引颈就戮"，认为"一致对外"、"民族统一战线"是用以"向全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的掩护，所以宣称"日本侵掠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向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将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在中国的统治!"

因此当九一八之后下令中止第三次"围剿"时，中央竟再度开始高度乐观地谈论起革命的形势来了。他们又一次声称: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正在使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在这革命与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为此，他们要求红军立即"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 。

基于这样一种形势，中央迅速指导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同时宣布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央提出了全面进攻，以逐步夺取统治区，根本推翻的战略部署。它在1931年12月4日给各苏区分局、各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专门发布了训令，宣称:客观形势"极端顺利"，因此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在此总任务之下，大江以南之中央苏区必须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总之，"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但任何保守和等待，也"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 。

在进攻精神的指导下，各苏区红军趁着政府忙于应付九一八事变，对统治区发起不断的进攻。中央苏区在1931年底，先后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 湘鄂西苏区红军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等战斗，打开了湘北局面，打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并将缴获的大批粮食等物资运回洪湖。 鄂豫皖苏区红军于1931年11月发起黄安战役歼灭1.5万余人，1932年1月发动商(城)潢(川)战役歼灭5000余人 ……中央红军1932年2月又发动著名的"赣州战役"，这正是在一二八上海抗战激战正酣的时候，大大地牵制了的军力。

日本政府

紧急制止和失败

1931年8月中村事件披露后，日本政府命外务省密切关注东北形势。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相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乃向陆相南次郎抗议:"此种作法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 元老派西园寺公望公爵也劝南次郎处事要谨慎，天皇也谕令南次郎整顿关东军军纪。南次郎于是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到东北，传达东京旨意。但建川与参谋本部许多人本就是赞成关东军发动阴谋的，派遣建川赴东北的消息，被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密电告知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征四郎。1931年9月18日建川到达沈阳，尚未到达关东军司令部，事变就在当夜发生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半，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时总领事不在)从东北赵欣伯处获知中队不准备抵抗, 乃于10时45分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见板垣, 要求停止袭击。板垣拒不接受。森岛欲再说，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再干涉统帅权, 不能置之不理!"森岛只好退回总领事馆，向总领事林久治郎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仍劝停火，板垣依然不听。

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

九一八事变(图2)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1931年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931年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

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件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苏联方面

九一八事变初期，出于忌惮苏联的实力和避免两线作战，日本不敢贸然冒犯苏联在东北北部的势力范围。1931年9月22日，日本参谋总长电令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得出兵长春以北地区，进攻哈尔滨必须得到内阁的决定。同日日本内阁也做出决定，即使哈尔滨方面告急，也不得采取出兵的方式保护哈尔滨地区日本侨民。1931年9月24日，日本参谋总长再次电令本庄繁:即便情况发生紧急变化，也不得向哈尔滨方面前进。

为试探苏联反应，日本驻苏大使广田于1931年10月28日，奉命向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副外长)加拉罕询问苏联是否向黑龙江马占山部提供教官、武器以及是否打算出兵中东路。1931年10月29日，苏联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否认对马占山及东北其他军队提供援助。

1931年11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长)李维诺夫与日本大使广田会面时表示:"它(指苏联政府)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维护现存的两国关系，并在自己的行动和命令中应考虑不要破坏苏联的利益。"(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4卷，莫斯科1968年俄文版，第672页)苏联的不干涉表态，打消了日方有关苏联干预的顾虑，客观上鼓励了日军的进一步行动。

日本进攻哈尔滨前，再次与苏方进行接触，苏联再次重申了"不干涉政策"，并提出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以进一步确保日本不把侵略矛头指向自己。对此，后来日本外务大臣不无感激地说:"满洲事变当初，苏联政府虽标榜中立与不干涉方针，却同意由中东路运输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事件时，对救援日本居留民作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苏联政府鉴于事变之进展，于昭和六年末向我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见《内田外务大臣在第64届帝国议会的演说》(1933年1月21日)，《日本外交文书》(昭和II)2-2，日本外务省1997年版，第4页)在得知苏联态度后，1932年1月28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关东军向哈尔滨进军。

但是，对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事情，日本却态度冷淡和消极。1932年11月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约见日本驻苏联代理大使天羽英二，提出苏联欲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欲与伪满洲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提议马上就此问题进行协商。但日本出于反苏的立场，以及不愿美欧反感的想法，再次予以婉拒。

美国反应

九一八事变(图3)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美国国内的孤立政策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中国民间

九一八事变后，以《申报》为首的报刊代表中国民间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抗日救国图存的声音。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同时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

社会性质转变

曾明确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侵略逐步向华北地区扩展， 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觉醒和团结。

民族团结抗日

九一八事变及时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并付诸实践;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人人应视为与己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团结也日益增强，两党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强，有力的促进了两党的再次合作，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最后发展到全中国，终于开创了团结御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新局面，实现了民族大团结。

历史争议

过去长期以来都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之所以不抵抗，是因为给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以张学良部下为主的一些人在回忆录中也多次提到这点。但是随着海峡两岸各种史料的披露，尤其是当事人张学良晚年自由时开口说话，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给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说法多是空口无凭且经不起史料验证的。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决策完全是自己和东北地方高层的行为，与无关。

洪钫铣电说

关于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说法中，最著名的是洪钫的"铣电"说。洪钫是张学良部下，九一八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据他多年后回忆，1931年8月16日曾经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文，命令其对日不抵抗，并且回忆电文内容为:"北平。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中正。"这就是所谓的"铣电"。

张学良另一部下赵镇藩(时任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北大营的守卫者)也回忆称，他曾接过张学良转来的"铣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

而且洪钫还回忆说，张学良曾将"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行。长期以来大陆很多历史学者都根据洪钫这一回忆和赵镇藩的应和，作为九一八事变前曾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证据。但是查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与东北高层其他官长之间、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高层与及南京政府之间往来的原始电报档案，却并无一次提到"铣电"者。如据称是受到"铣电"影响的"鱼电"，即1931年9月6日张学良致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不抵抗电文中，张学良就只字未提起过所谓的"铣电"。

1951年7月，臧式毅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回忆材料时，也只提到张学良"鱼电"而没有提到九一八事变前曾发"铣电"给张学良。这显然与洪钫回忆称张学良曾将铣电内容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的说法不符合。而事实就是，"铣电"原件在海峡两岸的所有档案馆中都查不到。台湾历史学家刘维开曾经查遍台湾保存文档最全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俗称"大溪档案")，也未找到"铣电"的档案 。

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曾有人根据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一书，说"铣电"原件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的展柜中。大陆历史学家杨天石亲自电话询问窦应泰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此书不足为据" 。最关键的是，张学良晚年自由时，亲口多次向唐德刚等人否认铣电的存在。

何柱国说

东北军将领何柱国曾回忆，1931年9月12日，蒋从汉口、张从北平，两人坐火车在河北石家庄会面，蒋对张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但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

现根据和张学良的行程，则否定了蒋、张在河北会面之说。因为按照《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记载，1931年9月12日全天都在南京:"上午，与夫人等至天保城浙军纪念塔野餐;下午，吴忠信执粤方汪兆铭复电"。而吴忠信的日记，也证实他当日与蒋在南京会面(见《吴忠信日记》，20年9月12日，台北党史馆藏影印件)。而根据蒋作宾的日记，则证实12日张学良在北平接待了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依当时的交通情况，也不可能又到石家庄。所以何柱国的说法是不足为凭的。

郭维城说

1934年才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他是1933年加入的秘密党员)，曾回忆称"九一八事件当晚，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但这种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的日记，也证明蒋当晚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应德田说

1934年才到张学良手下任职的应德田曾回忆，称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曾对自己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一两日内给张发过命令其不抵抗的电文，内容为"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但同样，应德田的回忆得不到任何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的证明，此电在任何档案馆都查不到。而且，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二日内，对事件尚不明了，也不大可能发这样的电报。根据史料记载，事变当夜，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次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晚7点至9点间蒋才第一次致电张学良，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应德田的回忆显然靠不住。

张学良态度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无关。"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

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1991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写下"以和为贵"，成为进入该馆的第一个在位日本首相。

除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在辽宁辽阳市的白塔公园内，还有一座九一八事变策划地纪念馆，当时被称作白塔会馆。事变前一日，本庄繁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火车站前白塔旅馆召开了事变前密谋会议。

九一八纪念馆

防空警报

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订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沈阳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当前，已有哈尔滨、长春、昆明、合肥、杭州、乌鲁木齐、南昌、齐齐哈尔、金华、本溪、太原、西安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

结语：历史已成过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安逸，那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我们也没有资格替先辈选择原谅，勿忘历史，会让我们更加珍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