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二月廿四寅生八字算命(1998年二月二十四什么命)

聂市人民抗日的故事

聂市人民素有保家卫国之志，武汉失守后，便紧急行动起来，青年男儿踊跃参军，奔赴沙场，英勇杀敌，先后有千余人参军参战，抗战胜利后约有三分之一未能返家生还。在家的男女老少，则立足家园，积极支援前线，伺机袭敌除奸。下面记叙的是几个家园抗战事略：

汪保林祖孙三代抗敌（1874—1938），字维周，排号忠桢，聂市镇扬见畈人。二十七年（1938）11月，日寇掳住汪保林，迫其为他们“清剿”带路。汪保林誓死不从，并骂寇曰：“我是中国人，决不当汉奸！你们这些强盗决不得好死！你就是杀了我，老子也不会替你们这些狗东西带路！”寇以乱刀刺杀之，汪保林以身殉国。次年6月，汪保林的长子望生、长孙寅生在源潭街上卖柴，遇到几个清乡日军。望生不觉怒火中烧，国恨家仇一齐涌上心头。他趁敌不备，操起尖担，猛刺三敌至伤。日军先以军犬撕咬，后用军刀砍其颅骨，望生至死骂声不绝。寅生见父惨遭敌害，亦愤然操起尖担刺敌报仇，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

胡园禄击杀日军行奸者 四十年代的一天，有两个日本兵肩扛长枪，从新街口向着桐梓山走去，在桐梓山哨棚岭上，挟持一名青年妇女，欲施，被老街知名的武术师、正持柴担出外挑柴的胡园禄发觉，他当即隐蔽接近，见那两个日本兵为行奸而与那青年妇女纠缠、扭打时，一跃而起，挥出柴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着两名日军的脑袋横扫过去，当即结束了那两个日本兵的性命，救出了妇女，并把夺取的交给了抗日游击队。

叶启华智劫日船 叶启华祖籍临湘江南叶家墩，抗日战争爆发前五年，流落到聂市老街，给“三益船行”帮工驾大船，往返汉口、长沙之间，经常出入黄盖湖，闯过黄盖湖流入长江的太平口、鸭婆嘴，在聂市又有“湖上船老大”的雅称。

1941年12月下旬至1942年1月中旬，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男惟几指挥日军进犯长沙时，在捞刀河地区抢劫了许多生活物资，准备用6只汽艇押送他们掠抢来的80多只民船沿长江水路运到武汉大本营，叶启华的两条大船也在被劫之列。船队快到长江与黄盖湖交接的太平口时，他见雾气弥漫、阴雨连绵，能见度极差，日军汽艇首尾难顾，不在自己船的附近，他忙叫紧随身后的另一只船跟上，自己牢牢把舵，猛力划浆，奋力撑篙，麻着胆子，迅速驶进了自己早就熟悉的太平口、鸭婆嘴，进入了遮天蔽日的黄盖湖芦苇荡，在通往聂市河的一个小港里隐蔽起来了。日军到了鸭婆嘴以下十余里的蒲圻水面才发现少了两只民船，急忙返回一只汽艇到黄盖湖搜索。折腾了许久没见到任何蛛丝马迹，考虑到芦苇荡深不可测，怕有游击队设伏；只得搜也匆匆，撤也匆匆，一面继续向武汉驶去，一面电令聂市日军宣抚班长河野明查暗访。聂市人守口如瓶，不漏滴点风声，最终保证了劫货成功。

何尚文巧夺敌枪 今东红村苍坳组农民何尚文，在四十年代初，被日军捆至五里牌千针坪铁路边修碉堡。开始，他假装积极，象个“顺民”，后来被派进日军营地挑水煮饭。一天晚上，见日军士兵已经熟睡、哨兵正去厕所。他见机而作，眼明手快，搬起三条长枪，经旭林、坝头向着聂市飞奔，连夜步行三十余里，将枪枝送给户首何彩香，由何彩香转送到了抗日游击队。

不入日伪小学 1941年，日军驻扎聂市，日军军官田中指使维持会长方会春、保长丁青山在原聂市临湘县第一高级小学内办起 “日华小学”，日军宣抚班长河野和维持会长方会春任正副校长，想对中国儿童进行奴化教育。但是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愿在这个学校任教，爱国的儿童不愿在这里读日本书，于是只得由日伪翻译官兼任教员，拼凑汉奸、地痞、流氓的少数子弟入学，粉饰所谓的“中日亲善”。只是这些入学的孩子也有爱国心和民族气节，都不愿读日本书，开学之后，学生越来越少，只一两个月便关门了，此后，未再重办。

铁腕锄奸 汉奸赵文龙原系第九战区爆破队下的一个小头目，1942年奉命从长沙到临湘执行破坏日军需要通过的桥梁、公路任务，他到临湘后不就便认贼作父，带枪投靠日军，被日军安插到驻聂市的日伪保安大队专门搜集聂市、文桥一线的抗日情报。抗日游击队多次想抓捕他，但每次都被他逃脱。1944年10月，他带着自己名叫“金麻雀”的姘妇跑到聂市老街的江桂妈饭店打麻将，店主江桂妈表面殷勤接待，暗中安排人通知抗日游击队，游击队立即出动，在江桂妈的掩护下迅速控制饭店，现身赌场，赵文龙正要持枪顽抗，被游击队一枪击毙。

1945年8月15日夜，何康清、谢炳麟、李旦生、刘学恒等“聂市十老”通过听收音机广播，获悉日军投降的消息，16日清晨他们雇请了一位吴姓老头提着铜锣，一边敲锣一边高呼“日本佬投降了”。当天下午，羊楼司10名日伪密辑队以为这是“造谣反日”，气势汹汹地来到聂市，要抓捕“聂市十老”，但这十老他们一个都没抓到，反倒在另天被临湘县抗日政府根据聂市人提供的线索捉拿归案，连同另外7个铁杆汉奸在17日被用铁丝穿着手掌或肩胛骨，从长安押解到聂市示众，18日被一齐处决于九如桥边的王爷庙前湖坪上。

抗日英雄 方志国

方志国（1912——1943），原籍五里牌鲫鱼塘，后迁聂市方家坡（今彭畈村金家坳）。抗战爆发前夕，方志国曾在临湘县保安大队当差使，后晋升为中队长，管辖二十几人和枪。1938年11月9日，临湘沦陷。他积极响应抗日县政府的号召，毁家纾难，投身抗日，带着县保安大队的部属，投奔抗日县长王翦波，出任游击队中队长，活动于羊楼司、五里牌、路口、云溪等地的粤汉铁路沿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夜深人静之时，他们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到铁路的偏僻路段，撬走铁轨，堆放石头、木头、稻草等障碍物，阻拦日军的运输，叫鬼子车翻人亡；或者剪断日军的电话，或者声东击西，直接杀敌，弄得日军焦头烂额，防不胜防。

1939年11月，日军把其父亲方少臣及大儿子方胜鹏抓走，押到长安。先是关到日军司令部，后来软禁于临湘维持会，进行诱惑、威胁，声称“方志国不来归顺，就杀死他的父亲和儿子”，方志国将此事报告给县长王翦波，与之商量后定下一个“假降计”，混入伪临湘保安大队五里牌保安分队当上了该分队的分队长。随即利用合法身份刺探火车站内的军需物资，兵力运输等情况，密送游击抗日武装。1941年8月17日，守鸿鹤岭的薛岳守军直接用炮火轰击附近的日军军需仓库、碉堡等军事设施，方志国的情报便发挥了极大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制造矛盾，日军安插在该分队的铁杆汉奸班长，两个都被调离它职。他还在保安分队强化抗日力量，寻找机会“拖枪反水”，回到游击队这边来。1941年9月的一天上午，五里牌火车站内的日军大都调上前线，只剩下不多的士兵看守车站。方志国意识到这是“拖枪反水”的良机，马上命令手下处死分队内剩下的汉奸班长；并立刻派人给儿子、父亲送去暗号，要其分头立即转移。等了一阵子，只有儿子已走，父亲年迈行动迟缓仍未离开险地。这时，车站内的日军开始换岗。他顾不上家人的安全，毅然决然地率领20多人冲出营房，杀死正在换岗的数名日军士兵，缴获他们的枪杆和手榴弹，然后朝火车站北边的丘陵山岗中撤退。守备在火车站内的日军士兵听到枪声，马上派出一个班的兵力追击。在杨田畈磨刀亭，方志国命令其他人赶紧钻入山林朝聂家市方向逃跑，自己在后面掩护，他举起刚缴获的三八大盖枪，击毙了冲在最前面的宣抚班长，其他鬼子兵只好放弃追赶，抬着宣抚班长的尸体撤退。方志国“反水”成功了，但日本鬼子马上派汉奸抓捕了其父方少臣，并严刑拷打，要他交出方志国，方少臣一言不发，鬼子就用刺刀一块一块地割其肉用于喂军犬。

方志国胆大心细，经常化妆深入日占区，甚至还冲进哨所杀死日本鬼子。 1942年5月的一天上午，天空淅淅沥沥下着雨，聂家市街上行人稀少。方志国手举雨伞、头戴礼帽，身着蓝色长袍，一副头面人物的打扮，经过康公庙前的日军哨所，两个哨兵检查他的良民证，他乘其不备，两枪打死两个哨兵，并取下他们胸前的枪弹、然后几个跑步，奔离街道，钻进了山中的丛林。1942年秋，铁桥码头边的天主堂内驻扎一队日本鬼子。一天中午，一些日本鬼子在天主堂的礼堂里游戏、玩乐。方志国从河坡上岸，钻进杂草之中，悄悄接近教堂，拨出手枪，对准正玩得开心的日军士兵连开两枪，击杀两名日兵。随后收起枪，几个快步脱离了险区。

1943年农历正月初二，方志国去今朱贝村六合冲走亲戚，行至胡家嘴拐角处，遇上到在乡间打虏的两个日本鬼子，双方立即操枪向对方射击。方志国的驳壳卡壳，没有击发，反倒是鬼子的枪，击中了方志国的大腿。方志国不顾鲜血直流，飞身向前抱住前面的日本鬼子撕打，并将其击昏。后面的鬼子知道方志国武艺高强，不敢直接参战，拔腿跑回香花嘴报信，日军援军赶来后，他寡不敌众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活活捅死。方志国以身殉国后，六合冲的老百姓自发地捐赠上等棺木进行了安葬。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方志国被认定为为抗日烈士，名入临湘忠烈祠。

大义灭亲何福桂

何福桂（1894-1998），聂家市河沿上人，人们尊称“福妈”。 祖上几代业茶，祖父何雅林、父亲何容舟，经营两家分别名叫“德玉生”、“何森记”的茶行和一家油榨房。他在家里被视为“掌上明珠”，仅仅挨过一次“整”，这就是：“包脚”。她三岁时，父亲将她幼小的脚背包弯曲，然后要她从一米多高的方桌上跳下，将脚板折断，成为所谓“三寸金莲”。百岁前后，他还经常这样哼唱：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

骨肉痛楚，苦楚难当。

可怜天下，女人遭殃。

受“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影响，何福桂仅入私塾读书两年，初通《女儿经》、《女四书》而已，但生于商贸之家，从小会打算盘、计数字。1908年，何福桂出嫁到枫树湾，丈夫名叫李名清。婚后夫妻恩爱，李名清管理生意；何福桂操持家务，缝缝补补，挑花绣朵。

1930年，39岁的李名清因吸食而一命呜呼。李明清死时，福桂35岁，六个子女年龄尚小，家境陷入绝望之中。她以一个年轻寡妇接管丈夫留下的烂摊子，想方设法筹集款项，重新立业。先是勤做女工，常到别人家的茶行拣茶抓收入；继而将自己和家人搬到偏屋里居住，腾出一栋雕饰精美、人称“花屋”的住屋用以收购鲜茶叶略作杀青加工，再转卖给其他茶行以获利。长子李旦生长大成人后，福桂指定他购船一条，跑运输，将自家的老茶直接打包销往汉口，来时则给其他商号带货，结果家业“东山再起”。

上世纪二十年代直到四十年代，聂家市兵匪横行，贪官污吏丛生，时局动荡不安，何福桂以其能说善辩的能力，于各种势力之间。无论是上层官吏、达贵显人，生意场中的贩夫走卒，乡村的农民，她都灵活结交，从而既保证了一家人平安度世，又保证了家里的生计利益。不过，她有理有节、爱憎分明、是非清楚。临湘县政府为加强对抗日工作的领导，在粤汉铁路以北成立抗日组织“路北办事处”。何福桂要其长子李旦生的两只大船经常帮助路北办事处办理抗日事宜。她的次子李祥生是名恶少，成天游手好闲，打架斗殴。何福桂要他改邪归正，而他我行我素，不思悔改。1938年，聂家市沦陷后，李祥生先在游击队里混，后又拖枪反水，投降日本鬼子当汉奸，1942年被游击队捉住，有人劝何福桂去“路北办事处”说情，救他一命。福桂说：“谁叫他当汉奸的，国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让游击队把他枪毙了。

百岁老人何福桂照片（方国云提供）

何福桂一辈子坚持真情待人。她家的茶行位于大路边，天天行人不断。她在茶行内长年备有斗笠、蓑衣等雨具，遇下雨天，无论生疏，无偿提供；一年四季都烧茶水，无偿供应来往行人。她同情弱小、乐于救人。1948年8月，聂家市遇灾，从乡村到集镇很多人家断粮，都以野菜、榔树皮、观音土充饥。节骨眼上，李旦生正从汉口贩来两船豌豆，准备到聂家市出售，何福桂劝李旦生说：“穷苦人家，受此灾荒，我们家的蚕豆，干脆送给他们，算是救人性命。”发放时为了防止有粮的也要一份，福妈母子“耍谎”说“只是借给度荒”。后来她把借据也全部烧毁了，说：“免得他们把这些事常挂心上。”

方汉生、姚祉嘉、沈少慧

1938年11月，日寇的铁蹄一踏进聂家市，便忙着物色有名望的乡绅组建维持会，实施“以华治华”策略。他们想物色的第一人是方汉生。

方汉生（1887—1940），方志盛商号的第三代能人，聂市镇荆圣村人，少时聪慧好学，曾随叔父方旦初到安徽六安、四川泸州任上读书。清亡，返乡从商。因经营有道，资产渐丰，为人正直，在商界颇有声望，被推为聂家市商会理事长。他热心公益事业，曾为重建九如桥和新建聂市第一高级小学捐资出力。任商会理事长期间，敢于抵制政府不合理摊派，为商人减轻负担，排难解忧，且具爱国情结深受当地民众爱戴。日本人劝他出面组织“维持会”， 他不屑一顾，铁骨铮铮地说：“我是商人，不擅政事，恕我不能从命”。

日本人物色方汉生失败后，转而物色街上的清末秀才姚祉嘉。姚祉嘉（1872-1944），字登瀛，聂市老街人。“清末叶致力于科举，韶年试经古学，冠四邑（岳阳、临湘、平江、华容）童军，得入爨宫。光绪三十年（1904）得贡职，光绪三十三年任聂市茶马大使（茶界帮主）。中年西游三秦，周览名山大川，开拓胸襟，有诗集《毋自欺斋诗稿》传世。”光绪末至前期，他随晋商康鉴三制茶、贩茶，并兼任聂市团防局长、商会会长。后随女婿谢月峰（政府县长）到湖北蒲圻、远安佐理簿书钱粮。他热衷于地方公益，是聂市重建九如桥、二逢桥和新建聂家市三所小学的主要领头人之一，在聂市颇有声望。日军侵占聂市后，煞有介事地物色他出面组织维持会，他回答说：“我是儒商，不擅理政，无法从命！”

日本侵略者物色维持会的人选两遭失败，仍不死心，又物色沈少慧。沈少慧（1880—1953），聂市镇凤形人。少年就读乡里，长成求学于湖南省政法学校。毕业后，投身教育事业。1913年，沈少慧在聂家市首创有别于私塾的新学校——模范小学，亲任学董和校长。1924年，任聂家市第三高级小学校长。1934年被聘为临湘县第一高级小学校长。沈少慧虽担任过聂区助理和聂区区长等职，但毕生精力主要从事教育事业。他笃信教育可兴国，与方永炳、姚祉嘉、沈崇德等人合作在聂家市地区先后筹建了三所小学。他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参与了聂市老街九如桥和凤形村二逢桥的筹建工作。日军物色他，让其担任聂市维持会会长，他则说：“我年近花甲，乃一老朽，不可从命”。

日寇见此三人皆予拒绝，不禁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将他们掳至县城长安，先事利诱，许以高官，后事威逼，以刑相吓，令其三人任职伪。而这三人，气节凛然，义不事敌，在狱中受尽折磨，终不屈膝。数月后，方汉生因刑致病，生命垂危才得保外就医。出狱不久，不治而亡。方汉生殉国后，乡人吊唁者络绎不绝，方家大院挂满了挽联祭幛。乡儒沈崇德所撰挽联，以古典盛赞方汉生、沈少慧、姚祉嘉三人的报国壮举，表达民众抗日的决心。其联云：

殷有三仁，讵公意，欲效比干先死；

天无二日，卜民情，誓与夏桀皆亡。

沈少慧、姚祉嘉抱定以身赴义的决心，从狱中托人送出挽联曰：

我犹未脱堂阜囚，对白露秋霜，短气频嘘怨后死；

君何遽作蓬岛客，痛黄昏夜雨，长安远望哭先生。

大涌玉纵火之谜

据老茶工九十多岁的张怡海老人几年前回忆、《湖南省实业志》记载，大涌玉茶行，建于“清同治年间”，山西人经营，系山西茶商独资企业，年产青砖茶三、四千箱。日军入侵聂市后，开始是日本兵的驻扎地，后被日军香花嘴宣抚班的控制，断断续续地制茶贩茶。1942年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该茶行突然起火，顿时成为火海。香花嘴日军瞭望哨发现后，立即报告宣抚班长河野：“不知聂市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火光冲天”，汉奸们说：“是大涌玉茶行起了火”。河野随即集合日军50多人，由他带领奔赴聂家市街上。日军迅急全力投入救火，并从万寿宫调来6台水铳。那天刮着大北风，风助火势，火仗风威，茶行迅即化为灰烬。后经调查，其火是军爆破队队长张宗儒，选在有大风的日子里用凝固的汽油弹纵火焚烧的。

张宗儒爆破队火烧大涌玉，在聂市长期来存在两说：一说是张宗儒挟嫌报复，张宗儒结婚，向该茶行借留声机为新婚礼助兴，茶行的老板方昆山没有答应；另一说是抗战爆发后，大涌玉茶行被日伪占去，该茶行是作为日伪企业被烧的。以上两说，以后说为是。据考，1938年山西太原沦陷后，日本侵略军曾把山西省政府设在各地的大涌玉茶行占为己有，继续营业，以增加军火投资。为此，批示军统总部：“大涌玉已是敌伪财产，要统统烧掉。”聂家市火烧大涌玉茶行，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接到军统总部通知后，电令临湘的直属爆破队执行的。这从宣抚班的日军在弄清聂家市街上的风波之后，那么卖力救火，也可看出。

封面为聂家市街上大涌玉茶行遗迹

永别的时刻 前行的时刻——同志追悼大会侧记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题：永别的时刻 前行的时刻——同志追悼大会侧记

新华社记者朱基钗、丁小溪 人民日报记者桂从路

这一刻，山河肃穆，天地含悲。

这一幕，哀思绵绵，缅怀无尽。

2022年12月6日上午，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

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5000人肃立，沉痛悼念敬爱的同志。

“我们爱戴同志，怀念同志，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总书记致的悼词，在人民大会堂里久久回荡，在亿万人民心间久久回荡。

冬月的广场，寒风凛凛。

上午7时21分，五星红旗伴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升至顶端后，又缓缓降下。

今天，全国下半旗志哀。今天，一切公共娱乐活动停止。

悼念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赶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的代表来了，全国各省区市的代表来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官兵代表来了，同志的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来了……

他们步履沉重，缓步登上大会堂东门外的台阶，胸前佩戴的白花，在寒风中摇动。

“作为四百多万扬州人民的代表，我来送敬爱的同志最后一程。”泪水，在扬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敏的眼角涌动，“还记着同志退休后回乡探亲的一幕幕，耳边似乎还响着那爽朗的笑声。家乡人民怀念这位‘老街坊’，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白花如雪，挽词如泣。

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和大礼堂内四周摆满了花圈，深情诉说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无尽哀思。

会场庄严，挽幛静垂。

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同志的巨幅彩色遗像。同志的骨灰盒安放在鲜花翠柏丛中。上面覆盖的鲜红党旗熠熠生辉，诠释着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主义的坚定追求。

上午9时55分，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神情凝重，缓步来到大礼堂，同全场一道面向主席台肃立。

偌大的礼堂，静默无声。

10时整，追悼大会开始。低回的哀乐声响起，全场默哀3分钟。

神州大地，举国同悲。哀乐声通过电波，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传到雪域高原、林海大漠、边防哨所，传至辽阔土地上的机关、工厂、学校、商店、街道社区……

黄浦江上，汽笛声划破长空，浦江两岸沉浸在悲恸中。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有限公司的职工代表们胸佩白花、臂戴黑纱，为“老厂长”默哀。

“老厂长，一路走好！您的业绩深深印刻在一代代益民人心里。您工作中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品格，永远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生产部经理马店声音哽咽。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失去了同志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感到无限悲痛，世界各国人民、各国领导人和各方面国际友人也表示深切哀悼。”在全场凝重的气氛中，总书记致悼词，深切缅怀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

时间忠实铭记，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

少时亲历家国沦丧，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洪流；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企业、科研单位、国家部委工作，从上海应调北上长春，远赴莫斯科实习，回到上海，西调武汉，进京任职，又回上海主政一方，1989年当选中央总书记……

“1946年4月加入中国，从此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在每个岗位上他都尽职尽责、艰苦努力，把火热年华献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改革开放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总书记在悼词中深情地说。

96载人生岁月，70多年革命生涯，同志的一生同党和国家命运紧密交织，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复兴的世纪征程。

置身会场，回忆当年燃烧的岁月，89岁高龄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原职工刘人伟百感交集：“同志把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一汽。他为新中国汽车工业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带领群众艰苦创业，为国家奉献了一生。”

历史不会忘记，同志永不磨灭的功勋。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幅同志言明心志的书法作品照片，连日来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转载。

在悼词中，总书记指出：“同志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之际，我国正面临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严重时刻，可谓临危受命。同志坚定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的13年中，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香港、澳门回归，北京申奥成功，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同同志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悼词的高度评价，是已被历史所证明的结论。

人民永远缅怀，同志崇高的品格风范。

千里之外，湖北武汉一栋居民楼内，荆州市委原书记刘克毅在家中凝神收看追悼大会直播。

“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领导我们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战胜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等……”

当听到总书记致的悼词中这句话时，刘克毅的思绪又飞回24年前，“那是1998年8月13日，正当长江第五次洪峰向中下游推进的关键时刻，同志在洪湖市乌林镇中沙角险段大堤上，手持扩音喇叭动情地鼓励正在抗洪抢险的军民，誓夺抗洪抢险斗争的最后胜利。”

“目光远大、审时度势”“信念坚定、处事果断”“尊重实践、与时俱进”“尊重群众、关心群众”——同志鲜明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风范，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前进。

大洋彼岸，美国纽约。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通过网络同步收看直播，书架上摆放着一本自己的著作《他改变了中国：传》。

“我感到自己与北京现场的人们心情是一样的，都感到非常难过。”库恩表示，“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望历史时，将会把担任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期定为中国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的时期。”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凝结了包括同志在内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血和奋斗。

心中的悲痛，化为行动的力量。

大礼堂三楼眺台上，黑底黄边白字的巨型横幅，传递着亿万人民的共同意志：“在以同志为核心的领导下，继承同志的遗志，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继承遗志、继续奋斗。在悼词中，总书记指明新征程上的奋进方向——

“我们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我们一定要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我们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我们一定要坚持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我们一定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我们一定要坚持胸怀天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我们一定要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

深切缅怀，为了更有力地前行。

上海交通大学校园里，一束束鲜花和手写的卡片寄托着青年学子的哀思。在闵行校区文博楼一楼会场，近百名师生代表神情凝重，聆听总书记致悼词。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学生杨大力的手机里，收藏着同志当年在交大学报上发表的论文《新时期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我们要继承老学长的遗志，学习老学长的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在学术研究领域攻坚克难、矢志创新，以青春之我逐梦伟大时代，为党和国家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致悼词50多分钟，全场静默无声。

在致悼词的最后，总书记的话语深沉而坚定——

“同志同我们永别了。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心中。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周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全场向同志深深三鞠躬。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走向同志的夫人和亲属，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雄壮的《国际歌》，在人民大会堂内回响。

我们的梦想，必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中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