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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叔子：从教研室主任直接到大学校长，一生有很多传奇之处

11月4日晚，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原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

（本文摘自武汉市委组织部、长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编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初心：三十五位在汉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奋斗故事》一书。）

杨叔子，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

他出生在江西湖口，走上革命道路在南昌，实现人生理想在武汉。从 1952年来到武汉，他早已把武汉当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三个故乡。他积极倡导在全国高等教育别是在理工科教育中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作为一位工科院士，他的人文情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大学毕业生，他的贡献，历史将会铭记。

（一）

“其实我的口才不适合做教师，一是讲话太快，二是也没那么好的表达才能。”晚年，杨叔子这样回忆。

大学毕业前，杨叔子服从学校安排，留校做了一名教师，“这并非我所希望的、最合适的工作岗位”。在杨叔子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往事钩沉》一书中，其教师生涯占有较大篇幅。《往事钩沉》第五章、第六章都是对自己教师生涯的回忆和记录。

把课讲好，是教师最基本的职责，这如同农民要种好田、工人要制造合格的产品。“不适合做教师”的杨叔子，不仅后来成为了全国优秀教师，还成为了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教育家。

“我一正式登台讲课，就连续两次彻底砸锅。”主要是讲话太快，一节课讲了三节课的内容，他站在台上流汗，学生在台下流汗。50多年过去了，杨叔子对初上讲台的囧事仍铭记于心。

但他没有气馁，更没有倒下，他下定决心，总结经验，排除所有困难，一定要把课讲好。若干年后，他这样自我评价：“除了语速稍快外，其他方面应该说都够得上 A或 A-的标准”。

李德焕是与杨叔子一起共事多年的老友，曾任华中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在他眼里，杨叔子能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优良的学风、勤学苦练的钻劲和拼劲。

杨叔子 1994年到北京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课题申报答辩，答辩时他十分沉着，毫不慌乱，语速正常，有条有理，几乎连胶片、屏幕都没看过一眼。答辩完毕，当时的东南大学校长韦钰连说：“讲得好，讲得好！”

作为教师，必须对学生负责。杨叔子一直有写诗词的习惯，但 1976年 10月到 1978年 3月近一年半的时间，他一首词也没写，这是从未有过的。在撰写《往事钩沉》时，杨叔子问自己：近一年半的时间一首词也没写，原因何在？干什么去了?原来，他当时把时间全部用在了 75113班上了。

75113班，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这是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比较薄弱。“我必须对这批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负责到底，而且对其中每一个学生我都应尽到我能尽的责任。”杨叔子是这样说的，也更是这样做的。

为了负责到底，他把有关教学上、业务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除外语课外，其他课，他都上过。“没有考试，没有检验，那怎么行？学生作业，老师没时间改的，我来批改。”不少学生说：“杨老师！你真行!什么都懂！”

在全国性的竞争面前，这个班的学生后来有好几个考上了研究生。这背后凝聚着杨叔子的汗水和心血。1991年杨叔子指导的博士生吴雅毕业，其博士论文在答辩时获得 95.1分，创下当时学校从未有过的记录。在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吴雅的论文还被选出与美国一所大学同期论文做比较，专家评价吴雅的论文学术水平远高于后者。对于这一成绩，杨叔子认为，是学生拼搏的结果，也是团队齐心干出来的。

“念大学时我从没想到会当教师，当时一心只想学习，搞工业化，去参加工业建设。而到今天，我仍旧如同大学毕业当了教师以后一样，对教师职业的热爱之情一直有增无减。”教师如何才能讲好课呢？在杨叔子看来，教师讲课，不是如演员一样高级地照本宣科，而应心入课中，有所发挥，甚至临时突冒“灵感”，讲出新的见解。

（二）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1992年下半年起，我国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1年的院士增选为第四批，之前的三批分别为 1955年、1957年和 1980年。作为华中科技大学历史上的首位院士，杨叔子一再强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进入院士行列了。”

1991年，当时的华中理工大学一共推选了 3人参评院士，杨叔子是其中之一。为什么要去参评院士?杨叔子认为，这“绝不是个人的事情”，能否申请成功，是评估学校和集体学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而且一旦成为院士，还可以为学校更好的发展创造条件。他坦诚地说，对院士申报自己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这次不行，下次再来”。

300字的院士申报推荐理由，实事求是地对杨叔子的主要贡献和成就进行了高度概括：杨叔子教授立足于机械工程，致力于机械工程加工与机械加工自动化方面，发展了切削振动理论与误差补偿技术，研制出不解体的发动机诊断系统，解决了有关单位中的重大关键问题。在机械设备诊断理论与实践方面，建立了一套概念体系，发展了诊断模型与策略，研制出不解体的发动机诊断系统；还发展了钢丝绳无损检测理论与技术，解决了国际断丝定量检测难题。在时序分析的应用基础与工程应用上，结合系统论与数据处理技术，发展了某些理论与方法，对时序分析的工程应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专家系统应用、信号处理、机械工程控制上，也有多方面的成就。科研成果通过鉴定 18项，获重要奖励 9项，专利 1项，发表学术论文 250多篇，出版著作 10种。

近 30年过去了，杨叔子在专业成就上又有新突破。这从华中科技大学网站上对杨叔子最新的介绍中就能够看出：“立足于机械工程领域，把机械工程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紧密结合，致力于同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交叉的研究与教学，特别是在先进制造技术、设备诊断、信号处理、无损检测新技术、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的应用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省部级科技奖 20项，专利5项。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60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 12种。获国家级、省部级教学、图书重要奖励 13项。指导的研究生中，已有百余人获博士学位。”

不得不说，1991年的院士增选保密措施做得真好。学校有关领导和部门费尽心力去打听，是否有人评上了，结果是“没有”，华中理工大学申报的 3人一个都没有评上，甚至学校有关领导还打电话告诉这 3人，鼓励他们不要丧气，继续努力，争取下次能够评上。

院士增选的正式结果是 1992年 1月 4日公布的，有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新闻中听到了杨叔子的名字。“没听错吧？”“没听错！”这天上午，正在陕西汉中江汉机床厂进行技术攻关的杨叔子，接到了来自学校的电话：立即回校，参加庆祝会。

对于这一光荣时刻的到来，杨叔子反而显得很淡定，他一点也没陶醉，一点也没疯狂，而是深深地认识到，自己要“从头跃马新程”了。作为华中科技大学历史上的首位院士，杨叔子也被寄予了更多的期望。正是如此，他和团队也更加齐心、更加相互关心、更加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面对博士生们的祝贺，他语重心长地说：“十分感谢你们!你们要好好干!好好干就是最好的祝贺。”

杨叔子所获的国家级奖项中，他的名次并不靠前，何以能当选院士呢？针对议论，国际著名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胡海昌解释：那是因为杨叔子一贯将荣誉让给别人，所以他的名次在后。这样的解释，不仅起到了力排众议的效果，还让人们看到了杨叔子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所以，杨叔子一直强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进入院士行列了。”他说，这句话的前提与结论不能错位，因果关系不可倒置，上半句是关键前提，而下半句是重要结论。

2006年，杨叔子在恩施高中做报告，当追忆起自己当选院士时的往事时动情地讲道：“这个荣誉不属于我，属于我们集体，属于我们机械系，属于我们华中理工大学，属于人民，属于我们党。我是个普通教师，是个普通员而已。”

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共有杨叔子、熊有伦 、周济 、李培根、段正澄、丁汉 6位院士。一个学院拥有这么多的院士，这非常罕见，背后或许正是杨叔子所说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的结果吧。

（三）

杨叔子的一生有很多传奇之处。比如，破格晋升教授，是湖北省当时最年轻的两名教授之一；从教研室主任直接到大学校长，这也是非常少见的事。

1980年，杨叔子在只任了两年副教授后，就破格晋升为教授了，是湖北省当时最年轻的两名教授之一。当时，除新中国成立前留学归来的教师外，学校还没有教授，杨叔子的多位老师也都只是副教授，但大家都支持他先评教授。

杨叔子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他也被寄予厚望并委以重任。1992年12月，杨叔子接替已经担任了两届校长的黄树槐，出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而在此之前，他仅为机械系的教研室主任，从未有过从政经验。

这种由系教研室主任到大学校长的跨越，除杨叔子外，还发生在与杨叔子同年当选为院士的俞汝勤身上。俞汝勤与杨叔子同期被任命为湖南大学的校长。

著名大学的校长要由院士担任，成为一种风气和潮流。自杨叔子开始，后面担任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都是院士，不过有的是担任校长后才评上院士。

“我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杨叔子在被正式任命为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前，在国家教委与他谈了话。杨叔子在谈话一开始就讲，自己不具备担任校长的能力。但告诉杨叔子，国家教委派人调查后认为他具备担任校长的能力。杨叔子在《往事钩沉》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这一幕：“我们派人到你们那里调查：‘怎么办大学？’你讲：‘办学抓思想！’又问：‘怎么抓？’你讲：‘抓三条：一是抓教学，二是抓教师，三是抓干部队伍’。还讲：‘这不是讲学生不重要。学生当然重要，办学就是为了培养人。但没有教学，没有教师，没有服务教学的教师与干部，办学就成了空话。’抓办学思想，你讲得太对了!你完全可以干！”

“你是服从组织的，回去干吧！不会干坏的，我们大家帮你干！”在党委书记李德焕的表态支持和动员下，身高只有 167厘米、体重 50多公斤、戴着上千度近视眼镜的杨叔子，开始担当更大的重任。

担任校长后，杨叔子在学校党委的常委会上讲道：“办这么大的大学，我远不能胜任，不如你们，但既然把我推上了校长岗位，我怎么办？一句话，靠你们！你们主管的工作你们放手管，不必问我，解决不了的大问题，集体决定，少数服从多数。”

杨叔子担任校长时还给自己立下了 一个规矩：在校时，每周至少有两个上午在听课，并且要做听课记录。这也为后来华中理工大学在教学评估中加了分。办学，首先应该在战略上有眼光，同时也必须在战术上可行。无前者，是近视；无后者，是盲动。杨叔子担任校长后确定了“强基、扶优、支新、重交”的八字办学原则。强基就是要加强基础，扶优就是要拿优势学科去竞争，支新就是要支持新生学科，重交就是要重视交叉学科。

华中科技大学引力中心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引力中心”。北京时间 2018年 8月 30日凌晨 1时，《自然》杂志刊发华中科技大学引力中心的中科院院士罗俊团队测 G（引力常数）实验的论文，该团队历经 30年艰辛测出了截至目前常数 G的最精确值。据悉，这是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第一篇《自然》杂志文章。此次罗俊团队采用两种不同方法测 G，精度均达到国际最好水平，这为提升我国在基础物理学领域的话语权，为物理学界确定高精度的引力常数 G的推荐值作出实质性贡献。

华中科技大学今天成为“世界引力中心”，与多位校长对此的重视和支持有着直接关系，这就包括杨叔子。杨叔子在担任校长时，是高等学校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但还集中财力在引力实验室的山洞前盖了引力大楼。因为当时财力确实有限，党委会上，主管学校财务的负责人投了反对票，但常委会通过的事，最后都还是大力支持。建引力大楼时，杨叔子动了第一铲土，以此表示学校领导集体的决心。

（四）

当今中国，能够在科学与人文两个领域同时取得卓越成就的，应该非杨叔子莫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民族精神，没有人文文化，不打自垮。”网上检索这句话，显示相关结果有 70多万条。这可能是杨叔子流传最为广泛的一句话。率先倡导在全国高校尤其是理工科高校中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杨叔子对高等教育的重要贡献之一。

1933年 9月，杨叔子出生在江西湖口的一个书香世家。杨家十五代人，代代秀才不断，被称为“一线串珠，秀才杨家”。从 5岁起，杨叔子便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习古诗词。直到 9岁入高小(当时小学五年级)学习时，他已遍读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与百篇古文更是烂熟于心。

“人文教育不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总在考虑是否有用。”杨叔子认为，高等教育需要帮助学生树立起理想和信念，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在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时，在原国家教委的关怀下，他在华工校园里掀起了“人文风暴”，在全国理工科高等教育中率先举起文化素质教育大旗。学校规定，不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必须通过学校组织的“中国语文水平达标测试”，不合格者不予颁发学位证书。从 2007年起，学校将中国语文定为本科生必修课，不及格者不予毕业。同时，杨叔子积极推动学校成立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根据各个高校“人文讲座”整理出版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被评价为“重塑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力作”。

从 1998年开始，杨叔子要求自己的博士生必须会背《老子》；1999年，又要求加背《论语》前 7篇，否则不能参加论文答辩。杨叔子坦言，这其实是在补中学，甚至小学的“课”。多年奔走大学、中学讲坛，他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观点，那就是“要先育人，后制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些年来，杨叔子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教育，特别是文化素质教育上。对此，周围有很多人一开始并不能理解，认为杨叔子是机械工程专家，应该在专业领

域继续钻研下去，一下子转到人文教育显得“不务正业”。“我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解放那天起受到革命传统教育的哺育，我强烈感到教育之重要、文化之重要、环境之重要、文化育人之重要。”杨叔子的回答掷地有声。

2016年 2月20日，早春时节，轻寒袭人，杨叔子做客湖北省图书馆，做主题为《我的第三个故乡》的演讲。他出生在江西湖口，走上革命道路在南昌，实现人生理想在武汉。从 1952年来到武汉，他早已把武汉当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三个故乡。“既然活下来了，就要有用。武汉需要我，我更需要武汉！我要回报武汉，而且还要付‘利息’呢。”病而未倒的杨叔子，抱病去演讲，这是他回报武汉的一种方式。他说，能为武汉做一件事，“我真高兴”。“紫气东来，云雾扫开天地憾；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在这次演讲中，杨叔子用这幅对联表达了对武汉的热爱之情以及对武汉未来的美好期待。

（来源：长江、《初心：三十五位在汉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奋斗故事》）

【编辑：王戎飞】

【来源：长江】

蒙哥马利这样评价周恩来：他出身高贵，思维敏捷，举止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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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谈完话之后，蒙哥马利对这个东方国家其他的领导人也抱着一样的好奇心，他想知道，他们依靠什么将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政府推翻，他们在这个政府留下的废墟上将怎样从事自己的建设。

蒙哥马利元帅

蒙哥马利来到中国的时候，中苏关系尚为亲密，但是，善于倾听的蒙哥马利却从中国人的谈话中听出了其中的裂痕。

这些细微的东西是他在同周恩来的交谈中感到的。1960年5月25日和26日蒙哥马利曾两次与周恩来进行会谈。

5月25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了来访的蒙哥马利。

周恩来说，中国在经济上要比西方国家落后至少一百年。我们要在经济方面、科学技术水平和人民生活方面赶上西方国家，就不能够等一百年，因为一百年以后你们又前进了。我们说各国平等，但是平等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说。实际的平等要看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是一穷二白落后的国家，加快我们的建设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过去一百多年来，不断的内战使得中国极端贫困和落后，使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根源是内在的和外来的压迫，这点你是了解的。

在谈到战争时，周恩来指出，说社会主义阵营不打算向外进攻是正确的，但说西方不打算向外进攻，就不完全如此了，它们经常派侦察飞机到社会主义各国上空侦察和拍照，包括中国和东欧国家的上空。美国到处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一向是敌视我们的。这种情况决不说明美国不要发动一个新世界战争，而恰恰说明它们在准备一次新的世界大战。战争不可避免是一种想法，因为只要帝国主义作为战争的根源继续存在，战争的可能性也继续存在。另一种想法是如果搞得好，如果做出努力，可以阻止战争。这是两种可能性。我们把两种可能性都考虑在内。

蒙哥马利：“中国的最终目标将是什么？”

周恩来谈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中国工业的发展，说明中国人民需要一个国际和平环境来进行长期的建设。

关于台湾问题，周恩来说，美国必须首先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同意美队从台湾撤走，有了这两条原则，可以一方面同谈判如何使台湾回到祖国，另一方面同美国谈判如何撤出美军的问题。

在阐明中国和苏联在基本外交政策方面一致以后，周恩来告诉蒙哥马利说，可以告诉你，如果美国挑起世界大战，从西方进攻苏联，中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

26日，周恩来与蒙哥马利进行第二次谈话。

周恩来说，中美两国人民都愿意彼此友好，它们之间没有什么猜疑和仇恨，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敌视是美国开始的。美国制造猜疑和仇恨，不仅引起了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愤怒，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这是自然的。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也在美国。它既然敌视我们，我们当然也敌视它。我们敌视和反对的是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它侵占台湾。如果要改善中美关系，美国应该首先采取步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们的志气是，如果别人愿意对我们友好，我们也愿意对他友好，如果别人对我们敌视，我们也只好敌视。我们不能忍受美国的欺侮。

周恩来接着指出，改善中美关系的先决条件是：一、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二、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我们愿意同美国坐下来淡。如果美国把军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我们就没有理由使用武力。留下来的问题只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力争和平“解放台湾”，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如果台湾不干，并且使用武力，那么我们只好用武力解决。但是，这不会影响国际形势。如果美国首先声明愿意把军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而台湾问题也自然会和平解决。

蒙哥马利与周恩来的会谈，是兴致盎然的。他们一问一答，颇有点像答记者问。周恩来虽然懂法语、英语，但谈话中，他自始至终只用中文，担任他们翻译的是翻译水平极佳、曾留学哈佛的蒲寿昌。

蒙哥马利：中国当前的困难有哪些？准备怎样克服呢？

周恩来：连续几年的歉收，积累下了一大堆问题。这是主要的问题。解放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我们正在学会对付老天爷带来的自然灾害，我们慢慢懂得了哪里发生错误，哪里需要改变，哪里需要下放权力，哪里需要进一步地集中控制……

至于人民公社的问题，有些公社确实太大了，一个公社分为若干大队，再分为若干生产队，公社规模大了，不容易控制，目前已调整为一个生产队20户到30户，100多个劳动力。

蒙哥马利觉察出此时周恩来的谈话与一年前略有不同，一年前，他们还大张旗鼓地宣传所谓的“三面红旗”。

当然，蒙哥马利不可能知道，中央在春天决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即著名的八字方针。中国的“高烧”开始降温。但他凭直觉发现，周恩来的调子有所改变。

蒙哥马利：面对中国目前的困难，是否将接受外国的援助？

周恩来的回答令蒙哥马利感到非常蒙胧，他说，过去，我们接受过财政援助(指苏联)，现在正设法偿还，因为我们不想对任何国家负有义务。

周恩来既没有说接受外援，也没有说拒绝外援。

周恩来强调说，我们力求进出口贸易平衡，需要的是互惠和交换基础上的贸易，我们的确需要技术上的援助，仅此而已。

蒙哥马利感到，这个国家有点关起门来过日子的味道，听谈话时，他曾提出过类似问题。这种关起门来过日子的做法是好还是不好呢？这个国家关门闭户已经有过许多年历史了。

话题于是转到同苏联的关系上。当时，这个话题十分敏感，事实是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关系相当紧张。

周恩来怀着良好的愿望。或者是出于一种策略，同蒙哥马利说，我们和苏联没有，中国始终感谢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帮助和指导，关于苏联召回技术人员拒绝再派来的“谣言”，“完全不确实”。

蒙哥马利听话听音，听出了中苏关系的裂痕。他推断说，中苏关系处于冷淡阶段，中国不准备公开破裂，并将做出让步来避免这一情况。

作为一名军人，蒙哥马利当然关心中国的军队武器装备情况。

于是，蒙哥马利问周恩来，你们反对核武器，是否发展核武器呢？

周恩来痛快地告诉他：“当然，我们的政府已经决定进行核试验。我们靠自己的科学家来发展。”

“你们需要别人的帮助吗？比如俄国？”

“不！”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我们不依赖任何国家。毛主席说过，自力更生。”

蒙哥马利感觉到，中国将在1963年或1964年突破核障碍。

蒙哥马利的感觉是相当准确的。1964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同一天，周恩来在欢迎蒙哥马利的宴会上发表讲话，表示支持蒙哥马利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

周恩来留给蒙哥马利的印象是深刻的。蒙哥马利在后来他的回忆中这样评价周恩来：“周恩来和毛不同，他出身高贵，是一个官宦子弟，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非常聪明、非常富有才智的。的确，就脑力来说，他是杰出的，他的思维敏捷、清晰，说话明确，举止优雅，性格极其宜人……”

蒙哥马利见到的中国元帅是陈毅。

第一次见面，蒙哥马利就被陈毅的笑声打动了。那坦率爽朗的笑声里，满带着一个军人的气质。

当别人向蒙哥马利介绍这位外交部部长也是一个元帅时，蒙哥马利笑着说：

“我们是一个量级的人！

蒙哥马利访华

陈毅说：“哪里哪里，我这个元帅指挥的是中国士兵，你却指挥了好几个国家的士兵。”

军人身上有些东西是相通的，如果时间允许，他们很可能探讨一些军事指挥方面的问题。然而，他们都很匆忙。

有人说，中国人缺少幽默感，蒙哥马利说：“不，只能说有的人缺少幽默。”

为了欢迎蒙哥马利的来访，周恩来总理举行宴会，邀请了一批军人作陪，其中包括的军人和的军人，战胜者和战败者。这些人除了陈毅元帅和李达将军外，多是有政协职务。

“政协”这个职务很令蒙哥马利费解，这和统一战线一样，是中国的专有名词。这个政协和统一战线囊括了诸如末代皇帝溥仪，以及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和宋希濂这样的人物。

蒙哥马利饶有兴致他同他们交谈起来。陈毅元帅指着杜聿明说：“这位是我的对手。”

蒙哥马利很惊诧，问：“政治上的对手，还是别的对手？”

“军事上的，我们在1948年打了一仗，打得很凶哦？”

翻译告诉蒙哥马利，在准海决战的时候，杜聿明是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曾率领3个兵团同陈毅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对阵，杜聿明的部队全部被歼，他本人也被俘。

杜聿明拱拱手，说：“那时大势已去，兵败如山倒。”

蒙哥马利问：“那次战役中，你有多少士兵？”

“100万。”

蒙哥马利感到不可理解，说“有100万人的军队，不应该打败仗。100万啊！”

杜聿明说：“你不知道他有多少人，他有200万！”

“哦？”蒙哥马利看看陈毅。陈毅哈哈大笑，蒙哥马利顿时也跟着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