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八字错误(段祺瑞命理)

讨伐袁世凯失败后，有人要给算八字，：我八字很简单

从上古时始，遇事先问鬼神的“卜筮”的习惯就有了，如今求签问卦依然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甚至非常重视的事情。

因为这个传统，一个人从出生起就注定的“八字”，也成了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依据。

1913年，革命先驱先生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暂时移居日本。因为革命屡次受挫，一些的追随者特意从上海赶到日本，想要为先生推算“八字”，以此推断他领导的革命事业能不能成功。

作为坚定唯物主义者的，听到他们的来意之后，不气反笑，他反问这些想用迷信手段来推断革命是否能成功的人：我的八字不好，你们就不革命了？

他接着就坦然地说了自己的“八字”，让那些人看看凭借这个“八字”，革命能不能成功。

听到说出的八字，那些求签问卦的人讪讪地说不出话来。其他人则被说的八字折服。

先生说的“八字”是什么呢？

“八字”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还有出生的时辰。

古人用的是干支纪年，甲乙丙丁这些为十天干，十二生肖的子丑寅卯是地支，什么年、什么月、什么日、什么时辰这些组合起来，就是一个人的“生辰八字”。

但是先生自己说的“八字”却不是他的出生日期，而是切切实实的八个字。

先生1866年出生于广东中山市的翠亨村，和鲁迅先生一样，他一开始也抱着从医救人的信念。

但是清政府的让意识到，学医并不能挽救国人，于是就立志推翻满清统治，让中国人走上自由的道路。

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兴中会。

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革命为宗旨的团体。

兴中会在的领导下，影响不断扩大，在兴中会的基础上，1905年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

有了统一的政党，中国人终于可以推翻压在头上的封建主义这座大山了。

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终于为满清这个腐朽的封建王朝敲响了丧钟。

按照中国的干支纪年，这一年正是辛亥年，所以武昌起义也被称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后，作为革命先驱者，被推举为中华临时大总统。

但是当“中华”真正建立的时候，却让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当上了中华第一任大总统。

袁世凯出身旧军阀，当上总统后一心想要恢复帝制，当皇帝。

就这样，辛辛苦苦把清帝溥仪赶下台的革命党人，紧接着又得面对袁世凯复辟野心。

1913年3月20日，就在中华第一次国会前夕，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枪杀。

接着，袁世凯又向英法等五国银行借款共计2500万英镑，用这些钱扩充北洋军备调兵南下，准备向南方的革命党人发起攻击。

为了捍卫革命果实，在上海接连召开三次军事会议，敦促南方各省独立，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分割开来。

同时，他也希望和南方各省讨论讨伐袁世凯的事情，但是却没有人响应他。

因为内部的分歧，导致讨伐袁世凯的行动迟迟没有动静，袁世凯这边准备好之后，在当年7月便命令北洋军第6师开赴江西九江，对南方各省首先发起攻击。

袁世凯进攻后，南方各省这才团结起来，纷纷发电响应讨伐袁世凯。

但是因为失去了先机，这场仗打得格外艰难。

8月13日，吴淞被袁军占领、8月18日，江西南昌失守、8月20日，南京城也陷落。

安徽讨袁军柏文蔚，因为下属的师长倒戈，总督府都被占了；广东陈炯明在袁军进入广东之后，也避走香港。

剩余的福建、湖南两省虽然在讨袁行动开始时宣布独立，但是一看其他各省相继失利，他们赶忙取消独立。

这场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以派系的失利告终，不得不避居日本。

“二次革命”的失利，让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思想产生动摇，所以才有了他们要给“批八字”的举动。

作为立志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先驱者，先生自然很不赞同这种以封建迷信手段讨论革命的行为。

他反问来人：难道我“八字”不好，你们就不革命了？

随后就坚定地告诉他们，他的八字很简单，就是“打倒军阀，继续革命”。

回应想要替他“批八字”的那些人的八个字，不但是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他自己的决心。

中国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一朝被新的制度所代替，自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

这一点，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之后，立即紧锣密鼓地安排“复辟”这件事情上就能看出来。

当初之所以愿意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就是因为在清帝“逊位”这件事情上，手握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作用很大。

可是当时口口声声说着“人心思共和”的袁世凯，在成为中华的“大总统”之后，立即又是另一幅面孔，不但攻击南方的革命党人，还为自己的“称帝”积极准备起来。

袁世凯也知道，再像满清一样搞皇权专一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他决定效仿日本和英国，搞“君主立宪制”。

其实袁世凯“称帝”，一定程度上，是被人“拱上”帝位的。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为了让自己能当上“皇太子”，派人印刷了很多假报纸放在袁世凯的案头。

假报纸上，清一色都是各方对于袁世凯称帝的拥护之词，甚至各国也都希望袁世凯能够称帝。

这些报纸误导了袁世凯，让他认为自己“称帝”是人心所向。

当然，就像古代帝王声称自己是“真龙天子”的说法一样，袁克定也没忘给袁世凯造这样的“势”。

袁克定收买了袁世凯的贴身丫鬟。

袁世凯有一天睡醒之后，这个丫鬟做出一副受了惊吓又很惊讶的样子，故意引诱袁世凯向自己询问原因。

当袁世凯问丫鬟时，丫鬟就告诉袁世凯，刚才袁世凯睡觉的时候，他的身上盘绕了一条金龙。

虽然袁世凯对于这种说法有些不以为然，但想到当皇帝，出身官宦的他也有点意动。

袁克定双管齐下，再加上袁世凯身边想要升官发财的那些人一撺掇，袁世凯就算只有三分称帝的野心，此时也已经有了十分了。

而且南方革命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没过多久就在袁世凯北洋新军的攻击下失败了，所以袁世凯也是底气十足。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改“中华”为“中华帝国”，将1916年称为“洪宪元年”，自己也将于元旦那天登基称帝。

袁世凯本以为自己“称帝”，是顺应天理人心，谁想到他称帝之后，全国各地的反对声，比“二次革命”还要猛烈。

梁启超的学生、云南都督蔡锷一路从北京秘密南下，回到云南后立即举起讨伐袁世凯的大旗。

也派革命党人李烈钧前往云南，与蔡锷共同领导讨伐袁世凯的“护”，掀起了一场捍卫共和体制的“护国运动”。

与“二次革命”截然不同的是，护一路所向披靡，袁世凯引以为傲的北洋新军，这次却被打得落花流水。

而且北洋新军内部的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的元老，也因为袁世凯称帝，逐渐与他离心离德。

内外交困之下，只当了六个月“皇帝”的袁世凯就在忧愤中去世。

袁世凯称帝的失败，正印证了的那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革命”不是个人的荣辱成败，也不是像封建帝王开疆拓土一样，建立一个“家天下”的王朝，而是引领一个、自由的新时代。

站在这个角度来说，那些特地从上海赶来，要给先生“批八字”的人，虽然可能是一片好心，但是方法确实让人不敢苟同。

所以先生才会告诉他们，自己的八字，就是“打倒军阀，继续革命”。

先生的“八字”，不是说说而已，为了中国革命，他确实也是殚精竭虑。

袁世凯死后，北洋一系的段祺瑞执掌“中华”大权，但是他上台之后视“”和“共和”为无物，不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也不愿意召开国会。

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共和制度，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又成立了一个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的又领导了一次“护法运动”。

虽然被“军政府”推举为“非常大总统”兼“海陆军大元帅”，但是他手中并没有自己的军队，所依靠的只是一些地方军阀，所以很快他就在军政府内部受到了排挤。

这些军阀、政客之所以肯把“大总统”、“大元帅”的职位给， “护法”是假，借助他的声望是真。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护法运动”自然又以失败告终。

“护法运动”的失败，让意识到不管是袁世凯的北洋一系，还是南方的军阀，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地盘，不是真“革命”。

所以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开始对自己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反思之前的错误。

恰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这给了极大地鼓舞：列宁能领导俄国人民推翻帝制，那中国也能成功革命。

为了借鉴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在与陈炯明决裂之后，会见了苏俄代表，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之后，有了中国和苏俄的加入，领导的革命才算是拨开了迷雾。这支汇聚了中国各阶层的有志之士，以摧枯拉朽的力量瞬间将北洋军阀扫荡一空，可惜去世后，没有继承他的遗志，将变成了新的“北洋军阀”。

1925年，为革命尽了最后一份心力的先生，因为罹患癌症在北京去世，他留给后人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虽然他生前没有完成“打倒军阀”的愿望，但是却一直践行着他“继续革命”的信念。

中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革命先驱者，中国人民才能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有了让人们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两句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一个想要建立，并且长久存在，“民心向背”才是最应该受到重视的因素，中国革命之所以能最后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带领我们革命的队伍，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心愿。

所以当革命遇到难题时，问问“苍生”真正迫切需要的是什么，这远比求神问卜更有用。

先生虽然没有带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可是他作为革命的先驱者，显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才会坚定地说出“打倒军阀，继续革命”这8个字。

“北洋之虎”段祺瑞的晚年生活

段祺瑞

被誉为“北洋之虎”的段祺瑞，作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是中国舞台上权倾天下、叱咤风云的人物。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段祺瑞的晚年却是在极度苦闷和孤寂中度过的。

寓居天津　不甘寂寞

一九二零年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练成的五师一旅皖军，不到五日即宣布解散。段见大势已去，不得不通电下野，寓居天津。自从到天津之后，段祺瑞开始吃斋、念佛，显得十分虔诚。除此之外，便是与棋友切磋棋艺。年过七旬之后，他身体益形单薄，医生及亲友屡次劝他开荤，以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但他坚决不肯。声称：“人可死，荤不可开”。段祺瑞在天津尽管吃斋念佛，煞有介事，但是并未真正做到四大皆空，看破红尘。表面上的安祥悠闲始终未能掩饰他内心的不安与躁动。他时刻关注时局的变化，与门生旧部保持密切的联系，等待时机，以便东山再起。

时机终于来了。一九二四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与张作霖联合打败了吴佩孚，请段祺瑞出山，任中华临时执政。起初，段颇想重温当年内阁总理大权独揽的旧梦，但是很快便发现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北京任临时执政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时时处处受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掣肘。最使人难堪的是，他最宠信的心腹徐树铮在北京附近被冯玉祥杀死，而他对此只能装聋作哑，不敢表示愤慨。到后来，即便是如此窝囊的执政也当不下去了。一九二六年四月，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先是冯玉祥手下包围了段的私宅。接着张学良宣称不能维持现，言下之意是段该退位让贤。段祺瑞虽恋栈，但见重新上台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便躲进东交民巷使馆区，在帝国主义势力保护下，在皖系干将李思浩所租寓所避了近四个月的风头。随后，他又从北京抵达天津日租界须子街，重新过起寓公生活。

南下宁沪　归隐山林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过了七年，段祺瑞已年近古稀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吴光新、魏宗瀚和侄儿段宏纲陪同下，段祺瑞乘津浦特快加挂车南下，应之邀赴南京。在火车上他双眉紧蹙，心事重重，不知此次之行是福还是祸，会不会受到礼遇？今后该怎么办？

既然如此狐疑满腹，段又为何拖着衰病之躯，不辞旅途劳顿，千里迢迢南下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一九三三年初又进攻热河，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与此同时他们在京津物色合适人选，以便组织华北傀儡，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段祺瑞因过去声威显赫且比较，故成为日本积极争取的对象之一。日本驻天津的特务头子土肥原曾经数次见段，请他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推倒，并表示日本愿以全力支持。正在此时，陈炯明见内外交困，认为时机已到，便派丘建军等北上，与段祺瑞接洽联合倒蒋。段对丘表示：“我已年老，无能为力，最好请陈炯明速来主持，我当全力支持他一切大计。”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耳目众多，获悉这些内情后，焦虑不安。他深知段祺瑞虽在野多年，但在华北尚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为防患于未然，他急忙三管齐下：一是派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为特使，持蒋亲笔函件到天津请段南下，共商国事。蒋向段许诺，等将来国内局势稍为安定后，拟改组政府，请段出任总统，他自任副总统，直到段“百年”后，他再自任总统。二是运动段的心腹王揖唐、段宏纲等人在段面前称土肥原已准备像把溥仪裹胁到东北一样，对段软硬兼施，诱逼他在华北当傀儡。三是由上海地方协会、交易所联合会等民众团体致电段，促其“速发宣言，表明态度，勿坠日人狡计”。

段祺瑞见八字尚无一撇，天机却已泄露，觉得不如先南下敷衍一番为好。段的小女段式荃嫁与曾任许世英秘书的傅霖，住在上海。段便以探亲为名，应之邀赴南京了。

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时整，段祺瑞所乘车到达浦口。从南京过江前往浦口车站欢迎的人达六百多名。原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在京校友会及在京安徽同乡会的代表也前去，他们高举着“欢迎三造共和的段老先生”，“欢迎抗日救国元老段先生”等字样的横幅，特别引人注目。段下车后，登上早就准备好的“澄平号”渡轮。渡轮一靠岸，率先登上船，拜见段祺瑞。

段祺瑞在南京逗留了两天一夜后，婉拒了请其留住南京的建议。二十三日晚，微服简从，亲自到下关为段送行。段一行人登上了驶往上海的列车。

段祺瑞在上海起初住在市政府为其安排的旧福开森路世界学院，后移居霞飞路前安徽省长陈调元的公馆。每月拨付两万元生活费，至于让段出任总统之事，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而段祺瑞对这类空头支票只是姑妄听之而已，并不期望兑现，也未接受蒋给他的国府委员虚衔。在沪期间，段祺瑞以正道居士之名，参加沪上佛教居士王一亭、屈映光等组织的菩提精舍的活动，精研佛法，颐养天年，从此不再与闻政事。

撒手归去　葬于北京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段祺瑞胃溃疡病复发，出血不止，经中西医诊治无效，于翌日晚八时寿终正寝，终年七十一岁。弥留之际，他亲笔留下遗嘱，遗嘱对当时的中国局势十分悲观：“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花用民财，勿信进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十一月五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表彰段祺瑞在初年两造共和的功勋，予段以国葬。

拨款二十万元，在皖南黄山购置了一块坟地，拟将遗体安葬在那里，这也合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旧俗。然而其长子段宏业力主将父亲灵柩运往北京安葬。

段宏业在京将其父遗体暂放香山卧佛寺，便开始寻觅一块风水宝地，但始终找不到一块合适的茔地。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征用了卧佛寺，催段家速将段祺瑞的棺材搬走。当时正值兵荒马乱，段家连活人都自顾不暇，哪里顾得上死人，于是匆匆忙忙把灵柩起出，移到北平西郊段氏的三弟段子猷的坟地南面，就靠在大道边上挖个坑，埋了下去。

二十六年之后，段宏纲和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才在北京万安公墓觅地安葬了段祺瑞。章士钊等反复斟酌，题笔为其写了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溥仪作为清朝的第十二位皇帝一生悲惨的命运！八字分析命理

古希腊神庙，柱有五字：\"认识你自己。\"《论语》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荀子》说:“制天命而用之。”这些都告诉我们，认识自我、认识规律的重要性。中国传统四柱(八字)预测术，是认识自我、了解命运的一种有效方法，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先研究一下宣统皇帝的八字（缺时辰），以此来检验四柱命理之学。 溥仪作为清朝的第十二位皇帝，也是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三岁登基，合法在位三年（1908.12—1912.2，3~6岁），之后又任伪满洲国皇帝13年（1932.3—1945.8，27~40岁）。 溥仪（宣统帝）出生时间1906年（丙午年）2月7日 （正月十四） （去世时间1967年（丁未年）10月17日）

乾造： 丙午 庚寅 壬午 * * 大运：辛卯（9—18）、壬辰（19—28）癸巳（29—38）、甲午（39—48）、乙未（49—58）、丙申（59—68)

宣统帝日主壬水生于正月寅木，水泄气，庚金可生水，但受丙火克制，身弱甚，喜金水帮身，纵观其一生，其时辰应该是申时至丑时之间。其一生遇到金水旺的年份和大运，可发达，遇木火旺则倒霉。1908年（戊申年3岁）称帝，申金生水。1912年壬子年本来水旺可帮身，但两午冲一子，水不敌火，下台。1932年27年岁壬申年，大运壬辰，金水旺，重新称帝。1945年乙酉年40岁，大运甲午，木火旺，被捕。

1959年（己亥年54岁）水旺，被特赦。1967年丁未年，丙运，火旺克制干水，尿毒症病死。 作者:半床诗7852 时间:2016-06-10 22:03 1908年（戊申年3岁）十二月二日，溥仪在太和殿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年6岁）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溥仪下《罪己诏》。 1912年元年（壬子年7岁）二月十二日，隆裕皇太后临朝称制，以太后名义颁布《退位诏书》，溥仪退位。

1913年，癸丑年8岁，溥仪退位仍在宫中的时候仍用宣统纪年，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有内监，故臣赠谥，不改衣冠。 1917年丁巳年12岁复辟失败。 公元1921年（辛酉年16岁），溥仪与端康太妃（瑾太妃）因范一梅辞退事件，爆发激烈冲突。 1922年（壬戌年17岁）十二月一日，溥仪大婚，娶了一后一妃。皇后是婉容，妃子是文绣。在紫禁城中，溥仪或读书吟诗、作画、弹琴，或捏泥人、养狗、养鹿，有时还到宫外坐汽车，逛大街。 1924年（甲子年19岁）十一月五日，西北军阀冯玉祥无视优待条件，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并获得大量宫中财物，历史上称这为“北京”。溥仪搬进北府（载沣的居处），继而又逃进日本公使馆。 1925年（乙丑年20岁）二月，溥仪移居天津租界张园和静园，与清朝遗老遗少以及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等往来，谋划“复号还宫”，再次复辟，是为“后逊清小朝廷”。溥仪被逼宫后，日本各大报章都刊登出同情溥仪的文章，为以后建立满洲国造势。 二十年（1931年辛未年26岁）九?一八事变后，溥仪于同年十一月在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从天津潜赴旅顺，不久到奉天。

二十一年（1932年壬申年27岁）三月一日，日本扶持溥仪在东北地区建立满洲国。九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而满洲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溥仪自是年三月一日至二十三年（1934年）二月二十八日任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大同”。 1934年（甲戌年29岁）改国号为伪“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元“康德”。三月一日登基。还兼任伪“满洲帝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满洲帝国”协和会名誉总裁。 1945年（乙酉年40岁）被苏军俘虏的溥仪。 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进攻满洲国，满洲国覆灭。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后被拘押在伯力四十五号特别监狱直至三十五年（1946年丙戌年）春。 1950年（庚寅年45岁）8月1日，溥仪与其他满洲国263名“战犯”在绥芬河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送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约十年的思想再教育与劳动改造。

1951年（辛卯年46岁）2月3日，溥仪的父亲爱新觉罗?载沣在北京醇亲王府逝世，享年68岁，至死没能见到溥仪和溥杰最后一面。 1956年（丙申年51岁）11月15日，提出溥仪等人不能简单地处决。从这以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三年时光。在这和风细雨的改造生活中，溥仪倍感温馨。 1959年（己亥年54岁）9月17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对首批特赦，溥仪却不报多大希望，他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12月4日上午，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给特赦人员的通知书。溥仪怎么也不会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赦字001号”。 1960年（庚子年55岁）3月，溥仪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担任园丁及卖门票的工作。 1962年（壬寅年57岁）4月30日，溥仪与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婚。 1964年（甲辰年59岁），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6年（丙午年61岁）后的时期，因周恩来将溥仪列为保护对象之一，当时并未遭到冲击。 1967年（丁未年62岁），溥仪因患尿毒症病倒。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去世。

究其一生，非常坎坷的命运，自身八字也是时刻反应了他的命理。

张作霖迷信算命 对上号的事高兴万分 但自己被炸身亡却没算到

初期的一些军阀由于出身草莽，沒什么文化，常將个人前途命运寄托于天意鬼神，遇事不是求神拜佛，就是占卜算卦，既麻痺自己，也愚弄属下和百姓。

就以曾经叱咤风云的张大帅张作霖来说，他虽然统率千军万马，一度登上安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宝座，但其也特别迷信。遇到一些疑难不解的问题或非常棘手的大事时，也常要占卜或让算命先生算卦，预判吉凶善恶，然后参照行事。

（网络图片）

从张作霖的诸多史料中，找到几则他迷信占卜算命的小故事，分享给大家。

张作霖深信，自己发迹是祖坟风水好。

清宣统二年（1910年），张作霖的二哥张作孚参加剿匪时战被打死在黑山县。这不久，张作霖升任陆军27师中将师长。1912年1月，张作霖亲自把二哥的灵柩运回家乡，并且要祭奠他的父亲，还想找个有风水的地方重修张家墓地。为此，特意从奉天请来一位有名气的风水先生同来，想让这位风水先生帮助选择一个风水宝地，重新安葬他的父亲张有财以及二哥张作孚，进而保佑后代兴旺发达。

这位风水先生来到张有财的旧坟前，转着圈把周围查看了一番又一番，禁不住开口说道：“好，现在地方太好了！这是一条龙脉，而且张师长父亲的坟又正好安葬在这龙背上，定主后人大富大贵。”张作霖听了，回忆自己的飞黄腾达，深相信风水先生说的准确，当即决定把他二哥张作孚也葬在这龙脉之上。并且委托他的亲属，为他操办修好这座坟茔地。

这就是位于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境内的“张氏墓园”。在张作霖称雄东北时期，这里几乎成了圣地，没有人敢到这里动一草一木。

给大儿子张学良找了大三岁的媳妇于凤至，主要是相信了算命先生的话。

吉林梨树富商于文斗，本是救过张作霖性命的恩人。1897年于文斗的老婆给他生了个宝贝女儿，取名于凤至。于凤至聪颖好学，性情温柔贤淑。她五岁入私塾，九岁时由大泉眼村来到了郑家屯学馆读书，是同期男女学生中品学兼优者。

于凤至长到十一岁那年的一天，一个算命的刘瞎子到了郑家屯，被父亲于文斗请到家中来给她批八字。刘瞎子问清于凤至的生辰八字，念叨了好一阵，说：“女命无煞逢二德，闺女的命中无煞且逢德，真为夫荣妻贵的好命了。”

于文斗见刘瞎子说得有板有眼，就问瞎子能不能批流年。瞎子说批可以，不过批一次要50块大洋。于文斗有钱，不在乎50块大洋，便说：“只要你批得细，还可以多给你钱。”

于是，刘瞎子住在于家前后半个月的时间，把于凤至的流年批完了。最后大声说：“此女是‘凤命’，贵夫人之命……” 于文斗一边听，一边将算命先生说的话记在一张纸上。

刚刚送走刘瞎子，忽听门外有人高喊：“张统领到！” 张作霖进屋，看见于家人围着一张桌子个个喜笑颜开，桌子上有几张写满字的纸。张顺手拿起一张，见上面写着：“于凤至”、“凤命”…

张作霖心想：“凤至，好吉祥的名字啊！凤至，凤至，直到皇后为止。那么，她落谁家，不就是帝王之家了吗？”自己的大儿子“小六子”是“将门虎子”，如果再娶了这于家的“凤命千金”，日后说不准也会走大运呢！

此时的张作霖还未称雄东北，虽然只是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但却已是奉天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凤命”、“凤至”四个字，深深打动了张作霖。他坐在于家又仔细瞧瞧这“凤命千金”于凤至，越看越觉得清秀不凡，高贵聪颖。于是，心中立即打定了张家与于家联姻的主意。于是，张作霖对于文斗说：“我有个名叫包瞎子的朋友，他对阴阳八卦、麻衣神相很精通。我可以不可以把凤至的卦帖带回去，让包瞎子再算算？”于文斗连忙点头应允。

很块，包瞎子就按张作霖的要求给张于二人合了婚，他掐算一番后对张作霖说：“这二人成亲，是天合地造的良缘，是上婚，成亲之后，夫荣妻贵。”

张作霖听了大喜，便请“丰聚长”的掌柜的张杏天作伐，订下了这门亲事，此时张学良8岁，于凤至11岁。1915年，张作霖让包瞎子择了吉日，为张学良和于凤至完了婚，这时张学良15岁，于凤至18岁。此后，于凤至便成了极有威信的少帅夫人。

劫持军火前也不忘算一卦。

1918年，张作霖升任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这时，他已经把会算命的包瞎子花钱包雇下来，每月给200元薪水。包瞎子真名叫包绣峰，张作霖让手下的人称之“包顾问”。自此，遇有疑问拿或不定主意的事，张作霖都会让包瞎子算一卦。

这年年初，张作霖从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徐树铮那里得知，即将有一批从日本订购的军火用轮船运达中国。这批军火是冯国璋与山西督军阎锡山从日本订购的，议定在秦皇岛交货。徐树铮建议张作霖劫取这批军火以补充奉军军备不足。

（剧照）

当时奉军只有第27师、第28师、第29师三个师，所有军备均已陈旧，张作霖久欲扩军而未成。听了徐树铮的建议，正中下怀。张作霖决定派人赴秦皇岛劫械，以便事后调兵入关，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活动。

劫持军火这事不是小事，张作霖有些犹豫，赶忙把把瞎子找来算卦，包瞎子给算出“卦象得吉”。张作霖心中大喜，立即派第53旅旅长张景惠、奉天军械厂厂长丁超带领两个营和一个机关枪连以南征军先遣队的名义开赴秦皇岛伺机行事。张景惠率部驻扎下来后，命人每天与冯国璋派来的接货人员饮酒、打牌、聚赌，使他们失去了戒备。1918年2月25日，中日双方将军械点交清楚装上火车后，张景惠突然带兵将车站包围，勒令火调转车头开往奉天（沈阳）。就这样，这批武器约3万件，全部落入张作霖之手。

娶六太太主要为了“旺夫”

张作霖一生娶妻妾六人，按他的规矩都以夫人相称，他在年近半百时娶了天津一个戏班子的女孩马岳清，也就是后来张氏帅府的六夫人。

1923年秋天，张作霖因为军政要务常去天津，住在天津“恒聚德”军衣庄。在天津南市广兴里有个名叫天宝班的戏班子。天宝班的班主姓李，外号叫“小李妈”，是军阀孟恩远的同乡。为了攀附权贵，当然也为了多赚钱，“小李妈”常常把班里的姑娘们给军阀送上门去。

史料介绍，一次，张作霖在天津一落脚，“小李妈”立即挑出包括马岳清在内的几个姑娘，给张作霖送了过来。张作霖自从有了五夫人张寿懿以后，已经安分了许多，对这类事情兴趣大减。但同来的随从们却鼓动说：“你看那位高挑个女子，一脸福相，肯定旺夫！”张作霖这才细细打量，只见这群女子中，有一位恬静、腼腆的高挑个少女，圆圆的脸蛋，微微上翘的嘴角带着微笑，特别那饱满的天庭，挺阔的鼻子……“福相！有福之人！这样的女人一定会给男人带来好运”，张作霖也马上想到了这些。他不自禁动了心思，于是，产生了娶来做“护身符”的念头。

当然，首先还是18岁的马岳清的青春美丽打动了张作霖，而希望这颗“福星”能够时刻追随着自己，使自己官运亨通，步步高升也是重要因素。

张作霖娶马岳清进门后，还真应验了福星高照的卦语，在军政生涯中一路顺风。先是打胜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紧接着又问鼎中原，坐上了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迷信的张作霖将这些事都与马岳清的“旺夫相”联系在一起，认为是岳姑娘让他交上了好运，所以更加喜欢她。甚至到北京南苑阅兵也把马岳清带在身边。

　1928年6月3日深夜，张作霖由北京返回东北。善解人意的马岳清从一上车，便陪伴着心情不佳的张作霖打麻将。企望以轻松的娱乐来冲淡张作霖心中的忧郁。然而这一次，一直被张作霖视为“护身符”的六夫人却没能让他逢凶化吉，逃离灭顶之灾的命运。

当专列驶过皇姑屯车站，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将张作霖炸成重伤。刚入睡的马岳清也被炸伤了脚，倒在血泊之中。当她在医院醒来得知张作霖已死时，顿时泣不成声。马岳清伤愈出院，张作霖的丧事已经结束，她为没能与张作霖诀别而遗憾终生。

还有一则传说，说是张大帅由北京返回东北之前，自己曾经占卜才出行。

1928年5月底，在返奉的前几天，张作霖也听到一些传言，说日本人想在他返回奉天的路上对他下手。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也发来加急电报，告诉他近来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老道口和三洞桥四周活动异常，请张作霖严加戒备或绕道回奉。张作霖也有些犹豫，一方面不大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手，一方面长期养成的多疑谨慎性格，对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他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力图摆脱了日本人的威胁。但路况不好，有的路段还不通公路。究竟坐什么车，确实难以决定。

（网络图片）

据传，张作霖回奉天之前，在决定怎么走时，进行了抓阄占卜。

那时从北京回奉天只能走两条路，公路和铁路。铁路只有一条，京奉铁路，公路有两条，一条是东路，出山海关，经锦州、鞍山到奉天，一条是西路，出古北口，经朝阳、阜新到奉天，公路、铁路两者各有利弊，坐火车舒适，但不好保密，危险性比较大。如果坐汽车，从安全考虑，只能走西路，因为东路和铁路是平行的，走西路，就得绕道走辽西。据说张作霖拿出一张纸，一扯两半，在一张纸上写个“火”字，一张写个“汽”字，然后揉成小纸团。结果一抓抓了个写“火”字的纸团，所以他决定坐火车。终致落入皇姑屯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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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在上海的最后岁月

段祺瑞

遣使促南下

上海淮海中路1517号那幢掩映在翠绿丛中的花园别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作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现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33年1月，在北洋政府曾两度执政的段祺瑞迁居此楼，并在这里度过了余生。段祺瑞是继袁世凯后威权最盛的北洋军阀。1926年，段祺瑞退出政坛后，长期寓居天津租界。年近古稀的他为何突然拖着衰病之躯，千里迢迢南下寓居上海呢？

原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鲸吞我东三省，继而又企图控制华北地区，谋划组织华北傀儡。日寇在京津物色合适人物，其中主要的争取对象之一就是段祺瑞。

在日寇看来，当年的派领袖段祺瑞与日本政府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虽然他退隐后无权无势，但倘若能在傀儡中挂名任职，那影响也是不小的。为此，日寇派段祺瑞的一些故旧部属劝他出山，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叫王揖唐。

1932年，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数次到津密晤段祺瑞，请他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日本愿以全力支持。段祺瑞虽未答应，但曾提出几项条件。其中一条日方提供3000万元以组织华北政府，发起“倒蒋”，并先提供60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1933年初，华北局势危在旦夕，深恐段祺瑞出山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急忙派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作为特使赴天津，秘密安排段祺瑞到上海。钱新之持致段祺瑞的亲笔信到天津后，在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小同乡李思浩的陪同下，拜见了段祺瑞。

段祺瑞与蒋有过一段师生关系。早年曾就读于保定军官武备学堂，段祺瑞当时兼任该校总办。虽未为直接授业解惑，但也算有师生之谊。曾对段祺瑞侄儿段宏纲说：“我亦保定军官学堂学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师。”

所以，钱新之一见段祺瑞，就递上的信，说蒋委员长十分想念老师，盼老师南下住一段日子，还许以国民政府名义给予优厚待遇。

段祺瑞此时深感自己处于人生十字路口，他也认定一旦出来做汉奸，便会落得千古骂名，遗臭万年；但又不敢断然拒绝，怕遭不测之祸，无奈之下只好与日寇虚与委蛇。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恰逢执弟子礼派特使来请他南下，段祺瑞就答应此事，随钱新之南下了。

他对外低调称：“此行无所谓任务。二小女在沪读书，余思之切，故前往一看。”“余研究佛学多年，将往普陀一游。余素患腿病，时愈时患，藉此长途旅行，以活动筋骨。”并表示“适蒋派员希望过京时一谈，蒋系余之学生，余当然可见他谈谈。”

不过，段祺瑞决定南下，也并非一帆风顺。那位受日寇差遣拉段祺瑞出山的王揖唐，一再劝阻其离津。

据段祺瑞女儿段式巽回忆，当王揖唐得悉段南下的决定后，曾不止一次地对他吵吵嚷嚷：“我们一向是北方的，去南方能干得成什么？不要去南方，守在北方好。”

行期既定，派张群到津，用专车迎驾。就在段祺瑞登程前，王揖唐还不死心，急急赶来阻拦。段式巽正色对王揖唐说：“王大哥，别再来出主意了。”并叫听差：“快送王老爷回去！”同时，急忙搀扶其父上汽车，驶出府邸前往车站。

1933年1月24日，段祺瑞一行抵沪，开始他人生最后3年的岁月。

神秘的电报风波

段祺瑞住进淮海中路1517号（一说段祺瑞住在市政府为其安排的福开森路世界学社，后迁至此）。这幢花园别墅建于1900年，后被盛宣怀购得，故称为盛氏家宅。

据说盛宣怀生前将这幢豪宅作为遗产传给儿子盛重颐。之后，袁世凯下令将这幢房子封存起来。到了1929年，国民政府又下令，称盛宣怀侵吞公款，证据确凿，应没收其遗产，并要其后裔举报。后裔无奈之下，遂将这幢别墅让给曾任安徽省主席的陈调元。

段祺瑞生活安定下来，便表明自己抗日的态度。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唯有自救耳。”

但日寇仍不死心，仍想引诱他出山搞华北五省自治。不久，日寇在天津成立所谓“中日密教会”，谎称段祺瑞为会长，更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四处活动，组织便衣队，扰乱社会治安，助纣为虐。

段祺瑞虽在上海，可消息渠道既多又快，深感倘若谣言四处传播，危害必大。于是他致电王揖唐、曾毓隽等，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余养疴海上，不问世事。目下华北局势严重，恐有假借名义，为轨外行动者，殊非爱国之道。盼诸弟严密访察，告知地方当局，严加制止。”

王揖唐附逆心切，段祺瑞南下后，仍不遗余力为日寇效命，并试探段祺瑞对重返天津的意向。由此，还闹出一场沸沸扬扬的电报风波。

1935年的一天，王揖唐给段祺瑞发了封非常古怪的电报，全文为：“玉裁诗集，已预约5部，余诗接洽，再待奉告。王赓。”这封在局外人看了如坠五里雾中的电报，段祺瑞一看却是心知肚明。

原来，王揖唐初名志洋，后改名王赓。“玉裁”原指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但此处则隐喻段祺瑞。“五部”是指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

段祺瑞心想现在毕竟在上海，日寇也奈何他不得，但如若含糊其辞，恐日后晓得了必生疑心。于是拒绝了王揖唐的邀约并复电报如下：“专电转陈。玉公谓：股东决不同，不约其他方面，切勿接洽。即已预约者，请作罢。”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王揖唐和段祺瑞的电报往来，尽管用了暗语，但竟被一些嗅觉灵敏的记者获悉了。就在段祺瑞复电的第二天，上海一家报纸用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了一段让局外人颇为不解的文字：“预约诗集有5部，段祺瑞不出售；津王某来电，措词闪烁；段复告务须一切作罢，态度坚决可佩。”

一时猜测纷起，不少记者索性跑到段公馆探问究竟。段祺瑞感到这是向国人表明自己心迹的大好时机，就干脆请《立报》记者把往来的电文公布于众。他的这一爱国举动，深得人们的赞许。

段祺瑞自1926年被冯玉祥将军赶下台后，隐居天津，不久就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他日常除喜欢诵经外，就是搓麻将、下围棋。到上海后，他衣食无忧，起居如常。尽管他对世事表现出超然的姿态，但前来拜访的人仍络绎不绝。其中既有政要、故友旧部，还有新闻记者。

对段祺瑞始终十分关心，据段式巽回忆说：“先父寓沪期间，蒋氏除供应我一家生活所需，诸如住宅、仆役及医疗等一切开支，每月另致送一万元供先父使用。”

特派钱新之负责照顾段祺瑞的日常生活，并不时念及问候。亲自登门拜访段祺瑞的细节，颇能反映他对老师的态度。

据段式巽回忆说：“那次蒋氏来访，管门的不认识，竟未启大门迎车入内，听任蒋车停在路旁、局处车内坐待。我从二楼遥见似有客至，下楼向仆役询问，接过名刺，则赫然蒋氏。急忙迎入，并扶老父出见。蒋氏向老人先致问候之意，坐定后又对老人的起居寒暖、身体现状及医疗情况等，询问甚详。情意殷勤，言词亲切。坐了一个多小时方辞去。”

据徐铸成先生回忆，几次面谒段祺瑞，敬称“老师”，甚至一再向外透露，准备不久改组政府，推“老师”为总统，他自己任副总统，等“老师”百年以后，他再当总统。

另据吕子韬先生告诉笔者，曾把段祺瑞接到南京游玩，陪段祺瑞参观他自任校长的中央军校。一路上搀扶着，其实是做给中央军校的学生看的。段祺瑞心里很清楚，1935年，他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时，他就没有心安理得地接受，而是一直未就职。

段祺瑞在上海居住的花园别墅

弥留之际留“八勿”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病逝沪寓，享年71岁。段祺瑞在弥留之际，留下亲笔遗嘱，内讲“八勿”，忧国忧民，阐述复兴之道，足可传世。

其中说：“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段祺瑞去世后，拨给段家10万元作为丧殓费用。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表彰段祺瑞初年两造共和立功勋。段祺瑞是安徽人，他去世前，曾拨款20万元在黄山为段祺瑞修了墓道，造好了祭堂。

段祺瑞长子段宏业坚决反对把父亲葬在黄山，公开声称：“老爷子一身事业在北方，应该安葬到北方去。”私下里则说：“这小子不是东西，将来决没有好下场，咱老爷子身后也不能和他沾上关系。”

钱新之为此征求意见，一改常态，颇有气度地回电说：“芝帅葬地弟无成见，总以其家族之意见为重，唯弟意芝帅生前事业究在北平，故若营葬北平，亦可为民族历史增光宠也。”

12月9日，段祺瑞灵柩运抵北平，暂厝于西山卧佛寺。段祺瑞去世后，段夫人迁居愚园路近江苏路口的一幢花园洋房，仍每月送生活费5000元，直至其终享天年。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段祺瑞家人匆匆将段祺瑞埋葬于北平西郊。直到1963年，段祺瑞侄子段宏纲和章士钊方在北京万安公墓觅地安葬了段祺瑞，章士钊题写了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段祺瑞作为一个颇有争议的北洋军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能得以盖棺，也算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礼遇了。究其原因，这同对他的一番评价有关。据段式巽回忆，解放初期，章士钊到北京后，曾将段祺瑞的历史扼要书呈。

阅后，呵呵一笑说：“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

1953年春，段式巽去北京，章士钊、李济深对她说：“你想，政府买下你段氏一处产业，花三千元，使用你们的房产，也每月按粮价折款付给租赁费，何曾作为‘敌产’对待？”

这说明，人民政府也肯定了段祺瑞在晚年保持民族气节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