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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与曾国藩：命运交织的两人因何分出胜负？主要是性格问题

洪秀全与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两个人物，两人都一度在晚清历史舞台上混得风生水起，然而最终他们领导的事业却是一成一败，功业相反。洪秀全领导的天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东南半壁江山，其兴也勃焉；无奈功败垂成，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以悲剧收场，其亡也忽焉。

曾国藩创立的“湘军”是近代地方团练武装的杰出代表，在对抗太平军的过程中展现出与旧式军队不可同日而语的非凡战斗力。一成一败之间，两位领导个人素质的巨大差距显露无遗。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差距并非体现在文化水平上，而是两人的性格与心态高下立判。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各自事业的成败格局。

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日），这一天是落第书生洪秀全的生日。他三次赴广州参加童生试的院试，不幸的是每次都名落孙山，悻悻而归。然而正是这位科场中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领导了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这场后世熟知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迅速席卷清王朝半壁江山，撼动了大清国原本相对稳固的统治根基，也彻底改变了洪秀全这位“考神弃儿”的人生际遇。

洪秀全塑像

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官录㘵村（位于广东中西部）的一个耕读世家。他7岁开始入私塾读书，熟读四书五经。早年的洪秀全拥有与传统社会普通士子相似的人生理想，无非日后希望金榜题名，光耀门楣，这也是全村父老对他的期望。《清史稿▪洪秀全列传》中对洪秀全早年经历的记载只一句“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少饮博无赖，以演卜游粤、湘间”。其中所谓“饮博无赖”应该并不符合事实，从洪秀全早年学习经历及家庭状况来看，他并不是一个浪荡无赖。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在学习上拥有极大上进心与极强耐力的普通书生。《清史稿》中的这句记载可以理解为正统史观下对农动领袖形象的故意歪曲。早期平静的耕读生活经历一方面给洪秀全带来了较为深厚的文化积累。另一方面，他萌生了将来通过科考考试顺利走上仕途的美好愿望，尽管这个愿望后来被证实为与现实存在不小差距的幻想。

洪秀全故居（现为博物馆）

洪秀全三次在童生试中的广州院试失败落选，此时的洪秀全可谓彻头彻尾的科场失意者。早年科场的屡屡失意实际上给洪秀全的心理造成了非常大的震荡，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强烈的自卑感，亟待依靠强势的征服与无尽的享乐来弥补心灵深处的遗憾、创伤。据太平天国自编的历史书《太平天日》记载，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科场再次失利的洪秀全大病一场，这场病持续了一月有余，他甚至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可见此时病榻之上的洪秀全几乎全然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近于心如死灰。

然而，一股强大的力量重新点燃了洪秀全内心的生活热情。病中醒来的洪秀全对旁人讲述自己做了一个关于神话的梦，梦中他飞升上天，得见上帝，于是上帝认他做次子，以“天王”的身份统摄人间，诛杀妖孽。“丁酉异梦”的神话极有可能系属洪秀全有意编造，那么一个对自己的命运丝毫不报希望的人为何要费心捏造出如此离奇的神话之梦？什么力量使他决心开始改变自己预定的人生轨迹？

电视剧《太平天国》中的青年洪秀全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洪秀全翻阅了在广州应科考时徒梁发所给的《劝世良言》一书，这本宣扬教精神的小册子给洪秀全的心理造成巨大冲击，因为《劝世良言》所传达出的不仅是天堂永生的美好境况，还有对偶像邪神崇拜的强烈反对，本质上是鼓吹对传统权威的勇敢反抗。美国学者史景迁认为“人相信什么，他就会变成什么”。第三次科考失败后又大病一场，心灰意冷的洪秀全此时正需要为自己寻找这样的一条出路，或者说一股催动他改变命运的动力。只有相信这本小册子，自己“开科取士”之类的妄想才有可能变成现实。

《劝世良言》书影

清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2月26日），曾国藩出生在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曾麟书为当地的塾师秀才。曾国藩6岁入私塾发蒙，8岁读四书，诵五经，可谓聪颖好学。比起洪秀全的科场失意经历，曾国藩似乎在这方面顺风顺水得多。不过会试他也考了三次才通过。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终于以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成功登第，赐同进士出身。从此，他开始踏上仕途，并一步步成为朝廷倚重的地方大员。

电视剧《太平天国》曾国藩剧照

从早期经历来看，曾国藩少时良好的家庭教育为他数十年为官、施政、治军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他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研习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生命。曾国藩少有大志，以除弊兴国为己任，他指出：“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朝廷的积弊他早有观察并立志有所改变。梁启超评价道：“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豪杰中称最愚钝……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远大坚定的志向对于曾国藩事业的成功无疑起到颇为关键的作用。

前文已经论及，洪秀全的文化素养并不算低下，而想要考察他的文化素养到底如何离不开对其存世作品做一番推究。不妨摘录两首他的亲笔诗作进行深入分析：

第一首是《述志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第二首是《天父诗》（一百二十三）

几多因为一句话

五马分尸罪不赦

一言既出马难追

天法不饶怕不怕

以上作品均出自洪秀全一人之手，但两首诗风格迥异，高下立判。显然《述志诗》以豪迈的气势地表达了作者匡扶江山、改天换地的不渝之志。且对仗严整，意境壮阔，文辞工丽。对比之下，后作则充斥方言俚语，几近意境全无，文辞浅白，很难让人相信与《述志诗》出自同一人之手。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文学性较强的《述志诗》集中代表了洪秀全的文化素养。

洪秀全手迹

文学素养的形成往往需要经年累月的研习，绝非一日之功。智者出于特定目的有意“藏拙”相对于要求愚者灵光闪现要容易得多。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农民起义。起义早期，为了获得较好的宣传效果，用浅白易懂的文辞显然更为可行。而定都天京以后，“天王”陷于纸醉金迷的帝王生活，自然无心创作。加之由其创立的伪宗教——拜上帝教在起义后期对洪秀全自己的精神世界本身也造成毒害，甚至致使其世界观出现混乱。从这样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洪秀全的个人素质仅就文化素养而言并不算低。

洪秀全在性格与心理上却存在相当不容忽视的问题。他早年生活较为贫苦，加之科举考试屡屡碰壁，这些直接导致他形成了强烈的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恶性发展到畸变程度就造成虚荣、尚奢侈等不良性格。1853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存在的最后十一年里，洪秀全竟然只出过一次天王府。南京修建的天王府极尽奢华之能事，劳民伤财。甚至到了太平天国大厦将倾、危如累卵的紧要关头，洪秀全依然对朝政无心过问。天王府中美女如云、夜夜笙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弥补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他要与自己的农民出身彻底决出裂。

天王宝座

曾国藩自小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非常注重自我人格修养与锤炼，被盛赞为“古今第一完人”“儒学最后一个代表人物”。曾国藩的修身理论主要来源于宋明理学，一方面，他早年曾经就学于晚清理学大师倭仁等人，另一方面，他早年生活的湖湘一带理学颇盛。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感染激发，认识到个人要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必须关注现实，怀抱积极入世的热情与精神。他始终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自觉的道德追求，实现自我意识的净化与提升。

《曾国藩家书》手迹

曾国藩的个人素质充分体现在其作品中。对于其文化素质，在其文集中不乏立意高远的锦绣文章。而其道德层面的映现，则主要可以从其家书中窥见端倪。在给曾国潢等四位弟弟的家信中有“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最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最可靠。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则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秧”，从中可见其性情为人之大略。《清史稿▪曾国藩列传》传末评价道：“国籓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

洪秀全与曾国藩个人素质之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表现为文化水平上的差异，而切在为人性情与境界之悬殊。洪秀全一旦稍得了势，便骄奢淫逸、目中无人；而曾国藩素能识人，善于交友，待人谦和温顺。洪秀全战略眼光也较曾国藩为不足，致使起义后期重大决策频频失误；曾国藩一生崇尚儒家理学思想，洪秀全虽然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但后期思想发生不良转变，由于受到自创伪宗教——拜上帝教的精神毒害，其世界观逐渐出现紊乱，变得日渐迷信。洪秀全、曾国藩两人在晚清政治舞台上颇为不同的表现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深层次原因。其中，性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人领导的事业成败殊途。

1. 杨书林：《洪秀全在太平天同运动失败中的领导责任》，《领导科学》2013 年第4 期。

2. 朱东安：《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1期。

3. 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版。

4. [美]史景迁：《太平天国》，朱庆葆 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5. 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序》，《曾文正公嘉言钞》，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 年版。

6.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 年版。

（浩然文史·投稿作者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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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文化论英雄：洪秀全与曾国藩谁才是好领导？

洪秀全与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两个人物，两人都一度在晚清历史舞台上混得风生水起，然而最终他们领导的事业却是一成一败，功业相反。洪秀全领导的天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东南半壁江山，其兴也勃焉；无奈功败垂成，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以悲剧收场，其亡也忽焉。

曾国藩创立的“湘军”是近代地方团练武装的杰出代表，在对抗太平军的过程中展现出与旧式军队不可同日而语的非凡战斗力。一成一败之间，两位领导个人素质的巨大差距显露无遗。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差距并非体现在文化水平上，而是两人的性格与心态高下立判。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各自事业的成败格局。

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日），这一天是落第书生洪秀全的生日。他三次赴广州参加童生试的院试，不幸的是每次都名落孙山，悻悻而归。然而正是这位科场中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领导了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这场后世熟知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迅速席卷清王朝半壁江山，撼动了大清国原本相对稳固的统治根基，也彻底改变了洪秀全这位“考神弃儿”的人生际遇。

洪秀全塑像

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官录㘵村（位于广东中西部）的一个耕读世家。他7岁开始入私塾读书，熟读四书五经。早年的洪秀全拥有与传统社会普通士子相似的人生理想，无非日后希望金榜题名，光耀门楣，这也是全村父老对他的期望。《清史稿▪洪秀全列传》中对洪秀全早年经历的记载只一句“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少饮博无赖，以演卜游粤、湘间”。其中所谓“饮博无赖”应该并不符合事实，从洪秀全早年学习经历及家庭状况来看，他并不是一个浪荡无赖。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在学习上拥有极大上进心与极强耐力的普通书生。《清史稿》中的这句记载可以理解为正统史观下对农动领袖形象的故意歪曲。早期平静的耕读生活经历一方面给洪秀全带来了较为深厚的文化积累。另一方面，他萌生了将来通过科考考试顺利走上仕途的美好愿望，尽管这个愿望后来被证实为与现实存在不小差距的幻想。

洪秀全故居（现为博物馆）

洪秀全三次在童生试中的广州院试失败落选，此时的洪秀全可谓彻头彻尾的科场失意者。早年科场的屡屡失意实际上给洪秀全的心理造成了非常大的震荡，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强烈的自卑感，亟待依靠强势的征服与无尽的享乐来弥补心灵深处的遗憾、创伤。据太平天国自编的历史书《太平天日》记载，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科场再次失利的洪秀全大病一场，这场病持续了一月有余，他甚至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可见此时病榻之上的洪秀全几乎全然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近于心如死灰。

然而，一股强大的力量重新点燃了洪秀全内心的生活热情。病中醒来的洪秀全对旁人讲述自己做了一个关于神话的梦，梦中他飞升上天，得见上帝，于是上帝认他做次子，以“天王”的身份统摄人间，诛杀妖孽。“丁酉异梦”的神话极有可能系属洪秀全有意编造，那么一个对自己的命运丝毫不报希望的人为何要费心捏造出如此离奇的神话之梦？什么力量使他决心开始改变自己预定的人生轨迹？

电视剧《太平天国》中的青年洪秀全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洪秀全翻阅了在广州应科考时徒梁发所给的《劝世良言》一书，这本宣扬教精神的小册子给洪秀全的心理造成巨大冲击，因为《劝世良言》所传达出的不仅是天堂永生的美好境况，还有对偶像邪神崇拜的强烈反对，本质上是鼓吹对传统权威的勇敢反抗。美国学者史景迁认为“人相信什么，他就会变成什么”。第三次科考失败后又大病一场，心灰意冷的洪秀全此时正需要为自己寻找这样的一条出路，或者说一股催动他改变命运的动力。只有相信这本小册子，自己“开科取士”之类的妄想才有可能变成现实。

《劝世良言》书影

清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2月26日），曾国藩出生在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曾麟书为当地的塾师秀才。曾国藩6岁入私塾发蒙，8岁读四书，诵五经，可谓聪颖好学。比起洪秀全的科场失意经历，曾国藩似乎在这方面顺风顺水得多。不过会试他也考了三次才通过。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终于以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成功登第，赐同进士出身。从此，他开始踏上仕途，并一步步成为朝廷倚重的地方大员。

电视剧《太平天国》曾国藩剧照

从早期经历来看，曾国藩少时良好的家庭教育为他数十年为官、施政、治军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他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研习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生命。曾国藩少有大志，以除弊兴国为己任，他指出：“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朝廷的积弊他早有观察并立志有所改变。梁启超评价道：“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豪杰中称最愚钝……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远大坚定的志向对于曾国藩事业的成功无疑起到颇为关键的作用。

前文已经论及，洪秀全的文化素养并不算低下，而想要考察他的文化素养到底如何离不开对其存世作品做一番推究。不妨摘录两首他的亲笔诗作进行深入分析：

第一首是《述志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第二首是《天父诗》（一百二十三）

几多因为一句话

五马分尸罪不赦

一言既出马难追

天法不饶怕不怕

以上作品均出自洪秀全一人之手，但两首诗风格迥异，高下立判。显然《述志诗》以豪迈的气势地表达了作者匡扶江山、改天换地的不渝之志。且对仗严整，意境壮阔，文辞工丽。对比之下，后作则充斥方言俚语，几近意境全无，文辞浅白，很难让人相信与《述志诗》出自同一人之手。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文学性较强的《述志诗》集中代表了洪秀全的文化素养。

洪秀全手迹

文学素养的形成往往需要经年累月的研习，绝非一日之功。智者出于特定目的有意“藏拙”相对于要求愚者灵光闪现要容易得多。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农民起义。起义早期，为了获得较好的宣传效果，用浅白易懂的文辞显然更为可行。而定都天京以后，“天王”陷于纸醉金迷的帝王生活，自然无心创作。加之由其创立的伪宗教——拜上帝教在起义后期对洪秀全自己的精神世界本身也造成毒害，甚至致使其世界观出现混乱。从这样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洪秀全的个人素质仅就文化素养而言并不算低。

洪秀全在性格与心理上却存在相当不容忽视的问题。他早年生活较为贫苦，加之科举考试屡屡碰壁，这些直接导致他形成了强烈的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恶性发展到畸变程度就造成虚荣、尚奢侈等不良性格。1853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存在的最后十一年里，洪秀全竟然只出过一次天王府。南京修建的天王府极尽奢华之能事，劳民伤财。甚至到了太平天国大厦将倾、危如累卵的紧要关头，洪秀全依然对朝政无心过问。天王府中美女如云、夜夜笙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弥补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他要与自己的农民出身彻底决出裂。

天王宝座

曾国藩自小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非常注重自我人格修养与锤炼，被盛赞为“古今第一完人”“儒学最后一个代表人物”。曾国藩的修身理论主要来源于宋明理学，一方面，他早年曾经就学于晚清理学大师倭仁等人，另一方面，他早年生活的湖湘一带理学颇盛。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感染激发，认识到个人要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必须关注现实，怀抱积极入世的热情与精神。他始终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自觉的道德追求，实现自我意识的净化与提升。

《曾国藩家书》手迹

曾国藩的个人素质充分体现在其作品中。对于其文化素质，在其文集中不乏立意高远的锦绣文章。而其道德层面的映现，则主要可以从其家书中窥见端倪。在给曾国潢等四位弟弟的家信中有“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最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最可靠。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则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秧”，从中可见其性情为人之大略。《清史稿▪曾国藩列传》传末评价道：“国籓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

洪秀全与曾国藩个人素质之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表现为文化水平上的差异，而切在为人性情与境界之悬殊。洪秀全一旦稍得了势，便骄奢淫逸、目中无人；而曾国藩素能识人，善于交友，待人谦和温顺。洪秀全战略眼光也较曾国藩为不足，致使起义后期重大决策频频失误；曾国藩一生崇尚儒家理学思想，洪秀全虽然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但后期思想发生不良转变，由于受到自创伪宗教——拜上帝教的精神毒害，其世界观逐渐出现紊乱，变得日渐迷信。洪秀全、曾国藩两人在晚清政治舞台上颇为不同的表现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深层次原因。其中，性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人领导的事业成败殊途。

1. 杨书林：《洪秀全在太平天同运动失败中的领导责任》，《领导科学》2013 年第4 期。

2. 朱东安：《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1期。

3. 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版。

4. [美]史景迁：《太平天国》，朱庆葆 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5. 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序》，《曾文正公嘉言钞》，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 年版。

6.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 年版。

（浩然文史·投稿作者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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