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阴历9月23日八字算命(1971年阴历9月23日阳历是多少)

北大荒留守知青：想家想得掉眼泪，我也不能走

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想家想的掉眼泪，我也不能走朱晓军 杨丽萍

人物简介：

张春娟，上海知青，1952年12月21日生人，1971年9月23日下乡到61团（即创业农场）17连，1976年嫁给当地人，1984母亲退休让她返城顶替。因家庭农场挂账1340元没有走成，后成为种粮大户，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因给生产队职工和外来户担保，负债人跑路，丈夫病逝，她被逼上绝路，轻生时被救下，嫁小自己11岁的男人，夫妻苦干7年替别人还完所有的债。

采访手记：

我去过创业采访过四五次。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春雨蒙蒙，淡烟深锁“换新天”。

我在“换新天”下了火车，站名让我油然想到词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来之前备过课，这地方过去叫“火烧孟”。 1968年12月26日，也就是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发表四天之后，一支由3个农场抽调的441人的队伍开进“火烧孟”，伐木建场。那时的“创业”还不称为“创业”，叫6师61团。

创业农场位于三江平原中心枢纽地带，南邻七星河、东南接挠力河、北依别拉洪河，湿地湖泊星罗棋布，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是北大荒为数不多的“两通”农场（通公路和通铁路）。

创业给我的第一印象，这座农场仿佛被岁月遗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场部在建场初期的平砖房。两趟房子和两道围墙构成一个院子，办公室的门都冲着院里。两扇像农村公社似的铁栅栏大门冲着一条沙石路。场部附近也都是灰突突的老房子，房龄跟场部不相上下，而且都是小平房，整个农场连一幢楼房都没有。

总场工会主席王长国听说我要采访全国第八届人大代表、上海知青张春娟，一脸歉意地说：“她所在的19队离总场场部20多公里，不通公路，一下雨就什么车都进不去了。”

我望一眼窗外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雨，心里汪起一片水泽，犹如灰蒙蒙的天际处有一个岛，一个登不上去的岛，沮丧像雨雾似的在心里弥漫着。

十几年后，我再到创业，那里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高楼林立，场部已迁到一幢现代化的办公大楼。19队已通公路，即便下七七四十九天雨也不会将我隔到外边进不去了。可是，那几天偏偏没下雨。巧的是在场部遇到张春娟，跟她去了19队，去了她的家。

一

我怎么没返城？1984年我是有机会回上海的，我妈办了退休，让我回去顶替，调令都开出来了；勤得利（农场）在上海办一个公司也要我过去，结果1340元的欠债把我拽住了。

我是1971年9月下乡的，我爸是上海一家起重安装队的驾驶员，我妈是工厂技术员，我是家中老大，我妹身体不好，下面还有俩弟弟。我说我下乡，让他们留在城市，我就来到创业19连，40多年没动窝。

那年，我和我的丈夫张宪金，和另外7户人家承包土地搞家庭农场，结果赔了钱。1340元，这笔钱在当时算很多了，我的工资才30多元。

张宪金不是知青，他爸是山东移民，他在北大荒出生。当年我嫁给张宪金，我爸妈反对，他们想让我回上海，怕的是嫁给外地人就回不去了。

我个子小，我现在胖了，刚下乡时挺瘦的。上海长大的嘛，到这儿干啥啥不行，割豆子割麦子，人家干到老远了，我落在后头，张宪金开拖拉机过来送饭，让我吃饭，他拿起镰刀帮我往前撵一撵。

后来，我去马号喂马，铡草、烧水，他看了也过来帮一把。我胃不好，食堂的馒头吃了就痛，他一两天回趟家，带点大米回来。他人挺老实，在连队干活干得好，年年都是优秀。以前找对象都找本分的、老实的、不滑头滑脑的，我们俩就谈起来了。

我这人要强，啥事都不落后，第二年就当了班长。下乡时住帐篷，转年我带着班里的8个女知青割草和泥，8天起了一幢房子。

我和张宪金是1976年结婚的。为啥没找上海知青？得找个本地人，能干活，找个知青，两口子净干仗。

我结婚时，家里什么东西都没给。我爸妈反对我嫁给外地人，我爸妈想，我不结婚兴许还有机会回去，跟了他就回不去了。结婚两年多，我们家一封信都没来。后来有了女儿，我舅舅给我和我爸妈往一起拉，他说孩子在哪儿都一样，我爸我妈也就通了，写信叫我回去。

我带着18个月的老大回了家。我妈见到我哭没？哎呀，哭了，那能不哭吗？下乡两年时回去一次，结婚以后再没回去，几年没见爸妈了。在上海过完年，我就要回来，我妈说你工作比较累，就把孩子放上海吧。老大在上海上了托儿所，我妈天天接送。

再回上海，我已怀了老二，我妈说生完孩子走吧。我在上海待了三个多月，生下了老二。刚坐完月子，张宪金那边来信了，队里着火了，他把胳膊烧了，晚上住院打针，白天到修理厂修车。他是车长啊，车不修，春天怎么干活呀。我就抱着出生32天的老二回来了。从上海坐火车到福利屯，换车到建三江，再到创业，再到连队，那时候走一趟挺困难的。

老二3岁了，我又回上海，张宪金也跟了去。那时，家里还是反对的，他在我家待了不到20天，我妈就撵他走。我妈还是那个想法，他是外地人，跟了他怎么返城呢？我妈心里一直是有火的。她说，虽然有了两个孩子，将来我姑娘还是要返城的。就是这么个想法，我妈说什么也看不上他，他只好自个儿先回来了，我在上海过完年才回来。

我妈让我把老二也扔在上海，她说你赶紧回去干活，我那时在农工班当班长。现在当官的不干活，以前当官的全凭干活，哪有不干活的，你不干活谁听你的，是不是啊？我妈怕我干活累坏了，让我把孩子放她那儿了。

我妈、我爸、俩弟弟都来过北大荒，夏天过来。过来干什么？我的孩子在上海啊，送孩子回來看看，住一个来月，再把孩子带走。我妈觉得北大荒不行，那时候我在连队，刚有电灯，吃的水是挑的，辘轳把儿摇的井水，不习惯。

那么小的孩子扔在上海，想不想？也想，咋不想呢？

1984年，回上海的调令开出来了，我和张宪金都找着了工作，我们家在上海长宁区的老房子那时还没拆迁，六几年盖的。盖房子那会儿，我借个三轮车晚上到处转，把烧水的老炉灶的炉灰渣要回来，打成煤砖。那时的房子都是煤砖垒的。我和我妈天天垒，把房子垒了起来。三层楼，我爸老早有话，你们谁也别想，二楼的房子给你大姐留着，她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住。我们要是返城，家里有30平方米的房间给我们住，返城知青没几个有这条件。

我拿着调令去找管财务的副场长，我说我要回上海。

副场长说：“不行，你还挂着1340元账哪，你要走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还上。”

我赌气地说，“哪里的黄土不埋人？不走了！”

二

第二次要返城就是2002年了，爸妈让我妹妹到北大荒接我，带我回上海。为什么接我走？家里摊上事儿了。

1984年没走，我就跟张宪金说，咱得好好干，争口气。

1985年不联户了，自个儿干，我们没别的能力，就是干，那年我们包了450亩地。他种地，我养猪，养了好几头老母猪，打预防针，看着猪下羔子，全是我自个儿来。那时候哪有时间唠嗑呀，我们俩经常累得坐在那儿就睡着了，好在俩孩子不在身边。

什么时候接回来的？老二是上完六年级回来的，回来上的初中，就留在北大荒了。老大上初中时回来读了一年，后来上面有政策，知青子女可以返城一个，我们就把老大户口办回去了，她也回了上海。

到年底，我们不仅还了1340元的欠债，还成了万元户。那年场部商店进了一台18英寸的电，别人都没有钱买，书记就做我的工作让我买。我就让他们把电视送到我们家来。那时万元户相当了不得了，尤其是像咱这种地的，搁现在种地一年收个几十万都不稀奇，那时算是挺好的了。

1986年我评上劳模，1987年当了连队工会主席、富锦市政协委员。1988年当上黑龙江省总工会委员。1993年当上全国人大代表。

中间吧，上头想把我调到农场的城建局，张宪金没同意。他比较老实，就知道闷头干，他没同意，连里的老百姓也不让我走，他们说在哪儿不一样啊，当时我想也行，哪儿都一样，我就没走。

2002年我摊上什么事儿了？为人担保贷款欠了44万的债，张宪金那一年也走了。

1987年，我在连队当工会主席，连队搞分片包干，一个干部负责包干一片，有些贫困户和外来户包了地，没钱买种子化肥，地种不上。地种不上，负责包干的队长就得下岗，咋能让他下岗呢？我这人心肠热，谁家种地种赔了，过年过不去，我就拿出钱帮他们，杀了猪也不忘给他们送点肉；我家猪下羔子，谁家没钱抓羔子，我就赊给他们，猪养大了，卖掉后再把钱还给我。另外，我每年都给学校捐钱。

贫困户和外来户跟人家借钱，人家信不过，说，叫张春娟来，她来，你要多少给多少；她不来，一分钱也拿不走。你说我能不去吗？我去了就痛快地把钱借给了他们。

农场也有人找我说：“我老了，手里有点儿钱，你帮我放出去吧。”

我说行，都是老同志。

我年年给贫困户和外来户担保，借个二十多万三十多万，到年底他们给我送过来，我再挨家挨户登门还钱，你两万，他三万，连本带利一起还上。

2001年春天，我给13户担保借了44万。

7月31号，黑龙江省组织劳模出去疗养，我提出带张宪金，领导同意了。我俩出去玩了一趟。回来后，他说后背疼。我说是不是爬山累着了？后来一直疼，去医院看，怀疑是肾结石，去建三江农垦分局医院拍了CT。结果出来，医生把我叫到一边，说可能长东西了。我就领他去了佳木斯医院，确诊是癌症，肝癌转移成淋巴癌。在佳木斯住了一段，听说上海的医院好，我带他去了上海。

在上海做了手术，拆线后出了院。一天50块钱，在附近租了间房子，白天去医院放疗化疗，半个月后，我把他领回了北大荒。我说回家吧，咱回家养。治病前后花了14万，家里的钱全花光了。

年底稻子还在田里，大雪压下来了，那时候没有机器，都是人工打稻。下的雪白天化了，晚上冻成冰溜子，有冰的稻子不好卖，一块钱4斤、一块钱3斤，就这么卖的。

那一年，农场没一户挣钱，全赔。我家也赔了21万元。

腊月十九那天，张宪金走了。

我妹妹跟我大姑爷从上海过来了，知道我太困难了，要把我接走。

大姑爷说：“妈妈，你回家吧，别在这儿遭罪了。”

想上海的家不？想家，想得掉眼泪，我也不能走。我想，欠着人家钱呢，人家坑我，我不能坑人家啊，我不走，等我把账还清再走。农场有个人欠20来万，跑了。我欠40多万，也该跑是不是？但是咱不能那么做，这样我就没走。

三

傍晚，我就去了别拉洪河，一步步快走到大桥上了，我寻思怎么个死法，要不跳河，要不上吊。张宪金走了，老大老二都成家了，就剩我自己了，我死了你们怎么找我还账啊？

2002年春天，该种地了，我担保的13户人家，还不起债开始往外跑，有跑江苏的，有跑大连的，就剩下两三家。放款的人收不到钱，就上我家要，住在我家不走。来多少人？多倒是不多，两三个、三四个，那就够烦的了。我说，你们不要逼我，既然我担保了，我会还给你们，一家家慢慢还，保证一分不差，我做人要做到这儿。

我还说，你们等等，别着急，等粮卖了，我给你钱。他们还是天天来，一天一趟，给我烦的，感到没活头了，就想到了死。

种8号地的刘树利感觉不好，从后面追来。刘树利心细，一看我不见了就开着我们家的车到处找我。在桥上找着我了，他把我拉回来。我就哭，恨自己，当时不该管这事，队长下岗就下岗呗。不管么，地种不上，多砢磣？后来，我慢慢冷静下来，细想想，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吧。

刘树利是外地的稻农，1995年来农场的，老婆跟他离了婚，带着一个10多岁的儿子。他跟张宪金关系很好。张宪金病重时，他围前围后地侍候。张宪金临走时跟他说：“刘啊，我不行了，你帮忙照顾这个家吧，你张姐人不错的。”

他说：“哥，你放心吧，没事儿。”

刘树利的8号地种的是大豆。张宪金走后，刘树利说，我给你地里干活，你家的机器帮我把地耕耕。我说行。

那两年，跟债主说啥也不听，天天跟着我，看着我，怕我跑了。我说，放心吧，我是省劳模，不带干这事儿的。一次，见那黄瓜馋得不行，我跟那看着我的人说，给我几块钱，我买两根黄瓜吃。他说没有，一分钱没给我。我恨死他了，发誓不能穷一辈子。

到了秋天，粮食收下来，他们上地里看着，三轮车就堵在稻堆边，晚上住在地窝棚里，怕我偷着把粮食卖了。我说先让我把公粮交了，剩下的你再拉走。本来收完稻子可以放一放，等价钱往上涨涨，他们等不得，一公斤一块钱就卖了，后来涨到1块6。

刘树利总去地里帮我干活，别人就起哄。后来车坏了，就叫懂车的技术员帮我们修车，技术员是男的，他家里的就闹，那意思我丈夫没了，怎么怎么着。这时，刘树利对我说：“你也别嫌我穷，我也不嫌你岁数大，我们俩一起过得了。”

刚开始我不同意，我1952年生人，他1963年生人，我比他大十来岁呢，后来想想也行，就这样我们俩到一块儿了。

我和刘树利一年到头待在地里，不请零工，所有的活计都自己干。那时实在是太累太累了，张宪金的侄儿原来在我们家帮工，看以前我们家过的日子在连队是一流的，现在没好吃、没好喝的，还那么累，也跑了。

2004年，刘树利领着一帮人在地里插秧，我回家做饭，正做着呢，就听头顶噼里啪啦地响，以前的房子都是拉合辫的，我往房顶瞧，没瞧出什么。我就走了出去，一看，稻草苫着的房顶冒烟了，敢情是烟囱年头久了，着火了。我就往外抢东西。人家刚买的农药放我家了，农药是大事，我就抢农药，插秧的钱有一万多块，放在柜子里，都没抢出来，还有手机、电话啊，统统都烧了……

我打电话给我爸，我爸第二天就让人汇钱来了。我只要有事，跟我爸一说，我爸就汇钱过来。有时候要买柴油了，我给我爸打电话：“爸，没钱买油了。”

我爸说要多少，我说打个几千吧，我爸就打过来。我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了，爸妈的岁数也大了，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才跟他们张口。我们家的人其实都挺好。

2008年，我和刘树利包了1000多亩地，整个连队就数我包得最多。到年底，40多万欠债全部还清。

我现在过得挺好，连队拆迁，买了两套房子，还买了一个车库。去年买了一辆宝骏汽车，整个下来不到13万。我不会开，都他开，刘树利开。

刘树利的儿子结婚，给他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这孩子初中毕业后出去干了几年，回来他爸就不让走了，说得找媳妇了，赶紧找，找着了赶紧结婚。

还有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我们老两口儿住着。

老大工作？我不打听，也不知道。老大回来读初中那年还行，回来也适应，户口办回去后，她再回去就嫌我这儿不好了，现在条件好了，更嫌这儿不好了，跟我没感情。

后悔不？后悔也没办法，我那时候为了干活。从小没亏了她，没缺她吃，没缺她花。我跟她爸俩人一个月挣60多工资的时候，每个月往家给她寄钱。我妈、我爸都惯着她，到现在40多岁了，啥啥不会干。我们家姑爷行，姑爷到家，洗、涮、做饭，全是他。不过，他很少来北大荒，没时间来，上班呢。

老二在农场成的家，她在学校工作。

我的地有460多亩，前年作价65万，给老二了。我岁数也大了，腿骨质增生，走路都走不动，种不动地了。孩子们愿意种地，叫孩子种去。收入咋样？收入还行，不行她不能种啊。我退休金2700多块，刘树利没有，他是农村的。没病没灾的，够用了，有病有灾就不大够了。

上海的老房子早就动迁了。我大弟弟、小弟弟、我爸妈各分了一套。我爸妈那套81平方米，那时候我妈有病，我妈看病，以及我妈过世的钱都是我拿的。我爸对我弟弟妹妹说，这房子给你大姐留着，你们谁都不能动。我爸想，哪天我兴许就回去了，得给我留个窝。现在那房子值几百万了。我跟他们说，还有个爸呢，咱爸大家管，这房子将来卖了大家分。那时我若在上海，动迁时不也能分一套，是不是？

总的来说还行，反正人在哪儿待习惯了，就觉得哪儿好。在上海，也行；在这儿，也行。这里嘛，肃静点；上海嘛，热闹点，也就这样。你想，我当初要是回了上海，劳模也不一定当得上，全国人大代表也不一定当得上。这个地方小，你有一点成绩别人就看到了。从政治上讲，这里强；经济上嘛，上海也未必强多少，上海跟我们差不多的也不少。

胜战——献给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纪念日

71年前的那个深秋，农历九月十五，霜降第二天，朝鲜北部一个叫做两水洞的地方，一场被载入史册的伏击战打响——历时两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由此拉开了战幕。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一道共同抗击侵略者。新华社发（黎民 摄）

打响出国第一打仗的，是7个月前跟随韩先楚横扫海南岛的主力之一——第40军118师。

伏击战风卷残云。不到2个小时，南朝鲜1个营又1个炮兵中队被歼灭。

这一天——10月25日，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

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工兵战士们抢修被敌机炸毁的渡桥（资料照片）。新华社发（李忠林 摄）

听到前方遭遇了中队，美军骑兵一师第八团上校团长帕尔莫不以为然：“中国人吗？他们也会打仗？”

自负的帕尔莫没有想到，7天之后，厄运就落在了骑一师头上。云山之战，激战3天，有着美国“开国元勋师”之称的骑一师损兵1840人，帕尔莫的八团第三营被全歼，少校营长奥蒙德被击毙。又过3天，英国皇家第27旅榴弹炮兵营被歼灭。

11月5日，第一次战役结束。这是年轻的中队第一次与美军正面交锋，志愿军歼敌1.5余万。

两天之后，新华社播发消息：朝鲜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总司令部顷发表公报称，共和国人民军最近在朝鲜西北部的作战中取得了重要胜利。在此次作战时期，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的组成……

中国官方通讯社选择这样的时机播发这样一则电文，无疑是向世界宣告，中国已经参战。

然而，这一消息并没有动摇“联合”总司令麦克阿瑟继续北犯的自信。也是在同一天，麦克阿瑟下令以22万兵力分东西两线向北推进，企图用“钳型攻势”包抄志愿军后路，进而赶在鸭绿江冰封之前占领朝鲜全境。他狂妄地宣称：鸭绿江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障碍，中国人也并不是一支“不可辱的力量”。

1950年10月初，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并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图为安东市（今辽宁省丹东市）对岸朝鲜新义州在浓烟烈火中。新华社发（杨振亚 摄）

显然，麦克阿瑟过分迷信了美国人的实力，也过分低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为祖国、为正义、为和平而战的坚强决心。

11月24日，美军第3师先头部队刚刚突进到鸭绿江畔的惠山小镇，麦克阿瑟的“巴丹号”座机就飞到美国兵头顶助威来了。登机之前，麦克阿瑟面对众多记者夸下海口：“你们可以告诉我的士兵，赶到鸭绿江边，我就放他们回去，我已经向小伙子们的家人们打了包票，圣诞节让他们回家过节！”

一个月后的同一天，第二次战役结束，美国人没有等到麦克阿瑟吹嘘的“圣诞节胜利”，却等来了“美国陆军史上空前的败绩”。这一战，志愿军毙伤俘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一战扭转朝鲜战局。“联合”则在10天之内溃退300公里，拥有“攻势专家”名头的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在败退途中翻车身亡。

曾经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不得不承认，美国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发起进攻（1951年摄）。新华社发

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美国总统杜鲁门以“未能全力支持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为由撤职。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也使挑起中美对抗的杜鲁门政府威信扫地。1952年3月，杜鲁门无奈地宣布不再谋求总统连任。

朝鲜战争，美国投入的费用16倍于中国，换了3任“联合”总司令，出动了美国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不仅纠集了16国组成所谓的“联合”参战，还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新式武器，最终却只能接受失败的现实。

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欢庆战斗胜利（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美国陆军第二师二十团团长弗里曼，二战时期曾任驻华助理武官，对军队的作风和战斗力印象很差。时隔几年，弗里曼与志愿军交手，他的部队被志愿军打垮，团部也被攻占。记者问弗里曼有何感受，他回答：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

人，不再是那批人了；中国，也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中国了。

1953年7月，中朝两队发动对敌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歼敌5万余人，迫使侵略者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这是志愿军某集团军坦克部队在战前宣誓。新华社发

相隔56年，同一条鸭绿江，见证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和一支不一样的军队：1894年10月25日，日军从朝鲜越过鸭绿江，3万清军落荒而逃，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当时还叫“安东”的丹东；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勇敢地向武装到牙齿的强大对手说“不”。21年后的同一天——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在国际上赢得了应有的权利、地位和尊严。

坎尼，古罗马城市，因北非古国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战胜强大的罗马，“坎尼”后来成为完胜的代名词。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他的名著《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写道：一支装备如此落后、基本靠人力机动的部队，居然敢围歼全部机械化装备并有绝对制空权的美军。中国的统帅和将领敢于想象并策划这个气魄十足的‘坎尼’，是源于此前无数次艰苦作战积累的自信，以及对麾下身经百战将士们的绝对信任。

事实上，托兰的评说还不够全面。在两国国力相差巨大、两军武器装备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新中国之所以能够赢得这场立国之战，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正如在题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的讲话中所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后来说：“我们从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就说，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朝鲜战争之初，中国政府警告美军不能越过三八线，美国人不以为然。15年后，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当中国政府警告美军不得越过北纬17度线时，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说，他相信中国说的话，没有他的命令，美国空军不准轰炸17度线以北的哪怕是一个厕所。

“师入三韩大有声，海东形势一番更。美军屡败终难振，华裔方兴孰敢轻。”这是时年93岁的萨镇冰先生，欣闻志愿军节节胜利写下的诗句。从一盘散沙到同仇敌忾，从苟安退让到勇于胜利，这位经历过中法马江海战和中日甲午战争、曾经担任过清政府海军统制和中华海军总长的历史见证人，对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对比，有着深切的感受。

抗美援朝，用胜利奠基和平的一战，用正义战胜强权的一战。

2005年5月，又一次访华的基辛格，来到了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生前所在连。1950年11月29日，在长津湖战役的小高岭之战中，杨根思和战友们一连打退了敌人8次进攻——阵地上最后只剩下连长杨根思一个人。当美军再一次蜂拥而上，28岁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勇敢地冲向了敌阵……在“杨根思连”，基辛格沉思良久，写下了这样一段留言：“愿中美两国永远不兵戎相见。”

这是杨根思像。新华社发

10月23日，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上，98岁的基辛格在与上海新金融研究院院长钱颖一视频连线对话时说：“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霸权。每个国家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力，但没有任何国家拥有支配整个世界的潜力。”（贾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