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农历9月28日八字如何(1974年农历9月28是什么命格)

从1974年底开始，特赦战犯的消息渐渐传开，人们从斗争形势逐步趋缓看到了希望。党内外反映强烈，战犯都要放了，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就更要释放。胸有成竹，说：先党外，后党内。他指示解放干部，让、、、吴德4个人负责。他批评专案组，说：“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就没有成绩！”

解放干部深得人心。这是任副总理后做的第二件事。

自我爆炸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撤销了中央专案组“二办”，1972年春让在京的、疏散到各地的及在干校劳动的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回京检查身体，改善了他们的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这些干部大多是60岁左右的老人，经过长期关押，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这些措施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同时，允许家属到秦城监狱探望。1972年9月，开始从秦城监狱、军队兵营、交通干校、政法干校等处放人。

在解决各单位领导班子时，陆续解放、结合了一些老干部。解放部一级干部或中央专案组专案中涉及的干部都由政治局开会讨论，中央组织部、总政负责人列席。“”和集团有矛盾，但是在打倒老干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极力阻挠、干扰、破坏这项工作。解放干部的阻力很大，阻力就来自于“”。解放干部只能从容易的做起，很明显的冤案先平反，没有历史问题的先解放，没有争议的同志先起用。对解放干部之难，深有感触。1974年7月，他写了一首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他给看过这首诗。

再难，有的讲话，周恩来的主持，政治局同志的努力，这个工作不断地缓慢地向前推进着。

1973年，在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陕西省委书记舒同、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著名画家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等人的信上作了批示。8月，召开了中国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约有70名老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其中约有30名是在“”中被打倒的干部。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分配工作，只是有行动自由，仍然赋闲在家。1973年底，最引人注目的是，“”中最早被打成的“彭、罗、陆、杨”中的罗瑞卿被解除关押，恢复自由。罗瑞卿恢复自由为公安系统解放干部创造了条件。但是直到1975年6月，罗瑞卿才恢复党组织生活。因为1973年底周恩来、受到“”的批判，1974年“批林批孔”后，解放干部的工作更加困难，停顿了一个时期。

1974年9月28日，浙江省副省长王芳的夫人和哥哥分别给、写信，说：王芳从1968年受审查，已七年了，现王芳患多种疾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作出结论，或先让其回家治疗。10月10日，信访局收到来信。中办有规定，涉及司厅局级、部级的问题及重要情况都要及时上报。21日，信访局的干部王春明对来信作了摘要。25日，摘要分别报送、。28日，信的摘要摆在的桌上。

提笔批道：

王芳、吕剑光二同志我看无多大问题，似应解放。七四年十月二八日。

写完日期后，在后面又加了一句话：此二人我很熟悉。

经常到杭州，“”前每到杭州都是由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副厅长吕剑光负责保卫工作，经常接触，所以熟悉。

的态度很明确，不敢怠慢，当天批道：“请东兴同志酌办，报主席。”因为是公安系统的事，当天就批给：阅批中央专案“三办”办理。

30日，收到此件当即写道：

施义之同志：

现将毛主席的批示 （复印件）一件，及东兴同志批的来信摘要送去，请即给中央三办领导同志传达，并按毛主席指示办理。办好后将情况上报。

10月30日

李震死后，施义之主持公安部的日常工作。他为人谨慎，接到的批示后，首先送给祝家耀等5位部领导看，等他们都批了，已到11月11日。一切程序都走完了，通知“三办”放人。王芳、吕剑光很快就被放出来。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还在中央，王芳出来后，不能分配工作。一直到抓了后，1977年王芳才出来工作，先过渡到宁波任地委书记兼宁波市委第一书记，12月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

20世纪60年代，林伯渠的夫人朱明，匿名写信揭发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让罗瑞卿调查。罗将此事交给上海和浙江办。当时，刚到杭州，信就寄到杭州。拿着信和王芳一起商量，提供线索以便尽快破案。认为应是30年代同她认识的人，她向王芳提供了几个人的名字。为了查清案子，自然要了解30年代的情况，以便寻找嫌疑人。后来，这个案子在上海市公安局四处处长汪吉的领导下被侦破。汪吉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女同志。当了中央小组副组长后，1968年，她和叶群商量好，你抓我的仇人，我抓你的仇人，乘机加害于这些同志，将他们都投入监狱。

问：你为什么不批（释放王芳）？

回答：我怎么敢批。

说：这是实话，管的案子，谁也不能插手。

经过问，解放了王芳。这也立了一个标准，就是插手的案子，涉及的案子也“无多大问题”，“应解放”。的批示，缓和了因李震之死在公安部追查凶手的紧张气氛，推动了解放干部的速度。

十大虽然有30多名老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是“”期间中央全体会议召开得很少，权力掌握在政治局、国务院、地方省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手中。掌握行政大权要有实职才行。“”在政治局处处作梗，找种种借口不给这些同志安排工作，这个问题一直到周恩来组阁后才得到解决。四届全国人大确立的29个部委级干部中，“”中被打倒、被批判的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的占了大多数。

周恩来从来就不同意打倒这么多干部，一直想解决干部问题，只是在“”的阻挠下，此项工作常常不尽如人意。1972年，周恩来被检查出患有膀胱癌，1974年6月住院后，一连动了两个手术，此后身体日渐不好，除尿血外，大便偶有潜血出现，腹部长一肿物。由于主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周恩来没有时间进行肠胃检查。四届全国人大后，周恩来大便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通畅。医生很着急，一直催促他及早检查。

1975年2月初，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宣布由代理他的总理工作。本可以放下工作检查治病，但在得知要解决干部问题时，他感到真是机会难得，稍纵即逝。他顾不上治疗，在病中找等谈话。2月27日晚9点、3月1日晚11点，两次约、、吴德等到305医院，每次都谈两个小时，其中3月1日晚谈到次日凌晨1点55分。周恩来住院后仍保持夜间工作的习惯。他们一一分析中央所管专案审查对象的情况，研究处理意见。

1976年，和在一起

经过八九年的审查，每个人的材料都有尺把高，就是看一遍也要几个月。周恩来提出一揽子解决办法，说：“先放人，后作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的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指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

幸亏周恩来出了这个好主意，不然送政治局讨论，“”必然刁难，时间一拖，到10月形势大变，想解决也没有机会了。

对解放干部，等是积极的。、、吴德等在听专案组人员汇报时，从兜里拿出一张名单，名单上的人员是调查给写匿名信一案的人。这些人查阅了有关20世纪30年代的资料，“”中他们因此被说成是秘密查的资料，而放在罗瑞卿专案组里。这个案子不仅涉及罗瑞卿、王芳、吕剑光，还涉及北京、上海、杭州的许多同志。在处理释放王芳的案子时了解到这个情况。他慢条斯理地说：“这件事毛主席知道，怎么能说秘密查呢。毛主席亲自批示了王芳应解放。这些同志都可以结案释放。”

经过5天的紧张工作，3月6日，、、、吴德等写出《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简称《报告》）。随在杭州，由代签。

《报告》说：根据毛主席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的670个审查对象（不包括集团有关人员）中，被关押的有350人。670人中“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这些人放了，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销。”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

参与了起草工作。说：这个工作不是以我为主，主要是。

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释放战犯的工作上。因从来没有管过专案组的工作，以前一直在地方工作，对中央管的干部情况不熟悉。专案组是1966年“”爆发后陆续建立起来的，后来形成一、二、三3个专案办公室。“三办”主要负责一案。1969年后，专案组的工作主要在康生领导下，由、负责。负责中组部工作，管得多些；负责转送审阅，按的指示办。

《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上去后，第二天（3月7日）周恩来看了，并在报告中“人民内部矛盾”一类中加上“凡属问题性质严重而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的应予释放，并将其结论在适当范围内宣布”，急速报。

周恩来加的这句话明确了就是问题性质严重的也要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这些人都要放出来。这样，使更多的人放了出来，并促使很快给他们作结论。

3月20日，周恩来在病中仍想着解放干部一事，嘱咐转告各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门：把监狱清一清，看关的是什么人，怎么处理的。他所说的清一清监狱，是指被关起来的干部。“”开始后，因中央专案组管的不少干部被关进秦城监狱，各地效仿，将各省专案组管的人员也关进监狱。山西就是如此，将省委书记王大任关进了监狱。周恩来不仅想着中央专案组管的人员，他推而广之，还想到各地的同志。

周恩来手术的前一天，25日晚11点，又将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的和、找到医院，和他们谈了两个小时，研究国务院的工作。周恩来一向对手术是两个准备，一个顺利，一个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所以，他要在进手术室之前将工作都作好安排。

3月26日，周恩来做了第三次大手术，切除了腹部的肿瘤。这种手术对年轻人来讲都是大手术，何况周恩来已是77岁高龄。手术后只过了6天，他躺在床上就开始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工作，接见外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