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八月十九八字(1990年八月十九八字是什么命)

“九一八”历史事件到底是怎样的？（一）

自1931 年春季以来，日寇先后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企图挑起事端。

万宝山中朝居民种地纠纷

随即，大量向东北增兵，公开在沈阳街头搞军事演习，发动侵略战争的种种迹象，已十分明显。

张学良有些着急，他曾派人到南京向请示机宜。但这时正集中力量进行“剿共”和对付广东，唯恐与日本发生冲突。

8月16日，针对日寇制造的中村事件密电张学良，称 :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9月初，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到北平面见张学良，张即以此电之急示王，并嘱转告部属，一定照办。

9 月6日，张学良遵照之命，打电报给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代行边防司令官)，重申不抵抗的方针。

9月12日，南京政府又指示张学良，要满足日方一切要求，尽快处理完中村事情，防止日方以此事为起事口实。张学良立即照办，将依照国际法处死日本军事间谍的东北军将领关玉衡关押，以求妥协。但日寇立即又制造了新的阴谋。

9月18日，再次从南京前往江西，去指挥“剿共”。

这天晚上，日本满铁守备队于晚10时炸断柳条沟一段铁路，诬称中队所为，突然袭志沈阳北大营的东北边防军第十旅王以哲部。

日寇沿途用机枪大炮乱扫乱轰，杀害我和平居民无数。总参谋长荣臻急电在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对他处理“九·一八”事变，做了如下的阐述(1990年8月3日，张学良在台北市接受日本 NHK 广播协会特别节目，记者矶村高德和樱美林大学教授臼井胜美采访时的谈话)：

“那时我在北京养病，那天我请英国大使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下命令不许还击。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个情形，当时我想先冷静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我那时候没想到日军会那样干。我想绝对不会那样干，我以为日军是以这种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发出命令不让还击。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一事件。据我判断，日本要是那样做，不但对中国不利，对日本来说也会遭到国际谴责，不会有好的结果。我想日本不会那么做。后来国人责备我不抵抗，没有看透日本的阴谋，我是不承认的。可是，要是责备我判断错误，那我承认。当时我判断日本那么做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要挑起战争，我会拼命打的。这件事件，现在许多人都替我辩解，说是当时中央国民政府怎么样。当时中央还没有那么厉害，那时中央不是蒋先生，是孙科负责的时候。中央给我的指示内容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的意思就是按照情况适当处理。换句话说，就是中央不负责任，你自己看着办。所以，我不能把满州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给中央。我因为自己不想扩大事态，所以才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再重复讲一遍，当时我根本不认为日本会整个打过来。不上日本军部挑衅的当，不扩大事态，这就是我当时的判断。当时中国有好多事情，譬如南京事件、济南事件，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假如我当时知道了日本的真正意图，那么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我不能不承认自己对日本的判断是错了。”

张学良判断错误之后，给荣臻下的命令是 :“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

荣臻传给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的命令是 :“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可是“九·一八”事变当夜王以哲回家睡觉去了，他接到荣臻的不抵抗命令后，想回北大营去执行也回不去了，因为日寇已将北大营包围。在北大营守职的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用电话请示荣臻，荣臻命令赵镇藩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赵镇藩过了不久，又打电话向荣臻汇报说:“这个指示已经同各团长说过了，他们都认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做不到，官兵现在都在火线上，如何能去收枪呢?”

荣臻仍然坚持说 :“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中国官兵只有挺着等死了!

最后，荣臻还算开恩，指示“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这就是退却，把北大营让给日寇。

第七旅突围撤退到东陵附近。

19日凌晨1时，北大营被日寇占领。

9月18日这一夜，中国官兵死伤二百九十余人。

9月19日早晨6时，日寇大队人马开进沈阳城。

沈阳被日寇侵占的消息传到北平，张学良与在北平的要人吴铁城、李石曾、张继等召开紧急会议。但所作出的紧急决定仍是电令东北当局维持秩序，军民先退出相当地点，候中央解决。

就在9月19日这天，张学良致电南京政府称 ：

“日军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军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

“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主义”一词始于张学良的这封电报，张学良因此得“不抵抗将军”之恶名。

沈阳事变电告南京，留守石头城的一帮大员们，因到江西“剿共”去了，他们什么也决定不了，除了发急电请回宁主持一切之外，就剩下慌作一团了。

日寇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恣意烧杀，迅速将侵略战火波及全东北，一日之内占领了沈阳、海城、大石桥、开原、昌图、四平、公主岭、长春、凤凰城及营口、抚顺等要地。仅东北兵工厂即损失步枪九万五千余支，机枪2500挺，大炮650 门，各式迫击炮2300门，飞机260架，沟帮子的铁甲车队全部被毁。其它物资不算，价值5000万元以上。东北三省的银号、中国交通银行，均被日寇洗劫，张学良的私邸亦被日寇搜查捣毁。至于无辜民众遭日寇洗劫，更是不可言状。

9 月 21 日，从“剿共”前方回到南京。22日晨，他在南京市党员大会上讲话，竟然大讲“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

当日召开中央常会，决定对粤采取和平方针，释放胡汉民，使其继续主持党政工作。又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分别发表3个文告:

9月22 日发表的《中央告全国》，一不言动员民众，二不言出兵抗日，而只要求全国绝对服从的中央，严守秩序，老百姓只埋头工作，交捐纳税，勿问国事。

23日发表的《国府告民众书》，宣布了对日的基本方：

一，依靠国联主持“公道”，乞求帝国主义给以“合理的援救”。

二，鼓吹“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之罪恶”，要中国人民以“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寇的野蛮。

中央执委会的《致粤要人电》，除重复上述主张外，着重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顽固坚持内战、“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

这些就是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方针。

为了推行这一套不抵抗主义，中央特设了“特交委员会”，戴季陶、宋子文分任正副会长。

注释：一、万宝山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在吉林省万宝山村发生了一起中国百姓与朝鲜边民之间因为种地的事情引发的一场冲突。于是，日本就在这场冲突中开始策划，为发动侵占东北三省的战争制造舆论。

二、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的中村震太郎奉命潜入中国东北地区担任间谍，数日后被中发现，然后被拘捕并处死。这次的中村事件也是后来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借口，成为九一八事变一个重要的导火线。中村事件发生在察尔森镇一带的地区，而中村震太郎正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期关东军的一个重要的情报人员。中方处死中村震太郎使得日本侵略军损失了一员得力干将，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借口。其实假使这次中村事件没有发生，日本侵华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只不过日本关东军会换个其他借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