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29日运气八字(1963年7月6日八字)

同志生平照片（一）

周恩来与“”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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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恩来在“”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他赞成将知青上山下乡作为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新方向,通过给知青写信、肯定有关上山下乡题材的剧本等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20世纪 60年代上半期,他提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指导思想；将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知青的安置方向；深入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经验,及时回答了在推进上山下乡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问题；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加大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力度；倡导“半农半读”,推动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在指导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对知青十分关心、爱护,尽力解决知青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确保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关键词]周恩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

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一直延续至80 年代初,其中,最为人瞩目的是其在“”期间的这段历史。其实,作为一种缓解城镇就业压力、适应蓬勃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举措,它在“”前已形成较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与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倡导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其中,周恩来是积极倡导者,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1955 年至1961 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探索阶段。在这一时期,周恩来通过给知青写信等多种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

开始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初是与中国城镇就业压力增大,而农村又急需有文化的青年来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1955 年,在为他亲自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文集》第6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462 页。),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的启动,也成为了激励知青上山下乡的精神动力。中央在1957 年10 月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在中央有关文件和报刊中最初使用的是“下乡上山”这一提法。1967 年7 月9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从此,“上山下乡”成为全国通用的提法。)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655 页。)周恩来十分赞同和关于将上山下乡作为城镇青年就业新方向的思路和举措,并在不同场合对此作了具体阐释。1957 年6 月26 日,他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151 页。)他还对当时劳动工资方面的规定有碍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表示担忧。1957 年9 月5 日,他在国务院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有关劳动工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是许多规定刺激人口增长,不是鼓励人们上山下乡,而是鼓励人们进城。(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73 页。)同年9 月26 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作报告时提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9 页。)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也采取多种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20世纪 50年代中期出现的青年志愿垦荒队,被视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在周恩来报告的感召下组建的。1954年 9月 23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了保证增加农业的产量以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在发展合作化的同时有系统地推广新式农具,推广抽水机和水车,推广良种,改进农作技术,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并且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人民日报》1954年 9月 24日。)周恩来在这里提到的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增产粮食的思路,打动了很多知识青年。在场的北京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杨华听了,“心里就像着了一盆火”。晚年他回忆说:“正是由于周总理在1954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番话,才使我从此毅然决然地向党组织提出远征开垦荒地的请求,成了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长。”(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8年版,第51、58页。)继北京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萝北县之后,天津、上海、河北等 10多个省、市共组织了 50多批青年远征垦荒。

周恩来还通过给知青写信来鼓励他们上山下乡。1957年 12月 23日,他致信上海市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希望你们能够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的农民,并且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110页。)。1958年,上海随之出现了一个上山下乡高潮。1958年4月,周恩来在观看了反映城市知青上山下乡题材的现代豫剧《朝阳沟》后,大加赞扬,并说“要到北京演出,一定会受到欢迎”。同时,对这个戏如何进一步提高,他也作出了指示。( 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 3月 2日。)按周恩来指示修改过的《朝阳沟》在北京公演,后来又被搬上银幕,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对推动知青上山下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1955年至 1961年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相比后来,规模小、人数少,时断时续。从 1955年到 1957年,共有 7.9万多名城镇青年上山下乡。自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也使知青下乡工作一度沉寂。青年志愿垦荒队多数也没有坚持下来。

二、1962年至 1966年:知青上山下乡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对知青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高度重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深刻阐述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

20世纪 60年代初,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调整。在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精简政策的同时,从 196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从这时起,周恩来对知青上山下乡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把推动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党和国家工作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抓。1962年,他在接见各大区农办负责人时指出:“计划生育和组织城市人口下乡,不能看成是一件小事,应当经常抓这件事情。”(《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11页。)1963年 2月 13日,他在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又强调:“我们对人口、劳动力、城市人口怎么样安排,这是一个大事情。总的口号就是面对农村。就是下乡、上山、下水,搞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33页。)他多次主持会议讨论研究知青问题。“”前,一共召开过八次全国性知青工作会议,其中,周恩来亲自到会四次。有一次他听知青工作情况汇报竟长达六个小时,足见他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周恩来还多次深刻阐述知青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1962年 11月 8日,他指出:“我们安置城市下放人员是积极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就业范围、解决城市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这是个长期任务,我们是从这个目的开步走的,所以说这是有前途的事业。”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2页。) 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提出,今后 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 36页。)1965年 2月,他又明确指出,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工作是延绵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一定要远瞩,长期打算,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 1月 17日。)

2、将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知青的安置方向。

20世纪 5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由于缺乏专门领导机构组织协调,不可避免地出现职权不分、彼此掣肘等问题。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有计划地展开,知青安置工作也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从无计划到有计划的转变。这一重要转变,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

周恩来曾多次强调,知青上山下乡不是临时性的措施,而是长期的方针。根据他的指示,在 1962年 10月召开的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上,首次把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就安置对象、方式、经费、物资等制定了相关政策、计划和保障措施,并组建了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1963年 6月 29日至 7月 10日,中央召开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要编制出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15年(1964—1979)的安置规划。根据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提出 15年内,“估计每年有百万左右的人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604页。)。1965年 2月,周恩来在各大区和重点省、市、自治区安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强调:动员城市知青和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是城乡劳动力安排上的一个方面,必须纳入城乡劳动力整体规划之中。目前在城乡劳动力安排上存在着分散现象,需要加强统一管理。(参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430页。)周恩来的这一指示精神,在当年 4月 22日中央转发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语中得到体现。

知青的安置方向也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城市知青最初主要安置在国营农场,但农场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国家财政负担也重,各地都在寻求更好的安置办法。周恩来肯定了时任中央总书记提出的插队办法和浙江嘉兴安置插队知青的经验,积极倡导以插队为主安置知青。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他提出:“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要勤俭办事业,要节省花钱。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39页。)

为进一步统内外认识,有序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1963年 10月,周恩来又指示:“要搞一个决定发下去,越快越好”。(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6页。)1964年 1月 1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我国第一个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9—40页。)

安置方向调整后,插队比例迅速提高。1962年至 1963年,下乡知青主要安置到农场,插队只占 6%。1964年插队比例猛升到61%,1965年进一步上升为63.1%,1966年达到 70%以上。(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79页。)

3、深入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经验,及时回答在推进上山下乡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推进几年后,动员工作较为顺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迫切需要作出进一步解答。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 2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提出统一安排劳动力的七条经验:劳动、精简、安置统一起来；在时间上,冬季动员,春耕前后、麦收前下去；因地制宜；投亲靠友为主；坚持方向,重视巩固,稳步前进,不要着急；统一安排,各方协作；自力更生为主,群众互助,社、队扶助,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3页。)这些经验,涉及知青工作的方方面面,对于提高各级各部门领导的认识,增强他们做好知青工作、关心知青成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无疑有很大帮助。同时,也增强了广大下乡知青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在这七条经验中,周恩来提出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很好地诠释了国家对知青上山下乡持有的基本态度。周恩来指出:下乡知青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我们总要替他们想一想,他们前途怎么样?我们要不关心后代,那么什么人关心呢?国家就是我们这些人在服务嘛!我们就要指引他们,告诉他们往哪一条路上走是正确的；帮助他们,检查他们,负责到底。两句话:国家关心,负责到底。一定要这样他们才放心。发生了错误,我们就要纠正错误。发生了偏差,我们就要去纠正偏差。关心不够,我们就要多去关心。遗留下来的事情还没有解决的,我们就替他们解决。这样才能使他们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安下心,将来就是很好的农村有知识的劳动者,反过来也是能劳动的知识分子,就结合起来了。(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3页。)自 1965年以来,周恩来提出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这两句话多次出现在中央、国务院关于指导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文件中和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贯穿于城乡动员和安置工作之中。

4、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指示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加大宣传力度,鼓励知青上山下乡。

周恩来特别看重先进典型人物在知青上山下乡中的带动作用。1963年 10月 15日,他在与各大区负责安置工作的同志座谈时指出:“华东写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青年一代’、‘第二个春天’等好剧本,北京为什么不能写一个?铁姑娘、邢燕子、侯隽就不能写个剧本?华北局要推动一下。”“其他大区也要抓典型,每个大区、每个省都有这样的青年人。”(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41页、58页。)在20世纪50年代和 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青中间,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周恩来高兴地赞叹说:“天涯处处有芳草,祖国处处有英雄”。他重视培养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知青典型,多次接见他们。1964年 12月 26日,经他安排,邢燕子和董加耕参加了 71岁生日晚宴,坐到身边。(参见卞庆奎:《董加耕:没有看错的年轻人》,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页。)他们后来都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很有影响的带头人。

周恩来还指示将知青上山下乡拍摄成有关电影。1965年 2月 26日,他召集刘白羽等人,提出要把知识青年下放等带方向性的成熟了的题材拍成纪录片(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3页。),并亲自定名为《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

5、倡导“半农半读”,推动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

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举措,无论对社会结构还是对人们的传统观念,都是一次大的冲击。1964年,鉴于城市升学就业压力和大批毕业生不愿意下乡的现状,国家主席多次论述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并把它与上山下乡联系起来。1965年,在倡导半工半读的同时,又提出“城来社去”的新设想。周恩来十分赞成的意见。1964年 12月 21日,他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是一种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这种新型学校能够培养出既能体力劳动、又有文化技术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的人来,为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这种新型学校,是社会主义、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人民日报》1964年 12月 31日。)1965年 11月 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半工半读办法,当教育部长何伟谈到和安置办公室同志商量,准备抽一点安置经费,采取半工半读办法,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时,周恩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办法”(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5—56页。)。1965年 12月 28日,国务院批转当年 8月下旬至 9月中旬召开的安置工作座谈会工作计划时指出:遵照刘主席、周总理对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的指示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明年应结合动员城市知青下乡上山,重点试办半农半读的劳动大学,为逐步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积累经验,为促进农村文化革命、实现科学种田造就人才。(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 61页。)

在领导知青上山下乡同时,周恩来也开始考虑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问题。1966年 2月,当他听说各地知青都愿意到新疆而很少愿意到西藏去时,当即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由新疆兵团组成一千多人的一个团,由知识青年组成,动员他们去西藏。广大知青听说周恩来希望他们去西藏,在三天之内报名的超过三万人,最后去西藏的有两千多人。(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 1月 18日。)

“”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步子比较稳妥,进展较为顺利,其工作成绩是主要的。1962年至 1966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累计达到 129万,其中到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有 87万人,占下乡知青总人数的67.3%。

三、在推动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对知青十分关心、爱护,尽力解决知青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体现了他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和对广大知青的深厚感情。

知青上山下乡在推进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一部分知青思想动荡,不愿劳动；相当一部分知青生活不能自给,住房没有解决,有病无钱治疗；歧视、打击、侮辱知青的违法乱纪事件时有发生等。发现这些问题后,周恩来极为重视,并尽力予以解决。

设立知青工作的领导机构。周恩来很重视下乡知青的管理问题。1964年,遵照他的指示,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兼任组长,以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及有安置任务的区、县,也都整顿、充实办事机构,调配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到 1965年 4月,全国安置工作部门的行政编制总数已达到 6000人。知青工作机构的逐步建立,对于推进上山下乡,解决下乡知青遇到的一些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重视对知青的业余教育,关心知青的精神食粮问题。关于下乡知青的教育问题,周恩来说:“事先要有动员教育工作,小学毕业不能升学的,你要不给他劳动教育,有个两三年准备,他怎么能下乡劳动啊!十二、三岁的孩子不能去,要给他准备,要给他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对这些人从平时的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就得准备。”(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2页。)为满足下乡知青的学习要求,他提出在城市开办劳动后备讲习所,鼓励在农村推广业余教育。按照他的要求,每次安置工作会议都要专题讨论研究下乡知青的业余教育问题,每次发文都会对此提出新的要求。周恩来格外重视在乡知青的精神食粮问题。1963年 10月 18日,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创刊 40周年联欢晚会上提出:今后每年要有大量知青上山下乡,这就需要解决他们的精神食粮问题。1965年 2月 28日,他又提出:“《中国青年》杂志最好是面向农村,这样就可以供应青年精神食粮了。要使下乡青年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军事这四项主要的精神食粮。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任务,青年团要担负起来。”(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3—64页。)

关心“出身不好”的下乡知青。从20世纪 60年代初开始,注重家庭成分的倾向严重起来,一部分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知识青年,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周恩来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批评了这种倾向。1963年,针对有人质疑下乡知青典型侯隽的家庭出身问题,周恩来明确表态说:“我们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不要让孩子背家庭包袱。”( 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83页。)1965年 7月,他在新疆石河子接见上海知青代表,在得知知青卓爱玲因自己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有些难为情时,周恩来告诉知青们:“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741页。)周恩来的讲话发表在各大报刊上,对当时“出身不好”的知青,无疑是很大的鼓励。

选派带队干部照顾知青。考虑到下乡知青多数是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在异地他乡独立生活会遇到种种不便和困难,1963年周恩来在听取工作汇报时,提出动员城镇选派一定数量的干部带领青年下去,帮助安置地区做好安置和巩固工作。根据他的指示,中央下发的有关文件规定:“由城市配备好适当的带队干部,一起和他们下农场落户,至少是在农场工作一个时期,帮助农场做好对这些来场落户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册,第 600页。)在知青转向以插队为主之后,中央又在1964年把这项措施纳入《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要求城市方面“适时派出干部协助生产队进行巩固工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第 45页。)。

周恩来及时发现知青上山下乡中出现的问题并力所能及地予以解决,缓解了知青遇到的困难,也缓解了上山下乡遇到的阻力。这是这一时期知青工作开展较为顺利的一个重要因素。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段历史已经结束,但周恩来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广大知青的关心、爱护,以及他亲切朴实的形象却依然长久地留在千百万知青的记忆中。

焦裕禄兰考上任记

作者：高建国

光明日报4月3日曾发表《在人民中永生——焦裕禄迁葬兰考追记》一文，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在焦裕禄逝世56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再度刊发文章，讲述焦裕禄到兰考上任前后的故事。在兰考，在面临组织对其工作能力的考验时，焦裕禄展现的坚强党性和赤诚初心，犹如璀璨星辰，辉映历史天穹，烛照世道人心。

“他不怕死，危险关头敢于往前冲！”

在河南省开封地委书记张申的记忆中，没有哪个县委书记的任用和调整，比兰考县委书记更让地委领导头痛和焦心的了。

焦裕禄带领兰考除“三害”调查队勘察沙丘

这是1962年10月，正是金风送爽、万物结实的丰收时节。可在豫东兰考，人们期盼多年的丰收却躲得远远的，连个影子也找不到。这年春天风沙肆虐，21万亩麦子被打毁，入秋洪水漫漶，23万亩庄稼被淹死，盐碱地上10万亩禾苗绝产。全县粮食亩产只有43斤，背井离乡的逃荒要饭大军像破堤而出的水，拦都拦不住……

兰考位于黄河中下游交界处，是豫东有名的重灾区。1477年到1885年408年间，黄河在兰考决口29次，改道3次。多年来，内涝、风沙、盐碱像一块无形的巨石，压得兰考人喘不过气来。

焦裕禄到兰考上任时手拎的布包和装在包里的选集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兰考迫切需要万众一心抗灾夺丰收的关键时刻，偏偏一线指挥部县委的第一书记难孚众望。没有抗灾的旗手，哪来抗灾的队伍？开封地委开始考虑兰考换将……

开始，地委征求了几个干部的意见，但他们都吞吞吐吐表示不愿去。最后，地委确定，调一位县委书记到兰考领班。讵料地委领导跟他一谈话，这位书记就哭了，不服从组织调动。后来他去了其他省。

焦裕禄在兰考下乡时骑的自行车

兰考县委第一书记难产之际，张申想起了老部下焦裕禄。

张申1938年参加革命，当过3个县的县委书记、两个县的县长和睢杞太独立团政委。1948年1月，焦裕禄从山东南下来到河南尉氏，迅即投身土改和剿匪斗争。尉氏县委书记兼县长张申，见证了焦裕禄带领民兵同土匪恶霸斗智斗勇、屡挫匪军数番来袭的惊心动魄过程。1948年8月，张申提议焦裕禄任尉氏县大营区副区长兼武装部部长，主持大营区党政全面工作。张申晚年谈到任用焦裕禄，说过一句戳骨扎筋的话：“他不怕死，危险关头敢于往前冲！”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的办公室

一语中的，道出了“老革命”用人的战斗力标准。

1948年11月，张申统领尉氏、扶沟两县支前大军奔赴淮海战场，出征前点将焦裕禄任尉氏县彭店区支前民工大队大队长，率2400名民工顶风冒寒挺进苏北，圆满完成前送军粮后送伤员的任务，受到豫皖苏军区后勤司令部表彰。

1949年8月，焦裕禄在“大营九岗十八洼，洼洼里头有响马”的土匪窝，带领民兵三擒两纵匪酋黄老三，顺藤摸瓜肃清转入地下、啸聚山林的余孽，公审处决黄老三，使阴霾笼罩的大营晴了天。

1953年6月，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副书记焦裕禄调洛阳矿山机械厂，9年苦学实干，从门外汉成为生产管理专家。1962年6月，焦裕禄任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名列书记之后、县长之前。由于他谦和务实善于团结，赢得“一点五书记”的美誉，意即一人顶一个半人用。一将难求之际，善打硬仗的焦裕禄进入了张申的视线。

与张申不谋而合推荐焦裕禄的，还有地委书记处书记赵仲三。

1949年3月，张申从尉氏调任陈留地委宣传部长后，赵仲三接任尉氏县委书记。8月，赵仲三提议，焦裕禄任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焦裕禄调洛矿工作，又与时任厂办公室主任赵仲三有过交集。

贤者知贤，能者任能。张申和赵仲三的知人善任，为焦裕禄走向兰考这片苦难多舛但注定要孕育伟大精神的土地，打开了通道。

1962年11月3日，开封地委召开会议，听取赵仲三对兰考县委第一书记问题调查情况的汇报，定下了兰考换将的决心。会后，开封地委给河南省委上报请示：“兰考县委第一书记×××任开封专署林业局长，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焦裕禄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

这份盖有开封地委红色大印的请示报告，落款时间为1962年10月31日，文后所附手拟稿，有赵仲三11月2日的签字。

“现在正是兰考困难的时候，组织把这副担子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

1962年11月6日，河南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干部，在审阅开封地委上报的任免请示时，发现焦裕禄在工业战线时间较长，回县工作时间太短，于是在任免干部审批表上写道：“该同志据说已离开农村十年了，刚又回到农村才两三个月，马上任第一书记，需考虑。”

当天，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开会研究开封地委上报调整方案，根据初审提出的异议，对焦裕禄到兰考任职，形成了“采取两步走的办法，先任第二书记，待熟悉一段后再任第一书记为好”的意见。

鉴于初审存疑，省委组织部11月7日办公会提出再酌意见：“部办公研究，与地委联系，×是否需马上调离，再研究焦的任职。”

接到省委组织部的反馈，张申和地委领导认真分析兰考县委班子现状，统一了坚持调整的思想，决定再向省委反映自己的意见。

1962年11月29日，开封地委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贺廷瑞，给河南省委组织部打电话。任免干部审批表记载的电话内容为：“地委意见，焦裕禄任县委第一书记还能担负起来，还是批第一书记。”

但是，开封地委反映的意见，未能得到省委组织部认同。

应当说，河南省委组织部根据干部成长的一般规律，对脱离农村较久且未主持过一个县工作的焦裕禄，直接任县委第一书记提出疑问，是有道理的。焦裕禄确实也不是到兰考领班的第一人选。不过，张申对焦裕禄心里是有底的。忠诚、无私、富于献身精神，是成就事业最重要的保证。这些特质，正是焦裕禄思想的灵魂和骨骼。

时光飞逝，灾情日甚。鉴于兰考换将刻不容缓，焦裕禄又难以一步到位，1962年12月2日，开封地委经河南省委同意，明确焦裕禄代理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主持县委全面工作，即日赴任。

焦裕禄在副县位置上已蹲了11年。他对平职调整和到艰苦地区工作，没有丝毫畏难和消极情绪，而是充满跃跃欲试的出征冲动。

赵仲三找焦裕禄谈话，他表示：“现在正是兰考困难的时候，组织把这副担子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相信，那里有党的领导，有36万要求革命的人民，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我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赵仲三知道焦裕禄在洛矿患过肝病，问他身体咋样。焦裕禄说：“病这个东西也是欺软怕硬，没什么了不起，我能顶得住！”

张申给焦裕禄“打预防针”说：“兰考是个重灾区，最苦、最难也最穷。到兰考任职，要有接受最严峻考验的准备。”焦裕禄坚定地表示：“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工作，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

其时，焦裕禄肝硬化腹水虽经中医治疗有所好转，但肝区还时常疼痛。然而，当进军号角吹响的时候，焦裕禄毅然扶病出征。

焦裕禄妻子徐俊雅撰文回忆，焦裕禄赴兰考前一天，一进家门就对她说：“咱们还得走哇！”“上哪？”“去兰考。”“我还以为是啥好地方呢，看你高兴得那个样儿！”徐俊雅虽没去过兰考，但知道那是个遍地沙丘盐碱、因讨饭的多而出名的穷地方，嘟囔说：“在尉氏工作不是好好的吗？还挪啥来！”焦裕禄开导妻子：“党叫我去兰考，就是兰考需要我。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嘛！”

尉氏县委领导看到，时令已近大雪，中原大地滴水成冰，可焦裕禄还没穿上棉衣。兰考北临黄河，风疾沙大，冬天没棉衣怎么行呢？大家动议给焦裕禄做套新棉衣，可又担心他不接受。入冬后，县委办公室的同志找有关部门给焦裕禄批了50尺布票，可被他谢绝了。县委书记夏凤鸣满怀深情对焦裕禄说：“老焦，你家庭困难，同志们都知道。现在已是深冬了，可你还没穿上棉衣，大家心里都不是个滋味。县委决定给你做一套新棉衣，请一定不要拒绝。”

焦裕禄感动之余，诚挚地说：“夏书记，同志们的心意我领了，可这个决定我难以接受。冬季，我可以抗过去，请放心。”

尉氏县委只好请示开封地委，得到支持，要求尽快办好此事。棉衣做好后，按地委领导同志要求，给焦裕禄送到了兰考。

离开尉氏之前，焦裕禄给洛矿党委副书记赵祥庆写过一封信：

我已接到地委通知调我去兰考县委了……到那里人地两生，水平又低，没做过主要领导工作，担心搞不好。但地委说那里需要，组织已经决定，那就坚决服从，有困难和大家共同克服，不懂的向原有同志好好学习。我从洛阳走时，你告诉我，到县里要搞好团结，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这两条我经常注意了。

“不战胜‘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怎么对得起牺牲的烈士、父老乡亲和党的重托？”

1962年12月6日傍晚，焦裕禄戴一顶火车头帽，身穿半旧黑色棉大衣，手提办公用的布兜，悄然走进兰考县委机关大院报到。

当晚，焦裕禄就参加县三级干部会议，开始熟悉兰考的情况。

焦裕禄了解到，黄河频繁决口，故道废堤纵横，是兰考风沙频发的渊源；地表凹凸不平，导致排水不畅，是兰考内涝成因；黄水泛滥使地下水含碱量高，形成大片盐碱。全县有灾民近20万，5万多人口外流，以致形成了以逃荒要饭谋生为标志的“兰考道路”。

县三级干部会议一结束，焦裕禄就骑自行车下乡了。冬日的旷野，满目蒿莱，一片肃杀。荒村颓屋间，几个倚门窥望的孩子，个个头大、腿细、肋瘦，挺着个圆鼓鼓的小肚子……

烈士鲜血浇灌的土地，没有长出丰饶的果实；人民把命运交给党，我们却不能保证其温饱！凛冽的寒风袭来，焦裕禄不禁打了个激灵，油然想起在兰考听到的“十愁歌”：吃也愁，穿也愁，烧也愁，住也愁，前也愁，后也愁，白天愁，晚上愁，出门愁，进门愁，愁来愁去没个头。有人这样形容兰考：千人千条心，各想各的路。

兰考的灾情是严重的。但焦裕禄认为，比灾情更值得忧虑的，是人心涣散。人心贵比黄金。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凝聚人心！

风雪车站夜，焦裕禄带领县委委员来到人满为患的火车站，实地体察衣衫褴褛、拖儿带女逃荒灾民的苦楚，午夜回县委开起了车站观感交流会。委员们流着泪检讨自己不安心兰考工作和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错误思想，反思自己忘了本，忘了群众，对不起党的信任重托。焦裕禄趁热打铁，引导大家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抖擞精神带头实干，真正成为带领群众抗灾夺丰收的主心骨。

焦裕禄有备而来，组织干部重温兰考悲壮的斗争历史。兰考县系1954年由兰封县和考城县合并而来。解放战争中，我军3次攻克兰封县城，两次解放堌阳，800多名烈士英勇捐躯，包括一任县委书记和一位游击队司令。考城县委四区，1个月内牺牲数名区长。第5任区长马福重，受命之日就向组织交了党费和个人物品，上任几天就壮烈牺牲，敌人将他破腹，拉出肠子挂在树上……焦裕禄深情说道：“兰考这块地方，是许许多多好同志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先烈们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而是寸土必争同敌人斗。那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啊！党派我们来兰考，群众盼着我们带领他们打翻身仗。不战胜‘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怎么对得起牺牲的烈士、父老乡亲和党的重托？”

情理交融的教育引导，严肃热诚的思想斗争，唤起人们源自内心的政治自觉。后来人们忆起，兰考之变是从风雪车站夜开始的。

天降大任前的磨砺执拗而绵长。1962年12月30日，河南省委组织部办公会确定：“焦裕禄的任职，迟一迟再批。”会后填写的任免干部审批表，留下了“焦裕禄在尉氏是否为第二书记”的疑问。

这些疑问和延宕，焦裕禄自然无从知晓。他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满腔热情给县委这个火车头添煤加水，奋力打开干部群众抗灾图强信心的闸门。全县149个生产大队，焦裕禄跑了120多个，在走村串队、访贫扶困中，发现并树立了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四面红旗，热情誉之为“兰考的新道路”。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在县委带领下，兰考人民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站了起来，全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除“三害”浪潮。

兰考这厢热火朝天，省城郑州又生插曲。

1963年2月14日，河南省委组织部干部处经过遴选，向部里建议：“可调张汉儒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焦裕禄任第二书记。”

张汉儒1925年生，小焦裕禄3岁，1939年参加革命，早焦裕禄7年，任过温县、沁阳两县县委书记，时任省委农工部办公室副主任，曾任省委农委调研处处长。

1963年2月15日，河南省委组织部办公会议审批兰考县委第一书记配备方案。会议斟酌再三，最后决定：“部办公研究暂不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焦裕禄赴任兰考3个月，又经历了一场“刮分风波”。1963年3月，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带毗邻兰考的开封、杞县、民权、东明4县县委书记到兰考吹风，准备把“对省地拖累很大”的兰考，一分为四划给周边四县。兰考自西汉起即设县。焦裕禄等县委领导坚决不同意兰考从中国县治中出列，向省委立下3年改变兰考面貌的军令状，表示兑现不了诺言，就辞职回家种地，不劳省委分配工作。何伟深为焦裕禄等人的决心和精神所感动，主动下乡看望受灾群众，考察治沙成果，越看越有信心，提出帮助兰考解决困难。焦裕禄提出要40万元经费，用以封闭沙丘、挖河排涝和安排群众生活。何伟表态：“我马上汇报协调，上级能解决更好，解决不了，我就是当裤子、卖鞋、押袜子，也给你们凑够！”

“要像泡桐那样，抓紧时间，迅速成长，尽快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63年3月29日，开封地委再次报请河南省委组织部，任命焦裕禄为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地委组织部在干部任免呈报表任免理由一栏写道：“原县委第一书记×××有错误，需处理调动；该同志（指焦裕禄——作者注）现已在兰考县委负责，有能力可以胜任该职。”

河南省委组织部同意焦裕禄由“代”转“任”，但仍囿于“分两步走”的思路。1963年4月25日，河南省委组织部通知开封地委，省委批准焦裕禄任兰考县委第二书记。开封地委组织部将省委组织部的这一通知转发给兰考县委，已经是这一年的5月6日了。

从代理县委第二书记，到担任县委第二书记，焦裕禄创造了兰考县委历任领班人中从未有过的任职记录。他却坦然视之。人的职务，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责任和担承。没有第一书记之名，却负第一书记之责，这不是组织上一种更大的信任吗？

焦裕禄身居第二书记之位，却恪尽第一书记之责。1963年7月起，他带领风沙勘察队千里跋涉，41天查明全县共有风口84处，标定沙丘1600座，测得沙荒地24万亩、受风沙危害耕地30万亩。

这年8月2日开始，白帐子雨连下7天7夜，兰考大地一片汪洋。焦裕禄带领县委一班人，日夜组织抢排积水，赈灾安民。宵衣旰食，焦裕禄肝病明显加重，医生要他马上住院。焦裕禄说：“救灾如救火，别说住院，休息一天都不成！”他带上勘察队冒雨查洪水，在截腰深的水中察看洪水走向，蹲在泥水中歇息和吃干粮。那个淫雨连绵的夏秋时节，烟蓑雨笠的焦裕禄，浑身上下总是湿漉漉的。

焦裕禄亲手掂一掂“三害”的分量，使科学治理“三害”成果丰硕。到1963年底，兰考共造林21014亩，四旁植树146万亩，打防风带186条，堵风口83处，改造盐碱地9万亩，新挖和疏浚较大河道上百条，基本恢复了水的自然流系，涵养了弭灾丰产的生态。

兰考的天蓝了，地绿了，水宁了，庄稼人重又鼓起心劲，在世代生息的家园挥洒汗水、播种希望。1963年7月，兰考县委出台《关于切实制止人员外流的意见》，确定以思想教育树立信心，实行统销包工结合，落实包工责任制与凭证购粮挂钩，成为非常年月稳心安民的灵丹妙药。7月15日，省地工作组在兰考火车站清理三趟西行客货车，共清理下来外流人员3800人，属于兰考的只有34人。

1963年冬，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认为，兰考工作走上了轨道。张申在地委会议上，表扬了焦裕禄深入调查研究和县委吃透情况、善抓关键、领导包点的工作方法，号召各县学习“兰考新道路”。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第二书记何伟，副省长王维群，到兰考视察时充分肯定县里的工作，鼓励焦裕禄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穷则思变的兰考开始引人注目。《河南日报》刊发反映兰考面貌变化的综合消息和韩村精神的长篇通讯，总编辑刘问世还亲自捉刀，撰写了论述“兰考新道路”的社论，兰考干部群众备受鼓舞。

11月24日，开封地委报请河南省委免去焦裕禄兰考县委第二书记职务，任命其为兰考县委书记。任免理由是：“兰考县委缺书记，该同志去兰考这一段工作搞的尚好，可以胜任书记职务。”

1964年1月27日，开封地委接省委组织部通知，经省委批准，焦裕禄任兰考县委书记。此时，县委已不再设第一书记。焦裕禄从1962年12月2日受命主持兰考县委工作，到名正言顺成为县委书记，差6天就是1年零两个月；若从1962年10月31日开封地委首次报请任命算起，则长近1年零3个月。

后来的历史证明，焦裕禄上任分两步走，不仅是在实践中考察识别干部的稳妥步骤，客观上也是砥砺和成就焦裕禄的硎石。

实至名归时，距焦裕禄病逝仅3个月零17天时间。焦裕禄不是命运的宠儿，其前行的路并非坦荡如砥、鲜花盈野，而是充满困难与挑战。无论顺与逆、畅与蹇，他都宠辱不惊，心无旁骛，一如雪落无声，风过无痕。为期一年的考察式使用及其衍生的插曲，同焦裕禄在兰考所遇到的各种考验一道，汇成了彰显英雄本色的沧海横流；而他面向特殊考场所展现的风范与情怀，则成为永远的焦裕禄最能打动人心的背影。焦裕禄以杜鹃啼血的奉献精神恪尽职守，把负重前行的上任之旅，演绎成一曲令人荡气回肠的壮歌。

焦裕禄逝世后，人们在他的笔记本上看到这样一段话：

我想，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就要像松柏一样，无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在冰天雪飘的严冬，永不凋谢，永不变色；要像杨柳一样，栽在哪里活在哪里，根深叶茂，茁壮旺盛；要像泡桐那样，抓紧时间，迅速成长，尽快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松的气节，杨的生机，柳的品格，桐的情怀，这是焦裕禄情之所至的自我写照，也是夫子自道的光荣与梦想。

（本文系作者根据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其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改写，本书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08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