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26日阴历八字排盘(阳历1982年11月26日)

南开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要长！长！长！日日新

百年南开园，秋日朗照，满目光明。

中心花园内，严修与张伯苓的塑像坐拥一片绿荫，身上洒满温暖的光；马蹄湖水映照着周恩来塑像，一句“我是爱南开的”，穿越时空久久回响；还有新开湖、老校钟，映照出的，是思想潮汐的绵绵不歇，是几代中国人自力图强、兴办现代大学的光辉历程。

10月17日，南开大学将迎来百岁华诞。

1919年，五四运动大潮之中，国家危难之际，严修、张伯苓选择了教育救国之路，创建了南开大学。这样的肇始与发端，铸就了百年南开强烈的爱国魂、报国志。

2019年1月，总书记在南开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

南开园内，每一座建筑、每一方草木都饱经岁月，记录着救亡图存、“兴学强国”的历史，织就出一幅丰厚的人文画卷。“为国家办教育，办以国家为最高目的教育”“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知中国，服务中国”等思想，鼓励一代代南开人矢志不渝，爱国奋斗。

世纪沧桑 巍巍荡荡

广义言之，学校则教之为人。何以为人？则第一当知爱国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2019年南开大学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重温老校长张伯苓1935年在开学典礼上的“爱国三问”。这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

“是！”“爱！”“愿意！”“愿祖国繁荣富强！”4000余名新生言语铿锵。

“建校百年来，学校在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人才培育等方面，一以贯之地秉持鲜明的爱国主义导向，使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成为南开之魂。”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说。

是的，爱国是南开的底色。校史馆内，一张张老照片是最好的印证——

19世纪末，见证了甲午战败的严修和张伯苓意识到，“自强之道，端在教育”，于是，秉持“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之理想，开始兴办现代学校的探索，也开启了一条南开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的爱国奋斗之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学生将国耻“铭诸心坎”。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南开学生挥动旗帜，组成“毋忘国耻”“收复失地”等标语，全场几万名观众报以“狂风骤雨般的掌声”。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南开大学，惨遭侵华日军野蛮轰炸。南开师生群情激昂，“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全面抗战爆发后，南开与清华、北大一道，书写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8年历史，创造出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的骄傲……

走出校史馆，全国各地赶回来的校友们心潮澎湃：“南开百年的历史，是一部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历史，是一部现代教育体系锐意探索的历史，更是一部无数青年与祖国共命运的爱国历史。”

一百年来，一批批南开青年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们中，有的投笔从戎，有的到西部支教，有的投身“三农”事业，有的到街道或乡镇工作。2017年，8名南开学子参军入伍并致信总书记汇报心声，总书记回信肯定：“自古以来，我国文人志士多有投笔从戎的家国情怀。抗战时期，许多南开学子就主动奔赴沙场，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爱国、奉献的精神内涵。如今，你们响应祖国召唤参军入伍，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为广大有志青年树立了新的榜样。”

回望，是为更好地前行。站在百年的历史门槛，那些厚重的历史回声，穿越时空，在南开园回响。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允能”，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

每年金秋时节，接到南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新生，第一眼所见便是熠熠生辉的八字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在老校长张伯苓看来，“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惟其允公，才能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允能”，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日新月异”，是每个人不但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走在时代的前列。

本着这样的思考，南开大学办学之初便向社会敞开大门。开办暑期学校，“改善国内教育气象”。开风气之先，设置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等直接为社会服务的系科和研究机构，“为社会谋进步，为公共谋幸福”。

教育思想上爱国报国，办学理念上“知中国、服务中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播便有了大格局——

开国继兴，农业生产面临严重病虫害，杨石先教授响应“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毅然放弃深耕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转入农药化学等国家迫切需要的领域，取得“敌百虫”等一系列重要成果。

从1956年开始，何炳林教授主持试制离子交换树脂，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和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

改革开放新时期，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设一批新专业和研究机构，形成教学与科研两个中心。

1981年，率先在国内高校设立社会学专业班，1982年成立社会学系。

1983年，率先与加拿大约克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创造“南开—约克模式”，为国家培养大批高层次管理人才。

2002年，参与组建中国APEC研究院，连续多年为中国参与APEC会议提供咨询报告。

2018年4月，成立全国首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中心。

2019年9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共建南开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历经百年所积淀的南开精神和南开品格，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渗透于南开人为学做事之中，鼓舞着南开人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

进入新时代，“公能教育”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学校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积极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实施特色“公能”素质教育，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为载体，把校训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育人实践中。

“今日看，公、能着眼的是以德为先、能力为重的全面素质教育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培养目标是全面发展、勇于创新的高素质人才。”曹雪涛说，“希望南开学子怀揣淑世为公的情怀，把事业发展与人生价值结合起来，把个人进步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投身于新时代爱国报国的实践中。”

星光熠熠 清芬挺秀

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薪火相传，名家辈出

公能校训，薪火相传；名家辈出，桃李满园。

在以“公能日新”为核心要素的育人理念下，南开大学重视对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强调“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形成了“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使人才培养质量始终保持一流，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

他们中，有“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他们中，有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的吴大猷先生。他们中，有数学泰斗陈省身先生，因其对整体微分几何的卓越贡献，被公认为“20世纪伟大的几何学家”……

大学者，大师之谓也。百年来，更有一大批名家受南开大学敦本务实、脚踏实地的校风感召，来校任教。著名诗人、翻译家穆旦，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杨敬年，知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温公颐，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葛墨林，誉满海内外的中国古典文学权威学者叶嘉莹……都是其中的代表。

要把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作为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是总书记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期望。坚持人才强校战略，外引内培，加大力度延揽战略科学家和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中青年人才的同时，提高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教学科研能力，打造一支“素质提升、德业双馨”的教师队伍，是南开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扎实实践。

“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已95岁高龄的叶嘉莹先生，至今仍活跃在南开园，与学生、与诗词做伴。她说，“任何一种学术文化得以延于久远，都赖其有继承和发扬的传人，教学正是这样一种神圣的工作。教书是我最大的快乐，我愿意把这种快乐一直延续下去。”

百年来，南开园内无数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栋梁，组成了一个闪耀的星群，永挂苍穹，熠熠生辉，回应了百年前老校长“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的殷殷期许。

面向未来 奋斗笃行

南开要长！长！长！日日新。能务实，不尚空谈

100年弹指一瞬，南开人的步伐从未停歇。

秉持“要长！长！长！日日新”“能务实，不尚空谈”的思想，南开大学如今正在为建设“南开品格、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懈奋斗，并迎来一座座活力迸发的发展高峰——

着力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学校党委、院系党组织、基层党支部、党员“四位一体”组织体系逐步构建；

制定《南开大学一流本科教育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一大批“公能”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茁壮成长；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等智库聚焦重大理论问题，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建设；

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2018年以来，曹雪涛院士团队、饶子和院士团队、陈永胜教授团队等相继在《Science》《Nature》《Cell》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张伟平院士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数学期刊《Annals of Mathematics》。院士团队在先进电池材料领域、陈悦教授在原创抗癌新药领域获得一系列重要突破。同时，多项科研成果应用于生物克隆、航空航天、环境保护、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特别是近十年，SCI收录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在全国高校中保持第一；

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共同建立“南开—伯明翰联合研究院”、与英国牛津大学搭建国际联合研究平台；

……

杨庆山表示：“南开大学是由一群不服输的中国人建立的，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相偕行。筚路蓝缕，淬砺奋发，铸就了刚毅坚卓、‘越难越开’的气度风骨。新百年，南开人要以爱国奋斗、建功立业的卓越作为，书写一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南开‘答卷’。”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是创造新的历史。

作为新百年的顶层战略和发展引擎，南开大学已全面启动“4211卓越南开行动计划”——实施“文科振兴、理科提升、工科攀登、生医发展”四大计划，构建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两大奖励体系，建设10个交叉科学中心，打造10个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旨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学术前沿，构建科研创新的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大成果、大格局、大舞台！

百年南开，风华正茂！

(来源:人民日报)

香港故事丨香港史专家刘蜀永：让历史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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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12月4日电 题：香港史专家刘蜀永：让历史照进现实

新华社记者 陆敏

11月底的一个周末，一个抗日史迹实地考察小组行走在香港的西贡与北区一带。领头的老教授白发苍苍，身背相机，脚蹬旅游鞋，走走拍拍，不时停下来讲解。20多名中学历史老师紧随其后，聚精会神地听讲和记录。

这位老教授就是推动和参与香港地方志编修工程的香港史专家刘蜀永，现任香港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事务顾问。

11月26日，香港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事务顾问刘蜀永（右一）在办公室与助理交流。新华社记者 陈铎 摄

近日，他举办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历史贡献”讲座，线上线下一百多位中学教师听课。“研究历史不是埋头故纸堆，要走出象牙塔，用正确的历史观影响民众，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历史学者的社会责任。”刘蜀永说，香港的历史教育正当其时。

11月26日，香港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事务顾问刘蜀永在办公室工作。新华社记者 陈铎 摄

修志——续写香港历史记忆

刘蜀永从事香港历史研究已整整40年。1982年，刘蜀永研究生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此时正逢中英谈判开始，香港史课题组应运而生，刘蜀永的研究方向由此转为香港史。

香港在明清时期隶属广州府新安县，英国占领香港后，没有进行任何修志工作。国有史，地方有志。编修地方志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岂能缺失？

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开始，刘蜀永怀着历史学者的责任感积极呼吁修志。2005年，已退休的刘蜀永应岭南大学之邀来港研究香港史，并成为推动地方志编修的领军人物之一。

香港修志采用“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学者主修”的模式。由于早期社会共识不足，加之需要自负盈亏，当时香港修志之路困难重重。

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团结香港基金2019年成立了香港地方志中心，全面启动修志工作。经过刘蜀永和团队的不懈努力，2020年底，被誉为“具有崇高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香港志》首册正式面世，续写香港的历史记忆。

这是《香港志》首册（11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刘蜀永抚摸着《香港志》蓝色的封面，感慨万千。他呼吁推动香港修志20余载，做了大量细致扎实的研究，并参与首册总述部分的起草、修改和大事记的审稿，曾经累到病倒。

如今夙愿达成，他心里满是喜悦。“修地方志让我们知道香港是怎么来的，香港人是怎么来的，香港与国家的关系如何密切。”他说。除了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刘蜀永在《香港志》总述部分提出香港也是南北文化交流中心，强化了香港与国家的关联。

11月25日，香港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事务顾问刘蜀永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寻根——编撰香港第一本村志

40年的香港史研究，前23年在北京，后17年在香港。这样独特的经历让刘蜀永在历史研究上兼具宏观视野和地方视角。

“内地学者较多依据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历史视野开阔，站位高；香港学者注重个案研究，更深入细致。”刘蜀永说。他与两位本地历史学者刘智鹏、丁新豹组成香港史学界“二刘一丁”团队，取长补短，推动香港史志研究更上一层楼，也促进香港与内地史学交流更密切。

到了香港，实地考察机会多，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社会。“在历史事件发生地进行调查研究，可以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甚至可以纠错。”刘蜀永说。

他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不顾年迈奔走在香港的城市乡村，做田野调查和专题研究，寻找有价值的历史遗存并全力守护，先后对中英街、达德学院、日军在港战争罪行等进行专题调研。

刘蜀永以一个客家村庄为试点编修的《莲麻坑村志》，不但成为香港第一本村志，还被列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中国名村志系列。

“这个客家村很有特点，位于深港边境，与内地关系密切，历史内涵丰富，出了不少爱国的仁人志士。”刘蜀永说，他和团队走村串户访问村民，“通过族谱和口述历史，追溯村内各家族的历史”。

刘蜀永支持香港有条件的地方修志。他说，不要小看一个村志，通过追溯历史文化根脉，许多人了解到自己宗族的根在祖国内地，感情上会更加亲近。“这是寻根之旅。”刘蜀永说。

11月25日，香港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事务顾问刘蜀永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育人——推动抗战纪念馆成立

今年9月，香港首个抗战纪念馆——沙头角抗战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式开放。“展览内容和版面设计都是我把关的。”刘蜀永很自豪。

近几年，他和团队对港九大队进行专题研究，联合香港广州社团总会、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等团体，研究历史文献，寻找抗战遗址，并共同提议成立抗战纪念馆。

11月26日，香港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事务顾问刘蜀永（左）在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讲解。新华社记者 陈铎 摄

为寻找港九大队当年的军需品仓库，刘蜀永一行人行走在新界的荒山野岭，最终在西贡区一带找到了两处岩洞仓库。当时山上长满野树杂草，完全没有路。得知他们要去寻找遗址，当地村民自发前来用砍刀“劈”出一条路。

香港人素有爱国传统，比如新界抗英、港九大队抗日等，近代以来留下了不少历史遗址。刘蜀永认为，这些珍贵遗址亟待保护和开发利用。香港年轻一代可以从认识自己的生活环境开始，了解与内地的紧密联系。

为此，他和同道共同提出建立沙头角、西贡和大屿山三条抗战文物径的构想。

“这几条线路自然风光美，在关键节点设碑介绍，能集历史回忆与自然保护为一体，让人们在登山健行中回望历史。”刘蜀永说，香港人喜欢行山，在大自然中接受历史教育，效果更佳。

与香港结缘40年，香港已成为刘蜀永不能割舍的牵挂。虽已杖朝之年，他的日程表总安排得满满当当。“总有一种使命感、紧迫感，想多做一些，回报国家，回报香港。”刘蜀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