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看八字(胡适八字贵在哪里)

胡适与江冬秀，本来八字不合，生肖相冲，但因为灶王爷，定了亲事

时期，许多文人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胡适也不例外。

他们接受西方自由恋爱的思想，大多反感包办婚姻，却又无可奈何。婚后要不就是离婚，要不就是纳妾。

和其它人不同的是，胡适虽然挣扎过，最后还是接纳了父母包办的妻子。

事实上，他的婚姻表面是父母包办，决定权却在“灶王爷”手中。

一、“灶王爷”决定的婚约

众所周知，胡适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

一个留学美国的洋博士，风度翩翩的学者，儒雅帅气的进步青年，却娶了一个粗通文字的半文盲村姑。

事实上，胡适对于婚事也做过抗争，最后还是屈服了。

他没有像同时代的大部分人一般，和妻子离婚或者纳妾，还是和妻子相守了一生。

妻子江冬秀，出自当地的望族，两家原本就是亲戚。

江家人看中了少年老成的胡适，料定他会有一番作为，便主动向胡家提亲。

亲上加亲本是一件好事，但是胡适的母亲却很犹豫。

俗话说“宁可男大十，不可女大一”，但是江冬秀刚好比大胡适一岁。

而且江冬秀属虎，胡适属兔，“八字”过硬，生肖相克，因而让胡母很犹豫。

由于江家一再坚持，胡母也不好继续推辞，便表示让菩萨做主。

她把江冬秀和其它前来提亲的姑娘的“八字”，一起放在灶君神庙内，请灶王爷来裁夺。如果一段时间后，家里太平无事，便表明这些姑娘的“八字”，和胡适很适合。

胡母在其中任选一个，刚好选到了江冬秀。

如此一来，胡母便没有理由推脱，应下了这门婚事。

胡适的终身大事，就是以这样传统的方式定了下来。

二、思想上的转变

订婚时，胡适才14岁，只是一个刚读完9年私塾的“农村知青”，只能顺从父母的安排。

此时江冬秀也才读过两三年私塾，就文化程度上算得上般配。

不久后，江冬秀来胡家做童养媳，学习做人媳之道，绩溪俗称“通脚”。

而胡适则相继到上海、美国等地学习，两人思想和知识文化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在漫长的13年岁月里，江冬秀独守空闺，照料家事，为胡适尽孝。而胡适则远赴重洋，一心求学。

随着新思潮的影响，胡适开始对婚姻有了自己的看法。

在上海求学的时候，他便发表了一篇写中国婚姻的文章，抨击中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传统。

但是他的思想不够坚定，认为还是应该听取父母的意见。

胡适此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隐约流露出对自身婚姻的不满情绪，却又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胡母担心儿子反悔，写信催促胡适回家完婚，被胡适拒绝了。

此时的胡适，已经明显不满那“灶王爷”决定的婚事，却又无法违背母亲的意愿，只能把婚期往后延宕，让时间来裁决。

紧接着，胡适到美国留学，生活在自由恋爱、社交公开的社会里，思想上发生了更为复杂深刻的变化。

这些都对他后半生的婚姻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逐渐接受婚姻

初到美国的胡适，由于受礼教的影响太深，且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了解尚浅，对于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依然是守旧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慢慢受到了当地文化的影响。

胡适在美国自由开放的社交生活下，情感世界掀起了小小的波澜，同时也渐渐对未婚妻江冬秀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和同情心。

最后，他还是遵从母亲的意愿，斩断和韦莲司的情意，回国和江冬秀完婚。

胡适主动给江冬秀写信，提出放足和识字的要求，希望婚后生活不会有太多的障碍。

而江冬秀的确愿意去学，这一切的付出胡适都看在眼里。

到了，他的婚约原本不受法律保护，但是他13年遵守约定，完全是自觉自愿。

这跟江冬秀照顾胡母，放足和学习有很大的关系。

婚后，江冬秀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一直坚持不让丈夫为官。

胡适一生虽不甘寂寞，却能够保持学者的身份，这与江冬秀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两人的婚姻也曾经陷入困境，江冬秀以死相逼，才留住了丈夫。

结婚后，胡适出了名的怕老婆，也会向妻子表达爱意，相濡以沫过完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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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的相守相伴、细水长流，谁又敢断言，他们之间没有爱情。

这份由“灶王爷”决定的婚姻，看似荒唐可笑，却又向世人展示着婚姻的真谛和意义。

麻子里面出人才——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札记

胡适。

胡适有一句名言：“容忍比自由还重要。”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胡适对胡颂平说，从来经师对耳顺的解释都是不确切的。他说：“耳顺还是容忍的意思，古人说的逆耳之言，到了六十岁，听起人家的话已经有容忍的涵养，再也没有‘逆耳’的了，还是这个意思比较接近。”

我有一朋友文集名《耳不顺集》，即年过花甲，仍有不能容忍、不愿容忍、彻底地不妥协之意，即是反其意而用之。

胡适写诗或文章倡导晓畅明白，这大家都知道。有人写抽象诗，拿来让胡适看，胡适认为别人看不懂：“你们所写的所谓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只管自己写，不管人家懂不懂，大部分人的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或画，都是自欺欺人的东西。你们的诗，我胡适之看不懂，那么给谁看得懂。我的《尝试集》，当年是大胆的尝试，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诗来表达出来；如果朋友都看不懂，那成什么诗？”

他还举例子说：“白居易的诗，老太婆都能看得懂；西洋诗人也都如此，总要是现代人都能懂，大众化。律诗，用典的文章，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我的主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作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美了。”

胡适把印象派的东西视为自欺欺人，恐怕搞艺术的人都不能接受；把律诗和用典都当作没有文学价值，更是一篙子打翻一船人。

胡适说，朱家的名字都是按五行来取的，像朱夫子名叫熹，他的父亲叫朱松，他的儿子叫朱塾，都是用金木水火土来取的，五代一轮换。就是到了明朝之后，朱元璋的后代差不多也是按五行取名的。

这一点证之朱元璋的后代皇帝可知。如朱棣，朱允炆、朱高炽（二人是堂兄弟），朱瞻基，朱祁镇、朱祁钰（二人是兄弟），朱见深，朱祐樘，朱厚照、朱厚熜（二人是堂兄弟），朱载垕，朱翊钧，朱常洛，朱由校、朱由检（二人是兄弟）。

胡适认为，看人家写诗的好坏，首先要看他写的绝句；绝句写好了，别的或能写得好；绝句写不好，别的一定写不好。

证之唐代诗人或当今世人，似有道理。

胡适说他的朋友中有好几个是麻子，刘景山是个子，王澂叫王麻子，杨杏佛叫杨麻子，汪敬熙叫汪麻子。“中国有两句成语，一个是说男人的，‘十个麻子九个怪’；对女人则是‘十个麻子九个俏’。”

胡适说凡是麻子，他的相貌不好看，都是要努力出人头地的，所以成功的也不少。“因为自己是麻子，大都怀疑别人的。刘景山的子真不好看，但他在交通界做过不少的事，并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

胡适认为写批评文章宜用真名。

雷啸岑用笔名“马五先生”，他说是中学时代受了《儒林外史》马二先生的影响。胡适对他说：“批评人家的文章，最好用真名；如果人家知道‘马五先生’就是雷啸岑，好像知道鲁迅就是周树人，那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除非你的笔名是尽人皆知，那么写批评文章就不要用。

胡适说，明朝有前后七子的关系，归震川是以提倡古文运动而出名的，其实他的文章是很陋的，没有东西，没有见识，只是在那么一个小地方的浅陋的见识。“与他同时代的钱谦益（牧斋）、顾亭林、黄宗羲、袁氏三兄弟（袁宏道等），甚至以后的袁枚，都比他写得好。钱牧斋书读得又多，比他高明得多。像王阳明，他也不是有意做文章，而文章做得好。崔述、王念孙及王引之父子都有东西，也不是有意做文章，而文章做得很好。他们都是有东西、有内容的。韩退之提倡作古文，往往也有不通的句子，他的学生皇甫湜、孙樵等没有一个是通的，但白香山的文字就写通了，元微之的也写通了。在唐宋八大家里，只有欧阳修、苏东坡两人是写通了。”

对历代文豪，胡适很看重文章通不通。许多所谓大家，胡适都认为不通。

胡适的八字是：

辛卯

庚子

丁丑

丁未

我不懂算命，不知道这个八字能得出什么结论。

胡适在1961年3月份因心脏病住院期间，有人送来中医治疗心脏病的药方，药方里需要西洋参。胡适说，古代的所谓参，是指山西的党参。过去的医生不知道心脏是一部机器，是一个发电机。说西洋参可以强心，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儿。他说西洋参在纽约附近，是用来喂猪的。西洋人发现用这种东西拿来喂猪，猪会长得特别肥。后来发现中国人用它当药吃，才推销到中国来，到现在还不到100年。

同样是看待对对子，陈寅恪和胡适之的看法就完全不同。陈寅恪认为对对子能够把他的国学根基完全显露出来，他在清华招生时最著名的题目，就是用“孙行者”对对子，有人用“胡适之”来对，有人用“祖冲之”来对，后者显然更好。

而胡适的看好相反，他说：“骈文、律诗，都是对对子；一直到八股，还是对对子。可见对对子，是一条死路。”

胡适认为岳飞的《满江红》里“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是说大话，反不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句更实在。

1961年12月24日，胡颂平对胡适说：“带一点小礼物去看人家，用乐清话叫做‘伴手’。”

未料，时间过去六十年，“伴手礼”的说法竟风靡全国，恐大多数人不知道此语来自乐清。

2022年10月4日至8日

曹亚瑟

读《吾国与吾民》

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书中用坦率幽默的笔调、敏慧明达的语言，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生活情趣一一道来，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社会也进行了深入的比较。

南方北方

研究任何一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体格上、习惯上，大抵异于北方人民，适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曼民族。盖有一颇堪注意之事实，即北方人长于战斗，而南方人长于贸易，历代创业帝王，几从无出自大江以南者。相传食米之南人，无福拱登龙座，只有让那啖馍馍的北方人来享受。实际上除却一二例外，如唐周二代的创业帝王，出自甘肃东北部，故有土耳族之嫌疑，其余各大皇朝的帝王，盖莫不起自比较阻塞的山陵地带，靠近陇海铁路，此地带包括东部河南、南部河北、西部山东和北部安徽。这个开业帝王的产生地带，倘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它的幅径距离不难测知。汉高祖起于沛县，即现在之徐州；晋室始祖起于河南；宋室始祖起于南部河北之涿县；明太祖朱洪武出生于安徽之凤阳。除了将军出生于浙江——他的家族谱系尚待考——大半将帅，多出自河北、山东、安徽、河南，也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山东产生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产生了齐燮元、李景林、张之江、鹿钟麟；河南产生了袁世凯；安徽产生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不出大将，而产生了几位出色的旅馆侍者。五十年前，中国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国藩，这个好像是例外，但是足以证明上述之定律：因为曾国藩是一位第一流学者，同时也是第一等大将，但他既系出生于长江之南，是以为食米者而不是啖馍馍者，从而他的命运注定应为贵显大臣，而不能为中华民族开创一新的皇朝。因为开创帝业这种工作，需要一种北方典型的粗粝豪放的态度，要具备一种淳朴而令人可爱的无赖汉之特性，要有爱好战争，不厌劳动而善于自利的天才——藐视学问与孔教伦理学，直至大局的南面称皇，那时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于他，然后大模大样大讲其尊孔之道。

退化

人类退化的信号，倒不在乎龌龊。而却恰恰在乎畏惧龌龊，而且从一个人外表来批评他的体格和品行之健全与否，实在是危险的。观夫眼前的自然环境，就很可以明悉数千年来文化生命所生种种效果的明显痕迹。中国人民业已使其生活适合于其社会的文化的环境，而此环境所需要者，为一种持续的精力，一种抵抗的、消极的力量，因此他已丧失了大部分智力上、体力上之进攻和冒险之才能，此种才能本为原始森林中祖先生活之特性。轻视体格上之勇武和活动，并普遍地怠于奋斗生活，密切地影响于体力之退化。欧洲学龄儿童与中国学龄儿童之先天的差异，亦属很易明了。在运动场上，总可以发现欧洲父亲或欧洲母亲所生的孩子，他的敏捷、活泼和体力的充盈，一切皆较为优越；而忍耐力和学艺比赛则较为逊色。

新血统

中华民族之得以继续生存，非仅赖粗线条的神经之忍耐力，实在他们所以能生存以迄今日，却有赖于吸收蒙古民族之成效。中华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缓而安静地向前蠕动着，这是一种沉着坚定的生活的范型，不是冒险进取的生活的范型；其精神与道德习惯亦相称而具和平与消极之特征。这就是历史上常间歇地被北方民族所征服的根源。事实上反吸收了侵略民族的新血胤，转以自荣，而能不丧失其民族特性并保持固有文化之存续。是以中华民族的生命，好似用一种特殊的范型鼓铸出来的，故其祖先的奋斗力的丧失，不致即陷于种族本质与抵抗力之丧失，此种种族本质的抵抗力存在之关键，即为中华民族继续生存之关键。历史上，新血统的混入，往往巧遇于相间有定率的周期，大约每间隔八百年，为一个转变的周期，好像是中华民族革新所需的规定时期，而促起此种定期的大改革的，乃为内部道德机构之腐化，而非外来之侵略。

文化

所谓民族本质及民族持续力，可以说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文化教育的结果。在巩固民族持续力的文化力量中，最有价值者，当首推中国之家族制度，盖其组织既已十分完密，原则又阐明至为详细，故任何人均不能忘却本人祖系之所属。此种绵赓万世而不绝之社会制度，中国人视为超越现世一切之珍宝，这样的心理，实含有宗教意味，加以祖先崇拜之仪式，益增宗教之色彩，故其意识已深入人心。

另一巩固中国社会机构的文化力量，为中国社会上固定阶级之完全不存在。因是地位晋升之机会绝对公开，人人得经由考试制度以取功名。家族制度的存在，使子孙繁育，扩大民族之量，而考试制度之施行，则选拔才智，鼓励求学，提高民族之质，二者相辅而行，使中华民族永久长存，不可灭息。

唐代确立之考试制度，所谓“科举”，其内容虽不免经下代屡屡更改，制度本身则延至一九〇五年寿终正寝，一直维持仕途上开放之门户，使人人得由贫贱进取功名。不过科举制度在性质上不免近于机械化，不足以吸引天生的奇才，只适宜于选拔中程式的干才，故可视为知识考试。此种制度使乡村的才干之士，不断向城市移入，借以补充上层阶级之种族精力之消耗，一面复维持内部人才再生之周期循环，此种作用，于社会的健全至关重要。

名族

中国人民之避免政治堕落的危机，乃由于其天性之不信任文明而保持原始生活之习惯。因而中国人所谓之文明，似应用施以修改之意义去领会它，即一种文明，乃爱好原始状态之文明，而非为与原始状态脱离之文明。当然，这也不是一种万应药膏的文明，它非能永远保证无流血的时期，亦不能使战争、饥荒、水灾绝迹于尘寰。

中华民族受了孔子教化的洗礼虽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期，这个民族的生命好像倒并未达到成熟衰老的年龄，而享受着绵长的童年生活。

圆熟

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它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非是年轻的活跃与罗曼史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因为这种文化，使每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觅取和平，当一个人富有妥协精神而自足于和平状态，他不会明了年轻人的热情于进取与革新具有何等意义。一个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价值，而不复虚劳以争取不可达到之目的。

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忍耐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

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十月，唐高宗东封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睦之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流涕，赐缣帛而去。中国人非但不以此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羡慕张公之福，而“百忍”这句成语，化成通俗的格言，常书写于朱红笺以为旧历元旦之门联。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会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即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以一个分子的身份生活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何以须视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于这个社会制度里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无可无不可

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冷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的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质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而惹了祸，吃了一两次亏而学乖了。一般老年人都轻松自在不管闲事，左右逢源，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利没有保障；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兴致。

强有力之人所以多半关心公众社会，因为他力足以任此，而构成社会最弱一环之大众懦弱者流，多半消极而冷淡，盖彼等须先谋保护自身也。

俏皮

俏皮者是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况味，变为实利的、冷淡的、的行为。就其长处而言，俏皮人给你圆滑而和悦的脾气，这就是使许多老头儿能诱惑小姑娘的爱苗而嫁给他们的秘密。

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乖人不吃眼前亏”“退一步着想”“负一子而胜全局”，都是出于同一根源的态度。此等应付人生之态度，渗透了中国思想的整个机构，人生于是充满了“再三思维”，充满了“三十六计”；顽梗的素质渐次消磨，遂达到了真实的圆熟境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

和平

“容忍”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品性，也将成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最大品性，当这现代文化生长成熟了以后，要磨炼容忍这种功夫，你需要一些道家典型的阴郁和轻世傲俗之气概。真正轻世傲俗的人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因为他看透了人生的空虚，由于这个“空虚”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混同宇宙的悲悯。

和平，亦即为一种人类的卓越的认识。若使一个人能稍知轻世傲俗，他的倾向战争的兴趣必随之而减低，这就是一切理性人类都是懦夫的原因。

知足

一个强烈的决心，以摄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热的欲望，以享乐一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该无福可享，则亦不怨天尤人。这是中国人“知足”的精义。

幽默

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空虚、渺小、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子，波斯之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保守

保守就其字义本身而言，非为玷辱之词。保守性不过为一种自大的形象，基于现状之满足的感觉者。因为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保守性是以实为一种内在的丰富之表征，是一种值得羡妒的恩赐物。

智慧

中国商人在马来，在东印度与在菲律宾，事业都极为发达，其主要原因即中国人之智巧高于土人，并出智慧所生之美德，似俭约、勤恳、坚忍、目光远大，亦常高于土人。尊敬读书人之结果，使中下阶级，亦产生一种崇尚文雅之心理，这一点，向不为外人所注意。

女性

中国人的心灵的确有许多方面是近乎女性的。“女性型”这个名词为唯一足以统括各方面情况的称呼法。心性灵巧与女性理性的性质，即为中国人之心之性质。中国人的头脑近乎女性的神经机构，充满着“普通的感性”，而缺少抽象的词语。

科学精神

周代哲学家中，只有墨子和韩非子二人遗留给吾们以精确辩论的文体。孟子无疑为一伟大的诡辩家，但他却只注意那些较大的字眼如“利”与“义”。其余像庄子、列子，则竞尚隐喻。墨子之弟子惠施与公孙龙亦为雄健的诡辩家，喜巧设难题以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至谓“卵有毛”“鸡三足”“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轮不碾地”“龟长于蛇”“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狗非犬”云云。汉代学者虽距战国未远，却于学术上未有新发展，仅致力于前代经书之训诂而已。晋代继之，学者则复兴老庄之学藉其直观以解决人生宇宙之神秘。因而实验一事，从未计及，科学方法更无发展之机。宋代理学家掺入佛学思想，重行笺注孔教著作，制为训育心智、健全道德之规范。他们的治学态度，以能洞晓大义、不拘细节著名。故宋代学者之哲学为最不合科学之哲学，亦竟可以说是根本未有哲学。直至清代才发展一种比较治学方法，这种治学方法立刻使清代学术放出空前的光彩。

逻辑

对于西方人，一个问题倘能逻辑地解决，那是够满足的了，而中国人则不然。纵令一个问题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还须同时衡之以人情。确实，“近乎人情”是较胜于“合乎逻辑”的伟大考量。因为一个学理可以根本违反普通感性而却很合乎逻辑。中国人宁愿采取反乎“道理”的任何行为，却不能容许任何不近人情的行为，此种情理的精神与普通感性的信仰在中国人理想上树立了最重要的态度，结果产生了“中庸之道”。

直觉

普通感性的逻辑，只能适用于人事和人类行为上，但不能适用于解决宇宙之奥妙。你固然可以推人情以止息人们的争论，但不能勘定心肺的关联的位置，或决定膵液的功用。

直觉的思考既无须科学方法之校正，故具有较为自由之余地，而常常接近质朴的幻想。

拟想

拟想的典型，其幻象非若高翔九天之上，而将心上的幻影披以奥妙，予以人类之情感与忧郁。它具有一种蛊惑的美质，使人信以为真，不求完全合理，亦不可明确地解释。

人文主义

人生之目的并非存于死亡以后的生命，因为像所教训的理想谓：人类为牺牲而生存这种思想是不可思议的；也不存于佛说之涅槃，因为这种说法太玄妙了；也不存于事功的成就，因为这种假定太虚夸了；也不存于为进步而前进的进程，因为这种说法是无意义的。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国人用一种单纯而显明的态度决定了，它存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

宗教

第一，宗教为一个教士策术的综合体。包括她的信条，她的教皇权的嗣续，异迹的支助，专利的出卖赦罪，她的慈善救济事业，她的天堂与地狱说。宗教因是而利于流行，普及于各种民族，连中国在内。在人类文化的某程度上，宗教这样也可算满足了人心的需求了。因为人民需要这一套宗教精神，于是道教与佛教出而应市于中国，盖孔教学说，不欲供给此等物料也。

第二，宗教为道德行为之裁定者。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教的观点差异得非常之大，人文主义者的伦理观念是以“人”为中心的伦理，非以“神”为中心的伦理，在西方人想来，人与人之间，苟非有上帝观念之存在，而能维系道德的关系，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人方面，也同样的诧异，人与人何以不能保持合礼的行为，何为必须顾念到间接的第三者关系上始能遵守合礼的行动呢？那好像很容易明了，人应该尽力为善，理由极简单，就只为那是合乎人格的行为。

第三，宗教是一种神感，一种生活的情感，亦为一种宇宙的神秘而壮肃宏巍的感觉，生命安全的探索，所以满足人类最深的精神本能。吾们的生命中，时时有悲观的感觉浮上吾们的心头，或则当我们丧失了所爱者，或则久病初愈，或当新寒的秋晨，每目睹风吹落叶，凄惨欲绝，一种死与空虚的感觉笼罩了我们的心坎，那时我们的生命已超越了我们的认识，我们从这眼前的世界望到广漠的未来。

中庸

中庸的精神在生活与知识各方面随处都表现出来。逻辑上，人都不应该结婚，实际上，人人要结婚，所以孔子学说劝人结婚；逻辑上，一切人等都属平等，而实际则不然，故孔子学说教人以尊敬尊长；逻辑上男女并无分别，而实际上却地位不同，故孔子学说教人以男女有别。墨子教人以“兼爱”，杨朱教人以“为我”，孟子则两加排斥，却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以爱物。孟子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子思则劝人取中和之道。这三种不同之方式，诚为极动人之比较。

道教

孔子以礼义为教，以顺俗为旨，辩护人类之教育与礼法。而道家呐喊重返自然，不信礼法与教育。

中国文化中重要特征之田野风的生活与艺术及文学，采纳此道家哲学之思想者不少。中国之立轴中堂之类的绘画和瓷器上的图样，有两种流行的题材：一种是合家欢，即家庭快乐图，上面画着女人、小孩正在游玩闲坐；另一种则为闲散快乐图，如渔翁、樵夫或幽隐文人，悠然闲坐松荫之下。这两种题材，可以分别代表孔教和道教的人生观念。

佛教

佛教哲学在中国影响之大，至改造了孔子哲学的本质。孔教学者的态度，自周代以降，即所谓述而不作，大抵从事于文字上的校勘和圣贤遗著之诠释。佛教之传入，众信约当耶稣纪元第一世纪，研究佛教之风勃兴于北魏东晋之际，孔教学者受其影响，乃改变学风，自文字校勘变而从事研究易理。及至宋代，在佛教直接影响之下，兴起数种新的孔教学派，称为“理学”。由于他们的传统的成见，他们的治学精神还是着重于道德问题，不过将种种新名词像性、理、命、心、物、知，置于首要地位。那时热心于《易经》的研究，猛然抬头；《易经》一书，乃为专事研究人事变化的学术专著；宋代理学家尤其是程氏兄弟，都经深研佛学，挟其新获得的悟性，重归于孔教。故真理的认识，如陆九渊，即用佛学上的字义，称为“觉”。佛教并未改变此等学者的信仰，却改变了孔子哲学本身的要旨。

妇女地位

中国人之轻视女性的地位，一若出自天性。他们从未给予妇女以应得之权利，自古已然。

婚姻

女子常被剥夺一切权利，但她们从未被剥夺结婚的权利。凡生于中国的每一个姑娘，都有一个自己的“家”替她们准备着。社会上坚决的主张，即如奴婢到了相当年龄，也应该使之择偶。婚姻为女子在中国唯一不可动摇的权利，而由于享受这种权利的机会，她们用妻子或母亲的身份，作为掌握权力的最优越的武器。

女性

对于女性，中国人与欧美人的概念彼此大异。虽双方的概念都以女性为包含娇媚神秘的意识，但其观点在根本上是不同的，这在艺术园地上所表现者尤为明显。西洋的艺术，把女性的肉体视作灵感的源泉和纯粹调和形象的至善至美。中国艺术则以为女性肉体之美系模拟自然界的调和形象而来。对于一个中国人，像纽约码头上所高耸着的女性人像那样，使许许多多第一步踏进美国的客人第一个触进眼帘的便是女人，应该感觉得骇人听闻。女人家的肉体而可以裸裎于大众，实属无礼之至。倘使他得悉女人在那儿并不代表女性，而是代表自由的观念，尤将使他震骇莫名。为什么自由要用女人来代表？又为什么胜利、公正、和平也要用女人来代表？这种希腊的理想对于他是新奇的。因为在西洋人的拟想中，把女人视为圣洁的象征，奉以精神的微妙的品性，代表一切清净、高贵、美丽和超凡的品质。

教育

古代中国闺女实际上比之欧美女子缺少接触社会的机会，不过受了较好家庭教育，则她可以增厚一些培养为良母贤妻的基础。而她的一生也没有旁的事业，只有做做贤妻良母而已。

恋爱

婚前的恋爱在古时中国是一个禁果，公开求爱真是事无前例，而姑娘们又知道恋爱便是痛苦，因此她们不敢让自己的思索太放纵于“春”“花”“蝶”这一类诗中的爱的象征，而假如她受了教育，也不能让她多费工夫于诗，否则她的情愫恐怕会太受震动。她常忙碌于家常琐碎以维护她的感情之圣洁，譬如稚嫩的花朵之保护自身，避免狂蜂浪蝶之在未成熟时候的侵袭。她愿意静静地守候以待时机之来临，那时候恋爱变成合法，而用结婚的仪式完成正当的手续。谁能逃免纠结的情欲的便是幸福的人，但是不管一切人类的约束，天性有时还是占了优势，因为像世上一切禁果，两性吸引力的锐敏性，机会以尤少而尤高。这是造物的调剂妙用。照中国人的学理，闺女一旦分了心，什么事情都将不复关心。这差不多是中国人把妇女遮掩起来的普遍心理背景。

妾

大多数著名的学者像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或将娶归，纳为小妾，固堂而皇之，毋庸讳言。事实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侑酒之宴饮，无法避免，也无虑乎诽谤羞辱。自明以迄清代，金陵夫子庙前的污浊的秦淮河，即为许多风流艳史的产生地。这个地点的邻近夫子庙畔，是适宜而合于逻辑的，因为那是举行考试的地点，故学子云集，及第则相与庆贺，落选则互致慰藉，都假张筵席。直至今日，许多小报记者犹津津乐道其逛窑子的经历，而诗人学者都曾累篇盈牍写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便极亲密地与中国文学史相追随着。

缠足

缠足的本义和起源曾被一般人大大地误解过。但无论怎样，它曾是代表一种束缚并压迫女性的记号，而且这个方法是很适宜于这种效用的。宋时，儒学大师朱熹也曾很热心地推行缠足制度于南部福建，作为传播汉族文化的工具而教人以男女有别。倘使缠足只当做压迫女性的记号看待，那一般做母亲的不会那么热心地替女儿缠足。实际上缠足的性质始终为性的关系，它的起源无疑地出于荒淫君王的宫闱中。它之所以获得男子的欢迎，乃缘于男人崇拜金莲和绣鞋儿作为恋爱的偶像，并欣赏其婀娜的步态，其所以能获得妇女的欢迎，则缘于她们的欲勾动男人的爱悦而已。

解放

变迁之显著者是一九一一年从帝制的革命而为，承认男女平等。新文化运动开始于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由胡适博士与陈独秀为之领导，他们诅咒吃人的宗教（孔教）之寡妇守节制度和双重性标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或乃由于凡尔赛会议协约国秘密出卖中国所激起的怒吼，使男女青年第一次在政治领域上崛起重要活动。一九一九年秋季，北京大学第一次招收女学生入学，随后，其他各大学遂继起实行男女同学。男女学生之不断参加政治活动，导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国民革命，大部分实即为和联合指导与鼓励下的学生的功绩，而在上述两党的工作中，中国女子很活动地担任党务、看护，甚至担任士兵的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女党员供职中央党部，占据首要位置者继续不辍。一九二七年以后各政治机关任用女公务员之风勃兴；南京政府公布法律，承认女子享有平等承继权；多妻制度消灭；女子学校盛行。一九三〇年以后，女子在运动界崭露头角，尤其一九三四年的女子游泳成绩之优异。照相盛受社会欢迎，报章杂志日有披露。一九二二年山额夫人的来华，因之节制生育及性教育渐见普遍；避孕器械的介绍与输入（这可说是伦理革命的唯一原动力）；各大报章发行《妇女周刊》的附刊，专以讨论妇女问题；张竞生《性史》出版，张竞生是位留法国学生，而《性史》这本大作颓废色彩未免太重。葛丽泰·嘉宝、瑙玛·希拉、梅·韦斯特的影响，中国电影明星的轰动，电影杂志的流行，跳舞场、咖啡馆到处林立，这是一九二八年之际始传入中国。在这些跳舞场、咖啡馆里，中国姑娘行动态度的改变，使任何人大吃一惊。英国高跟鞋，巴黎香水，美国丝袜，高衩旗袍，西式紧身马甲（所以代替老式肚兜者）和独幅女子浴衣，才是时代的骄儿。

公共精神

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在中国人思想中初无“社团”这个名词的存在，不可谓非奇事。在孔教的社会和政治哲学里面，吾们可以看出人民组织范型的接续阶段乃自家直接上升于国。《大学》有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又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欲求一与“社团”这个字眼意识最相近的名词，在中文里头乃不能不推两个单字缀成的“国家”这个连语，这是中国抽象名词构成原则而来的。

家族

家族制度的影响于吾人，就恰恰在于私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从吾们手中剥夺了订婚权，而以之授予我们的父母；它使吾人结婚不是娶了一个妻子，却是娶了一房媳妇，更使吾子生产儿子成为“养孙子”；它把新娘的义务加重了百倍；它使年轻夫妇白昼掩扉成为非礼行为，而使“秘密”二字成为中国人所不知的名词。譬方一架收音机，它使吾人安于闹的习惯，闹的婚礼，闹的葬仪，闹的饮食，以至于闹的睡眠。它麻痹了我们的神经而发展了吾们的耐性。欧美人民好像一个闺女，它只消照顾自身，因之她只消使她自己外观整洁美丽；中国人民则好像一位大家庭中的媳妇，她有许许多多家庭的本分须行料理，吾们是以在很小的年龄就已养成了端庄性，它使吾们的青年人恪守本分；它过度保护我们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倒很少有孩子反抗家庭而出走的。凡父母太以自己为中心而太专制，它时常剥夺了青年的事业心和发明天才。

家族主义之伦理哲学甚至限制吾人之远游与运动，因为在《孝经》中，产生了一个学理，殆为每个小学生都须熟记者，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为孔子门人之佼佼者，当其临终之际，这样说：“启予足，启予手。”盖曾子保全其身体发肤而终，可告无愧于祖宗。此种思想已极临近于宗教思想。它又限制我们的向外发展，因为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游历的最好形式，本应该是无一定目的地、无预定目的地的，依照孔子的学理，这便不可能了。所谓孝子，应该慎惜身体，不可爬高山，不可走险路。

礼俗

每个家族，在中国，实际系一互助小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头，各人尽其力而取所需。其间分子与分子的互助，发展到很高的程度，盖受着一种道德意识和家族光荣的鼓励。有时一个兄弟会渡海离家数千里，以恢复那破了产的哥哥的名誉。一个环境较好的人常拨其全家消费的大部分，苟非全部，以资助其侄儿的就学，此固视为寻常事，非有任何功绩可言者。一个功名利达的人做了官，常使好差使支配给他的亲戚；而倘没有现成的差使，亦可以生产几个拿干俸的闲职。这样拿干俸和徇私的习惯，随着每度政治变革运动而发展起来。这种习惯加上经济的压迫，变成一种不可抗拒之力，毁损人而不受人之毁损。这种力量是异常巨大的，虽经政治改革期的屡次努力，秉着十分热情的好意也终于收了失败的结局。

特权

社会身份区别主义，产生一种特权，这对于享有特权的阶级自觉得欣欣有味，直到如今，此风不变，尊敬老年无疑为好的习性，但尊敬学者和尊敬官吏阶级则利弊互见。社会一般对于状元——殿试第一名——的赞美敬慕，深深地弹动一般做母亲者的心弦，也激动着一般姑娘们的那颗小心儿。一旦中了状元，风光十足，自不待言。他跨着滚雪般的白马，受着皇帝特颁宠典的装饰，排着花团锦簇的仪仗，游行街市一匝，表扬他是全国最聪明的一个才子，同时又是美貌的“花花公子”。这一点倒也非可轻视，因为中状元的，总应该是个美少年。这是卓越奇才的光荣，也是高官显爵的光荣，每当他出门，则铜锣开道，宣告贵人的即将莅临，衙门差役则清除道路，驱逐过路行人好似扫除垃圾。这些衙门的差役，常能倚仗主子的权势与受宠而叨叨光，有时伤害或杀死一两个人，也算不得一回事。你倘使读读中国古本小说，免不掉要看到这些场面。吾们不叫它权势与荣华，而叫它“气焰”，盖言其气势如熊熊烈火之盛，不可向迩也。

阶级

中国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级，只有不同家族之升降，依各家财产的兴败为准则。社会上有侥幸的衙门家族，及有运气欠佳的家族，他们的儿子没有入衙门为官做宰，他们的女儿没有嫁进衙门世界，然各家族没有绝对的孤立的。由于通婚或由于交谊往来，在中国任何家族中，不难觅得一个远房表亲，他认识张三少爷的教师先生，这位张三少爷的舅嫂是某一局员的大阿姨，这么牵丝攀藤的关系，逢到有事临头，须对簿公庭的时候，极有用处。

面情、命运和恩典

欲知恩典之概念，务先明了中国人生活之优美的简朴性，中国人的理想社会，常为一种“寡政教，省刑罚”的社会。中国人的政府与法律的概念常深染着人类情感的色彩。中国人普遍地不信任法律与律师和高度机械化的社会。他们的理想中的社会是：人民皆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是一个保存着上古淳朴之风的优良生活的社会。在这样的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环境里头，乃有所谓“恩典”的出现，亦在此等社会环境里头，乃有古代中国特性中最优美的感恩报德的情绪的兴起，报德心乃适为与恩典互为对照的情绪。此种感恩报德的心情，中国普通平民，尤其是农民，莫不充盈满腹。一个农夫倘受了人家恩惠，将志之终身不敢忘，或竟替你刻一方长生牌位，供之家屋，早夕礼拜；或则不辞汤火，替你服务。人民盖并无法律的保障，但有听凭县令的慈悲恻隐之心。倘这县官是宅心仁爱的，则仁爱是比之什么都更受人感激，因为它是不期报酬的。会有千千万万的实例，那些乡民围绕着拦住卸任而行将离别的县官的轿子，跪倒尘埃，感泣零涕。这是中国人的感恩图报的最好表现，也就是中国官吏之恩典的最好表示。因为人民只知它是一种恩典，而不知道它是一种公义。

命运主义不单是中国人的智力的习惯，也是孔教传习意识的一部分。信仰命运与名分观念的关系如是密切，致使吾人有句流行俗语，叫做：“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孔子在称述其自己的精神进展时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六十而耳顺。”这个命运主义的原理为人们精力和知足精神的源泉，亦所以产生温和平静的中国精神。因为没有人常能交好运，而好运又不能临到每个人头上，人遂很愿意容忍这种不平等，认为一种合乎天然的法则。经由科举考试之路，有志才干之士常能获得一种上进的机会；更经由运气或经由才干，一个人可由非特权阶级升入特权阶级，就是他的得势的日子。一旦踏进了特权阶级，他便爱弄特权。随着地位的变迁，因生心理的变迁，他乃开始爱好一切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特权。此种转变的面目，为现代每个革命成功人的显著特例，他握紧他的铁腕以限制报纸言论自由，比之他在革命初期所高呼打倒的军阀还要来得猛鸷。

“面子”的意义，不可翻译，亦无从予以定义。它好像是荣誉而不是荣誉，它不能用金钱购买却给予男男女女一种实质的光辉。它是空虚无实际的，而却是男人家争夺的目标，又有许多妇女为它而死。它是不可目睹的，但是它却存在而展开于公众之前。它存在于太空之间，其声息似可得而闻，且其声崇高而充实；它不负公理上的责任，却服从社会的习俗，它耽搁诉讼，拆散家产，引起谋杀和自尽。但它也常使人经过同乡人辱骂之后，勉力自拔于流浪无赖的恶行；它的被珍视，高于尘世上一切所有。它比之命运、恩典，更有势力，而比之宪法更见重视。它常能决定兵家之胜负而毁坏整个政府机构。就是这空洞的东西，乃为中国人所赖以生活者。

乡属

“同乡观念”。这种地方主义将同乡的人或同县的人或同省的人联结起来，使之共同负责维持地方上的公立学校、公共积谷仓、同业公会、孤儿院和其他公共机关。基本上，他们是从家族心理萌生出来而始终绝不离开家族的基础观念。它是家族精神的扩大，成为某数种市民合作手段的心理的原动力。

政府

依照韩非子的意见，政治智慧之起点，始终摈弃道德之俗论并避免道德之改进。著者亦深信吾人停止谈论人民道德的感化愈早，则吾人之能建立中国之廉洁政府亦将愈早。可是事实上有那么许多人在议论着道德的改进，以为政治罪恶的解决手段，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思想之幼稚和他们的领悟正确的政治问题之低能。他们应该明了吾人已经继续不断地谈道德的腐论历两千年之久，卒未能用道德之力量改进国家，或使她有一个比较贤明廉洁的政府。

文学特性

中国文学有一种含有教训意味的文学与一种优美悦人的文学两种的区别，前者为真理之运转传达工具，所谓“文以载道”之文；后者为情愫之发表，所谓“抒情文学”。二者之区别，至为明显：前者为客观的，说明的；后者为主观的，抒情的。中国人都一致推崇前者，认为其价值较后者为高大。因为它改进人民的思想，并提高社会道德之水准。从这一个观点出发，他们遂轻视小说戏剧这一类文学，称为“雕虫小技”，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唯一例外为诗，诗虽同样为抒情文学，他们对之非但不予轻视，且珍爱修养之盛过于欧美。

语言

中国文学手段，即中国语言之语格，实为决定中国文学特殊发展的主要因素。与欧洲语言一加比较，很可以循索出中国思想与文学之特殊性，乃单纯地受所谓单音语言的影响，其程度至深。中国语言之发音，如金、昌、张，其所生之后果，至可惊人，此单音组织决定中国著作之特性，而此著作特性产生中国文学传统的持续系统，复因而影响及于中国思想之保守性。更进一步，亦为文言与口语分别之原因，这又转而使从事学问，备感艰难，于是其势难免成为少数阶级的专利品，最后，此单音组织直接影响中国文学格调的某些特殊性。

学术

中国书籍被分成四大部类：（甲）经、（乙）史、（丙）子、（丁）集。经部包括经籍和经籍注释书，此类工作曾耗费极大部分中国学人的光阴。史部包括历代通史、专史、传记、杂录、地理（包括游记、乡土志、名山志）、文官考试制度、法典、律令、书目提要和历史批评。子部名称之由来，本系采自周代诸子，但其内容却包括了中国的一切专门技术与科学（有如西洋大学中之哲学院），其中有军事学、农艺、占星术、天文学、巫术、卜筮、命相、拳击、书法、绘画、音乐、房屋装饰、烹饪、本草、生物学、儒家哲学、佛学、道家的参考书籍和无数上述之笔记，包含些杂乱无章的奇谈野乘，海阔天空，不可分类，凡宇宙间之现象都有记载，而尤多鬼怪神仙之说。各大书局亦有将小说归入子部者。集部亦可称为文学部，因为它包括学者的著述、文学批评和诗词戏曲的专集。

学府

任何大学考试，都是同一性质，学生总能接到通知后一星期内预备之，否则大家都得不及格了。任何知识，凡能在一星期内预备速成强记者，其遗忘之速亦如是，防免应急速成的考试方法，至今尚未发明，而受其欺的可怜虫，只是那些大学教授，他们真会相信他们的学生确实明了所学的科目。

旧式的学府制度，不论乡村的学塾或书院（高级的学府）显然较优越于现代学校，事实极简单，即是他的学业进修，不是依赖学程分数为手段的，至于科举考试，那是例外。旧时学府，是一个师传监护制度，教师很明了学生读过什么书，未读过什么书，教师与学生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没有人升级，也没有人毕业，也没有人为了文凭奖状而求学，因为没有这种设备。总之，没有人必须依照规定时期而前进，只须守候最驽骀分子赶上标准限度。没有人被动地每星期三上午必须读三页经济学而停止于第二节。倘若高兴，他可以一口气读完这么一章，其实读书时倘真感兴趣，是应该如此的。总说一句，无人能相信，亦不能使人相信，谓把心理学、宗教、推销术、英国宪法史这样叠床架铺地累积起来，可以培养出一个有学问的人。没有人相信，也不能相信，谓试验一个人对于莎士比亚乐府体会程度，可用下述的方法：解释莎翁名著的一节，或出一个问题，问他《奥赛罗》（Othello）的著作日期，或叫他回答伊丽莎白（Elizabeth）时代的惯用语。大学教育唯一所能施于人者，为使他引起嫌恶伊丽莎白的惯用语，嫌恶伦注解的心理，致使他其余的半世不欲一读莎翁著作有如逃避毒药。

散文

使用文言，虽以其特殊劲健之风格，不能写成优美的散文。第一，好散文一定要能够烘托现实生活的日常的事实，这一种工作，旧体的文言文是不配的。第二，好散文必须要具有容纳充分发挥才能的篇幅与轮廓，而古典文学的传统倾向于文字的绝端简约，它专信仰简练专注的笔法。好散文不应该太文雅，而古典派的散文之唯一目的，却在乎文雅。好散文的进展必须用天然的大脚步跨过去，而古典派散文的行动扭扭捏捏有似缠足的女人，每一步的姿态部是造作的。好散文殆将需用一万至三万字以充分描写一个主要人物，例如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或加马列尔·布雷德福（Gamaliel Bradford）的描写笔墨。而中国的传记文常徘徊于两百字至五百字的篇幅。好散文必不能有太平衡的结构，而骈体文却是显明的过分平衡的。

政治

要明了中国政治，你必须先明了中国文学。或许这里吾们应该避免用文学二字，而说“文章”以代之。这样狂热地崇拜文章，在国内已变成一种真实的精神病。这在现代宣言中表示得最明显，不论是学生团体、商业机关、政党，当草拟宣言或类此文件时，第一个想象，是怎样使它音节嘹亮可诵，怎样铺排得字面美观，而一个读报者的第一个想象，亦为此等宣言之美丽可诵与否。这样的宣言，差不多都是说不出一些事实而却篇篇说得很美丽。一个明显的谎言倘用了优美的形式说出来，也可以受到赞美。

革命

文学革命为事实上之需要，卒于一九一七年发动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是由胡适与陈独秀所领导，他们主张用白话文为文学工具。在这一次运动之前，古时亦曾有过革命。唐朝韩愈的反抗五六世纪之骈体文，主张使用简明之体裁，导文学归于比较健全的标准而给予吾人稍为可读之散文。但韩愈的革命运动却是复古运动，是更遥远的返于周代的文学形式。这在观点上仍不脱为经典的，他仅想努力仿古。可是这件工作大不容易。自经韩愈倡导之后，文学时尚逡巡于模仿周文与秦汉文之间，及韩愈本人成为古代人物，唐代文章亦为后代竞相模仿。宋人模仿唐文，明清作者模仿唐宋，文学风尚乃成为模仿竞争。

直到十六世纪末期，忽然崛起一位人物，他说：“现代的人，应该用现代语言写作。”这个主张，垂示给吾人一个健全的历史眼光。这位人物就是袁中郎和他两位兄弟。袁氏胆敢将通常社会惯用语，甚至土谚俗语写入他的文章。而有一时期，他的作风曾成为盛行的文学时，尚拥有相当信徒，自成一派，世称公安派（公安为袁中郎出身的地名）。他首先主张解放文章形式的束缚。他又说，写文章的方法，只消信手写来。他又主张个性独立的文体，坚信文学只为性灵之表观，性灵不应加以压迫。

但日常语与俗谚的使用马上给正统派作者怒目而视，施以苛酷的批评。而结果，袁中郎所收的报酬是在文学史中一束轻视的头衔，如“轻佻琐细”“粗俗不雅”“非正统”。直至一九三四年，这位性灵文学的始创者始从几被全部埋没的厄运中翻转身来。但袁中郎亦未有胆略或见识以主张白话的应用。倒还是一般通俗小说的作者，他们盖已放弃了一切博取文名的野心，而他们为求大众的了解起见，不得不用白话来写，这一来奠下了用活的现代语的文学之基石。而当胡适博士提倡采用白话为文学工具的时候，他曾屡屡申述这种基本工作已经前人替他彻底准备，历一千年之久，凡欲用此新文学工具写作者，尽有现成的第一流模范作品放在面前。因是而三四年间，白话文运动收空前迅速之成效。

诗

中国文人，人人都是诗人，或为假充诗人，而文人文集的十分之五都包含诗。中国的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即常以诗为主要考试科目之一。甚至做父母的欲将其多才爱女许配与人，或女儿本人的意志，常想拣选一位能写一手好诗的乘龙快婿，阶下囚常能重获自由，或蒙破格礼遇，倘他有能力写两三首诗呈给当权者，因为诗被视为最高文学成就，亦为试验一人文才的最有把握的简捷方法。中国的绘画亦与诗有密切的关系，绘画的精神与技巧，倘非根本与诗相同，至少是很接近的。

戏剧

戏剧除了普遍广布历史与音乐于民间，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教育功用，供给人们以一切分解善恶的道德意识，实际上一切标准的中国意识，忠臣孝子，义仆勇将，节妇烈女，活泼黠诡之婢女，幽静痴情之小姐，现均表演之于戏剧中。用故事的形式来扮演各个人物，人物成为戏剧的中心，孰为他们所憎，孰为他们所爱，他们深深地感受着道德意识的激动。曹操的奸诈，闵子骞的孝顺，卓文君的私奔，崔莺莺的多情，杨贵妃的骄奢，秦桧的，严嵩的贪暴，诸葛亮的权谋，张飞的暴躁，以及目莲的宗教的圣洁——他们都于一般中国人很熟悉，以他们的伦理的传统意识，构成他们判别善恶行为的具体概念。

小说

中国小说家常有一种特殊心理，他们自以为小说之写作，有谬于儒教，卑不足道，且惧为时贤所斥，每隐其名而不宣。举一比较晚近的例子，像十八世纪夏二铭写的《野叟曝言》。他写得一手高论卓识的好古文和美丽的诗词，也有不少游记传记，其笔墨固无异于一般正统派文学家传统的典型，现均收集于《夏懋修全集》。但是他又写了《野叟曝言》，可是《野叟曝言》不具撰著人姓名。他的为《野叟曝言》的撰著人是明确的，可从他自己的诗文集里头的文字来证明。然而直到一八九〇年秋，他的孝忠的曾孙替他重印《夏懋修全集》，俾传夏君之名于不朽，无论这位曾孙是不敢还是不愿意，总之他没有把这部小说收入集子里头，其实这部小说倒是夏君的不容争辩的最佳文学作品。又似《红楼梦》，直到了一九一七年，始由胡适博士的考证，确定其著作人为曹雪芹，他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散文作家之一，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唯一散文大师（就白话文而言）。吾人至今还不甚明了《金瓶梅》的著者究为谁何。吾们又至今未能决定施耐庵、罗贯中二人之间，究属谁是《水浒传》的真正作者。

影响

当两种不同的文化接触，那较丰富的一种将向外灌输而较贫弱的一种将接受之，这是自然而合乎逻辑的。但事实似有使人难以置信者，便是文化的向外灌输，其蒙受幸福却是胜于承受外来文化者。

中国文学势不得不在内容方面，在体裁方面，遭逢广大的变迁，为过去两千年间所未经见者。直接受了外来的影响，口说的白话轮到被作为文学的手段；语言的解放，从一个深染西洋思想的人提倡起来。它的词汇大大地增富起来，那即是新的概念的增加，科学的、艺术的、文学的，大概总之比之吾们固有思想的故旧材料远较为恰当而确定。赖有此思想原料的新补充，体裁上乃发生新变迁，这体裁的现代化，跟固有的完全换了一个面目。致老学究们无力追随此新的规范——倘叫他写一篇在内容上在体裁上赶得上现代标准的杂志文字，将使他茫然不知所措。不但体裁上发生了变迁，形式上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于是吾们也有了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和现代戏剧剧本，而写小说的技巧，尤其大大地修改过。总之，老的批判标准业已废弃，所谓老的批判标准，很近似法国新经典派之阻碍欧洲认识莎士比亚至百五十年之久。吾们现在有较新颖较丰富较宽广的文学理想来代替陈旧的批判眼光，结果使文学与人生获得较接近的和谐，思想获得较完美的正确和生命获得较大的真实性。

艺术家

中国艺术的特性，可由平静与和谐判别出来，而平静和谐出自中国艺术家的心底。中国艺术家是这么一种典型的人，他们的天性安静和平，不受社会的桎梏，不受黄金的引诱，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沉浸于山水和其他自然的现象之间。总之，他们的胸怀澄清而不怀卑劣的心意。

书法

中国书法的地位是以在世界艺术史上确实无足与之匹敌者。因为中国书法所使用的工具为毛笔，而毛笔比之钢笔来得潇洒而机敏易感，故书法的艺术水准，足以并肩于绘画。中国人把“书画”并称，亦即充分认识此点，而以姊妹艺术视之。然则二者之间，其迎合人民所好之力孰为广溥，则无疑为书法之力。书法因是成为一种艺术，使有些人费绘画同样之精力，同等之热情，下工夫磨炼，其被重视而认为值得传续，亦不亚于绘画。书法艺术家的身份，不是轻易所能取得，而大名家所成就的程度，其高深迥非常人所能企及，一如其他学术大师之造诣。

绘画

无异于现代的欧美新派画家，中国画家之所欲描摹者非为外表之现实而为其自己印象中之现实，因是他们的画法是印象派的画法，不过西洋印象派画家的毛病是他们似觉过于巧黠又过于逻辑。竭尽一切的机巧，中国画家不能产生艺术的幻象足以惊骇庸俗者，他们的印象主义的基本即为前面所述“意存笔先”这一个原理。是以绘画之要领非为物质的现实而为艺术家由现实所反映之概念。他们不忘他们所绘画者，乃为贡献给人类同侪而绘画，是以他们的概念，必须为别人所能领悟者。他们受了中庸之道的约束，他们的印象主义是以为人情的印象主义。中国画家作一幅画，他们的目的是在传达统一的概念，这概念决定画面上的布局，何者宜描绘，何者宜简略，以达到空灵的美质。

建筑

中国建筑的最后和最重要的原则永久是保持与自然的调和。地位的选择，珍视过于拱璧。建筑物倘其本身很完美而不够与四周的风景相配，只觉令人不快，以其不和谐而粗鲁固执，吾人称之为风味不佳。最优美的建筑是以融和而混入自然风景中，成为风景之一分子，亦即属于风景而不可分离。这个原则控制所有的中国建筑，自高拱桥梁以至宝塔、庙宇、池边的凉亭。其轮廓宜柔和而不棱砾，它的屋顶幽静地挨近树荫的下面，让它的柔嫩的枝条轻拂檐际。中国式的屋顶并没有剑拔弩张的姿态，它涵养着和平的气息，谦逊地对天空作揖。它是一个人类居住处所的标志，它掩盖吾们的居宅显出相当程度的卑恭。因为吾们总是不忘把屋顶盖上吾们一切居室，不让它们无耻地裸露着仰望天空，像摩登的钢筋水泥建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