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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高?五分钟了解一下宋朝的赋役情况
不可否认,宋朝在“自然经济”时代确实创造了许多经济奇迹,如果说工商业的繁荣有力的促进了宋朝的发展,但我们更应该感到惊讶的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毕竟在“重农仰商”的“自然经济”时代,能够大开禁令让这群“轻义商贾,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的商人团体在宋朝的时代舞台上大放光彩,实在是三千年之未有情形。
晚清时期,世界文明的交流日益密切,地大物博的天国上朝实际亦不过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盘踞在东亚的古老国度,时代的巨变和进步带来的不仅是人类文明的革新,还有认知的扩展和迭代。然而让我们倍感惋惜的是,在世界各文明和文化的密切交流下,清朝政府对时代的巨变选择了视而不见。仅从这一点来看,这都让宋朝无疑成为一个既伟大但又悲哀的王朝。
宋代经济很繁荣,但无法消弭的阶级隔膜让底层民众生活的依然很困苦
从其本质来说,其仍然是一个封建王朝,其资本主义道路和思想不过是昙花一现,又或者像滑过自然经济时代的一颗流星,尽管在惊艳我们的同时,但又不禁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是自然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君权社会下,其内在表现依然是一种以强权统治以依托的剥削关系。
民众的幸福是存在的,但却建立在不符合人道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这是强权统治下的一种剥削特点,因此马克思说“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相同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固然是君权社会和自然经济时代的不可承受生命之重,那么宋朝的赋役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宋朝赋税名目繁多,生产力的落后必然带来经济负担,幸福的背后实际上是底层人民佝偻的腰肢宋朝承袭了五代十国大部分的赋税法,仅对其中少部分苛政急税进行了修改,出于稳定社会的需求,这固然是一种惯常使用的政治手段。在“重农仰商”的自然经济时代,土地是税收的大头,宋朝的“田税”分为夏秋两季进行征收,由于承袭了五代十国的赋税制度,其也导致不同地区的赋税征收情况不尽相同。
譬如其所谓“天下之通法”是按照亩税一斗,但在江南一带执行的是依照土地品级来征收赋税,按照“夏钱秋米”的税收制度,中等田亩征税钱四文四分,税米八升,下等田税钱三文三分,税米七升四合(顾炎武《日知录》)。在田税的基础上,又增设了所谓的“加耗”,即附加税,其税收比例竟然比田税有过之而无不及。
阳春白雪是只属于上层统治阶级的一场童话
宋代劳动者在缴纳公粮的同时,还需要另输“头子钱”,即类似于我们如今常说的“份子钱”,这份钱一半归于官员,一半纳入公库,这在宋代各州县都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而在南方地区,宋朝政府还规定农民每上缴一石米,还需另加二升为鼠雀耗,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把官方的责任转嫁到农民身上,因此形成所谓“加耗之外,更出一斗”的情形。
因此附加税便远比田税反而更加沉重,所以加耗又被叫做“润官”,实际上暴露的就是宋代附加税胡乱征收,名目繁多的现象。其情形或公开,或隐秘,往往造成“一石正苗,非三石不可了纳”,也就是说农民原来只需要上缴一石的税收标准,但往往由于附加税的存在不得不付出超过三石的赋税。
此外还有所谓的“义仓”税,所谓“义仓”自然是指宋朝政府的一种战略储备物资,这部分物资本应该由宋朝政府从其税收中另拨储存,但真实情形是依然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其规定是每正税一石,另输一斗进入义仓,其理由是“以备凶歉”,看似在囤积储备应急战略物资,但本质上依然还是宋朝政府为了增加税收而巧设的名目。
宋朝政府还打起了人的注意,为了增加税收,又设立了所谓的身丁税,其规定凡是二十岁到五十九岁的男子都要缴税,看似无可厚非,实际上却是加设于正常赋税之外的又一附加税。而且名目繁多,既有身丁钱、也有身丁米、身丁绢、身丁药、身丁箭、身丁盐等等各种各样的名目,这么一来官府完全不必费钱采购这些物资,就能从身丁税中填补这一项支出。其身丁钱也高的离谱,譬如正常的田税中夏钱只需要数十文左右,但身丁钱却高达几百文,譬如在浙江一代的每年的身丁钱就高达六百九十五文。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宋朝的一个盛世泡沫
另又有杂变之税,所谓“盐博䌷绢、加耗丝绢、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等十四种,后来又出现了所谓“支移折变”的税收办法,按道理来说,农民缴税只需要到固定的地方缴纳税钱,后来由于宋朝与辽、夏相继发生战争,宋朝政府便要求某一地区的农民把税钱交到另一个需要钱粮支出的地方去,这就叫支移。因此农民竟然不得不被迫背井离乡,到几百或几千里外的地区缴税,其来往费用自然也都是自己承担,如果不愿前往,也需要把缴税的运费折算在里面,可谓是奇葩至极。
而所谓折变是指原本缴纳的赋税都有固定的物品,有时官府为了自己的需求,便要求缴税者把需要缴纳的物品折变成其他物件上缴。譬如宋仁宗时,有些地区将原本该上缴的粮食折变为钱财,要求农民如数上缴。《宋史·食货志·赋税》因此评价说“支移、折变,贫弱者尤以为患”。此外还有什么城郭之赋(宅地税)、商税,如果不能如数按约上缴,便不得不吃官司和牢狱之灾,因此造成“租税逋欠至少,而械系累日,遂至破家”的惨状。
可见,在我们这些后来人看来,宋朝作为一个经济相当发达的朝代,正如《清明上河图》描绘的那样,宋朝人民的生活水准必然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强权统治下,这样的幸福必然意味着需要付出极为昂贵的代价,也正应了马克思的话: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其概念是相同的。而这当然是古代人民的双重不幸。
除了出钱,宋朝百姓还需要出力在赋税之外,徭役也是历朝历代剥削底层百姓的一个重要手段,宋朝政府规定“以人丁户口科差”,并且不分主户、客户(外来人口)都需要服徭役,其时间长短不一,主要根据政府的需求来制定,譬如秦始皇修建长城、骊山陵墓和阿房宫,征用数百万民夫,时间长达几十年之久,隋炀帝杨广修建大运河、建造宫殿也征用了高达近千万人次的人口,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徭役是古代社会制造阶级矛盾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般来说,徭役需要从事的工程并没有具体的标准,主要依照官府的需求来征发,但按照分类可以具体如下:
(1)疏通河道、修筑堤坝、造林植树;
(2)修建水利工程,如开渠、挖塘、修堰;
(3)参与军事工程的建造,如修缮城池、挖掘壕沟,营建军寨;
(4)为官府或皇室修建官舍、宫殿;
(5)战争时运送物资;或者充当官府跑腿,《繁露续集》描述说“自江陵至桂州,有水递铺夫凡数千户,皆渔樵细民,衣食不给,率被笞捶”,其首段可谓残酷至极;
(6)另又有地方地主豪强强征民夫为自家服役;
实际上,徭役一直是历朝历代一个制造社会阶级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弊病,但是凭借着强有力的统治,历朝历代都并没有重视徭役给社会稳定以及自身统治带来的巨大威胁,这也是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诱因。除了徭役,宋代还有差役,《文献通考·职役考》记载说“在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掐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役。”
其实这所谓的差役说白了就是定期轮流到官府里充当跑腿干杂事,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美差,但实际上却是替官府无偿服务,对于底层人民来说,自身的温饱或事情都没有解决,差役无疑既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又占用了他们的时间。苏辙因此在《三论分别邪正札子》中描述说“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也就是说如果是正常的雇佣关系自然是合理的,但其关键就是无偿服务。
差役要求民众义务性的到官府中跑腿办差
所以差役一般都为地主阶级包办,这些人拥有雄厚的家私和充裕的时间,但他们当然也绝对不是去替官府跑腿,其自然是占据名额,但却令差人办事。这些人凭借着殷实的家境以至于“上结官府,下压民众,上欺下榨,从中牟利”。不过由于宋朝政府又规定差役中的一些肥差如“里正衙前”每年需要承担一次“重难之役”,也就是官府如有损失,他需要自行承担赔偿。因此这一点也激发了这些地主豪强的不满。
综上所述,可见在《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盛世情景其实颇有虚幻的成分,在强权统治的自然经济时代,受制于社会经济生产水平落后、思想道德观念局限和封闭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说一个封建王朝可以让它的人民享受到充分的公正与合理的对待,而这一切当然与其特殊的社会制度有关。所以,宋朝人民的幸福或者说那些生活在封建时期的人民的幸福实际上是建立血迹斑斑的生活困顿之上的聊以,也是强权统治下的得过且过。
参考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顾炎武《日知录》、《宋史·食货志·赋税》、《繁露续集》、《三论分别邪正札子》、《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职役考》、《中国历史·宋史》、《梦溪笔谈》
窦融保据河西
西汉末年,政治黑暗,外戚王莽窃国建新,胡乱折腾,导致天下百姓造反,各地豪强起兵。凉州地区,天水隗嚣割据称王,北地卢芳投靠匈奴,扶风窦融保据河西,树立了三个乱世豪杰的样本。窦融拒做钜鹿太守,主动请缨任张掖属国都尉。在河西十四年间,窦融依靠地方英豪,关心民众,建设安定繁荣的河西走廊,又协助刘秀完成统一陇右大业,成就了千古功勋。
窦融自请任职张掖
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西汉孝文窦皇后弟窦广国之后,是著名外戚。窦融年轻时结交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王莽居摄间,在强弩将军王俊手下为司马的窦融,以镇压造反太守翟义功,封爵建武男。新莽末年,他屯兵新丰,迎降进兵长安的绿林军更始,受大司马赵萌赏识,推荐任钜鹿太守。窦融见中原大乱,更始帝位不稳,想到自己高祖父、叔祖父、堂弟都曾任职的河西地区,对兄弟说:“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于是坚辞钜鹿太守一职,请求前往河西,更始帝授予其张掖属国都尉之职。
更始元年(23年)夏,窦融带领家族到达河西。凭借祖弟“累世在河西”为官的声望,他广泛结交地方官员、豪杰,“厚善”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厍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等人,还“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是以“河西翕然归之”,很快成为河西五郡的实际领袖。
在社会、天下无主时,一些豪强乘机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窦融毫无野心,一到河西就奉更始为正朔。更始三年(25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更始灭亡,窦融冷静地分析天下形势,召集梁统、厍钧、史苞、竺曾、辛肜以及各郡豪杰商议,大家决定推举一人为大将军,以统率河西各种力量,联合保固地方。在多人谦让不下时,众人因窦氏“世任河西为吏,人所敬向”,推举窦融为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窦融仍然兼领属国都尉,只是设置从事官以联络和监察五郡。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得知会议结果,自知孤立无党,挂印而去。窦融随之对五郡主官予以调整,梁统改任武威太守、史苞任张掖太守、竺曾任酒泉太守、辛肜任敦煌太守、厍钧仍为金城太守,正式组建了河西自保。
据境自保发展河西
为了据境自保,窦融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河西的措施。
政治上,他团结各地豪杰和羌、匈民族的上层人物,使河西地区的各族和平相处。对普通百姓,“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据居延新简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八月,窦融刚刚归汉,就转发光武帝诏书,实行大赦,将境内绝大部分罪犯都赦免了,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和谐。他还下令保护少数民族百姓的生产活动,称:“明告吏民,诸作使秦胡、卢水士民畜牧田作不遣有无,四时言。”同时,他整顿吏治,对官吏中不称职、空缺以及犯科的人员作了相应的迁补;设置别驾、治中等从事史,巡查州郡官吏,管理户籍文书,主持军事训练;对官吏实行全谷俸禄制,禁其盘剥百姓。他的这些措施使河西地区的各种矛盾相对比较缓和,社会比较安定。
在军事方面,窦融采取了如下措施:整顿军队,严肃军纪,加强对张掖属国精骑的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严格烽燧和武器管理制度,整修废损的边防障塞、烽火台,加以使用;颁布奖赏令,激励士兵勇敢作战,加强边境戍守;通过明确的“符要”“品约”,将河西诸郡上下联结成一个防御整体,凡遇“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河西军队多次取得南御诸羌、北抗匈奴的胜利,再加上他的仁政措施,使羌、匈部落纷纷前来归附。
窦融还不忘发展经济。首先,他实行“军屯”,以解决军粮和边防需要;实行“民屯”,在各郡县设置田官,组织百姓开垦荒地。屯田所需的耕牛、农具和种子都由官府供给。其次,针对河西地区干旱少雨的特点,设置了专门负责水利灌溉事宜的官员,组织和鼓励老百姓修理沟渠,发展灌溉事业。再者,整顿钱币,稳定市场。禁止官吏铸钱、经商,不许部吏发掘坟冢,在都市贩卖衣物。保护大牲畜,禁止屠宰马牛。禁止砍伐树木,禁止婚嫁铺张浪费。
上述法令的贯彻执行,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改善了官民关系,保障了市场的正常运转,抑制了嫁娶奢侈浪费的恶习,使得河西一带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全国许多地区粮价飞涨至每石万钱,但河西的粮价却在下降。居延新简载,从建武三年到建武八年的六年间,河西地区大麦价每石由三千钱降至一千二百钱。窦融等人离开后,河西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窦融的有力措施,造就了河西这一片相对安定富裕的“世外乐土”。逃避战乱和饥荒的安定、北地、上郡等地流民纷纷前来投奔,不仅增加了河西的劳动力,就连班彪、孔奋等满腹经纶的名士也闻讯而来,窦融对他们待之以礼,推诚结交,并且根据各人的才干安排适宜的职务,从而在河西组成了一个精干高效的谋士集团和官吏集团。
《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班彪是当时颇有声望的学者,窦融待之以师友之礼,任命为从事,每遇到重大决策必与其商量,听取意见,得益甚多。后来窦融归附刘秀,就主要是接受了班彪的建议;窦融上给刘秀的奏章,也多由班彪草拟。古文家孔奋来到河西,窦融请他为议曹掾,守姑臧(今武威凉州区)长。孔奋不负重托,为政清廉,管理有方,深受百姓和少数民族的爱戴。史载:“建武五年(孔奋)守姑臧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事母孝谨,虽为俭约,奉养极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节操,而奋力行清洁,为众人所笑,或以为身处脂膏,不能以自润,徒益苦辛耳。奋既立节,治贵仁平,太守梁统深相敬待,不以官属礼之,常迎于大门,引入见母。”孔奋还在姑臧开办学校,奖励官吏子孙入学读书,择其优者,担任地方官职,促进了河西文化教育的发展。正是在这些有识之士的辅佐下,河西日益繁荣富裕,兵强马壮,为以后帮助刘秀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归附刘秀,支持统一
河西东接陇、蜀,西连西域,形势偏固,进退有余。建武元年(25年),当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自称汉帝,建立东汉时,西部割据的隗嚣、公孙述都想联合窦融,以借助其力量吞并异己。窦融在努力保境安民的同时,审度利害,分析道,汉景帝后裔刘秀在当时诸种势力之中,实力最强,其兴复汉室的旗号最得人心,是众人期待之主。建武三年(27年)初,窦融即改奉建武正朔,并通过隗嚣归依光武。然而隗嚣却内怀异心,派辩士张玄前往河西游说窦融,希望他效法秦末的赵佗,割据一方,与隗嚣、公孙述合纵,对抗刘秀。窦融召集众豪杰和诸太守商议,多数人认为:“汉不当灭,刘秀有再受命之符,是当今的真主,这是天命所在;况且在目前称帝的数人之中,只有洛阳占地最广,士马最强,号令最明,这是人事所归,所以应当归顺刘秀。”窦融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决策东向”,建武五年夏,派使者刘钧向刘秀献马称臣。刘秀盛情款待刘钧,朝廷任命窦融为凉州牧,梁统为宣德将军,并赐玺书,向窦融陈述天下形势,指出河西“举足左右,便有轻重”的地位,希望他坚定立场,顺应历史潮流而动。窦融再次派遣弟弟窦友去洛阳,向刘秀表达其诚心归汉之意。此后,河西与朝廷书信往来频繁,关系密切,窦融及其控制的河西五郡忠心效命于刘秀的统一大业。
窦融接受凉州牧之职后不久,就利用河西地理位置的优势,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在征得刘秀同意后,立莎车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称号,让其统领西域诸国。西域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恢复。
首鼠两端的隗嚣虽然派了大儿子隗恂到洛阳为质子,却仍据隘自守,企图割据一方,裂土称王。他于建武七年(31年)遣使向公孙述称臣,被其册封为朔宁王,从此,陇、蜀联合拒汉。窦融始终密切注视隗嚣动向,见其公开叛汉,就致信苦口婆心地劝其不要背叛汉室,以免兵戎相见,生灵涂炭,却遭到隗嚣拒绝。窦融于是上疏汉光武帝,请求其出兵讨伐。窦融与五郡太守一起厉兵秣马,做协同汉兵作战的准备。
刘秀对窦融的义举极为欣赏,因窦氏是汉室外戚,故派人送给窦融以外属图及《史记》中的《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诸篇,陈述刘、窦两家世代亲情,并通告道:“今关东盗贼已定,大兵今当悉西,将军其抗厉威武,以应期会。”窦融接到光武帝诏书,就与诸郡太守率兵至金城,打败了阻挡交通的先零人,扫除了障碍,继而东向与光武西征大军会合。后因大雨路断,刘秀大军又未按照预订的计划到达,窦融只好率军引还。为表彰窦融的守信承诺,刘秀下诏重新整修他父亲的坟墓,祠以太牢,还多次赏赐以四方珍物。窦融等对刘秀也更加忠心,梁统还派人刺杀了说客张玄,表明河西五郡与隗嚣彻底断绝关系的决心。
退回张掖的窦融上书朝廷,建议刘秀尽快出兵,与他东西夹击隗嚣。建武八年(32年)春,刘秀派大将来歙与征虏将军祭遵率兵,秘密从番须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伐山开道,奇袭略阳(今秦安县陇城镇),杀隗嚣守将金梁。闰四月,刘秀亲征陇右,马援劝降了驻守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的隗氏大将高峻。
凉州牧窦融率河西五郡太守及羌人、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辆,与刘秀大军在高平第一城会师。刘秀置酒高会,以隆重的礼仪接见窦融及其主要将领,拜窦融弟弟窦友为奉车都尉,窦融堂弟窦士为太中大夫。汉军与窦融军共同向南进攻,隗嚣部下大将13人、属县16个、士众10余万皆望风而降。隗嚣率妻儿奔逃西城(今礼县红河乡境),被汉军包围,后来在公孙述所派援军的保护下,逃到冀城(治今甘谷县城关镇附近)。建武九年(33年)春,隗嚣在冀城“病且饿,出城餐糗糒,恚愤而死”。次年,汉军攻拔落门聚(今武山洛门镇),隗嚣次子隗纯率众投降,隗氏割据最终覆灭。
为了表彰窦融等河西将领参与统一陇右的大功,刘秀以庐江郡四县封窦融为安丰侯,在今秦安县叶堡镇一带设显亲国,封其弟窦友为显亲侯,又封竺曾为助义侯、梁统为成义侯、史苞为褒义侯、厍钧为辅义侯、辛肜为扶义侯,并让他们返还河西,继续建设和保卫河西诸郡。
窦融弟兄二人同时受爵,而且久镇一方,唯恐引起皇帝的猜忌,因此一再上书刘秀,请求另外派官来替换他们,却被拒绝。建武十二年(36年),陇、蜀平定后,刘秀才诏令窦融与五郡太守赴洛阳奏事。窦融到洛阳后,即交出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的印绶。刘秀以极其隆重的礼节接见窦融,退还其侯爵印绶,“赏赐恩宠,倾动京师。”后来,曾任命窦融为冀州牧、大司空、特进、卫尉等职,他都反复请求解职,终能安享天年。
《后汉书》作者范晔赞叹道:“悃悃安丰,亦称才雄。提契河右,奉图归忠。”充分肯定窦融保据河西、协助东汉统一西部之功。
来源: 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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