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1日是什么八字(1990年10月19日八字)
如何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和五行属性
要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和五行属性,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确认自己出生的年、月、日和时辰(这些信息可以从户口本、出生证明等地方获取)。
将出生年月日时依次排列起来,比如:1990年3月10日早上9点,则八字为:乙巳、辛卯、庚申、己巳。
根据排列好的生辰八字,可以找到相应的五行属性。其中,天干有十个字,分别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十二个字,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每一天干和地支都对应一个五行属性,具体如下:
天干 | 五行属性 | 地支 | 五行属性
---|---|---|---
甲、乙 | 木 | 子、丑 | 土
丙、丁 | 火 | 寅、卯 | 木
戊、己 | 土 | 辰、巳 | 火
庚、辛 | 金 | 午、未 | 土
壬、癸 | 水 | 申、酉 | 金
| | 戌、亥 | 水
找到自己八字中每个天干、地支所对应的五行属性,并统计每种五行属性的数量。注意,一个人的五行属性并不一定只有一个,可能有两个或者更多。
根据统计所得到的五行属性数量,确定自己的五行属性。在中国传统的五行理论中,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东方、南方、中央、西方和北方,每个五行属性都有特定的意义和象征含义。
通过上述步骤,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和五行属性了。对于了解自己的个性特点、应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温故|老有所养!北京老人的“晚福”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贾晓燕
莫道桑榆晚,人间重晚晴。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比例的变化,北京的老年人口从上世纪50年代的20多万攀升到现在的400多万,京城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数十年来,北京设立敬老院,开办托老所,兴建老年公寓,打造老年社区,探索京津冀三地协同养老新模式,通过多种途径满足多元化的养老需求,构筑了一道坚实的“老有所养”保障网。
(1)旧社会长工新社会安享晚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的老年人口不多,就拿1953年来说,全市的老年人口还不足23.3万。随着老年人口逐渐增多,北京开始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在郊区率先建立了敬老院。
【1959年2月12日,《北京日报》2版】
本报1959年2月12日2版刊发的报道《我的晚福哪里来?》,记录了耄耋老人杨兴全在敬老院里的生活。这位在地主家当了30年长工的老人,媳妇去世后没再续弦,既无子女也无亲戚。住进敬老院后,他的生活大变样:“我这棉袄、棉裤、棉帽、棉鞋、袜子,床上这被子、褥子、被单,头上到脚下,床上到身上,全是新做的,挺合身。屋里还生着火炉,白天黑夜,满身暖和和的。再说吃的,白面、玉米,每顿热乎乎地吃下去,爱吃多少吃多少。天气暖和,出外遛遛,和老哥们儿聊聊,这日子,就是晚福啊!”
【1959年,房山人民公社敬老院的老人们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刘光华摄】
很多住进敬老院的老人都是劳动了多年,即使上了年纪也不愿闲着,因为啥都不干光待着心里闷得慌,他们希望干点儿轻活,活动活动筋骨。为满足老人们的需求,部分敬老院开办了“副业”。顺义天竺敬老院就开辟了两亩园子,养了20头猪、13只羊,还在敬老院旁边开了一座茶馆。59位老人闲暇时种种菜、喂喂猪,或是落坐棚下,手摇凉扇,把茶水递到热汗淋漓的行人手里,干得兴致勃勃。这“副业”很兴旺,而且所得收入都用来改善老人的伙食了。(1959年8月20日《北京日报》2版,《“副业”》)
【1961年2月15日,《北京日报》2版】
逢年过节,干部、村民和学校里的少先队员会去敬老院看望老人们,透着喜庆。吃年夜饭的时候,敬老院的工作人员把老人一一请上座,边吃边聊,共度新春佳节。扛了一辈子长活的老人王永全,摸着自己里外全新的棉袄说:“过去,一年忙到头给地主奔,秋后闹个地净场光衣裳破。现在,新棉袄穿在身上,的恩情说也说不完。”(1961年2月15日《北京日报》2版,《敬老院里过春节》)
那些年,敬老院让很多在旧社会受了一辈子苦的老人享受到了新社会的福,特别是让那些鳏寡孤独老人在晚年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敬老院不断更新换代,服务也更加专业。现如今,仍有不少人将敬老院视作养老的首选。
(2)社区托老所成了家门口的“家”
上世纪80年代,北京的社会福利事业迈上新台阶,各系统、各单位都在想方设法为“老有所养”创造条件,托老所便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
1988年,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安德里居委会办起了北京第一家托老所。这家托老所不同于一般的敬老院,在这儿的老人可以定期由家属送来接去。不仅如此,托老所还有可口的饭菜、舒适的床被,并设有淋浴室、医疗室,老人们闲了可以在一起聊天、下棋、打牌。看到这种条件,市民周大宝决定把母亲送过来,他说:“有人照顾,我们双职工上班也安心了。”(1988年5月8日《北京日报》1版,《新鲜事:本市有了托老所》)
【1988年5月8日,《北京日报》1版】
两年后,朝阳区三里屯南楼东居委会也开办了托老所。这个托老所的费用为每月150元,在当时来说价码不低,但因为养老需求强烈,托老所还没正式举行开所典礼,就接二连三先住进了9位老人。(1990年11月10日《北京日报》2版,《三里屯有个托老所》)
【1988年,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安德里居委会办起了北京第一家托老所,为双职工家庭解除了照顾老人的后顾之忧。王振民摄】
再往后,全市不仅城近郊区各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居委会开办了托老所,一些远郊区县也办起了托老所。这些托老所面向社会开放,有专人负责老年人日常的衣食住行,为那些苦于无人看护老人的家庭解除了后顾之忧。托老所的服务内容也不断充实,收托方式已从最初老人早来晚走的“日托”形式发展到“全托”“长托”等多种灵活形式,还从简单地为老人提供食住发展到开展医疗保健,有的还将老年康复、治疗、咨询与托老管理结为一体,办起了康复医院。
【2012年9月22日,《北京日报》1版】
2010年,北京推行“九养政策”,重点解决包括老年人就餐难、照料难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截至2012年9月,全市共建立了包括日间照料、全托在内的社区托老(助残)所5305个。这些社区托老所填补了养老服务空白地带,惠及数十万老人,被老人们誉为“家门口的‘家’”。(2012年9月22日《北京日报》1版,《社区托老所:家门口的“家”》)
(3)老年公寓让老人“放飞”晚年
1990年,北京市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110万左右,占全市人口总数的10.1%。从这一年起,北京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当时,社会上关于兴建“老年公寓”的呼声很高,希望以此类方式解决老有所依的问题。1992年,本市第一所专为老人服务的公共寓所——福寿老年公寓,在朝阳区十八里店乡落成。这家老年公寓建筑面积达3200平方米,有110个床位。公寓外观看上去就像别墅一般,楼群间山水相映,富有田园情趣。公寓设有网球场、台球厅、老年门球场、康复医疗室和阅览室。率先入住的邹铁生夫妇看着配有冰箱、彩电、卫生间的新房,高兴地说:“这里简直像宾馆,比家里舒适多了!”(1992年7月22日《北京日报》1版,《首家老年公寓落成》)
【1992年7月22日,《北京日报》1版】
此后几年,北京涌现出一批老年公寓,不少是建在京城周边风景区附近。入住老年公寓的主要是一些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的老人。一位老人说,1000元一个月,管吃管住,单间布置酷似宾馆,伙食也不错,一日三餐带夜宵,还能天天爬香山,他和子女都很满意。另一位老人则表示,子女都挺忙,指望他们照顾不现实。在这些老人心目中,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在淡化,辛苦了几十年,既不想再为儿孙操劳,也不想给儿孙添累。住进老年公寓,远离了家庭矛盾,这些老人“放飞”了自己的晚年。(2000年8月5日《北京日报》5版,《老年公寓300家》)
【上世纪90年代,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福寿老年公寓院内小桥流水,绿树成荫。李继辉摄】
还有一些老人更“想得开”,他们出租了自己在京城的住房,用所获房租到郊区的老年公寓安度晚年。老年人利用租房差价来养老没有心理负担,儿女们也少了后顾之忧。(2003年10月18日《北京日报》7版,《京城养老出现新模式》)
【2000年8月5日,《北京日报》5版】
如今,老年公寓虽然不算普及,却也各具特色。像汇晨老年公寓就与隆福医院签署了协议,成为本市首家“医养融合”型机构,入住这里的老人可以“楼上养老,楼下看病”。 而作为全市首家公建民营的五星级养老机构,恭和老年公寓通过设立“政府保障床位”,让特困老人实现了“老有所养”。
(4)老年社区改变养老观念
进入新世纪,北京的老龄人口继续攀升,到2007年,北京60岁以上的老人已超过200万。在全面推行养老社会化的同时,北京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老年社区应运而生。
2007年11月,位于昌平北七家镇八仙庄的北京市老年社区投入使用。这个老年社区规划用地54公顷,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可供6000多老人安度晚年,规模堪称当时之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不但配备了各种服务和文体设施,每位老人还拥有一张身份识别卡片,当老人身体不适按下卡片上的紧急救助按钮时,工作人员即能够快速响应、紧急救助。(2007年11月1日《北京日报》6版,《本市最大老年社区投入使用》)
【2007年11月1日,《北京日报》6版】
进门是自家,出门是社区,比起一般的养老机构,老年社区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居住环境要舒适得多。不过,当年人们对这种新的养老观念存有顾虑,一时难以接受。为了让更多老人接受这种养老新模式,老年社区向社会发布了“免费试住”的消息,为老人提供三天两晚的体验机会。
【2003年,200多户老年家庭入住太阳城老年社区。图为老人们参加社区组织的文艺沙龙。贾同军摄】
2008年6月25日,首批试住老人入住。这些老人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生活都能自理。一位叫张令的老人说,两个女儿都在国外,自己住一套四居室,觉得很孤单,所以,如果试住没发现什么不满意,她会马上签约。然而,也有一些老人试住后表示不会入住,有的是觉得收费高,认为退休金难以承受老年社区的收费标准;有的是因为惦记年幼的孙子、孙女,怕保姆照顾不周;还有的是儿女怕被别人说不孝顺,不同意把老人送进老年社区。(2009年1月10日《北京日报》10版,《老年社区幸福“试住”改变养老观念》)
【2017年10月24日,《北京日报》3版】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养老观念不断进步。如今,有需求的老人住进老年社区养老不再稀奇,一些老年社区已将“互联网+”贯穿服务环节,老人用餐、休闲娱乐、教育培训等,都能一键解决。2017年,实地采访北京养老社区后,乌克兰记者赞不绝口:“用一个平台汇总多项服务,这个创意很不错,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方目前都没有这样的例子,我将和我的读者分享这种做法。”(2017年10月24日《北京日报》3版,《北京养老获中外记者点赞》)
(5)京津冀三地推动协同养老
近年来,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北京不再建大型的养老中心、养老社区。2016年6月,京津冀三地民政部门签署《京津冀养老工作协同发展合作协议》,提出构建环京津健康养老产业圈,重点打造一批环首都大健康产业聚集区。
那一年,第五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举办,很多北京老人前去咨询到天津、河北的养老事宜。天津武清养老护理中心负责人说,该中心分为健康老人区和失能老人区,当时健康老人区134张床位早已爆满,排队等待入住的老人近160位,其中超九成是北京老人。燕达国际健康城负责人也表示,入住老人95%以上是北京老人,登记排队的老人中也有不少北京老人。(2016年11月11日《北京日报》5版,《京津冀三地试点协同养老》)
【2016年11月11日,《北京日报》5版】
从2016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1日,率先试点的养老机构收住京津冀三地户籍的老年人,除享受养老机构所在地民政部门的床位运营补贴,还叠加享受另外两地针对户籍老年人的床位运营补贴。其中,京籍老年人按身体状况等条件,以每床每月300元至500元标准补贴收住机构。如果京籍老人选择到试点机构养老,这部分补贴就可直接拨付到试点机构,与当地床位补贴叠加使用。(2017年2月24日《北京日报》特刊7版,《消除地域壁垒共享便利生活》)
【2018年,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养老步伐的加快,位于河北的燕达国际健康城迎来不少北京老人。图为一对老夫妻闲暇时练习书法。甘南摄】
2017年底,《京津冀区域养老工作协同发展实施方案》发布,养老扶持政策“跟着老人走”的范围扩大到协同发展区域所有养老机构。
截至2021年底,北京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已达441.6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20.18%。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北京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随着“政策跟着老人走”“补贴随着机构转”等扶持措施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异地就医医保报销等政策的逐步完善,未来,京津冀三地将实现异地养老无障碍,届时,人们养老的幸福感将进一步提升。
资料来源: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91年梅里雪山事件,17名登山队员集体遇难,真实过程比传说更诡异
这是中国第一座法律明令禁止攀登的雪山,是所有登山运动员心中的噩梦。
1990年12月,2万名藏民一同跪在卡瓦格博的山脚下,只为诅咒一队正在攀登雪山运动员。
卡瓦格博又名梅里雪山,是所有藏民心中的神山,在藏族众神山中,梅里雪山被尊为神山之首。
自古至今的藏族文化中,神山是神圣不可亵渎的,登山这个行为无疑是对神山的冒犯。
藏民们自发祈求卡瓦格博山神对这支不敬的登山队,做出一些惩罚。
就在登山小队距离山顶还有不足300米的距离时,17名登山队员全部神秘失踪。
这是自然的力量摧毁了一切?还是山神发怒降下的惩罚?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解开中国第一神山,梅里雪山那神秘的面纱。
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文明将整个世界,划分为有灵和无灵两部分,有灵指的是灵智开启的人类,而无灵则是指大自然。
当时人类十分享受有灵征服无灵的过程,其中最受大家欢迎的便是探索登山,以凡人之躯挑战荒野原始的山峦,用整个大自然去彰显个人魅力。
深受这个想法影响的就是日本人,他们狂妄地认为自己可以征服整个世界,为此他们特地组成一支支的登山队,向日本境内所有的雪山发起了挑战。
由于日本国土面积较小,境内的雪山总共也没有几座,没多长时间,这些雪山都被登山队踩在脚下。为了挑战更有价值的雪山,日本登山队将目光转移到了中国身上。
恰逢当时中国刚开始全面性的登山运动,于是,日本登山队就以日本京都大学的名义,向中方申请了为期10年的登山请求。
1989年,经过几年的准备,日本登山队和中国登山队组成中日联合登山队,向西藏进发了,经过数日的寻找,登山队确定此次他们要征服的雪山为卡瓦格博峰。
之所以确定攀登卡瓦格博峰,是因为卡瓦格博峰的高度并不算特别高,山体的走势和坡度,非常符合团队登顶。
再加上,卡瓦格博峰还是一座峰,从来都没有人登顶过,只要能登顶卡瓦格勃峰,能更好地证明登山队此行的意义。
确定好即将攀登的山峰,中日登山队花费大量的时间,对卡瓦格勃峰的气候、山体等多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日本境内,上百家的企业十分看好此次的行动,他们为登山队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登山设备。
1988年,所有准备都已妥当的中日联合登山队,带着所有设备,来到了卡瓦格博。
按照平日登山的惯例,在登山前,登山队都会给当地居民,免费捐助一些物品,以求能从当地居民口中、手中获得相关的帮助,列如注意事项、带路等。
起初当地的藏民并不知道登山队来此的目的,只是以为他们是来旅游的,为了欢迎登山队的到来,藏民们拿出珍藏的青稞和哈达招待登山队。
推杯换盏之间,一名登山队员不小心说出他们此行,是为了攀登卡瓦格博,淳朴的藏民顿时愤怒了起来。
卡瓦格博在他们的心中,是神山,是圣地一样的存在,他们不敢对卡瓦格博有任何亵渎的行为,而现在这些登山队员,竟然想攀登卡瓦格博,这无疑是触犯了藏民们的禁忌。
为了阻止登山队登山,藏民们开始各种各样的阻拦,有偷登山队装备的,有暴力堵登山队门的,更有甚者直接躺在了登山的必经之路上,扬言要想登山,就要先从他们的身上踏过去。
面对藏民们的阻拦,中日登山队做出了多方的努力,但争执没有任何平息的意思,这让中方负责人非常费解,终于在一个藏民口中,他了解到了为何藏民会如此愤怒。
在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卡瓦格博峰时山神居住的场所,一旦有人攀登卡瓦格博峰,便会惹怒山上居住的山神。
山神就会离开,灾难就会降临,灾难不仅会惩罚那些不敬者,同时也会对当地居民造成惩罚。
了解了整个事情的原由,中方负责人明白,事情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掌控,于是他将情况如实上报给了领导。
当时中日双方认为这些都是传说,不能经过科学验证,就没有将传说放到心上。
经过多次的协商,登山队开始了攀登卡瓦格博峰的计划,而代价则是没有当地藏民任何的帮助和诅咒。
1990年12月,中日17名登山队成员准备妥当,向卡瓦格博峰走了过去。
在他们身后,有将近2万名的藏民,自发地跪在卡瓦格博峰峰的山脚下,他们口中念叨着神秘的经文,祈求卡瓦格博峰的山神,好好惩戒惩戒这些外来侵犯者。
12月1日,登山队一行人来到了第一站笑农牧场,这里地势开阔,附近还有一个名叫雨崩村的村落,可以为登山队提供相应的补给。
在笑农牧场,登山队详细规划了之后的登山路线,经过7天的规划,登山队确立了一号、二号和四号营地的位置。
可是在三号营地的选址上,中日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中方认为三号营地应该设置在远离山脊的地方,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雪崩,登山队成员的生命可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而日方则认为三号营地应该选在距离山脊较近的地方,这样可以加快登山队穿越山脊的速度,可以减少登顶的时间。
平常的小决定中方负责人并没有太强硬的态度,但三号营地的选择,关乎所有人的生命安全,中方负责人说什么也不肯退步。
就这样,双方陷入到了僵持阶段,而登山的进度也暂时停滞了。
僵持了两天后,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中日双方都选择了退步,从之后发现的笔记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问题,中方没有别的记载,只有两个字母OK 。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至于这三号营地的选址,正是之后所有人最后和山下联系的地方。
经过一个星期的攀登,登山队成功建立了四号营地,这里距离峰顶只有不到500米的距离。
12月28日上午11:30分,登山队的五名队员,全副武装攀登到了接近峰顶的山脊处。
这里的高度为6200米,在历史上,卡瓦格博峰是第一次有人来到如此高的位置。
当消息传到山下营地时,所有队员都传出欢呼,仿佛胜利就在眼前,山脊上的五名队员稍作休息,就开始最后的冲刺。
突然卡瓦格博峰顶的天气发生剧变,原本温和的天气,瞬间变得狂风怒卷,雪雾、暴风雪也接踵而来。
在雪雾的影响下,队员们的能见度只有两三米,随即五人向山下营地联系,询问该怎么行动。
短暂沉默后,日方队长下令让五名队员原地待命,等到2点半的天气预报出来后,再做决定。
等到了两点半,天气预报显示,峰顶的天气没有好转的迹象,并且之后几天的天气会更加糟糕,没别的办法,只能撤退。
可是经过暴风雪的洗礼,山脊上的五名队员,已经看不到回去的道路了,他们只能就地搭建帐篷,等合适的时机再选择撤离,这一等就是6个小时。
晚上10点的时候,暴风雪突然停止了,雪雾也退散了,抓住这个时机,五名队员连忙朝着三号营地撤退,原本走了一星期才赶到的路,撤离时,五人只用了2天的时间。
12月30日,登山队17名队员,全部集中在三号营地,商量之后再次登山的计划,可是就在众人商量的时候,暴风雪再次降临了。
之后的三天时间,暴风雪越来越大,为了避免被雪埋住,所有队员都开始了铲雪,恶劣的天气,同时也影响了队员们使用的对讲机。
山下营地和三号营地的联络时不时地就会出现中断的情况。
1月3日晚10:30,三号营地和山下营地进行了最后一次的联系。
在联系中得知,此时三号营地外积雪已经有1.2米厚,而队员们使用的帐篷只有1.5米,淹没只是时间问题。
就在众人商议清雪行动时,有几位队员惊慌失措地喊道,那是什么地方,怎么会有一座寺庙...
之后联络再次中断,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传递,谁也不知道三号营地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诡异的是,在这17名登山队员中,有一位队员的家人,在联络中断的时候,毫无征兆地在家中哭诉了起来,同时他口中说着我的爸爸被雪埋住了。
由于此次事件没有任何的生还者,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三号营地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中日双方都得到了登山队出意外的消息,双方立即派出救援队伍。
成都地区出动一架直升机前去救援,但由于缺少卡瓦格博附近的气象资料,直升机一时间无法展开空中救援。
几天后,中国登山协会、拉萨登山队以及日本救援队,全部都赶到了笑农牧场,就在救援队准备开始救援时,暴风雪再次袭来,无奈之下登山队只能放弃此次的救援行动。
1月22日,所有救援人员,全部撤离笑农牧场,令人胆寒的是,就在他们撤离的当天晚上,一场巨大的雪崩直冲笑农牧场而来。
农场中所有物品全部都被大雪摧毁,一些生长几十年,直径超过50厘米的大树,全都被拦腰截断,可想而知此次雪崩的规模是何等庞大。
之后的一年时间里,本地藏民陆陆续续发现,有或大或小的自然灾害,发生在卡瓦格博峰附近,这让当地的居民更加相信,这就是山神对不敬者的惩罚。
由于此次事件在整个登山界意义非凡,云南省为京都登山队,保留了之后5年的攀登权。
1996年,精心准备的京都登山队,再次踏入了笑农牧场的土地,看着被摧毁的笑农牧场,所有登山队员心中笼罩了一层挥不去的阴云。
但此次他们已经准备得更加详细,同时他们还获得了日本政府的支持,24小时全天候监控卡瓦格勃峰地区的气象信息。
当地藏民看到登山队再次归来,心中的怒火再也压制不住了,他们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抄起顺手的武器,就开始阻拦登山队,这一次,藏民们要用自己的生命,捍卫卡瓦格博的神圣。
最终,在中方两名携枪公安的掩护下,登山队才开始攀登,在出发前,他们先去祭拜了曾经消失的17名登山队员,他们在17名登山队员的墓碑前发誓,这次一定会登上卡瓦格勃的峰顶。
不知是不是受当地传说影响,这次登山队不仅携带了先进的登山设备,同时也携带了被活佛加持过的物品,据说是可以保佑登山队接下来一切顺利。
有了之前登山队的遭遇,这次登山队在攀登过程中,十分谨慎。经过一个多月的行走,终于他们来到了四号营地,短暂的休整后,登山队决定一举登顶。
可是就在登山队员准备出发的那一刻,远在千里之外的日本气象台,传来一个惊悚的消息。
在南太平洋上有一个巨大的云层,正在向卡瓦格博峰所在的方向移动,大概四到五天的时间,就会抵达卡瓦格博峰,届时将会有一场比1991年还要大的暴风雪降临。
听到此消息,日方总队长决定立即终止此次登山行动,可是登山队中有一人坚决反对总队长的决定,这个人就是小林尚礼。
此人原本应该是1991年登山队的一员,但因为训练的原因,小林尚礼错过了1991年的登山行动,他也因此捡回一条命。
每当他回想起曾经自己的队友,都为了登顶而埋身于此的时候,小林尚礼心中说不出的遗憾,此次他跟着登山队,来攀登c峰,正是为了给死去的队友有个交代。
可是现在马上就能登顶了,却要选择放弃,小林第一表示不愿意,但怎奈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登山队员,即使是公开反对总队长,也无法改变撤离的计划。
没有任何意外,日本登山队为了减轻自己的负重,将身上能扔的全都扔了,原本用了一个月行走的路程,登山队此次只用了一天,就回到了笑农牧场。
登山队回到牧场,还没来得及休息时,日本气象局再次传来消息,刚刚有一股莫名出现的风,将南太平洋上空的云全部吹散了。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卡瓦格博峰附近将会是适合攀登的最好天气。
得知登山队已经下山回到了牧场,气象局可惜地表示,登山队这一次再次失去登顶卡瓦格博峰的机会了。
1997年,日本京都登山队公开表示,他们将永远放弃攀登卡瓦格博峰。2001年,中国正式出台法律禁止任何人攀登卡瓦格博峰。
日本登山队中的小林,在登山结束后,并没有选择和登山队一同回日本,而是选择留在卡瓦格博峰山脚下,当一名志愿者。
在当志愿者的过程中,小林逐渐理解了为何当地藏民,会如此排斥登山队的原因。
卡瓦格博峰在他们的心中,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如果有人想将他们的神踩在脚下,无论是谁,都要受到当地藏民的诅咒和报复。
从这一刻,小林彻底断绝了登山的任何念想,转而将心思放到了寻找17名队友遗体上。
这就是梅里雪山背后的故事,如果小伙伴喜欢梅里雪山的故事,之后,我将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有关遇难者遗留下的遗物,其中包括日记和照相机,想听就在评论区告诉我,生活很美好,总有新的故事值得期盼,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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