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取名不算八字(宝宝取名不算八字吗)

起名字和生辰八字有关系吗？

名字对于每一个人都十分重要，不论是开店铺、写字楼、开发楼盘、成立公司、等日常活动，尤其是每一个做父母都遇到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就是给孩子起名，有的自己起，有的请人起，有的网上起，有的去庙里起，总之，为了给孩子起个好名字也是想尽了办法。​

起名的方法多种多样，有根据时间起的；有根据出生地起的；有根据出生时自然现象起的；有按父母的愿望起的等等。按中国传统的起名方法我认为按生辰八字起名最正宗最合理。因为根据八字（四柱）推出的名字能配平阴阳平衡，就象中医治病一样，调理好阴阳平衡就能百病不侵。而名字也一样，起名就象中医开药方一样，起好了就能一生运行良好。

那么，要想将名字起好，必须先学会推八字。因为名字的好坏，能直接影响人生的运程。人的出生年月日时，是导致人生命运成败的不同主要因素。

有人讲八字代表人的身体，姓名是人的精神，精力旺盛，身体就好。精力衰衰弱，身体就多病。从这个简单的比方来看。人生命运的好坏，直接与名字有关。所以起名必须要与命理相结合。否则就不是一个好名字。比如说冬天出生的人与夏天出生的人的体质，性格等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人的生命和植物一样，都受着时间和空间的控制。比如清明节是种植玉米的最佳时间，清明前一天和清明后一天种的玉米。到了收获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时候很重要。人的出生的年月日时及地点，都是先天的。先天的条件也是固定的，任何人改变不了。有先天必有后天，而姓名和居住环境是属于后天，后天是可以改变和调整的，从而弥补先天的不足。​

一个人先天的八字有缺陷，可以用后天的姓名来补救。这样的名字能使人一生平安顺利。可见名字对一个人是很重要的。

那么什么样的名字才能使八字阴阳平衡呢？很多人都认为十分难懂。其实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学会推八字，分析日干的旺、衰、弱，找出喜神用神，按照“不及者益之则利，太过者损之则成”的原则。就能取出好的名字。

出生的年月日时，用天干地支，换算成年干支、月干支、日干支、时干支，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八字也叫四柱。每一柱的天干地支，都对应着阴阳五行的关系，按照这八个字的五行生克。对日主的旺衰进行评判决定，然后用扶抑和生克方法。找到能使这个八字达到中和的某种五行。在用起名字的方式来弥补八字中的不足，使整个八字达到阴阳平衡。

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好，再加上名字也好。这个人在运行起来，就会事半功倍。若是八字不好，用名字来弥补也能增加八分力量。

生辰八字不好，但名字起好。遇事也会逢凶化吉。

姓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特定代号，它代表了一定的历史、地域、思想、民族文化、与习俗的背景的，信名又是特定文化的心理反应。我国传统姓名文化认为，一个人的名字，对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有很大的辅助作用。说明了名字对人生命运的影响非常大。

各位读者。一个人的名字是不是对他本人很重要？请你们来评论并关注。​

你知道取名字有什么禁忌与避讳吗？名字起的不好影响一生

取名字不仅要合宜，还有禁忌与避讳，其本质，是一种对人名法术的防御。

打小人术

“打小人”是一些地方的旧俗。人们将那些好搬弄是非做坏事的人叫做“小人”。平日里深受“小人”危害又无可奈何的人，会在每年惊蛰这天“打小人”，作为一种报复和情绪宣泄。人们口中说着“小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一边用鞋底痛打纸剪的“小人”。人们之所以认为“打小人”管用，是因为人与名的对等关系。

姓名=性命？

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其著作《叫魂》中，讲述了一桩与名字巫术相关的案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初，浙江德清县的东门城桥与水门坍塌了。知县从附近的仁和县雇来石匠吴东明等人进行重建。1月下旬，工程进入打桩阶段，这一环节的工作繁重吃力，需将一根根粗壮的木桩深深打入河底。当时河床水位很高，吴石匠一人日夜赶工，终于在3月初将木桩打到了河底。这时，吴石匠发现工地上的米不够吃了，他只好抽身出来，赶回老家——三十里外的商业重镇塘栖买粮。当他回到家中时，有人告诉他，曾有一名叫沈士良农夫想找他帮忙。

沈士良时年43岁，跟两个侄子住在一起。这两个侄子心肠毒辣，经常欺负沈士良，拐骗他的钱财，还殴打虐待他的母亲。

大概沈士良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便决定去“告阴状”，他在土地庙里焚烧了一张黄纸，向土地爷控诉侄子的恶行。但这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直到2月间，有人告诉他德清在重修水门，那些石匠或许有办法。据说，把写有活人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端，能给大锤注入力量，这就是民间传说的“叫魂”。而那些因此而被窃去精气神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去。

这可是一举两得的法子！一筹莫展的沈士良看到了新希望。他赶忙托人把侄子的名字写在纸片上（他自己是文盲不会写字），等到吴东明一回家，便立刻登门求访。

吴东明当然不具备这种魔力，但听过“叫魂”的流言，他生怕自己被牵扯进去，于是找来当地保正（即保长，相当于今日村长一职）把沈士良扭送县衙。知县一番审问，下令将沈士良打了一通板子，最后放了。

孔飞力书中提到的“叫魂”，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但在当时谣言甚嚣尘上。民众对于名字巫术的恐惧，使得“叫魂”事件不断发酵，谣言从江浙蔓延到京城，最终惊动了乾隆皇帝。孔飞力在书中写到：“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为何能害人？我们不妨先看看名从何而来。

世间万物都是从无到有，人名也不例外。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人类最初无名，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为了在一群人中分开彼此，就出现了只属于个人的标志——名。

你敢答应吗

占有一个人的名字，从而控制他的生命，在古典小说中时有出现。如《西游记》中金角大王对战孙悟空的情节：“二魔道：‘……你今既来，必要索战。我也不与你交兵，我且叫你一声，你敢应我么？’”金角大王执了紫金红葫芦，跳在空中，把底儿朝天，口儿朝地，叫声“者行孙”孙悟空忍不住应了一声，便飕地被他吸进葫芦里去了。绘画／吕不问

汉代《说文解字》中还有一个说法，说明了名存在的必要性：“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以口自名。”这就是说，人们生活在一起，白天交流，可以通过打手势表达，可到了晚上，谁也看不见谁，因此必须用语言交流，并且有一个固定称谓来称呼自己。由此，人名出现了。

人名将“你”“我”区分，但随之而来的是“名”与“我”的黏连。

假想一下，当我们呼唤某人的名，他通常会作出相应的回应。久而久之，这种呼叫——应答的关系固定下来，人们便认为名与人之间有了某种实在联系，甚至将二者等同起来，并由此相信“知其名则可制其身”。

英国学者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把这种原始思维做了一番解释：“未开化的民族对于语言和事物不能明确区分，常以为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人或事物之间，不仅是人的思想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实在的物质联系。从而巫术容易通过名字，犹如通过头发、指甲及人身其他任何部分一样，来危害于人。”

既然名字会被巫术利用，给他人造成伤害，那么在名字上下功夫，就能避厄。于是，与名相关的禁忌与避讳出现了。

唤人落马有法术

《封神演义》中商将张桂芳会“唤人落马”的法术。在讨伐西岐与周纪交战时，他只要大喊对手的名字，对手就瞬间失神，落马被俘。靠着这一招，张桂芳重伤黄飞虎，生擒西岐猛将周纪，风光无限。

字是名的盾牌？

中国人素来注重取名。一个好的名字，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看上去赏心悦目，还影响着人一生的运势。

先秦儒家经典《礼记·内则》记载了新生儿命名的场景：“三月之末，择日……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对曰：‘记有成。’”婴儿出生三个月后，在“命名礼”上，父亲握着孩子的小手，为之取名。名字通常含有对孩子的期许，因此母亲替孩子回答：“会好好记住的，希望将来能有所成就。”此后，如不改名，这名将与新生的孩子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伴随他直至永远。

如此慎重取的名，是要被所有人响亮地呼唤吗？其实不然。“三月之名”主要通行于家族内部，男子待到二十岁，行了冠礼（即成年礼），则另取一字。因此，名，除自称外，几乎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能直呼其名而不显唐突的，只有君亲师，其他人出于尊重和客气，必须讳名而称其字。这就是先秦儒家经典《仪礼·士冠礼》中所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为何要“敬其名”？古代礼学家们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学者叶国良在《中国传统生命礼俗》一书中分析指出，在名外另取一字显然与远古时期人们对姓名巫术的防御有关。古人行冠礼前，受到父母家人的保护，行冠礼后则需独立面对复杂的社会。因此，需要另取一名，来防范未知世界中的伤害，这就是冠字的本意。

与之相似的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中也有体现。

弗雷泽在《金枝》中记载道：“（古代）每一个埃及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为真名，一为好名，或一为大名，一为小名；好名或小名是为大家知道的，真名或大名则小心隐瞒，不让别人知道。”还有：“在澳大利亚的一些部落中，男女老幼除了公开用的名字外，每人都有一个秘密的或神圣的名字，是出生后不久由自己（家族）的老人给取的，只有个别极亲近的人才知道。这个秘密名字只在极庄严的时刻才用一下，平时绝不提它。如果说出这个名字，被妇人或外人听到，就是最严重地违犯了本族族规。”可见，取新名以保护“真名”的风俗并非罕见。

天作之合

“问名”是传统婚礼礼仪“六礼”中的第二礼，即由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子姓名与生辰八字，后卜吉凶。上图是写着男女双方姓名与生辰八字的庚帖，又称八字帖。古代女子名字不轻易示人，特别是不能向异性透露，暴露闺名就相当于裸露身体，是一件伤风败俗的大事。摄影／朱子浩 林语尘

敢问小姐芳名

《仪礼·士昏礼》中，记载了古人婚姻礼节的六个步骤，其中有“问名”一节，就是结婚前男方需问清女方的名字。在我们现在看来，不就是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吗？多么简单！为何要郑重其事地将其列入礼仪的程序？这是因为在古代，男方要通过女方的名与生辰八字来占卜凶吉。倘若占卜结果为凶，即使情投意合，有情人也大多难成眷属。

但在古代要知道一位女子的名，可非易事。

“孟母三迁”的故事妇孺皆知，但是“孟母”的名字是什么，无从知晓，仅仅通过这个称呼知道她的儿子姓孟，她的丈夫也姓孟。还有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祥林是这位命运悲苦女性的名字吗？显然不是，这是用已故丈夫的名字来称呼她。

那古代女性究竟有没有名字？有。她们在未出嫁前拥有过属于自己的名，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三月之名”，人们又称之为“闺名”或“阃（kǔn）名”。比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金钏，这都是她们的名。

遗憾的是，女性的名被提及的机会很少。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女不仅“授受不亲”，甚至互不通问。女子一般养在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活动范围局限于闺房，最多也就是去庭院走动走动。她们的名字只可留在父母家称呼，不能被外人知道，特别是不能随便向异性透露。因为“名”代表“我”，若轻易示人，等于轻易让他人拥有，相当于一件伤风败俗的大事。此后，女子出嫁来到夫家，一般只称姓氏，名就更加秘而不宣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古装影视剧中还常有“在下××，敢问小姐芳名”的场景，就是闺名禁忌的反映。

可以说，女性的闺名、阃名，一如其“名”，走不出庭院闺阁的小小空间，越不过原生家庭的危楼高墙。

不要忘记你的名字

日本动画电影《千与千寻》近期正在中国热映，这是一个与名字相关的故事。女主人公名叫千寻，千则是女巫给她取的代号。女巫汤婆婆是鬼界澡堂“汤屋”的大主管，靠剥夺他人名字，来掌控、奴役别人。但千寻始终不忘真名，最终战胜巫术，找回了来时路。上图是《千与千寻》电影海报。供图／IC photo

当避讳成为制度

在古代，人名禁忌不仅是文化传统，需自觉遵从，当它与权力结合，又形成一套严格的避讳制度，被统治者强制推行。最初的避讳制度只涉及天子（即“君讳”），后来，家长、上级乃至圣贤之名都成了避讳，由此才有了“家讳”“宪讳”“圣贤讳”等诸多名目。《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里就有著名的一句话：“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简单地说，避讳就是人们不能直接称呼君主或尊亲的名字，凡遇到与其名字相同的字眼，需用改字、缺笔或阙字等方法回避。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论语·微子》中有“何必去父母之邦”一句，在汉石经残碑上却记作“何必去父母之国”。“邦”字之所以改作意义相通的“国”，是为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刻石经是在东汉熹平年间，那时儒家经典的尊崇地位早已稳固，但仍需让位于避讳，可见帝王避讳之权威。不仅如此，汉时所有典籍中的“邦”字，在当时统统都要改作“国”。这就是避君讳。

避君讳是避讳制度中最严肃的一项，有时甚至连皇后、太子的名也不能触碰。据成书于清代的《清稗类钞》记载，在慈禧垂帘听政的某年，新科进士参加朝考，试题为“麦天展气润”。有一位进土在诗中用了“翠浪”二字，阅卷者看见，吓了一跳，惊慌失措。原来慈禧的小名叫翠妞儿，馆阁中应试，均避“翠”字。这是久居京师的人都知道的事，但外省举子大多不知。再加上俗语中，“浪”为妇女风骚的代词，“翠”字已是不可用，哪还禁得住再加一“浪”呢？这样的考卷若进呈太后，必定掀起血雨腥风。主考官纵使欣赏他诗文俱佳，也只能摈斥。一个“翠浪”，就这样掀翻了一位新科进士的锦绣前程。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唐兵部尚书王绍原名王纯，与宪宗李纯同名，李纯当时为广陵王。顺宗即位后，册封宪宗为皇太子。于是，王绍上书请求改名。皇帝特令群臣讨论此事，有人认为，皇太子也是人臣，不必讳太子名。如果王纯是东宫中的侍从，太子是他的上级，出于避宪讳，倒是必须改名。由此看来，讳太子名当时并非定制，但王绍似乎仍然改了名，可见当时人们对于避讳的谨小慎微。

为避君讳，人们不仅改名，需要的时候，还得“换姓”。如姓籍的人，为避西楚霸王项羽（名籍）讳，改为席氏；姓庄的人为避汉明帝刘庄讳，改为严氏；姓师的人，为避晋景帝司马师讳，改为帅氏……甚至连天上的神仙也不能幸免。那个在广寒官中“寂寞舒广袖”的仙女嫦娥，原本叫恒娥（恒是姓），因汉文帝名恒，于是仙女恒娥也只好屈从，改为嫦娥了。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谈到魏晋六朝时的一个习俗：“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

那些快递收件名

人们对名的忌讳，在生活细微处也有体现。右图中的快递箱上写的都不是真名，大部分人在填写收寄件信息时，会另取一名作为代号。这些收件名或是风趣，或是别有意味。总之，人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名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被陌生人知晓。随着快递实名制的推行，这些奇奇怪怪的收件名也将慢慢消失。

魏晋这一习俗，说明古人很重视避家讳。唐代坊间曾流行一种叫《讳行录》的小册子，堪称当时的社交指南手册，专门将达官贵人和知名人士的家讳及行第，依次列出来，以免人们在社交活动中触了霉头。可见，避家讳在当时是多么普遍和重要。

历史上，还有一例家讳大案，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唐代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因为“晋”和“进”同音，李贺欲参加进土科考试，竟遭人非议。韩愈为此专门写了篇题为《讳辩》的评论文章，为李贺辩解，质疑当时的避讳陋习：“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可谓一针见血，痛快淋漓！只是在避讳制度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已被钳制，难以改变。即便像韩愈那样名人出来仗义执言，奔走呼吁，也无济于事。

除了国讳、家讳，还有所谓的“宪讳”，这指的是在官场和社交圈中，下属不能直呼长官的名字。五代时的“五朝元老”冯道，喜读《道德经》，其幕僚在讲解《道德经》时，为了避讳，便想了个变通的方法，将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六字，读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真是太有才了。不过，《道德经》一书专讲“道”，书中处处可见“道”，如此读法，岂能圆满。

历史上，避讳制度的实行曾带来很多的问题。避来避去，最后到了“下笔即妨，是书皆触”的程度。人们因害怕犯讳变得小心翼翼、“讳莫如深”起来，这严重妨碍了人们的表达和正常交往，避讳行为由隆敬尊崇渐渐走向虚假伪善。最终，违背了它的初衷。

责任编辑／张舒羽 图片编辑／朱浩

文史闲谈 古代童谣准不准

忽一人进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视之，乃巴西西充国人也，姓谯，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晓天文。璋问之，周曰：“某夜观乾象，见群星聚于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载之前，小儿谣云：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此乃预兆。不可逆天道。”

在《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刘备取西川，攻至成都。谯周援引蜀郡童谣，劝刘璋出降。知乎网站有细心网友指出，此处童谣称呼刘备为“先主”，超前了，不准确。

在明代嘉靖本《三国演义》，这个童谣说的是“若要吃新饭，须待先生来”，先生应指诸葛亮。后来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改为“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由此改出了问题。

《三国演义》多见预言式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就是著名一例。千里草合字为“董”，“十日卜”合字为卓，意谓董卓必败。嘉靖本共收入9首童谣，毛评本少一首。

素晓天文的谯周，是《三国演义》中的“预言帝”，多次出场劝谏。嘉靖本中有8首童谣引自陈寿的《三国志》，陈寿正是谯周弟子。

据统计，二十四史共有264首童谣见载。《汉书》将童谣归入五行志，五行志是记录奇闻异事乃至超自然现象的志书。“童谣”相当于“谶谣”，远离儿童生活，和我们今天说的“儿歌”概念不同。

儿歌是否“古已有之”？在五四时期就引起过讨论和研究。周作人说：“中国史书上所载有应验的童谣，……其大多数原是普通的儿歌，经古人附会作荧惑的神示罢了。”古代不缺少真正归于儿童传唱的童谣，只是缺少记录与发现。

美国人何德兰搜集整理民间童谣140首，编译《孺子歌图》一书，于1900年印行。何德兰强调：“在中国，没有哪部文字作品，包括那些经典著作，能够像儿歌那样妇孺皆知。”

“童谣”一词最早出现于《国语》，记载西周宣王时有童谣一语成谶，兆示了西周的灭亡：“月将升，日将浸；檿（yǎn）弧箕服，实亡周国。”

《东周列国志》中，大宗伯召虎对周宣王讲解“檿弧箕服”的意思，说得清楚明白：“檿，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檿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箙（服）。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

周宣王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惑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

接下来就是烽火戏诸侯的戏码了。依《史记》之载，周宣王听到这首童谣，开始追杀一对卖弓箭的夫妇。这对夫妇在逃亡途中拾得女婴，并投奔褒。是为褒姒。

太史伯阳父的说法，沿袭自童谣出于“荧惑”之说，童谣是荧惑星下凡变化所作。如东汉张衡所说：“荧惑为执法之星，其精为风伯之师，或儿童歌谣嬉戏”。“荧惑星”即火星，因“荧荧火光，离离乱惑”而得名。

到了汉代，此类占卜童谣被命名为“诗妖”。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古称一切反常怪异的事物或现象为妖。《汉书》首创五行志这一志书体例，收入童谣颇多，详释“诗妖”成因：“言之不从，是谓不义，时则有诗妖，君亢阳而虐，臣畏刑而箝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童谣被妖化、异化，实际上是为汉儒鼓吹“天人感应”理论服务的。

史籍中，歌与谣常混称。童谣又有“婴儿谣”“孺子歌”“童女谣”“儿童谣”“小儿谣”“童儿歌”等称谓。

歌与谣，本不同。

《诗经》中有一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诗故训传》注释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有乐器伴奏的称为歌，清唱称为谣。徒歌可以理解为没有乐器伴奏的歌，也可能是没有乐器伴奏，也没有音乐旋律的口诵韵文，放到今天，就要叫“说唱”。

一般认为，《诗经》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近五百年的诗歌作品，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实《周易》中同样保存了诸多上古歌谣，比《诗经》年代更早，古文学家罗根泽就把《周易》的卦爻辞称为“周初编辑的商代歌谣集”。

学者黄玉顺在《易经古歌考释》一文中，认为“爻辞”的“爻”，本字为“谣”，意即歌谣。“《易经》本身是对一种更古老的文献的神学化阐释。这种古老文献，便是殷周歌谣。与此相应，我们早已习惯于这样一个‘常识’：《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殊不知，《易经》里已经隐藏着一部时代更早的‘诗集’。”

《易经》引诗为占，成为后世占筮的标准范式。如《红楼梦》中，王熙凤前往散花寺抽签问卦，签子上写“第三十三签：上上大吉”，相当于占辞；签簿上写“王熙凤衣锦还乡。‘去国离乡二十年，于今衣锦返家园。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就相当于《易经》的爻辞了。

甲骨文的卜辞年代更早，或许也可以找到古代歌谣的遗痕。如“癸丑卜，今日雨？其西来雨？其东来雨？其北来雨？其南来雨？”像不像一首童谣？

“卜偃引童谣”见于《左传》，是史籍中记录最早的一首政治童谣，预言了虢（guó）国灭亡的时间。

春秋时晋献公听从大臣荀息的建言，在鲁僖公二年和五年两次向虞国借道伐虢。这正是成语“假道伐虢”“唇亡齿寒”的出处。

晋国大夫郭偃是卜官，史称卜偃。《左传》记载了卜偃的七次预言，无不灵验。鲁僖公五年（前655年），晋献公出征前请卜偃算一卦，卜偃引述了一段童谣：“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结合星象，预测了晋灭虢的具体时间，当在“九月、十月之交”。果然如此。

晋代杜预注释《左传》时，论及童谣说，童龀之子的嬉戏之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

“康衢童谣”见于《列子·仲尼》，流传于尧舜时代，按说比“卜偃引童谣”年代更早。康衢就是大路，尧微服私访，在大路边听到童谣，称颂自己的仁政爱民：“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不过《列子》成书时间争议较大，钱锺书认为其是编纂于魏晋时代的伪书。

正史对童谣的记载，从《汉书》一直延续到《明史》。谶的神秘性、预言性与谣的口头化、民俗化相结合，童谣频频被用来当作改朝换代的“天气预报”，假托天意来攫取。

刘邦立汉室，“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再如唐初的童谣“桃李子，洪水绕杨山”、元末的童谣“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都是如此。

《易经》以歌谣作为占卜的表达方式，而汉代儒士把童谣神秘化，添加了“预警”属性，实际上是本末倒置。

明末是对童谣再发现、再认识的一个时期。出版业的兴盛，为童谣的挖掘和记录提供了便利。明代杨慎的《古今风谣》、吕得胜和吕坤父子的“小儿语”系列以及朱彝尊《明诗综》中的《杂谣歌辞》，收录了大量民间童谣。

以王阳明的童子之情和李贽的童心说作为思想基础，比起“天意”，童谣中的“天性”开始被关注。杨慎论述说：“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

不过，明代士大夫还是对民间童谣抱有偏见。“东屋点灯西屋明，西屋无灯似有灯。灯前一寸光如罩，可恨灯台不自照。灯前不见灯后人，灯后看前真更真。慢道明尤远，提防背后眼。”这首童谣出自五代时期梁宋年间，质量很高。吕得胜却以此为例，认为“学焉而与童子无补，余每笑之”。

清人陈宏谋反对其说：“夫以小儿语语小儿，亦焉用文为哉？”既然用孩子的话去说给孩子听，又何必谈什么文雅呢？

到了清代，郑旭丹编《天籁集》，收江浙儿歌46首，把童谣喻为“天籁之音”。许之叙为《天籁集》所作序言说：“古谚童谣，纯乎天籁，而细绎其义，徐味其言，自有至理存焉，不能假也。”

儿歌一词，直至清末意大利人韦大利编译《北京儿歌》一书才出现。1914年，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中论证：“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儿歌一词逐渐替代童谣并被广泛使用，与五四以来对民间文学乃至童谣的挖掘息息相关。

1918年2月，刘半农和沈尹默、周作人、钱玄同等，发起了北大歌谣征集运动，得到社会广泛响应。刘半农从千余首征集作品中选出148首，编选成书《歌谣选》。

在此之前，鲁迅、周作人已经着手民间童谣的收集整理。万事开头难。1914年，周作人公开刊登了一则征集儿歌的启事，一年内只收到一首。

真正属于儿童的童谣，是否“古已有之”，同样成为时代话题。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中说：“占验之童谣，实亦儿歌之一种，但其属词兴咏，皆在一时事实，而非自然流露，泛咏物情，学者称之曰历史的儿歌。”

即便在春秋时期，童谣绝非仅有“历史的儿歌”一种。孔子听到的“沧浪之水”恰是一首“泛咏物情”的儿歌，载于《孟子》。孔子周游楚国，“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由此对弟子讲述了一番“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道理：“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这首童谣又见于《楚辞》中，成了一首渔歌。

脱离谣谶的民间儿歌，散落于史料之中。在宋人笔记《墨客挥犀》中，记录了一首祈雨谣：“熙宁间，京师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瓮贮水，插柳枝，泛蜥蜴，使青衣小儿环绕呼：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环绕呼就是孩子们拉成圈子，绕着水缸，唱着儿歌，踏着节拍来祈雨。

《北齐书》中有“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周作人认为，这是跳绳游戏的最早出处。

童谣也好，儿歌也罢，古已有之，无可置疑。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前段时间，“挖呀挖”的儿歌火出圈。

这首儿歌演唱时有一套“手势舞”，此类指点为歌，古时被称为“指戏”。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姊姊……”明代天启年间有“打铁谣”广为流传，最早见于徐霞客之子李介的《天香阁随笔》，300年间不断演化出新版本，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还被收入国语教材。“打铁谣”在演唱时，就有手势配合：两个小孩分别伸出自己的左右手，互相合拢，交互摩擦一次，然后你唱一句“张打铁”，我唱一句“李打铁”，依次将左右手交互击打对方的右左手，如此循环往复，类似大家熟知的儿歌“你拍一，我拍一”。

上个世纪20年代，鸳鸯蝴蝶派作家胡怀琛写过一首“不太准确”的儿歌：

“月亮！月亮！还有半个那里去了？”

“被人家偷去了。”

“偷去做甚么？”

“当镜子照。”

鲁迅先生化名“小孩子”，仿写了一首儿歌，调侃说：“可是我见过圆的方的长方的八角六角的菱花式的宝相花式的镜子矣，没有见过半月形的镜子也。”当然，鲁迅的戏作别有深意，回应胡怀琛对新诗运动的批评不妥。

仅就作品而论，胡怀琛所作，很有“童趣”。

儿歌“挖呀挖”中，小种子开小花，大种子开大花的说法也不准确。国家植物园北园科普馆馆长王康就撰文科普：世界上最大的种子海椰子，直径可达40至50厘米，但花很小巧，直径在1厘米左右。兰花则是小种子开大花。

儿歌，重要的是童趣，还是交还给孩子吧。“准不准”的，另说。 ▌五柳七

（原标题：古代童谣准不准）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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