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簿里有关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命格表)

也记一下上世纪二、三、四、五零年代出生的老农民们

不为了什么，只为了记住。

为了避免被一些不明就理的人“赠送”一顶“农闹”的“桂冠”，特在篇首作个说明，倒不是我害怕这个名称，而是相对干已经戴上帽的人士，我自觉得还不配。而且我也没有继续努力争取获得的动机。我只是想尽自己一点所知，介绍一下这些老农的点滴，只为记住。因为他们之中的相当部分，仍然是现今城市人的父母、祖父母。只不过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同地域农民具体情况不同，我只能写一个小范围老农民，借此向所有老农民们致敬！以表示所有有良心的国人不会忘记他们。

一、上世纪二、三零年代出生的老农留下的印象。

上世纪20年代出生的老农民，到新中国成立时，已经30岁左右了，他们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土地的变更，不仅过去令人艳羡的地主良田突然变成了自己的或是旁人的，而且经历了低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一些农田由本屯划归外屯，而外屯的一些划归本屯的变化。我母亲就属这一代，她总时不时提起在某屯旁边一片田原来是我们屯某家的之类的事。

他们这一代的最大特点就是普遍的文盲。于是有不少不识字闹的笑话。本地传说五、六零年代两事。下队工作组有一个通知单给队长的母亲，队长回家后母亲不知弄哪去了就找不到。队长问工作队给的是什么，他妈楞是记不起通知单这个名称，而是叫成“懂底躺”，弄得队长一头雾水，好在后来找到了。还有国家当年给特困家庭吃返销粮发了“购粮证”。一农村大伯去粮所购返销粮，递给粮所工作人员的竟是他们家的生辰八字簿，闹出了笑话。

在我的记忆里，这一代的农民的穿着（至少本地）全部是自己种的棉花，自己婆娘用当年延安那种简易纺车纺纱，用这种人工纺的纱线再经过几次人工处理，把它变成在古老的木制织布机上织成的布，再经过当地士法浸染，最后才变成穿在身上的衣服。当时穿的这些衣服，人们一眼就可看出哪家的女人手艺如何。手巧的女人，纺的纱线细、紧、匀，织出的布薄而耐穿。染的技术也一日了然，手艺糟的不久就洗白了。好在当时街头或街尾每街日都有染布的，就一种颜色，黑的。两口大铁锅烧着大半锅伴了染料的水，染布称斤两收钱，称好做好记号就放到锅里不断搅拌然后捞出就行了。这种染料应是工厂用的那种，染了之后经得很久。不过女人们很不屑，认为是只有自已手艺不精的人才去街上染。

顺便一提的是，鞋，对那一代老农来说是奢侈品，走远路穿草鞋，但本地的草鞋不是书上说的当年红军那种用草编的草鞋，而是用干竹笋皮撕成条编成的，比较耐穿。至于下地干活，则一律地赤脚。即便到相当冷的初冬也一样，因此脚底常年长着厚厚的茧，随便走过碎石路也不在话下。尤其是成为一种惯例，即农民干活就得赤着脚，倘有谁家后生穿鞋下地，会被老农们嘘之：干活要像个干活样，不要像个少爷。不过后来惯例还是被打破了，先是年轻人穿鞋到田头脱了干活，后来逐步变成穿着干活了。

30年代出生的农民刚解放时正是年轻人，他们在翻天覆地的时代更易接受新事物，尽管仍极少有上学的，但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他们正值谈婚论嫁的年纪。新社会给予他们的红利可能更多的是能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尽管农村依然沿袭媒人制度，但媒人和父母基本都得征询年轻人的同意。不能说这些老辈父母和媒人对新婚姻法有多高的觉悟，只能说是当时离婚变得容易而使他们不得不顾及年轻人的感受。当时只要男女双方有一方想离婚，只要说自己当时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很容易就会被准许离婚。我岳父是当地少有的会写离婚申请和诉状的人，听他聊过这方面话题。正是这种现实情况迫使封建的包办婚姻退出历史舞台。这无疑是新社会带给所有年轻人最真接的看得见的福利。

二、原始的生产，绿色的农业，勒紧裤带地贡献。

随后的巨大变化，无疑是恒古未有过的集体化。自从被称为农耕社会开始的各家各户独立劳作与收获的模式，变更为由一个叫做队长的人清晨一声吆喝，然后由各户走出的靑壮劳动力集中成群，跟随着队长去到同一块田地上一起干活。

而不变的是，依然赤着脚，穿着打满补钉的，洗成灰不灰白不白的，可以看得见横竖交集的或粗或细的自纺的纱织成的士布衣服。牵着牛，荷着犁耙的男人，挑着家畜的粪沤的肥料，以及只肩着锄头等千年不变的简陋工具的女人。他们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清晨，用粗糙黝黑的腿脚扫落沿途露珠，来到梯田里，来到旱地中，用原始的工具和一身注定和泥土拼搏一生的力量，把希望的种子一一种下，直到晚霞披上坡顶掠过山头，才从同样的条条小路折回简陋的家，路上还会根据自家的情况，或捡几根做柴的枯树枝，或采一两把野菜……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集体化改变不了老农们这样的生活规律。种稻子的水田，一犁二犁之后还要三耙（耙三次，）才能把秧苗插下，然后一耘二耘（用脚除稻田的草），以及田坎两次铲草的护理，才在病害开恩不光顾以及风调雨顺的情况下，获得洒下汗水的回报。

旱地则一翻（士）二碎（土），还有一播种二次培士兼除草等护理后才有的产量不高的收获（都是流传干年的自选的老品种）。

一切都凭着一身力气，所有收获都靠着不断地洒下的汗水和勤劳。把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粮食，从或成片的平地水田，或层叠盘坡而上的梯田，或散落于小河旁山溪边的无数小块的田地里一粒粒用竹筐挑回村屯，集中在一起，然后通过会计噼呖叭啦的算盘，使不同数量的谷物玉米等最后进入一间间在现在看来连猪也不配住的农家土屋。再经过各家各户精心晾晒，由女人们用竹子编成的圆竹匾，通过手臂的力量，上下摇动竹匾颠动里面谷粒筛分出不饱满的秕谷，把符合叫粮食的收获真正归仓。

接下来到了大家大体都把粮食哂干之后的某一天，由上级通知，经队长开会传达或干脆只是头天晚上在村头几声吆喝，家家户户都知道了明天起是交公粮的日子。于是第二天清晨，用芭蕉叶子或别的大树叶，包好只在过节才能煮的干饭当午饭（没钱进饭馆粉店，像我们本地公社所在地，也就一家公家开的粉店，吃碗粉都要农民们不可能有的粮票），挑着精选的最好的粮食（次等粮验不过关交不下挑回累的是自己），沿着弯曲的小路，走上两三个甚至四小时的路，送到粮站粮所，交给神圣的国家。交完公粮还有购粮（国家给钱），然后还有动员卖余粮的。反正经过一段时间后，家里不懂事的娃儿发现原来堆得像模像样的谷堆缩小了好多。他们不知道，那些缩小了的部分，是父母们拿去支援国家建设去了。他们只感觉到才过了年，家里煮的饭就越来越稀了，青黄不接的日子里，小小年纪就到处找野果充饥了。

这是二、三十年代老农的大体情况。他们在解放初期的农业生产中，没有化肥农药，没有任何机械，完全靠人畜力劳动，生产出令现代人羡慕的完全绿色的农产品，但由于产量太低，只能是自己一家忍饥挨饿地拿出粮食来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建设。

三、经历过饥饿的最后一代。

四、五零年代出生的农民，到六、七零年代陆续成为农村劳动的主力。经过他们父母辈老农的一份付出，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国家终于具备了基本的工业基础，各方面的改变是看得见的。

这代农民开始穿上了工业化生产的大大耐穿的布料衣服，除了耙水田和下雨天，一般农活大都穿着鞋干的，尽管是现在着来最低档的“解放鞋”类的。平原地区开始出现了农业机械，山区丘陵地区虽然没有机械，但开始出现了化肥。尽管最先只有碳酸氢铵这些低档化肥，但对提高农作物产量依然是显著的，否则也不可能养活六、七零年代暴增的人口。但一个不争地事实是，依然贫穷，有个别可以说还是一贫如洗。不说鱼、肉这些要在稍大点的节日才能吃到，就是一餐现在天天吃的白米干饭，也只在有客人来访才能煮一餐的。现在各种病死的家禽家畜，一律作无害化处理。可是当年哪家有瘟死的猪鸡等，一律“正常”吃掉，而且还是亲朋好友才有被请来一起吃的福份，药死的耗子，去掉头和内脏，就是难得的荤菜。这些现在说起来，可能会引起一些敏感的人呕吐，可却是过去实实在在的事实。

因为当时国家贫穷科技落后粮食匮乏，而且畜禽药是空白，各户养的有限鸡鸭常遭瘟疫洗劫。一个屯几十户人家，一年能养成一头百多斤的猪到过年没有多少户，常常养了三五个月，有时被瘟疫夺去近半，有的养成僵猪（营养不够停滞不长）。每年完成上交（按国定价一斤几毛钱卖给食品站供应城市）任务后所剩无几。由于价差（少于市价），为完成任务队里只好出钱给上交户补上差额。后来实行“购一留一”政策，即每两头大猪上交一头给国家。哪家有幸养成两头大猪，自觉抬一头送到公社食品站。只养成一头的自动找另一也养成一头的户协商，送一头上交，另一头合伙一共同处理，队里再不补差价了。

饥饿和衣衫单薄，是这一代人抹不掉的记忆，虽有限量（要布票）的布供应，但许多农村贫家，却没有钱买，只得把自家的布票卖给有钱买的人，于是出现了票贩子，一些人专门到穷乡僻壤的农村低价收购农民没钱买的布票，拿到城里高价卖掉。农村的穷困大体这样，而劳动的辛苦在这些农民看来是不值一提的。当年知青下乡，真实见证了过去这些老农的朴实和农村的困苦，他们也亲身体验到了。后来许多知青把当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话和劳动视为炼狱，他们勉强待了几年，而且单身一口不像农民那样上老下小，便忘掉了出发时“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豪言壮语，在政策允许后迫不及待地拔出根来返回城里。只有土生土长的老农民们被无形的绳子缚在贫瘠的土地上。用与他们的父母辈（二、三零年代老农）们相差无几的劳动方式，把汗水和力气年复一年地搅拌在原来的田块地里。继承着父辈们为国家承担的义务一一交公粮，购粮和卖余粮。持续不断地支持国家工业化建设。同时随时响应政府号召，出发无偿修路及水利工程等。

四、国家富强了，却不应该忘记。

俱往矣。随着一代代老农们辛勤劳动，持续节衣缩食地支援国家建设，随着改革开放春风，转瞬几十年过去，国家终于逐渐富起来，强起来。如今，汽车摩托进入农村，烧水做饭不用柴禾，靠着手机随时与在外的儿女唠话，一切一切，多么习以为常。然而老一辈们记忆最深刻的，却是打开电灯的那第一个晚上，打开水笼头接的第一桶水，以及路修到村庄边上的第一天，因为这是告别千年来生话状态的起点。之后变化，仅衣食住行这些贴近百姓生活的变化就已经目不暇接了，更不用说远离农村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农民很朴实，尤其是老农民们。他们只知道这样巨大的变化，是在党和政府几代领导人持续努力正确领导下带来的。他们从未想过，国家之所以取得世界瞩目的发展，在于有了几十年之前老一辈工人农民们勒近裤带艰苦卓绝地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奠定下工业化的基础。尤其是那一代的老农民们。

过去老一辈革命家们，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取得了新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建立后，又采取了依靠广大农村农业支援工业的正确政策，成功地在比任何国家都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工业化的框架基础，才有了改革开放后的腾飞及今天国家的强大。

一句农业支持工业，说起来轻轻松松。具体实行，却是一代代老农民们的巨大付出。价格剪刀差，无偿的公粮，平价的征购粮低于市价卖给国家的余粮，以及其他粮油副食品。所有这些产品的价格形成依据的可能只有国家工业化的需要，而不是农民生产这些需要投入多少劳动力成本！这是当年农民一个工两三毛钱的一个原因。

丰收的年头，农民们还能吃饱肚子，而灾荒的岁月，生产粮食的老农民们成了吃粮食最少的一群人。因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不能因为农业歉收而停下，不到严重的程度，公粮是减不了的。农民们只能多些“瓜菜代”为国分忧。

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国家，国家实行建设国家的方略为的也是全体国民未来福祉，所以，农民向国家交征购粮，是义务是应该的。但不能是义务就可以忘记，甚至不承认。就比如，父母养育孩子是义务，但孩子仍应该感恩一样。

然而，在过来网上关于有部分人士发出，希望国家给老农民们增加点养老补助时，却有部分人“义愤填膺”地称其为“农闹”。

笔者曾表示不赞成“农闹”这词。想一些人可能比较年轻确实不了解过去的艰难，所以起了写下这点文字，让一些年轻人知道点过去的事。同时想到，我们呕歌科学家们，纪念革命先辈们等等，这无疑正当及十分必要。那么，对于一代代老农民们，他们同样在穷苦和饥饿的状况下，为建设国家作出他们能够作出的贡献，我想，用自己几行苍白的文字，也记一下他们过去的艰苦与付出，似乎也是应该的。

因为他们是在极及困苦的情况下向国家作贡献的。

老农民们，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老农们，存世应是廖若晨星吧（如我母亲在世已过百岁了），三十年代的应大部分作古了，四、五十年代的也都进入或快进入古稀之年了。

面对这些默默无闻的老农民们，

只能说一声，祝他们身体硬朗健康，儿孙孝顺晚年快乐，也希望他们的养老补助逐渐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