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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其实在我们这里，却似乎有些说不太通。因为我们钱家山下村，位于会稽山脉一条细小支脉的末端，溯永宁溪，往上走得五六里，便是“里山”，山道弯弯，田少地多，村落多是沿山旁溪而筑，因稻米少而杂粮多，日常炊食，番薯、六谷（玉米）打头阵。顺永宁溪，向下行得七八里，人称“外阳”，溪道转为河谷，更远处与枫溪（枫桥江）相接，一同汇入泌湖，之后便成大河，从骆家桥乘船，可通绍兴，达杭州，其地田畴广阔，盛产稻米，真个是鱼米之乡。

以故，村人嫁女，便多顺水往下走，愿其钿橱（谷柜）谷常满，餐餐吃干饭。村人娶妇，则多来自“里山”，因我村稻米虽不及外阳，勉强还能半干半稀，柴火纵不如里山，舂年糕、煮粽子的柴爿不缺，加上有山塘、水库，还能年年有鱼，所以也是山里人向往的好地方。

我小时候站在老网山顶，也曾想象古代先人，逐水而居，待平原、河谷人满为患，便向山里拓展。当魏晋时，右军兰亭，谢傅东山，堪称风流，山上的风景，自是应接不暇，但也时闻猛虎噬人，可见山居多险。只是为谋生存，不得不往山里行；为求富裕，时常顺水向下游。

山道崎岖，曲折高低，娶亲迎亲，花轿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山乡的女孩子，既是盼嫁，也是盼着坐着花轿，风风光光地周历各村，留下一生中最为流光溢彩的时刻。父亲曾多次讲述村人的花轿轶事，同时也带出他和母亲的婚嫁故事，我一直想寻个机会来写一写。

我父亲和母亲在新历1951年初结婚，那年父亲虚龄二十六岁，在旧时的农村，这已经是真正的晚婚了。

村里的男子，通常十七八岁就结婚了。同村的“同年佬”黄水江，是父亲少年时的伙伴，十八岁结婚，娶赵家赵安琴。迎亲时，父亲做抬轿的“杭郎”，起了个“玄色早”，用花轿去抬新娘。午间喜宴结束，嫁妆装箱，锣鼓齐鸣，新娘入轿，行将启程。依礼仪，女家要表达不舍之情，假意按住杠头，不让起身，如此再三，方可起轿。但女家亲属有些小心思，有意“弄怂”（欺侮），变成真按压。一边发力起轿，一边用力按压，轿杠不堪重负，生生折成两截，场面极是尴尬。

赵家是有名的大村，旧时曾为镇所，瓜山则是一小村。大村姑娘嫁小地方，有人不忿而生事，这类大村欺侮小村的做法，那时也很常见。但此刻有理无理、是吉是凶还需另说，关键是必须觅得轿杠，才能成行。父亲他们到处求人，得到指点，找到赵家镇的“轿行”去租赁。掌柜说：杠是有的，但借走一根，这轿也就用不得了。所以要按整乘轿的价格收费。从赵家迎亲，有三十多华里的路程，之前一番折腾，天色近晚，耽搁不起，只好按价支付。

这次迎亲，将近夜半时分，才接得新娘进村。好在日后看来，并无不吉，安琴接连生了三个儿子，都有出息。大儿子金甫，年轻时做赤脚医生，打得一手好“冷针”（针灸），远近闻名，现在还在做村卫生所的医生，而且他娶的仍是一位赵家镇的姑娘。

父亲21岁时的照片

父亲年轻时身高一米七六，长得眉清目秀，才华亦是远近有闻，但年过二十，婚事还没有着落。父亲是长房，往往有远房亲戚来议亲，吃在我家，饭后却无视主家有适龄男孩，而转去堂兄家里。无他，堂兄是独子，一座五间两弄的中央台门楼屋，独占一半；这边，我父亲有四个兄弟，正屋仅有两间，侧屋是空着的，还没安装阁栅楼板。

娶一房媳妇，至少得有一间屋。为儿建屋，原是家长的责任，但日军占据浙北时，在1941年4月19日，农历三月廿三，在鬼子南侵诸暨的“大扫荡”中，我祖父被强拉去做了民夫，虽然从半途逃脱，但颇受惊吓，不久就患病去世了（详见澎湃新闻2022-01-21《鬼子来了》一文）。当时我父亲才十五岁，幼弟则尚在怀抱。所谓“长兄当父”，这做大哥的要负责弟弟的成长和婚娶，做大嫂的也要跟着吃苦头，又有哪个做父母的愿意女儿来吃苦呢？

瓜山村位于半山区。再往里，便是山区，坡地多，水田少，以玉米、番薯等杂粮为主过日子。往外，山谷渐宽，北行八九里，便是平原，水田蚕桑，一望无际，所以好姑娘都往山外走，而不会往山里嫁的。那么，能议亲的，也只能是山里的姑娘了。那时议亲，通常都有媒人作中介，当然这媒人也往往是由亲戚担当，长辈谈妥就成。但父亲少年时已有主见，他对祖母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他必须亲眼见过，满意才行，否则宁可不娶。

曾经有亲戚给介绍了一位姑娘，大林村的，父亲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偷偷去看了一眼，那姑娘又黑又瘦小，好像还没有长大，而且刚从地里回家，根本不知道有人来看相貌，所以没有修饰，更显不足。父亲大失所望，没有同意。他晚年说起这事，依然颇有感慨。我能大致体会他所感慨的内容。他对自己的才干、外貌有着充分的自信，显然是因为家境的原因，才被人小看了，居然这么差的条件也来作媒！但父亲又有些不太好意思，觉得对不起那位小姑娘，不知情之中，却要受他这般“嫌憎”，实在是无辜的。

日本投降后，父亲曾跟随舅舅去了南京做事，不久便闻被本保甲抽中了壮丁，只好返回。祖母为保下长子，想方设法让姚家庵人买走这个名额，为此耗尽了家里的浮赀。

接着，迎来了解放。就在岁月蹉跎之中，已经是天地翻覆，原先人们所向往的富庶人家，转眼被划为地主、恶霸，乡村体制由此重建。这些，自然也影响了人们的婚约嫁娶观念。

村里第一任农会长是父亲的远房叔叔，其父在前清中过武秀才，每年能获黄家祠堂奖励500斤稻谷，他本人亦能武，喜演戏，不事产业，遂沦为赤贫。他上位后，凭借执掌的权力，快意恩怨。1950年，政府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仅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被他圈出了好几户地主和富农。我家也被定为富农，令祖母忧心不已。幸好不久，就被新派来的工作队纠正了，最后，全村只有黄定汉家被定为富农，还有两三户人家定为上中农，我家则是中农。

随着土改深入，地主、富农都已被归入另册，这多少让中农之家显得活泛了一些。1950年秋天，父亲谈妥了婚事，对象是邻村小溪坞蒋如堂先生的女儿蒋美球。到年底结婚时，已经是新历1951年的初头，我母亲虚龄二十一岁。

外公曾经做过保长，四乡闻名，交往亦广。他家最初也被定为富农，后来改正为中农，家境颇好。育有三子，均极优秀。我母亲是其独女，最小，视若掌上明珠，三位兄长则更是关爱。母亲读过几年私塾，有基本的阅读能力，而且曾去亲戚料理家务，见过世面。原本的婚嫁目标，大约也是大户人家。但世道已变，可选择的对象范围骤然缩小，婚事压力也就大了。大舅蒋钦钊先生，当时是杭州市会计学校（浙江财经大学的前身）的兼职教师，不仅有魄力，更是有眼光。他先相中了我父亲，以为才干和外貌都合适。因为是邻村，我母亲曾经与父亲在路上朝过一面，相互印象都不错，所以也表示同意。

外婆很高兴女儿有了合适的人家，但拿到生辰八字一看，我母亲属羊，我父亲属虎，算命先生说是“羊入虎口”，恐怕将来要吃苦头，外婆听后，怎么也不同意这门婚事。大舅是见过大世面的，不相信“命理”，他说：“阿mēi （阿妈）放心，我只得一个妹妹，一定让她过得好，要是没饭吃，我来养着！”话到这个地步，外婆也只好放手。

于是大舅请他的朋友，也是父亲的族叔黄定翰做个现成媒人，商量嫁娶事。我小时候记得生产队有一丘田，叫“炳超独亩”，后来才知道那是我母亲的嫁妆田。田地之外，还有金戒指，“”中，为造新屋，需买材料，家里实在艰难，由在杭州工作的二舅代为出售了。所以，我从来没见母亲戴过金银首饰，还误以为以前的农村太穷，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父亲、母亲结婚若干年后的照片）

关于婚礼，母亲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必须用大红花轿来抬。坐花轿，这大约是从少女时代就存下来的一个梦想。这个要求让父亲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解放之后，政府倡导“移风易俗”，一度禁止用花轿，租轿生意自然十分清淡，所以父亲用很少的费用，就达成了母亲的心愿。

外公给的嫁妆十分丰厚，也体现了三位哥哥对唯一的妹妹的那份宠爱。那田块地契和几枚金戒指，都装在精巧的妆盒中，由出嫁的新娘双手端在怀里，坐在大红花轿中。长长的迎亲队伍，抬着整整十八扛嫁妆，在喧天的锣鼓声中，浩浩荡荡地启轿。外婆亲自送独女出门，眼里溢出了泪花，既是喜悦释怀，又是依依不舍。我父亲穿着大红罩衫，戴瓜皮帽，亲自前去迎亲。从小溪坞到钱家山下，走直路不过一里多地，这花轿队伍却是先向北，沿大溪坑向小西湖，再向东转洞家桥，穿过杨村，越过新桥头，然后折返向西，就这般走过了邻近数村，留下了无数旁观的目光和羡慕的赞叹，黄昏时分，从村东进入钱家山下，在锣鼓与喇叭声中，隆重地抬进了中央台门。

【回音壁】

斯章梅：那天上午快到“小晏”时分，你妈妈在厨房间门前廊檐下那张小方桌左首坐了一下，想起吉时将近，从身后房间里把准备好的上轿鞋子拿了出来，想再试穿一下，打开盒子一看，顿时就傻眼了：两只鞋子的鞋头都是向着一边的，怎么能穿呢？她明白这时里里外外外都在忙着，腾不出人手帮她去镇上调换，就在身边人面面相觑之际，你妈妈当机立断，站起身来，提起鞋盒，亲自出马，徒步来回三十华里崎岖不平的泥路，把婚鞋换了回来。当日情景仿佛就发生在眼前。

王安祈（台湾大学）：可以编一出《抬花轿》。

华玮（香港中文大学）：您是做过口述历史吗？这么多细节这么清晰，文字生动，佩服之至！对了，我和我先生的八字，也是“羊入虎口”。

黄仕忠：我把自己代入进去，在我父亲的回忆基础上，加上我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并且把父亲不同时候说的事情串联起来。“羊入虎口”的细节，是大表哥看过后补充的。还有部分记述，则来自我大姐。我能体会到口述本身的限制，有时会造成不同故事迭加，有时会出现时空错乱，所以我把文献学研究的实证方式加了进来。

朱爱冬（中山大学）：我见过两位长辈，读来更觉不同。

刘勇强（北京大学）：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说：“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

仿此句意，正所谓观父母叙儿女婚事，不奇，观老王叙隔壁人家儿女婚事，则奇；观老王叙隔壁人家儿女婚事，不奇，观那壁厢老张亦添油加醋，则奇；观他人婚事终究不奇，观亲儿叙其令尊令堂婚事，则更奇。

故此题大妙，尤以超越“小我”为难。若一味记录长辈口述，难免隔膜；若一切恍如亲睹，又必无是理。全文用笔分寸适宜，详略得当，虚实互补，若偷窥瘦小黑女一节，作者自称大致能体会其父感慨，揆情度理，端非虚言。而将听闻穿插于叙事之间，寓细节于社会变迁之中，乃使乡村细民婚姻深具时代意义。此奇而又奇者也。

廖可斌（北京大学）：别的地方的人“抬杠”，赵家村人“压杠”，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规矩，惹出很多无谓的麻烦，过去乡村人每每如此，让人忍俊不住！令尊大人自有主见，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并不多见，这是后来家庭昌盛、儿女有为的重要原因！

骆建平（高复班同学）：起早看了你写《父亲的婚事》，虽平淡却很感人。真的佩服你，你能把细节表达得如此清楚，让人亲临其境。尤其是我们一代人，对此感触最深。

蒋志毅（表侄）：我听爷爷说，在小溪坞我们是最殷实的一户，另外一户是蒋真家。太公和大阿爷两代都做过保长，这个保，好像包括阳春（旧称杨村）的一部分。解放时，小阿爷有点文化，在镇上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提前了解了政策，知道小溪坞必须要划一个地主。所以由太婆作主，三兄弟紧急分家，甚至村子里属于我家的舂米作坊都不要了。最后总算划了一个上中农。而蒋真是独子，独得家业，所以成了地主。蒋真后来当了一辈子地主崽子，连老婆都没娶上。信息，在任何时候都那么重要；命运，则真的很会捉弄人。若真成了地主，爷爷辈的四兄妹命运将完全改写了，包括下一代的您。

吴先宁（民革中央）：你家祖母因被划为富农成分而担忧，可见她远见卓识，智慧超群，料事如神。我听我们村老辈聊，感觉他们当时对划成分没很在意，就照各家田地财产来嘛，根本没料到成分会变成荣辱匾，生死牌，子孙的活命饭食。所以尽管我们村田地最多的也只有十五亩，不够地主标准，但因为必须有名额，两家较多的，就划了地主，没听说他们有不同意见。

我爷爷是租种人家田的，附带代收一下租谷，本应是贫农，但中农名额未满，让他做中农，他也没异议，就做了中农，所以我家成分是中农。

我一小堂爷爷是富农，虽然后来开斗争大会的时候他也总要叨陪末座，台上去站一下，过年时候生产队放一天假，他也不能休，要去修路填坑，作为改造，但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说，“我们富农是辛辛苦苦干出来的，不像那些懒汉！”这话我亲耳听他说过。

至于我家中农，我觉得只要不要生上学、入团、招工、参军等等痴妄之念，就像祖祖辈辈那样做做吃吃，也没有什么了不得。

郑尚宪（厦门大学）：我们村子小，只划了个富农，几个上中农，差不多一半是中农，剩下的才是贫农、下中农，个别雇农。我爷爷排行第五，在村里口碑很好，他1955年去世，可是70年代我回乡时，大家都称我“五公的孙子”。我爸是小县城名流，在城里被斗得很厉害，回村后乡亲们对他很好，红白喜事照样坐上席。

全村只有一个给寡妇接脚倒插门的家伙，跟我同一个生产队，二流子式的人物，有时候要来念“阶级斗争”的经，但毕竟是外来户，且大环境不允许他为非作歹，所以没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

前些年有一位我同龄人来访，讲起当年的事情，说“村里人对你们很好”，我说也有不好的，就举了那个家伙的例子，他马上说“他不是我们村的”。这位同龄人虽然跟我们家有矛盾，但从来没拿我爸的政治问题做文章。村里人说我爸是“忠臣受难”，迟早一天会官复原职，所以若有人稍有不敬，马上就会被人家训斥。

1978年，我考上大学，同时我父亲恢复工作，村里人个个都说自己有先见之明：“我早就说了，怎么样！？”后来我爸分管全县的文科教育，又当上县政协常委，有时广播里会提到他的名字，我们村的人马上就讲“我们阿槐又出名了！”——我爸原名郑玉槐。

你文中说武秀才每年能获祠堂奖励500斤稻谷，这种奖励我们家乡也有，叫“励贤租”。过去村里有宗族祠堂，祠堂有祭田，由族里贫困户轮流租种，田租比较优惠。所收租金（稻谷）除了祭祀外，还用于族里公益事宜，资助、奖励族中子弟读书即为其中之一。我爸就是靠“励贤租”资助上了高中和大学。

我在农村时赶上了一些传统的尾巴，所以有时候读古籍看到一些相同或相似的东西，就会想起当时的一些经历和听闻。

吴朝骞（杭大同学）：@黄仕忠 你好福气：没能参加父母的婚礼，却熟知父母的婚礼细节。相信是父母、长辈等数次在不同场合的不同叙述，在你心中留下了活的记忆。

记得小时候顽皮，十来岁第一次在街上打羽毛球，很差的拍子，很赖的技术，不偏不倚，把羽毛球打在一路人的鼻子上，而这老人恰是个塌鼻子。他追了我好几条街，一路骂道：“你个童子痨，你妈是哪里娶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爸妈婚礼在哪里办，是在温州，还是福建（父母都是福建移民温州）。而且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谈起父母的婚礼。我大哥、大姐都大我十六七岁，他们五十多年前的婚礼，在今天看来都有历史的沉淀感了。

程芸（武汉大学）：我的父亲和母亲出身不好，“”期间父亲是下放农村的老师，母亲是回乡知青，两人相差八岁，由相亲而相识，相识而相知，很快结婚，时在69年的重阳节。从此相濡以沫，已五十多年了。2019年两老金婚纪念日时，也只是合拍了一张照片，恰逢我在美国访学，就把二老的合影发到朋友圈里，写了几句祝福和感慨，然后，在文字之后，献上了九十九朵玫瑰，一朵一朵地敲上去的，整整九十九朵。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很有汪曾祺文字之感，好看！最后的大红轿呼应文首，很有余味。期待继续拜读老师将时代熔铸于个人家族史的文字。

邹双双（中山大学）：久远过去的故事，描写入微，真的令人惊叹。说来我父母的婚事也一曲三折，很有故事性，听了很多次，但要提笔描述，估计三两句就得无奈作结。我们或许应该抱着记录历史、民俗文化的心态，再去听听父母讲他们那一辈的事。然后，我爸也是虚岁26岁结婚，因为穷……

老家是我们的根，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写。只是同是乡村故事，有很多同感的地方，但我写不出来，一是笔力不够。再是心境，写不写得出来，关键可能还是用不用心的问题。读黄老师的文字可以作为慰藉，期待更多的文章，期待下一本书。希望将来也能像黄老师这样手握两支笔，畅写故乡情。现阶段要先做好学术之笔的训练。

黄仕忠：@邹双双 你的故事，还在酝酿之中。而我所写的，已经酝酿了一辈子，值此心境，所以能够有此写作。等时候到时，你也自然可以。诚然，先得有心。其次，则是某日忽有写作的欲望时，便要立即动手。

张诗洋（广州大学）：爷爷年轻时的照片真俊朗啊。头回一睹奶奶尊容，也是大户人家的仪态。从抬轿到花轿，中间是一个时代的切面，也颇能见出爷爷的性格。小说笔法，余味悠悠。读您的散文，都有股在平静的水面下波涛汹涌的力量。

陈艳林（学生）：父亲从为朋友抬花轿到用花轿迎娶母亲，其间沧海桑田，娓娓叙来，让人感受到时代与风俗更迭的同时，还有父辈命运的跌宕起伏。时代不足惧，让人惧怕的是其中人情冷暖，有父亲的伙伴娶亲时的尴尬，有父亲跋涉二十公里去看邻村小姑娘的失落，有母亲提出坐花轿的美好愿景，其间种种，小人物是无法选择的，唯有被时代滚滚车轮裹挟着向前。

沈珍妮（学生）：就像家中长辈回忆那些日子。当年我爷爷奶奶的婚事，爷爷是第九子，奶奶是长姐，两下耽搁，亦是老大成婚。而奶奶家当时又被划为富农，看到土改一节，亦与奶奶往年所说多有印证。老师的文章通过爷爷的婚事发掘当时的人、事之一隅，前后两个花轿的故事却仍透着活泼的甜蜜。老师多次说过要有“两支笔”，一支是学术的笔，一支是文学的笔，见老师散文，方知确应如是。

徐兴无（南京大学）：电影《牧马人》里小孩子们围观牧马人结婚，牛犇演的牧民说：“去！没看过你爸和你妈结婚吗！”

陈建根（中学校友）：看了黄教授所写父亲的婚事，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听我母亲说，他们结婚时已解放了，是自由恋爱，但外婆不同意，因为我父亲5岁丧父，10多岁丧母，跟我伯父都靠我太奶奶抚育长大，土改时成份是贫农，因为家境太差，没上过学。但他一心为公，后来社员们选他为生产队大队长。我外婆家条件较好，我母亲还读过几年书。是我母亲自己偷偷地把户口本偷出去，和父亲去公社办了登记手续，结婚时也没什么嫁妆。我外婆对我是所有几十个子孙里最好的，但对我母亲偷偷去登记一事，在我面前还是一直耿耿于怀。我问过我母亲，为什么要和当时那么穷的父亲结婚，她说那时不讲究家庭条件，是自己喜欢。他们养育了两子一女，我父亲89岁离世，母亲今年87岁，还健在。

赵国瑛（中学校友）：生动有趣，作为赵家后人，作为赵家后人我对文中的乡俗俚语倍感亲切。在时代变迁的历史转折时期，通过父母婚事的细微描述，反映了彼时江南农村的风土人情，世俗心态。窥一斑而知全豹，此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细细品读，感慨良多。

岑宝康（杭大同学）：父亲的婚事，事涉社会的动荡和变迁，家境的荣辱和浮沉，更取决于父亲的禀赋和向往。这还不够，只有融入了母亲的亲爱和贤淑，才使这桩婚诸事齐全，万般圆通。

栾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令尊是很好地掌握了自身命运的人。人一生，在重要的节点，头脑清醒，目光高远，脚踏实地，必然会有好前程。家中长辈，有无读书人，哪怕只是识文断句，这对孩子的影响都会相当大。试想，如果令尊被征壮丁，结局会大变，后果不堪想象。如果年轻人对自己意向中的另一半迁就凑合，命运也将改写。缅怀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亲戚朋友，是仁兄这篇文章的大意，而与命运博弈，则是文外曲旨。好文章！

张世君（暨南大学）：感觉你和父亲关系好，两代人的交流沟通好，很难得，为你提供了非常好的家庭史料。你又有非常自觉的个人史、私人史意识，读起来有历史的现场感，又有很强的文学色彩。比如父亲去看那个没有相中的女孩，很有父亲的个性特色，又有为人的善意，对女孩的同情，还有一点小幽默，比如“嫌憎”的用词。我不知道是你父亲真实的用词，还是你添加的，总之比较有趣，说明你父亲是一个实诚的人，也是有思想有主见的人。

李颖瑜（香港理工大学）：真是妙趣横生，子女写父母婚事，却如同目睹亲历，种种乡间风俗、人情世故耐人寻味。父亲之人格尤令人敬佩，卓尔不群，不甘平庸。见瘦黑姑娘一节，更从寻常琐事中揣摩父亲幽微心思，果然人情练达即文章。

王芊（中山大学）：在旧时代里不因家境而“将就”，在解放后也不因迷信而忌讳，而是始终为“外貌”与“才干”的人格优点而坚持自我，可以感觉到黄老师的父母，都是不随波逐流、有思想主见的“独立人格”。在一个泯灭人性的时代里，他们的故事竟然带有一丝一见钟情、相知相惜的浪漫爱情味道。偷看小黑女，言其刚从地里回家不曾修饰的细节描写，其实是父亲出于善良为其回护吧，从中更见温柔本性。

向双霞（长沙理工大学）：每回读您的散文都能让心静下来，仿佛能穿越时空，回到您所描绘的那段历史。语言平实、生动有趣，画面感很强！您父亲确实一表人才，母亲也是大家闺秀，很是般配，哈哈。散文写到母亲坐花轿便戛然而止，和开头父亲做抬轿的“杭郎”对应，有余味……期待后续。

陈慧（中山大学）：感觉令尊、令堂大人很有夫妻相呢。

孔庆夫（中山大学）：我有幸见过爷爷，同桌吃过饭。

那是2019年仲春，您受邀回绍兴文理学院讲学，我随机同行。飞机到达萧山机场，晚点不少，天已初黑。我们更改了赴绍兴晚餐的计划，直奔钱家山下。到达时约莫晚上8点已过，天已全黑。

停好车，入门台庭院，我看见到爷爷坐在大门处等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爷爷。当时94岁了，腿脚不太方便。您进院门后，爷爷就撑起身想来迎接，您快步上前扶爷爷进屋。

此时，您哥哥和嫂嫂已烧好了一大桌菜，招呼赶快入席，说：“飞机晚点，你们早就饥肠辘辘了吧。”于是斟满了温过的黄酒（仲春的绍兴，仍略有微凉）。

爷爷落座后，用手抚摸着您的背，然后伸向桌上炖好的整只鸡，取下一只鸡腿，放到了您的碗中，并慈祥地看着您吃。您数次回望爷爷，在爷爷的注视下，一口一口把鸡腿吃完……

这互望的一幕，十分温馨，至今犹在眼前，令我动容。

【附记】

家严黄炳超先生，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钱家山下村人，生于1926年12月12日，卒于2020年2月24日，享年95岁。家慈蒋美球女士，生于1931年9月6日，卒于2008年2月6日，享年78岁。家严曾读过高小四年级，是村里少有的读书识字之人。因少年失怙，为兄当父，扶二弟做工人，三弟、幼弟入浙江大学；幼弟黄炳华大学毕业后工作于北京，曾任第二炮兵某设计所副总工程师，1996年1月，获中央军委授予“献身国防现代化模范科技干部”、军事科研一级英雄荣誉称号。家严自己一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可以说是一个有理想、有尊严的农民，更是一位有温情的父亲。我从他这里获知许多先辈故事、乡村风俗，成为我记录那个时代与社会风俗的可靠依据。今值家严逝世三周年之际，敬撰此文，以表忆念。

澎湃新闻记者 黄晓峰

陈广宏（章静绘）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南直隶华亭（今属上海市）人，明代文学家、文艺批评家、书画家及鉴藏家，享誉当时的东南名士，新兴出版市场造就的文化人。他不仅倾动士大夫精英文化圈，而且辐射广大的市民阶层，以其独特的审美趣味及生活方式，引导晚明江南地区的新风尚，成为明代中晚期勃兴的市民文化的代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广宏教授主编的《陈继儒全集》，经多年整理编纂，于近期出版。在晚明这个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激烈转型的动荡时期，我们该怎样看待陈继儒的个人选择及其成就呢？在接受《上海书评》记者的采访时，陈广宏认为：以陈继儒为代表的“晚明这些真正追求独立人格的布衣山人，和以性灵思潮为代表的晚明文学，通过他们的个性阐扬，将自己打造成文学文化史上充满特异气质的先锋人物”。

陈继儒画像（《松江邦彦画像》南京博物院藏）

《陈继儒全集》，陈广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陈继儒全集》整理出版的情况，您能先大致介绍一下吗？

陈广宏：关于《陈继儒全集》的编纂出版，最早一直可以追溯到陈继儒辞世，其子陈梦莲与眉公门人吴震元、许经等商议着手编订诗文全集。原计划拟分四刻，凡百余卷，因条件所限，最终仅成一刻，即《陈眉公先生全集》六十卷附《年谱》一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好些出版社以新式标点排印出版《陈眉公全集》，作为“国学基本文库”等，不过那其实仅是《陈眉公集》十七卷的改题，并非真的是全集整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热的兴起，虽亦有若干普及性的眉公小品选注本出版，以及像《妮古录》这样的杂著获得点校整理，但大规模的全集编纂未能开展。因此，可以说，这是四百年未竟之事业。时至今日，随着文献资料环境的改善及检索手段的提升，对于陈继儒著作的全面调查、搜辑及系统整理适逢其会，理应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当我任职的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有一群硕博士毕业生，联络同道组成工作团队，准备开展《陈继儒全集》的整理编纂并邀我加盟时，深获我心，他们的学术眼光和勇气令人敬佩。

正因为陈继儒是新兴出版市场造就的文化人，在当时即倾动寰宇，他名下的著述出现众多“不眉公文以眉公行”的现象，这就给我们的捜辑、甄辨、整理带来很大的挑战。我们在对明清公私藏书目及现代各藏书机构相关著录与藏本作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得出题署陈继儒撰著、纂辑或编选之作，在一百二十种以上；题署陈氏校阅、订正的著作，亦过百种；题署陈氏评点、注释的著作，近五十种。这样的话，所有题署陈继儒的著作合计在二百七十种以上。当然，接下来面临的难题便是辨伪。鉴于陈氏与出版市场、出版商之间是一种相当微妙的关系，何者为真托名、真伪作，何者为欲迎还拒，何者为共谋合作，若非对陈氏名下每一种著述下工夫做专门研究，很难获得明确的结论。

《陈眉公先生全集》书影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得不采用做减法的办法。首先，凡题署陈继儒校阅、订正之作，以及评点、注释之类，概不编入，因为这些并非享有原始和完整著作权的原创作品；题署陈继儒编选一类的情况稍复杂些，然总体上仍可以上述理由予以排除，尤其此中属集部总集类者，如《古文品外录》等，完全可以不予收录。其次，对于题署陈氏撰著、纂辑而历来已有相关考论指其伪托者，如《小窗幽记》《福寿全书》《佘山诗话》等，从严甄别，概不收录。再次，确为陈氏撰述的一些单行或单篇之作，凡已收入诸诗文集者，如《读书十六观》《书画金汤》《煮粥条议》《建州考》等，不再另行收录。此外，如陈继儒所纂《建文史待》，经考与秀水名宦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实为同一种书，只不过是陈氏逊让其署名，出于尊重作者意愿和文本初刊面貌的原由，亦不再编入。这样，最终确定收录陈氏诗文集及撰、辑独立成书之杂著共二十八种。全文编排参照宋人编纂“大全集”的方式，即别集加上集外单行的各种杂著。应该说，这种编集方式，也正符合陈继儒著述的特点。

我们的整理工作前后经历了将近五年的时光，团队成员齐心协力，分工合作，利用业余时间，克服诸多困难，诚可谓甘苦自知。该项目有幸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也提供支持，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对项目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门的编纂工作委员会，大家各司其职，完成这样一项大工程，既是为研究中国近世文学文化如此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打下文本基础，也是服务于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工作。

您认为陈继儒给自己的定位是“在于朝野雅俗之间，儒释道乃至百家之外，看似是无流可入的零余者，实乃有意自求超越主流价值世界，不必循其规则讨生活，既与庙堂相对待，也与世俗相对待，是不受三教五行束缚的局外人”。这在晚明江南的士人群体中是不是很有代表性？

陈广宏：确实很有代表性，这种定位，显示的是知识人与国家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的自觉疏离，而追求一种个体的独立人格。一般认为，自正德、嘉靖之际，尤其万历以来，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像陈继儒这样放弃仕途的读书人的涌现，成为社会上的一道风景，可称为“山人现象”，且变态百出，泥沙俱下，学界于此已有不少研究。这当然显示时代之变，士风之变。就文学史上而言，这一阶段颇有名气的所谓山人，如孙一元、黄省曾、王宠、谢榛、徐渭、沈明臣、宋登春、陈昂、王穉登、赵宧光等，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精英士大夫对布衣、山人的发掘、标举，成为一种时尚。如袁宏道作传称徐渭为奇绝，谓“有明一人”；钟惺积极推动陈昂诗集的刊布，表彰其诗其人其行径为明布衣第一：皆显示他们的价值取向。内中的意蕴无非在于显现他们自己的奇情孤诣，又引导整个社会对身份之外的个人性情、才气、识见、趣味的看重，以及对这类人自我生活方式选择的肯定。

陈继儒的焚弃青襟之举，再往前推，亦有其仪型先导。如出身商贾家庭的唐寅，可谓文艺界一大名人，其友祝允明为作《唐子畏墓志并铭》，即记唐氏曾对自己说：我当初不过为满足先人的愿望，才去从事举业，要按着我自己的意愿，“便可褫襕幞，烧科策”——这不正是陈继儒的样板吗？唐伯虎后来的所作所为，固然是因科场案而遭罢黜，从此断了仕进之念，而其放浪形骸，奇趣时发，也正是那些山人墨客的样板。从陈继儒自己追溯的与乡先贤相关的精神渊源来看，无论是元末隐居松江的杨维祯等三高士，还是倪瓒、顾瑛、曹知白等富室形成的交游圈，都代表了其时在这样的避乱之地，已经出现了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所说的持以文学至上、艺术至上而生活的态度的特殊人群，因而称之为“文人”的诞生。士人的生存方式、自我表现方式确实皆发生很大变易，这也正是我们意欲追究的，与现代性接榫的近世性特征的呈现。晚明这些真正追求独立人格的布衣山人，和以性灵思潮为代表的晚明文学，正是承续这样的精神脉络，更加旗帜鲜明地通过他们的个性阐扬，将自己打造成文学文化史上充满特异气质的先锋人物。

晚明士人上升通道愈来愈窄，进入体制的希望渺茫，这确实是事实，但陈继儒三十岁就主动“焚弃青襟，绝意仕进”，似乎比一般人要早很多，除了环境的因素，您认为他个人的思想取向在那时就已定型了吗？在他的作品中，有流露过后悔吗？

陈广宏：于陈继儒而言，决心算是下得比较早的，当然有多种因素合力所致，包括对个人身体、性格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的考量，而从思想动机来看，应该说，当时士人关注的性命之学，反思个体存在的意义，给了他顿悟一般的一种推力，如屠隆对他的赞许和期待，显示是懂他的人。不过，恐怕很难说陈氏在而立之年前思想取向已经定型，虽说没怎么看到他自己于绝意仕进有后悔之言论，那或是当事人有所忌讳的，然在弃巾之初，其实他心里还是颇难承受的。友人王衡为陈继儒父亲作寿序时，曾提到这样一个细节，说陈继儒罢诸生时，内心应相当纠结，辗转放不下，故日日睡至太阳快要落山而未起，结果被老父亲踢起来，说“鸡肋在而口，欲吐即吐耳”，言下之意，有什么舍弃不了的事，并与一般视儿辈入仕方为获得依靠的世俗之见相反，认为吾今日始有吾儿耳。此后，随着岁月的流逝，眉公通过各种手段，不断调节自己的心态，日渐筑牢自己的价值世界。比如像编辑《逸民史》那样，通过搜讨二十三史中各类逸民的传志，全面构建隐逸人群的历史谱系，让古人来为自己站队，为自己人生选择的合理性张本。又如在为友人沈师昌《餐胜斋集》作序时，说到他们如何相邀品题松雪翁赵孟頫、梅道人吴镇的书画，而绝口不提举子业乃至古文诗歌，“意若谓饾饤烟火气，非吾曹齿颊间物也”，标榜一种清虚高洁的趣味。至于他在祭杨廷筠文中，描述杨氏对董其昌说“今而后知眉公绝意进取，无所缘饰”，实洞察本怀甚悉，亦无非是通过这种相互确认而坚定自信。因此，若拿陈继儒与偏执、狂诞的徐渭相比，当然有性格本身的差异，然眉公相对平和的心态，至少可说明他建构的价值世界相对完足。

陈继儒弃绝仕进之途后，主要是通过坐馆和刻书来维持生活，从我们现在的视角看，他算是个自由撰稿人，不仅是其中的佼佼者，且能在商业出版与自身价值世界之间保持某种微妙的平衡。您说他的作品“向外传递的，既是一种有异于传统的开放的杂知识，又是消闲娱乐为目的的‘轻阅读’，可以想见如何受到阅读市场的欢迎”。以当时江南的文化、经济、商业环境看，大部分“自由撰稿人”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陈广宏：这可说是书籍社会史的一个题目，也已有相关的研究。像陈继儒这样的自由撰稿人，仅仅是文字商业化的一种形式。它当然是治生的手段，与眉公差不多同时，大家都熟悉的，如冯梦龙，大木康教授曾具体梳理其从万历末至天启年间，从事小说、俗曲、游戏书乃至举业用书的写作与编刊，不少即应书肆之请；在崇祯间被擢为贡生及出任知县后，随着社会地位提高，出书活动减少；直到甲申鼎革，重又投入时事书籍的编刊。若联想到文徵明曾经记叙的生员因多年不得贡而穷困潦倒、志业两负的惨状，那么，冯氏人生境遇的这种曲线，显示了他从事书籍编刊应与治生相关。又如邓志谟这样书坊所聘的专职书稿编写人，也受到学界的关注，他曾作为建阳余氏塾师，为萃庆堂编刊过多种小说戏曲及日用书籍，在金陵则是为丽正堂。因为完全按照市场所需从事编书选文，以此谋生是显而易见的。

《尚友图》（上海博物馆藏）

不过，对于这些成功的自由撰稿人而言，所追求的目标决不止于治生。如长洲顾元庆，嘉靖间藏书、刻书家，辑刊《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等，中有若干种乃自作。海盐王文禄，以编书、著书为业，万历中参与编刊《百陵学山》，所收书达百种，也有若干他本人的著述。他们的家庭背景相似，皆自父亲这一辈入赘富家，有经济实力而从事鉴藏、书籍编刊，既是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亦是藉此谋求声名，目的或即在文化权力的获得，提升其社会地位，是一种更高层次生存状态的追求。值得一提的还有与陈继儒同时代且有交往的嘉兴周履靖，山人而热衷于出版事业者。周氏在嘉靖晚期放弃举业，继承家业而在鸳湖边置产隐居。他的生活状态与陈继儒相似，兼具藏书、刻书、书画鉴藏者等多种身份，利用各种资源以及人脉，积极投入出版市场，在谋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追逐某种文化资本，故被眉公视为同道中人。万历中他在南京设立荆山书林编刊丛书《夷门广牍》，计十三牍百余种书，其中子部十牍，有个别自著，集部三牍几乎皆属本人创作，应该说，这为眉公名下“宝颜堂秘笈”提供了编纂模式，由陈继儒名列《夷门广牍》编校者，并为周氏身后编纂文集，亦可证实他们之间并不仅是诗酒酬酢的关系。

陈继儒的选择，是因为晚明时期“可以有多种谋生的出路，有多种生活方式及价值可以选择”，鼎革之后，清初对于江南士人的打压极为残酷，这个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环境是不是发生了剧变？或者说，“士绅阶层与市民社会的增长，及其与国家政治体制之离合，是这个时始出现的新的情况”，这个新的情况，是不是只在晚明和清初昙花一现，乾嘉之后就沉沦下去了？

陈广宏：晚明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别的时期，无论思想、文艺，抑或日常生活，都呈现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这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适视角。清初统治者的政治高压政策，武力征服与思想整肃并举，对江南士人的打压确实极为残酷，尽管亦因人、因阶段而异，然总体上在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上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剧变。士大夫阶层也有人在反省空疏、浮躁的士习学风是否即为导致明亡的原因，与官方意识形态不谋而合。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始终关注作为内应式转换的近世性线索，虽说在政治高压下，士人的独立人格精神、纵放乖张的个性行为会有所敛抑，然当清朝进入所谓盛期，鉴于工商经济、市民社会仍在发展，至少像鬻文自资、编刊众多奇书的李渔，在随园做寓公而提倡“性灵”的袁枚，诸如此类标志性的人物仍然不绝如缕。再如，从康熙一直活跃至乾、嘉的“扬州八怪”群体，皆以鬻书画为生，除了像郑燮、李方膺，算是做过知县，其余都属中下层士人，他们的作品被认为介入市场较深，有满足盐商审美趣味的成分。也正是这些盐商，他们还支持学人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有研究即试图将十八世纪新学术的兴起与物质、经济生活之变化联系起来考察。那些游幕、或在富贵人家做塾师的学人，因相对解决了衣食问题，得以专注投入个人研究，也明显疏离于国家政治体制。至于这里提到士绅阶层，主要是想突出其占有知识和在野的一面。而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士绅阶层其实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对哪一方认同更多一些，往往取决于国家控制力的强弱变化。乾嘉之后，世道又变，特别是战争爆发，中国面临新的民族、社会危机，成为一种国家转型的发端，知识精英的政治意识、世界观念等日渐发生转变，讨论他们的身分构成以及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向心或离心倾向，或许要在更为复杂的框架下开展。

您提到陈继儒对晚明“山人”群体的不屑，以真隐逸自居，同时他又写了很多经国治世的建言，这些建言当然显示出士人的使命感，在您看来，这些建言有可操作性吗？毕竟陈继儒从未出仕从事实际的政治事务？

陈广宏：这原本是一种主观评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陈继儒虽未在官场事务堆中历练过，但他或许还是有如下的优长：一是他被认为具有某种不一般的识力。这种识力既来自于他读书的博而杂，包括时事、钱谷、水利之类，无不关心，具有相当丰富的历史经验；也来自于他的人情练达，在为人处世上有不少透彻之悟。因而常常有一些高官在新上任时，会特地去征求他的意见。如友人钱士升被招入内阁，曾特地去向他请教，如何为官自处，他则书写四字、八字箴言以对。二是他有相当广大的人际交游网络，与朝中阁部至言路以及各级地方官员皆有密切往来，可以即时从邸报、奏疏、书信及市井舆论等多种渠道获取全面有效的信息，从而有助于形成相对准确的研判，官员们亦乐于征询他的看法。记得高明在其博士学位论文《陈继儒研究：历史与文献》中举过一个陈氏建言的例子，即对朝鲜“仁祖反正”一事的看法，相比较一些官员的奏章，要显得更切实际。眉公认为宣祖之王后立李倧为国王，此为朝鲜内政，在给阁臣朱国祯的信中，指出倒是应注意毛文龙对整个事件的操纵，所谓“朝鲜为之用”，这些判断算得上真知灼见。晚明苦于边患，陈继儒对辽东局势一直关切有加，先后撰《建州》《辽左》等谋划建言，同时有茅元仪，乃谙熟边事兵备并富于实践经验者，曾在为眉公撰《筹边备考序》中，称赞他所辑之作“何其简而核”。即便是四库馆臣，在批评眉公明季山人之习的同时，对他在《读书镜》中为万历间争国本而发的言论，谓“于明季台省之弊，可云切中”，也还是有肯定处。

陈继儒《云山幽趣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处理地方事务，是在地士绅的职责所在。陈继儒在自己家乡，从赋役、漕运、海防、赈灾救荒，到修桥筑路、纂修方志，大小事务，皆有用心的建议、措施，并不迂阔。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于修志所持的态度，绝非视作锦上添花之举，而就是“镜前修，备后观”之史鉴。比如志荒政，补前志之阙，讲求的是长吏尽心设处，士大夫以实心策应之，反对口上救荒、纸上救荒。至于地方建制相关建言之切用，可举他在六十五岁时作《拟金山卫城改设州县议》为例，当时华亭知县章允儒欲扩西南郡城，但眉公以为这样“设处浩繁”，未免劳民伤财，不如以金山卫改州县，较易于城，故特拟此议。这样的提议在入清后获得实施，雍正四年，果然在金山置县，举娄县西南之土而分隶之。故如名臣何乔远在荐举陈继儒时，亦会强调“见其博综典故，谙通时务，真有用之才”。

陈继儒被视为晚明小品文大家，但四库馆臣却严厉批评他“议论空疏，多无根据”，这是时代风潮变化带来的评价变化吗？您怎么看待他的文学创作的成就和地位？

陈广宏：总体上当然可以这么说，细辨起来，也是不同地位、身份乃至不同个性的人持不同的价值标准所致。即在晚明，我们也可以看到明显的阵营。就小品文来说，陈眉公无疑是领军人物，四库馆臣的点名批判也证明这一点。我曾举陈氏先后为崇祯间郑元勋所选小品集《媚幽阁文娱初集》《二集》撰序，说明他之于这种闲赏文字的指导性地位。又，天启间钱塘陆云龙辑刊《皇明八大家集》，乃屠隆、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陈继儒、董其昌、黄汝亨、陈仁锡八家，每家选文二卷，皆径以“小品”命名。陆氏立此八家，实为拟古文之唐宋八大家，其中陈继儒被拟老苏，显示出版市场欲通过打造新经典的方式，树立一代文章之新时尚。崇祯中，陆云龙又推出《皇明十六家小品》，在上述八家外，增补王思任、钟惺等八家。显然，这些作家无一不是性灵思潮主导下，追求任性而发、各具独造的新派文章圣手，郑振铎先生曾议论说，“陈继儒、王思任、董其昌三家在其间算是最重要的”。小品文所涉文体总杂，包罗万象，各作者专擅亦不相同，其要在于与高文典册之述作相对，以呈现个人性灵为旨趣，具有“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之特质。眉公达到这样的地位、成就，至少依恃两个条件：一是早年对古文写作颇下过一番工夫，还编订《论脍》《古文品外录》等，显示受王世贞影响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如郑元勋纂《国朝大家文归》，选录明初宋濂、刘基以下至陈继儒共十八家明文，意图将眉公确立为辉耀整个明代文坛而非仅止于新派文章的大家。二是有睿智、通脱的识见，而这又需特殊的“博文”相支撑。这种博综子史百家及其他种种杂学以开放士人知识谱系的进程，自明前中期的吴中文人已经开始，而眉公的贡献就在于，以他个人的理解方式与浅白而富于审美性的文字，将之作为一种社会闲暇消费，向更为广大的市民阶层传播。当然，作为一种流行文字，难免有伤于率易处。

《晚香堂集》书影

在诗歌方面，陈继儒不能算是那类职业诗人，但他在当时确有全国性的声名地位。我们可举无锡华淑万历后期所辑《盛明百家诗选》为例，这部选集收录洪武至万历三百四十余人，陈继儒与李维桢等各为其撰序，亦显示其地位。眉公在序中敏锐指出明诗“好新者”矫正复古派的划时代变化，表彰华淑选诗尚情尚韵、宁今宁我的立场。因此，选集中如汤显祖、袁宏道、屠隆等性灵派作家，皆具有较之前复古派作家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更多的入选作品数，陈继儒亦仅次于屠隆而列于第一阵营。其他布衣诗人如王穉登、徐渭等也都占据重要地位。显然，至迟在万历后期，陈氏已被当作新变诗风的代表之一，受到诗坛的推许。崇祯年间，眉公的名声更大，石首夏云鼎编刻《八大家诗选》，乃董其昌、陈继儒、王思任、曹学佺、谭元春等八家，被标举为“崇祯体”。对于陈继儒来说，诗既是日常生活的记录，又是自我人格心境的呈现，故他的创作，基本上是其平常行迹的即时写照，如各种山居诗、写景诗，摹写松杉竹梅之类的咏物诗，以及酬赠、题画诗等，常常是随意抒写，诸体皆擅，表现恬然独乐的情志，在疏离的倔强中还有些许谐趣，多少呈现一种游戏的姿态，是这个时代特有的风格。相对而言，其七律公认最为精工，入选各种选本占比总是最高的。

您刚才提到“不眉公文以眉公行”的现象，伪托陈继儒所作的《小窗幽记》在前些年曾风靡一时，您能介绍这事的来龙去脉吗？

陈广宏：这事学界已有相关研究。大抵而言，《小窗幽记》最早为清乾隆三十五年刊本，共十二卷，题署“云间陈继儒眉公手辑，古溪王绍曾西岩论定”。然而有研究者发现，此本内容与松陵陆绍珩在明天启四年刻《醉古堂剑扫》十二卷几乎全同，仅个别条目顺序有出入且有增删。《醉古堂剑扫》一书，陈继儒的大名列于“参阅姓氏”之首，且“采用书目”中列了眉公著作。显然，陆著原也是打眉公牌，并以陈继儒等新时尚作者为标签打造的流行读物，书中有数十条即辑录自陈氏《岩栖幽事》《太平清话》《狂夫之言》《读书十六观》等杂著，当然，也辑录其他小品作家李贽、徐渭、袁宏道、屠隆、董其昌等文字及前代相关文献，按主题分类编排。乾隆中，坊间以陆著为蓝本酌定付梓，干脆直接宣称此书为眉公“手辑”，至于书名《小窗幽记》，灵感应来自与陈继儒有交往的山人吴从先的《小窗清纪》《小窗艳记》系列，恰是那种清言小品风格，小窗乃其号。这其实也算是前面提到过的“不眉公文以眉公行”的现象，营销手段颇不鲜见，如《致富奇书》明刻仅署陶朱公，后来的版本则开始标眉公名，康熙三十六年郁郁堂刻本出现伪托的眉公崇祯自序，明言自己手订范氏之误。表明即便在清康熙间，乃或乾隆中期，眉公的金字招牌依然有强劲的号召力。而直到朝廷开设四库全书馆，尤其大规模禁毁图书，陈继儒著述的传播遭遇国家干预，从此沉寂。至现代社会，随着新文学运动的不断深入，给眉公诗文的大众化出版带来契机。1935年至1948年间，《小窗幽记》同样被当作“眉公手录”之著收入“国学珍本文库”等，由上海中央书店、博文印书馆等广为发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热的兴起，陈继儒著述的传播迎来复苏的局面。这期间，最为趋热的，正是这部《小窗幽记》，众多出版社纷纷抢印，各种版本不计其数。这一本书的遭际，亦可作为考察陈继儒接受史的一个窗口。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