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八字分析(戴笠 算命)

军统特务戴笠到底是怎么死的？众说纷纭中中，唯一的可能只有一种

“特工王”戴笠可谓令人闻风丧胆，干过很多杀人放火、间谍情报的事，但在抗战期间，也做过很多“为国为民”的事。抗战之初，戴笠是重庆国民政府任命的“统一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负责协调上海的地下抗日抵抗力量，铲除伪汉奸和开展沦陷区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前夕，戴笠到浙江淳安一带，组织当地的抗日力量，准备迎接盟军登陆和收复上海。

​

当然，戴笠回到上海后并没有受到民众的欢迎，原因是民众把他当成了“恶势力”。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山，最终机毁人亡。

戴笠死后，悲恸不已，亲自写了4字挽联悼念：碧血千。同时，还追晋陆军中将。

戴笠之死也成为当时的热议话题，而他死亡的原因也扑朔迷离，到底是飞机失事，还是被人谋害？众说纷纭，成了一个待解的悬案。

一般人都接受天气不好、飞机失事的说法。当时，戴笠是要从青岛到南京参加非常紧急的军事会议。

​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戴笠这么急着去上海，是想他的恋人胡蝶了。电影明星胡蝶是有妇之夫，戴笠到上海一方面约会胡蝶，另一方面想请唐生明帮助胡蝶离婚。

当局当时认为戴笠是因为天气原因坠机而死，但民众却认为他是被人谋害的。这个也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要除掉戴笠，有人说是美国人干掉了戴笠，还有人说，是手刃了这个刽子手，然而流传最广的则是戴笠死于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马汉三之手的传言。

​

另外，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说飞机上有一把剑，是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部落时用的，那是无价之宝，据说戴笠的秘书看到那把剑带到了飞机上。飞机失事后，就找不到那把剑了。当然，这种说法过于离奇，把戴笠的死与乾隆宝剑纠缠在一起，显然是无稽之谈。

那么，戴笠到底什么是怎么死的呢？

​据悉，有一次戴笠到重庆时找一当地有名的算命先生算命，算命先生当时并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但一看戴笠的八字，就不讲话了。戴笠追问他一直三缄其口。无奈之下，戴笠只好“拂袖而去”。然后，他派一个化装成路人去问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这才说戴笠的八字全部为“火，将来会死在火里面的。结果，一语成谶，戴笠因飞机失事而起火，被烧得面目全非。

现在一个新的说法，就是说戴笠的死与有关系，因为当时戴笠太强势了。

其实，把戴笠干掉这种说法太荒唐，要知道要靠他做敌后的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对戴笠非常信任，视为心腹。而抗战胜利后，尽管军统的势力很强大，但远没有达到功高盖主的地步，当然也就没有必然除掉他。

更重要的是，当时日本人刚投降不久，国共两党是战是和还在打持久战，形势非常交着，还需要军统戴笠为了“继续服务”。

​

然而，戴笠强悍的做事风格可能得罪了其他的上层权贵。据悉，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的物资抢购由行政院长孔祥熙和戴笠两人一起负责，结果就因“分脏”问题，戴笠裸地得罪孔祥熙，双方剑拔弩张，连出面调解都无济于事。

抗战胜利后，军统势力非常强大，树大必然招风。当时包括陈果夫、陈立夫都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

其实，从常理推断，能把戴笠杀死的，显然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从防卫的角度来分析，做间谍、特务工作的戴笠的禁卫森严，他周围的人都是千挑万选的，出意外的可能性很小。种种迹象表明，能杀戴笠的人一定是他身边最信任的人。

​

而给戴笠开飞机的飞机师是最大的嫌疑，因为，最好的飞机师也有可能被买通。而如果飞机师准备“死飞”，这显然是防不胜防的。至于戴笠的飞机师是被谁买通了，目前还是个谜团。

越迷信越倒霉的高官：戴笠死在“水”和“十三”上

越迷信越倒霉的高官：戴笠死在“水”和“十三”上

来源：中国网文化

中将张淦（左一）

　　迷信“水”和“十三”的戴笠

　　戴笠原名戴春风，1896年出生于浙江江山，生活一直穷困潦倒。年轻时，他请一个人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属双凤朝阳格，但因缺水，故早年命运蹉跎，仕途难登。”戴春风深信不疑，立即更名为“戴笠”，意为雨中戴笠的农夫，这样水就充沛了。

　　机缘巧合，更名后的戴笠青云直上，当上了军统局的局长，他便更深信自己逢“水”必“兴”。此后，戴笠所有的化名全部有水，如：汪涛、涂清波、沈沛霖等。

　　1944年，戴笠手下的秘书英渠觉得“沈沛霖”用得过滥过久，便讨好主子，建议更名为“洪淼”。戴笠听后觉得此名确比“沈沛霖”水分更多，心中大喜，为此还特意奖赏了小秘书一支德制左轮手枪。

　　一次，军统在歌乐山北麓罗家湾修建房屋。戴笠请风水先生指明哪有“龙脉”，哪些地方不宜建“阳宅”，以避“雷公”和“地神”。谁知，一个管工不明情况，随意开工，戴笠便认为乱了“八卦方寸”。气怒之下，竟派人在夜里用榔头将那管工活活敲死，以做祭门之鬼。戴笠住宅的门楼因遭雷击而倒，术士说是地下藏有“诡石”，戴笠便叫人挖地三尺，可没见“诡石”。术士又说，必须“三砌三拆”方可“镇邪压怪”，戴笠竟真的命人将门楼三砌三拆。

　　戴笠还对数字“十三”非常忌讳，他的生日就是农历八月十三日，为此他特意改为“十四日”。一次，戴笠在西安与“西北王”胡宗南打麻将，打到十二圈时，戴笠不想打了，但胡宗南玩性正浓，戴笠又抹不开“面子”，便佯装肚子疼。胡宗南信以为真，连忙叫来军医。结果，戴笠看到军医背的药箱上印有“十三”字样，连忙将那军医骂走，也顾不得“面子”了。戴笠在西安霸占了杨虎城军需长王维之的一栋别墅，当他看到门牌号是“十三”时，立刻火冒三丈，叫来西安市政局局长肖绍兴吼道：“谁定的这门牌号？”肖绍兴战战兢兢地说：“您这房子确实应该是玄枫桥十三号啊？”戴笠怒吼：“什么叫确实，什么是应该，你给我改为十四号！”

　　1946 年3 月17 日下午1 时13分，戴笠的专机因大雨雷电，坠毁在南京郊区江宁板桥镇附近的戴山山腰上，戴笠的尸体在大雨中淋了三天三夜才被找到，而3 月17日正是农历二月十三日！戴笠如此迷信，如此在意“水”与“十三”，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偏偏死在“水”和“十三”上。

　　喜欢测字的“邱疯子”

　　1902年，别号“邱疯子”的邱清泉出生于浙江永嘉县蒲洲乡中埠，家境贫寒。他自幼好学，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在此期间还做过家庭教师，就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饱读诗书的“文化人”，却非常迷信。

　　邱清泉在投身黄埔前，曾刻意算了一卦，卦上说他：“运势向南，有贵人相助。”恰巧，国民革命军也在南方，邱清泉就南下广州，考入黄埔二期。此时，正值壮年，也是英气十足，使邱清泉更加觉得他的“命”在，而就是“贵人”。后来，邱清泉虽赴德留学，但他仍十分迷信。

　　邱清泉迷信的性格在后来不但未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

　　一次，他的黄埔一期大师兄孙元良和他开玩笑，找来了人称“神算”的原十六兵团监察官尹天晶给他测字，声称：“一测便可知吉凶！”邱清泉颇为认真地在纸上写了个“笑”字，毕恭毕敬地递给尹天晶，希望讨个好彩头。谁知，尹天晶看了片刻后紧锁双眉，慌忙把字条收了起来，并连声说：“不算了！不算了……”邱清泉心中直发毛，但仍强装镇定说：“君子问祸不问福，但请直言。”尹天晶低声说：“笑乃二人升天也。”

　　邱清泉顿时脸色铁青，后来，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淮海战役前，邱清泉奉命率部驻扎在河南商丘。当时，邱清泉就认为“商丘”与“伤邱”同音，心中大为不悦，并因此给上级连打了几次报告，请求撤离商丘。上级不明原因，不允许他撤离，邱清泉便自做主张，将部队撤到商丘附近，宁挨处分也不进商丘。

　　后来，邱清泉与杜聿明一同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眼见大势已去，穷途末路，可邱清泉的迷信病又犯了，他非说，“沉官！沉官！”就是这个“陈官庄”，“沉”了他的“官”。他还坚持认为：是杜聿明指挥部院子里长的那棵树，和院子组成了一个“困”字，才使他们落到如此田地，并且再三怂恿杜聿明将树砍掉，弄得杜聿明哭笑不得，只好将树砍掉。熟不知砍掉树后，人在其中，俨然成了个“囚”字，真是可笑之极。

　　沉迷风水的“罗盘将军”

　　桂系中将张淦，是“小诸葛”白崇禧手下爱将，他曾在北伐、抗战中都立过功。但其更为出名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他一生都离不开的“罗盘”，他这一迷信嗜好，不但闻名于，就是都久仰其大名。因此，江湖人称“张罗盘”。

　　1897年，张淦生于广西桂林。此人自幼就熟读《易经》，喜欢打卦。后来，张淦机缘巧合投身军界，被长官赏识一路青云直上，升至中将。据说，张淦之所以平步青云，就是他自己给算的。入伍前，张淦面对从戎和从商左右为难，便把罗盘拿出卜卦，结果，连摇了三个“巽”卦，意为“凡事皆吉”，张淦大喜，此时，广西陆军速成学校恰好招学员，张淦就毫不犹豫地参了军。

　　张淦对“罗盘”爱不释手，无论是行军作战或布阵，他都要在防区内摆罗盘看风水，甚至每次开会就坐，他也要看看罗盘，以确定座位朝向。

　　一次开会，张淦的座位被安放在西北角，但张淦“罗盘”一摇，算出会场西北角是“煞位”，会冲他，结果，他非要与别人换座位，要不宁可不坐，弄得会场主持长官哭笑不得。据说，“张罗盘”爱屋及乌，甚至把多年来一直为他背罗盘的那个上等兵，逐级提拔至少校军官。

　　1949 年11 月29日，张淦率两万残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广西玉林逼退到博白。在博白的激战中，解放军四野四十三军三八二团飞虎队趁夜向张淦的指挥部发起进攻。当副官告诉张淦，他被解放军重重包围时，“张罗盘”还不慌不忙在卜卦，卜完后满脸笑容地对下属说：“这个司令部的方位很好，定可逢凶化吉，马上就有援军来解救。”话还没说完，“援军”解放军就冲入指挥部，“张罗盘”束手就擒！

　　被俘后，张淦依然不失“罗盘”本色。在战犯管理所，他虽然没有卦，但依然“遇事必卜”，只不过“罗盘”变成了鞋子。连分配的床位，他都要用鞋子占卜，如不利于他，立刻坚持换位，为此多次受过批评，但他还是坚持。当有人问张淦，既然你如此相信卜卦，卜卦又如此灵验，为何还会被俘时，“张罗盘”气定神闲曰：“这是天意，非人力可挽回。文王善卜，尚被囚百日，况我辈哉！”使人哭笑不得。

　　张淦1959年在北京去世，他的衣冠冢被子女们迁至桂林黑山张家祖坟旁，而那坟地，也是“张罗盘”用罗盘选中的“风水宝地”。

大名鼎鼎的戴笠，在军统中为何只是副局长？你看看局长都有谁？

军统的成立

提及特务组织，相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戴笠主持下的军统。作为的左膀右臂，戴笠这个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在国民政府之中以其狠厉、狡黠著称。他在军统的一系列诸如刺杀等活动之中，都担任了决策者的身份。也正是得益于此，军统与戴笠似乎成为了那个年代人们心中的恶魔，人人谈之色变。

但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即便是在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飞机失事之前，戴笠在军统之中的职务也仅仅是副局长，职位居其上的更是先后有四位，虽然戴笠一手把持了军统大权，这些局长也正如现在的职务搭配一般，正局长之职多是虚职、挂职而已，但就这四位局长的地位而言，即便是戴笠势力最盛时也不敢造次。

关于军统的建立，其实与当时为加强中央政府集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就当时的局面而言，各个军阀势力各自为政，日本人的侵略步伐又不可能停止，于是国民政府也需要一个能够进行情报统筹、快速收集的机构，是年以黄埔军人戴笠、郑介民、康泽等“十三太保”为核心之下，复兴社建立。而后为了专门进行谍报活动，次年，复兴社内部力行社又组建了特务处。作为的得意门生，黄埔六期毕业的戴笠担任处长，这也是军统局的最前身。

但是力行社特务处的设立与之前的特工总部（1927年成立）自然也就造成了职能上的重合，而且两个机构之间互相推诿扯皮，自然而然的会影响办事效率。这种局面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变得亟需打破。

四任局长的地位显赫

1937年底，在的主持之下两大机构合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力行社特务处也成为了军统局下的二处，戴笠依旧出任处长；而是时出任军统局局长职务的乃是出自四大家族之一陈家的陈立夫。

作为实力庞大的家族，陈家权赫滔天，陈立夫更是曾担任的机要秘书职务，可谓是蒋的股肱心腹。在讲究论资排辈的内部，戴笠虽然深得校长器重有他撑腰，但他也不敢开罪陈立夫为首的陈家。

反倒是军统一处的处长徐恩曾，戴笠到没有放在眼中，二人之间本身同侪，权利争斗可谓是火热，这也让大为光火。为了协调内部关系以及应对抗战需要，1938年8月时对军统进行了重组，“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建立。原一处处长徐恩曾出任中统局；至于戴笠则水涨船高，摇身一变成为了军统的实际掌控人，为少将职衔副局长，此时的局长之职务依旧由陈立夫担任。当然此时的陈立夫虽然名为局长，但实质性工作已经被架空，戴笠所掌握的情报工作也直接向负责。

不出半年，陈立夫去职，贺耀祖履新军统局局长一职。作为国民革命中的元老级别人物，贺耀祖乃是湘军代表性人物，在1926年加入之后便屡获升迁，深得信任。这种信任也可从他被委任担任委员长侍从室一处（也就是军统的主管部门）主任职务上体现一二。

在出任侍一处主任，挂职军统局长之后，戴笠对于这位中将将军自然不敢多说。不过，贺耀祖在担任这个局长之位两年后，因为政见不一，私自放行扣押的苏联飞机的缘故，还是最终选择将他撤职。

此时军统局长之位空悬，本是戴笠更进一步的契机。 但事实上，当时内部之间的派系争斗明显。本有意用陈诚部下林蔚担纲局长的，也因为考虑到戴笠与陈诚之间的不睦，选择作罢。

终于1944年时，钱大钧这位的心腹担任侍一处主任。作为黄埔军校的教官，也就是名义上戴笠的老师，更作为陆军中将，的八大金刚之一，戴笠自然不敢作言语，甚至为了讨好这位上司，戴笠不惜大送金银珠宝来讨好这位局长，对于戴笠的孝敬钱大钧自然是来者不拒。

而且由于害怕戴笠军统的做大，特意成立了由他担纲组长，以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为组员的监管小组，对于有着上司之职、监管之权的钱大钧，戴笠那敢得罪？

而命运总是奇妙，就在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戴笠身亡与他一同的还有乾隆墓中那柄九龙宝剑，不过即便他亡故，间谍网密布的军统依旧需要运行，也随即以主任秘书职位的郑介民充任军统局长一职务。

郑介民，出自黄埔二期，还参加过孙文主义学会，的一级上将，可想地位之高。而今天的另外一个“知名人物”毛人凤则接过了戴笠的副局长之位，继续进行特务活动。

小结

军统的成立与发展，可以说与戴笠有着匪浅的关系。但作为事物的两面，军统在抗日战争之中有过不小的功绩，但它亦有对许多进步人士进行迫害的斑斑劣迹，戴笠自然难辞其咎。

而作为军统的局长，无论是陈立夫，还是贺耀祖、钱大钧、郑介民，无一不是有着老资历、有着大权势的人物，与他们相比戴笠虽然很强，但显然在讲究资历、派系的政局斗争中想担纲“局长”之职务是有些不够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