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八字格局(孔祥熙生辰八字)

合禄格成立的必备条件有哪些？

子平所谓的“禄”，即指的是正官。因此合禄就是说暗合正官而构成的一种八字贵格。

合禄格仅限于戊癸二日生于庚申时的八字，并要求四柱无官印。其其命理就是戊日庚申时的八字组合，庚金可虚合乙木官星，申金可虚合巳火印星，并以所合的官印取贵。而癸日庚申时的八字，以申暗合巳中戊土官星而取贵，此种组合要求八字年月柱不能有甲冲庚，寅冲申，以及丙丁克庚，也不能见乙卯填实官星，巳火填实印星，有则破格。

合禄格成立需要具备以下七个必备条件：

一、日干为戊、癸，时柱为庚申；

二、戊日只取戊子、戊辰、戊午、戊申、戊戌这五日；

三、癸日只取癸丑、癸卯、癸酉此三天；

四、戊日需八字不见甲乙寅卯丙丁巳等字；

五、癸日需八字不见戊巳丙寅等字；

六、戊日要生于申酉亥子之月；

七、不论戊或癸日，八字均不能构成官杀格或伤官配印格。

我们从《渊海子平》中所举的九则命例来看。

甘太尉：庚午 己丑 戊午 庚申。

史春坊：壬午 己酉 戊午 庚申。

郑知府：壬申 辛亥 戊寅 庚申。

黄侍郎：己未 丙子 戊戌 庚申。

徐殿院：癸酉 乙卯 癸酉 庚申。

程同知：癸酉 乙丑 癸丑 庚申。

杨抚安：壬午 壬戌 癸丑 庚申。

赵丞相：乙酉 癸未 癸未 庚申。

上面九个命造，有些是正格，无需通过合禄格也可看出贵气使然。甘太尉与史春坊的八字就是标准的伤官配印格，赵丞相命也是。郑知府是杀邀食制格。黄侍郎是财喜食生配印格。徐殿院是弃食就印格。程同知是金水相涵格。杨抚安是印赖杀生格。

赵丞相命月令透食，两个未为木库，自然是食多为伤，而格成伤官配印。大运行东方木运时，伤官有力，格局提高，命主贵任丞相，这是很明显并且合乎子平命理的正格八字，书中如此陈列于外格八字中，或许另有玄机而不得知……

九命里头唯有李武翼一人才符合“合禄格”的条件。书中言“李武翼命虽是多禄，却年干出丙字，行乙巳运，不合再见丙字，则失职矣。”大运填实了官印则失职丢官，这是符合这一类暗官格的命理的。

再如众所周知的孔祥熙八字：庚辰 乙酉 癸卯 庚申。大运丙戊、丁亥、戊子、此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此命局只能是合禄格。决曰“日干癸水诞庚申，生在秋冬富贵人。最忌寅来伤秀气，若生春夏惹灾频。”此命既不是印重官轻的小贵之命，也不是用印喜食的艺术人才，更不是金水相涵的格的文学之臣，而是暗合财官的大贵之命！印多喜财，申金暗合巳财，巳中有财官，所以贵为财政总长。而推断岁运吉凶祸福则以用印喜食格看。逢官杀印运则利官，逢比劫食伤则利财，逢财运则既利官运也利财运。丙戌运财星显露对命主父亲不利，丁亥运食神长生命主学业有成，戊子运官轻印重，命主仕途无望而在商界声名鹊起立足，己丑运七杀当权，命主官运顺遂，庚寅运印星做主合禄命主驰名宦海权势滔天。辛卯运后，卯酉实神对冲破格而引咎辞职移居海外，壬辰运劫财化印直到老死。

有道是，八字合禄，官星带你上高速。合禄格的格成条件，岁运规律，善学们有什么观点呢？

最厉害的家族之一：孔祥熙家族

孔祥熙（1880年9月11日－1967年8月16日）字庸之，号子渊，山西太谷人，祖籍山东曲阜，生于太谷县一个亦商亦儒的家庭，孔子的第七十五世孙。

中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亦是一名银行家及富商。孔祥熙的妻子为宋霭龄，岳父是宋嘉树。孔祥熙与宋子文、为姻亲关系。孔祥熙长期主理国民政府财政，主要政绩有改革中国币制，建设中国银行体系，加大国家对资本市场的控制等。1967年8月15日在纽约心脏病发去世。

年轻时曾在教会办的华美公学和通州潞河学院学 二十七年（1901年）赴美，在欧柏林大学学 三十一年获学士学位后又入耶鲁大学攻读硕士。光绪三十三年回国，在太谷创办铭贤学校，自任校长。辛亥革命时，先后组织太谷营务处和山西中路军政分府，任司令。1913年，赴日任中华留日教青年会总干事。1915年回太谷，被阎锡山任为山西督军署参议。1922至1925年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督办助理）等职。1926年冬，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广东财政厅长。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长。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1929年兼国货银行董事长。1930年12月，工商、农矿二部合并为实业部，任实业部长。从1933年起，任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及行政院长。1935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又任中央信托局理事长、中央常务委员等职。1936年兼整理内债委员会委员长、振济委员会委员长。1938年任行政院长。1939年任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副 、行政院副院长。1944年11月被免去财政部长一职，次年又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四处副 等职。1947年去美国。其主要言论编有《孔庸之先生演讲集》。　　 孔祥熙是的亲戚，又极度拥蒋。当1933年和宋子文发生矛盾时，蒋就让他取代宋子文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由他掌握财政经济大权达11年余之久。在任职期间，他发表了许多有关经济的言论。有些言论本身是正确的，甚至还比较深刻，但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或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可能只是说说而已；有些则纯属对政策或现状的辩护之词。他采取一切手段加强对人民的搜括，从财政上支持的统治；他不断加强对民族资本的控制，发展和壮大官僚资本。他还利用亦官亦商的地位巧取豪夺，为自己聚敛财富。他和下属的营私舞弊及家人的利用特权，在抗战时期常受到舆论的猛烈抨击。抗战后期，因物价飞涨，贪污行为被揭露，加上的派系斗争而被迫下台。对于孔祥熙，我们不仅要看他发表了什么言论，更重要的是还要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对他有完整的认识。　　 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可归纳为发展实业论、银行论、货币论和财政论四个方面。　　

　　一、发展实业论　　孔祥熙自称在美国留学时即抱定了“提倡教育，发展实业”八个字的“救国志愿” 。1928年4月任工商部长后，他发表了《工商行政宣言》，提出16条纲要 ，主要内容为：（一）谨遵总理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开发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计。（二）修定工商法规，革新税制，切实保障工商界。（三）重用专门人才，使得尽其所长，奖励及保障发明。（四）会同主管机关，协筹保商政策及修正商约。（五）审定劳工法规，积极促进劳工福利事业。（六）奖励工业改良，改善工商管理，应用科学方法改进固有手工业及家庭工业，推广国货销路。（七）推广工商教育，注重职业指导，为妇女谋职业均等机会，保护及教育童工女工。（八）创办工业试验所、工商访问所，编制工商统计及其他工商事业调查研究报告。（九）酌设驻外商务人员，于必要时特派专员至各国调查工商事业，供本国工商借镜。（十）保护工商侨民，予回国协谋工商建设者以各种便利。（十一）筹办国营大工业，国家不再举办各种已著成效的民营工商事业，以免与民争利。（十二）提倡中外亲善通商，在互惠平等及尊重我国主权、法律范围内利用外资，振兴大规模之工商业。（十三）厉行出口检查，力杜搀伪，筹设对外金融机关，增进运输便利，充分发展输出贸易。（十四）规定相当标准，随时检查进口货物，取缔劣等货及妨害物输入。（十五）制定度量衡标准，设所制造，分期推行。（十六）征集中外特产，创设中华国产馆、商业博物馆，筹备大规模之建国博览会。 　　16条纲要可以说是面面俱到。1930年12月孔祥熙任实业部长后，又发表《实业行政宣言》，提出施政纲目33条。纲目中提到的实业范围为“工商农林渔牧矿垦各业”。总的目标是：“政府首当实施林垦政策，开发东北西北西南各省荒地，移民殖边，以裕民生而固国防，俾人口得平均分配，地力得广泛利用。更应奖励农林渔牧，开发矿藏，使地无弃货，人尽其力，以增加生产，恢宏工业，庶使百业兴盛，产品日增，出口贸易，得以充分增进，国民经济，得以充分发展，劳资协调，民生乐利，总理实业建设之方略，即可早日实现。”

与孔祥熙

　　 在《工商行政宣言》中，对国营工业的调子还比较低，提到“各种民营工商事业之已著成效者， 国家即不再行举办，以免与民争利”。而在《实业行政宣言》中，国营工业专门列了一条。第19条说：“筹办国营工业，举凡具有基本性质如酸碱煤膏棉毛及铜铁冶炼等重要金属之工业，与夫机器造纸制糖人造丝，暨制造各种动力机关等大规模之工业，非私人能力一时所能兴办者，均拟斟酌缓急，分别进行，以资倡导。”可见准备兴办的国营工业相当广泛。民营工业也列了一条。第23条说：“保护各种民营工业，并扶助其发展，俾便在国内市场，得有充分之能力，与舶来品竞争，以为经济自立自给之准备。” 　　 1931年11月12日是诞辰纪念日，孔祥熙在中国经济学社作题为《如何实现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的演讲，提出了六条发展实业的政策：关税自主，开发交通，活动金融，严定法规，发展科学，劳资合作。其中劳资合作的要点有三：规定各种实业股份的最少金额单位，使工人有力投资，随时可成为实业股东；各种实业经营利润应提若干成给工人，并举办各种改善工人生活福利事业，如居住、教养、娱乐、医院、保险等，使工人对工作场所休戚相关；经营实业者举办工人储蓄，优给利息，使工人零星小款逐渐变成股本，不作无谓消耗。最后，孔祥熙将他的实业政策归结为48个字：“努力开发　　富源，实行政府保奖，提倡劳资合作，利用散碎藏金，改良旧有工业，重用专门人材，采取保商税则，扩充水陆运输。” 孔祥熙的六条实业政策，对发展实业无疑都是重要的，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如“劳资合作”一条，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国共两党处于武力对抗的状况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孔祥熙对农村破产、农业凋敝发表过不少言论。1934年他说：“中国是农国，所以国的根本就在农村。现在各地土匪蜂起，盗贼如毛，就是由于农村破产的缘故。” “我国以农立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业不振，则整个经济因而衰败。” 他强调要救济农民，提到的办法有增加农业生产，发展农村工业，废除苛捐杂税，改良农村金融制度（提倡农村金融合作社，设立农工银行）等。对于农民的土地问题，孔祥熙于1938年曾表示：“农村土地问题之根本解决，当依照本党平均地权政策，使耕者有田，劳者得食，在此抗战时期，固不宜操之过急，亦须积极施行，稳健推进。”他所说的“耕者有田”，是要由农民出钱向地主买田，叫做“赎土归佃”，“地主逐渐收回其地价，投资于生产事业” 。他提出先在陕北各县试行，同时江西亦“试行分配农田”。试行地区放在陕北和江西，陕北靠近中央的所在地，江西是原来的中央苏区所在地，选择这两个地区是有深意的。但即使是采取“赎土归佃”的办法，抗战期间也根本不可能试行。　　1936年，孔祥熙作题为《自力更生与经济复兴》的报告。他说：“我们要复兴经济，自力更生政策，是最可靠的。我们实行这种政策，并非有拒绝外人投资的意思，正是因为目前外人没有投资的力量，我们不能坐以自困，而且专靠外人是不行的，不能不采取自救的方法。” 自力更生并不否定利用外资，但外人的投资有限，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

宋子文与孔祥熙

　　 1939年抗战两周年纪念，孔祥熙发表《长期抗战与生产建设》，对战时经济建设发表了意见。他提出要以西南、西北地区为“建国复兴的根据地”。他说：“西南西北关山阻隔，形势优越，敌人倾百万之师，穷两年之力，不能深入。由此证明西南西北的建设，不仅可以应付目前的战争，亦且可为国家久远建设之理想地带。”对于工业建设，他指出过去“多就一时一地之需要，为局部的经营，故发达每呈畸形”。机器制造业“仅着眼于军事上之需要，对民生日用品之制造，未加注意，此为性质上之畸形”。工商业的创设“多因机器交通上之便利，集中于沿海口岸，未能注意于内地之开发，此为地域上之畸形”。他提出今后要进行“有计划之建设，凡重工业之有关国防者，以国营为原则，应依据资源分布，及国防需要，分区建设。轻工业之关系民生者，则以政府协助民营为原则，并应尽量设法使其农村化，一以避免产业集中都市之病，一以吸收农村广大剩余劳力，使从事于生产事业，并加强农业与工业之连锁关系，期能相互为用，分途并进。”还要发展矿藏和交通：“交通与国防军事以及国民经济之关系，最为密切。今日世界上任何国家，欲致富强，必先发展交通，而其国家的文明程度，几完全与交通发达情形成正比例。” 关于矿产的重要性，1942年他又说：“欲求工业之发达，固必先致力于矿产之开发也。近世战事，以工矿为建军之本，成败之数，大半决于工矿。” 　　孔祥熙原来主张保护贸易，但在1943年他又提出了互惠贸易的主张。他认为：“过去世界上关于贸易问题，尚有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两派，这两种贸易政策皆有偏弊，非促进人类幸福的办法，现在都已渐渐落伍，成为历史陈迹。” 他说1937年他到美国时，曾会见现任国务卿的赫尔。赫尔主张互惠贸易，孔祥熙认为“此实贤明进步的见解，我个人表示十分同意”。　　以上孔祥熙关于发展实业的论述，以任工商部长和实业部长时最为系统。当时国民政府官僚垄断资本尚未形成，对发展民族资本还有一定的热情，故发表的言论比较符合时代的要求。其中有些主张在一定的程度内得到了实现，如1929年实现关税自主，1931年裁撤厘金等。但是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孔祥熙终究要成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所以他的发展实业的主张大多只能是一种口头的标榜。　　

　　二、银行论　　孔祥熙很重视金融。他于1931年提出六条发展实业的政策，第三条就是活动金融。他说：“中国币制紊乱，又无强健有力之金融机构，是以经济事业，不易发展”。中国的现金并不缺乏，“其病在不能集合，不能流通”。应建立健全的金融机构，“能得到人民之信任，吸收存留于人民手中及埋藏地窖内之金银，以存于银行”，再推广储蓄及简易保险等业，收集零散资金，集少成多，用来兴办各种实业和供农工商民需要。“使金融活动，犹如人身之血脉流通。如此则各种实业，自易顺利发展，十年廿年后，便可迎头赶上西洋，实现民生主义之经济建设。”要通过健全银行机构来吸收资金，“使金融活动，犹如人身之血脉流通”。以后仍常以金融比血脉。1939年他指出：“金融似流水，应使之融会贯通，亦犹如人之血脉，遍行全身，血脉不流通，人必致死亡，金融乃国家之血脉，其与财政，表里为用，关系綦切。” “金融与财政之关系，最为密切，有健全之金融，而后始有健全之财政，诚以金融与国家经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如金融不健全，一切事业无从进行” 。1941年他又论述了金融、财政、经济三者的关系：“抗战以来，我国金融措施，一向抱定下列方针。即以财政之力量，控制金融，方可导入正轨；以金融之力量，扶助经济，方可促其发展；更以经济发展之力量，充裕财政，方可巩固其基础。盖财政金融经济三者，必须呵成一气，方可收相互为用之功。” 金融和财政紧密结合在一起，反映了近代中国的一个特点。　　发展金融需要有健全的金融机构。孔祥熙又说：“金融之机构如血液之脉络，血液运转必赖脉络，金融流通必赖机构，无健全之金融机构，以司主管运筹之枢纽，仍不能视为完善金融制度。” 最主要的金融机构是银行，可见孔祥熙对发展银行的重视。　　1933年11月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次年8月美国开始向海外高价收购白银，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发了中国1934~1935的严重金融危机。孔祥熙利用当时中国金融界的困难处境，用发行金融公债的办法，对中国、交通银行以及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等商业银行实行增资，控制了这些银行，形成了以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为核心的官僚资本金融体系。“并将银行业务，重行划分，除中央银行规定为银行之银行外，中国银行为国外汇兑银行，办理对外贸易及汇兑，交通银行为实业银行，办理工商业放款，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扩展农民银行，成立农本局，组织合作社，实行农村低利放款。” 　　作为解决金融危机的重要对策是在1935年11月4年实行法币政策。在宣布实行法币政策时，孔祥熙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宣言》 。《宣言》对今后的中央银行制度作出了如下承诺：中央银行要改组为中央准备银行，主要资本由各银行及公众供给，使它成为超然机关，能以全力保持全国货币的稳定。“中央准备银行应保管各银行之准备金，经理国库，并收存一切公共资金，且供给各银行以再贴现之便利。中央准备银行并不经营普通商业银行之业务，惟于二年后，享有发行专权。”1936年5月他又在一次演讲中说，要将中央银行的商股总数扩充至资本总额的60%，“以示与民共有而便使中央银行处于超然地位，尽银行之银行的职务” 。“中央准备银行”后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曾拟订《中央储备银行法草案》，并经立法院通过。《宣言》还谈到要健全中国的商业银行制度，“设法增加其活动能力，俾其资金充裕后，得以供应正当工商企业之需要”。同时还要专设办理地产抵押业务的机关，修改现行法律，“务使抵押质权更为稳固”。因抗战发生以及金融垄断的利益，这些都未成为事实。　　

　　三、货币论　　实行法币政策并不是孔祥熙的创造，事先国内已经有这方面的舆论 ，而且据说孔祥熙并没有参与法币政策的拟订 。　　实行法币政策意味着放弃银本位，但孔祥熙不敢承认。在财政部的《新币制说明书》中有一小节为“新货币制度绝非放弃银本位” ，理由是中央造币厂仍按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铸造银币，“法币之准备，仍以现银为基础，保持以前之准备办法，有多少准备方可发行多少法币，法币与现银间并未脱离关系”。“所以新货币制度，不是放弃银本位。而是增加银本位之健全，亦不是纸币政策，而是企图法币流通之充实。”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白银已收归国有，是否继续铸造银币并无实际意义。即使是实行同以前一样的准备制度，纸币不能兑现，就已经成为不兑现纸币流通制度，而不再是银本位制，“绝非放弃银本位”完全是掩耳盗铃式的申辩。孔祥熙自己则提出“通货管理”的概念说：“此次停止行使硬币，既非通货膨胀，亦非纸币政策，乃为实施通货管理” 。照他的意思，纸币政策仅是指“无准备金发行”纸币的政策。关于新币制的性质，《说明书》说仍是银本位，孔祥熙又说是通货管理，自相矛盾。其实，无论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可以实行通货管理，将纸币政策和通货管理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提出这样一些理由，反映了孔祥熙在法币发行初期对放弃银本位的遮遮掩掩的态度。　　《说明书》还有一小节是“新货币制度绝非通货膨胀”，理由是：“新货币制度对于法币发行之准备，并未变更以前之规定，发行法币需要全额准备，既未变更，而准备中六成现金及四成保证准备之比例，亦未变动，自与通货膨胀有别。” 孔祥熙在《宣言》中则说：“政府对于通货膨胀，决意避免。关于财政整理之措施，业已准备就绪，再历十八阅月，国家预算即可收支适合。”当时根本不具备财政收支平衡的条件，事实上法币的发行就具有弥补财政赤字的作用，“再历十八阅月”即可收支平衡的保证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说准备制度不变就不会通货膨胀，更是欺人之谈。用法币收兑银元，用这些银元作为准备金，而现金准备只占法币发行量的60%，这样就能大大增加法币的发行。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日益加剧。但孔祥熙一直不承认纸币发行过多，多次发表否定通货膨胀的言论。1939年10月他说：“我国法币，现金准备始终维持六成以上，视欧美各国仅有二三成现金准备，我胜于彼远矣。”他承认单靠现金准备不可能保持纸币币值的稳定，还必须控制发行数量，指出：“苟准备充实，而发行无度，仍不能维持其价值”。但对于发行数量，他却说：政府“对于法币发行，始终抱谨慎态度，抗战二年，发行额与战前比较，虽有增加，然以后方各省向系缺乏货币流通，及当前开发生产需要之故，为数实不为多，绝未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之弊害”。1940年1月他又说：“发行数额是否逾量，不在乎数目字之多少，而全以是否适合于社会之需要及已否超过饱和点而定。若秉此观点以衡量我国之发行数量，不但未超过饱和点，并且反在饱和点以下。” 这是孔祥熙为通货膨胀政策辩护的理论。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纸币发行数量虽然增加，而其所代表的价值总量反而降低，因此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这就是法币“不但未超过饱和点，并且反在饱和点以下”的真意。不管纸币贬值到何种程度，它永远也超过不了“饱和点”。　　 1941年5月，孔祥熙又提出否定通货膨胀的一个理由说：“如果通货膨胀，法币过多了，那末物价上涨，应该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中国的物价，各地之间，相差很远，例如四川比较高，难道四川的法币太多，通货膨胀了，其他物价较低的地方，通货便没有膨胀吗？”他还举几天之间的米价波动说：“难道说前几天通货膨胀了，这几天通货又紧缩了吗？”他要以此证明，“我们现在可以说根本上还没有通货膨胀，自然不能说物价上涨，是通货的关系了”。他又以重庆借款利率高达三分、内地高达四分五分为例，说明筹码（法币）的不足。因此得出结论说：“总之，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完全心理作用所造成，当然只有严格管理，才可稳定物价。” 这完全是强辩。各地物价上涨率不同，并不足以证明不是通货膨胀。利率的高低则决定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而且通货膨胀会促使利率的提高，因为贷放者要以提高利率来弥补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失。至于心理作用，本来就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看涨心理的形成只能从通货膨胀的客观存在中得到解释。

何应钦为孔祥熙祝寿

　　 1942年7月，孔祥熙又说：“我们发行的准备，规定要有六成现金准备，四成保证准备，其所发纸币，自然不落空的。且按之实际，通货又何尝膨胀呢？到本年四月止，法币的总额，不过是一百七十万万元，较之战前国内流通筹码达二十二万万者，至今已仅仅增加了八倍半左右，如果说物价高涨是因为通货膨胀的话，为什么物价不也涨八倍半左右呢？可见物价之涨，物资缺乏的原因，大于通货的原因” 。他所说的数字除1942年4月的法币发行数字不错外，其余都不可靠，既夸大了战前的法币发行量（1937年6月的法币发行量为14.1亿元），又大大缩小了讲话时的物价上涨率。如以1937年6月的法币发行数和物价为1，据统计，1942年4月的法币发行指数为13.12，重庆基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为41.18 ，物价的上涨速度早已大大超过法币增长速度。至于物资缺乏，反过来说就是通货过多，用“物资缺乏”来否定通货膨胀，也根本不能成立。　　 直到1943年，孔祥熙还在否定通货膨胀。他说：“一般不明实情的人，归罪于通货之膨胀，他们不知货币学上之所谓膨胀，是指超过需要而言。现在我国各地方多感通货之不敷，筹码之不足，周转不灵，这种情形，能称为通货膨胀吗？”他仍用实物供应不足和人们的心理作用来解释：“通货价值之高低……是在实物供应之是否丰富。所谓[通]货者，即代表实物之筹码，如仅有筹码而无实物，则此项空洞的通货，便无价值，现在物价的变动，其原因就在供求的有无问题。”关于心理作用，他说：“心理上的作用也很大，大家对于物价看涨，出卖者加价出售，收购者囤积收藏，情势因之更坏”。这两条的所谓理由，前面已作过分析，这里就不重复了。　　战争时期，通货膨胀是难以避免的。政府应该尽量降低通货膨胀率，而不是想出种种理由掩盖已经存在的通货膨胀现象。孔祥熙既不能有效地降低通货膨胀率，又不能坦率地承认通货膨胀的事实，只是想出种种歪理来否认通货膨胀，充分反映了对人民进行欺骗的实质。　　

　　四、财政论　　关于财政的作用，孔祥熙曾表示不能仅限于征税聚财。1936年他指出：“理财者之使命，不仅须有征税聚财之消极功能，更须斟酌时代环境，力谋财政建设，直接间接，为社会经济求发展，为国家民族求富强……而其要旨，则必以国计民生为依归。”他解释“国计”说：“所谓国计，非仅充府库，足国用而已，必也于足用之外，谋所以利用之方。”又解释“民生”说：“所谓民生，非仅薄赋敛，不扰民而已，必也于与民休息之余，更力谋人民富力之增进，凡有关平均人民负担，发展人民生产，改进人民生活诸端，均应作积极之建设。” 这是说理财的目标应比充府库、足国用、薄赋敛、不扰民的要求更高，要力求促进经济的发展，接近于中国古代的广义理财思想。　　从理论上说，孔祥熙很懂得增加财政收入要从培养税源入手。1933年他指出：税收的“重要根源，尤在振兴社会的繁荣，运用金融的灵活，使商货流通日益便利，市场销流日益畅旺，则不待税率之增加，而收入自能充裕”。“就财政计划言之，则不因征敛而伤民力。举办税项，当注重普遍而轻征，使得生息孳乳，培养税源。” 1938年他告诫财务人员说：“理财要顾全民力，不可竭泽而渔：要想国家的财政充裕，必须要税收畅旺，要税收畅旺，必须要培养税源，所以善于理财的人，不专以搜刮为能事，而要以扶植民力为先务。要知道办理财政，不是掠夺性质，而是先有耕耘，然后才能有收获的。” 所谓“扶植民力”，就是要发展经济。　　孔祥熙理财的根本方针是“开源节流”。1939年他说，“本人就任时，本先圣之指示，以开源节流为理财之方针” 。对开源节流的解释，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往往不同。如1933年说：“关于将来财政的方针，不外是开源节流。不过要开新的税源，应从培养旧的税源入手……在节流方面说，不外确守预算，抱同甘共苦之决心，节省无益的糜费，以增加行政的效能为主。” 1938年说：“财政上所谓开源者，简单的说来，就是增加税收。” 1939年说：“对于开源，则着重于培养民力，增加生产，谋金融之充分流动；对于节流，则着重于合理支配，调剂缓急，撙节不切要之开支，用以促进建设事业，充实国防设备。” 1940年又说：“在开源方面，注重发明与创造，在节流方面，要废止使用舶来品，抑制消费，以余款贡献国家。” 　　1939年10月，孔祥熙又提出“财政为庶政之母”的观点，将财政工作提到了政府各项工作的首位。他说：“财政为庶政之母，所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种设施，皆赖有健全之财政政策为之策动，国家整个政策之能否推行，全赖财政情形以为转移，故财政之良窳，可以卜国家之盛衰。” 经费充裕确是推动政府各部门有效工作的根本保证，但“财政为庶政之母”，财政“可以卜国家之盛衰”之论过分突出了财政，并将经济从属于财政，这同一年前所说的“要以扶植民力为先务”已有了差异。片面突出财政的作用，反映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越来越困难的处境。唯财政论的指导思想势必走上竭泽而渔的道路。事实上当时孔祥熙提出的战时财政政策就具有这种倾向，他说：“故为树立健全之战时财政政策，应以公债为主干，以增税为后盾，以极谨慎之发钞流通产业金融为临时之补充，实为理论上与经验上不易之论。” 发钞实在谈不上“谨慎”，也不是“临时之补充”，而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　　 农村经济凋敝，孔祥熙认为是由于苛捐杂税所致，他企图通过整理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确定地方预算等办法来解决。1934年5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即以此为主要议题。此前，孔祥熙作了题为《救济中国经济危机》的报告，谈到农民负担太重的情况说：“中国现在的农民负担实在也太重了……裁厘之后，没有适当的替代税，地方当局遂增加田赋附加，以为弥补。现在合计此种附加，有至卅余种。厘金征收取诸全民，田赋增加则全部责诸农民负担。以至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不但凶岁不免于死亡，即丰收之年，也因税捐重重，不克安身。” 因为他把农民负担重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地方附加税太多，所以又提出要整理地方财政，“以量入为出为主，不得量出为入”，而且要“从确定地方预算入手” 。编制地方预算的审核办法是：“县预算由省核定，余款解呈省库，如有不敷，由省库补助。省预算由中央核定，余款呈中央核准积存，为建设之用，如有不敷，再由中央补助。” 孔祥熙的观点反映了国民政府统治区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因此在财政会议开会词中，他又特地谈到：“中央与地方原属一体，休戚相关，原无畛域可分。当此危急之秋，尤赖于精诚团结，以度难关。”“财政为国家命脉，正如血液之于人身，必须全部流通，始有健全之体力。倘一段一节，各自为谋，势必偏枯而至僵仆。” 财政会议通过了100余条议决案，为推行他的主张造了一些声势。1938年他说已废除苛捐杂税5 000余种，废除税款6 000万元 。

　　 抗战时期孔祥熙实行了许多增税办法，都作了一些理论性的说明。这里仅举专卖为例。专卖于1941年由五届八中全会通过，1942年开始实行。专卖的商品有盐、糖、烟类、火柴四种。1944年7月首先废除糖专卖，随着孔的下台，次年2月其余三种专卖亦被废除。专卖收入所占全部税收的比重，1942年为48.5%，1943年为25.%，1944年为11.4% 。专卖本来只是为了取得财政收入，但孔祥熙将它提高到实行民生主义的高度，称之“为实现民生主义之一环”，其目的有三：创造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消灭居间剥削阶级，调节社会供需关系；不仅以财政收入为目的，同时更注意经济之调剂，及民生之需要 。除三条目的（又称“三种原则”）外，还有四种特色：提高专卖物品的品质，以保护人民健康的生活；提高专卖物品产制的标准，以为发展国际贸易之基础；于寓税于价之中，更采寓禁于征之精神；暂取统制管理的方式，充分与工商合作，而不急遽地将物品之产制运销，悉由政府独占 。中国历史上有些通过官营工商业以获取商业利润的主张，要加上调节贫富、抑制兼并、平衡物价等帽子，《管子•轻重》为其典型。孔祥熙的专卖理论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盐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一种专卖商品。孔祥熙在题为《盐专卖制度之实施与干部训练》的报告中联系历史来作分析。他承认历史上的盐专卖“完备之时少，破坏之时多”。认为“此皆由过去政府对于专卖缺少缜密之计划，管理之法既未甚善，而人事配备亦未合理”，需要“惩前毖后，加意改进”。他针对性地提出了三条：（一）缜密计划。他说：“计划为一切事业设施之母”。“明初盐法于生产方面规定甚详，然以开支之数过多，不能与生产数量配合，明代盐法终于破坏。反之，如刘晏之就场专卖，范祥之改行钞法，事前均有预定方针，详密计划，故终晏终祥执政之时，有利无弊，则事前计划之缜密与否，实为事业成就之主要因素，昭然明甚。”（二）科学管理。专卖政策“能否成功，管理之是否合理，为其关键之一”。“过去专卖失败的原因，即由主持者未能运用商业上之管理方针”。他主张“运用工商业管理之原则，以增加盐业生产及经营之效用”。（三）健全人事。他说：“立法需人，行法亦需人，故人事问题，为任何行政机关首须解决之一环。人事健全，则全部难题即已解决其大半，所谓人事健全者，不仅谓能选贤与能，而尤须注意机构组织之合理，工作分配之协调，并建立完备之人事制度。” 孔祥熙提出的专卖管理的三条原则，应该说不仅对于专卖，对一般经济管理也是适用的。但是历史上专卖政策的失败，由封建政府经营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所谓缺少缜密计划、管理之法未善、人事配备未合理，其根源都在于此。国民政府的专卖是在统治者极度、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救急措施，根本不可能实行孔祥熙所说的三条原则。专卖商品原来都是民族资本家经营的，实行专卖加剧了统治集团和民族资本家的矛盾。专卖商品要限制销售价格，只能压低进货的收购价格，又加剧了政府和生产者的矛盾。负责专卖的官员掌握专卖物资，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则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专卖制度只存在三年时间就宣告彻底失败 。

宋霭龄是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她是一个有心机、才气、胆识的奇女子。她从来没有走上过政治舞台，却在背后影响着蒋宋孔的家族命运，她创造了宋家的神话。宋蔼龄嫁到了山西县城，却积累了雄霸天下的巨额财富，身为委员长的对这位大姐也是毕恭毕敬，她似乎从未存在却无处不在。

宋霭龄是名扬上海的大家闺秀，孔祥熙是山西小县城的大她9岁二婚头。

他们之间感情是如何构建的呢?

1910年，21岁的宋霭龄留学归来，先是在父亲的华美印书馆工作，后由父亲宋嘉树的引荐，担任的英文和行政秘书，负责处理的书信及文件。宋霭龄和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也对由崇拜到暗恋。父亲宋嘉树及时发现了苗头，适时地将孔祥熙介绍给了宋霭龄。

孔祥熙在1908年和在潞河书院的同学韩玉梅结为夫妻，婚后三年发妻因染肺病离世，没有留下子女。后来孔祥熙追随前往日本，担任中华留日教青年会总干事，从而结识了宋嘉树。

孔祥熙虽然丧偶且年龄稍大，但在精明的宋霭龄看来，他正处在人生黄金期，他虽然没有名声显赫，但善于经营，富甲一方，有着耶鲁大学的留学背景，英语流利，性情温和且圆滑世故，商人做派，两人有着相似的金钱观和价值观。宋霭龄在权衡利弊后觉得婚姻就是资源优化组合，利益才会最大化。1914年春天两人在日本横滨举行了婚礼。结婚当天早晨大雨滂沱，婚礼开始时却阳光明媚，此时的孔祥熙慨叹，“这是大吉大利之兆啊”。这是宋家唯一被投全票同意的婚姻，是一段都被看好的婚姻。

1918年宋霭龄的父亲宋嘉树逝世后，做为家中老大的宋霭龄，掌管着宋家的命运，她凭着政治敏感来判断是宋家和孔家的军事靠山，极力撮合宋美龄与蒋联姻。

孔祥熙也是蒋宋姻亲关系的受益者，孔祥熙和宋霭龄结婚，使得孔祥熙如虎添翼。官运财运样样通。孔祥熙本人出色的能力，开阔的视野以及对危机的应对能力，也使得孔坐到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的宝座。他改革货币政策为中国战时经济积累了一笔很大财富。一度成为财神爷、的钱袋子。宋霭龄孔祥熙婚后为丈夫出谋划策，做官商结合的生意，敛财聚财。海内外都有产业，至此走上了人生巅峰。宋家被称为‘第一家族’也和宋霭龄的悉心经营有关。

在她看来选择孔祥熙是她最明智、最幸运的选择。事实上也是如此，婚后的孔祥熙对宋霭龄百依百顺，一片痴情，孔祥熙爱上了宋霭龄的精明能干，两人互敬互爱、享受其中，终身偕老。夫妻先后生下二儿二女。宋霭龄在收获财富的同时也收获了爱情。一生陪伴走来，没有浪漫但也过得岁月静好，她和孔祥熙白头偕老，儿女双全，堪称人生赢家。

孔氏家族源远流长，到了孔祥熙这一代，已是圣人孔子的第七十五代子孙了。时期，孔祥熙曾任政府行政院的副院长、财政部长，又与、是连襟关系，可谓位高权重，孔家成为中国最为著名的四大家族之一。

1941年，美国曾冻结中国私人银行在美的存款，私人存款达一亿一千八百万美元，这里的美元含金量是很高的，一辆美国福特牌轿车也不过三百美金。到了1948年，私人存款高达五亿美元。期间，中国正处在战争时期，国家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而在美国的存款却高了数倍，这要不是那些官员贪腐又是哪来的呢？后来据所道，四大家族中，蒋、陈两家确实没有钱，而五亿的私人存款孔、宋两家又占多少呢？

有着“傅大炮”之称的傅斯年，曾任北大校长、参政院参政员，他对孔氏家族的贪腐行为甚是不满，炮轰孔祥熙，一是要斥责他在美金公债蓄储券事件中贪腐行为，二是要求财政金融总清算，这就等于要与孔祥熙算贪腐总帐。孔祥熙被迫于1944年退出政坛，1945年7月又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后移居美国。

孔祥熙生育二子二女，除小儿子有一个混血独苗外，其它三儿女均无子嗣。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意识的国家，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没有了子嗣就是断了香火。纵使家有铜谷金山、泼天豪富，但家丁不旺，又有什么用呢？

随着孔祥熙退出政坛和金融管理界，孔家便失去了权势、地位和名望，再加上香火不旺，逐渐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