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谅八字(陈友谅八字命格详解)

朱元璋平灭陈友谅后，曾掠其小妾入宫，后来为何又深以为悔了？

明人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里有这样一段记载：“高皇帝提一剑芟群雄，于所平诸国妃主，无选入侍者。惟伪汉违命最久，上心恨之，曾纳其妾，旋即遣出，深以为悔。”

该记载的意思是：高皇帝朱元璋提一剑削平天下，对于各割据势力的妻妾都毫无侵犯，惟独因为伪汉陈友谅的抗拒时间最长，高皇帝愤恨难平，劫掠了他的小妾，但很快就放归了，深以为悔。

《万历野获编》的书名已经告诉了我们，书中所记事迹是从野外收集到的，属于野史，事不一定确，信不信由您。

那么，这段记载可不可信呢？

应该说是可信的。

因为，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 颁布的《明大诰》中就有写：“朕在天下尚未平定时，攻城略地，与群雄并驱十四年，在军中从未妄夺一妇人女子。唯有攻下武昌以后，因恼怒陈友谅屡屡起兵相犯，故夺其妾而归。”

那么，朱元璋后来是不是“深以为悔”了呢？“深以为悔”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查继佐的《罪惟录》和何乔远的《名山藏》脑洞大开，讲述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

朱元璋收纳了陈友谅之妾阇氏后，册封为妃。阇妃在宫中生下了陈友谅的遗腹子朱梓。朱梓长大后被封为潭王，赴封地之前向母亲告别。阇妃告诉他身世，说：“你是汉王陈友谅之子，你父被杀，我为你忍辱偷生于此已二十年了。你到封国后要找机会为父报仇。”朱梓这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在认贼作父，愤恨不已，到了长沙，日夜筹划起兵复仇，并在一铜牌上写了“宁见阎王，不见贼王”八字，很有几分越王勾践的气概，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复仇。不料风声泄漏，朱元璋派徐达之子魏国公徐辉祖前到长沙讨伐。朱梓知事不可为，抱幼子在城上绕行数周，掷下八字铜牌，然后回宫举火，全家葬身火海。朱元璋恼羞成怒，以“妖星乱宫”为由，大肆杀戮宫人。马皇后诚惶诚恐，赶紧脱去簪珥待罪，仅以身免。

如果《罪惟录》和《名山藏》所记属实，那朱元璋养虎为患，自然是“深以为悔”了。

但是，这则夭折版的“王子复仇记”是经不过推敲的。

首先，查记载皇帝家族世系的谱牒《玉牒》可知，朱梓生于洪武二年（1369年），陈友谅死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10月，二者间差了六年，说朱梓是陈友谅的遗腹子根本就不成立。

另外，朱梓是朱元璋第八子，他上面有一个哥哥，名叫朱榑，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齐王朱榑生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12月，距离陈友谅的死亡时间也有14个月，同样不可能是陈友谅的遗腹子。

还有，说朱梓自焚后，马皇后惊惧得脱簪珥待罪。可是马皇后早在洪武十五年（1382）就已病逝，怎么可能会在洪武二十三年脱簪珥待罪？

所以，查、何二人的记载完全是捕风捉影、一派胡言。

而《万历野获编》也已经说了，朱元璋劫掠到陈友谅的小妾后，“旋即遣出”，又很快放归了，她并没有在宫中生养有朱元璋的子嗣。

《万历野获编》还特别补了一笔：“野史讹传为曾生潭王，复叛诛，不知潭王与齐王同为达定妃所生，自坐犯家事自焚，初不叛，亦不受诛也。”

即潭王朱梓为陈友谅小妾所生属“野史讹传”，潭王朱梓和齐王朱榑其实都是达定妃所生。说潭王“复叛诛”为“野史讹传”，潭王之死是“自坐犯家事自焚，初不叛，亦不受诛也。”

这“坐犯家事”又是指什么事呢？

原来，潭王朱梓的王妃于氏是都督于显的女儿。而于显之子宁夏指挥于琥被卷入胡惟庸案，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被杀。朱梓夫妇认为自身难免，就举火自焚死了。

这里再说说朱元璋掠陈友谅小妾事，他在劫掠不久之后便已放归，为何会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明大诰》中旧事重提呢？

且说，朱元璋当皇帝后，认真总结了前朝的兴废教训，认为元朝失败的原因是朝廷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因此主张以猛治国，刑用重典。洪武初，他进行了一系列立法，以严法重刑绳诸吏民。到了洪武十八年，亲自“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颁行天下，目的是仿效周公以“当世事”警诫臣民，永以为训。

则颁布《明大诰》的初衷，就是总结教训，引以为戒。

《明大诰》在提到掠陈友谅小妾一事的后面，是这样总结的：“朕忽然自疑，于斯之为，果色乎？豪乎？智者监之。朕为保身惜命，去声色货利而不为。盖为慕声色货利者数数，朝兴暮败。”

意思是，我收纳了陈友谅之妾之后，忽然怀疑自己这种做法，究竟是好色呢？还是气魄大？智者自可明察。我最终为了爱惜身体保护性命，远离声色财物。那些汲汲于声色货利的，终不免朝兴暮败。

朱元璋这是在现身说法，劝导臣下不要为“声色货利”所惑、所累。

也正因如此，明初官员在对待“声色货利”态度上，比唐、宋、元几朝更有原则性。

明代王錡在《寓圃杂记》中不无自豪地称：“唐、宋间，皆有官妓祗候，仕宦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正人君子亦多惑矣。至胜国时，愈无耻矣。我太祖尽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其风遂绝。”

汉王陈友谅：唯知强权狠毒，不懂天道人心，弑君负友怎得万里江山

元至正二十三年 七月二十二日 鄱阳湖

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喊杀声和爆炸声震耳欲聋。视线中充斥着浓烟、箭矢和被炮弹激起的水柱。

早已被鲜血染红的水面上，漂浮着密密麻麻或被焚、或溺毙的死尸。

而那些依然活着的、那些此时已衣着破烂、面部狰狞的士兵，还在尝试着最后的挣扎、尝试着用脆弱的生命逃离这巨大的修罗地狱……

只是很遗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都将在这个黄昏，被无情地吞噬。

形势对汉军已愈发艰难，高大的主舰之上，心急如焚的主帅努力将头探出舷窗，试图更好地掌控整个战场的态势。

突然，一声凄厉而急促的破空之声，从左侧传来，毫无防备的男人来不及有任何反应，冰冷的箭头便猛然由眼窝射入，带起喷洒而出的脑浆和一蓬血雾，瞬间没入头颅。

身躯猛烈后仰，铁塔一般的男人，应声倒地，没有挣扎，甚至都来不及呻吟。

汉王中流矢矣！…汉王中流矢矣！…

男人咽气前，周遭似乎变得出奇的安静，整个世界只剩下部将们此起彼伏垂死的哀嚎。

1363年七月，鄱阳湖遮天蔽日的箭雨中，当时中国南方最强大的汉王陈友谅，输掉了他和死敌朱元璋之间的终极决战。

十四世纪初，蒙古人治下的中国，政治黑暗、贫富分化严重、各地灾荒连年，与此同时，阶级矛盾和民族仇恨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酝酿发酵中变得无法调和。

谁能料到，距忽必烈建立元朝才刚刚过去几十年时间，曾经无比强盛的帝国，其庞大的机体内部，此刻却早已千疮百孔、破败不堪。

但山雨欲来之际，元朝的当权者们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机即将降临。

这些成吉思汗的子孙、黄金家族的后裔们，除了更加变本加厉地盘剥、压榨底层人民，来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享受。

剩下的，便是醉心于宫廷、抢班夺权——从1308年武宗登基到1333年顺帝继位，短短二十五年时间，元朝就走马灯似地换了八位皇帝。

而就在蒙古贵族们醉生梦死、相互倾轧之际，最早从1325年开始，河南息州的赵丑厮、郭菩萨等人，以“弥勒佛当有天下”为口号，率众揭竿而起，拉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此后，1337年正月的广东增城、同年的河南汝州(信阳)、1338年的江西袁州(宜春)，大批走投无路、受尽欺凌的穷苦百姓，也纷纷拿起武器，走上了反抗元朝的道路。

各处农民起义如雨后春笋般，在神州大地此起彼伏，虽然早期的这些起义最终都遭到了当权者残酷的镇压，但反元的星星之火已然形成，接下来，这些微弱的光芒和能量，必将燃烧成一场摧毁旧秩序、颠覆旧时代的熊熊烈焰。

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因黄河决堤，朝廷征发山东、河北、河南的十五万民夫修葺河道，黄河两岸的底层百姓原本就食不果腹处境艰难，又被强行裹挟上堤劳作，偏偏监督挖河的官吏还乘机中饱私囊，克扣工钱。

十几万河工挨饿受冻、群情激愤，眼见时机成熟，韩山童、刘福通等人适时地在黄陵岗附近河道中，挖出了提前凿制的独眼石人。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是当时广泛流传于黄河灾区的民谣，此时石人出土，似乎暗含天意。消息传开，两岸河工惊诧莫名的同时，大河南北的反抗情绪也达到了顶点。

1351年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在安徽颍州（阜阳）聚众三千人，祭告天地准备起事，不料消息泄露遭到官府围剿，韩山童兵败被杀。

而刘福通冒死突围后，四方“苦元久矣”的汉人、南人蜂拥来投，队伍很快便发展壮大到十数万人，因起义军以头裹红巾作为标志，故史称“红巾军”。

黄河流域的红巾军如火如荼，南方长江流域的反元力量也纷纷打着红巾旗号起事。

1351年八月，彭莹玉（彭和尚）、徐寿辉等人于湖北蕲州（蕲春）起义，呼应刘福通，因地处南方，也被称为南派红巾军。

1351年底，南派红巾军推举徐守辉为帝，建立“天完”，1355年，刘福通在亳州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建国“大宋”，建元“龙凤”。

此时，两派红巾军分踞南北、交相呼应，成为元末农民起义最主要的力量。而在这两支队伍之中，更是分别涌现出了两位在反元斗争中举足轻重的领袖——朱元璋和陈友谅。

作为元朝的掘墓人，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最早是投身于安徽亳州郭子兴的江淮红巾军，因郭子兴隶属于刘福通、韩山童创立的北派红巾军，朱元璋在称帝之前，也一直尊奉“龙凤”为正朔。

而本文的主角陈友谅，初时不过“天完”军中的“刀笔小吏”，后建立“陈汉”，逐渐成为元末群雄并起的乱局中，最为强大的割据势力。

令人唏嘘的是，这两位名义上分属同门的义军领袖，在此后的岁月中不仅共同掀起了反元的滔天巨浪，最后又举兵相向，成为了不死不休的一生之敌。

陈友谅，湖北沔阳人，渔家出身，曾在元政府中出任县衙小吏。

1355年，徐寿辉命部将倪文俊用兵湖北，陈友谅随即放弃“政府公职”加入红巾军，因其略通文墨，在军中谋得类似文书的“簿书掾”一职。

其后陈友谅随倪文俊继续攻城略地，在一年内陆续攻克武昌、汉阳以及襄阳、荆州等地，并于1356年初迎徐寿辉于汉阳，重建天完。

定都汉阳后，南派红巾军前期的不利局面得以扭转，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但首席功臣倪文俊此时大权独揽，“天完”皇帝徐寿辉却沦为了虚君。

而陈友谅在“贵人”倪文俊的提拔栽培之下，不仅羽翼渐丰，拥有了自己的人马，地位更是扶摇直上，逐渐成为南派红巾军中数一数二的实权人物。

但倪文俊也并非善类，起兵造反无非为“名利”二字，功成名就后，禁不起元朝的“招安”诱惑，便起意叛降，只因最后投降的价码未能谈拢，才愤而断绝归顺之心，继续领兵造反。

但随着权力的不断膨胀，野心勃勃的倪文俊不甘久居人下，竟密谋弑君自立，不料消息泄露，遭到徐寿辉追捕，无奈只得星夜投奔当时驻军黄州(黄冈)的“老部下”陈友谅。

陈友谅得知倪文俊仓皇来投，假意迎接，却在黄州城外埋下伏兵，将倪文俊袭杀，并于次日将其首级献于徐寿辉。

黄州平叛，“忠心耿耿”的陈友谅不仅得到了皇帝的信任，更全盘接收了倪文俊的兵马，实力再次暴增，一跃成为“天完”中头号实力人物。

其实，陈友谅诛杀倪文俊，并没有任何忠君爱国的成分，只因当时徐寿辉仍然具备相当的实力和号召力，为了一个背负谋反罪名、如同过街老鼠般的倪文俊，去冒险和徐寿辉翻脸，显然是不明智的。

而且从此后的历史进程来看，陈友谅和倪文俊不过是一丘之貉，只不过陈比倪更懂隐忍，心机也更加深沉。

短短数年，渔家子弟陈友谅华丽蜕变为南方红巾军的兵马大元帅。

此后，陈友谅挥师继续转战鄂、赣、皖各省，此人不仅作战勇猛，且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史载其用兵“剽性狡悍，出没飘忽”。

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天完军攻安庆、取吉安、破赣州、克襄阳，占据了湖北、江西、安徽数省绝大多数的土地，而陈友谅手握强兵，又借天子徐寿辉之威以自重，俨然成为长江以南最强大的反元势力。

此时，北派红巾军正由刘福通率领，挥师三路北伐，牵制住了元军主力。

而南方除陈友谅之外，江淮红巾军中的朱元璋攻克怀庆府，改名应天(南京)，实力不容小觑；

东南一带，非红巾军系统的张士诚异军突起，占据江浙区域，是当时最富庶的军事集团。

各方势力虽然都打着反元的旗号，但实际上相互之间既乏渊源又无统属，更像割据一方的诸侯，所有人都怀着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野心。

而随着元朝式微，各支义军的实力又不断壮大，冲突已在所难免，首当其冲的便是长江中游的陈友谅和下游的朱元璋军事集团。

1357年攻克安庆后，陈友谅又遣麾下首席猛将赵普胜东取池州，进窥太平，已一步步深入到下游朱元璋的势力范围。

朱元璋深忌赵普胜之勇武，又买通内应掌握了陈友谅性格之中残暴多疑的弱点，于是四处散播赵普胜要领兵自立的谣言。

陈友谅果然中计，趁陈、赵两军会师安庆之际，以图谋不轨之名将毫无防备的赵普胜斩杀。

冤杀赵普胜，可以说是陈友谅称霸路上第一次的重大败笔，此举不仅在强敌环伺时自废武功，而且赵普胜乃是天完中最早“投身革命”的起义元老，资历威望甚高，他的意外身死，也使得“天完”的军心、民心受到了动摇。

但兵强马壮的陈友谅并不在意，不久之后，他又犯下了一个更为致命的错误。

此时，陈友谅已完全掌握了天完的权力，傀儡皇帝徐寿辉不仅碍眼，更显多余，陈友谅便趁徐移驾江州（九江）之机，袭杀其左右随从千人，并将其软禁，后自立为汉王。

1360年，汉王陈友谅裹挟着皇帝徐寿辉，西征朱元璋，在攻克太平后，陈自觉时机成熟，假意向天子汇报战况，于采石矶边徐寿辉的坐舟之内，布置死士从身后以铁锤击碎其头颅，之后将其草草掩埋。

随即陈友谅急不可耐地在采石矶五通庙登基称帝，国号大汉，建元“大义”。

天下未定而弑君自立——徐寿辉的暴亡随即便给陈友谅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天完军”驻守在江陵、江西西部的明玉珍、欧普祥先后脱离陈友谅自立，明玉珍甚至追尊徐寿辉为世宗皇帝。

不仅如此，陈友谅的残暴和背信，也让汉军中那些来自天完的底层士兵军心为之涣散。

可笑的是，这个心狠手辣，背信弃义之人，竟还恬不知耻地选择了“大义”作为年号。

称帝之后，陈友谅率舟师顺流而下，兵锋直指应天。

天完虽然分崩离析，但此时汉军依然人多势众，面对来势汹汹的对手，连朱元璋都萌生了归降之意。

关键时刻，朱元璋阵营中原是陈友谅故友的康茂才，假意愿与陈友谅里应外合，随后却以诱敌深入之计在龙湾大败汉军，陈友谅率残部狼狈退回江州，朱元璋乘胜攻克太平、安庆。

陈友谅自应天之战失败后，内部矛盾激化，朱元璋乘其自顾不暇，不断向西推进，仅仅一年间，连陷鄂、赣、皖诸省多地，实力大大增强，控制区迅速扩展。

而陈友谅连遭挫败，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处境愈发艰难，损兵折将、疆土日蹙。

同年四月，气急败坏的陈友谅，乘朱元璋率主力北上救援“小明王”韩林儿之机，举倾国之兵，直扑南昌。

但进攻南昌是陈友谅犯的最重大的一次战略性错误，此时如果汉军顺流直取应天，朱元璋的老巢兵力空虚，汉军极有可能得手。

若建康失守，则朱元璋集团将如无根浮萍，进退失据，陈友谅极有可能凭此一役而问鼎天下。

反之，将进攻方向定为南昌，不仅给了朱元璋喘息之机，陈友谅在此还碰上了一个可怕的对手——南昌守将朱文正。

朱文正乃是朱元璋亲侄，此人此前不过是个纨绔子弟，但是在南昌城中却大发神威，以区区两万之兵，力抗陈友谅60万汉军长达85日，取得了洪都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也等来了朱元璋的救兵。

七月，朱元璋亲率大军20万，携徐达、常遇春等悍将回援南昌，陈友谅闻讯，即解南昌之围，东出鄱阳湖迎战。

一场规模空前，并决定双方命运乃至天下归属的生死决战，就此展开。

陈友谅此次西征，不仅手握60万重兵，随军更有特制高大舰船数百艘，而汉军又深谙水战之道，因此，哪怕朱元璋率大军20万回援，鄱阳湖上，陈朱双方的实力对比依然悬殊。

陈友谅自忖船坚炮利，以巨舰联结布阵，绵延数十里，气势夺人。

而朱元璋见汉军巨舰均首尾相连，不利进退，遂命己方列轻舟快艇二十队，遍载火器弓弩，并告诫诸将，“接近敌船后，先发火器，再发弓弩，舟船相接后，再以短兵击之。”

水战开始后，灵活机动的朱元璋水师便先声夺人，俘获汉军巨舰一艘，并乘风势施放火炮，又一举焚毁对方舰船二十艘。

但缓过神来的汉军立刻以巨舰逼近，居高临下，箭弩齐发，同时向朱元璋的船只投掷火把，瞬间扭转局势。

陈友谅手下悍将张定边，更是趁乱率数艘巨舰直扑朱元璋的指挥舰，朱元璋后撤时，坐舟慌不择路触岸搁浅，顷刻便被汉军团团围困。

危急时刻，幸有常遇春、俞通海等将指挥船队冒死来救，将指挥舰连挤带撞，从沙中撞出，重返深水，朱元璋才侥幸逃过一劫。

次日再战，陈友谅将所有舰船以铁锁相连，结为水中巨阵，一时之间鄱阳湖面“旌旗楼橹，望之如山”。不料这气势如虹之举，却给了朱元璋效仿三国时吴蜀联军“火烧赤壁”的机会。

朱元璋命常遇春等人调集七艘渔船，载满芦苇秆柴等易燃之物，再以火药填充其间，等待时机投入战场。

而在陈友谅看来，以七艘渔舟冲击上百巨舰，无异于蚍蜉撼树，完全不用理会，岂料小船来到近前，敢死士卒乘风纵火，风急火猛，须臾之间汉军阵中便有数艘巨舰剧烈燃烧，又受铁锁绑缚，片刻百余舰船便一齐着火。

朱元璋趁势发起总攻，一时之间鄱阳湖上燔焰涨天，湖水尽赤，汉军死伤惨重。

呼声动天地，矢锋雨集，炮声，波涛起立，飞火照耀，百里之内，水色尽赤。焚溺死者动一二万,流尸如蚁。

遭此大劫，汉军上下气为之夺。此后连战连败，而由长江返回武昌的水路通道又被朱元璋重兵扼守，陈友谅被困鄱阳湖中一月有余，如笼中困兽难以脱身。

眼见己方兵残粮尽，即将油尽灯枯，陈友谅不顾对手已水陆结营严阵以待，选择冒死突围。

但朱元璋早有防备，指挥诸军精锐尽出，满纵火筏冲击敌舰，汉军舟船散走，人仰马翻，被朱元璋的水师追奔数十里。

慌乱之中，陈友谅将头探出舷窗查看形势，不料流矢飞来，不偏不倚正中眼窝，贯入头颅，一代枭雄当场毙命。

主帅身死，汉军更加溃不成军，而朱元璋一方则士气大盛，混战中活捉陈汉“太子”陈见善，不久，汉军平章陈荣率残部五万余人投降。

只剩悍将张定边趁夜以小舟载陈友谅尸首及其另一子陈理逃回武昌，后拥立陈理为帝，改元德寿。

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率水陆大军亲征武昌，陈理出降，陈汉至此灭亡。

历史从不会记住失败者——仅仅五年之后的1368年，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在应天登基称帝，开启了国祚绵延276年的大明王朝。

而千里之外的蛇山之上，陈友谅的坟茔早已荒草丛生，此时，距离鄱阳湖那场生死对决，也仅仅才过去了五年。

沧海横流，时间无垠的长河总会反复被人提起：李世明、赵匡胤、朱元璋们成为了命运的宠儿，享受着青史的眷顾。

而陈友谅却注定会和那些功败垂成的人物一样，虽然在平凡的世界里已足够优秀、虽然也曾像流星般璀璨于天际，却终究要湮没于历史的滚滚红尘之中。

命运视角下，如孪生兄弟的朱元璋，陈友谅的帝王之道

历史的路上虽有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与传奇的人物，但历史也总是没有新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事，朝朝代代轮番上演。就如唐太宗李世民的金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暗含的意思在当政者中可谓人人皆知，但大多历代灭国君王都始终坚持“在哪里跌倒，就继续在那里跌倒”，并地跌出了一个坑，元顺帝也迷迷糊糊栽进坑里。

元朝末期，这个帝国的官僚也陷入通体的地步，亡国的迹象逐步显露，元至正四年（1344），导火索终于出现，黄河泛滥，淮河沿岸发生严重瘟疫和旱灾，这个时候，统治者虽象征性地赈济灾民，但可想而知，这不过是又将各级官员养肥了一圈，摆在百姓面前的只有天灾人祸，终于，民不聊生，反了。

各地纷纷举起起义大旗，陈胜吴广的命运再一起上演，朱元璋就诞生于这个年代，生不逢时的他本就家境贫寒，再加上饥荒，他的亲人在他的眼前相继离去，昔日温馨的小家，支离破碎，当时朱元璋最大的梦想——娶妻生子，有口饭吃，也成了完全不可能，他不得不走上起义的道路。

当时的起义军大大小小无数，但最后有实力取缔元朝的势力只有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参加起义军之前，朱元璋是一个乞丐，陈友谅是一个渔民，可为什么最后偏偏是出身最卑微的朱元璋一统了天下呢？

从古至今，原生家庭毁灭一个人的影子始终存在，陈友谅就是当时最好的例子。

陈友谅出生渔民家庭，但这种渔民是最低等的渔民，世代生活在船上，连上岸的资格都没有，这样的渔民似乎打娘胎出来就带着鱼腥味，附近的村民都不愿与他们打交道，甚至是被别人歧视，看不起。因此陈友谅从小带着家庭的影子，活在自卑当中，仍然善良的他坚信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知识就可以改变命运。但后来，他找到了一份写作文书的工作，但周围人对他的态度一如既往，丝毫没有改变，他仍生活在人们的唾弃之中，于是他开始不解，思考，最终他陷入了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的境况。

待他从困顿之中走出来时，他没有像我们想的那样克服挫折，愈挫愈勇，而是成为了后者，陈友谅黑化了。他认为自己的出路只有一条——不断地向权势的最高点爬，直至爬到最高点，让所有人臣服在自己的脚下，并且为了站在权势之巅，他可以不择手段。一个人的信念一旦走到这个地步，那么他越强则越可怕，最终的结局，我们也可想而知。

陈友谅思考之后，抱着“改变命运”的信念参加了起义军。在起义军的生涯中，徐寿辉收留了他，倪文俊提拔培养他，使得他在徐寿辉的部队中成为了高级干部，在那个战火纷飞，家破人亡的年代，朋友之间的兄弟义气显得尤为重要，但在陈友谅腥红的双眼中只有权利与地位，其他的什么都不是，于是他先后杀了赋予他一切的两个人，成为一方权势霸主，徐寿辉，倪文俊都死在了他的手里。

陈友谅曾经也熟读四书五经，可最后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朋友，上司，恩人于他而言，最终都是——杀！他似乎偏要做给世人看，什么道义恩德，在他眼里只有一个字——亡，如此心狠手辣的人，无所不用其极，谁还敢与其共事，其结局也可想而知。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

陈友谅也确实是这样，人心逐渐溃散，众人离去，在与朱元璋的最后一战中，陈友谅被一支冷箭射穿头颅，他至死对自己信奉的“无毒不丈夫”的黑哲学，仍深信不疑，不明白自己到底错在了哪。

事实上，他从一开始就错了。虽出身遭人嫌弃的渔民，但他不该放弃对“善”，“义”的信任，经历人生至暗时刻，也是自己善恶抉择，转变的最后考验点，他没能撑住。

原生家庭是人性之初的导火索，不论它点燃善恶哪一盏，“因”都是自己内心种下的，善恶一念，而“果”不总是由“因”决定的，在一条路走到黑之前，你都有机会弃暗投明。但最怕的是，你蒙蔽心智，一路向西。

朱元璋相比于陈友谅，他虽有一个温馨的小家，没有受到原生家庭的桎浩，但他所遭遇的世间疾苦远超于陈友谅。朱元璋原名叫朱重八，那个时候的贫苦人家，连一个叫的上口的名字都没有，只能按照家族惯例来命名。小的时候，家里虽贫苦，但家人之间十分和睦，父母外出回来时常也会给孩子们带些惊喜回来，孩子们在家人的温暖中，爱的浸泡中很是幸福。不大点的朱元璋心想，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好好活下去，待到自己十六岁的时候娶妻生子，不求大富大贵，只求能面朝黄土，安稳一辈子。这要求，放在任何时代都不过分，可偏偏世间偏爱悲剧，美好总是如昙花一现，这个小家没过多久便走到了尽头。

灾难降临，朱元璋的父母以及大哥在短短一个月内相继饿死，家中其他成员也相继散去，一时间，往日一去不复返，当下父母连下葬都难，朱元璋不得不挨着饿，忍着巨大悲痛，四处乞求别人可怜可怜他，帮他安葬父母。当时，人们连自己吃饱都难，谁还有心情管别人的死活，光是在安葬父母的时候，朱元璋受到白眼，唾弃就丝毫不比陈友谅少，而且这对于朱元璋来说只是一个开始。

尚且年少的朱元璋之前从未遭遇过什么大事，而命运一出手，便足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第一次感受亲人在自己眼前离去的悲痛与无奈，第一次明白到人世间冰冷至极的竟是人心，他同样诧异地发现，第一次感受自尊为何物时，竟是在自尊被扔在地上揉搓的时候，朱元璋的内心崩溃至极乃至想要仰天大笑——这是什么玩意儿的世界啊？在内心的一片骂声之中，朱元璋的心坚强了起来。

安葬父母之后，朱元璋为了活下去，去了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和尚之后他发现，这里的和尚并不是什么断了七情六欲，隔绝红尘的得到僧人，仅仅是剃了头，来这里混口饭吃，而且和尚们喝酒吃肉，娶妻开店样样不差，劳动粗活全靠压榨新人。朱元璋初次入寺，自然少不了排挤挨骂，但有饭吃了，朱元璋很是满足，可他毕竟是帝王之人，命运怎能容他稍有安逸呢？

于是，入寺不久后，饥荒过于严重，寺里已经无法承受众人的生活，每个和尚都必须出去化缘，其实就是从和尚转变成了乞丐讨饭。看似朱元璋更加艰苦的生活开始了，实则也是他逐步变强的开始，他讨饭的过程中，学会如何识人，辨别什么样的人更可能帮助自己，如何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察言观色，他还了解了各地的山脉地理，风土人情，对国家地貌有了大概的了解···

朱元璋在这个过程中打开了眼界，武装了内心，看尽世态炎凉，知晓人性复杂，他回首过往，他失去了自己能失去的一切，此时他拥有的只有一个强大的朱元璋，躺下的人永远不会倒下，一无所有到不再畏惧失去，所谓“无招胜有招”，接下来，他尽管放手一搏。

以命运的视角，全局而观，朱元璋和陈友谅如同一对孪生兄弟，都从黑暗中走来，然后去参军。但朱元璋走来时，显然是以痛苦为跳板，选择了善良的人，熠熠生辉，而陈友谅堕入了深渊。他们俩同为苦难出身，但在关键时刻，他们背道而驰，一念之间，天堂地狱，一个诛仙，一个降魔。

“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扬雄

不为一时而定千秋，不被周遭的苦而改初心，朱元璋深谙人性，虽善却有方圆，虽柔却不乏果断，虽有势而不妄称帝，帝王之道了然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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