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先启后排在八字(承先启后猜生肖)

守先，方能待后

●守先，当然不是干守死守，而是一个读书学习、获取知识的过程

守先待后，是从清人陈确给朋友的书信中衍化出来的一个成语——“循循焉惟孔孟之道之从，必可守先待后，为一代大儒无疑也。”按现代汉语的解释，也就是承先启后、踵武前哲的意思。

一代大师掞藻飞声，令人敬慕。但我更喜欢断开来读——守先，方能待后。守者，持守传承也。从哲学意义上来说，生活在历史进程中的人不能满眼都是“现在”与“即时”。人类所有的思想成果都有其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所有的社会进步都有其千回百转的成长路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是“一条神圣的链条”，构成了“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名片”。因此，寻道问踪于前人所积累的文化遗产，继承和认知先辈所创造的传统学识，才能透过历史的纵深感把握今天的人生格局和思想定位，也才能从岁月的积累中发掘出深邃而丰厚的知识宝藏。

当初苏东坡被贬海南时，对其侄孙有“恐其趋时”之忧，所以写信让读“前后汉史及韩（愈）柳（宗元）文”。 毫无疑问，苏东坡所言之“趋时”，其实是对急功近利浮躁之心的审视及隐忧。而他列出的那些必须去读的书目，就是对守先待后这个成语明晰的阐释。

实现理想的脚步当然要始于足下，但确定理想的眼光应当更加开阔，这其实就是守先待后的内涵。在许多商业广告里，穿戴了某些服饰瞬间就可跨入精英的行列，服用了某种药物立马就脑洞大开……理想与现实之间，只隔着掏腰包消费这一步之遥，而不需要任何努力和奋斗。无意评骘广告的弊端，只是想起胡适说过的一句话：干大事的人“在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后面，还要加上时髦不能动”。

美国史学家雅克·巴尔赞早在30岁时就准备撰写一部西方文化史，但他的老师认为他所掌握的知识还不足以写出“有创意”的东西，劝其再读50年的书。巴尔赞听从了老师之言，一直待到85岁之时才动笔写作其文化史巨著《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书于20世纪最后一年出版，那年他93岁。我相信，到了这个年龄，诸如“国宝级历史学家”之类的赞誉早就风轻云淡了。

捧读此书时，我总想起《千字文》里“空谷传音、虚堂习听”的说法，透过一定的时空距离，那些经过岁月沉淀的声音会听得格外清晰，那些拂去了纷攘红尘的历史场景也看得尤其真切，或许，这也是守先待后的价值和意义吧。

守先，当然不是干守死守，而是一个读书学习、获取知识的过程。当年张之洞听说手下一名官吏是大文豪袁枚的后人，便准备提拔使用。可在考察中发现，这位出身优渥的官吏居然不识诗书，还抱怨祖先把“十万藏书尽与外人”。张之洞顿时拉下脸来：守不住前人书，也等不来眼前的官。随即把他给开了。

“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王阳明先生这句话嘲讽的是那些不持守先贤之道的人，而我们说的守先待后，亦涵至理。

必备文化常识总结(五）

必备文化常识总结(五)[宗教哲学]

1、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在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这是百家争鸣形成的原因。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走向统一，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至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所主张的处事原则，同时也是儒家文化当中的精华。这个观点指的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但是，孔子还有一个观点与之相对，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说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达到；自己不愿意别人以某种方式对待自己，自己首先不要以这种方式对待别人。

3、​“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出自于《孟子·尽心上》，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以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道德，所以老百姓不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

其实在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如果得志，我要造福于天下百姓。即使不得志，我也要洁身自好，绝不与势力同流合污。所谓“独善其身”在这里就是“穷不失义”，而绝不是去做“逍遥游”，并没有道家所提倡的那种难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态度。道家主张“顺其自然”，把一切矛盾都化解为虚无，化解在玄谈中，与“独善其身”并不是一码事。

如果按原义来讲的话，这句话反映的是儒家的理想主义；如果抽掉其理想色彩，它整句反映的是道家的现实主义。但无论哪种情况，说它前半句是理想主义后半句是现实主义，都似难成立。因为在专制时代的现实中，这两种意思很可能是表里之别：口头上表白的“得志则造福天下百姓，不得志则洁身自好拒”，实际上却往往变成“得势则称王称霸，失势则奴颜婢膝”。口头上说的是理想主义，行为上做的是强权主义。

4、在庄子看来，人的生老病死那是一种自然现象，生不足喜，死不足忧，并且向人们倡导在死亡面前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正确对待人生的挫折和痛苦，这样的生死观，最具表现力的就是“鼓盆而歌”这个典故。

在庄子的思想当中，他认为人的生命是由于气之聚，人的死亡是由于气之散。他这番道理，他对生死的态度，远在常人之上。他摆脱了鬼神对于人类生死命运的摆布，只把生死视为一种自然的现象，既然生死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事，既然生必然要转化为死，死也要转化为生，既然生有生的意义，死也有死的价值，那么人们对生死的态度就应该是坦然地面对它，安然地顺从它。即使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思想也有积极的意义。

5、庖丁解牛，为什么能一刀下去，刀刀到位，轻松简单，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掌握了它的肌理。牛与牛当然各不相同，但不管是什么牛，它们的肌理都是一致的；每个人的生活也各有各的面貌，其基本原理也是近似的。庖丁因为熟悉了牛的肌理，自然懂得何处下刀。生活也一样，如果能透解了、领悟了生活的道理，摸准了其中的规律，就能和庖丁一样，做到目中有牛又无牛，就能化繁为简，真正获得轻松。

6、在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我们发现天下五大高手分别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其中，中神通就是全真教掌门王重阳，他的武功都在其他四人之上。

历史上的王重阳倒不是一个武林高手，王重阳，原名中孚，字允卿，号重阳子。他建立全真道，善于随机施教，尤长于以诗词歌曲劝诱士人，以神奇诡异惊世骇俗。先后收马钰、孙不二、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郝大通、王处一为弟子，遂后建立全真教团。收弟子七人，后世称全真七子。

王重阳创立全真教，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三教合一，提出“三教从来一祖风”的融合学说。全真道内以《道德经》《孝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必修经典，认为修道即修心，除情去欲，存思静定、心地清静便是修行的真捷径。所以，全真道不崇尚符箓，不事黄白炼丹之术。

王重阳的思想主张是无心忘言，柔弱清静。正心诚意，少思寡欲。注重修行，分为真功和真行。真功即内修，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全真因内修“求返其真”，主张功行双全，以期成仙证真，所以叫“全真”。这种内修主要是修养精神，即性，也称为性功，全真教既修性，也修命。真行即外修，主张济世度人。

7、南朝梁武帝萧衍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戒皇帝”，曾经四次舍身佛门，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他每天只吃素食，不沾荤腥，不喝酒，断绝房事，同时著书数百卷，创“三教同源”说。后来以大教主自居，弘扬大乘佛教经典，大肆宣扬吃肉喝酒带来的种种罪过。为了统治佛教信徒，他曾经一连写了四篇《断酒肉文》，号召僧尼不许吃肉。为了守杀生戒，又诏令全国祭祀用品一律不能用肉类食品。由于这个命令触及天下人食肉的问题，因此遭到了强烈反对。后来就把诏令改成：僧尼吃素，衣服上不能出现鸟兽纹饰，祭祀用品以面制品代替。并且他以身作则，每天粗茶淡饭，不沾肉腥。

8、众所周知，人做梦的诱因可能是平常经历的一些事，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可能是人的幻想，或者说是一种潜意识的表现。但是在庄周看来，虽然人在清醒时是一种境界，当人在入梦时，又是在另一个境界中，但是，到底哪一种境界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呢？其实两者之间，不论是梦境还是现实，这都属于同一种现象，那就是它们都属于“道”运动中一种不具名的形态和阶段。

9、在古代，小说家是属于诸子百家中的组成部分，就是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的人，泛指性质不同的各种杂记琐言。他们的职责所在，就是以收录街谈巷语为主，并呈报上级。

虽然在诸子百家中，“小说家”特立独行，自成一家，但是，众多学派和后世思想家将其视为不入流的一家，影响较小。虽然如此，“小说家”却有其他学派不能相提并论的地方，那就是它从主流思想的侧面，反映了古代人们的平民思想，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所以，“小说家”与儒、法、道、杂、墨、阴阳、纵横、农、名等九大学派比肩，有“九流十家”之说。

关于小说家的作品，其体例内容大致和外史、别传之类相似，经典著作有《伊尹说》《师旷》《黄帝说》《周考》《青史子》等等。发展到现代社会，我们将作品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并且对社会和民族文学有推动作用的作家，尊称为“小说家”。

10、他“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左右着天下诸侯的气数，同时，他通天彻地，精于人物心里揣摩，深明刚柔之事，因而被人们称为“千古第一奇人”，这个人就是鬼谷子。

根据历史记载，鬼谷子，姓王名诩，号玄微子，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道家、兵家，也是纵横家的鼻祖，由于他后来隐居在周阳城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他兼顾数家学问，其中包括：一是神学，日星象纬，占卜八卦，预算世故，十分精确；二是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军，鬼神莫测；三是游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口成章，万人难当；四是出世学，修身养性，祛病延寿，学究精深。

鬼谷子一生有两部著作最为重要，一部是《鬼谷子》，一部是《本经阴符七术》。其中，《鬼谷子》记载的是权谋策略和言谈辩论的技巧，“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是其精髓所在，意为“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本经阴符七术》共七篇，前三篇讲的是养精蓄锐之道，教人如何坚定意志和精神，后四篇讲的是修养心性之法，讨论怎样用内在心神处理外在的事物。

11、在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当中，有一个学派很特殊，那就是黄老之术学派。他们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是黄老之术的代表作品。

黄老之术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秦朝统一六国后，由于实行“”，再加上用严刑酷法残害百姓，百姓一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于“暴秦”也是非常憎恶。后来，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对于秦朝灭亡的原因，一直引以为戒，为了不重蹈秦国的覆辙，他认为若要强大稳定、家国安泰，就必须缓解阶级矛盾，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而“黄老之术”的思想核心就是“君道无形、行德相辅、节欲崇俭、爱民养民”，于是，在西汉初年，统治者将这种思想转变成可实行的政策，因此，“黄老之术”在当时才能大行其道。

与此同时，西汉初期的几位统治者的生活都格外俭朴，一贯坚持和推动“黄老之术”的发展，这对社会经济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文景之治”等。

值得一提的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作为黄老之术的代表作品，综合了道家和其他学派的思想，就拿《淮南子》来说，它在道的基础上，又将宇宙的起源、宇宙的空间与时间、宇宙与人类的对应、天地人关系、社会问题等作为道在自然、社会、人类的呈现加以论述，博采众家之长，以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黄老之术乃是道家和其他学派交融而成的派别。

12、关于八卦如何演变成现在大家所理解的意义，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指，在粤语当中，“八卦”的意思就是到处说是非、饶舌。那些娱乐新闻和狗仔队为了吸引读者，到处挖掘明星的隐私广而告之，所以，这样挖出来的新闻被称为“八卦新闻”。另一种说法和“八卦杂志”称号的由来有关，它是以报道明星私生活内容为主，“八卦”一词，甚至从名词衍生出形容词和动词。

为什么要叫八卦呢？《易经》中曾说：“阴阳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香港八卦杂志的创办人认为，世界上纷纷扰扰的小道消息，其中大多是源自于男（阳）女（阴）间的恩怨情仇，好比阴阳衍生出八卦一般，故名八卦杂志。

其实在古代，八卦指的是乾卦、坤卦、坎卦、离卦、震卦、艮卦、巽卦、兑卦。并且，每一卦则表示一定事物，八卦又相互组合，得到了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的六十四卦。

13、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推动了儒家思想的发展，对儒家典籍的整理有显著的贡献，著名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都曾拜入他的门下，研习知识。

荀子博学多识，不仅继承了“孔孟之道”，也不断吸收众家之长，相互融合、改造，重视人的行为规范，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宣扬唯物主义。

在《荀子》三十二篇中，包含了哲学、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内容。从自然观来看，荀子反对天地鬼神之说，坚信自然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并认为社会经济须顺应自然发展，才能繁荣。从人性上来看，他认为“人性本恶”，强调了后天成长环境对人的影响和改变，否定了人出生便具有独特之处的观念。从政治上看，他在坚持儒家原则的同时，也看重物质对人的重要性，主张将经济和法治相结合，具有极高的现实主义倾向。

14、在中国人心目中，观音菩萨那是救苦救难的存在，其相貌端庄慈祥，经常以手持净瓶杨柳的形象出现，被认为具有无量的智慧和神通，又被人们称作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光世音菩萨等。

从字面解释，观世音菩萨的意思就是“观察世间民众声音”。观世音菩萨不仅有着广泛而牢固的群众基础，在西方佛国中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其和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一起，并称“西方三圣”。

观音菩萨在印度佛教中，其实本是男子形象。但传入中国后，因其救苦救难，体恤世人的职责，而被广大人民群众口耳相传，最终成了女人形象。因为，百姓们普遍认为能够做到如此善心的菩萨，其形象也必然像母亲一般的慈祥。就这样，观世音菩萨在中国，就越来越多地以女性形象示人了。

15、木鱼应该是佛门僧侣所创制，用来警示僧众昼夜不忘修行之意。不过，最开始的木鱼是一种称为“木扑”的形式简单的木块，后才刻为鱼像，称作木鱼。木鱼是佛殿里的法器，是一种木制品，剖木为鱼形，中凿空洞，敲之发出声音。

16、陈抟年少时，喜欢读《易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书都翻旧了、破了，他也依旧一遍遍地研习。后来，他寄情于山水，研习道学，四处设坛论道。宋太宗赵光义得知他在道学上的成就，曾两度召见他，探讨道学之精髓，治国之良道。从此以后，他专心“攻读”道家经典，并容纳百家之学，将《易经》和《老子》的哲学思想融合，创作出了以“顺以生人”“逆以还丹”的理论去探讨生命的起源，以及追求长生之方的《无极图》《先天图》等图式，阐述和奠定了内丹学在道法中的基本教义，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

由于陈抟收了许多的徒弟，他的道学思想也通过师承关系在宋代广为流传，并对刘牧、周敦颐、陈景元等人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后世道教之人便尊称其为“陈抟老祖”。

17、作为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最为著名的还是他的“横渠四句”，他因家住横渠镇，故而被人称为“横渠先生”。

所谓横渠四句，分别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概意思就是说：为天地确立起生生之心，为百姓指明一条共同遵行的大道，继承孔孟等以往圣人不传的学问，为天下后世开辟永久太平的基业。

其实，这四句话，如果用儒学进一步解读的话，所谓“为天地立心”，就是生之为人能够秉具博爱济众的仁者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仁所由出的起点。

“为生民立命”意思是，通过修身致教，如果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也就是不管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都能保持自己的性体全德，那么这个生命个体就可以说已经安身立命了。

在“为往圣继绝学”当中，“往圣”就是指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大儒；而“绝学”，则是孔孟先儒所弘扬的学说。意思是要能够继承这些先圣大儒的学说，并将之发扬光大。

“为万世开太平”，所表达的是先儒永恒的政治理想。“开”是期待的意思。“为万世开太平”，意思让人重新回归率性诚明的人类精神家园。

18、在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当中，有一个学派着实让其他学派的人头疼，甚至于孔子、墨子这样的大儒，对这个学派的言论都无言以对。这个学派就是名家，以诡辩著称，其代表人物就是公孙龙，而他提出的著名论题就是“白马非马”。

且看公孙龙是如何辩证这个论题的：他通过三点来辩证“白马非马”。其中，第一个观点是：“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第二个观点是：“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第三个观点是：“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己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

这三个观点，将一些其他学派的大儒辩驳得哑口无言。其实我们通过公孙龙的辩证可以发现，他将马与白马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两者之间个别的差别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论证自己“白马非马”的观点。如果从逻辑学上看，他将“白马”和“马”放在一个问题中进行论证，并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当成是相同的概念来分析，这相当于逻辑学上的“悖论”，也就是说他是在偷换概念。进一步讲，如果从哲学思想上来看，他的这个观点是混淆了事物的共性和个性，极具客观唯心主义。

19、老子在《道德经》中曾经写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就是说，祸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它们之间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会互相发生转变的。在《塞翁失马》当中，非常清楚地解释了福祸相依的道理。

20、在墨家代表人物墨子提出的救世方略当中，除了先进的军事防御之外，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

所谓“兼相爱，交相利”，意思是说爱是相互的，利也是相互的。这句话出自《兼爱》，墨子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在墨子看来，先秦社会之所以混乱，关键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与此相伴，自私自利亦是乱世之因，如“亏父而自利”“亏子而自利”“亏兄而自利”“亏弟而自利”“亏君而自利”“亏臣而自利”“乱异家以利其家”“攻异国以利其国”等皆为自私自利的结果。

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墨子的“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只有互相之间以爱相交，才会得到对方同样的爱，无论是生活还是感情当中，这句话也都是适用的。

21、道教武术一般指的都是道家武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武术的发展，这是我国古代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早在殷商时期，武术是作为一种竞技项目或防身方法而存在的，可以说，它开创了中华武术的先河。发展到秦汉时期，诸子百家当中，墨家的许多子弟为了发扬自己学派宗旨，努力研习武功，普遍都有武功防身，他们为后人创造道教武术提供了基础。可是，到了汉朝的时候，由于统治者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许多人被逼入深山隐居独处，但山林之中往往会有猛兽出没，这些隐居之人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命安全，不得不习武防身，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道教武术的发展。

到汉朝以后，道教为了建立自己的“天人合一”的修炼体系，创立了以黄老学说为指导，以“易”理为基本结构的修炼方法体系。这种理论方法体系为武术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学者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中就曾经写道：“少尝学射，但力少不能挽强，若颜高之弓耳。意为射既在六艺，又可以御寇辟劫，及取鸟兽，是以习之。昔在军旅，曾手射追骑，应弦而倒，杀二贼一马，遂得以免死。又曾受刀盾及单刀双戟，皆有口诀要求，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与不晓者对，便可以当全独胜，所向无前矣。晚又学七尺杖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由此可以看出，道教武术在这个时候已经发展到了成熟期，并有了一定的套路。而真正的鼎盛是在元明时期。

22、关于“天师”一词的说法，最早的来源是道教徒众对得道者的尊称，而所谓道教“四大天师”，指的就是在道教的发展史上，对道教发展产生卓绝贡献的四位真人，他们分别是张道陵、许逊、萨守坚、葛玄，由于他们的功绩，因而也被道教中人奉为玉皇殿前的四位天神。

张道陵是道教的开山鼻祖。在东汉末期，张道陵早期隐于北邙山中，后修身得道，创建了五斗米道，广济万民，后被尊奉为创教者，获太上老君封“正一真人”的称号，一直为历朝历代的道教徒众所供奉。

许逊是晋朝的道士，人称“许真君”“许天师”。在许逊年幼的时候，就师从大洞真君吴猛，习得三清之法，并博古通今，上通天文地理，下知历律、五行、谶纬之书。并且，许逊还喜欢研究神仙修炼之事，对道教炼丹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萨守坚又称“萨真人”，是宋朝著名的道士，号全阳子。他师从第三十代天师虚静先生、林灵素及王恃宸，研习秘法，善用咒枣术扶贫就弱，用雷法惩恶除奸，用宝扇管尽天下不白之冤。

葛玄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方士，他师从左慈，研习《九鼎丹经》《太清丹经》《金液丹经》等，修炼道术，擅长使用咒诸法，四处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被道家尊称为“葛仙公”或“太极左仙公”。

23、和尚剃发被视为有三重含义：第一，按佛教的说法，头发代表着人间的无数烦恼和错误习气，这样一来，削掉了头发就等于去除了烦恼和错误习气；第二，削掉头发象征着去掉人间的骄傲怠慢之心，让人去除一切牵挂，一心一意修行；第三，也是为了和其他宗教把信众区分开来。

24、在佛教当中，把不能出家的人分成很多种，其中就包括负债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可以出家的，这在经文里有明确的规定。

除此之外，在佛教的经典中，还列举了二十六种不被允许出家者，如年龄太小、太老、负债者、身心有病等。出家人的责任是弘法利生，把佛陀的教法宣扬到人间，他们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学习，最终成为佛教组织的中坚力量。当然，负债者等虽然不许出家，但他们还是可以成为在家佛教徒的。

25、三宝殿也叫三宝地，指佛教的三个活动场所。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以佛讲法，僧保守之，此三者有互相联系的神圣关系。

通俗些说，佛指大知大觉之人（也有说法说，佛指释迦牟尼）；法即是佛所说的教义；僧指继承和宣扬教义之人。三宝所在之殿当然就是三宝殿了，即佛教信徒登场做法事的地点“大雄宝殿”；佛家珍藏经书、经典之所“藏经楼”；还有僧人“燕息（即和尚等出家人睡觉之意）”的“宁静禅房”。

“三宝殿”只有较大规模的寺庙才有，像少林寺、栖霞古寺、普陀寺等。这三处地方，是清静高洁的佛教重地，不可随意乱闯，所以也就有了“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俗语，比喻没有事不会登门造访，只要登门，必是有事相求。

照礼教说，发生了什么事才应去三宝殿呢？初一、十五拜佛诵经当然要去；新年、节日祈福祭天必定要去；战争、灾荒、婚丧、生日、病痛……常要求神拜佛肯定要去；法事、仪式、招魂必要拜佛上香、请僧人出庙，也必然要去；躯体康复、考试中举、生儿育女因许愿还愿也要去宝殿，所以"无事不登三宝殿"。

26、“和尚”一词原来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在印度，通称世俗间的博士为“乌邪”，到了于阗国则称和社，到了中国则译成了和尚。它的意思就是“师”。

和尚本是一个尊称，要有一定资格堪为人师的才能够称和尚，不是任何人都能称的。这个称呼并不限于男子，出家女众有资格的也可以称和尚。但是后来习俗上这个词被用为对一般出家人的称呼，而且一般当作是男众专用的名词，这是和原来的词义不合的。

27、“色即是空”是取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原来四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佛教的重要思想，简单地说色是指一切能见到或不能见到的事物现象，而这些现象是人们虚妄产生的幻觉。

空，是事物的本质。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句佛经名言，包含着很深的哲学思想，一般人包括文人们喜欢以此开玩笑，认为色就是指女人，空就是虚无或乌有。说和尚看破红尘，把女人看做是虚无或乌有，便出家做和尚了。其实色并非女色，空也非虚无乌有。要认识此言的真正含义，还得从佛教的基本教义说起。佛教的教义，主要是所谓的“四谛”，即苦、集、灭、道。苦、集二谛阐明人生的本质及形成原因；灭、道二谛指明人生解脱的归宿和解脱之路。具体地说：（1）苦谛是人生在世看着是苦，人生有“生、老、病、死”等多种苦，以及无数的烦恼。（2）集谛是对造成痛苦和烦恼的原因的分析，认为宇宙万物及现象不能独立存在，而是由多种因素集合而成。佛家称为“诸法无我”，并且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变化无常的，称为“诸行无常”，这便是空的主要内容。（3）灭谛是佛教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涅。达到熄灭人生苦难烦恼，超越生死轮回（注意，超脱生死并非等于是轻生，佛教是看重生命的）。（4）道谛便是通往涅盘之路。方法归纳为“戒、定、慧”。

只有认识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因果报应，善恶循环，才能让人行善并以自身个体的德性度人，并真正关心世间万物，以自身的身体力行，通过“道谛”的“戒、定、慧”达到超脱生死，解除苦难烦恼。而这种力行过程中，佛教还注意到“悲”，所谓大慈大悲大概相当于儒家的“仁”，总的说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劝人向善的基础。

28、所谓“乘”，是梵文yana（音译“衍那”）的意译，有“乘载”或“道路”之意。最初的佛教并没有大乘、小乘之分。大约在公元1世纪左右，印度佛教内形成了一些具有新的思想学说和教义教规的派别。这些佛教派别自称他们的目的是“普度众生”，他们信奉的教义好像一只巨大无比的船，能运载无数众生从生死此岸世界到达涅解脱的彼岸世界，从而成就佛果。所以这一派自称是“大乘”，而把原来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一派贬称为“小乘”。但是这一称呼，“小乘”佛教派别本身是不承认的，例如现在缅甸、泰国、伊斯兰卡等国的佛教，一直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

大乘和小乘的区别，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在对于佛陀释迦牟尼的看法上，小乘佛教一般把他看做是一个教主、导师，是一个达到彻底觉悟的人。大乘佛教则把释迦看做是一个威力广大、法力无边、全知全能的佛，并且认为除释迦牟尼佛外，在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有无数的佛。其次，在修持方法上，小乘佛教主张修戒、定、慧“三学”（通过守持戒律，修习禅定而获得智慧）、“八正道”（八种正确的思维和行动方法）。大乘佛教则除了“三学”、“八正道”外，还偏重于修习包括“六度”、“四摄”在内的“菩萨行”。

在教义学说上，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间的重要区别是：小乘佛教一般主张“我空法有”，即否定个人的主观精神主题，但对客观世界的否定却不彻底，部分小乘佛教派别则通过“分析”的方法来否定客观事物，实际上却承认事物的基本组成因素“极微”的存在，带有唯物思想倾向。大乘佛教则通常主张“人法两空”，既否定人的主观精神主题，也否定客观事物的存在，他们认为关于客观事物“空”的认识并不是通过“分析”方法得到的，而是“缘起性空”，即一切“法”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不存在本质实体，因而是“空”。事物现象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假象而已。“性空幻有”，这是大乘思想，特别是早期大乘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另外在修行目标上，小乘佛教把证得“阿罗汉”果作为修行的最高目标。而大乘佛教则以“普度众生”为修行宗旨，以成佛作为最高的修行目标。

29、“南无”，是梵文Namas的音译，读作“那谟”，亦有译作“南谟”、“那谟”等。意为致敬、归敬、归命。是佛教信徒一心归顺于佛的用语，常用来加在佛、菩萨的名称或经典题名之前，表示对佛、法的尊敬和虔信，如南无喝罗、南无三宝等。

“阿弥陀佛”，是梵文Amitabha的音译。大乘教佛名。据说阿弥陀佛原为国王，后放弃王位，出家为法藏比丘后，发了四十八个愿而成正觉。

“南无阿弥陀佛”系佛教术语，意思是“向阿弥陀佛归命”。诵读此语即谓“念佛”。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临命终的人只要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作为接引佛将带你的灵魂去极乐世界，此人即能永远脱离生死轮回以及世间的苦恼，最终成就佛道。所以真正懂得这个名号利益的人就如同抓住了一根脱离苦海的救命稻草。它的意思是“无量光”、“无量寿”等等意思，是指阿弥陀佛的智慧、慈悲、神通无量无边，语言无法说清。

30、佛家用“六根”来说人的六种认识器官，即“眼耳鼻舌身意”六官；“六根”通过接触和加工外物（六尘，即六官所感应到的不同对象），生成六种认识（色声香味触法）。

没有修行的凡人通常只是用眼贪色、用耳贪声、用鼻贪香、用舌贪味、用身贪细滑、用意贪乐境。这不就是庄子说的“与物相刃相靡”和“终身役役”吗？

换用老子的话说就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如果想改变这种“终身役役”的境遇，就必须清净六根！怎么清净呢？《法华经·法师品》谓，依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经典等五种行，则可依经典之力量，而使六根清净，并得清净六根后的种种功德。说得再明白点，就是要戒（持戒）、定（禅定）、慧（般若）。所以“清净六根”就是要你修身、修心，进而通达无上智慧！什么时候能达到“慧”呢？达到“慧”之后的一个表现就是“六根互通”——任何一根都可以兼备其他五根的效用。

31、佛教禅宗里的“拈花微笑”公案，佛祖讲经四十九年，独有此次一言不发。“拈花微笑”也是中国禅宗的第一宗公案，摩诃迦叶也被列为中国禅宗的“西天第一代祖师”。

“拈花微笑”也作“拈花一笑”或“拈花破颜”。本指以心传心直悟禅理，正是禅宗所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义；后来也泛指彼此默契、心领神会、心心相印。

其实，释迦牟尼这里传示的乃是一种心境，这种心境是纯净无染、无欲无贪、无拘无束、坦然自得、不着形迹、超脱一切，是佛教禅宗说的“无相”、“涅”之最高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迦叶与佛祖在灵山会上心心相印，无须更多言语或其他表示，但一切尽在不言中，此时无声胜有声。而释迦牟尼最后对迦叶所嘱咐的话，也正好是对这种心境的最好诠释。

32、哲学说“唯心”，是指“唯心主义”。佛家讲“唯心”，是说“三界唯心”。

佛家中的“三界”指的是欲界（具有淫欲、情欲、、食欲等有情所居之世界）、（远离欲界的淫、食二欲，却仍具有清净色质等有情所居之世界）、无（只有受、想、行、识四心而无物质）。此三界的果报虽有优劣、苦乐等差别，但都属迷界，是众生生死轮回之趣，一般为圣者所厌弃。《法华经·譬喻品》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

可这三界怎么就“唯心”了呢？三界中所有现象皆由一心识（唯识宗认为是阿赖耶识）之所变现，此外无别法。凡三界生死、十二缘生等诸法，实是妄想心（阿赖耶识中的“执藏”，即末那识的执着）所变现。妄想心对应的是清净心，即如来藏，即佛性。

当然这里的“心”就像老子的“道”一样，属“强为之名”的东西。佛家讲空，也讲“空空”，即把“空”也给空掉，而这里的“心”也是这样的。也正是因为佛教要“空空”的这点，佛家的“唯心”是出世间法，哲学的“唯心”是世间法。后者是前者要破的对象之一。

33、古代时的“红尘”一词原意是指繁华的都市。出自东汉文学家、史学家班固《西都赋》的诗句中：“阗城溢郭，旁流百尘，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大意是说，“热闹喧嚣人流扬起的尘土（红尘），从四方合拢，充满全城，尘土与烟云都连在一起。”

后来，“红尘”演变成了“繁闹尘市”，做“人世间”解释，并首先被佛家使用，在佛经中多处出现指凡俗尘世的“红尘”一词。《红楼梦》开篇阐述石头的来源时说：

“原来是无才补天，幻形人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这充满神秘色彩的描写，正是来自佛家的神话故事。

34、从隋、唐开始，便盛行一手持柳枝，一手持净瓶的观音造像。

民间的杨柳观音，辄称柳枝为杨枝（在植物学上杨与柳不同：杨叶向上，柳叶垂下），把二者混淆，但在隋唐时，二者皆有洁净与祛病的含意，现时所称之杨枝甘露，实应为柳枝。净瓶内盛净水，象征净化身心。其后观世音的柳枝甘露，便成为民间最受喜爱的形象。据说观音手中的柳枝“可医病，显示可解除苦难”。

《隋书·真腊传》载：“每旦澡洗，以杨枝净齿，读诵经咒。”观世音遍洒甘露法水，令众生了悟菩提，是代表慈悲为怀，普洒佛法。但后来民间大众误以为那是掌握天气晴雨的法宝，于是每逢旱天便纷纷向观世音求雨。

35、莲花，又称荷花。它是佛教经典和佛教艺术经常提到和见到的象征物。

莲花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因为它与释迦牟尼的许多传说联系在一起。据说，释迦牟尼本是天上的菩萨，下凡降生到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处。净饭王的王妃摩耶夫人，长得像天仙一样美丽，性情温和贤淑。摩耶夫人在娑罗树下降生佛祖时，百鸟群集歌唱，天乐鸣空相和，四季里的花木都一同盛开，尤其是沼泽内突然开放出大得像车盖一样的莲花。

佛祖一出世，便站在莲花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并说：“天上天下，惟我独尊。”这天正是四月八日，以后就成了佛教的“浴佛节”。释迦牟尼觉悟成道后，起座向北，绕树而行，“观树经行”，当时就是一步一莲花，共18朵莲花。每当他传教说法时，坐的是“莲花座”，坐姿也成“莲花坐姿”，就是两腿交叠，足心向上。

在佛经中说，人间的莲花不出数十瓣以上。莲花表示由烦恼而至清净，因为它生长于污泥，绽开于水面，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深一层涵义。而莲花除了莲瓣，还有莲蓬、莲子，莲蓬可观赏，莲子可食用；莲子又可生长，栽培更多的莲花。莲花开放于炎热夏季的水中，炎热表示烦恼，水表示清凉，也就是在烦恼的人间，带来清凉的境界，这都是莲花所表征的美德。

所以，比喻从烦恼得到解脱而生于佛国净土的人，都是莲花化生的。

36、道士当然也讲戒律，而且戒律和佛教徒很相似，也可以说是沿袭了佛教的戒律，并吸取了儒家的名教纲常。

比如说，作为道教最重要戒律的“老君五戒”就是指：一戒杀生、二戒两舌、三戒妄酒、四戒偷盗、五戒淫邪。这和佛家五戒近乎一样。

正一宗也有三皈九戒之说，其中“三皈”是指皈依道，得正觉，化化出人天；皈依经，得正法，劫劫度群迷；皈依师，得正行，不堕诸旁生。这完全是佛家“皈依三宝”的变形。

“九戒”是指一者敬让，要孝养父母；二者克勤，要忠于国主（也可以说是忠于教主）；三者不杀，要慈救众生；四者不淫，要正心处物；五者不盗，要推义损己；六者不嗔，不凶怒凌人；七者不诈，不谄贼害义；八者不骄，不微忽至真；九者不二，要奉戒专一。这也完全吸取了儒家的名教思想。

全真教从丘处机开始，有传戒制度，就是说出家道士必须要经过师长的受戒仪式，这有点类似于佛教的剃度受戒。

此外还有“全真出家初度十戒”、“灵宝初盟闭塞六情戒文”等一系列条目，但大致都不离忠孝仁信和顺的范畴。《太上感应篇》恐怕就是最为着名的有关道教戒律的教义的书了。

37、古代帝王求长生的秘诀就是炼丹。

炼丹在早期只是炼“外丹”，即用炉鼎烧炼金石，然后配制成药饵，做成长生不死的金丹。这种炼丹术又称为“黄白术”。东汉魏伯阳着的《周易参同契》，用阴阳论述金丹，被誉为“万古丹经王”。

东晋着名道教仙家葛洪对当时流传的外丹加以总结，着有《抱朴子》一书，将外丹分为神丹、金液、黄金三种，并称“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能令人不老不死”。

南北朝时外丹得到进一步发展，唐代时达到兴盛，出现了孙思邈、陈少微、张果等炼丹家，服食外丹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但是外丹的炼丹术不易掌握，丹药也多含毒性。宋代以后外丹就渐渐衰微——就在外丹逐渐势衰时，另外一种“丹药”逐渐兴起。这种“丹药”的炼制是以人身为炉鼎，身上的精、气为药物，以神为炉火，在自己身中烧炼，使精、气、神不散而成“圣胎”——在丹田处形成的某种有形物。这种“丹药”称为“内丹”。内丹始于隋唐，兴于宋元，开了气功的先河。

38、道士有出家和不出家的区别，不出家的又称“居士”。

金、元以前，都是不出家的道士，没有必须出家的道士。金代全真教等创立后，才有了出家制度（即丘处机的传戒制度）。道士分全真和正一两大派。

全真派道士为出家道士，不结婚，素食，住在道观里，男为道士，女为道姑，皆蓄长发，拢发于头顶挽成髻，可戴冠，男道蓄胡须。而正一派道士可以结婚，吃荤，大部分为不出家的道士，也称火居道士，少部分为出家道士。

不出家的正一道士，一部分在宫观活动。也有一部分没有宫观，为散居道士；没有宫观的散居道士，一般情况是平时穿俗装，住在家中。正一道士为男性，不蓄长发和胡须，发式与俗人相同，他们不穿道装时，看不出是道士。

此外，正一派弟子须经过授才成为有资格的道士，而全真派弟子则须经过授戒。授、授戒均有严格规定，仪式非常隆重。道士也是有级别的，像受朝廷册封的“先生”、“真人”等，这些被册封的道门领袖是有品轶的，例如明代真人的官阶相当于二品官，清代相当于正三品大员。“方丈”则是道门老大，要戒行精严，德高望重，受全体道众拥戴而选；“监院”则是道门总管，要才全智足、通道明德、功行俱备。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初传北方时，僧侣也会被称为“道士”。

39、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目前诸子百家流传最为广泛的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

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天道”，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诸子”，“百家”则指这些学派。

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着书立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

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诸子散文大都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感情充沛，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诸子百家散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从人类文明演化历史看，曾邦哲《结构论》提出诸子百家及三教九流是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与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还禅家、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并且，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所需的一些因素在中华文化已经萌芽，比如，儒家的社会伦理化（科学社会规范）、墨家的实践经验化（实验技艺方法）、禅宗的概念澄清化（理论思维顿悟）和道家的系统逻辑模式（全息结构模型），以及一些技术发明的原型等。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

40、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为了称霸天下，便积极寻求人才，希望能得到富国强兵的方法，各种思想学派就因此出现了。

这些思想家纷纷向君主提出他们的想法，希望可以得到君主的采用，因此这时期的言论极为自由，形成了“百家争鸣”、“诸子蜂起”的局面。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黄金时代。

这些思想家中，比较着名及影响较大的是“九流十家”。“九流”是指：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邓析子；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鬼谷子；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淮南王；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九流”之上再加上小说家（代表人物是青史子），就是“十家”了。由于小说家只是道听途说，没有系统的理论，因而不大受世人重视，所以不入流，只能称作“家”。

41、春秋末期，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逐步确立，广大被剥削阶级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尤其是奴隶、农民等劳动人民，重重的政治枷锁套在他们身上，战争、压抑、管制，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无法喘息，这引发了广大仁人志士的深切怜悯。究竟人民与君王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人民与君王在国家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孟子继承了儒家思想，用他的王道学说回答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他的这一学说，把孔子的仁政思想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孟子继承并且发扬了孔子的社会批判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是：“一治一乱”。圣王在世，天下太平，暴君在位，天下大乱。“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民无所安息。”发展到今天，“世衰道微，邪说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目前正处于一个空前的衰乱时期，孟子为之痛惜不已。

除此之外，孟子还对当时连绵不绝的战争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今夫天下之人牧，为尝不嗜杀人者。”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惜：“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样的乱世，他也不恤愤怒地呐喊：“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以天下为己任，把改造社会视为自己的责任所在，他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既然历史的发展是“一治一乱”，乱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圣人出现，天下自然会太平下来。他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却也融入了自己的希望。

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两大内容是仁与礼。孟子更多的继承了孔子学说中“仁”的学说。

那么何谓“仁”？孟子指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与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互为表里，而二者合起来就是“道”。“仁”的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灵魂，他从各个方面反复对仁进行阐释与完善。

孟子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与生俱来的，称之为“四端”。它们是“仁、义、礼、智”四德的基础，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其作为孟子社会理想的支撑点，在两个方面同时显示意义。

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作为统治者，只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是件轻松易举的事。“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提醒统治者要施行“仁政”。为政必须依仁而行，不仁只能自取灭亡。仁政是孟子政治学说和他的社会理想的最基本内容，而性善论则作为其内在的依据做着最好的阐释。通俗一点儿地说，在孟子看来，正是由于人性的善良——尤其是那些统治者本身善良，仁政才有实现的可能。

仁政的理想最终指向了“王道”，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其着述中精辟地阐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减轻人民负担，遵循自然规律，人们丰衣足食，虽死无憾，这就是“王道”。它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大体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最清明的社会政治；二是比较完善的伦理道德。前者是其主要部分，孟子曾反复地进行论述。

孟子清醒地认识到若要使一个国家的百姓有“恒心”则国家必须有“恒产”，否则则四民不安。“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人们首先能活下来，然后才能言及仁义，这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竟然有某些互通之处。因此孟子特别提醒国君们要注意本国的经济生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家之口可以无饥矣。”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八口之家，耕织并重，不夺农时，减轻剥削，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这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王道乐土。

仁政是王道学说的中心思想与先决条件，孟子不断地从各个角度、不同层面上进行探讨。

孔子的仁爱主张在孟子这里得到了全面的发扬光大，从而进入了“王道”的阶段。与孔子的仁爱比较，基本精神虽然一致，内容却更加丰富全面。孟子的许多设想要比孔子细致精确很多，在王道境界中，俊杰在位，赏罚分明，赋税徭役适度，人民丰衣足食，于是对国家也就出于内心的拥护：“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为了这一理想的实现，孟子劝导人民依礼而行，请求统治者爱民亲民，扶植小农经济，减轻农民负担，这就是王道学说的基本内容。

42、人皆可以为尧舜。

这当然是植根于“性善论”而鼓励人人向善，个个都可以有所作为的命题。

其关键还是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也就是《梁惠王上》里面所说的“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的问题。只不过从与梁惠王讨论的政治问题过渡到与一般人讨论个人修养问题罢了。所以，无论是君王从政治国还是个人立身处世都有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认识到这一点后，就可以树立起我们每个人立志向善的信心，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不断完善自己，最终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说到底，还是反对人自惭形秽，妄自菲薄，要求自尊自贵。

这大概也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积极意义所在吧。

43、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孔子心中的理想帝王就应握有一统天下的权威，所谓“礼征乐伐自天子出”。儒道墨法等各派思想中都潜藏着大一统的身影。老子主张以“一”为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大一统从此有了本体论。

正式提出“大一统”的是《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的原始意义正是消灭对手，由帝王一人统治天下。

大一统在中国之所以一成不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古至今，一直有许多中国人热爱、推崇大一统。唐朝的李白赞叹道：“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明朝的李贽在《藏书》中尊始皇为“千古一帝”。大一统的逻辑中派生出来的许多观念使得大一统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扎下根来。中国人对大一统形成了精神依赖。

44、“君权神授”是神化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政治理论。认为皇帝的权力是神给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管理人民。据记载，在中国，夏代奴隶主已开始假借宗教迷信进行统治。《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这是君权神授最早的记载。

殷商奴隶主贵族创造了一种“至上神”的观念，称为“帝”或“上帝”，认为它是上天和人间的最高主宰，又是商王朝的宗祖神。

因此，老百姓应该服从商王的统治。西周时用“天”代替了“帝”或“上帝”，周王并被赋予了“天子”的称呼。周代的铜器“毛公鼎”铭文记载“丕显文武，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明确地扬传“君权神授”的思想。

君权神授的理论在汉代有了系统的发展，董仲舒提出了“天意”、“天志”的概念，并且提出了“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和人间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是最高的人格神，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天按照自己的面目创造了人，人应按天的意志来行动。

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的命题。他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君权神授的理论，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

这种理论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帝王以至于造反的农民领袖，无不假托天命，自称“奉天承运”，或者说“替天行道”，把自己的活动说成是受上天的指使，从而达到神化自己及其活动的目的。

45、​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礼记·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这一段。

但《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

《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发行的第五版将“格物致知”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

东汉郑玄最早为“格物致知”作出注解，而自从宋儒将《大学》由《礼记》中独立出来成为《四书》的一部后，“格物致知”的意义也就逐渐成为后世儒者争论不休的热点议题，以至于今。现在社会上关于“格物致知”的流行诠释是根据南宋朱熹学说的部分观点，认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

“格物致知”包含现在所说的“实事求是”精神，但是，其内涵远比“实事求是”丰富。现今流行观点和朱熹观点的差异，乃是在关于“致知”的解释。

朱熹所谓的“知”是知性——包含了智慧与知识；而现代流行观点的“知”只是指知识，这种观念变异可能是由于现今社会流行唯物论观点所产生的影响。

虽然朱熹乃是儒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代大儒，但他对于“格物致知”的观点之所以在后世成为主流，并非是因为获得后世儒家学者的普遍赞同。

事实上，朱熹学说在南宋当时还因政治党争而被斥为“伪学”，而后世的许多儒家学者也更大力批判朱熹对于“格物致知”的学说观点。

但因为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元朝中叶就被官方采用为科举取士的应试准则，而自从明太祖开始独尊朱熹学说为《四书》上的唯一官方思想权威以后，朱熹学说更是成为明清两代历时五百余年在科举应试上的官方教条观点。

因而朱熹在“格物致知”上的观点也就在数百年的官方教条权威下，成为后世社会上的普遍流行观点。所以在清末的洋务学堂中，就把物理、化学等学科称为“格致”，即“格物致知”的简称。

46、《道德经》一般视为古代大思想家老子的着作，学术界也认为它可能是老子及其后学集体创作的产物，又称《德道经》、《老子》、《五千言》，分上下两篇，即前三十七章的《道经》、后四十四章的《德经》。后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初年版本的帛书《老子》，却把《德经》放在了《道经》前面。

《道德经》全文尽管只有五千余字，却历来被看做是“万经之王”——因为其包含行上宇宙论、阴谋诡诈、帝王权术、兵家诡道、养生等众多思想，结出了先秦哲学和美学上的道家（例如庄子）、汉初的“黄老之术”、汉末的道教（例如张陵的“五斗米道”，以及后来的各种道教流派）等硕果。

具体说来，《道德经》提倡“对立面的转换”、“善为下”、“寡欲”、“居后不争”、“守柔”、“抱朴”和“无为”等思想。

如果单就其对道教的影响说，“致虚极，守静笃”、“专气致柔”、“涤除玄览”、“抱一处和”等修养之道，更为道教守一、心斋、坐忘、服气、内丹等多种炼养术之基本；而“长生”、“死而不亡者专”等说法，道教引为仙学长生说之根源；“归根”、“复命”之说，内丹学则发挥为内炼成真、与道合一的哲学依据。

47、《论语·子路》中孔子回答他的学生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意思是：名分不正，道理就讲不通；道理讲不明白，事情就办不成。

在这里，孔子强调的是治理国家时要做到名实相符，言行一致，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国君的要有个国君的样子，做大臣的要有个大臣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个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个儿子的样子）。

后来，“名正言顺”就泛指人的言行举止合乎道理，理直气壮或光明正大的意思。

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的权臣造反时，都要挖空心思地做到师出有名，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48、在古典文献中，“身”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但它指的不是我们这个血肉之躯的“肉身”。比如儒家讲的“修身”就不是修“肉身”，而是道德上的长进和养护。

明代王艮在《明哲保身论》中说，“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可见明哲保身当中的“保身”其实讲的是道德上的修身。其次，生物意义上的“肉身”也是要为德行服务的，即“肉身”经过道德上的“修身”，就能为“保国”、“保天下”这样的宏伟目标服务了。王艮说：“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知保身而不知爱人，必至于适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将报我，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若夫知爱人而不知爱身，必至于烹身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

由此可见，“保身”完全是修身的含义，“明哲保身”发展成为贪生恶死倒是义理之外的事情了。

49、作为中国古老的一种术数，奇门遁甲是一门珍贵的文化遗产。它包括理数奇门和法术奇门两种，相传奇门遁甲源于军事上的排兵布阵，古代奇门遁甲的宗师级人物，典型代表有姜太公、张良、诸葛亮等。

《龙甲神章》除了记载兵器的打造方法之外，还记载了很多行军打仗调兵遣将的兵法。于是黄帝要他的宰相风后把《龙甲神章》演绎成兵法十三章，孤虚法十二章，奇门遁甲一千零八十局。到后来，经过周朝姜太公、黄石老人，再传给张良，张良把它精简之后变成当今我们看到的奇门遁甲。

奇门遁甲的优点在于剖析事理透彻，运用适中的方法统筹一切。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中，奇门遁甲都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可以指导我们正确把握机遇、趋利避害。

参考书籍:

《​每天学点文化常识(图文典藏版)》——诸葛文

《中国人应知的文化常识》——辛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