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农历4月8日戍时生辰八字(1918年农历4月8日戍时生辰八字)
中国公安消防服役53年脱下军装！小编细说你不知道的中国消防史
10月9日，中国公安消防部队移交应急管理部交接仪式正式举行，53年的消防现役终将成为历史！
目前，中国17万现役消防军人、约20万政府专职消防员成为最后的消防战士，一同成为国家机构改革历史的见证者！
时代在发展，事业在进步！2018年3月21日，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公安消防部队等各警种部队不再列武警部队序列，全部退出现役，现役编制全部转为行政编制。
国家机构改革大幕拉开后，各警种部队改革陆续展开：8月28日，武警黄金部队转制；8月30日，武警水电部队转制；9月29日，武警森林部队转制……今天，轮到消防部队了。
随着中央消防部队转隶移交完成，各省的消防部队转隶也将陆续开启移交模式。至此，消防部队列入武警序列共计35年，消防官兵以现役身份服役53年！
挥手难言再见，使命在肩，又启新征程！转隶后，消防队伍将作为应急管理部的应急骨干力量，在肩负传统使命的同时，承担起新的职责。
对于消防职业化来说，这不仅是半个世纪后的回归，也是中国近代百年消防史的新起点！
消防一词来源日本根却在中国
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消防历史。
“消防”一词虽然是二十世纪从日本引进的外来语，但“消防”的根儿在中国。
日本的文字是从中国的汉字演变而来，汉字早在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就开始传入日本。
日语“消防”一词不仅字形与汉字完全相同，字义也无差别。现代意义的消防可以更深层的理解为消除危险和防止灾难。
“消防”一词，在日本江户时始出现这个词。最早见于亨保九年（清雍正二年，1724年），武州新仓郡的《王人帐前书》，有“发生火灾时，村中的‘消防’就赶到”的记载。到明治初期（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消防”一词开始普及。
“消防”一词的出现，充分反应了当时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密切。火灾与消防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命题。在各类自然灾害中，火灾是一种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发生频率很高的灾害。这种灾害随着人类用火的历史而伴生；以防范和治理火灾的消防工作（古称“火政”），也就应运而生。
中国古代六大火灾差点毁了中华文明
《甲骨文合集》刊载的第583版，第584版两条涂朱的甲骨卜辞，记录了公元前1339——1281年商代武丁时期，奴隶夜间放火焚烧奴隶主的三座粮食仓库。这是有文字以来，最早的火灾记录。
事实上，文字出现之前，先民们早已遭到火灾的焚掠。为了生存的需要，我们的祖先早就开始了防范和治理火灾的消防工作。
当考古工作者，把一座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人类居住遗址，发掘并展现在世人面前时，我们惊异地发现，这些居住遗址，简直就是早期建筑火灾的见证。
二千年前西安半坡遗址，那一座半地穴式的方形小屋，因火灾毁坏后留下的木炭还清晰可见，足以表明是一座比较原始的早期建筑火灾现场遗址。
五千年前甘肃秦安大地湾大型公共建筑遗址，就不仅仅是建筑火灾现场遗址，那此在木柱周围用泥土构筑的的“防火保护层”和残存的“防火保护层”中、涂抹于木柱上的一层坚固防火涂料（胶结材料），就更能证明我们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探索建筑防火的技术，其卓越成就，令人惊叹不已。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六场火灾，有一次几乎快毁掉半个中华文明。
1.项羽火烧阿房宫
项羽打进咸阳之后，也不想着在这里当皇帝，于是一把火就把阿房宫给烧了。史书里写：烧火秦宫，三月不灭。
这个宫殿当然十分的宏大美丽，最紧张的是，听说同时还烧了很多册本，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的确秦宫还保留着很多书，这又烧一次，丧失就更大了。
假如是真的，那项羽真是千古之犯人，他跟秦始皇联手，毁了半个中华的文明。但是，如今阿房宫遗址的考古却没有发现大规模燃烧的现场，于是，有一种声响以为，项羽并没有大规模烧阿房宫，而阿房宫当时能够只是个烂尾楼，还没有完全修睦。由于二世祖叫停了。
2.西晋武库火灾
西晋末年，天下看似平静，但空气中洋溢着兵火之气，也便是在公元295年的冬天，八王之乱的前夕，一场大火在洛阳的武库烧了起来。
所谓武库，便是寄存兵士武器的地方，当时的部队武器并不能随身携带，而是集中放置，集中管理。像司马懿要发起高平陵兵变，第临时间去的便是武库，从武库中拿出武器来武装本人的马仔们。
这一场火底本能够补毁灭，但当时正值多事之秋，王爷跟皇后每天争权，隔一次就来次兵变，比大姨妈来得还勤还规律。来次兵变，就要夺一次武库，因而当时的在朝张华害怕这又是一同兵变，要借大火去取武库中的武器，就下令不要救，而是用兵把大火中武库围了起来，防止对方抢东西。
这一来，整个武库就烧得干洁净净，里面能够武装二百八十万人的武器全烧没了。更有心思的是，一些奇异的东西也烧没了，里面有王莽的脑壳 ，孔子的一双鞋，汉高祖斩蛇的宝剑，这但是汉晋的吉祥三宝啊。这带出另一个信息，这个武库不只仅是放兵器的，还能够是一个皇家博物馆，那丧失就更大了。
3,永宁寺塔大火
在中国汗青上，有一座神迹般的木塔，这便是永宁寺塔，据记载有136米高，相称于四十层大楼。
当时南北朝都信佛教，各地都修有佛塔，这个便是一个佛之浮屠。但在534年，一场雷火突如其来，将大塔烧了起来，一烧便是三个月，可见，不只仅是木塔，还殃及了附近的民居。传说，这里牵涉到一场斗法。
外史记载：532年朝野不宁，五谷不丰，永宁寺塔达官贵人与僧侣相互争斗，塔中奇事不断，万魔争佛塔，僧侣奇病失落。佛门始祖南天祖与观音菩萨显灵与伏牛山，携雷公电母佛门众神尊塔围布网。534年二月旬日晚戌时古寺奇僧与众神尊用南天火，北天水塔围九宫，玄术围魔。狂风暴雨中雷声震山电火入塔。佛塔奇火照百里，像毁千百，僧亡69。火三月始熄！
4.临安大火
在1201年，临安，也便是如今的杭州发作了一同世纪大火，大火起于御史台的一个工作职员杨浩家，临时没管住，就呼拉拉烧开了，终极烧了三天，三万多家躺火，殒命人数统计有五十九人。十余万人无家可归。
5.圆明园大火
这个火便是人火放的啦，英法联军打进来，放火烧了圆明园，人类史上最美丽的园林之一就付之一炬。里面能拿走的，全部被抢走，拿不走的就毁了，如今去了，便是一片废墟，英法联军当然坏透啦，但大清朝也有问题，本人有钱不搞开展，大搞园林，富而不强，这便是引祸之道。
6.朝天门大火
在1949年的解放前，重庆也发作了一同大火灾，火从朝天门市集烧起，先是一间油腊铺着火，然后伸张开来，一烧便是大半天，一共烧了39条街，殒命数千人。如今朝天门大火还是老重庆人的记忆恶梦，朝天门一有火星子，老人就会说朝天门老火来了。
当然，比这个更惨的是长沙大火。
这是人为放火，此火把长沙古城给烧没了，烧了五天五夜，殒命人无数。长沙这个二千年没变城址的城市，成为二战中跟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齐名的破坏最严峻的城市。
乾隆期失火记录54起多次发罪已诏
面对防范和处理火灾，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家和史家，一向十分看重。 春秋早期在齐国任宰相，并使齐国富强起来，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一位“霸主”的政治家管仲，他就把消防作为关系国家贫富的五件大事之一，提出了“修火宪”的主张。
春秋晚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他所作的《春秋》及其后世门人所撰的《左传》，记载了火灾23次，数量之多，居所记各类灾害的前列，开了国史记载火灾的先河。尤其难得的是对宋国、郑国和鲁国防范和治理火灾所采取的消防措施予以详加记述，并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这此，都反应了儒家对防范和治理火灾的重视。
战国时的思想家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他注重实践，在《墨子》一书中，不仅包含着力学、光学、声学许多科学原理，而且在防范和治理火灾方面，也有许多独到的主张。他在《备城门》、《杂守》、《迎敌词》等篇中提出许多防火技术措施，既在设置、建造的具体要求，又有明确的数字规定，可以认为，这是我国早期消防技术规范的萌芽。
黄帝时代的《李经》，是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典。到战国时的法家李悝，集各国法之大成，著成《法经》，已经把防范和治理火灾的内容列入“法”的条文。《法经》虽然全文已佚，仅存六篇目录，但这一点则可从以《法经》为蓝本的后世成文法典《唐律疏议》中得到证明。
我们祖先在同火灾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的科学概括最早见于《周易》：“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东汉史学家荀悦在《申鉴-杂言》中进一步明确提出：“防为上，救次之，诫为下”的“防患于未然“的思想。
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成立迄今四千多年来，历代王朝都把防范和治理火灾的消防工作列为国家管理公众事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建立了相应的管理体制。
在封建社会，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皇帝，直接过问消防治理，并发布相关的诏书，在发生重大火灾时采取“素服、避殿、撤乐、减膳”等措施，甚至下“罪已诏”以自责，进行“反省”、“修德”，并广开言路，片听臣下的批评和建议。
我国古代的防火法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当时，越王为了检验老百姓肯不肯为自己卖命，有一次曾下令将宫室点着，自己坐在一旁等待老百姓前来救火，但是等了半天，无一人前往。在这种情况下，越王只得下了一道命令：“救火而死的，可以与杀敌而死得到同样的奖赏。”于是，老百姓才有的用防火物质涂抹身体，有的披着用水浸湿的衣服奔走而来，总算把火扑灭了。这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已开始意识到在火攻管理中运用法的威力。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防火法令还仅仅处在雏形阶段，应当说，到了秦代才逐步完善。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秦朝的封建制度、法律日臻完善。在这些法律制度中，有关防火内容的法令也得到了发展和加强。当然，这些法令决非为了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而建立的。关于这方面的法令条文，仅在《秦律十八种》中，就有以下的记载：
仓储防火。秦自从接受了商鞅等法家重本抑末的思想，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农业的发展给经济带来了繁荣，为统治阶级创造了大量财富。为了保护好这些财富，统治阶级就不得不严加注意仓储防火。秦王朝明文规定，贮藏谷物的仓库要加高墙垣，在贮存刍草的仓和用茅草覆盖的粮仓附近不得住人。夜间要严加巡查防范，闲杂人员不得过入仓储区，仓储区关门时必须灭掉火烛。
库府防火。库府在古代是专门收藏器械、财物和文书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场所。因此，秦法规定，严格禁止把火种带进库府，吏员将物品收好后官吏派啬夫和吏员轮番昼夜看守，夜间关门之前还要仔细检查一遍，看看有无可疑的火种。
为了保证这些防火法令的实行，秦法还规定了惩罚制度。《秦律十八种》和秦简《法律问答》中明确规定：看守仓库的吏员如果违反法令或玩忽职守而导致火灾，吏员本身和主管官吏都必须承担罪责。
为了区别失火后的责任，秦简《法律问答》中还以是不是火灾的肇事者为依据规定了赔偿的标准。如在官府的施舍居住的人，如果因旅舍发生火灾而烧毁了他所携带的官家物品，官府则不要求赔偿，如焚及所借用的车马，官府还可作适当的补偿。至于百姓家失火，如果蔓延烧毁里门的，肇事者罚盾牌一个；如烧毁城门，罚甲一领。
总的来讲，秦朝的防火法令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对于巩固秦王朝的统一，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以及加强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是起了一定重要作用的。但是，由于秦朝的统治时间较短，加上年代久远，大量史料的散落和遗失，因此，有关火事方面的内容则不得其详，值得一提的仅仅是秦末项羽火烧阿房宫和始皇陵的事。那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嫌原先的宫廷规模狭小，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在渭南上林林苑中大砌宫室，全部工程到秦亡时尚未完成，可见规模之大。已建成的前殿名叫“阿房”。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夏四月，汉高祖的陵寝发生火灾，汉武帝当即脱下“龙袍”，穿了五天白色的冠服，反映他对火灾心有恐惧，采取了一种虔诚的自我的遣责任的第一道“罪已诏”。以后历史王朝的皇帝，继承这一做法。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皇宫三大殿发生火灾后，明成祖在“罪已诏”中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对治国安民的十二个方面进行深刻反省。
清乾隆皇帝弘历有关火灾的“上渝”，仅《中国火灾大典》收录的就达54次，为历代皇帝之最。在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乾清宫不慎失火，此时弘历已87岁高龄，身居太上皇位，但他仍承担了主要责任，在“罪已诏”中说“皆朕之过，非皇帝之过”。
“御灾防患”，各级地方行片长官职责所在，他们为保一方平安，也曾大力推行“火政”。像汉代成都太守廉范，唐代岭南节度使杜预、永州司马柳宗元，宋代的户县知县陈希亮，明代徽州知府何歆等，因大力推行“火政”，造福人民，“民感之”，史家为他们立传，人民为他们建祠立碑，有的古迹至今犹存。
清朝的封疆大臣林则徐，每到一地，发生火灾，必到场参加扑救，更为人们称颂。
中国宋朝就有了消防队
中国古代的消防，作为社会治安的一个方面，没有独立分离出来设置专门的机构。从汉代中央管理机构的“二千石曹尚书”和京城的“执金吾”开始，均“主水火盗贼”，或“司非常水炎”、“擒讨奸猾”。消防机构同治安机构始终在一起，也就是水火盗贼不分家。这种始终一体的治安消防体制直到社会分工已相当细化的今天，尽管我国的消防治理已有相当独立的管理范围，但就国家体制而言，消防治理同维护社会治安的各项工作仍由公安部门统一管理，这是中国的一种历史传统。
西汉长安“每街一亭”，设有16个街亭；东汉洛阳城内二十四街，共有24个街亭。这种需内的街亭，又称都亭。唐代京师长安，没有亭，却建有“武候铺”的治安消防组织，分布各个城市和坊里。这种“武候铺”，大城门100人，大坊30人；小城门20人，小坊5人。受左右金吾下属左右翊府领导。在全城形成一个治安消防网络系统。北宋开封“每坊三百步有军巡铺一所，铺兵五人”，显然是唐代“武候铺”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元化的正史中未见有“军巡铺“的记载，但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却有与军巡铺完体相同的“遮荫哨所”。而明朝内外皇城则设有“红铺”112外，每铺官军10人。这些虽然各异，但它们都是城市基层的治安消防机构，相当于今天的公安派出所或警亭。
在宋朝，管理公众事务的消防治理，最突出的成就在于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支由国家建立的城市消防队。这种城市消防队，无论组织形式及其本质，与今天的城市消防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支国家消防队创建于北宋开封，完善于南宋临安，到淳佑十二年（1252年）临安已有消防队20隅，7队，总计5100人，有望火楼10座。
从元、明、清到中华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火灾也随之增加，而消防治理、消防技术又都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证明，消防是世界文明进步的产物，社会愈频繁，防范和治理火灾的消防工作越来越重要。
而在沈阳，有消防队已有一百四五十年的历史！
在沈阳消防队史馆里就陈列着上百年的消防器材。这些满载着历史厚重的物品，勾起了人们对过往的回忆。
我国古代并无“消防员”这个称谓，救火的人叫“火师”。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消防”一词从日本舶来，才有了“消防队”之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设消防处，皇家消防队队长由“尚书”担任。皇家消防队队员是从年轻力壮的太监中挑出来的，其职责是保障皇家消防安全，消防设备大多是从日本进口的。
据沈阳市消防支队的史料记载，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沈阳诞生了最早的消防组织“奉天消防公议会”，又称“水会”。“水会”会址设在城内长安寺（今沈阳商业城）对过，此外在沈阳城内的16条大街分别设有分会。这种组织一般由大户商家牵头，串联附近的中小商户共同协商成立，选出会首，制定防火公约，各商户按铺面大小分等级筹备经费，每月还须按等级交纳一定数目的会费。
“水会”成立之初，全沈阳城16条街共有“水龙”11台，配有消防队员，着“勇”字坎肩。“水龙”是最早的消防车，木制，由人力拉动。水龙中间有个压水装置，在救火时，两边的人不停地按压上面的木杠杆（俗称“龙杠”），水就会从龙头嘴中喷射而出，扑灭火焰，比原先排队传桶浇水灭火省时省力。这是消防车的前身或雏形。
1905年，奉天巡警总署下设消防科，执掌奉天消防事宜。1907年6月，奉天巡警总署内部机构调整，撤销消防科，设直属消防队（即现沈河消防中队），这也是沈阳最早的官办消防队组织。为了保护故宫的安全，直属消防队建在了与故宫一墙之隔的地方。沈河消防中队距今已有107年历史，是沈阳历史最老的消防中队。
警钟见证沈阳望火楼兴衰
由于消防通讯设施非常落后，火场的方向和位置很难找准，1902年，“水会”成为沈阳商务总会下的独立机构，并建起了办公楼。
那时，办公楼只有三四层，虽然在楼上可以观察到一些火灾的起火位置，但有些火灾仍然观察不到。1907年7月，日伪奉天警务当局从商埠地募捐筹款，在沈阳南市地区七纬路旁（现南市消防中队附近）建成了沈阳第一座火警瞭望塔，也叫望火楼。1990年南市消防中队营房翻建时，这座望火楼被爆破拆掉，这里的警钟被消防官兵保存了下来。
这座望火楼高20多米，分别设有3层观望台，望火楼一、二层与消防队营房相通，消防队员可以直接从营房上楼观望，每次发现火情，便敲响警钟，召集消防队员前往施救。
除敲钟报警外，消防官兵还以白昼悬旗、黑夜挂灯指示火警方向，东为绿色旗灯，南为白色红道旗灯，西为白色旗灯，北为红色旗灯。消防队员根据旗灯所指示的方向，迅速出动灭火。当时的《消防队章》规定：“夜间分班执勤，当班人员服装整齐，不得睡卧。”
随着社会的发展，警钟又增添了新伙伴—手摇报警器和消火器。摇动把柄后，手摇报警器便会发出“呜呜”的报警声，立时传遍四周，相当于现在消防车上的警报器。消火器类似现在的小型灭火器，长约30厘米，通过抽水并加压喷射出去，容积在1000毫升左右。
百年望火楼被指挥中心取代
1918年12月30日，日伪在南京街1号设置了华洋商埠地警察局，监管消防工作，建立了常备消防队，修筑了沈阳第二座望火楼。该望火楼由于建筑位置显著，利用率高。建国初期，沈阳的最高消防指挥部曾长设于此。
随着日伪消防队的扩建，日本人在沈阳又建了4座望火楼。沈阳解放初期，刚刚建立的沈阳特别市公安消防大队利用旧望火楼，又在沈阳各地建了5个望火楼。
建国初期，消防报警系统十分落后，人们很少有电话报警，很多单位和市民呈报火警常常无能为力。距消防队近的就跑到消防队报警，距消防队远的常常望火兴叹。在上世纪50年代，沈阳市还没有高层建筑，最高的只有4层。当时利用这些望火楼观察火情，确实起了不少作用，及时扑灭了很多火灾。
上世纪60年代，随着沈城高层建筑的出现和增多，消防通讯报警系统的发展和进步，望火楼失去了作用。到60年代初期，全市已经不再使用望火楼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具现代化的调度指挥中心。2002年7月23日7时，随着”轰”的一声闷响，位于沈阳市南京街1号的具有百年历史的沈阳最后一座望火楼爆破倒在了烟雾中，从此，沈城的望火楼化为烟尘，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百岁消防水、警钟、手摇报警器、消火器，作为沈阳消防史上的重要标志和历史见证，幸运地被细心的消防人保存了下来，用无声的言语来述说它们所见证的消防事业发展历程。
朱克靖：失联10年又参加新四军，被捕牺牲后，陈毅怒骂罪魁祸首
1947年2月4日，华野二纵司令员韦国清接到命令：“以疾进之势，歼灭郝（郝鹏举）部，造成威胁海州之势，吸引敌军北进，然后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接到命令后，韦国清迅速向部下传达命令，虽然任务艰巨，但二纵上下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原因无他，这是一场复仇之战。
当时，韦国清只知道白塔埠附近有个郝部，具体情况并不清楚，甚至连郝鹏举的三个师的具置都不清楚，但韦国清却知道，郝鹏举对自己部队的情况，同样不明了，于是决定出奇制胜，命令部队搜索前进，趁郝鹏举没做好准备，一举歼灭之。
2月6日晚，韦国清在小埠子村遇到郝鹏举部队，随即展开激战，毫无准备的郝鹏举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能仓促命令部队迎敌，战事进行到2月7日下午，郝鹏举部已被逐个击破，无奈，郝鹏举只能下令全线撤退，韦国清带着二纵尾随追击。
2月7日黄昏，战斗结束，郝鹏举部5000余人被歼灭，就连郝鹏举本人，也被活捉，带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面前。
看到郝鹏举，陈毅是怒不可遏，大骂郝鹏举，并写下一首诗《示郝鹏举》：“教尔作人不作人，教尔不苟竟狗苟，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
这位郝鹏举究竟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儿?为何会使得陈毅如此愤怒呢？原因无他，郝鹏举不仅临阵倒戈，还害死了陈毅极为敬重的一位人物——朱克靖。
朱克靖，湖南醴陵人，出身寒苦，8岁入私塾，14岁考入县城中学，开始接触新学，1918年，从长沙中学毕业后，23岁的朱克靖进入北京大学读书，在这里，朱克靖接触革命思想，并与1922年成为一名党员。
1923年，朱克靖奉命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后，进入广州革命军第三军，担任党代表及政治部主任，并参加北伐。
1927年4月，在四一二前后，朱克靖担任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利用这一职务，朱克靖让朱德当了南昌公安局局长，方志敏主持江西省的党部工作。
四一二之后，朱克靖所在的第三军，成了争取的对象，当当时，无论是朱克靖还是他的上司江西政府主席朱培德，都听命于武汉政府，对的举动，是嗤之以鼻。
可没多久，武汉的汪精卫，也开始，这时候，朱培德动摇了，在的高官厚禄下屈服，玩起了“礼送人”的把戏，还劝朱克靖投靠“蒋总司令”，但被朱克靖一口回绝：“我不投降，你反水要考虑后果！”。
一句话说的朱培德无言以对。
朱培德心怀叵测，许多同志在撤离时惨遭杀害，为了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组织，朱克靖化妆成货郎，绕道湖南，来到武汉，此举，让同志们感动不已。
在筹划南昌起义时，熟知情况的朱克靖秘密来到武昌，策动第三军旧部起义，8月1日，南昌起义轰轰烈烈举行。
起义之后，朱克靖担任第九军党代表，可惜的是，在广东潮汕地区，起义军遭到重兵包围，朱克靖突围后，只身一人，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潮汕突围之后，朱克靖曾潜入广州寻找组织，可当时的广州，在“四一五”之后，同样一片白色恐怖，想找到组织谈何容易？
为了安全，朱克靖找到妻子后，拖家带口来到北平，暂居在岳母家，后来在中关村租了个葡萄园，靠种蔬菜、养兔子为生。
1932年，在好友的介绍下，朱克靖改名换姓，来到桂林教书，1934年，朱克靖的行踪被白崇禧得知，知道他已脱离组织，亲自登门拜访，想让朱克靖为自己效力。
此时的朱克靖，虽然已经与组织失联5、6年，但他的革命决心却从未动摇，不愿与白崇禧为伍的他，再次开始了逃亡，几经周转，来到长沙。
此时的朱克靖，已经身无分文，为了生计，他忍痛将三儿子卖掉，然后，与妻子去江西投奔妻舅。
朱克靖的这位妻舅名叫文群，是当时的江西财政厅长，兼办豫鄂赣闽四省的农村合作事业，在妻舅的帮助下，朱克靖成为河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南阳办事处任特派员，开始致力于农业，帮着百姓购买耕牛、农具，兴修水利等等，这时候日子才渐渐好过一些。
1937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再次合作，北方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晋察冀战场，南方的红军，则改编为新四军，听到这个消息的朱克靖欣喜不已，立即对家人说：“我要重归战场，请缨杀敌！”。
于是，他把妻儿托付给友人，自己动身千万武昌。
当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得知此事儿后，立即将朱克靖请到家中，许以高官厚禄，希望朱克靖能为自己效力，甚至为了留住朱克靖，愿意把秘书长这一职位给他。
但朱克靖一口回绝，只说：“我愿在新四军与战士们一起吃苦！”，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开。
看快，朱克靖便到了新四军，朱克靖的到来，让一同参加武昌起义的老同志们，既开心又为难，开心的是，朱克靖活得好好的，为难的是，朱克靖资历极高，可南昌起义之后，又离开组织10余年，这职位，该怎么安排？
当得知同志们难处后，朱克靖说：“无论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行，只要对革命有利！”，于是，43岁的朱克靖成了战地服务团团长，带领爱国青年，负责戏剧、绘画、歌咏、通讯、等事宜。
不到1年的时间，朱克靖带着战地服务团，足迹遍布苏、浙、皖、赣，行程2万余公里，为组织的抗日宣传，做出极大贡献。
因为朱克靖表现积极，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很快，组织便委以重任——担任新四军联络部长，负责工作。
泰州的李明扬、李长江兄弟、苏北大文豪韩紫石，等等，都是朱克靖争取过来。
皖南事变之后，朱克靖担任第三分区专署专员，与叶飞成为搭档，一起建设泰州、泰兴、如西、靖江等地的，1944年，又担任苏浙行政公署主任，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可谓鞠躬尽瘁。
解放战争打响后，朱克靖重新担任部部长，利用自己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影响力，争取反蒋力量。
于是，与朱克靖是苏联同学的郝鹏举成了首要争取的对象。
郝鹏举原是冯玉祥的副官，1925年被派往苏联学习炮兵指挥，可尚未学成，郝鹏举便回了国，因为此事儿，冯玉祥对他不喜，郝鹏举也一直未得重用。
抗战爆发后，郝鹏举投靠了胡宗南，担任参谋一职，本来，有机会往上爬，但郝鹏举生活不检点，与一位团长的妻子发生关系，惹得大怒，亲自下令将他羁押。
越狱后，郝鹏举又投奔了汪精卫，先后担任“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教育长、“淮海省”省长、第八方面军总司令等职。
抗战胜利后，郝鹏举的部队被收编，成为新编第六路军，郝鹏举担任总司令。
因为曾经被下狱，而且还是降军，这支杂牌军处境并不好，而且，在解放战争开始前，不断命令他们向新四军进攻。
在郝鹏举看来，他们，就是的炮灰。
于是，当朱克靖去郝鹏举那里做工作后，郝鹏举当即宣布“退出内战”。
1946年6月，大举进攻解放区，面对气势汹汹的，郝鹏举怂了，审时度势之下，又跟总参谋长陈诚取得了联系，当占领张家口，兵分两路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郝鹏举开始密谋反叛。
郝鹏举的异常举动，自然瞒不过解放军，1947年新年，陈毅曾把郝鹏举请到山东军区，郑众的对郝鹏举说：“只有依靠人民才有出路！”，吓得郝鹏举是心惊肉跳。
虽然郝鹏举已经有了反叛的苗头，但朱克靖却毅然决然地跟随郝鹏举去了他的军中，做工作，他对陈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能争取一分钟，就要争取一分钟。”。
令陈毅和朱克靖没想到的是，朱克靖到郝鹏举军中没多久，郝鹏举便借口请朱克靖出席军事会议，将朱克靖抓捕。
抓到朱克靖后，郝鹏举连夜将他送给，作为自己的投名状。
朱克靖早在北伐时期，便担任江西省秘书长，后来，又在新四军中占据极重要地位，在他被捕后，派竟制造谣言，说朱克靖是战场被俘，为了让朱克靖“登报悔悟”，派可谓用尽手段。
朱克靖曾经的同学贺衷寒等人轮流劝降，甚至三次亲自出马，一口一个“老朱同志”，并许以高官厚禄，但朱克靖始终不动摇。
他对说：“我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生命，一个是政治生命……我宁愿牺牲肉体生命，也不能牺牲我的政治生命。”。
见无法劝降朱克靖，1947年10月，派将他残忍杀害，牺牲时年仅52岁。
当朱克靖被捕的消息传回解放区，陈毅是愤怒至极，开始筹备对郝鹏举的歼灭战，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韦国清率部，攻打郝部的事情。
虽然心痛朱克靖的遭遇，但当时的朱克靖，并没有被杀害，陈毅只是痛骂了郝鹏举一顿，并未杀他。
可惜的是，郝鹏举这个人，实在是不知好歹，1947年5月，大举进攻解放区，鲁南机关转移，郝鹏举也被押解随行，路上遭到轰炸，见有机可趁，郝鹏举便立刻逃跑，最终，被解放军开枪击毙，死时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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