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的八字特点(导演的八字特点有哪些)

这天中午，和李安一起吃了顿饭。

几年不见，李安看起来竟然已经是个老头儿了。他的头发变得花白，他的背佝偻着，就连他的面部肌肉也开始往下走，这让他即使在笑的时候，也总有一种马上要哭出来的神情，叫人若有所动。

也对，李安都62岁了，怎能不老——连我都不再年轻了。

当年第一次看《卧虎藏龙》，我还不到20岁，除了觉得美，什么也不懂。但后来的十几年里，每一次重看，都能看到之前从未发现的新东西。《卧虎藏龙》就是个大千世界，里面什么都有。尤其玉娇龙，小时候以为她纵身一跃是在偿罪，后来才领会到，她根本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而是一种无法实现又心向往之的生活理想。李安在她身上多有寄托，她往下跳，其实是飞，升华了。

去年夏天，看了《刺客聂隐娘》，去台北采访了侯孝贤，就又把《卧虎藏龙》找出来看。聂隐娘和玉娇龙，都出身官宦人家，都一身武艺，都不驯服，但两个人物的质地完全不同。隐娘从小遭遇不幸，身世坎坷，她的逃离和反叛有其世俗的逻辑，是对命运的反抗。但玉娇龙，她从未身遭不幸，但她，他妈的就是不爽极了。

玉娇龙走得更远。师父要她永远追随，不要。大儒要收她为徒，不要。父亲要她嫁入豪门，不要。她不愿服从所有这些秩序，通通不要。但她又不可能和罗小虎真去那自由天地，因为她不是那样长大的，那不是她的世界。最后，天地之大，竟然无处可去。她往悬崖下一跳，就是叛逆到淋漓尽致，死无葬身之地。她说，她要的就是个自由自在，但她发现活着就是不自由的，所以她宁可不活，也不妥协。

她姓玉，音同“欲”，又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

侯孝贤跟我说，聂隐娘就是现代性。那么，玉娇龙简直就是后现代性。她根本就是女版的詹姆斯·迪恩，摇滚得很。这种无因的反抗，有存在主义的味道，接近命运的本质。侯导18年磨一剑，但李安大成若缺，不拘一格，无话可说。

俗话说，不怕怒目金刚，就怕眯眼菩萨。别看侯导一张刀削斧刻的脸，李安一副菩萨相，陈文茜一问起来，他还要卖卖萌，但其实他比侯孝贤还要狠得多。侯导好歹让隐娘活，还给她留了一个磨镜少年，说是“一个人，没有同类”，但还是很不忍心地给了条路走。但李安呢，他把这个梦戳破，玉娇龙那才是真的孤绝，那才是真的“一个人，没有同类”。

《卧虎藏龙》之后，李安又拍了6部电影。他一次次地讲人的孤绝的故事，更湿润，更温厚，更老到，也更狠辣。

第一次觉得李安可怕，是看《色戒》。这部电影，反反复复看，也忘了有五六遍还是七八遍。觉得害怕，不是那十分钟的床戏，而是因为电影里彻头彻尾的虚无——爱情是荒谬的，友情是虚伪的，亲情是荒芜的，国家是四分五裂的，革命是似是而非的……只有的快乐是真实的，而这唯一的真实恰恰又是不可说的。

这个女人，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废墟里。

李安真狠啊。他把张爱玲几十年涂涂改改写了又藏的东西，一五一十都拍出来了，而且拍得毫不手软，如同跟随王佳芝坠入了那个神秘的潜意识的深渊，无法得救。亲情、友情、爱情、信仰、理想……人活着要倚赖的几乎所有重大系统，他一一下手，拆解个遍。

但李安又不是张爱玲。最后王佳芝从珠宝店里出来，失魂落魄，遇到个拿着风车的快活车夫。注意看，车夫背后的号衣编号是1023——这是李安的生日。王佳芝，不，张爱玲，她的人生实在太绝望了，李安忍不住要在她的临死关头幻化成天使，给她一点温存和希望。

如果你注意听的话，《色戒》的原声大碟里，这一段配乐的名字就叫作The Angel。这张CD里，还有一段旋律，是勃拉姆斯晚年最著名的间奏曲Op118。那一年，勃拉姆斯60岁，他最爱的姐姐去世了，老师舒曼也死了，人生即将走到尽头。他在贫病中写下这支曲子，以欢快的旋律开头，但越来越多的欲说还休、悲欣交集，好像早已知道结局，剧本已经写好。3年之后，勃拉姆斯与世长辞。

《色戒》，与其叫“色戒”，不如叫“生死”。这是非常本质的追问。李安说，这部电影是他有生以来拍得最痛苦的一部，至今不敢重看。当时，他甚至在崩溃中远赴法罗岛，求见英格玛·伯格曼，见面大哭。这个瑞典老人，从《野草莓》到《第七封印》，他拍了一辈子关于生、死和怀疑的电影，到了88岁的时候，他自然懂得李安在哭什么。一年之后，伯格曼去世了。

这就是李安的魅力。人人觉得他是个呆萌害羞的老好人，但那不过是他的皮相，他的教养，他的保护色。他把他最强烈的和最深刻的温柔，全都给了他的电影，在那个世界里，他做得一回玉娇龙，剥皮见骨，忽生忽死，半佛半魔。玉娇龙做的是江湖梦，李安做的是电影梦。他们都只在梦中才能做自己，梦一醒来，人就不能再是那个样子——就好像没人能够接受绿巨人变身之后的样子，虽然暴力和愤怒也是真实的他，但人们只认同他温和、安静、没有攻击性的样子。做梦总有一天会醒，醒过来会像浩克和玉娇龙一样无处可去，但好在李安不只自己做梦，他又用自己的梦，给他人造梦，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说白了，李安拍的从来就不是年轻的电影，它们一部比一部温柔，一部比一部深沉，一部比一部复杂。所以，我总暗暗觉得，他应该长得更老一点，才能配得上这些智慧。长得青春洋溢的人，拍不出《色戒》和《卧虎藏龙》。如果李安是那种长相，反倒不像样。看看伯格曼的脸，再看看李安的脸，岁月在人的脸上和人的心上刻画出来的痕迹，理应是一样的，而电影像一盏魔灯，它把这两种痕迹同时显影在银幕上，这就叫作“雕刻时光”。

这么多年过去了，李安真的和他的电影长得越来越像，我则因为喜爱他的电影，对他这个人产生了许多类似“理想父亲”的投射。我当然知道，这未必是真实的李安，但你总会有种幻觉，似乎你所有的困惑和脆弱在他这里都是可以被接纳的。

眼下，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坐在你对面，用这样一双湿漉漉的眼睛注视着你，让你立刻就不假思索地决定，要给他所有的信任，向他倾诉所有的秘密。

但这一天，我是个记者。我要做的，是问出李安的秘密。

很多年前，我爱看李碧华写的食经。有一次，她写白斩鸡，提到台北一家老字号。那天晚上，坐她左边的是一位墨镜导演，拒人于千里之外，从头到尾一言不发，不动声色。坐她右边隔壁的是李安，和一群朋友一起，不过朋友说话比他大声，他只是笑着跟老板打招呼，说，每次回台湾一定要来吃这一口，好像吃的不是鸡肉，是乡愁。

李安用情，但不好吃。食物好像也不只是在满足他的味蕾，而是心理和情感上的需要。他不是一个善于享受生活的人，但这样的联想和隐喻，他在《饮食男女》里也早都玩过了。

半小时前，他给自己点了一碗刀削面。西式的大白盘子，小小的一堆。食物简单，因为他更需要时间。接下来还有好多采访和活动要出席，他得硬挤出一点时间午睡。

李安已经好多天没有睡好了。这一趟，从纽约到台北，从台北到北京，还要再飞上海和香港，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距离上一次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又是4年过去了。在那部大获成功的电影结尾，李安使用了一段印度传统风味的配乐，名为Which Story Do You Prefer。他对观众有好奇，也有挑战——你们到底喜欢哪个故事？

“我们是昨天看的。”

“怎么样？”他立刻从粗短面条里抬起头，眼睛直视过来。

“我觉得没什么好不适应的，不知道美国人这次反应怎么会这么大。可能他们中年危机，所以不那么自信，变得保守了。”

李安来北京之前，他的新片已经在纽约电影节首映快半个月了。这段时间，票房数字和媒体风评一一出来，老实讲，都不太乐观。在美国“豆瓣”Tomatometer上，这部电影的好评度只有46%。换句话说，可能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都不喜欢这部影片。

有人抱怨说，李安首次尝试的3D+4k+120帧新技术让画面过于清晰，以至于自己的注意力会被各种细节转移，难以集中。

又有人说，新技术的画面虽然更加流畅，但是却让画面的颗粒度不够，看起来不像电影，更像纪录片或者电视电影。

还有人说，这个故事不够吸引人，主题老套，叙事琐碎，像一个有才华的新导演的作，不像大师手笔。

这是李安感兴趣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人能够接受川普，却不能够接受李安的一次技术探索？

他搅了搅面条，停了下来。

“当然了，这个电影可能在价值观上会刺激到美国人。另外，你知道吗，电影还是美国人发明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很难讲。你说，当年《断背山》为什么没有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说不清楚，但背后也是有一整个系统在发生作用。”

李安不是一个愿意把话讲明的人。恰恰相反，他简直是一个充满机锋的太极高手。只要他愿意，他能够把中文的暧昧表达推到极致。诸如“我就是王佳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这部电影就是我的中年危机”这种话——实际上，中年危机这个说法，他在《卧虎藏龙》《色戒》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上映时都说过——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那么理解，莫测高深，却又捉摸不定。他其实很享受这种神秘感，又不冒犯任何人。他非常真诚，又觉得把话说穿了没什么意思。

但即便如此，上面这几句话的意思也还是忍不住点到了——李安不服气。

这么说吧，《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这部电影，它对于美国的冒犯，和《色戒》对于的冒犯简直如出一辙。在美国总统大选即将揭晓之时上映这部电影，就好比在1942年的上海放《色戒》，其对国家主义和国民性的解构之深、之狠，以至于在某种狂热的社会氛围中会遭到反弹，实在再正常不过了。

人家玩民粹玩得正来劲呢，你兜头给浇一大盆子凉水，人家能谢谢你么？

其次，李安还有一个欲言又止的解读：即便他今天已经是李安了，但在好莱坞，他仍然是一个“外人”。电影是美国人发明的，是美国人仅次于军火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在“如何用新技术来定义未来的电影语法”这件事上，美国人并不希望由一个“外人”来完成。

很久以来，美国的电影人一直在谈论“电影已死”的话题。互联网和娱乐新技术的出现，让诺兰、卡梅隆这样的导演都忍不住觉得，也许用不了多久，人们就再也不会去电影院了，主流的娱乐方式也不会再是电影，人们可能只是留在自己家的客厅里，看看美剧，或者戴起VR头盔对着电脑干点什么。

“我不认为电影已死，我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我会用3D+4k+120帧这个新技术，并不是想毁掉电影，相反，我是希望能够把观众拉回电影院来。”

从这点来说，李安非常成功。他至少成功地把我拉回了电影院——不是一次，而是四次。《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我在见到李安之前看了一遍120帧版本，之后又看了一遍120帧，一遍60帧，和一遍24帧。

如果一定要比较这几个版本的不同，第一次看120帧的时候，我没觉得新技术带来的明亮画质、景深和流畅性影响了我进入剧情，不过，我同样也没有意识到李安这么做为观众带来了什么明显的好处，我只是又一次坐在电影院里，享受又一部李安的电影而已。

但是，在看过24帧和60帧版本之后，我再一次看120帧，就能够细致入微地感受到李安的追求和一片苦心。再一想，此前所有人类，包括李安自己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过120帧画面在银幕上长什么样子——别说一整部故事片了，就连一个镜头都没有——这时候，唯一的感受就是，李安牛×。没别的，就是牛×。

我试着说得更具体点儿。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这部电影的结构很简单，就是在战场、球场和家里这三条线索之间不断进行交叉剪辑。这种交叉剪辑基本上全部都是利用声音和画面效果的相似性来完成的，所以，音画效果细腻与否，对于这个故事的成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看过小说原著的人就会知道，这个故事其实是作者借一个19岁大兵之口，来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中年男人对于社会的质疑。要把如此不同的两个视角非常自然地融为一体，用文字技巧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但用影像的话，难度就大多了。

李安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难度，所以他选择了使用3D+4k+120帧的新技术来帮忙。这种新技术让男主角比利的每一次记忆闪回都变得更加自然，因为它最大限度地突出了比利记忆中的声音和画面，让秀场和战场在回忆中融为一体，这使得大兵们在现实中的格格不入就显得更加荒谬。

举例来说，电影里有个场景，是比利和兄弟们一起参加球队老板举办的欢迎宴会，其中有好几个食物的华丽特写。在看24帧版本的时候，镜头偏暗，画面又很短暂，不到一秒钟，所以我完全意识不到导演给这个特写的用意何在，然后故事就随着比利的记忆闪回到伊拉克战场了。

但是在看120帧版本的时候，画面非常清晰，即便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我也能够迅速辨认出来，画面里是一只烤熟的大火鸡，而且火鸡睁着眼睛。在接下来的段落里，比利回忆了在伊拉克搜查一个“”分子家庭的场景，最后以一个小男孩仇恨怨毒的眼神作结。

以前后两个面对死亡的眼神来连接故事，不但自然，而且完整，但如果没有新技术的细腻呈现，导演的意图很可能被湮没掉，观众也会觉得生硬。

我问李安，如果不考虑剧情和技术的适配性，还会选择《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这个故事来拍吗？

他笑着摇头，说：“肯定不会。”

很明白了。李安是因为要从技术上去探索未来电影的语法，所以选择了这么一个“轻巧”的故事。

说它“轻巧”，因为它没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那样的深邃主题，也没有《色戒》那样的复调结构，就连成本也只有4800万美元，而且它看起来可能是太好懂了一点。

不过，它操作起来一点也不轻——做一件人类历史上从来没人做过的事情，一定累死人，还可能要面对费力不讨好的窘境。

别的不说，光是新技术带来的景深，连画面里每一个远远的路人的表情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对导演把控场面、调教众多群众演员的能力又是新的挑战——在旧版本里，可能个把群众演员在打混也没事，反正看不清楚，他只要做个人肉布景板待在那里就好了；但在新版本里面，群众演员的表情、动作和状态如果不到位，会立刻被观众注意到，显得一切都像是假的。

不过，这就是李安。这一次，他用大兵比利的小故事来完成对新技术的初步探索，这是大师过渡性的“小片”。他真正的野心在于筹备中的《马尼拉之战》，这部关于阿里和拳击的电影里，不知道李安又会解构些什么，但据说，它的成本会是这一次的3倍左右，而且无论成败，都将是电影史上第一部用3D+4k+120帧技术来讲述的史诗电影。

“这次在纽约，他们老是喜欢问我，Why did you do this? 问得我很烦，其实我心里在说：Why did I do this? Because I can! ”

李安的狠劲全在电影里，要让他撂一回狠话，可真不容易。多亏美国人不喜欢比利·林恩，我们才看到李安偶尔一露的峥嵘。

照理说，李安是人见人爱的天秤座，他的电影不该这么狠辣刻骨，他也不像是会发狠的人。不过，吃完饭之后，他送我们出门，突然说：

“我是天秤和天蝎交接的那一天出生的。年轻的时候像天秤座，怎么都可以，现在年纪越大，好像越来越被天蝎座拉过去。”

壮哉我大天蝎啊！击掌！

一顿饭匆匆忙忙就吃完了。

其实，我点的白汁意大利面根本就没怎么动，我也不相信有人在能够和李安聊天的时候却顾着吃东西，那得是八戒附体。

下了楼，我舍不得走。想一想，这辈子见到李安的机会，很可能仅此一次。按照他现在拍电影的速度，基本上十年三部。将来年纪越来越大，最多五年一部。这就是说，我要再见到他，最快也得五年以后，要等到他再拍华语片，得十年以后了。天知道那时候我还有没有这个运气和他一起午餐。

我决定留下来，先旁听另外两个采访，再跟着他的同事们一起去清华大学。晚上，他会在那里和贾樟柯、冯小刚做个对谈。

半个小时之后，李安进来了。他可能是养过神了，拍杂志封面的名牌西装也脱了下来，换他常穿的那种休闲西服和松松的裤子。他看起来更自在了，一团和气。有个小姑娘和他聊了二十几分钟，关于新片和新技术的问题，他一个一个答过来。他甚至让人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分和气了，因为这些问题，从纽约到台北再到北京，天知道他已经回答过多少遍了。

接下来是许知远。他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许知远的一篇口述文章，名字我忘了，但主要是讲发生在他自己家庭里的父子冲突。我还记得，他的大意是说，父子为什么一定要和解？痛苦就痛苦好了，这些痛苦就是人生必须要承受的东西，如果非要和解，倒显得人太软弱。

我非常期待许知远能够和李安从这个角度来聊聊父子关系。

长久以来，父子关系是李安探索人生和电影的起点。作为一个受儒家士大夫教育长大的华人，他在生平第一部电影《推手》里，第一个拿来开刀解构的就是“父亲”的形象。接下来的《喜宴》和《饮食男女》，无一不是在“父”的形象上着力，所以又被称作“父亲三部曲”。

手边一本《十年一觉电影梦》，已经快翻烂掉了。李安在这本自传里讲了一句话，大意是说，父亲三部曲都是带点轻喜剧色彩的情景剧，等到这三部电影拍完，拍《理智与情感》跑到英国去适应了一下外国大片场的制作，就觉得好像自己显性的部分已经都拍完了，于是从《冰风暴》起，开始拍自己隐性的部分，越拍越沉重，一发不可收拾。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的每一部电影里都开始死人，死上一个两个算少的。

所谓隐性，不妨理解为人身上神秘的潜意识动力。一个人用理性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是意识。一个人看似非理性地做出自己的选择，付出自己的代价——比如说，王佳芝明明可以不和猥琐的梁润生上床，更可以拒绝汉奸的提议，但她不——这背后，受的是人自己往往都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的牵引。这个潜意识的来源，很多时候出自原生家庭，一个人百分之九十的秘密都在家庭里。如果王佳芝不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她可能就不会对一个革命小群体表现得如此依恋，明明诸多不对劲还视而不见。

李安经常说，自己喜欢拍关于个人成长主题的电影。这个个人成长，也不妨从探索人的潜意识的角度去理解。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先相信和依赖的东西是自己的家庭，在儒家社会里，尤其是父亲。在父亲三部曲里，当李安已经反复把“父亲”形象解构掉，让他从一个无所不能的偶像变成一个固执、忧伤的老人之时，接下来，他还要拍什么呢？或者说，当一个人已经不相信来自父亲的超级力量之后，他要如何继续生活呢？

我认为，李安自此启动了他的魔鬼探索之旅。这个魔鬼，就是潜意识。当父亲作为一种超级力量破产之后，潜意识会去一次次寻找新的超级力量，一次次以为得到了救赎，又一次次失望、幻灭和转移。所谓个人成长，就是一个不断祛魅的过程。

你会看到，他在接下来的作品里，大施魔法，痛哭流涕，从夫妻（《冰风暴》）、兄弟（《与魔鬼共骑》）、导师（《卧虎藏龙》）、科技力量（《绿巨人》）、牛仔社会（《断背山》），到革命（《色戒》）、宗教（《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通通重新解读，还以本来面目，呈现世界的荒诞。

许知远没有和李安谈到父子关系，倒是一直在问他关于大选和美国的社会动力的话题。这是他的个人兴趣。不过很明显，李安可以回答他的问题，但是始终难以深入。采访结束之后，他握着许知远的手，说，你这些问题，我不太接得到。

确实，这是人和人的差异。许知远是一个关注外部世界变化的人，而李安关注人内心世界的变化远甚于此。

不过，我忘了李安在回答他的一个什么问题时说：“我是个不可知论者。”

我好像拿到一张通往李安世界的门票，紧紧攥住，不肯松手。为了使用它，我蹭了工作人员的车子，跟着李安去了清华大学的大礼堂。这时候，北京已经入冬，一路天色将晚。

看得出来，李安已经很累了。他的衬衫领子耷拉着，头发也耷拉着。我想，如果今天我不是一个记者，那我坐在李安面前，我没有任何问题要问，我甚至都不想讲话。我只想和他一起待着，什么也不做，因为所有的认同都已经在他的作品里。

以前，我在采访的时候经常会问，如果你能够穿越时空和一个人交谈，你会想见谁，聊什么。有人说想和乔布斯谈禅学，有人说想和昆汀一起喝酒，还有人想问问武则天的无字碑是什么意思。

这些其实都不对。我的朋友桑格格说，如果有一天能够见到萧红，一定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哭。李安见伯格曼也是这样。现在我见李安，问了一次还不够，还要追着他再问第二次。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觉得，世界上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可问，因为没有足够的答案。

“要不我们接着许知远聊吧。你说你是个不可知论者，在你的电影里，确实从父亲到家庭，从革命到宗教，所有人类赖以生存下去的重大系统全都被你解构了。如果这些全部都是不能相信的，那人活着何以为凭呢？在怀疑之后，到底有什么是留下来的，是可以相信的呢？”

我在跟李安求道。

“人生就是这样。当你想要相信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在变化了。《易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那就是变化，只有变化是可以相信的。所有能够相信的东西，都不会是别人告诉你的。所以，人只能靠自己，活着一定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探索。”

我相信，写得出《色戒》的张爱玲，一定也曾经无数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她自认生活在废墟里，那要怎么活下去？有必要再活下去吗？1959年，张爱玲39岁，她在美国给自己唯一的闺蜜邝文美写信：“任何深的关系都使人Vulnerable（容易受伤），在命运之前感到自己完全渺小无助。我觉得没有宗教或其他System（体系）的凭借而能够禁受这个，才是人的伟大。”

《色戒》之后，李安花了五年时间，拍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他挑选了一个和他年轻时候长得非常相像的小演员来扮演派。派相信所有的宗教，拜伏所有的神，但是当他在大海上独自哭号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神来帮助他，就连那一座佛形的岛屿也是幻象。最后，只有他和他的老虎在一起。甚至这只老虎，也是幻象。

他活下来了，这就是人的孤独和伟大。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又一座丰碑。这一次，李安的探索更加终极，因为他的讨论对象是人类最终极的归宿系统——宗教，而且又一次，他毫不含混地触碰它的虚妄之处。与其说他在解构——当然，解构让人孤独——倒不如说他在求真——求真让人伟大。解构和求真，孤独和伟大，这是生命历程的一体两面，已经无限接近神性。

就是这样的。《十年一觉电影梦》厚厚一本书，只讲到《卧虎藏龙》为止，而且通篇是李安的创作回顾，也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知识结构。一个人做导演，做到李安这个份上，供应最叹为观止的视觉奇观，讲好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这些都已经不在话下。李安最大的秘密，是他管窥世界的这个“管”是什么，他的认知系统的核心是什么。这个东西的有无或高下，决定了一个人是巨匠还是大师。

这个秘密，李安讲得出。

“我十八九岁还在台湾的时候，看过一阵子存在主义的书。不过后来去美国，觉得自己的架子已经在那里了，就再也没怎么看过哲学。一直到30岁左右，从电影研究所毕业了，开始接触到道家的东西。”

真好，真好。存在主义和道家文化，虽然他者即地狱，但大可万物皆化为我。

李安真的累了。我还想再和他聊聊父子关系，但他只是说：“我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因为我的时间都给电影了。”

“儿子也做了这一行，会为他担心吗？”

“我刚拍完《喜宴》的时候，有一次回台湾做宣传，上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就说，你的样子怎么可能是导演？他大概是想，导演不会是这么害羞木讷的样子吧。那我今天不是也做到这样。”

“李淳跟我说，他小时候对父亲最深的印象就是，爸爸坐在餐桌边写剧本，望着窗户外面发呆。他远远看着，不敢过来。”

“是啊，我做电影，对家人其实很不公平。但是没办法，我认命，这辈子注定要在色相里打滚……我家里，其他的事情，我不能告诉你了……你还是不要这样解读我好了，这是对一个创作者的不尊重。”

电影的秘密可以讲，生活的秘密不可说。

温和儒雅如李安，竟有愠色。他把一样的问题回答几十遍也不会烦躁，因为那是他的工作，表现友好便是，无须调动生命能量来应付。但他不准备对一个记者敞开内心，他也对我一无所知。记者这个工作，有时荒诞已极，非要交浅言深，往往得到的是不自知的谎言。

头天下午，我刚刚见过他的小儿子李淳，他在新电影里扮演一个配角，大兵比利的战友Foo。那天上午，他们父子坐在同一张沙发上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竟然有一种局促的气氛出现。儿子不敢和父亲开玩笑，他的拘谨和诚恳跟父亲年轻时候一模一样。父亲对他无疑有爱和歉疚，但是似乎也没有注视儿子眼睛的习惯。

李淳个子不高，眉清目秀，是一位演员。23岁那年，他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影角色，于是回到台湾，在王童的电影里扮演一个叛逆又歉疚的儿子。当时，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如今，他一边照着父亲的嘱咐在读经史子集，一边台北和北京两头跑，演陈凯歌和韩寒的新片。

李安在他那个年纪，刚好离开台湾去美国，英文讲不溜。儿子则刚好相反，离开美国回台湾，中文要从头开始学起。时间再往前走，李安的父亲李升在这个岁数，正在江西德安教书，战火四起，对未来忧心忡忡。再后来，去了台湾，一水永隔，被叫作“外省人”。

这是李家三代的巨流河，好像注定要做“外人”。

我问李淳，是否已经决定把演员当做自己的终身志业了。

他想一想，摇头。

李淳今年26岁。李安在他这个年纪，刚刚从伊利诺伊大学戏剧系毕业。父亲李升希望他继续深造，做戏剧学教授，但李安打定主意要去纽约学电影。他跟父亲说：“因为我属于这里。”

所以，李安是在26岁的时候找到自己的天命的吗？我曾经以为是。但在重看了一次《绿巨人》，又重看了一遍《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之后，我知道，不是这样。

唐诺在《重读》里说，研究一个作者，最好从他被公认最失败的那一部作品入手，因为那里面有他最深的纠葛和秘密，来不及好好隐藏。我重看《绿巨人》，确实，不知道是不是成本所限，特效非常粗糙；情感上也有走火入魔之嫌，父亲死于自己亲手制造的灾难，儿子背负这一切，却没有继续自己的救赎，反倒以一个好莱坞欢乐英雄式的结尾草草收兵；女主角在背叛了男主角之后，又声称自己深爱着他，但是电影在一段父子关系、一段父女关系和诸多打斗场面中间疲于奔命，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塑造这空荡荡的爱了。

我相信，在拍完这样一部电影之后，李安是不可能对自己感到满意的。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李安曾经多次提到，在《卧虎藏龙》大获成功之后，他不敢休息，未经深思熟虑就接拍了《绿巨人》。那之后，他曾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他甚至想要拒绝找上门来的《断背山》，从此退休。

李安和父亲说了他的打算。

这个时候，李安一定已经心灰意冷。父亲一辈子反对他拍电影，认为这都不能算是个正经工作，而儿子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要证明“我可以”。但如今，儿子亲口跟父亲承认想放弃，这无异于说，我之前几十年的坚持都是错的，我的路错了。

一个人在49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路走错了。

父亲的反应出人意料。他告诉儿子，你应该接《断背山》，你要继续拍电影，因为你属于这里。

很快，李安接了《断背山》，开始在美国西部勘景。电影开拍两个礼拜之后，李安接到家人的电话，父亲在台北骤逝。他没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他后来说，自己一辈子都耿耿于怀。

关于自己的人生，李安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在那个晚上，我从清华回到家，已经快半夜一点钟了。我心里难过，悄悄哭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像一个被父亲驱逐的人。不过，几天之后，我看了第二遍《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立刻就释然了。

在这部电影里，我发现了李安的一个秘密。他把他所有的温柔、爱和秘密，都放在电影里。

现在是11月22日的凌晨3点54分，跟你们讲完这个秘密，我就要去睡了。这些东西，过了半个月，我本来不想写，一直拖着，但越拖心里越不舒服，好像不写出来，就对自己没个交代。我不知道你是谁，喜欢不喜欢李安的电影，会不会坚持看这篇长文章一直看到结尾，但那都不重要，我只是写了。

是这样——

电影开头，是一段废弃的摄影机拍下来的战场画面，比利营救班长蘑菇，开枪向敌人射击。这时候，画面右边出现拍摄日期：2004年10月23日。

前面已经提到过一次，这是李安的生日。这一年，他整整50岁。半年多前，他的父亲去世了。这是他此生度过的第一个没有父亲的生日。一年前，他想放弃电影，但父亲劝他，说，你要回去。

这是李安留在自己电影里的密码、门票和小地雷。看懂了这一节，就窥视到了李安内心世界最隐秘的一角。

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比利产生幻觉，他回到战车上，又一次见到了已经死去的班长蘑菇。

“你终于来了，比利。”

“是的，我想这就是我的命运。这两周我一直在思考，以为自己了解一些大众不懂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是他们主宰着这个秀，我活在战场，但他们对战争有各自的理解，对吧，电影也一样。”

“你我是一个战壕里的小哥俩，离开故土才能茁壮成长，也可能客死他乡。你扛起重任的时候到了，但别忘了，那一枪已经开了。”

“我准备好了，班长。”

“我爱你。”

“我爱你。”

比利终于回去了。他深明战争的残酷，但他必须回去，因为他是天生的士兵，他属于那里。

李安也终于回去了。他深明电影的折磨，但他必须回去，因为他是天生的导演，他属于那里。

在50岁上，李安认了命，他知道，此生都要在色相里打滚。

电影最后这个场景，从叙事上来说，其实可有可无，但是李安一定要把它留下来。他当年没来得及对父亲说的话，今天借比利和蘑菇之口，对自己的爸爸讲。他可能是那种一辈子都没有跟父亲讲过I love you的人，但是这句话反反复复在他心里打转，算一算，已经有12年了。

我问李安，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他想了又想，终于，他说，是在剪辑室看《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成片，看到结尾，没忍住，哭了。

这场对话发生在2016年11月7日的中午和晚上，分两次进行，每次各半小时。一次在柏悦酒店的套房里，一次在清华礼堂的后台。

我想说说后来发生的三件事。

12月11日的下午，我收到工作人员转来的一封邮件，是李安写的。

“Dear 晓宇：我还记得你那恳切的样子，那一天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过……既然猜到1023算你厉害，那就再多告诉你一点，车夫的台词：回家啊？车夫背后踏去的方向是焦距模糊了的片中前面她去过的南京西路和平大戏院……岁末冬寒，多多保重，别太辛苦了。Best wishes，李安。”

做了十几年记者，好像就是为了这一天。

又想起来，中午聊完之后，告辞的时候，导演问了我一句：“晓宇，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有的话说过就忘记了，但听的人会记得一辈子。过了一阵，我找朋友粗粗算了一下导演的八字，得到的竟然是一句话：密林里的河流。河流是水，密林没有阳光，都是至阴的气象，所以能去到深深的里面，又要流向远方，才会得到安宁。

朋友还说，从八字看，这个人68岁的时候会真正实现自我。我马上就在算，导演的那一部作品，还要等几年。

这一算不要紧，又在浩如烟海的网络里发现了11年前的一个小豆腐块。

2005年，李安筹拍《色戒》，来上海勘景，接受报纸简单采访。

记者问他，为什么偏偏要挑张爱玲这个不起眼的短篇来拍。

他回答的大致意思是，因为张爱玲是曹雪芹最像样的传人，但要拍《红楼梦》，实在太难了，先得用张爱玲来练一练。

可惜，采访之前我没看到过这个细节，否则真要问一问。但不问也罢，当今之世，若真要拍《红楼梦》，除了李安，不作第二人想。

雷晓宇：听说您大儿子的婚礼上放了王家卫电影的片段，是哪一部？

李安：哎，这个……他本来要租《花样年华》的，但是没货了，干脆就放了《阿飞正传》。

雷晓宇：如果您的片子在婚礼上放呢，觉得哪一部合适？

李安：我觉得我还真没有那么浪漫的定情物之类的。倒是有一次，在拍《绿巨人》最后决战的那一场戏，我爬到一万多尺的高山上去勘景，半路遇到一对从台湾来度蜜月的新婚夫妇。他们说，是在看《卧虎藏龙》的时候定情的。我这么说，王家卫会不会生气？（笑）

雷晓宇：我们昨天看了新片，120帧。（李安：怎么样？看了会觉得奇怪吗？）很奇怪，因为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看不懂的。可是美国人的反响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现在好保守啊。

李安：真的，他们自己不觉得。他们觉得世界很落后，自己很开明，事实可能完全相反。好奇怪，我也不懂，说不上来。这可能是说，美国现在整个社会基础还是挺保守的。其实120帧是人视觉上很自然的东西，只是过去电影没办法做到。

但我好像也不是什么马前卒。如果我今年四十几岁，我不会一下跳这么远，会慢慢一步步走。但是一步步走，又好像走不过去。你必须把观众过去的观影习惯拉出去，如果一点点拉，不晓得要拉多久——自己年纪也不小了，所以我扯了一下，就有点疼，美国观众脑子就老转不过来。

我觉得，可能中国观众观影的习惯没有那么重，没有那么自以为是，觉得电影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电影等于是美国人建构起来的，所以他不自觉就会有一点比较成熟之后的……我也只能这么说了吧。美国的影评在这方面是保守的，是要护卫他们过去所知道的知识。我觉得，这世界上的事，尤其是电影，没那么简单。就像大家问我，为什么《断背山》没有拿奥斯卡最佳影片？不是一两个原因。大家关起门来投票，真的很难讲，可能也没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就那么回事吧。

但是风向也会变，不是一翻两瞪眼永远不变的。当年《少年派》在美国也放得不怎么样，但是世界各地的回馈一点一点改变了它。我有85%的票房是北美以外的，而且在北美的话，加拿大又比美国好很多，只有美国人好像特别不吃我这套。我上次来，在全国只宣传了半天，结果就比美国的票房还好——在美国我跑死，跑那么多地方，白跑。

雷晓宇：美国观众不买账，是不是也受到互联网和娱乐新技术的影响？我去年跟侯孝贤聊，觉得现在好像对于电影有一种末世情结在那里，不知道电影未来会怎么样。最早米兰·昆德拉还在捷克做电影学院老师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说电影已死。这几年，诺兰他们又出来说电影已死。好像再过五年、十年，还有没有电影，还有没有电影院，甚至未来人用影像来表达心灵、表达理念的方式，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都不知道。

李安：我觉得真是不进则退。

电影在我个人来看，从上世纪70年始就再没有进步了，只退不进。在那个年代，那种活力是真实的，他们讲那些话不是无的放矢或者矫揉造作。我做学生的时候，那种拍电影的热情跟现在不是同一回事。那时候，电影的基本语法就差不多该玩的都玩过了。现在只不过换一批人来做，中国导演也还会再做一遍，但每个人都做得没有新意。大家都只不过是把它做好而已，没有像艾森斯坦出来的时候那么……别说伯格曼了，那差更远了。

包括我的《卧虎藏龙》，我只是把它做好——我没有说像伯格曼他们那个时候，都不是那么回事。艺术片导演也差不多就是换一个国家做一做，换一个故事做一做，或者个人的风格弄一下。这个媒体做疲了，你只是把它做好，你没有发明一个新的看法、激发一种新的活力，没有。像法国新浪潮出来的那种活力，真的是很不一样的。电影还是不活络很久了。美国人现在再这样发展下去，也是腻味的。没有新的刺激、新的拍法、对世界新的看法，人生就是那么回事。

所以，电影要有新的东西出来，我觉得很自然。以前南北战争时期就有立体照片了，跟我们眼睛看到的一样。电影为什么就要是平面的呢？因为做不出来嘛。那现在能做出来了，允许你这样去看了，你为什么不这样去看呢？

在纽约，他们问我：Why did you do this？我有时候就，哎呀，直接回一句也不礼貌，但就是Because I can，就这么简单。就好像你今天为什么要点这个面条，因为你可以吃，你喜欢吃，就这么简单，哪有那么多啰唆。有些影评之所以会那么说，因为那是他们唯一懂得的东西，他们套不进去，讲不出个所以然，他们的眼睛没有被训练过。相信他们再去看一遍，眼睛已经不一样了，因为眼睛和脑子已经会重新组合了。

所以，他们现在就下定论，我觉得基本上是很不合理的事情，又不好意思讲。这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电影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新的媒体，我真的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未来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也是抛砖引玉，希望铺垫一下，做一点苦工，能够看到那个未来快一点来。我只希望这样，我已经尽力了。

雷晓宇：您觉得未来的电影到底长什么样子？

李安：有多面向，除了有X、Y，还有Z的东西。然后最大的差别就是会有一种参与感。

至于未来还会不会有电影院……我这样去追求甚至改变观影习惯，是因为我爱电影，我不是在破坏电影。我希望电影院继续存在。

现在美国人进电影院的兴致不是很高，再过几年，中国人也会这样。老实讲，很多美剧已经比电影好看了，它们的内容和解析度都已经超过电影了。以前是电视追电影，现在电影要追电视还赶不上，那电影院要怎么继续存在呢？

还有，自从有了多厅数字放映，电影院的品质管制和放映技术是差了很多，粗糙很多，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没有放映师了嘛。我们拍电影的拼死拼活，可以好个1%，他一下子就把一半的结果给刷掉了。而且每天都有这么多片子出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就跟你报纸的版面都抢不到一个礼拜一样，对不对？注意力持续时间非常短，一个周末就一翻两瞪眼了。所以，现在就经常搞super hero（超级英雄）那些制式的电影，一年也没有几部是你会共襄盛举去看的。这都对电影院的存在不是很有利。

雷晓宇：但这次的新片，120帧还是只能在电影院看。我看完首映还有个感受就是，战场和秀场的切换对于120帧技术来说真是太适配了。如果没有这个对新技术的适配性，您会考虑拍这个故事吗？

李安：我肯定不会拍。（摇头）

雷晓宇：其实，这个新片对于美国的冒犯，和《色戒》对于的冒犯，是如出一辙。

李安：说到《色戒》，是另外一件事情。

其实我拍《色戒》，我根本不是要拍王佳芝的故事，也不是拍郑苹如的故事，我要拍的是张爱玲，我也是拍我自己。你看那个小说，她几十年改来改去，最后藏起来的东西比写出来的多。你就知道，张爱玲就是一个小女孩在闹脾气，她缺爱，其实很渴望被父亲抱在怀里。所以，电影用的配乐也是《摇篮曲》的感觉。这样到了最后，你说她对胡兰成有没有感情，肯定是有感情的，所以最后结尾我就那么拍。

之所以会选汤唯来演，是因为我见到她，和她聊天，她简直就是张爱玲灵魂附体。她也是那种会做傻事的女生。也有别的好演员，都是比较从容的样子，一脸精，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情。所以拍电影要相信，我相信这个故事会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有那种感情。

我那个时候也没把握。她也不是很漂亮，也不是很成功，她那个样子，以前在大陆，电视剧都没人找她演。可是她那个样子，就是她的。

雷晓宇：您之前的每一部电影都会有死亡，这次也一样有。您对死亡的认知或者心境，跟之前比，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有什么不一样吗？

李安：我不太愿意去讨论，因为是那个东西来找你的。我一开始做都算是情景喜剧、社会讽刺喜剧，我的调子都很轻的。这跟我生长的环境有关，我在情感上会温暖一下。从《冰风暴》起，我就好像回不去了。没办法，我想轻一点，但不太回得去——也不是它里面没有幽默感，就是回不去。

雷晓宇：您现在在电影这件事情上还追求什么？

李安：我后面要做的东西还没有抓到，还在摸索，这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说摸到了退休，或者摸不到退休，但是人就是不可以说“我知道”。

雷晓宇：您说自己是不可知论者。

李安：对，世上没什么定论，我自己搞不清楚。

雷晓宇：那这要怎么理解呢？您自传里面说了，在《理智与情感》拍完之后，好像您显性的东西都已经拍完了，然后开始去探索人性里隐性的东西，就算魔鬼之旅吧。（李安笑，说：哇，魔鬼之旅）每一次……比如拍《冰风暴》，把家庭这个东西解构一次；拍《色戒》，把革命或者爱情这个东西解构一次；拍《少年派》，把宗教解构一次……那我在想，所谓的不可知，是不是每一部作品里面建立一个怀疑，而且这些怀疑都很大，几乎就是人类古往今来赖以生存的所有重大系统了。我想知道，在这些不可知和怀疑之后，哪些东西是剩下来的？哪些东西是你知道脚能踏得住地的？好像人要生存，总得倚赖某些归宿系统，如果所有这些系统都在李安的电影里被解构了，那李安还给留了些什么呢？

李安：有时候解构的动机是希望做更深一层的了解，不是蒙的，就这么相信，有点傻气。你在了解的过程里面，你一定会去解构，很多东西就变得不是那么准确。我觉得，知道不可知是蛮重要的。所谓不可知，就是说，我不知道它有一个尽头，我不知道人类可以知道所有事情，这个我不相信，我觉得是唬人的。

知道不可知以后，你要怎么样呢？其实是蛮东方的。西方说解构是很清楚的，但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有这些玄之又玄的东西，任何可以讲出来的道理都是一个偏见。我们儒家讲要谦虚，它讲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根深蒂固的。只是说，再用西方的艺术来表达，会觉得破坏力比较大。其实我们一直就是说，你要谦卑，要不停学习。

我觉得，我们如果还要有什么观念的话，就是学一辈子也不够，生生世世在学，一辈子都有它的功课，这个我相信。你说它是不是信仰，我也不晓得。我总是觉得，他人告诉你什么什么东西，要不然他就是政客，要不然就是对你有所企图——我是不相信的。所以，一方面我要挑战，因为不愿意做傻子；另外一方面，我成长的过程本来就是这样。你想，你看父母都是很有权威的，有一天你长大了的话，你很自然就发现，你从小幻想的父母不是那个样子。你不能装着不知道，其实就这么一回事。

雷晓宇：那您相信什么？

李安：我相信冥冥中老天爷告诉我们，有一个要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要找。有的人找一个国家，有的人找一个上帝，随便你去找一个什么神，你知道，找到一个就可以了。我觉得不找也不行，懵懵懂懂活着，这一辈子浑浑噩噩的，没意思。我拆穿一些东西，只是检讨它，不是把它否定掉。你不要懵懵懂懂就跟着走，要求取一点智慧，你要找到另外一个角度。

就像比利·林恩，他找到了，觉得朋友就是我的家，我的家看起来已经不行了，没有意义，于是我看到一个新的家。所以，这一天的过程就决定了他的家在哪儿。他的家在外面，不在美国，也不在血统上的家，因为这个家已经破碎了，也不值得大家相信。他的姐姐很爱他，但是姐姐也有自己的私心，也有自己的偏见，也是受伤的人。

很明显，他要解决的是这两个女人的问题。一个姐姐，一个啦啦队的女孩子。这两个女人代表着两个不同面向的美国，但这两个美国都是不可靠的。一个是受伤的真实美国，一个是梦幻的理想美国。他找到一个新的家，是在国外的一个战场，天天出生入死的地方。那是对他的认同。他也不是为了国家，也不是为了世界，也不是为了拯救伊拉克，但就是那个地方，为他自己，他的使命，他的归宿，他的同袍。

这是他的宿命，这个是很玄的东西。

雷晓宇：上午您跟我说，上一次哭是在看成片的结尾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您拍电影也会有这种内伤。

李安：我不太愿意解构什么的，可是我这辈子就做这个东西。我没有答案，可是我手摸到电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以相信。少年派和一只老虎在对视、漂洋过海的时候，那是他的存在，那是他可以相信的东西，他到外面找到答案，每个人都有他认命的东西。

那个东西不在外面，不是听别人告诉他教条是什么样的，不是解答什么问题，是在他心里面，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归宿。我一辈子漂泊，我的归宿是哪里？是家，对不对？但我第一部片子，连父子的关系都不能相信，那最后还是要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当你讲到亲情都不可靠的时候，是很残忍的。讲到一个老人，他觉得被儿子出卖，可是儿子也很伤心。大家都有爱，这个都不是假的，他们的眼泪都不是假的。喜宴的婚礼是假的，可是他们的感情都不是假的。

雷晓宇：我看《色戒》也是这个感觉。戏越来越假，情感越来越真，但这个就太惨了。

李安：你说王佳芝是真的，还是易太太是真的？我们觉得易太太才是真的。一个好女孩去演一个坏女孩，当然那个结局是很悲惨的。但悲惨之后，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升华。我觉得人不是了解了，就破灭了——我个人的生活体验不是这样。

真的很可怕。她最后被枪决的镜头，有一潭黑水。我去勘景的时候，是绿水，那是一个石矿场。结果去拍的时候变得像墨水一样黑，好可怕，这个镜头。

雷晓宇：那这个升华到底是什么？

李安：升华、净化，是我们戏剧一直以来最古老的、永远不变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剧场，我相信戏院，我觉得它永远会存在，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只不过，现在我需要进入另外一个殿堂去看，这是我生命发展一个很自然的轨迹。我只是不晓得，这个东西对别人有什么影响。不是说我决定做这个（指120帧），我有什么不安，或者对成败有什么计较——有，但这是小事了。

雷晓宇：现在讲得出来，这个叫李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做的功课到底是什么吗？

李安：讲不清楚嘛。我可以知道的是，拍电影这个事情，就是你刚刚要问的，对不对？电影一层一层剥，我做到退休，是什么样，是不是就完了呢？电影一直会有人拍下去，一直会有人看，我是这个流程的一部分。有这么多人看我的电影，一定是有一些原因，那我就像那个战士讲的，我做就是了。我感应到，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在想佛教的东西，后来也做过决定：我必须认命，这一辈子在色相里面打滚。

雷晓宇：有试图逃走吗？像比利那样。

李安：有啊，逃不掉，老想它。当然想逃，放着好日子不过，干吗啊。你问我的这个问题，我知道，挖下去会挖到更多的东西。我还是能感应到，我就是要做，我就是要看到，而且我要让别人看到。我希望这是一个善缘，不希望是恶搞的一个结果或者开头。

雷晓宇：我在看很多导演的电影时，会觉得他们其实一辈子永远拍的是一部电影。像阿巴斯，他拍的主题永远就是那一个。但是我们在看李安的时候，除了早期的父亲三部曲，到后面，可能每一部看起来选材都那么不一样，跨度特别大，从中到西，从内到外，都不一样。您现在看自己的创作，觉得会有一根主线、一根链条，把它们的共性全都归纳到里面吗？就是说，这个容器到底是什么？看起来千差万别，但是是有这个容器的。

李安：这个让别人讲吧，我自己怎么讲呢？因为隔几部片子，那个答案就会变。原先拍家庭，后来拍社会，后来又拍打仗，也是跟社会有关系。理性和感性的，变成个人自主性、自由跟社会性、社会约束。

你说《卧虎藏龙》，玉娇龙她怎么飞也飞不出社会的圈子，她从那个悬崖上一个人下来，因为没有办法嘛，她靠那个生活，好像还是那个范畴。再下去又不太一样。到现在又不太一样。我想，总是跟心里面的安全感有关。我想要相信一个东西，但那个东西老在变，我老是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东西。这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一直相信家庭、政府教育告诉我的事情，然后离开台湾，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情。看到了社会，就想，我们离开家园才会长大，这是我的体验。

雷晓宇：一个人永远找不到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这是很大的痛苦和张力。

李安：只要你相信了，它有一天就变了。就像以前讲的，唯一可以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你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因为老是在变。所以回到你刚刚问的问题，你要认命，可是你不追寻又不行，这是人生矛盾的地方。

雷晓宇：您信命吗？

李安：我信。但我不算命，我不想知道。命运很奇怪，你往前看，你看不到。事情发生以后再回头看，好像是命定，好像剧本都已经写好了。可是，当你没有发现你拼命去找的那个答案的时候，你要不停地奋斗。不停地努力出来的宿命，就又不一样。

雷晓宇：那您回头看自己的话，今天作为导演李安，作为父亲李安，作为一个人的李安，还有公众角色的大师的李安，这些角色之间存在裂缝吗？

李安：有啊，我没有做电影的我那么好。有时候我也不愿意讲，我生活的经历没有电影好。我的家人谅解我，但我的心力不够。他们都是很好的人，表面上都很好，可是我心里觉得……

雷晓宇：但是人就是这样。可能李安把他的基因留在电影里面了，而不是通过血缘的方式留在这个世界上。

李安：这个我就不愿意讲了，这个是私人的事情了。也还好，也没有什么，跟家人在一起，我作为父亲、丈夫，可能是心里面有亏欠吧，我给人家一个蛮和善的感觉。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尽的心力不够。

雷晓宇：上午的时候，我看您和李淳在录视频，好像您跟他之间的眼神很少互相注视的。

李安：那个让我们很难受。像我们家这样的，来讨论父子关系，对我们两个都是很难受、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我们私人的关系被拿到网络上去讲，这件事情本身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困难，所以我们是很不自在的。我们又是老实人，又不能去演，但我们又一起拍一个片子，也不好拒绝这些东西。

雷晓宇：有一件事情我特别好奇。《十年一觉电影梦》那么厚一本书，可是都没有讲到这件事情：您的知识结构和精神结构。我想知道对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心理学、哲学、社会学著作有哪些？因为要拍某种质感的电影，导演光会供应视觉奇观，光会讲故事并不够，而是要有很强的认知能力。

李安：我不太会想这些东西。基本的影响都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形成的，后来就都是知识性的东西，不属于精神上的影响。

以前就差不多是那些东西。19、20岁，有一段时间蛮喜欢念哲学，没有人教，就看比较重一点的书，存在主义的那些。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进去的东西，比较躲不掉。对于宗教，我母亲是徒，所以到14岁之前我还做礼拜。像佛教、道教，到30岁左右才去读、去想，我想跟生活体验有关系。

我到二十五六岁以后，渐渐就不看哲学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就是头脑训练，只要建立一个系统，你在这个系统里面怎么讲，它都通了之后，封死一个东西，它就可以了——可人生不是这样。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对哲学失去兴趣，我对艺术比较有兴趣，我比较相信艺术的东西。这种质感的东西，比较有思想，也不是空的。

我觉得不能用几本书去建构一个人，这不太尊重自然性和人性。我觉得应该活着，对于电影的观看，如果它有那么多看头的话，其实应该有活路，不能说死。你不能讲，讲了以后标准答案把人家的思路给封死了，它有了权威性，就不好。

雷晓宇：您觉得一个艺术家、一个电影人的归宿是什么？

李安：讲起来很残忍。

雷晓宇：那一年去法罗岛见伯格曼，您看到了什么？

李安：我有一种圣灵的感觉。因为我一直很崇拜他，看到他，我觉得天气很完美，每个人都有亲切感，我看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了，很干净的感觉。可也有很脏的东西在里面，很纠结的东西在里面。

我时间差不多了，刚刚的问题是什么？

雷晓宇：一个艺术家的归宿是什么？

李安：这个我也很不愿意讲。

雷晓宇：阿西莫夫说，他的归宿就是鼻子戳到键盘上，死掉。

李安：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想的——以前还会想，但再说吧。我们做导演还不是想写就写的，我们还要花这么多资金拍。拍到没人看，拍到没有资金，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也没有想要退休干别的什么。就一直拍，拍到拍不动为止吧。

雷晓宇：安东尼奥尼坐在轮椅上都还在拍。

李安：那得拍得好才行。

雷晓宇：您有自己心目中的“那一部”吗？

李安：没有，它自己会来。

对我来说，他不只是一个导演。他是一个出现在历史长河里的人。河水、阳光、苔藓、衰草、花朵、空气、一年四季、前世今生、悲欢离合……所有这些，都在他身上得到萃取。有幸尝到一口，温厚凛冽，是来自造物的滋养。

2016年11月初，我的星盘老师告诉我，天蝎座要跨时区过生日，这样运势会好，所以我去乌鲁木齐住了几天。11月8日，刚刚回北京，就在柏悦酒店见到了李安。房间号码是四位数，但不是2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