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增印(增强八字印星的方法)

作者：陈征，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于《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

一

我于1928年４月出生在江苏省泰县苏陈区西石羊乡，原名陈锡麟，学名陈厂梅、寒梅，参加革命工作时，改为陈徵，后因文字改革，“徵”字简写为“征”字，故名陈征。我的曾祖父是前清举人，祖父是秀才，父亲是当时名中医，且精通文史。年幼时，我随父读书，稍长，先后在本村石羊小学和泰州时敏中学读书。由于受家学熏陶，耳濡目染，我自幼对文史产生浓厚兴趣，七岁读论、孟、学、庸；八岁读《诗经》《左传》；九、十岁读《离骚》《史记》《古文观止》等儒家经典；对唐诗宋词尤其酷爱，名篇佳作烂熟于胸。进中学后不久，因日寇入侵，学校停办，我辍学在家，其间还做了一年小学教员。

1946年，我考入无锡国专（后改无锡中国文学院）学习文史。学习期间，我与进步同学一起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包括《中国革命与中国》《论持久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资本论》等。1949年5月毕业后，我参加革命，在苏南公学（当时的革命大学）工作。该校主要任务是，对将输送到苏南解放区的干部进行培训。当时政府接管了一批大企业，需要一批经济管理干部，为此，苏南公学特设企业财务管理系，以培养经济管理人才，并规定该系不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只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由于师资缺乏，组织要求我边学边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我虽然没有学过，但领导决定、重任在肩，我就满腔热情而十分大胆地承担了这个光荣任务，力争做好。当时没有统一规定的教材，只选了狄超白著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参考书只有薛暮桥的《大众经济学》，这些教材和参考书的内容都是从《资本论》中来的，因此，要备好课、讲好课，就要下决心读懂《资本论》。一遍又一遍的反复阅读、钻研、思考，从不懂到基本上懂，从摸不清楚头脑到能通俗地介绍其基本内容，并说明其来龙去脉，不知反复多少遍，我才摸进了《资本论》的“大门”。在我和学员共同努力下，学习班成绩优异，得到了同学们和领导的广泛好评。1952年，近二万人的苏南公学开展模范工作者运动，我被评为全校五个“模范工作者”之一，学生们还专门开了课代表会讨论我的教学特点，并写了《我们的陈征老师》一文，在苏南公学铅字版《学习周报》（1952年12月27日第4版）上刊载。这时，我既惭愧，又感到这是极大的鞭策，这就为我终身从事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50年3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1952年底，领导把我调到上海中央第三中级党校（即华东局党校）理论研究班学习两年。在学习期间，有名师的讲授指点和同学们的相互切磋，还获得了广泛阅读有关书籍和资料以及独立思考、认真钻研的机会，我对《资本论》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并逐步坚定了深入研究的决心与信心。学习结束后，我便留校工作。

1955年，中组部调我到福建省委党校工作，负责主讲核心课程——《资本论》，继续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其间，我根据学员听课情况和讨论时提出的问题，反复研究，及时整理讲稿。这项工作既要通俗、准确地讲清楚有关原理，又要通过讨论帮助他们弄懂疑难问题，还要把这些资料不断充实到下一次的讲稿中去。这样多次反复，教学相长，经过七八稿修改，讲稿内容逐步充实、完善。这时，省委宣传部开办了一个《资本论》业余学习班，由省直机关的部、处、科长们参加，晚上授课，每周一次，要我主讲其中三分之二的课程。学员因经常公务外出，要求我发讲稿。我同意了，省委宣传部将讲稿铅字排印，除了发给学员，还发给各县的讲师团做参考。他们反映：不听讲课，看讲稿也基本上可以看懂《资本论》了。这些讲稿，就是后来我出版《〈资本论〉解说》一书的雏形。至此，我经历了对《资本论》的学习、研究、备课、讲授、写出讲稿和教材，直到基本胜任教师工作的初期阶段。

1958年前后，由于反“右派”后又接着“反右倾”运动，理论班暂停，《资本论》课程也停止了。之后，我被派往农村搞“四清”，上午劳动，晚上开会，下午休息时间恰好用来学习。我把带下乡的《资本论》和有关资料，晚上当枕头，下午拿来读；同时了解了当时我国农村的情况，较深入地研究了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不久，“”爆发，初期，我由于生肝病住院，治疗数月，没有受到运动的迫害。但听说福州东街口有我的大字报，说王亚南是翻译《资本论》的学术权威，我是福建的“小王亚南”，是修正主义的接班人。我听后欣然一笑，想不到竟有如此“美誉”，反而更加坚定了我对王亚南的景仰和研究《资本论》的信心。

1972年，政教系成为福建师范大学首批复办的四个系之一。这时，组织安排我至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任教，继续担任《资本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1978年，我被任命为政教系主任，在教研工作中，我将研究成果运用于教学，并通过教学进一步推动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对《资本论》进行了新探索，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1979年，我组建了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并被选为会长。由此，全国高师系统对《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热情高涨，学术气氛相当活跃，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从而有力地推动了1981年全国《资本论》研究会的成立，我很荣幸被选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

1983年，我被评为经济学教授，同年11月，由于学术研究和党政工作得到上级机关的肯定和认可，我由系主任被破格提拔为福建师范大学校长、校党委委员。担任校长期间，我提出了“加强基础、注意应用、发扬优势、办出特色”的办校方针，并制定教学改革方案；加强学校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高校的合作、交流，提出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和“重教、勤学、求实、创新”八字校风，鼓励广大教师、学生科研创新并配备相应的奖励机制；重视学科建设，提拔了一批年轻有为的教师，使得各学科的教师“更新换代”，学科建设呈梯度发展。

1988年８月，卸任福建师范大学校长一职之后，我在原有学术积淀的基础上，继续学习、研究、运用和发展《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理论、现代科学劳动思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等领域取得了一些创新性理论成果，为《资本论》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创新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二

我毕生致力于学习、研究、讲授、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至运用、创新和发展。我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大都围绕着《资本论》转，可算是同《资本论》结了一辈子不解之缘。我在每一阶段研究《资本论》都取得了一些新发展和新突破，先后出版专著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第一，《〈资本论〉解说》和《〈资本论〉研究丛书》的出版，有力推动了《资本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的英明指引下，人们把视线转移到《资本论》这本书上来。《资本论》博大精深，读懂较难。而当时解说性和辅助性的读物十分有限，唯独出版了王思华解说《资本论》第一卷的相关内容，以及王亚南每期刊发在《中国经济问题》上有关《资本论》第一卷的讲座。这就迫切需要通俗而具体解说《资本论》三卷的读本。有人曾看过我给省直机关讲课的讲稿，感到通俗易懂，对学习《资本论》很有帮助，建议修订出版。应客观实际要求和出版社的热情约稿，我迅速将《资本论》讲稿进一步整理、修改，命名为《〈资本论〉解说》，起初分五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出版第一册，解说《资本论》第一卷的前半部，第二年出版第二册，解说《资本论》第一卷的后半部，1980年出版第三册，解说《资本论》第二卷，1981年和1982年分别解说第三卷，最终于1982年全部出齐对三卷《资本论》的解说。后因与《资本论》全三卷对应，将五册合并为三册。

《〈资本论〉解说》的出版，立即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我由于自幼攻读文史，中文基础较好，写出的文字简明扼要、准确清晰、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由于反复多次讲授《资本论》，通过解答学生提问，把难点、难句等摸得深透，并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插入有关讲稿，经过若干次反复，虽不算是千锤百炼，至少也是十余遍深入往返研究、整理补充，对初读者确实很有帮助。因此，《〈资本论〉解说》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当时，在中央号召全国一致学习和运用《资本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下，人们普遍反映《资本论》看不懂。有次，我遇到时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黄明同志，他说：这次我在北京开会，人们都说《资本论》看不懂，（中宣部）部长说，只要一字一句一段对照《〈资本论〉解说》就能看懂了。不久，《〈资本论〉解说》一印再印，由初版三千余册增印到十四万余册。不少人通过《〈资本论〉解说》看《资本论》，收到了很好效果。有的大学生通过《〈资本论〉解说》学习《资本论》，考上硕士、博士研究生，后来发展成为著名学者。有人说，《〈资本论〉解说》培养了“一代经济学人”，成为当前许多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走向成功之路的奠基石，在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1984年8月17日，《光明日报》“优秀知识分子光荣榜”指出：“陈征教授的《〈资本论〉解说》是我国对《资本论》系统解说的第一部著作，特别是第四、五册（解说第三卷）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资本论〉解说》作为教材被全国各地学校广泛使用，先后被评为国家级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福建省“六五”重点科研项目优秀专著奖、“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奖等国家级省部级大奖。

《〈资本论〉解说》的出版，对《资本论》只能算是“读懂”。要在读懂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读通”的目的，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要“读通”《资本论》，就要弄清楚《资本论》中研究的若干理论的来龙去脉，如商品理论、货币理论、工资理论、再生产理论等。以商品理论为例，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如何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问题，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怎样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新创造、新发展；马克思以后百余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上述问题有哪些研究争论和新贡献，当前还有哪些重要的、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等等。一个个专题分别进行，采用历史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研究，这就是从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纵向研究，目的是了解过去并指导当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由于工作量大，我带领几位研究生共同编写了《〈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和发展》一书（1998年出版），冀图达到在弄懂的基础上进一步弄通的目的。这是我国理论界用历史发展过程的方法研究《资本论》有关理论专题的第一部著作，虽然还有不少缺点，但确实具有创新意义。

为了达到读懂读通的目的，我主编了两套丛书：一是《资本论》研究丛书；二是《资本论》研究资料丛书。

在《资本论》研究丛书中，《〈资本论〉解说》和《〈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和发展》，一横一纵，在掌握《资本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弄清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及时提出当前需要研究的新课题。《对〈资本论〉若干理论问题争论的看法》（上、下册，1983年、1990年出版），针对当时存在的争论，编选了我们研究《资本论》的有关专题论文，着重提出了我们自己的观点。编写出版的《评价国外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一书（陈征、严正、林述舜编写，1986年2月出版），收集介绍了国外如英、美、德、日等国学术界对《资本论》的研究状况、人物、学派，主要著作和观点以及学术动态等，并提出我们的“评价”意见，作为了解国外对《资本论》研究的参考。此书当时在国内是第一部，国内一时也很难找到类似材料。因此，该书出版后，在研究生教学中受到普遍欢迎。当时，我们还拟编写《〈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两书，着重用理论分析当前的现实经济问题，前者已出版（《〈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陈征著，2005年9月出版），后者因特殊原因，虽已邀请了作者，但至今未能出书。此两书主要解决《资本论》在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应用问题。同时，还编写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李建平著，1986年出版）。该书将《资本论》提升到哲学和方高度来研究，当时在国内这类书只出三部，需要既懂《资本论》又有哲学专业背景的人负责撰写。《资本论》研究丛书的出版，对《资本论》的来龙去脉、上下左右、国内国外，都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最新观点和资料，十分有益于弄通《资本论》。

为了帮助研究者了解我国过去关于《资本论》研究的情况，节约读者查找资料参考的时间，我们在大量收集、研究取舍的基础上，将当时我国已发表的有关文章编选为《〈资本论〉研究资料丛书》（共五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另一套研究资料丛书。该丛书包括《〈资本论〉研究的目的、对象与方法》《‘资本论’创作史研究》《〈资本论〉一、二、三卷研究》等五册，选录了我国学术界已发表的有关《资本论》研究的论文，其中有老一辈名家如郭大力、王亚南以及当代名家如苏星、卫兴华等写的有关《资本论》的研究文章，也有当代学坛新秀有见解、有价值的文章。一书在手即可通览过去和当代，为研究《资本论》的同志提供了方便，不仅节约了时间，也提供了有些花时间也难以找到的文章和资料。

上述两套丛书（都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既为学习和研究的人弄通《资本论》提供了方便，又开阔了《资本论》研究者的视野，还能进一步推动他们对《资本论》作更深入的研究。这两套丛书的编写与遍选，都是由我并带领我当时的研究生严正、林述舜、郭铁民以及李建建、蔡秀玲等同志进行的，只是个别书请有关专业人员写作。

在全国学习《资本论》高潮的指引下，当时的国家教委为了加强《资本论》教学，委托我校举办了两期《资本论》教师进修班，参加者共20余人，从1981年起每期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研读《资本论》并备课。进修班培养了一批《资本论》教学骨干，他们在此后的工作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力地促进了《资本论》的普及与教研水平的提高。为了教学工作方便起见，我还组织编写了《简明〈资本论〉词典》（1991年1月出版），我任主编，并请顾士明、林健、严正、郭铁民、李建建、陈明森等任副主编。此书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便于携带、方便教学，至今仍是国内唯一的简明本，颇受读者欢迎。为了使《资本论》传播更广泛、深入人心，我们还通过高师《资本论》研究会组织编写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教材》，我任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教材中的资本主义经济部分拿出四章，浓缩了《资本论》全三卷的基本原理，由我和副会长顾士明分别编写。读完这四章，就可掌握《资本论》全三卷的主要内容。此教材已历五版，问世近三十年，目前仍在使用，受到教师和同学们的普遍欢迎，这对于读懂、读通、运用《资本论》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第二，坚持运用《资本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创性提出《资本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指导意义。

《资本论》不仅是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鸿篇经典，同时还是详尽研究商品经济关系的精深论著。过去，人们往往把《资本论》中关于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局限于诸如商品、价值、货币、价格、劳动的私人性和社会分工等。这把《资本论》绝大部分的研究推斥于商品经济一般性研究之外，过于狭窄。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从未使用过市场经济的概念，因而谈不上是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不适用，这实质上是《资本论》过时论的具体说法。

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阶段。马克思处于19世纪中期，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实际出发，分析研究当时以市场为主体的商品经济，研究其经济范畴、客观规律等的运动和发展。现在看来，其中所研究的一些范畴和规律，除去其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时期的特征外，对垄断时期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也是适用的。君不见，《资本论》研究的范畴，如商品、货币、价值、价格、工资、利润、资本的循环周转和再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济分析，以及有关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再生产规律等，不仅适用于当今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当然，社会主义经济有许多新情况、新特点，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我大胆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观点：《资本论》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其中有关市场经济的原理，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大家想想看，如果我国社会不按价值规律实行商品交换，直接进行产品调配，那将是怎样的结果！实践证明，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行不通的。当时，是精通马克思主义、有远见的领导者，提出要从《资本论》的原理出发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也越来越证明，《资本论》中的一些范畴、规律和基本原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工作实践，完全证明了英明的预见性和正确性，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至今对我国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是对所谓“《资本论》过时论”这类谬论很好的批驳。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的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政策，商品经济还未充分发展。要真正搞好改革开放，充分发展商品经济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时我写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等数篇文章并陆续发表，强调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如《〈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1987）、《再论〈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1991）、《三论〈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1991）、《〈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4）等系列论文，尤其是《〈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兼论〈资本论〉过时论》一文，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等观点，文中未提计划经济，以突出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性。该文在《福建论坛》1987年第3期上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很大反响。《新华文摘》于同年第4期全文转载。美国《国际社会经济杂志》（IJSE）把该文译成英文，转载于1991年第9、10期合刊。

第三，对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系统研究。

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分析，建立了价值“转形”理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的各种不同形式和剩余价值的各种表现形式，研究了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利润，利润如何转化为平均利润，平均利润如何表现为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乃至进一步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以及超额利润如何转化为地租等。马克思的价值转形理论是《资本论》第三卷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关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价值转形问题，是马克思以前及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都无法解释的难题。

《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从各个不同角度来攻击马克思的转形理论，他们制造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同生产价格的矛盾，即《资本论》第一卷同第三卷的“矛盾”，声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放弃了劳动价值论等，妄图通过否定劳动价值论来推翻剩余价值理论，进而否定马克思的整个经济学说。我认为，围绕着“转形”问题的论争，实质上是一场捍卫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斗争。我当时就明确指出：为捍卫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围绕“转形”问题的论争，必须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转化理论，准确而不是错误、全面而不是片面、完整而不是零碎地对马克思的转化理论进行系统的理解；另一方面，针对论争者所提出的各种不同观点和论据，分别进行驳斥。为此，我于20世纪80年代撰写了第三卷的转化理论系列论文，即《从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利润到平均利润、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平均利润发展到商业利润、生产价格进一步转化为商业价格》《平均利润转化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五篇文章，对马克思的转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说明了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利润，利润如何转化为平均利润，平均利润如何表现为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并进一步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以及超额利润如何转化为地租五个方面的内容，并分析了五个层次转化的具体过程、关键地位、前提条件和中间环节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辩证法，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运动、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建立了他的转形理论。因此，我认为，只有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在研究转形理论所运用的方法，才能真正说明马克思转形理论的科学内涵和实质。在研究中，我指出，《资本论》所揭示的转化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不同性质的转化”，即由一种旧质的概念转化为一种新质的概念，如作为交换媒介的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转化为当作剥削剩余价值手段的资本；另一种是同一性质的转化，这只是由内容到形式的转化，或由这一形式到另一形式的转化，如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不管是利润，还是平均利润，实质上仍然是剩余价值。就如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所以，我在分析马克思转化理论五个层次的不同转化时，从本质转化为不同现象形式，由这一形式转化为另一形式出发，说明了马克思如何对资本的各种形式和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给予由本质到现象的科学分析与说明。

关于转形理论的一系列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为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各种谬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维护《资本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以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转形理论，发挥了重要理论指导作用。

第四，创建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理论。

地租理论是《资本论》中最难懂的理论之一，但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又十分重要。20世纪中期，国外有一种思潮，说什么“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过时了”，理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由于农业有机构成低于工业有机构成，产生了绝对地租。现在，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很快，农业有机构成不比工业低，因此，“绝对地租理论过时了”。甚至有人因此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一时风云变幻，乌云漫天，有些人信以为真。当时，我及时撰文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说，如果农业经济发展了，农业中有机构成等于工业，上述绝对地租不再产生，但绝对地租还是存在的，它来源于垄断价格。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大量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农业地租，对城市地租较少涉及。但工业和农业是两大经济部门，只研究农业地租而不研究城市地租是远远不够的。随着我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城市工商业不断向前发展，必须建立城市土地市场，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大力引进外资，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是工业还是商业，都离不开土地这一生产要素，这就出现了城市土地市场、城市土地租赁和土地价格等经济现象。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是确定土地价格的基本理论依据。为了发展城市土地市场，就要研究城市土地价格和城市地租。对这一重要问题，我国当时经济学界很少有人涉及。因此，我知难而上，努力探索，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突破，实现理论创新。

这一研究的起点和出发点是要找出城市地租和农业地租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这两者都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都有一定的表现形式和运动规律及具体特点，但是城市地租和农业地租相比较，也有重大不同之处。例如，农业主要是生产谷物，农业地租主要表现在农产品的价值之中。在城市，不同行业对土地的利用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地租来源渠道，这就成为城市地租的特殊性之一。又如，农业地租主要依赖土地自然肥力，但城市地租则主要依赖土地资本的投入，作为城市功能的土地而起作用，是由于人们对土地进行改造，是社会条件形成的结果，位置在这里具有决定性作用。此外，城市地租与农业地租的来源，以及城市土地和农业土地的作用都有所区别，在明确区分它们之间不同点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依据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特点，对城市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垄断地租进行具体分析。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绝对地租是农产品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是由农业有机构成低于工业平均有机构成产生的。马克思还指出，一旦农业有机构成与社会平均有机构成相等，上述意义上的绝对地租就会消失，但绝对地租依然存在，它来自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价值和生产价格的余额”，即来自农产品的垄断价格。上述两种情况的农业绝对地租都不符合城市的实际情况。我认为，研究城市绝对地租的来源必须从城市地租特点的实际出发。城市用地存在多种形式，在使用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绝对地租的来源也不同。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大都源于社会总剩余产品价值的一部分。这是从质的方面来看的。从量的方面看，在农业中的绝对地租量，是由劣等地支付的绝对地租量来确定的。城市绝对地租量也要由城市劣等地确定，即指离城市中心较远、交通条件较差、处于城市边缘的城乡接壤地带。城市绝对地租量是由边缘地区的地租量决定的，这是计算城市绝对地租的起点和基础。由于不同行业对所用土地的优劣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城市劣等地具有相对性。城市绝对地租量可以确定为郊区农村土地所支付的农业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量的总和。其下限是：不能小于郊区同等面积土地上支付的农业地租量；其上限是：不能大于使用该企业的全部超额利润。在上限与下限之间，存在一定弹性，由供求规律来决定，这就是城市绝对地租量的运动规律。而且随着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日益增多，城市绝对地租量有逐步上升趋势。

在农业级差地租中，土地的自然肥力、地理位置和追加投资形成不同的生产率，是产生级差地租的物质条件。在城市，位置在级差地租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城市级差地租Ⅰ中，城市土地位置的相对差别，仍然是产生不同经济效益的自然基础。由土地位置引起运输费用和资金流动速度快慢等，对城市级差地租Ⅰ有决定性影响。在城市级差地租Ⅱ中，在城市一定面积土地上追加投资，通过高层建筑扩大容积率，就可取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在一定条件下就转化为级差地租Ⅱ。从宏观上看，土地资本的投入，可改变原有土地等级产生新的级差，对城市级差地租Ⅱ的形成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使城市土地产生各种不同的新用途。城市级差地租量的运动规律是研究城市级差地租的重要内容之一。城市级差地租量的最低限应高于城市绝对地租的量，其最高限应低于使用最优城市土地的最好企业实际所获得的表现为超额利润那一部分的级差收益量。在这种上限和下限之间，级差地租随供求状况的变化而变动。

有没有社会主义城市垄断地租，我国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必须根据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从我国城市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回答这一问题。农业垄断地租是由在特殊自然条件下生产的稀有产品形成垄断价格所产生的超额利润转化而来的垄断地租。在城市中同样存在产生农业垄断地租的经营条件，如在城市特别好的地段上经营商业，商品的销售额高，商品流转快，资本周转速度也很快，因而可以取得特别高超额利润，形成垄断价格，就可转化为城市垄断地租。而且在城市特殊位置的土地建造房屋，房屋与土地密不可分，地价往往与房价结合在一起，地租又与房租结合在一起，垄断地租往往包含在高额房租中。由此可见，城市垄断地租，既可能因对房屋的垄断而产生，也可能因经营企业取得特高超额利润而产生。城市垄断地租的量，“应该等于在城市黄金地段上单位用地平均承担的商业利润与非黄金地段上单位用地平均承担的商业利润之间的差额”。它是以使用该地而取得特高超额利润为前提，根据土地使用者的实际需要和实际支付能力决定的。

总之，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由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产生绝对地租，由土地经营权的垄断带来级差地租，由对城市特殊位置的地段的垄断带来城市垄断地租，前二者是地租的正常形式，后者是地租的特殊形式。

在研究城市地租理论的基础上，我又就地价、地产、房地产市场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房地产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房产市场和地产市场。地产市场经营的商品主要是土地。在地产市场进行交换的土地必须具有价格，即土地价格，包括土地资源价格和土地资本价格。这两方面的价格是由地产作为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的综合体所决定的，又源于土地作为自然物质与凝结了人类社会劳动这两方面属性。同时，我总结了当前城市地产市场的主要特点。揭示这些特点，有利于促进城市地产市场的完善、巩固和发展。

运用马克思地租理论对社会主义城市地租进行创造性研究，在国内并不多见，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我撰写的《社会主义城市绝对地租》和《社会主义城市级差地租》二文，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和1995年第1期上发表，接着，《论社会主义城市垄断地租》（《经济学家》1995年第3期）、《论城市地租的特性》（《当代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等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于1995年第5期发表了郭铁民、刘春雷、赵振华撰写的专文《陈征经济学思想述评》，指出有关城市地租理论的系列文章，在运用《资本论》地租原理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地租方面，填补了学术空白，是对《资本论》地租理论创造性的新发展。之后，《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研究》一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这是我国研究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第一部著作，也是至今该专题唯一的一部著作。该书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理论，为城市土地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完善市场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该书于1998年先后获福建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第五，创建现代科学劳动理论。

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的理论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19世纪中期，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创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当时，科学技术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所以马克思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般科学劳动”对生产有重要作用的著名论断。但当时还处于以蒸汽机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也处于早期阶段。20世纪中期兴起现代科技革命，量子论、相对论以及系统的分子结构理论相继问世，原子能、航天科技、电子计算机等相继诞生。特别是1970年代兴起至今方兴未艾的当代新科技革命，大大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崭新的科技时代与19世纪中期马克思创建科学劳动价值论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劳动价值论必须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向前发展。

劳动价值论着重说明商品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劳动出现了新特点，这就是：商品价值创造以体力劳动为主逐步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科学劳动对生产和经济生活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精神劳动生产的产品得到发展和广泛使用；管理劳动和服务劳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等等。因此，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的范围必须进一步扩大，科学劳动或一般科学劳动必然进一步发展为现代科学劳动。

“科学劳动”一词马克思早就提出。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他又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这就是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商品价值的创造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即来自“一般科学劳动”，而来自直接劳动的部分降低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在一般科学技术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马克思就预见到一般科学劳动在生产中大大超过一般劳动所产生的巨大威力，比一般劳动不知高多少倍，这是十分难得的。

什么是一般科学劳动，马克思没有做过简明的概念表述。我认为，一般科学劳动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所进行的高级脑力劳动，反映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虽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尚未充分达到相当高级阶段的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的扩大和深化，对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为此，我大胆提出“现代科学劳动”这一新范畴，指出现代科学劳动是掌握了现代有关最新科学、多学科的前沿理论和最先进技术的科学劳动者进行的科学劳动，是高级或超高级的脑力劳动，是高级或超高级的复杂劳动。现代各国生产力水平都直接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和创新能力的大小，而科技能力和创新水平又直接取决于科学劳动者的现代科学劳动的劳动质量和水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使第一生产力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依赖现代科学劳动。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实力的竞争，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主要是科学劳动者所进行的现代科学劳动之间的竞争。因此，在一般科学劳动的基础上，我进一步提出现代科学劳动这一新范畴，说明它是对一般科学劳动的最新发展。

现代科学劳动是通过人表现出来的，进行现代科学劳动的人可称其为现代科学劳动者，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劳动力。现代科学劳动力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一般劳动力的价值包含三个因素，即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养活劳动者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的费用。现代科学劳动力的价值也必须具备上述三个要素。但为了掌握现代科技知识，进行高精尖科技实践，就必须接受更高层次科技教育和培训，特别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更新、更精深的工作，这需要支出更大量的科研经费、实验经费等。这些都是知识的价值凝结，构成现代科学劳动力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现代科学劳动力的价值应大大高于一般劳动力的价值。但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创造往往需要群体的共同研究，经过长期共同劳动、反复探索，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这种长期共同探索的集体劳动的结晶所形成的价值量是相当多的，因而现代科学劳动力的价值不知要比一般劳动力价值高多少倍，付给现代科技劳动者较高报酬是完全合理的。现代科学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现代科学劳动，现代科学劳动则是人们借助科技驾驭、改造和利用自然力，将自然物质改变为人类有用物，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在这里，虽然有体力劳动的支出，但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科技的发展，脑力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逐渐起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现代科学劳动，既可转移大量的旧价值，还可创造大量的新价值。在新价值创造过程中，可以无偿地利用自然力。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他又说，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气、电力等等那样，提供无偿的服务”。正由于现代科学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无偿地利用巨大的自然力等一切自然资源，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不仅生产出大量的使用价值，而且使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大大降低，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

现代科学劳动所反映的是劳动领域里的实质性内容，只要是掌握了现代最新科学技术的劳动都可称之为现代科学劳动，它是一个本质范畴，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劳动形式之中。例如：掌握了现代科技的经营管理工作者的劳动是现代管理劳动，掌握了现代科技的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是现代科技劳动，等等。总之，现代科学劳动反映着当代劳动的实质，而各种具体部门的劳动则是现代科学劳动这一实质性内容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现代科学劳动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现代科学劳动反映着生产最新发展趋势，体现着新的时代精神。总之，大至国家民族，小至一个企业生产单位，兴衰成败都与现代科学劳动者的劳动密切相关。党的报告指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党的报告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这些精神和指示，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要重视掌握现代科技人才所进行的现代科学劳动。

关于现代科学劳动的一系列研究，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一致肯定和重视。我写的《现代科学劳动探索》一文在《经济学家》2004年第2期发表后，又被译成英文，刊载于《经济学家》2005年第1期。《重视现代科学劳动的作用》一文在《人民日报》2001年11月27日发表后，又被收入中宣部编的《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一书中（学习出版社2001年版），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后来，我从有关这方面前后发表的40余篇文章中，选了26篇编为《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运用与发展》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5年2月出版。当我写的《论现代科学劳动》一文提交中国《资本论》研究会讨论时，时任教育部社科中心主任田心铭认为这一观点和理论很有价值，他主张用“教育部理论研究中心”的组织名义发表，我作为执笔人，以引起社会的重视。此文按上述意见刊登于《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11期，并已收入《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运用与发展》一书。在该书所收的26篇文章中，《当代劳动新特点》等5篇系列论文与《现代科学劳动探索》等5篇系列论文，在2003年11月和2005年11月分别获福建省社科第五届、第六届优秀论文一等奖。

第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的探索。

运用《资本论》基本原理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我国理论界面临的重大任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就积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展开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早期，我与林健合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1988），是我国出版的最早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专著，书中系统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根本任务、主要矛盾、基本特征等一系列问题，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有一定理论意义。此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研究》（2000年7月版）和《〈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2005年9月版）书中，我深入研究了党的十五大精神，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科技进步、对外开放、国有企业改革等重大理论问题，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的理论体系；此外，围绕学术界的争论，针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和创造性的论述。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合作撰写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研究》一书的“代序言”，即《十五大报告对经济理论的运用与发展》一文发表后，于1999年10月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名列全国榜首，影响甚大。

2002年，党的报告提出走新型工业化路子，为工业现代化指明了新的方向。此时，我密切关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就新型工业化问题撰写并发表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003）、《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2014）等文章，对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是要正确处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二是要充分运用最新科学技术和依靠科技进步以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既要形成新的产业格局，又要正确处理工业化中的几个关系。2014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之际，我对这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予以高度关注，在组织编写的第五版《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我负责撰写了“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容，坚持以党的报告为指导，提出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关键是发展的科学化和改革的深化”，“实际上是沿着以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方向前进”。这说明了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质是要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新的科技革命将纳入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视野。

三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道路的行动指南，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理论巨著，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标志。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者和工作者，我毕生致力于《资本论》的学习、研究、传播、运用和发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也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有可能走入歧途。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者和工作者不仅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且要敢于同诬蔑和攻击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进行斗争。对于当时出现的以“商品价值论”“知识价值论”等错误理论取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主张马克思地租理论不适合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否定和攻击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宣扬《资本论》过时论等错误观点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和反驳，始终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为己任。

我的座右铭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察中外之理，成一家之言”。可以说，这个座右铭表达了我的治学理念。其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出自司马迁的《史记》。我认为，“究天人之际”，是研究天和人的关系，天是自然科学，人是社会科学，做学问，既要研究自然科学，也要研究社会科学；“通古今之变”，既要研究古代的历史情况，更要懂得现代的具体形势；此外，研究学问要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资本论》研究的是国外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只懂得历史、只懂得古今，不了解国外的情况是不行的，所以我加了一句“察中外之理”，即要在考察中国和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资本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总而言之，做研究做学问，必须要懂得天与人的关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古代与现代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样才能“成一家之言”。

我的一生与《资本论》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资本论〉解说》后记和再版时所写的“金缕曲”中曾曰：“学海书山勤撷取”“但愿得环球春早”，“老来犹作鸡鸣舞，小石虽顽可补天”。以诗言志，表达了我从事教学、科研的最终目的：希望早日在全世界实现主义。

新时期，我对《资本论》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受到了当代社会重视，这充分说明，《资本论》不会过时，它的巨大光芒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党的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应用和发展，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资本论》没有过时。我们要始终围绕在周围，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的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放光彩。